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文化上强调独创性的各类反应
（一）科学界的欺诈行为
科学中越轨行为的极端情况，当然可能就是使用欺诈手段以便获得一项有独创性的发现的荣誉。由于某些有待考察的原因，科学编年史中只收入了为数极少的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的例子，当然，要精确估计这类现象的频繁程度是不可能的。例如，达尔文曾经说过，他只知道在科学上有“三起有意识的弄虚作假的报告”。 [53] 然而在此不久以前，与他的同时代的人，数学家和计算器的发明者（其中有一种计算器有先见之明地使用了穿孔卡片）查尔斯·巴贝奇却愤怒地开出了一份科学界欺诈行为的分类清单。 [54]
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欺骗和伪造，亦即在科学和学术活动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伪科学和假学术中，编造虚假的数据。有时候，那些原来口碑甚佳的人，为了得到金钱或名誉大量地伪造文献。尽管没有人可以肯定，但看起来，文献学宗匠、珍贵书籍和手稿鉴定方面的最高权威托马斯·J.怀斯伪造的50多本19世纪珍贵的小册子，其根源是贪财。而约翰·佩恩·科利尔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他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他在伊丽莎白时代戏剧方面的天才发现举世无双，并“受到他的同事日益增多的喝彩的鼓励”，无法再满足于现有的那种程度的名望，因而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技艺伪造了数不清的文献。 [55] 但这两个无赖与多产的、胆大妄为的弗雷恩-路加斯（Vrain-Lucas）比起来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弗雷恩路加斯在八年的时间里伪造了27000多件手稿，这些手稿都及时地卖给了可能是19世纪中叶最杰出的法国几何学家米歇尔·夏斯莱，这位几何学家比我们还要轻信，因为这一巨大的收藏包括了下面这些人的信件：庞修斯·彼拉特（Pontius Pilate）、玛丽·马格达林（Mary Magdalene）、复活了的拉扎勒斯（Lazarus）、奥维德（Ovid）、路德、但丁（Dante）、莎士比亚、伽利略、帕斯卡和牛顿，这些都是用现代法语写在纸上的。在这些文件中，最滑稽可笑的是帕斯卡与当时年仅11岁的牛顿之间的通信（当然所有信都是用法文写的，虽然牛顿到了31岁才能借助词典啃法语），因为这些文件明确地说明，是帕斯卡而不是牛顿第一个发现了引力定律，因而法国应当赢得更大的荣誉。这是对历史的重大纠正，这件事在好几年中引起了法国科学院的兴趣，白白浪费了《法国科学院记录》（Comptes Rendus）的许多篇幅，直到1869年弗雷恩路加斯最终被定了罪并被判处两年监禁，这场闹剧才落下帷幕。在我们看来，要是弗雷恩路加斯让帕斯卡把下面这一格言加在写给牛顿这个小孩的信中就更相称了：“Tout homme qui n’aspire pas à se faire un nom n’exécutera jamais rien de grand（无意求名者难成大器）。” [56]
人们并没有觉得，这样大量地伪造证据对科学来说是正常的，但是，因要证明一种理论是真理或者要做出一种惊人发现而承受的压力，偶尔也导致了伪造科学证据的行为。例如生物学家保罗·卡默勒就制造了一种有斑点的蝾螈，想从实验上证明拉马克的理论，他因此获得了莫斯科大学的一个席位，在该校，1925年米丘林的拉马克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有证据表明，这一物种是伪造的，他把这一欺诈行为归咎于一名助理研究人员，而他自己则自杀了。 [57] 人们曾经根据头盖骨和颌骨推论出辟尔唐人的存在，在这一推论好不容易被人接受了40年之后，最近已被证明这是一个精心制造的骗局。 [58]
过分关心科学工作的“成功”，有时也导致了巴贝奇形象地称之为“修剪”或“烹饪”的那类欺诈行为。修剪者“在这里或那里对少量超出平均值最多的观测结果进行修剪，并把它们［贴］……补在那些观测值太小的结果上……以便［实现不能允许的］‘平衡调整’”。而烹饪者则是制造出“大量的观测结果”，并且只选用那些与某个假说相符的结果，而且，正如巴贝奇所说的那样：“如果烹饪者不能选出15或20道以上备用的菜，那么，这次烹饪肯定就很不走运。”这种想证明一个命题的迫切心情，有时甚至可能会导致人们用经过加工的数据为真理提供营养，劳伦斯·库比就描述过一个这样做的神经过敏的科学家：“他已经证明了他的主张，但他却在其忧虑的强烈驱使下，忍不住伪造了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附加的统计数据，以此支持他已经得到了证明的定理。” [59]
在文化上大力强调对独创性发现的承认，有可能逐渐地从这些稀少的彻头彻尾的欺诈行径，导致更经常的刚好超过可接受性边缘的越轨的行为，而有时候，科学家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超出了可允许的界限。科学家们可能会发现，他们自己仅仅是在报告“所谓的成功的实验或结果，而忽略了报告‘失败的情况’”。艾伦·格雷格是医学研究、实践和教育方面见多识广的观察家，他报告了以下的个案：
一位最优秀的医学科学家告诉我，他在一所著名的英国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思想，即一个人在科学工作中应该十分诚实地报告他的实验结果。在此之前，有人常常告诉他，而他也非常自然地认为，重要的是要使别人接受他的观测结果和理论，并且把它们发表出来。 [60]
不过，应当正确地看待这些越轨行为。现有的证据表明它们是极为罕见的，而且，暂时把注意力集中于它们，肯定不会被人们误解为是把例外的情况当作典型。除了科学家本人的气节以外（当然，这是科学中诚实的重要基础），在科学的社会组织中还有许多东西为诚实工作提供了进一步的令人不得不信服的基础。科学研究，即使并不总是，但却很典型地是处在专家同伴的严格监督之下的，这种研究尽管实际上并不总是但却应该包含其结果被其他人证实的可能性。科学探索实际上是处于严厉的管制之下，其程度也许是人类活动的任何其他领域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个人是否诚实要由科学的公共性和可检验性来证明，正如巴贝奇所指出的那样：“烹饪者［充其量］只是获得了一时的声望……而这却要以其永远声名扫地为代价。”
大力强调有独创性和有重要价值的发现，加剧了科学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有时可能会怂恿人们使用不正当的或可疑的手段去贬低对手。但是，这种情况产生时的表现形式，很少是准备一些虚假的数据；相反，它产生时常常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的越轨行为，其中包括谎称做出了发现。说得更具体一些，在科学微不足道的阴暗面中，人们可能会看到的是一种偶尔发生的偷盗行为而不是造假，而且比盗窃更常见的则是诽谤和中伤。
（二） 剽窃：事实和中伤
越轨行为最常见的形式包括，偶尔的剽窃以及大量中伤性指责或含沙射影地攻击某人有剽窃行为。历史记录表明，一个科学家真的剽窃别人成果的例子是相当少的（当然，这种记录可能并不完善）。我们确信，在《天体力学》（Mécanique céleste）一书中（到那时为止，只有牛顿的《原理》比它的地位更高），拉普拉斯“未表示任何感谢就盗用了大量的定理和公式”。 [61] 或者，举一个介乎两者之间的例子，埃弗拉德·霍姆爵士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他被任命为他更为出名的姻兄约翰·亨特未发表的文件的保管人，在亨特去世后，他在《哲学学报》上发表了116篇来源不明的论文，并且还把亨特的手稿烧了，这一行动受到了当时的有识之士和持怀疑态度的人的强烈批评。 [62] 以下也是实情：罗伯特·波义耳并没有深切地感到，剽窃他的思想也许是对他的才能表示崇高的敬意，无可奈何之下，他不得不于1688年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他登出了一个“关于他的许多论著丢失情况的广告”，后来他又描述了他的工作成果被剽窃的情况，并且告诉别人，从那时起他只在活页纸上写作，希望这样会比“大包裹”少引来一些窃贼，他接着说，为了避免拖得太久的延误，他决定不进行全面的校订就把他的著作送去付印。 [63] 不过，即使有这类大规模的剽窃案，可以证实，在现代科学中剽窃案的总量毕竟还不是很大的。
有一种做法显得尤为突出，即不断重复地指责别人窃取了科学思想。例如笛卡儿被错误地指责剽窃了哈维在生理学上的成果、斯涅耳在光学上的成果、哈里奥特和费马在几何学上的成果，而他则反过来指责霍布斯和未成年的帕斯卡剽窃了他的成果。 [64] 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笛卡儿对他的朋友梅森说：“我也请求您尽可能少告诉他［霍布斯］您所知道的我未发表的见解，因为假如我的看法没有什么大错的话，他是一个以牺牲我为代价，并且通过不正当的活动来寻求获得名望的人。” [65] 由于所有人都不知道性情沉静且没有野心的高斯很久以前就发现了最小平方法，所以勒让德（他本人是“一个具有非常高尚的品格和一丝不苟的公正精神的人”）实际上指责高斯剽窃了他的思想，并且抱怨说，高斯已经有了这么多重要发现，至少应该体面一点，而不应窃取他的脑力劳动成果。 [66]
有时候，相互竞争的对优先权的关注导致的不是同族相倾，而是兄弟反目为仇，例如两个伟大的18世纪数学家雅格布·伯努利和约翰内斯·伯努利兄弟俩就曾为了优先权问题反反复复尖刻地互相攻击。（后来约翰内斯对此类事的处理更进了一步，他把自己的儿子赶出了家门，因为他的儿子赢得了一项他自己一直觊觎的法国科学院奖。） [67]
或者，我们转过来看看自己的领域，有人曾暗示孔德的三阶段说实际上来源于圣西门，他为此而感到痛苦，他谴责他过去的一位老师，并且把他描述成为一个“肤浅的和堕落的假内行”。 [68] 再举一个例子，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解释说，雅内宣称“精神分析学中一切好的东西都是雅内的观点的重复，只不过稍微加了一点修改——精神分析学除此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是糟糕的”。 [69] 弗洛伊德不肯在他称之为“与一群显贵的匪徒的斗剑中”与雅内厮杀得难解难分，但几年以后，他的弟子欧内斯特·琼斯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他已经“终止”了雅内的那些权利要求，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为之欢呼，并敦促他为了“公正”要“趁热打铁”。 [70]
这种模式几乎没有丝毫改变地不断重复着。两个或更多的科学家平静地宣布一个发现。因为真正独立的发现常常是如此，每一个科学家都分别展示他们思想的独创性，所以事态发展的过程有时就这样定型了：把荣誉归功于双方，就像达尔文与华莱士的情况那样。但是，由于证明每个人的作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而情况常常难以确定，加之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已经做出了发现，且关系名誉的制度化奖励是很高的，从发现中能够享受的快乐又是巨大的，所以这种解决方式往往很不稳定。起初，一个发现者或另一个发现者，或者，通常是发现者的同事或同胞们，认为他而非他的竞争对手是真正的第一发现者，至少，其竞争对手的独立性是未经证明的。然后出现的是人们熟悉的情况，即抑制相互冲突的标准衰败了：另一方聚集力量开始还击，这一方认为剽窃确实已经发生，应该让剽窃者显露原形，而且要把问题澄清，剽窃是对方干的。群体忠诚意识而且通常是沙文主义，会使论战加剧，论战中充满了关于剽窃的相互指责，从而会产生一种完全敌意和互不信任的气氛。
有时候，这种气愤会导致彻头彻尾的欺骗行为，以便证明自己的权利的有效性，例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发明所发生的论战就是这样。当皇家学会最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裁决对立的关于发明权的要求时，当时任皇家学会会长的牛顿安插了自己的人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从而很容易操纵其活动，他匿名为第二次发表的报告写了一个前言（草稿是牛顿的笔迹），并在这个前言中引用了一个排除别人怀疑的古老的法律格言：“任何人都不适于为自己作证，［因此］一个人如果允许任何人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作为合法的证人，他恐怕就是一个不义的法官，他就会践踏所有人的法律。” [71] 我们可以估计到，对于像牛顿这样一个采用这些方法证明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人来说，自我辩解必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并不是因为牛顿非常虚弱，而是因为制度化的价值观是如此之强大，才把他逼到了这种地步。
这种进攻性与防御性策略的相互作用（毫无疑问，博弈论学者们可以更加严格地再现它们），会使对优先权的强调进一步升级。科学家们试图事先使自己避免受到有剽窃行为的可能的指控，他们会不遗余力地确立自己发现的优先权。但是这种预防本身却常常可能产生它原来想避免的结果，因为这会导致别人证明，最先宣布或发表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没有剽窃行为。
捍卫优先权和证明一个人的正直的努力，导致了各种制度化安排，以便处理科学奖励系统所到的受压力。例如在17世纪，甚至一直到19世纪，人们有时以字谜游戏的形式来报告科学发现（如伽利略所谓的土星的“三重星”，胡克所谓的紧张定律），以达到双重目的，一方面确立观念的优先权；另一方面也不会使竞争对手在他的独创性思想进一步完善之前注意到它们。 [72] 那时像现在一样，复杂的思想很快就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出来，例如哈雷就曾敦促牛顿这么做，以便确保“在他有余暇发表他的发明之前保证这项发明归他自己所有”。 [73] 还有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方法，这就是把密封好，并标明了日期的手稿交给科研院所或学会保管，以便使其优先权和思想都得到保护。 [74] 科学杂志往往在所发表的文章的手稿上注明收到该文的日期，这样做除了达到以上意图之外，还可以记录下该文首次被注意的日期。人们还发明了大量个人的权宜之策，例如给自己可能的对手写信，详细地解释的自己思想，这样就可以让对手缴械投降；让初步的但有把握的研究报告在经过选择的几个人中间传阅；在个人的研究记录上细心地注明日期（就像开尔文男爵所做的那样）。最后，人们常常建议，在科学界也应建立其功能类似于专利局那样的机构，以便裁决竞争对手对优先权提出的权利要求。 [75]
现在总结一下（也许拖得太久了，但现在总结似乎仍然太快了一些），在这些做法中，有些是因对优先权的制度性强调而导致的越轨行为，有些则是为了减少那些越轨行为的频率而设计的制度性的权宜之计。但是，从这种有关对过分强调目标作出可能反应的理论中我们会料想到，也许还有其他形式的行为，这类行为虽然仍然没有超越习惯规则所允许的范围，并且不会像造假那样受到道德的谴责，但正在接近越轨。
（三） 对强调独创性的可能的反应
像绝大多数的艺术家、作家、医生、银行家和出版家一样，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实现重大的和有决定性意义的独创。对我们大多数从事研究工作的匠人来说，把成果付梓出版，成了与做出重大发现有同等意义的一种象征。没有这些无穷无尽的、报告精心研究成果的文章，科学也不能进步，即使这些文章仅仅是普通的文章而不是出类拔萃的独创。报告研究成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有可能会转化成一种对发表成果的渴望，进而又会被这种倾向所加强，在许多学术机构中又把发表文章的数量变成了科学和学术成就仪式化的衡量标准。 [76]
科学有这样一种道德责任：要使一个人的工作为他人所知，这使这种渴望发表文章的心情变得更迫切了；与那种在文化上已被否定了的像守财奴一样为自己聚敛科学知识的做法相比，这种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普里斯特利可能会说：“无论什么时候他在科学中发现了新的事实，他就会立刻公布于世，以便除了他自己以外别人也能关注它。” [77] 的确，17世纪的微型传记大师、皇家学会会员约翰·奥布里可能扩展了知识交流的道德规则，他认为如果原作者不打算把他的思想付印的话，甚至也可以证明剽窃是正当的。因为按照他的观点，窃取科学成果并使之流传于世，总比完全失去它们要好。 [78]
到目前为止（令人欣慰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本文即将结束），我们已经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越轨行为，它们都是对从制度上强调优先权所作出的反应，而且都是主动的反应：伪造“数据”、以侵犯他人利益的方式强调自己的权利、谴责竞争对手、剽窃和指责别人剽窃。其他科学家对同样的压力却做出了被动的反应，或者至少是抑制他们的侵犯行为，并引导他们做违反他们自己意志的事。 [79] 因为与主动的反应不同，这些被动的反应都是私下的且常常不会被公众察觉到，所以它们在历史记载中很少见。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科学界，从争夺独创性的竞争中被动撤出的情况是不常有的事；它也许只是意味着，以这种方式作出反应的人不会受到公众的注意，除非在其成就已经使他们有资格载入史册之后，他们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
在这些被动的越轨反应中，最重要的是我有时称之为退却主义的表现，即放弃一度受到尊敬的具有独创的文化目标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实践。在这类事例中，科学家们从研究领域撤退，他们或者完全放弃科学，或者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替代它的角色上，如教学或做行政管理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教学和行政管理没有它们自己的吸引力，或者它们不像研究工作那样重要；我在这里所要说的仅仅是，科学家们由于其研究达不到他们自己的最优标准，不情愿地放弃了研究。）
用几个这类退却主义的历史事例，肯定就能说明许多类似的情况。19世纪的物理学家沃特斯顿关于分子速度的经典论文，被皇家学会以“除了废话外什么也不是”为理由拒绝了，在此之后，他绝望地失去了信心，并且完全脱离了科学界。 [80] 孟德尔深感失望的是，人们对他关于遗传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没有什么反应，因此他不肯再发表他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因而这些成果也就永久性地丢失了，在他成为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之后，他就放弃了关于遗传学的研究。 [81] 罗伯特·迈尔被拒绝承认享有能量守恒原理的优先权，这使他痛苦不堪，他试图从三楼的窗口跳下去自杀，结果仅仅摔断了自己的腿，有一段时期他被穿上了约束服，关在一家精神病院里。 [82]
在数学上，退却主义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可能就是雅诺什·鲍耶——非欧几何的发明人之一。鲍耶的父亲也是一位数学家，因在其经历中饱尝了苦果而警告自己的儿子放弃想证明平行线公设的任何努力，父亲这样形象地对他说：“要像憎恶淫荡的交媾一样憎恶它；它会夺走你所有的闲暇时光，夺走你的健康，让你无法休息，并使你失去全部生活的幸福。”年轻的鲍耶努力遵从父训，他顺从地投笔从戎，成为了一名陆军军官，但是鲍耶过人的精力不允许21岁的他把平行线公设丢在一边。经过几年工作之后，他建立了他的几何学，他把手稿寄给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把它转寄给了高斯这位数学王子，以征求权威的意见。高斯在给老鲍耶的信中这样写道，他从这一著作中看到了真正天才的证明，并且接着说，事实上他无法充分表达他的激动的心情，尽管他想这样做，因为“赞美它也是赞美我自己。的确，这一著作的全部内容、你的儿子所采取的方法以及他所得出的结果，几乎与我的思考完全吻合，这是过去的30或35年中我的头脑中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之一……我真高兴恰好是我的老朋友的儿子以这样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走到了我的前面”。受到了这样的赞扬，老鲍耶非常高兴，他写信给他的儿子，天真地说这部著作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它会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增光添彩”。年轻的鲍耶读了这封信，但他对这一说法并不感兴趣：他的思想很正确，而且按照举世无双的高斯的评判，他有幸得到天才的称号。他所关注的仅仅是：高斯已经走在了他的前面。有一段时间，他认为他父亲一定事先向高斯泄露了他的思想，因而高斯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83] 他的优先权失去了，几年以后又来了进一步的打击，这就是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学，从此他再也没有发表任何数学著作。 [84]
这些历史个案表明，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在本应给予他们的承认遭到拒绝以后，从研究领域撤退了，除了这些个案以外，还有许多当代的个案，它们得到了精神病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的注意。在精神病学家中，几乎只有劳伦斯·库比把这些情况的描述付诸了文字；科学家们对独创性发现和由此而来的赞扬的渴望难以抑制，并为此而烦恼，库比对这种不协调的情况作了恰当的说明，我将借鉴他的这一说明。
当科学家们的抱负太大以至于无法实现时，其结果有时会是冷漠，总在想入非非，用库比的话说就是：
年轻的科学家可能多年以来就有做出伟大科学发现的希望，但却缄默不语，秘密地进行筹划。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湮没不彰开始使他感到惊恐不安，为了设法控制他的恐惧，他可能会逐渐形成一种日益强烈的神秘的感觉，即这种湮没不彰是可敬的，一旦他准备好了披露他的那些理论，它们便会使世界为之震撼。因此，在年轻的研究工作者们的雄心壮志之中有可能隐藏着这种不可思议的自大狂。 [85]
可能最值得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给予科学家的承认与他的事业或者甚至与他的工作成绩不相称。他可能发现，自己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为别人的根本性发现消除了障碍。他的“否定性实验为科学的稳步前进扫清了道路，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为其他科学家的更有魅力的成功扫清了道路，而这些科学家可能并没有付出更多的才智、技能与献身精神，也许，他们甚至付出得更少一些”。像其他人一样，科学家也受到了涉及整个人类的邪恶问题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命运似乎实际上与他们的功绩和努力毫不相干”。 [86]
库比冒险作了进一步的评述，它们听起来好像是在描述对某种相当失范的情况作出反应时的那种失职行为。“无论是在具体的研究中，还是在整个某一事业中，成功或失败可能几乎都是偶然的，机会并不是决定发现什么的主要因素，而是决定什么时候发现和由谁发现的主要因素……然而人们并未告诫年轻的学者，他们未来的成功，有可能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创造力以外或他们努力工作的意愿以外的力量。” [87] 由于这些原因，库比猜想出现了一种他所谓的“新的科学家精神失常症，它可能并非与走入绝境的年轻人的歹徒传统完全没有关系。我们是否是在亲眼目睹一代麻木不仁、玩世不恭、没有道德意识、痛苦不堪、理想幻灭的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呢？”
由于缺乏证据，最好还是把这一情况作为一个修辞学问题搁置起来。不过，需要对问题的重要性加以说明。在《社会结构与失范》中，我已经对一种强调一切人都要有抱负的文化传统的作用方式进行了诊断，由于许多人无法实现这些抱负，这些抱负就会产生一种压力，从而可能会导致越轨行为和玩世不恭，导致对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准则和游戏规则的拒绝。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压力也有可能会对科学制度产生某种程度的作用。然而，尽管这些压力非常大，但也并非必然会产生大量越轨行为。科学的社会结构与越轨行为很频繁的其他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科学制度一直不断强调其他一些价值观念，它们会抑制从文化中产生趋于越轨行为的倾向，而且科学制度强调任何人所发现的真理的价值，并信奉对真理的无私的追求。既然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科学家的越轨行为上，我们就不应忘记这些情况是非常稀少的。只有很少的人试图使用将会使他们失去名誉的方法来获取名誉。
[53] F.达尔文：《查理·达尔文的生活与书信》，第84页。
[54] 查尔斯·巴贝奇：《英格兰科学的衰落》（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London，1830），第174—183页。乔治·伦德伯格独立地注意到，“一个科学家对赞扬的渴望（有时会）变得超出了他对真理的热诚”［《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New York：Longmans Green，1929），第34页；1946年第2版简明本，第52页］。
[55] 我的这些假学术界欺骗行为的例子，选自理查德·D.奥尔蒂克《学者历险记》（The Scholar Adventures，New York：Macmillan，1951）第2章和第6章中风趣而详细的叙述。
[56] 谈到这件事，我没有找到M.P.福热尔（Faugère）所写的，以及亨利·博尔迪尔（Henri Bordier）和马比耶（Mabille）所写的关于弗雷恩-路加斯事件的明确的报告；那些实质性的细节，包括法庭诉讼的摘要，均取自抄本研究学家艾蒂安·夏拉维的《弗雷恩路加斯事件的批判性研究》（Affair Vrain-Lucas：Etude Critique，Paris，1870）；比较容易找到的是J.A.法勒的《伪作》（Literary Forgeries，London：Longmans Green，1907），它的第12章对此事件作了概述，但它对弗雷恩路加斯惊人的创造力有失公允。牛顿传记的作者大卫·布儒斯特爵士，在其著作的第87页确实捍卫了史学的诚实性，但他却没有阻止夏斯莱高度评价伽利略的三千封信，这些信是他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获得的，尽管它们碰巧是用法文而不是用伽利略通常所使用的拉丁文或意大利文写的。
[57] ［卡默勒的自杀可能并不是由这个给人造成精神创伤的事件引起的。参见最近阿瑟·凯斯特勒在其著作《产婆蟾事件》（The Case of the Midwife Toad，New York：Random House，1972）中为卡默勒的辩护。］马丁·加德纳：《以科学的名义》（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52），第143页；W.S.贝克：《现代科学与生活的本质》（Modern Science and the Nature of Life，New York：Harcourt，Brace，1957），第201—202页；康韦·泽克尔：《引证骗人的数据》（“The Citation of Fraudulent Data”），原载《科学》（Science）120（1954年7月30日），第189—190页。
[58] 小威廉·L.斯特劳斯：《辟尔唐大骗局》（“The Great Piltdown Hoax”），原载《科学》119（1954年2月26日），第265—269页。
[59] 劳伦斯·S.库比：《科学事业中某些未解决的问题》（“Some Unsolved Problems of the Scientific Career”），原载《美国科学家》41（1953年），第561—613页；同上刊，42（1954年），第104—112页。
[60] 艾伦·格雷格：《对当代医学的挑战》（Challenges to Contemporary Medicin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第115页。
[61] 引自天文学史家艾格尼丝·梅·克拉克（Agnes Mae Clerke）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撰写的关于拉普拉斯的词条。克拉克的某些进一步的观点也非常切中要害：“当然，在给他自己分配较大份额的功绩这一微妙的工作中，他不会在谦虚方面犯什么错误；但是，正如要找出一个他在评价别人时宽宏大量的事例很难一样，举出一个侵权的例子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们对他更严厉的指责是，他在这部书中几乎根本没有提到他的前辈和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名字，而且在他的整个著作中错误百出……可以说，这是把一个世纪的人坚韧不拔的辛苦工作成就编辑在一起的结果，但它出现在世人面前却仿佛是某一个大脑的产物。”这些问题很少是完全一样的，“毕奥叙述说，当他本人开始自己的事业时，拉普拉斯为了解释其想象的有关混合差分方程的发现，在研究所向他作了介绍，后来又在他发誓严格保守秘密的情况下，给他看了那时已经因年代久远而发黄的论文，在其中有他在很早以前就得出的同样的结果。”（第16卷，第201—202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向前人表示谢意方面非常谨慎的高斯，也曾像拉普拉斯对待毕奥那样对待年轻的鲍耶。
[62] 拉尔夫·H.梅杰：《医学史》（A History of Medicine，Oxford：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1954）第2卷，第703页。
[63] 在A.M.克拉克为《国民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撰写的关于波义耳的词条中，有些地方错把对剽窃的指责当作是登出的广告了。这种指责只是说，由于“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例如，把腐蚀性的液体洒在了手稿上），手稿有些损失，而且最多暗示，至少有些损失是非人为因素造成的。但是，波义耳后来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所针对的却是他的著作的诸多剽窃者，该文是由他的传记作者伯奇发现的。这份文件共有三页对折的印刷纸，概述了17世纪科学界一些主要的剽窃者开发出来的一些巧妙的剽窃手段。参见6卷本的《可敬的罗伯特·波义耳著作集》（The Works of Honourable Robert Boyle），该书有J.伯奇撰写的作者生平（London，1772），第1卷，第cxxv—cxxviii页，和第ccxxii—ccxxiv页。
[64] 有关哈维的情况，请参见A.R. 霍尔：《科学革命：1500—1800》（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500—1800，London：Longmans Green，1954），第148页；有关霍布斯的情况，请参见笛卡儿：《文集》（Oeuvres），夏尔·亚当（Charles Adam）和保罗·坦纳里编，第3卷，《书信集》（Correspondances，Paris，1899），第283页及以下诸页；有关帕斯卡的情况请参见同上书，第5卷（1903年），第366页。
[65] 笛卡儿：《文集》第3卷，第320页。
[66] 贝尔：《数学家》，第259—260页。勒让德似乎对这类问题特别敏感，这也许是由于他常常被人骗；请注意克拉克的评论：拉普拉斯与勒让德之间的“感情‘非常冷淡’，这都是因为他盗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而又很少表示感谢造成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6卷，第202页。
[67] 贝尔：《数学家》，第134页。
[68] 弗兰克·E.曼纽尔：《亨利·圣西门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 of Henri Saint-Sim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第 340—342页；也可参见曼纽尔所引用的理查德· L.霍金斯的《奥古斯特·孔德与美国》（Auguste Comte and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第81—82页。
[6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运动史》（History of Psychoanalytic Movement，London：Hogarth Press，1949）；也可参见弗洛伊德：《自传》（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1925；London：Hogarth Press，1948），第54—55页，在那里，他试图“结束这种对观点的肤浅的重复，即心理分析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不过是从雅内的思想中借用来的……从历史的观点看，心理分析完全是独立于雅内的发现的，它的内容与那些发现迥然相异而且远远超出了它们”。雅内的那些暗示并不总是很难理解的，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他的《心理治疗》（Psychological Healing，New York：Macmillan，1925）第1卷，第601—640页。
[70] 欧内斯特·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Sigmund Freud：Life and Work，London：Hogarth Press，1957）第2卷，第112页。
[71] 关于牛顿与莱布尼茨之争，有相当多的文献讨论。我主要参照的是：莫尔的《艾萨克·牛顿》，他的第15章通篇讨论的都是这个话题；奥古斯塔斯·德·摩尔根的《论牛顿的生活与工作》（Essays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Newton，Chicago：Open Court Publishing Co.，1914），尤其是附录2；以及布儒斯特的《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生平、著作及发现实录》第22章；参见科恩：《富兰克林与牛顿》，他在许多方面非常恰当地对莫尔的传记提出了批评（例如，第84—85页）。在仔细查阅《朴次茅斯报》的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说：“这些原理以及实际上所有与之相关的东西不负责任地构造了一些命题，这些命题都是虚假的；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有清晰的记录。”E.N.da C.安德雷德的这一判断是对牛顿的矛盾心理很适当的总结：“可以举出证据证明这一观点，即牛顿是一个谦逊的人，或者是一个最傲慢的人；其实，他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当他不烦恼或不生气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成就是很谦虚的。”参见安德雷德：《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London：Collins，1954），尤其是第131—132页。
[72] 众人皆知，以前人们普遍使用这种字谜游戏。到了19世纪，物理学家鲍尔弗·斯图尔特和P.G.泰特重新引入了这种方法，并且“为了确保优先权……［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即在其著作出版前几个月，以字谜游戏的方式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思想］”［J.J.汤姆森爵士：《回忆与反思》（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London：G. Bell，1936），第22页］。
[73] 托马斯·伯奇：《伦敦皇家学会史》（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London：1756—1757）第4卷，第437页。
[74] 最近的事例，可参见维纳所描述的那件事，即布里甘德与维纳为“势论”提供新概念的竞赛，这场竞赛最终不分胜负，因为布里甘德把他的“结果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中，按照学院传统数个世纪以来所承认的习俗提交给了［法国］科学院”（维纳：《我是一个数学家》，第92页）。
[75] J.赫廷格：《科学产权问题及其解决办法》（“Problems of Scientific Property and Its Solution”），原载《科学进展》（Scientific Progress）26（1932年1月），第449—461页；也可参见伯恩哈特·J.斯特恩在《医学发展中的社会因素》第108页所引用的纽约医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的A.I.索特西博士的论文。
[76]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考察那些制度性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大量发表论文实质上变成了一种仪式性的活动。
[77] 普里斯特利的论述由他终身的朋友T.L.霍克斯（Hawkes）进行了意译，并由乔治·威尔逊作了转述，见《可敬的亨利·卡文迪什传》，第111页。17世纪德国显微镜学天才安东·冯·列文虎克也采用了一种策略，他描述说：“每当我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时我就想到，把我的发现付诸文字是我的责任，这样，所有有独创性的人也许就可以从这里了解到我的发现。”（转引自梅杰：《医学史》第1卷，第531页）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圣西门也表露过同样的情感。参见曼纽尔：《亨利·圣西门的新世界》，第63—64页。
[78] 奥布里也许会不负责任但并无恶意地说，数学家约翰·沃利斯“可能坚持认为，许多荣誉是靠他自己获得的，没有必要注视别人，至于名望，他对赞美贪得无厌，以至于他会窃取别人的羽毛来装饰他自己的帽子；例如，当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罗伯特·胡克先生等人演讲时，他在一旁观看，把他们的观点记在他的笔记本上，然后把它发表，而不承认这些成果应归那些创造者所有。当然，他们常常对此抱怨。然而，尽管他发表这些新奇的观点对发明者是不公正的，但却有益于学术事业，因为创造者（尤其是克里斯托弗·雷恩）也许总找不到闲暇时间自己把它们写出来”［约翰·奥布里《传略》（Brief Lives，ed. Andrew Clark，Oxford，1898）第2卷，第281—282页］。
[79] 这种越轨行为的主动与被动形式的划分，取自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系统》（Glencoe：The Free Press，1951），第256—267页。
[80] R.H.默里：《19世纪的科学与科学家》（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Sheldon，1925），第346—348页；戴维·L.沃森：《科学家是人》（Scientists are Human，London：Watts and Co.，1938），第58、80页；斯特拉特：《约翰·威廉·斯特拉特：瑞利男爵三世》，第169—171页。沃斯顿在《国民传记辞典》中本应有一个令人尊敬的位置，但是显然，该词典的编者西德尼·李（Sidney Lee）不可能看透这一点：这位伟大的发现者是由于对其工作毫无理由的拒绝才陷入这种湮没无闻的境地的；因此，在这部辞典中没有关于沃斯顿的传记。
[81] 雨果·伊尔蒂斯：《孟德尔传》（Life of Mendel，New York：W. W. Norton，1932），第111—112页；另可参见孟德尔的预言：“我的时代将会来临。”
[82] 迈尔的一些参加了1848年革命的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朋友拒绝了他，他被当作保守者而受到了反对，这可能就是造成他精神失常的原因。最近有些证据表明，非专业的社会学家约瑟夫·波普尔维护了迈尔的优先权，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参见奥托·布吕赫：《激励的价值：朱利叶斯·罗伯特·迈尔和约瑟夫·波普尔-林克斯研究》（“The Value of Inspiration：A Study on Julius Robert Mayer and Josef Popper-Lynkeus”），原载《伊希斯》43（1952年9月），第211—220页。布吕赫认为，在科学界人们不再把优先权看得很重了，这种观点似乎有点言过其实。
[83] 保罗·斯塔克尔的两卷本的《沃尔夫冈·鲍耶与约翰·鲍耶：地理研究》（Wolfgang und Johann Bolyai，Geometrische Untersuchungen，Leipzig：1913），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有关鲍耶情况的原始资料，包括相关的通信，但我在写此文时没有找到这部书。由罗伯托·伯诺拉著、H.S.卡斯劳译的《非欧几何学》（Non-Euclidean Geometry，2d rev. ed.，La Salle，Illinois：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38），第96—113页有非常精彩的简要的说明；也可参见德克·J.斯特勒伊克：《数学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Mathematics，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1948）第2卷，第251—254页；弗兰茨·施密特：《匈牙利数学家约翰·鲍耶传》（“Lebensgeschichte des Ungarischen Mathematikers Johann Bolyai de Bolya”），见《数学史论文》（Abhandl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kers）8（1898年），第135—146页。
[84] 有两封信提供了鲍耶从兴奋的巅峰一下子落入失望的泥潭的背景情况。1823年，他写信给他的父亲说：“……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是我已作出了一些非常令人惊叹的发现，我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如果失去它们，我恐怕会终身感到遗憾。当您看到它们您就会明白这一点。与此同时我只能说：我已经从零做起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到目前为止我寄给您的所有东西，还不是一个十分牢靠的计划。我确信，如果我完成了这项发现，它将给我带来荣誉。”正如大约30年以后赖尔有先见之明地警告达尔文小心被别人抢先一样，老鲍耶警告小鲍耶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成功，最好不要耽误时间马上把它发表，理由有两条：第一，因为思想很容易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那里，而后者有可能抢先把它发表；第二，确实也会有这种情况，即有这样一个时代，许多发现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被同时完成，就像春天处处都会出现紫罗兰一样。科学中的战斗就像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我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出现和平。因此，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应该力争获胜，因为获益的总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转引自伯诺拉：《非欧几何学》，第98、99页。）尽管小鲍耶继续零零星星地从事他的数学研究，但他再没有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这的确有点令人疑惑不解。
[85] 库比：《科学事业中某些未解决的问题》，第110页。
[86] 吉尔伯特·默里，转引自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147页，在那里引用这句话时的理论背景与此处相似。
[87] 吉尔伯特·默里，转引自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111—112页。对这种情况的这一解释，与多重独立发现或发明的事实是矛盾的。正如许多社会学家尤其是W.F.奥格本和D.S.托马斯业已指出的那样，多重发现漫长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文化基础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有些发现几乎就变得“不可避免”了。但在关于谁将首先作出发现这个问题上，他们仍然没有作出确定的回答。库比提到了一些发现“几乎错过”的情况，它们表明，当有人首先完成一项发现时，长处就不完全是长处了，库比所说的这种情况还可以列出许许多多。此外，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在发现别人已经作出并宣布了某一发现时，哪些科学家放弃了他们为作出这一发现正在努力进行的探讨。这些准发现的“个人悲剧”（从这种流行的文化信念即所有荣誉都属于“第一名”来看，这的确是一种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就在于它们在科学编史学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