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社会冲突的优先权之争

（一）优先权之争的历史

我们注意到，科学的历史常常被关于发现的优先权的争论打断，这种争论往往是可悲的，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入手。现代科学的发展已历经了三个世纪，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无数的科学家，其中既有大科学家也有小科学家，都参与过这种刻薄的论战。只要回顾这几个例子就够了：伽利略非常敏锐地认识到他的发明和发现的重要性，他奋力捍卫自己的优先权，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斗士，首先，他在其著作《驳巴尔达萨尔·卡普拉的诽谤与欺诈》（Defense against the Calumnies and Impostures of Baldassar Capra）中，说明了他的“几何军用罗盘”的发明是怎样被窃取的，然后，他又在《试金者》（The Assayer）中痛斥了另外四个想要与他争夺优先权的人。第一位是霍拉蒂欧·格拉西神父，伽利略指责他试图“削弱对这项属于我的发明［即用于天文学的望远镜之发明］的任何可能的赞美”；第二位是克里斯托弗·沙伊纳，这个人声称是他首先观察到了太阳黑子（尽管沙伊纳和伽利略两人都不知道约翰内斯·法布里休斯以前已经发表过这样的观察结果）；第三位是伽利略未指明的一个乡巴佬（可能是法国人让·塔尔德），伽利略指责他“企图掠夺本来属于我的荣誉而假装没有看见我的著作，并且声称他们是这些奇迹最早的发现者”；最后一位是西蒙·迈尔（马里于斯），伽利略说他“居然厚颜无耻地宣称在我之前已经观察到了围绕木星运行的几个梅迪奇行星，他找到了［并且使用了］一种狡诈的方法企图确立他的优先权”。 ^[3]

举世无双的牛顿曾就有关光学和天体力学的优先权问题与罗伯特·胡克发生过几次论战，在微积分的发明问题上则与莱布尼茨进行了长期而痛苦的论战。胡克 ^[4] 被描述为“什么都想要的人”，因为“几乎没有哪项他那个时代的发现，他不认为不归他所有”（也许应补充一下，情况确实常常如此，因为他是他那个天才辈出的世纪中最有发明才能的人之一），胡克不仅与牛顿争夺发明权，而且还就一项重要的发明与惠更斯争夺过优先权，这项发明即用于消除地心引力作用以校准时钟的螺旋弹簧摆。

18世纪的历史中也充满了争论。其中最乏味，且宗派主义色彩最浓的是“关于水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腼腆、富有且出身显贵的科学天才亨利·卡文迪什也被扯进了与瓦特和拉瓦锡的激烈的三角战之中，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谁最先证明了水的化合物性质，从而把上千年以来认为水是一种元素的说法纠正了过来。尘世的论战也涉及了一些有关某些天体的发现的优先权，那个世纪最富有戏剧性的天文学发现是海王星的发现，英国人约翰·库奇·亚当斯和法国人于尔班·让·勒维烈都推断了这颗行星的存在并预言了它的位置，后来人们在他们各自独立的计算表明的它所应该在的位置上，发现了这颗行星。医学方面也存在着争夺优先权的冲突，例如，詹纳认为他是第一个证明了牛痘接种能够为免患天花提供安全保障的人，而皮尔逊和拉博（Rabout）的辩护者们的看法却与此不同。

整个19世纪而且一直到现在，关于优先权的论战仍然频繁而激烈。利斯特（Lister）认为他首先介绍了防腐法，但另一些人则坚持勒梅尔（Lemaire）过去就完成了同样的工作。敏感而谦逊的法拉第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伤害，这些人对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几个主要发现的所有权提出了要求：其中有他关于电磁旋转的发现，这项发现被说成在过去就已被沃拉斯顿完成了，法拉第从前的良师益友汉弗莱·戴维爵士（他本人也卷进了类似的争论之中）实际上反对把法拉第选进皇家学会，其根据是，他认为法拉第的发现并不是独创性的。 ^[5] 拉普拉斯、伯努利家族的好几个人以及勒让德、高斯和柯西也都卷入了优先权之争，而他们仅仅是卷入这种争论的数学界巨擘中的几个。

在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医学和数学中发生的事情，在除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之外的所有其他学科中也发生了。我们知道，社会学只是经过了长期异常剧烈的阵痛之后才正式诞生的，而且出生后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安宁。它也被圣西门（St. Simon）和孔德的门徒的剧烈争论所困扰，因为他们为这二人到底谁是社会学之父、而谁仅仅是接生婆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争论不休。至于说到最近的历史，有好几个人声称他们在弗洛伊德之前就掌握了精神分析的本质，雅内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人。

把关于优先权之争的清单再扩大一些可能要下很大的工夫，现在这样做也是多此一举。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已经足以说明这些争论绝不是什么科学上罕见的例外情况，长期以来，这些争论一直在频繁发生，它们是残酷的和丑陋的。实际上它们成了科学家之间社会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情况的确如此普遍，以至德国人根据其特点为它创造了一个复合词：Prioritässtreit（优先权之争）。

从表面上看，可以很容易地对争夺优先权之冲突的模式作出解释，它似乎仅仅是由同时或者差不多同时作出的同样发现导致的结果，这是一种科学史上经常发生的事件，至少在威廉·奥格本和多罗西·托马斯进行了确定性研究以来，这种事件再也没有逃脱社会学家或其他人的注意。但再进一步看看，事情似乎并非这么简单。

科学上的一连串类似或同一的发现只是关于优先权争论的一个诱因 ^[6] 而不是它们的起因或它们的理由。毕竟，科学家们也知道，很多发现常常是独立完成的。（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他们不仅知道这一点，而且对此感到忧虑，这常常致使他们仓促行事以确保他们的优先权。）因此，对科学家来说问题似乎很简单，即承认他们的同时发现是各自独立完成的，这样也就无所谓优先权的问题了。偶尔，正如我们在科学史上所有最动人的高尚行为的例子中将会看到的那样，也会发生这种事情：达尔文、华莱士都想把他们因为分别解决了问题而应得的荣誉互相谦让给对方。这件事情发生了50年之后，华莱士仍然坚持把他匆忙完成的工作（仅在他有了那种伟大的思想后一周就写成的东西）与达尔文以20年收集的证据为基础而完成的工作进行对比。华莱士追忆说：“我那时（而且以后也常常）是一个匆匆忙忙的年轻人，而他则是一个刻苦、耐心的学者，寻求一切可以证明他所发现之真理的充分证据，他并不是一个想一举成名的人。” ^[7]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自我克制甚至走得更远了，例如，举世无双的欧拉隐瞒了他长期“寻求关于变分法的解”，直到23岁的拉格朗日发现了这种解所需要的另一种新方法时，才将它付印，欧拉告诉这个青年人说：“这样才不会剥夺应该属于你的任何荣誉。” ^[8] 在科学编年史上，除了这些和其他的许多慷慨之举的例子外，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人从没有设法使他们载入史册。然而经常性的优先权之争具有很大的影响，给这些高尚之举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因此仍然有必要对它们加以说明。

（二）争夺优先权之冲突的所谓根源

有一种关于这些争论的解释把它们仅仅看做是人类天性的表现，按照这种观点，自我中心主义是人类的一种天性，科学家也是人，因而也具有这种特点，他们有时会通过夸大自己对优先权的权利而表现出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当然，这种解释站不住脚。在社会思想史中，正如人们从孟德斯鸠时代、到孔德和迪尔凯姆时代、再到今天一直看到的那样，不少人在自己的理论中进行冒险，想跳出人类的天性，采取某些特殊的社会行为，但后来他们又都放弃了。 ^[9]

第二种解释不把这些冲突看做是源于所有人都共有的天性，而看做是源于在某些人身上才能发现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癖好。这种解释假定，像其他职业一样，科学这种职业吸引了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它还进一步假定，科学甚至可能会吸引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渴望得到荣誉，因而选择了一种保证对成功者给予不朽荣誉的职业。与那种认为冲突是源于天性的论点不同，这种解释涉及自我选择和社会选择过程，从原则上讲它是没有什么缺陷的。不同个性的人可能会被吸收到不同的职业，对此，虽然我偶有怀疑，但也有可能，那些生性争强好胜的人特别容易被吸引到科学这种职业上来，并且受聘成为科学事业的成员。这种情况达到什么程度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但是，对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的个性特征进行研究，也许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现在什么程度上情况是这样的。 ^[10] 无论怎样，找出一些咄咄逼人的科学家不应该是什么难事。

即使选择过程的结果是雇用了一些爱争辩的人，在理论上也仍然有理由相信，这并不能对科学上突然爆发的关于优先权的大量争论做出恰当的说明。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些争论常常涉及一些通常具有谦逊气质的人，他们只有在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时才会以一些似乎是任性的方式行事。这种情况常常是引人瞩目的，而且有时非常令人难以理解。正如汉弗莱·戴维爵士在卡文迪什和瓦特之间关于水的问题发生大论战时所问的那样，卡文迪什“毫无野心，平易近人，要下很大的气力……才能说服他公布他的重要发现……而且……他害怕张扬”，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卷入关于优先权的冲突之中呢？ ^[11] 卡文迪什的传记作者记述了这件事，把这种情况描述为“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难题，两个非同寻常的既谦逊又没有野心的人，因为其正直受到了普遍的尊敬，他们的发现和发明使他们闻名天下，但忽然之间，他们却处在了相互敌对的位置上”。 ^[12] 显然，为争夺优先权而战并不需要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

另外一类重要的事实表明，把这么多的争斗解释为源于自我中心主义的个性是不恰当的。情况往往是这样，当事人自己，即发现者与发明家本人并没有参与争夺优先权的争论（或者，当他们发现坚持他们自己应得的荣誉或剥夺其对手的荣誉，使他们扮演着一种令人厌恶的角色，这时，他们就会从这样的争论中退出）。反而，他们的朋友和门徒，或者是其他更为公正的科学家，却总把优先权的认定看做是必须争出一个结论的道德问题。例如，是沃拉斯顿的朋友而不是这位卓越的科学家自己暗示，年轻的法拉第侵吞了电磁旋转实验的荣誉。 ^[13] 与此类似的是，普里斯特利、德吕克（De Luc）、布莱格登（Blagden）等“所有这些在科学上出类拔萃、品格洁白无瑕的人”，使羞怯的卡文迪什和谦逊的瓦特陷入了关于水的优先权的争论。 ^[14] 最后还有个例子，就是好争论的、才华出众的并且十分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他）和一群天文学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的天文学家，也有一些德国和俄国的天文学家，而不是“害羞、文雅和单纯的”海王星的共同发现者亚当斯，挑起了关于海王星发现的优先权之争，他们使这场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然后慢慢平静下来，达成了一种了普遍的共识：这颗行星是亚当斯和勒维烈各自独立发现的。 ^[15] 科学史中有关优先权的一个又一个历史争论，情况大都是如此。

在成功地为他们所拥戴的人争得了权利之后，这些争论的协助者与旁观者们，除了把自己看做是与权利获得者属于同一学派或同一民族而得到一种匹克威克式的欣慰之外，他们从这种胜利中几乎不能得到或者根本得不到任何利益。他们的行为难以用自我中心主义来解释。如果竞争对手要求享有优先权，他们不会因此而蒙受痛苦，他们个人的地位将不会受到威胁。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这种地位之战而冲锋陷阵， ^[16] 为任何沉溺于自我吹嘘的表现大吵大闹，对他们所拥戴的人受到的粗暴伤害表现出极大的道德义愤。

我认为，这是一类特别重要的事实，因为我们从关于制度的社会学理论中得知，表达没有私立的道德义愤，象征着宣布某种社会规范遭到了违背。 ^[17] 虽然义愤填膺的旁观者本人并不会受到在他们看来是犯罪一样的错误行为的伤害，但他们会做出有敌意的反应。他们希望看到“公正行事”，看到行为者遵守游戏规则。正是他们参与了争论这一事实表明，科学是一种社会制度，它具有独特的可发挥道德权威作用的规范体系，如果感到有人正在违背这些规范，人们就会特别援引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优先权的论战（这种论战总是异常激烈，而且参与者容易感情冲动）尽管可能会使争论的温度升高，但它们并非仅仅只是脾气暴躁的表现，从本质上讲，它们是对被看做是违反了知识产权制度规范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

[3] 伽利略：《试金者》，1623年，译文见斯蒂尔曼·德雷克：《伽利略的发现与见解》（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N. Y.：Doubleday，1957），第232—233、245页。伽利略认为，迈尔很狡猾，他根据儒略历注明他自己著作的出版日期是1609年，而没有说明，作为一个新教教徒，他还没有接受“我们天主教徒”所采用的格雷果里历，而按照后一种日历，出版日期就会移到1610年1月，这时，伽利略已经报告了他最早的观察结果。在本章后面，我将更详细地讨论重视这种短暂的（区分相互竞争的关于优先权主张的）间隔的内在意义。

[4] 有些对胡克在引力理论发展中的作用的重新评价，很有学术价值，请参见，例如路易丝·D.帕特森：《胡克的引力理论及其对牛顿的影响》（“Hook’Gravitation Theory and Its Influence on Newton”），原载《伊希斯》40（1949年11月），第327—341页；《伊希斯》41（1950年3月），第32—45页；以及E.N.da C.安德雷德：《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威尔金斯讲座，原载《皇家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137（1950年7月24日），“系列B：生物科学”。玛格丽特·埃斯皮纳斯最近出版的传记，批评不当，有欠完善，因而不能令人满意；参见《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London：Heinemann，1956）。

[5] 本斯·琼斯：《法拉第的生活与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Faraday，London：Longmans，Green，1870）第1卷，第336—352页。

[6] 甚至也并不总是其诱因。关于在数十年以前，有时甚至是数个世纪乃至上千年以前就已经对某种思想作出的所谓的或实际的那些预见，也出现了优先权之争，这时它们通常被描述为是“重新发现”。

[7] 这段话引自华莱士对这项共同发现完成50年的评论，这是自我放弃优先权的一个典范，这个几乎被人们忘记了的事例，很值得引起人们重新注意。副本请参见詹姆斯·马钱特：《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书信和回忆录》（Alfred Russel Wallace：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New York：Harper，1916），第91—96页。

[8] E.T.贝尔：《数学家》（Men of Mathematic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37），第155—156页。也可参见令人尊敬的勒让德对二十几岁的数学天才尼尔斯·阿贝耳的慷慨之举。

[9] 埃米尔·迪尔凯姆早在他1892年的拉丁文论文中就已经探究过社会学理论中的这个基础性的问题了，幸运的是，该文已经译成了法文，我们这些后来的社会学家都可以从中受益。参见他的《孟德斯鸠与卢梭：社会学的先驱》（Montesquieu et Rousseau：Précurseurs de la Sociologie，Paris：Marcel Rivière，1953），尤请参见第1章。

[10]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十分贫乏而且不能令人满意。一项关于主题理解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的研究，从零开始，对64位著名的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进行了调查，但从对调查记录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他们有“特别争强好胜”的迹象。请参见安妮·罗：《科学家的培养》（The Making of a Scientist，New York：Dodd，Mead，1953），第192页。

[11] 汉弗莱·戴维爵士：《文集》第7卷，第128页，转引自乔治·威尔逊：《可敬的亨利·卡文迪什传》（The Life of Honorable Henry Cavendish，2 vol.，London，1851），第63页。

[12] 威尔逊：《亨利·卡文迪什》，第64页。关于卡文迪什这位（病态的）腼腆的隐居者，人们几乎不可能怀疑他的谦逊的品格，他的未发表的笔记中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发现，它们证明了当时普遍认可的某些理论是不成立的，并且预见了很久以后才作出的一些发现。毋庸置疑，他是一个很典型例子：甚至像他这样的人也被牵扯到有关优先权的争论之中了。

科学史显然有它自己的链式反应。正是读了威尔逊的《卡文迪什传》中的记述，了解到卡文迪什长期被遗忘的关于碱周围气体放电现象的实验，使拉姆齐（同样也使瑞利）发现了元素氩。瑞利和拉姆齐都很审慎地提出了他们各自对这项发现的所有权，由于他们关系密切，因此他们的要求难以解决。最终他们同意，把共同发表这项发现作为分配适当荣誉这一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关于优先权的大论战，这两位发现者都不会参与这种论战；这场辩论在这二者的传记中仍在持续：一方是拉姆齐的老朋友和合作者莫里斯·W.特拉弗斯，参见他的《威廉·拉姆齐爵士传》（A Life of Sir William Ramsay，London：Edward Arnold Ltd.，1956），其论述在第100、121—122、292页随处可见；另一方是瑞利勋爵的儿子R.J.斯特拉特，参见他的《约翰·威廉·斯特拉特：瑞利男爵三世》（John William Strutt：Third Baron Rayleigh，London：Edward Arnold，1924），第11章。

[13] 琼斯：《法拉第》，第351—352页；另可参见T.W.查尔默斯资料丰富的著作：《历史研究：物理学发现和化学发现史部分》（Historic Researches：Chapters i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Discovery，New York：Scribner’s，1952），第54页。

[14] 这个同代人的判断出自威尔逊的《亨利·卡文迪什》，第63—64页。

[15] 哈罗德·斯宾塞·琼斯：《约翰·库奇·亚当斯与海王星的发现》（“John Couch Adams and the Discovery of Neptune”），重印于詹姆斯·R.纽曼：《数学世界》（The World of Mathematic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6）第2卷，第822—839页。可以开列一个很长的个案清单，在这些个案中，都是同事而不是当事人在那些冲突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个清单我就不在这里列出了。

[16] 当然，有时候他们的行为像是个法官和仲裁人，而不像是倡导者，赖尔和J.D.胡克在涉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事件中就是如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人们使同样的制度规范在所有这些个案中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17] 关于道德责任及其相关的道德义愤在制度理论中的理论地位的敏锐分析，尤其是迪尔凯姆的长期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揭示，请参见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第361页及以下诸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