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科学家的行为模式 [1]
1968年
科学的历史记录着，1953年是发现DNA分子结构的一年，这一记录是不可磨灭的。而在历史上，1968年将可能作为探讨科学家行为的双螺旋年出现，因为詹姆斯·沃森对那次发现所作的极具个性的解释，已经明显地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他的那部著作（指《双螺旋》。——译者注）到目前为止已印了九次。在科学杂志和科学以外的杂志上，涌现出了广泛而多种多样的评论，大量的月刊、周刊、日报都对它进行了讨论——从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到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的《时报》（Times），从《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到《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该报非常恰到好处地设法使此书染上了淡淡的金融色彩，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长远的观点看，沃森可能为科学做了一件好事。在这些日子里，当要求公众为科学研究分配亿万款项的时候，知道花钱者是有人性的可算是某种安慰。”）。
从公众的评论来判断，的确可以认为，这本书所传达的主要信息是：科学家们也是有人性的。其实，这种表述并不意味着终于可以把科学家们归属于人类这个物种了。即使在《双螺旋》一书出现之前，许多美国人和一些英国人显然就已经作好了准备，要接受这种有用的假设。显而易见，沃森使人产生的科学家也是有人性的这一看法意味着：科学家也全都是人；用圣路易斯的《邮政快讯》（Post-Dispatch）的简明但带有偏见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可能是自以为是、嫉贤妒能、喋喋不休、言辞激烈、［而且甚至是］冥顽不灵的人。”
沃森叙述了参与这一发现的社会和知识的互动，这些故事引起的公众反响是，科学家也全都是人，那么，他究竟讲了些什么呢？他所讲的最重要的是：关于争夺优先权的竞赛；对一个在这种智力竞争中必然败北的冠军竞争者的准确认识；坚持不懈地从有时是勉强的，有时是漫不经心的合作者那里获取必要的资料；卡文迪什实验室和加州理工学院实验室之间多年以来为一些特定的发现所进行的一种竞争；一种据说是英国人的对科学研究的私人领域（这些领域带有不容侵犯的标记）的意识；一种对取得成就的雄心的表述，这种成就的最高象征就是诺贝尔奖。他也讲述了：紧张的思考阶段和几乎是有意的无所事事阶段（而这时，思想遵循着自己的路线在孕育着）的交替；种种荒谬的推理出发点和推理错误；快速地对所需的科学知识进行研究，而对给人印象深刻的有关最初无知状况的记录无动于衷；各种天赋和技能的互补性，以及共事的合作者们的性格结构；对于关键性问题的可靠的判断力，以及对其答案的本质所具有的一种直觉的和执著的意象，以及弗朗西斯·克里克用有意掩饰的巧妙方式所表述的结论：“我们所推测的对绞现象直接暗示着遗传物质的一种可能的复制机制，这一点并没有逃过我们的注意。”
在消除公众关于科学家复杂行为的神话方面，《双螺旋》一书所详述的故事显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公众之中会普遍产生这种反应，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由于科学家们的所作所为是世界文明的某些主要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所以长期以来他们处于受人们尊敬的地位，他们可能并不希望被抬高到这个位置——至少，他们当中富有思想的人不希望如此。
有关科学家会冷静、有条不紊并且准确无误地接近他们所报告的结果这种意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左右着科学论文写作的那些规则。我们知道，这种规则要求这些论文是经过很多删改的著作，要求在最终形成对任何事物的报道时删除一切复杂的事件和行为，而只把它们认识的实质内容保留下来。不妨比较一下：1953年4月号那期重要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简朴、紧凑、几乎可以说是简练的仅有900个词的文章，而沃森则用洋洋四万词撰写了有关同一发现的长文，报道了错综复杂的事件之网。
而且，公众通过了解到科学家实际上也是人获得了意外的发现，这种发现的意义，证实了与以前的一种流行信念相反的东西。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旧的神话现在似乎将被一种多少有点新的变体所取代，这种变体既表现在科学家同样也表现在人文学家对沃森回忆录的反应之中。（我是在其明确的非学术性意义上使用神话这个术语的，用以指某个利害关系群体不加批判地持有的一组没有根据的信仰。）这种新的变体有几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有人认为，沃森在出言不逊的自然主义的叙述中所表现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是科学的最新纪元的特点，这种新纪元充满了“一种新型的科学家和一种在科学变成群体性职业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据说，只有在我们这个高度竞争的时代，才会有大批的科学家关心“抢在”其领域的其他从事研究的人之前发表成果，以便使自己的成就获得公认。正如另一位科学家兼评论家杰罗姆·莱特文所注意到的那样，沃森的部分报告所要表达的“只不过是一种普遍的机会主义——这是现代竞争性科学的一种特点”，在这一陈述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现代竞争性的科学”这个短语。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这就是人文学家对《双螺旋》一书的反应，这种观点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反感，它指出：“在那些日子里，对早点获得公认的热望甚至可能像才智一样，是发现所必不可少的。像所有其他活动一样，科学现在”（我再次把时间的修饰词标成了黑体），“也受到了很大压力，并且在加速进行。不再可能有人独自坐在那里，任凭苹果掉下来了”。
早在沃森带有刺激性的书出版以前，有些科学家就已经把他们记忆中大约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科学较为平静的时代，与今天激烈竞争的局面做了比较。汉斯·盖弗伦在一个怀旧的、极为简明的例子中写道：
到了1970年，当代的大学生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至少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20年代时从来就没有想过必须争分夺秒，或者必须在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发表结果，也没有想过要时不时地担心这些结果被忽视，或者它们被别人全盘继承过去。即使是重要的发现，也要在发现它们的人手中停留一两年，以便他能依照自己的方法和能力揭示它们。我们经常说：“咬过的苹果没有吸引力。”原来预期，首先咬苹果的人将继续吃他的苹果。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纷纷登场，他们毫不在乎地去咬所能得到的每只苹果，但常常随即又迅速把它扔掉。这是一种非常糟的习惯，但这也许是人的未来……。
因其工作而使之与科学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人的数量显著地增加了，这种情况不仅已经改变了通常的科学家形象，而且也已改变了科学家的动机和他与同事的关系。这些同事并不是在邻近领域工作的伙伴，他们往往都是一些直接的竞争对手，也在同时从事于完全相同的实验。不仅已得到确认的生意技巧的冷酷无情侵入了工业开发与研究相重叠的领域，而且人们已不再认为这种行为是与科学不相容的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不久以前，科学的惯例和科学家的行为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观点有着一定的似合理性。因为很清楚，科学所有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参量、社会参量、经济参量、政治参量以及组织参量，都已经戏剧性地获得了新的量值。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总人数呈指数增长，已经从三个世纪之前零零散散的几百人，发展到今天有成百的甚至数以万计的总体规模了。业余爱好者的时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现在的科学家全都是职业性的，他们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生活来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生活并不完全是贫困的。随着合作和研究小组的出现，科学探索的社会组织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日常的程序。这种变化了的科学探索组织还有另一个较弱的反应，即每10年都会有越来越多的多个作者合作的文章出现，这与在人文科学中（几乎毫无变化的）论文由单一作者撰写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指定用于科学的预算额是巨大的，尽管我们知道，这些预算几乎从来都不够用，但它们比仅仅几代人之前寒酸的预算高出了很多数量级，其数量之巨大与更加遥远的过去相比就更不用说了。科学家的数量和为科学所提供的基金数额的巨大增长，实际上促使了研究成果的发表量呈指数增长。随着科学变得日益制度化，它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各种技术和一种科学观的部分传播，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力量，它们推动着我们的历史，并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各民族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当然，科学家并不做出重大的政治决策，但是他们现在对这些决策有重要的影响。例如，某些人会把齐拉特和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的信描述为有记载的历史中最富有成果的通信之一（尽管现在的证据表明，无论如何，人们还是推进了有关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这是一个缩短了的描述今天的科学与早期的科学截然不同的详细情况一览表，但我们也没有必要继续展开这个一览表了。只要你给任何社会学家一个机会，他很可能就会告诉你，伴随着所有这些深刻的变化，在国外也一定有了一种的新科学精神特质，一套新的价值观以及制度上模式化了的动机。而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生物学、物理学以及化学领域中工作的科学家，确实已经表明我们现在有了一种新型科学家，他们由一些新的动机所驱使，瞄准了获利良机，并且为遭遇失败深感焦虑。像其他人一样，科学家也受到了涉及整个人类的邪恶问题的干扰，用吉尔伯特·默里的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命运似乎实际上与他们的功绩和努力毫不相干”。
精神分析家劳伦斯·库比根本没有接受这种新的科学神话，他问道：“我们是否是在亲眼目睹一代麻木不仁、玩世不恭、没有道德意识、痛苦不堪、理想幻灭的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呢？”
这个问题与这个新的神话并非没有关系，因为这种神话坚持认为，沃森直言不讳地描述的那种行为，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是某种新的现象，因此我们必须设想，它与被称作科学早期的英雄时代，例如17世纪，是完全相异的。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见解，而且正像我所说的那样，它并非全无道理，本篇论文的余下部分就准备考察这种思想。
在这里我要作一个个人性的声明，因此必须打断一下这些介绍性的报告。正是30年之前，在一本论述17世纪英格兰科学的专著的一个脚注中，我就指出，争夺优先权的竞赛有可能为研究构成一个战略性的课题，而且有可能提供线索，使我们了解科学制度以什么方式塑造科学家的动机、热情和社会关系。我只能说，可以证明，那个脚注的年轻作者是这一脚注的唯一读者。无论如何，没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对这一被减弱的嘹亮号角之声给予过注意。大约十多年前，当我为1000名着了迷的社会学家作讲演时，我曾试图为这20年的失误进行补偿，并试图考察争夺优先权的竞赛对理解科学制度和科学家行为的重要意义。近些年来，我和我在哥伦比亚的同事们在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中考察了这些含义。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毫不客气地利用这些研究。
现在回过头来讨论这种信仰体系：它认为科学中杂乱无章的比赛和竞争是我们自己这个堕落的时代所特有的，它把这种竞赛看做是不可避免的自我扩张，并且认为在发现中争取第一的努力，会不可避免地取代（约翰·洛克所说的）“知识享受”，会使发现中内在的快乐或者相当简明的思想之美中的乐趣丧失殆尽。
像大多数神话一样，这个神话并非是与日常经验的世界毫无关系的。尽管沃森坦然自若的关于争夺优先权竞赛的报告可能使局外人感到惊讶，而这对他的科学家伙伴来说几乎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他们从来之不易的经验中认识到，大约同时作出的多重独立发现，构成了他们的一种职业灾难。他们不仅认识到它，而且常常依据那个前提行事。因而出现了大批人蜂拥而上争夺优先权的情况，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普通的，几乎用不着文献证明。证据随处可见。沃森的读者广泛得多，在他打动这些读者前几年，阿瑟·肖洛在报刊上偶然注意到了查尔斯·汤斯，“当然”他已经“相当紧张了。我们担心其他人提出同样的思想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因此我们决定在建立一个有效的模型之前就发表……结果，西奥多·梅曼在许多实验者之间的这场疯狂竞赛中，赢得了胜利，研制出第一个激光器。我们的理论被证实了”。汤斯的紧张是有相当丰富的传奇式理由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曾陷入了那项微波辐射的五重独立发现的纠缠之中，这一发现的其他四名发现者是：威利斯·兰姆、约瑟夫·韦伯、尼古拉·巴索夫，以及亚历山大·普罗霍罗夫。
科学家们的以下情形使得现代科学编年史变得更富于刺激性：由于他们知道其他人可能会有大致相同的行动路线，因而就快马加鞭，奋力争先。哈丽特·朱克曼对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采访中发现，用其中一个人的话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证明，“它肯定不久就会出现。如果我不完成它，……它就会在那儿，等待着某个人……［或许］是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的某个人来完成它”。或者，从科学不断变化的前沿转向科学的内部地区，沃伦·哈格斯特龙发现，在一个大约1400名科学家的抽样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在他们自己的贡献即将完成时被别人占了先，这些人中很多人还不止一次被人占过先。如果还需要找出任何进一步的迹象，以便说明当代科学家经常参加争夺优先权的竞赛的话，我们只要看看塞缪尔·古德斯密特在《物理学评论通讯》（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发表的那些定期的社论就够了，他在这些社论中注意到了为了确保优先权而迅速发表著作的竞争，它有时候损害了那些“沿着同样的思路进行研究，在发表其发现前想使工作更为完善”的物理学家的利益。他的某些社论带有苦恼的色彩，例如他对物理学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的评论：物理学家们谋求用这些办法在《物理学评论通讯》上发表文章，从而“‘抢在’一个已经提交过一篇详尽的论文的竞争者之前发表”，或者利用报纸首先宣布他们的发现或思想。
科学社会结构的变化对这种形式的竞争似乎有相反的作用，有的可以使之加强，有的可以使之减弱。一直与科学家数量呈指数增长相伴的，是科学研究中的日益专门化，这与斯宾塞和迪尔凯姆的角色分化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在特定的狭窄领域中，尽管这种分化过程已经减少了那些为了发现而参与直接竞争者的数量，但是它可能已经提高了人们的这种意识，即同样的问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研究，从而加剧了竞争。（年轻的沃森一直觉得，伟大的鲍林可能在那个方面获得第一，他对这种感觉的坦诚的描述，为我们所说的这一点作了充分的例证。）
科学专业的知识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各种差异，大概会对这些专业内的发现竞争的范围和强度有所影响。可以认为，不同领域科学家的“人口密度”也有一定的差异。这并不意味着，在这种或那种学科或专业中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在绝对数量上有明显的差别。人口密度所指的是那些其工作与该领域中重要问题相关的科学家的数量，因此，从许多研究人员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同样的问题这个意义上讲，有些领域就比其他的领域更加“拥挤”。
在这样的专业中，竞争愈演愈烈，由争夺优先权的竞赛所引起的紧张状态也变得更为严重。而且，通常伴随着剧烈的直接竞争，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竞争行为，它们不是实际违背科学规范，就是逃避这些规范。因而我们发现，《物理学评论通讯》上的社论像有人断言的那样：“《通讯》在实验高能物理学方面正在失去控制。在物理学的这一分支科学中，竞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甚至有人要求迅速发表那些不重要的投稿和未完成的研究结果。”
用众多科学家参加的专题讨论会的行话来说，这些高度竞争的领域都是“热门领域”，它们所探讨的也都是“热门课题”。热门领域明确的特征似乎是，它有高比率的重大发现（除此之外，相对于极为重要的思想和发现而言，也许它在墨守成规方面的比率是比较低的）。因此，作为一个好奇的观察者，阿尔文·温伯格就可以这样描述这类热门领域：“在全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院刊》中，几乎没有一个月不报道在分子生物学中令人震惊的成功。”
热门领域不仅比“冷门领域”更加活跃，而且，它们的成果所具有的意义，也被认为完全超越了该专业的范围。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这些领域很容易吸引较大部分天才的科学家，这些人对涉及极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那些不太不重要的问题）的研究的症结所在独具慧眼。热门领域在出现变冷的预兆之前，也会有一个较高的人员迁入率和一个较低的人员迁出率。
在热门领域，尤其是在该领域的前沿，研究者之间互动的水平非常之高。接近非正式的交流渠道也许会加剧竞争，但却可以减少焦虑，因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人员不必推测对手的进展如何，或者推测有些什么新发展正在进行之中。
在所有领域中，竞争的种类和程度不仅在专业之间有所不同，而且，或许在科学家不同的威望分层中也不尽相同。
科学的开拓者之间在解决深奥而重大的问题时所进行的争夺优先权的竞赛，往往与发生在更为庞大的中层和普通的科学家之中的那些竞争不同。一个领域的前沿，即使并非碰巧就是一个很快能够取得进展的领域，在这里工作通常也意味着比较容易了解到在该领域中进行着什么。这样也就使得那些科学带头人们知道了他们的主要竞争者就是其对手。
在中层和低层的科学家之中，这一点逐渐导致了更加非个人化的竞争。这些科学家往往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人参与了类似的工作，这种信息方面的匮乏产生了它特有的压力和焦虑。虽然竞争往往是紧张的，但是很少会有个人对抗赛那样的竞争体验；为了不被未知的他人占先，这种竞争很容易变成一种要求迅速发表成果的扩散式压力。
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一门科学的前沿地区的竞争强度始终比它的内部地区大。对被占先的担心是相对的，并不一定与进行中的工作在学术方面的重要性有关。因此，焦虑也是相对于渴望的水平和成就的水平而言的，而且，像对待较大的风险的焦虑一样，人们对似乎较小的风险的焦虑同样强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规模的科学研究的迅速增长，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对竞争的模式产生了影响。朱克曼注意到：“随着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经常具有合作性，而且有时是错综复杂地组织起来的，个人履行角色的可见性被降低了。”这一点在科学中造成了它特有的紧张的多样性。
科学制度长期以来以这样的方式运行，即通过有见识的同行对科学家独特的贡献予以承认来奖励这些科学家。相应地，科学家们表现出了一种热望，即要出名而不是默默无闻。
但是，由于大规模研究经常伴有庞大的研究者队伍，因而它有一种副作用，即对于它的成员来说，这是一种默默无闻的工作。因此，《物理学评论通讯》的编辑报道了“难以因各个科学家的贡献而把荣誉归于他们”的情况，并且，作为一个相关的特定个案，提到了“一封信，在作者一栏里，署有三个研究所的名字；而参加工作的物理学家们甚至在脚注中都没有被提到……在这同一期刊物上……我们发表了论及同一题目的另一封信，但是这封信中列出了两个研究所的17名作者的名字……从这些和以前的多作者的论文来看，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单个研究者的作用几乎是无法估计的”。
协同工作的增多，不仅使其他人对个人贡献的承认成了疑难问题，而且也使对他们自己贡献的估价成了疑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所观察的复杂的劳动分工方式，变化着的研究组织可能会助长科学研究工作者与他们所参与的科学研究相疏远。
由于书籍的出版呈指数增长，在科学中确立一种公众认同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一部发表的著作要成为对科学的真正贡献，毫无疑问，它就必须具有足够的传播范围，从而可以为他人所用。在今天，一流贡献的传播范围与出版物较少时代的传播范围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向杂志提交论文并由评议人评价和审查这一体制，尽管具有不完善性，但一般能起到鉴定它们的作用。然而尽管有用但却不太重要的贡献现在更容易被忽视，谁会评价这一点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呢？
在这些情况下，对确定观念的优先权的关心，可能会因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数量巨大而加大。科学中令人担忧的缺少公众认同现象，可能也会加剧人们在威望高的杂志上发表成果的竞争，因为这类杂志与知名度较低和读者面较窄的杂志相比，传播范围更大。
公众对沃森个人回忆录的反应，几乎都没有考虑科学家们对竞争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差异。有些人喜欢竞争；有些人却躲避竞争。对某些人来说，竞争是富有刺激性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竞争却是令人烦恼的或有危险的。有些人喜欢比赛的紧张性；而另外一些人则更偏爱实际上根本没有竞争的宁静。例如，弗洛伊德曾以怀旧的心情描述心理分析的早期，那时他可以什么都不顾，享受着一种“美妙的孤立”，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什么东西逼迫我。……在发表著作方面，我几乎不会感到有什么烦恼，这些著作的发表可能总是远远落后于我的知识，而且只要我愿意，这些著作延期多久发表都可以，因为并不存在令人烦恼的需要加以捍卫的‘优先权’”。
亚克·阿达马以同样的情绪写道，他最初曾被数学中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已忽视的问题所吸引。他指出：“在开始着手探索一组问题，并且发现其他几个作者已经开始沿着同样的那条路向前走之后，我……［真想］放弃，去研究一些其他的问题。”
诺伯特·维纳也是如此，尽管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富有竞争精神的人，然而他却强调说，他“不喜欢为了确保巴拿赫（Banach）或其波兰同行不会在我之前发表某些重要的结果而日复一日地查阅文献。”
最后一个例子是，马克斯·普朗克把他的同事一开始对他的工作缺乏兴趣，描述为对他有“莫大的好处”，他注意到：“由于熵这一概念的意义尚未得到十分充分的评价，因此没有人对我所采用的方法予以任何注意，这样我可以完全从容不迫地进行我的计算，可以一丝不苟，而不用担心干扰或者竞争。”
也许正是由于偶尔出现这些暂时不流行的专业和不普及的研究领域，才导致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怀旧式的、过分笼统的印象，即科学界的竞争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
无论如何，在哪个领域都能找到这样的证据：不知有多少同时代的科学家都在积极设法在那里夺得第一名。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吸收到这个逐渐出现的神话之中，是否就能证明以下推论有充分根据？这种推论即：为了发现而进行的激烈的竞争，是具备扩大了的科学家群体、资助、奖金以及专业报酬的科学新时代所具有的一种意义重大的特点。我认为并非如此。这种神话的构成是狭隘的感性认识的结果。它源于这样一种简单的权宜之计，即对在近代科学整整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所能看到的东西不予考虑。这是一种把科学史加以阉割而得到的神话。
当然，这也是明显的事实，即在整个现代科学时代，争夺优先权的竞赛已经变得很频繁了。例如，仅仅回溯一代人左右的历史，我们就能看到，例如，哈恩（Hahn）和博尔特伍德（Boltwood）之间为发现“镭的母体”所进行的温和的竞赛，博尔特伍德本来能首先发现镭的母体，但就在那时哈恩发现了新钍，博尔特伍德承认他的发现已远远被抛在后面了，他只好说：“我自己几乎就要到达那里了。”就在拉姆奇和特拉弗斯要宣布他们已经在氖的发现方面以微小的差距超过了杜瓦之际，拉姆奇“立即”打电报给在巴黎的贝特洛（Berthelot）告诉他分离出了氦，并给瑞利写了大意相同的信，而且给皇家学会送去了一篇短文以便确立优先权。诺伯特·维纳对布里甘德与他自己之间在势论方面的竞赛作了直截了当的说明，这使得维纳“明白他必须抓紧工作”，但是这场比赛却以“不分胜负”的结果而告结束，因为恰好在维纳把供《法国科学院记录》（Comptes Rendus）发表的一篇短文寄出的前一天，布里甘德已经把他的结果“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中提交给了［法国］科学院”。
我们很难忘记，在划时代的奔月航行刚刚决定的时候，美国火箭之父、技术专家罗伯特·戈达德便提出了争夺“外层空间第一名”的竞赛，那是1923年之后，“当时赫尔曼·奥伯特的德国支持者在报刊上对优先权提出了要求……”促使他快马加鞭“加倍努力”，仅仅三年之后就发射了他的第一枚液体推进火箭。
在这方面，无论时代和民族文化有什么差异，科学家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有多大的差别。彼得·卡皮查在描述俄罗斯科学之父罗蒙诺索夫的行为时，很自然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在那个时代，对科学研究中的优先权的重视并不比现在逊色。”对于这一点，罗蒙诺索夫和他的同事提供了戏剧性的证据。1763年，物理学家里希曼（Richman）被闪电夺取了生命，俄国科学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取消了它的全会，然而只有罗蒙诺索夫要求给他一个机会以发表他关于电的论文，用他的话来说，“以免它失去新颖性”。科学院院长懂得这一点的重要性，为此安排了一个特别会议，按照他的解释，这是为了“罗蒙诺索夫先生自己的新成果不会落后于其他欧洲科学家，而他的论文也不会在做电学方面的实验的同时，错过发表的时机”。
事实是，几乎所有那些在科学众神殿中具有牢固地位的人，无论是牛顿、笛卡儿、莱布尼茨、帕斯卡，还是惠更斯、李斯特、法拉第、拉普拉斯或戴维，都摆脱不了欲望的驱使，他们要奋力争夺优先权，并且使这种优先权得到公认。只要考虑一下一个非常简练的有关牛顿是怎样处理这些事情的叙述就足够了。此时此刻，我并不同意依据牛顿和沃森的天赋才能或者依据他们具有社会特点的成就把他们加以比较。这种比较不仅令人厌恶，而且愚蠢之极。但是，当有人告诉我们，在20世纪中叶的科学界中，沃森追求奖金且具有争强好胜、竞争性以及开拓性的行为是某种新的摆脱了束缚的事物时，那么，考察17世纪科学巨匠适当的行为就有一定的意义了。有一种纯粹的年代学上的偶然的相似性，但这是微不足道的，只要附带提一下就行了。毫无疑问，他们二人的鼎盛时期，都正值他们的青春年华。正如吉姆·沃森是在他人生的第23个年头着手解决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一样，我们将联想到，诚如牛顿自己所言，在那非凡的一年，时值牛顿23岁或24岁之际，他发现了二项式定理，开始着手微积分的发明工作，向确立万有引力定律迈出了第一步，并且开始了他的光学实验。
在牛顿已经对数学和物理学做出了这些举世无双的贡献很久以后，他仍然忙于从事确保自己的荣誉和名望的活动。他不仅关心确立自己的优先权，而且也时不时地受到这方面问题的困扰。“为了有力地确立他的名望”［正如历史学家弗兰克·曼纽尔在其近著《艾萨克·牛顿的画像》（Portrait of Isaac Newton）中所指出的那样］，牛顿创办了一个青年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团体，其中包括：罗杰·科茨，戴维·格雷戈里（David Gregory），威廉·惠斯顿（William Whiston），约翰·凯尔（John Keill），其中最重要的是，埃德蒙·哈雷。在牛顿的长篇手稿中，至少含有他捍卫自己在发明微积分方面的优先权、反驳莱布尼茨的12种说法。最后，当时担任皇家学会会长的牛顿，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裁决莱布尼茨和他自己相互竞争的主张，他把他的拥护者安插进这个委员会，指挥了委员会的每一项活动，他匿名为第二次发表的报告写了一个前言（草稿是牛顿的笔迹），并在这个前言中引用了一个排除别人怀疑的古老的法律格言：“任何人都不适于为自己作证，［因此］一个人如果允许任何人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作为合法的证人，他恐怕就是一个不义的法官，他就会践踏所有人的法律。”我们可以估计到，对于采用这些方法证明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牛顿来说，确立他独一无二的优先权必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正如我现在要指出的那样，这倒不完全是因为牛顿非常虚弱，而是因为在科学中，鼓励独创性的制度化的新价值观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他发现自己被逼到了这种地步。
相比之下，沃森对卡文迪什实验室之内的一次优先权小冲突的附带说明，只能说是平淡的和不偏不倚的，甚至几乎是宽宏大量的。那种冲突大体上证明了产生于同事之间互动过程中的思想模棱两可的起源，也许还涉及一点潜隐记忆。
有些人认为，沃森的回忆录表达了一种新奇而且极端的在科学中获取第一的倾向，对这些人来说，读一下1715年1月和2月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就会找到矫正的方法，当时的《哲学学报》几乎全部登的都是这种火气很大的探讨，即要证明牛顿领先于莱布尼茨而享有优先权。还有些人认为，沃森的描述把科学变成了一种能吸引观众的运动的竞技场（这是一种新的或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对他们来说，从弗兰克·曼纽尔的观察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两位不仅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而且在整个欧洲漫长的历史中都堪称是这里最伟大的天才的人物，曾经一直私下里用中伤的词汇相互攻击，并鼓励他们的支持者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言辞粗鲁的影射。在理性时代，他们的举止却像罗马竞技场上的斗剑士。这是两个老单身汉，莱布尼茨死之将至，牛顿多活了十个年头，他们相互搏斗为的是独家占有各自的智力成果，即争夺这样的权利：要求微积分的发明属于他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别的什么人。
很典型的是，重大科学成就经常是如下情形：要么是公认的多重发现，要么具有勉强确立的优先权，而那些设法使这些成就的永久性权利得到承认的人，可能就曾为技术发明的优先权进行过斗争。因为发生过这样的事：设立了这些奖金的资助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就曾为无烟硝化甘油火药的发明而深深地卷入了与弗雷德里克·阿贝耳和詹姆斯·杜瓦的交锋之中。有关这段情况的文件“在诺贝尔基金会（Nobel Foundation）的档案馆里所占的书架有好几码长”。对于焦虑不安的诺贝尔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安慰：尽管高等法院的法官迫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做出了不利于他的裁决，但他却使得法官在宣布裁决时借用和修改了牛顿使之闻名的格言说：“显而易见，一个能爬到巨人［当然，诺贝尔就是巨人］肩上的矮子，能够比巨人看得更远。”诺贝尔因自己的知识产权遭到剥夺而受到的挫伤和表现出的怨恨，只是在他的话剧《杆菌专利》中可略见一斑，该剧嘲讽了英国的法庭制度。
从历史中选取的这一证据，也许足以使我们对今天的科学达到了前所未知的竞争程度这一信念提出疑问。如果说科学的精神特质的这一方面有过什么变化，那么，它似乎完全是另外一种变化。科学家们已经明显更充分地意识到，随着每个特定的领域中研究人员的数量日益增长，像他们自己能做出发现一样，任何发现也都很容易被其他人完成，因而难以像从前那样认为，相似的发现肯定是些仿效的发现。埃丽诺·巴伯和我已经发现，多重发现成为剧烈的优先权冲突的一种诱因的频率，在过去三个世纪中有缓慢的下降。或许，今天的科学文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多病了。
缺乏历史的观点是这种新的科学神话另一个特征的标志。这个新的神话认为，为确保优先权（如果不是在尚未成熟时）迅速发表成果是我们新型的科学家所特有的，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953年4月2日送到《自然》杂志的编辑手中那篇手稿，就是一个见证。从社会学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来考察这种看法将是无害的。像往日一样，今天的科学家们被科学制度所包含的许多矛盾的信条中的某一个限制住了。这个信条要求科学家必须准备好尽可能快地使他发现的新知识为他的同行所用，但是他又必须避免那种不适当的仓促交稿出版的倾向。（请比较一下法拉第的座右铭“工作，完成，出版”与埃尔利希的格言“多工作，少发表!”）要想在适当的历史环境中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记住，最初的科学杂志所面临的不是来稿过剩，而是值得发表的稿件匮乏。问题并非仅仅在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为数甚少。还存在着更深一层的限制性因素，这就是：提倡公开透露一个人的科学研究这一价值观，还远远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
从一开始，科学杂志就引进了迅速出版的制度性手段，以便推动科学家们用立足于公开发表他们新创造的知识的价值观（但是在我们的时代，有人通过目标置换，常常把这种价值观荒谬地强调为发表而发表，几乎不考虑所发表的东西有什么价值），取代立足于秘而不宣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科学中，对迅速付梓出版的关心很少受到限制。
沃森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更广泛的读者大众中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和克里克一起发表了一个热情的祝酒词：“为鲍林的失败干杯……尽管局势依然对我们不利，但莱纳斯（鲍林的名字——译者注）也没有赢得他的诺贝尔奖。”沃森似乎又一次违背了科学中那些制约竞争行为，并且把这种行为公开出来的惯例。然而，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所看到的那样，在过去的英雄时代，伟大的科学家们公开对他们的同代人品头论足，相比之下，这个事件是何等温和而有节制啊。尽管可以获得大量相反的历史事实，但仍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神话，它认为科学家的竞争行为是我们这个竞争的时代所特有的。
这就导致了一个富有启示的悖论。这些时期的确是科学的精神特质变化的时代。但是，沃森轻率的回忆录并不能证明曾经流行的规范失败了，这些规范要求对同时代的科学同行所作的评论要考虑周全、用语温和。也许，像他的这样一部回忆录，在17世纪好骚动的科学共同体看来，还是一个有纪律约束的温和典型。这一回忆录会引起，也确实引起的轰动证明，随着科学的制度化，指导科学家的公共品行以及对同代人的公共评价的那些严格的道德规则，已经变得更加精确了，而不是相反。其结果是，沃森的这本小书，虽然与伽利略或牛顿刻薄的、有时是恶意的语言相比，实际上是那么有节制，在语气上是如此温和，但仍然伤害了许多适应了这些更加严格的道德准则的人的感情。
所有这一切，最终把我们引向了由众多科学家和外行人对沃森回忆录作出的反应所引起的那个问题。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些反应与长期否认下述事实有关：数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而且往往是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们，一直就很关心争夺并捍卫他们的优先权。这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导致了人们对承认科学中存在这种争夺优先权的倾向感到不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古怪的观点，即渴望做出意义重大的独创、渴望有能力的同事认可那种创造就是堕落——有点像是渴望例如波旁威士忌酒和七点牌一样？或者，用弗洛伊德自我贬抑的话来说，从事科学是出于一种“无价值的和幼稚的”动机？
一方面，达尔文或弗洛伊德对于自己对优先权有兴趣感到尴尬，这种态度是基于这样一种含蓄的假定：实施某个行为是出于某种单一的动机，那么对于该动机，就可以用好或坏、高尚或不高尚来评价。它假定真正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必然只受一种动机所驱使，这种动机就是对促进知识发展的关注。这样一来，对使自己的优先权得到公认有浓厚兴趣，就会被看做是玷污了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高尚的（noble）目的（尽管人们可能还记得，“noble”这个词一度具有“著名的”这一含义）。
而且，人们怀疑是否存在着一种要求在科学上得到承认的本能的冲动，在这种怀疑中，出现了一种心理学真理的萌芽。任何外在的奖励——无论是名誉、金钱还是地位，在道德上都是模棱两可的，而且对那些在文化上受到尊重的价值观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因为奖励就是使人得到满足，它们可能会取代那种原始的动机：对得到承认的关心可能会取代对促进知识发展的关注。一种过分的鼓励有可能导致令人烦恼不安的冲突。
另一方面，对优先权的矛盾心理，意味着科学家们自己对科学的社会制度本身有一种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也来自下述错误信念：对优先权的关心必然表现出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并且完全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从表面上看，对获得承认的欲望似乎仅仅是个人虚荣心的表现，它产生于内部，而需要从外部得到满足。但是，当我们更深一步探究使这种欲望更加强烈的制度上的复杂因素时，就证明它根本不是个人性的，一个又一个科学家以轻微的差异一再重复它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所谓虚荣心可以看做是对一种内在需要的外在表现，这种内在需要就是：使人们相信某个人的工作确实重要，某个人已经达到了科学家共同体所坚持的严格标准。当然，有些时候对获得承认的渴望也会不断增加，以至失去控制。它变成了一种对赞扬的强烈追求；妄自尊大取代了心安理得的舒适感。不过，不必把极端的情形当作典型。在对成就提供适当的承认方面，科学制度具有几种功能，它们既能服务于科学家也能服务于科学制度本身。
这样，科学共同体就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社会确认。在这方面，它扩大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的著名的开篇辞：“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或许，由于其文化修养，科学家渴望知道他所知的东西确实如此。科学组织的运行，就像是一种制度化的警戒系统，其中包括了竞争性的合作。对于发现别人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发现别人在弄清他们的研究结果的意义之前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或者发现别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忽略了用另一种新的眼光就能看到的东西，科学组织会提供支持和奖励。在这样一种体制中，科学家们准备对每一个有关知识的新主张进行挑错和评价。这种严厉的评判、赞扬和惩罚的变化没有止境，在科学中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它使得双亲对孩子行为的监督看起来也不过是一种儿戏。只有当科学家工作的创造性和结果已经被其他重要人物证明了之后，他才能有理由对之感到有信心。此外，被人们深刻地感到的因工作做得好而得到的称赞，会使给予荣耀者的地位与得到荣耀者的地位同样得到提高；这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共同事业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这表现了科学中竞争性合作的特征。
通过承认而消除疑虑这种功能，在知识的社会方面有着一种可靠的基础。几乎没有多少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的价值有很大的把握。即使是看起来最有信心、心理上最坚定不移的T.H.赫胥黎在他的日记中也要谈一谈，在他26岁时被选入皇家学会对他意味着什么，当时他在同事中是最年轻的一位。最重要的是，这使他有了非常必要的自信：他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对他所做的事情的“价值承认”。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由于赫胥黎偶尔也会怀疑他自身的能力，并且会认为自己是个笨人，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荣誉的唯一用途就是可以用来作为治疗沮丧发作的解毒药。”当他后来得知他差一点就获得皇家学会奖章时（他在第二年荣获了该奖章），他又说道：
我所关心的是，这个地位所标志的东西证明我所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我是个固执己见和执拗的人……曾有不少次，重大的疑云笼罩在我的心中，后来，类似这样的证据又恢复了我的自信。
追求优先权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人消除对自己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怀疑的一种努力。这样，从发现中得到快乐和对科学同行的承认的追求，并非像新的科学家神话所认为的那样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它们可以是同一个心理硬币的两个侧面。通过相互结合的方式，它们双双表示要对促进知识这一价值观承担一项基本的义务。
但是只有其判断值得尊敬的那些科学家才能提供可靠的再担保。我们的社会学家可能会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参照群体和参照个体，他们对我们的表现的见解事关重大。在成就的等级制度中，我们的同行和我们的上级变成了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鉴定人。关于《物种起源》，达尔文“带着可怕的忧虑”写信给赫胥黎，认为：“也许，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我也自己欺骗了自己，因而我在心目中确定了三个鉴定人，我由衷地决心遵守这几位鉴定人所作的决策。这三位鉴定人是赖尔、胡克和您本人。”在这方面，达尔文所重复的是众多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科学家的行为。天文学家约翰·弗拉姆斯蒂德在与牛顿结下世仇之前曾经写道：“我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赢得眼前的喝彩。对于我来说，牛顿先生的称赞比世界上所有愚昧无知的叫喊更为重要。”薛定谔几乎用同样的语言给爱因斯坦写信说：“您的认可和普朗克的认可对我来说比半个世界的认可还重要。”还有利奥·齐拉特或马克斯·德尔布吕克，众所周知他们是极端固执和要求苛刻的鉴定人，寸步不让，即使在给他们的同事以短暂的安慰时也绝不放松评判的标准，他们是参照人物，他们的赞扬对已完成的工作具有一种扩大效应，进而会影响到其他许多科学家的判断。
另外一些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事实表明，把关心科学工作是否能得到承认当作只是利己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不恰当的。情况往往是这样，发现者们自己并不参与有关他们优先权之索取和贡献之意义的争论。反而，他们的朋友和其他更公正的科学家，把优先权的分配看做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道德问题。对他们来说，对所有应得的荣誉的分配，是科学制度本身的一种功能条件。归根到底，保护其他人的优先权只不过是按照这样一种规范行事（这种规范的力量从弗朗西斯·培根的时代以来一直在增长），它就要求科学家承认他们受惠于其他人先前的工作。正如卡皮查在谈到他的老师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有谁在其发表的著作中忘记提到已知的思想不是他自己的，那么卢瑟福就会立即提出抗议。他要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使……真正的优先权得到保护。”或者，举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是最重要的例子：尼尔斯·玻尔被这样一种想法搞得焦虑不安，即迈特纳和弗里施（Frisch），也许还有哈恩和斯特拉斯曼（Strassmann），在原子分裂方面有优先权，只不过，他们的优先权被对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铺天盖地的宣传淹没了，这样，在整理记录时会给他造成巨大的痛苦（就像他后来献身于使政府机构和物理学家们考虑核武器对于人类的影响的工作时一样）。
我认为，察尔伽夫（Chargaff）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沃森的回忆录“对于亟需消除现代科学的神话也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正如我曾试图阐明的那样，强调“现代科学”只是用一个新的变种代替旧神话。在这方面，我并非是孤掌难鸣。在《双螺旋》出版之前和出版之后，有些职业科学家已经抛弃了下述神话：在科学中为独创而进行的竞争与从发现中得到快乐是不相容的，而且，寻求承认的倾向会引起自我轻视。汉斯·萨尔耶问他的同行说：“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急于否认他是在为了获得承认而工作的呢？……我非常了解的所有能充分作出判断的科学家（我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都非常急于使他们的工作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赞扬。一个客观的科学家允许这样歪曲他的真实动机，难道不有失尊严吗？那么，让人感到耻辱的是什么呢？”仿佛是在回答这个反诘，P. B. 梅达沃接着论证说：“在我看来，一个科学家应当对优先权问题毫不在乎这种观点，只是一个骗人的鬼话。科学家们有权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骄傲，然而除了他们首先完成或想到的事情之外，还有什么成就能称之为是‘他们的’呢？那些批评科学家想要从知识所有权的满足中得到快乐的人，把占有的骄傲与占有的东西混为一谈了。”保罗·萨缪尔森不仅仅是位经济学家，而且长期以来也是一位人类行为观察者，他把科学名誉和大众声望分别比做黄金和黄铜，对它们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这就是他在结束他的主席讲演时对他的经济学同行所说的话：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众人的瞩目和欢呼喝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比赛是得不偿失的，也不意味着我们最终不会赢得这场比赛。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经济学者的工作就是为了那唯一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欢呼。
当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寻求共同理解的时候，只有这样才是适当的：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和从事创作的诗人也许都已经看到了，在当今的科学中，对有意义的并得到承认的独创性的渴望有更深刻的含义。以诗人固有的眼光，罗伯特·弗罗斯特这样写道：
倘若我抢先一步
他是否会介意？
他能否告诉我
为什么要标新立异？
究竟有什么必要
必须赢得第一？
假如撒谎说
头筹有主，那又如何？
他认为我可笑
并且以此为乐趣。
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
他也置之不理。
万恶之首
莫过于窃取荣誉，
这比掘坟盗墓
还要可恶之极。 [2]
科学的历史揭示了诗人所要歌颂的东西：对真理的关心就意味着对真理追求者的关心。
[1] 本章曾作为Phi Beta Kappa-Sigma Xi的年度演讲提交给美国科学促进协会1968年举行的会议，随后同时发表在《美国科学家》58（1969年春季号），第1—23页，和《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38（1969年春季号），第197—225页。现在的本文也包括了罗伯特·K.默顿和理查德·刘易斯的《竞争压力（1）：争夺优先权的竞赛》的部分段落，后者发表于《科学对社会的冲击》（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第21卷，第2期（1971），第151—160页，1971年版权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现经该组织允许重印。
[2] 摘自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贪心的基蒂》（“Kitty Hawk”）的一个改写本，该诗最初发表在《大西洋》（Atlantic）上。1957年的版权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遗产。现经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股份有限公司（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允许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