一、 培根的科学发现的问题群

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认为，所有知识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他甚至给即将成为社会学的知识也留了一个位置。他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中谈到了一种社会科学的凭证，一种设想的对它们的几种类型的划分，一种指导人们应把哪些问题考虑进去的规则（若没有这种规则，有些问题就可能会被社会科学家忽视），以及最后，一种初级的虽不完善但仍有启发意义的对数种假说的系统阐述，本文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要讨论这些假说。

在培根看来，真正的学者是朴实无华的，他在《新工具》中记述了可算作是人文科学凭证的东西：

还有一点，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疑问。有人会问，我是说只有自然哲学应当用此方法进行呢，还是说其他各种科学以及逻辑、伦理学、政治学等亦都应用此方法进行呢？我的意思当然是指，上述是就所有这些而言的。正如那种受三段论支配的普通逻辑不仅涉及自然科学而且涉及一切科学，同样，我这种依归纳法来进行的逻辑也是通贯一切的。因为我不仅为冷、热、光、植物以及类似的问题编纂了历史和发现表，关于愤怒、恐惧、羞耻等等，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情，关于精神活动如记忆、分合［福勒（Fowler）指出，这可能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肯定和否定”］、判断和其他等等，我亦同样编纂了历史和发现表。 ^[2]

培根不仅准备把人文科学纳入他的计划，而且他非常仔细地对它们进行了区分。尽管如果在今天，他大概也会探索心理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但他把他所说的“关于人的哲学或人文学研究”描述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考虑单独的人或作为个体的人；另一部分考虑作为集体的人和人的社会”。 ^[3]

在那个天才辈出的世纪，在没有什么人注意到社会科学微光初露之时，在社会科学有零星的进展之前，培根为使社会科学获得合法地位已经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没有经济学家，培根也能在1615年创造“贸易平衡”这个术语（即使还不能算是一个概念）， ^[4] 就在这同一年，安托尼·德·蒙克莱田（Antoyne de Montchrétien）［在其《论政治经济学》（Traicté de l’Economie Politique）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心理学家，培根也能在那个世纪的中叶先意识到霍布斯、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等人反思人类情感的努力，并注意到有关知觉、感觉、想象等等问题。培根并不非常推崇数学，但他却认识到了量化的价值，他的著述，也许比威廉·配第爵士、格雷戈里·金以及非凡的伦敦杂货商约翰·格朗特能够创立一门新的政治算术，早了好几十年，而这些人的工作开了认真研究人口统计学、都市社会学和流行病学的先河。

当然，培根并没有把所有这些都预见到。在他那个时代，能够让他描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他只能按照伽利略描述数学的方式，把社会科学描述为“崭新的讨论古老课题的科学”。当然，他所说的研究的哲学允许进行这样的构想。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确定一个特定的日期，认为这就是关于社会科学诞生日期的权威记载。毕竟，培根曾带着赞许的口吻提到，起源于他那个时代以前的社会科学使他想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例如，“我们十分感激马基雅维利以及其他人描写了人之所为，而非他们应当做什么”，后来他又加上了华贵的和无可比拟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散文，从这个巅峰时期以后，我们一直在衰落，“因为如果人们对蛇的所有情况没有确切的了解，不知道它以腹而行，不知道它的卑鄙、善辩、狡诈、妒忌、刻薄以及其他所有邪恶的形式和本性，就不可能把蛇的智慧与鸽子的纯洁联结起来；因为没有这种知识，人的品德就处于没有防范的状态。” ^[5] 因此，在下文中，尽管不提鸽子之善和蛇之恶，我也将努力恪守培根的训诫以及在他之前的马基雅维利的训诫，考察“［科学］人之所为，而非他们应当做什么”。

培根使社会科学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把它们分成了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学科，并且指导我们去考察现实以避免把它误解为是理想，他就探讨的范围给我们提出了忠告，力劝我们放弃“孩子式的挑剔”，这样会使我们只去观察自然和社会中那些我们觉得美好的、有趣的或引人入胜的事物。你们会回想起这样一个忠告，它注定要在自他以来的数个世纪里引起众多伟大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克劳德·贝尔纳或巴斯德）的反响，或者得到他们独立的再证实：

再说那些所谓卑贱的或甚至污秽的事物，即那些［如普林尼（Pliny）所说］须先道歉然后才能说出口的事物，像那些最华美最有价值的事物一样，也必须纳入自然史之中。而自然史也并不会因此而被玷污，犹如太阳既照宫殿也照阴沟，而并未染到污垢。至于我自己，我并不是要建立一座万神殿或金字塔以资人矜夸，而是要在人类理解中按照客观世界的模型来给神圣的庙宇奠定一个基础。因此，我就依照那个模型。凡是值得存在的东西就值得人们认识，因为知识就是存在的表象；而卑贱的事物和华贵的事物同样存在。并且，正如某些腐烂的质体——例如麝鹿和香猫——有时会产生最醇美的香味，同样，从卑贱可鄙的事例中有时也会发出最美的光亮使人得到最好的知识。关于这点，说到这里已足够了，已太多了；因为这种过分挑剔本不过是妇孺之见。 ^[6]

把某些发现归功于某些科学家是很恰当的，但也可以说科学发现的出现并不依赖这些特殊的科学家无可置疑的才华，当我们考虑这种说法的意义时，当我们现在在这里考虑（我在其他论述中考虑过的）经常出现的关于发现的优先权之争（它们是科学史的特征）的社会学意义时，当我考察这些以及相关的问题时，我绝不会轻视那些对科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决定性作用的天才科学家，我只想使他们独特而复杂的作用与那种发展相适应。也许，培根的训诫将有助于我们从这些问题中发现对科学家的工作来说似乎是偶然的“绝妙的启发和资料”。

弗朗西斯·培根力劝我们探讨和揭示他这位被人们纪念的人之论述的力量，而不仅仅是重复他所说过的话，从而使我们在例如现在这样的纪念场合有了一种适当的态度；他为我们提供了人文科学一般的凭证，并对主要关注“单独的人”的初期心理科学与主要关注“集体的人”的初期社会科学进行了区分，尽管这种划分最终是暂时性的，但却很有用；他还力劝我们考察人之所为，而不仅仅是他们应当做什么；他告诫我们不要冒险把看上去平淡的和微不足道的东西从研究范围中排除出去；培根所做的这一切尽管尚不充分，但在做了这些之后，他提供的一部综合性的原著使我在这里的工作变得既轻松又愉快，因为它所讨论的特定主题也正是我所希望考察的，这就是：有关科学中单一发现和多重发现的系统研究对我们理解科学如何发展的意义。

在自培根时代以来发展的那些思想的启发下，我们可以把他的那些不连续但很有启发意义的见解拼凑在一起，这些就是一个关于发现和发明的社会过程的理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我之所以说“拼凑起来”，是因为在培根的任何著作中都不会发现，这些基本的部分简洁而有条理地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在有些部分，我的重构有意没有按照年代顺序来编排。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编排像完整地阅读培根的著作一样，可以理解他所构想的做出科学发现的意义，而不会对他有什么曲解。

首先，培根完全拒绝这种思想，即新科学中的发现也许很典型地是偶然出现的，是借助走运的天才的力量从天上掉下来的。培根则断言，一旦走对了路，无数的发现就会从不断增长的知识的储备中产生出来：这是一个以前不规则而现在稳定地增长的过程。我们今天也许会把这种观念描述为积累的文化基础，科学的大厦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种观念已经成了那个世纪中叶培根有时过分热情的门徒大量讨论的他的思想之一。我们只需考虑这些人中更为热心的一位，这就是约翰·韦伯斯特，他在1654年就说：“我们博学的世纪伟人培根勋爵”已经阐明，“每一个时代、每一代人，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遵循同样的原则，就能日复一日地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最终建成一座基础完备的、持久的建筑物，这的确就是学术和知识的更新与发展的真正道路。” ^[7]

其次，培根认为，科学中完全孤立地从事其日常工作的个人，至多只能导致很小的挑战；正如他在《新工具》中所预示的那样，“科学之路像哲学之路一样，并非一个人在一个时代就能走完。”从他以下的论述考虑，要求他预见到今天如此之多的科学家极为繁忙的生活，也许有些过分了：“在人们富有闲暇，共同劳作，并且代代相承的情况下，我们的希望又当如何……不要很多人都做相同的事，而是每个人各自负责一件事，只有到这时人们才会开始理解他们自己的力量。” ^[8] 在17世纪，这个论题不仅被皇家学会第一位历史学家“胖子汤姆·斯普拉特”谈到过，而且也反复被其他人重新提起。斯普拉特恰当地对培根做出了反应，他可以说明，科学中的“个体劳动者”不足以使科学有重大的进展；这样的进展需要“许多人的联合”，甚至要做到“把他们联合起来组成委员会（如果我们可以在某种哲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并且可以因此稍稍洗刷一下它以前那不好的名声的话）”。 ^[9] 斯普拉特主教仍然保持着培根的风格，他注意到，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互动会促进富有独创性的构想；或者像他不太严格地表述的那样：“与闭关自守相比，集合在一起时，大多数人的智慧就更敏锐，他们的理解就更迅速，他们的思想也更丰富。” ^[10]

积累的文化基础和通过社会互动使其思想变得更敏锐的科学工作者的协作努力，是科学发展的两个前提，在阐述了这两个前提之后，培根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了发现的社会过程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他告诉人们：他所提出的科学探讨的方法怎样降低了人们不容否认的不同能力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大家也许会想起《新工具》中这段铿锵有力的话：

……我所提出的科学发现的过程，殊少依赖于智慧的敏锐和力量，而是把一切智慧和理解力都置于几乎同一水平上。譬如要画一直条线或一个正圆形，若是只用自己的手去做，那就大有赖于手的稳定和熟练，而如果借助尺和规去做，手的关系就很小甚或没有了；关于我的计划，情形也正是如此。 ^[11]

根据这个语境或培根表述同一思想的其他语境来理解，即使不是出于刚愎自用，人们也可能很容易误解培根的思想。人们会以为他的主张是：科学工作者的能力水平是相同的。这种误解常常出现。［我本人1938年的一种见解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参见本书第11章，边码第235页。］此外，人们还常常认为，培根的观点断言，科学方法会把科学家的能力降低到同样的水平，而不是提高到极高的水平。

然而，从培根的其他著作中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在《新工具》之前还是在其之后，他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他屡次承认，人具有各种能力，而且在他的科学事物的图式中，他为每一种能力都安排了一个不同的位置。想象的研究机构所罗门之家，按照一种复杂的科学劳动分工，把所有等级的能力和各种技艺都考虑了进去。这个机构包括：“见解商”，他们的职责是盯住国外正在进行的工作（用今天的语言讲，就是科学情报人员）；“寻秘者”，他们负责把科学和机械技术中的早期实验结果收集起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设法恢复科学信息的人）；“开拓者”或“采矿者”，他们的任务是“从事他们自己认为有益的新实验”（即有创造性的、熟练的实验工作者）；“汇编者”或较次要的理论家，他们对积累的材料进行考察，并从中选取一些参考资料；“有才能的人”或“学界恩人”，他们设法使这种知识得到应用（即现在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指导者”，他们在所有成员的“若干次会议和协商之后”，着手“对更高层次的、比以前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的新实验进行指导”（即指导一系列渐进实验的实验家）；“嫁接者”，即“按照这种指导完成实验并汇报实验结果”的技术人员；最后，还有他的“自然的解释者”，他们“通过实验把以前的发现变为更重要的知识、原则或箴言”——这些人即纯理论家。所罗门之家还为高年级的学生即“新手或初学者”留了个位置，以便“以前的受雇者不至于后继无人”。 ^[12]

那么显而易见，培根没有把所有科学工作者放在单一的水平上，他也没有愚蠢地认为他们都是可以相互代替的。相反，他强调，他相信有条不紊的工作程序会使科学研究更为可靠。一旦一个科学问题得到了解释，科学家之间极大的个人差异将影响找出某个答案的可能性，不过，已经确立的科学工作的程序会减小成果方面的差异程度。按照培根的思想，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并且只有在达到这种层次时，新科学才会把“一切智慧和理解力都置于几乎同一水平上”。

除了这三个组成部分（知识的渐进积累、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研究程序有条不紊的应用）之外，他还为他含蓄的关于发现的社会理论加上了第四个也是更著名的组成部分。所有创新，无论是社会创新还是科学创新，都是“时代的产物”。 ^[13] “时代是最伟大的创新者。”他解释说，他自己在推进知识中的贡献“与其说是智慧的产物，毋宁说是时代的产物”， ^[14] 这时，他用了同样的比喻来描述他本人和其他人的工作。一旦所需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发现就会成为他们那个时代自然而然的产物，而不会完全偶然地出现。

说发现的时代到来发现就会产生，意思是指，只要在可证明是同一的必要条件下，它们就会出现。培根说，过去，发明和发现使它们看起来像是零零星星的，甚至是偶然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既不存在积累知识的条件、科学家进行合作的条件，也不存在有条理地、综合性地利用经验研究和理性研究的条件。对于新科学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自然的秘密

……完全处于人们想象的范围之外，迄今尚未被发现。毫无疑问，经过若干年之后，这些秘密将会同其他已经出现的东西一样，在这个时代或那个时代自行显露出来；不过，倘若使用我们现在所论的方法，我们就能迅速地、出乎意料地、同时地使它们出现，并且能使它们的出现提前。 ^[15]

这段论述再继续下去，培根几乎就要得出关于科学发展的社会学观念了，然而，他并没有得出这样的观念。

要完成这一点，他只需再加上一个要素，即如果发现是“时代的产物”，那么将有不止一位发现者会做出这些发现。关于这一点，培根没有讲得这么详细，但他暗示过这一点，而且不止一次暗示过。由于要对他的语言进行释义，我打乱了他思想的年代顺序，但并没有违背他的思想。他只是说，多重独立的发现的确会发生，但是远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频繁。有些人把他们自己的思想误以为是古人的思想，另一些人则声称发现了确实是新的但表面上却是旧的东西，这两类人都会做出这种错误的想象。因此，培根指出：

那些已经进入研究领域的人，有些已经得出了一些想法［亦即见解］，而经过研究后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与他们在以前的创造者那里发现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研究者们很快得出了这样的信念，即一个人可能只有花费更多的劳动才会偶然做出他也许可以很轻松地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同样的发明；而这只不过是智慧毫无价值和自我取悦的重复劳动，就像一个人宁愿要他自己采集的一束花，而不要更好的已经采到并送到他手中的花。同样懒散和缺乏自信的心情暗示，一个人将只能复兴古人在很久以前创造的思想，然后对其进行考察、拒绝。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错误想法［观点］：一个人的意见或见解是与前人的某个观点相同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一方面是因为新的想法［见解］必须用旧的词语来表达，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很大而且是很可靠的理由可以相信，人们可能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或结论，就像几条线或几个圆圈在某一点相交一样。 ^[16]

有些人以会发现新思想是旧的为借口对其进行诋毁，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见解称之为“预示论”，这种见解有缺陷，但我们绝不能因此无视这个事实：重新发现有时的确会发生。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新出现的东西就是重新发现。柏拉图错误地认为：“一切的知识都不过是回忆。” ^[17] 过去，这种错误是由于，尤其是在“理性问题”方面，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初发现新的思想很奇怪，而后来却又发现它非常熟悉。 ^[18] 另一方面，错误来自读者有选择的认识。“对于几乎所有学者来说，当任何问题提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将从他们已知的知识中认识它，而不是从他们未知的情况中了解它。” ^[19] 除了这种常见的把新知识误认为是科学中的旧知识的错误之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人们最初的思想也许会有分歧，但他们“可能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或结论”。事实上，重新发现的预示论和对它的全盘否定，都不是正确的学说；这样重构培根的判断才是正确的：重新发现确实会出现，但并不像预示论所假设得那样频繁。

当然，我并不是说，对于有助于科学发现的综合性因素，培根已经阐述了一种连贯的社会学理论。那样说也许就成了一种过分的预示论。我承认，我已经透过分散在他所撰写的、跨度超过二十年的数种著作中的见解，把他对这种理论的暗示拼在了一起。然而，多亏了对历史的事后认识和后来所阐述的那些思想，我们才能辨认出培根思想中所包含的这种理论的成分。他本人并没有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或者，也许他看到了它们的联系，但他从没有在流传给我们的著作中把它们记载下来。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成分在三个多世纪以前就出现了，而许多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偶然重新认识它们，并开始把它们作为科学发现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点。 ^[20]

在所有这些论述中，培根都坚持了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不能把科学发展的过程理解为单独的个人的成就。然而，他有些夸大了，因为他认为新的科学方法会“把人们的智慧置于同一水平上并且殊少依赖于个人的卓越”。不过，还不能把这解释为他是有意这样做的。这种没有必要的夸大，并非仅仅培根一人所为。自培根以来的数个世纪里，许多评述者几乎用同样的选言推理方式重复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理解为，这是一个连续的积累增长过程，与之相伴的发现在适当时机就会出现，还是理解为，这个过程是导致科学的根本性进步的天才及其助手的成就？对这些问题，人们通常是这二者取其一：要么提出发现的社会理论，要么提出发现的“英雄”理论。培根所意识到的那些东西，其他人认识得更充分一些，但他们都没有对假定的这些理论的对立提出质疑。因此，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科学发现的英雄论与社会决定论的提倡者们之间，曾有过断断续续的并非真正的争论。在这种冲突中，真相往往是主要的受害者。由于缺少一种可替代的理论，因而人们谴责我们反复在以天才为中心的英雄论和以科学发现的社会决定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之间进行假选言推理。

[2] 《新工具》第1卷，箴言127。

[3] 《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见詹姆斯·斯佩丁、罗伯特·L.埃利斯和道格拉斯·D.希斯所编的《弗朗西斯·培根文集》［（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Boston，1863）以下简称《文集》］第6卷，第236—237页。培根依据惯例写道：“关于同情和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协调的知识是混合在一起的，归于哪一门科学都不可能适当”（同上书，第154页及以下诸页），这一次，时代的压力是不可避免地的，我抵制了诱惑，没有使我们自己去联想：培根对心身医学（如果时代错误能够允许的话）有进一步的论述。

[4] 在《文集》他的《给乔治·维利尔斯爵士的忠告信》（Letter of Advice to Sir George Villiers）中，培根的用法与以前意大利人对这个短语的使用是无关的；参见W.H.皮尔斯《“贸易平衡”这个短语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Phrase ‘Balance of Trade’”），原载《经济学季刊》20（1905年11月），第157页，另可参见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根据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手稿编辑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第345—346页关于概念与术语的脚注，该脚注很长，但非常有见地。

[5] 《学术的进展》，见《文集》第6卷，第327页。

[6] 《新工具》第1卷，箴言120。后来，彻底的培根主义者罗伯特·波义耳又探讨了这同一个主题，并且将其扩大了，见《对实验自然哲学用途的某些思考》（Some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Usefulness of Experimental Natural Philosophy，Propos’d in Familiar Discourse to a Friend，by Way of Invitation to the Study of It，Oxford，1663）第一部分的第一篇论文。

[7] 约翰·韦伯斯特：《学术考察》（Academiarum Examen;or，the Examination of Academies ... Offered to the Judgment of All Those that Love the Proficiencie of Arts and Science，and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London，1654），第105页。这是一本非常恰当地献给培根的著作。

[8] 《新工具》第1卷，箴言113。在这里，我采用的是本杰明·法林顿的译文，而没有采用斯佩丁、埃利斯以及希斯的译文，甚至也没有采用福勒的译文。参见法林顿：《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New York：Henry Schuman，1949），第112页。

[9] 托马斯·斯普拉特：《伦敦皇家学会史》［The History of the Royal-Society of London，for the Improving of Natural Knowledge，London，1667（下文简称《学会史》）］，第85页。科学通过“许多人联合的力量”或“把许多劳动者组织在一起”而进步这一论点，反复出现在《学会史》之中，例如，第39、91、102、341页等等。

[10] 托马斯·斯普拉特：《伦敦皇家学会史》，第98页。

[11] 《新工具》第1卷，箴言61；另见箴言122。有独立见解的麦考莱把这变成了他有关培根的论文所抨击的对象，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很出色，有些人则觉得这是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受到鼓舞的文静的培根派学者福勒指出：“培根的允诺从来也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实现。”当然，如果从培根的其他著作的语境来理解，它的确无法实现，因而人们会指责他太言过其实了。然而，我们有必要忘记这个福勒比我们任何人都熟悉的语境吗？在我所熟悉的人中，法林顿曾认为，只有错位和褊狭的拘泥于原文的解释，才有可能导致人们去假定：致力于科学探讨之人有大量的不同才能，而培根没有给这些才能留下什么位置。参见法林顿：《弗朗西斯·培根》，第116—118页。

[12] 参见《所罗门之家》（Solomon’s House），见《文集》。

[13] 《论说文集》（Essays），见《文集》第12卷，第160页。

[14] 《新工具》第1卷，箴言122。

[15] 《新工具》第1卷，箴言109。

[16] 《瓦勒里乌斯自然解释的界限》（Valerius Terminu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见《文集》第6卷，第72—73页。黑体字为我所标。

[17] 《论说文集》，第五十八篇：《论易变兴亡》（“Of Vicissitude of Things”），见《文集》第12卷，第273页；参见《学术的进展》，见《文集》第6卷，第88页。

[18] 《学术的进展》，见《文集》第6卷，第130页：“在理性问题方面，这种情况很常见；最常见的也许就是欧几里得命题，在它们得到证明前，我们会同意它们是很奇怪的；但是，一旦得到证明，我们就会从内心接受它们，并且会有一种（像律师们所说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19] 《科学推进论》（De Augmentis），《文集》第9卷，第170页。

[20] 培根还得探讨许多其他问题才能使他有资格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先驱之一；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至少在下面可以把这两组见解分开，以表明他的理解有广阔的范围。第一，他注意到了社会结构与知识特性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有些障碍已经具有了社会性和政府政策的性质。无论是社会集团或社会的结构，还是人的等级或社会地位，都不可能与正确的知识没有一点矛盾。君主政府倾向于利用才智追逐利润和享乐，老百姓则倾向于用它们去获取荣誉和满足虚荣心。大学倾向于利用才智进行诡辩和施加影响，修道院则倾向于把它们用于探索寓言和无益的难以捉摸的事物，以及对多种问题的详细研究；很难说，是思考与积极生活的相互结合还是完全退隐专心思考，使人失去了才智并且使人的心理能力受到了更大的阻碍”（《瓦勒里乌斯自然解释的界限》，见《文集》第6卷，第76页）。因此，无论我们可能怎样看待他的假说，我们都必须承认，他认识到了社会结构类型与脑力劳动类型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第二，他鉴别了所有这样的社会思维方法，这种思维会影响从事科学或学术的人通常记录他们已获得的知识的方式（而且他暗示，如果科学机制是要发展知识而不是使知识冻结，那么，也许必须使这种令人遗憾的变化得到充分的标准化）：“……由于到目前为止知识已经得到了传播，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就有了一种错误的契约；传播知识的人希望传播的方式是尽可能使人相信这些知识，而不是使人最方便地对其加以考察；接受知识的人希望马上就得到满足，而不愿等待充分的探索；因此，与其说人们不愿怀疑，莫如说他们不愿出错；荣誉使得传播者非常小心地避免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而懒惰使得接受者不愿尝试一下自己的力量。但是传播给别人的知识像将要吐出的丝一样，理应（如果可能的话）在最初发明它的方法中给人以暗示。通过归纳获得知识的确是可能的；但是，借助（所使用的）这种超前的和不成熟的知识，一个人不可能毫不费力地说明他是怎样得出他所获得的知识的。很可能，一个人或多或少要回顾他自己的知识，追溯他的认识和认可的足迹；并且通过这种方法把它移植到别人的心中，让它像在他自己的心中那样发展”（《科学推进论》，见《文集》第9卷，第122—123页；另见第16—18页；也可参见《瓦勒里乌斯自然解释的界限》，见《文集》第6卷，第70—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