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强调优先权的功能和反功能

人们有时候说，强调对优先权的承认具有激励科学家做出发现的功能。例如，发现糖尿病之胰岛素疗法的主要人物弗雷德里克·班廷爵士长期以来为这样一种信念而烦恼，即他在这项发现中做出了贡献，而他那个部门的领导却得到了过多的荣誉。班廷一次又一次谈到了给予一项发现应有的荣誉的重要性，他说：“……它造就了研究人员。它会激励个人并且使个性得到发挥。我们的宗教、我们的道德结构和我们的生活基础本身都是以奖励思想为中心的。因此，研究人员渴望他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得到荣誉并非是不正常的，如果剥夺他的这种荣誉，那么也就撤去了最能鼓舞他工作的兴奋剂。” ^[88]

由此看来，鉴于制度性强调的功能效用，似乎应当坚持这种强调。但是，正如我尝试着指出的那样，对优先权的强调往往并不局限于功能范围之内。一旦确定要强调优先权，竞争的互动的力量会导致这种做法失去控制。对优先权的承认所起的作用是，奖励那些因其首先做出了重大的发现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发展的人，但由于其自身的缘故，这种强调会成为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东西。如果从理论上把这种强调解释成一种为独创性工作提供激励的手段，解释成对那些为科学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表达的敬意，那么渐渐地，这种强调本身将会转化为目的。它将逐渐超出效益的范围，导致极端的反功能。 ^[89] 它甚至有可能达到露骨的极端程度，对这种情况，法国科学院的常任秘书弗朗索瓦·阿拉戈（在谈到卡文迪什和瓦特的论战时）大概会高声说，把发现的完成说成是“‘大约在同一时间’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因为相差几星期、几天、几个小时、几分钟都有可能产生优先权的问题”。 ^[90]

阿拉戈只不过是用语言表达了其他许多人用行动所表达的东西，当优先权的标准变成了这种划分得如此精确的东西时，那么优先权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功能意义，因为当两个科学家相差几个月或几个星期（更不用说相差几天或几个小时）独立地做出同样的发现时，几乎不能设想其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具有更大的独创性，也不能想象，他们相差的那么短的时间可以用来加快科学发展的速度。

[88] 转引自劳埃德·史蒂文森：《弗雷德里克·班廷爵士》（Sir Frederic Banting，London：Heinemann Medical Books，1947），第301页。两百年以前，美国第一所医学院驰名的创办人约翰·摩尔根表达过同样的观念，不过，他的说法从社会学角度讲更具有可接受性。他认为，个人想成名的动力是与科学进步的社会效益联系在一起的。他说，科学家们“具有的这种无比巨大的动力，可以激励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去从事研究。他们会认为自己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每一个有独创性的人都要用劳动成果向公众证明自己的价值。对名望的热爱和值得称赞的雄心对他有着极大的魅力。无论在什么时代，这种热望都激发了英雄、爱国者和热爱科学的人们的热情，使他们在战争中威名远扬，在治理国家和维持和平中脱颖而出，在改进理论知识和应用知识方面誉满天下。”实际上，如果别人的判断标准是合理的，那么，“受外界影响”对社会来说就有一定的作用。参见约翰·摩尔根：《论美国医学院校的惯例》（A Discourse upon the Institutions of Medical Schools in America，1765；photo-offset reprint of first edition，Baltimou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7），第59—60页。

[89] 对于“拔高到无法预料的极端模式”的过程，W.I.托马斯称它是一种“执著”的过程，并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资料，参见他的《原始行为》（Primitive Behavior，New York：McGraw-Hill，1937），第9页以及其他各页；也可参见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199页及以下诸页。正如我在这篇论文中试图证明的那样，科学已经经历了这种把功能规范拔高并且达到某种极端地步的情况，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这些规范就变成对这种制度的运行产生反功能的东西了。

[90] M.［F.］阿拉戈：《历史上对詹姆斯·瓦特的赞誉》（Historical Eloge of James Watt），J.P.米尔黑德译（London，1839），第106页。整个这一文件和阿拉戈在亚当斯勒维列之争中做扮演的角色，就是对导致优先权冲突之力量的清晰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