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科学和清教中隐含的假设的共同性

我们至此所讨论的主要是直接可感知的新教伦理对科学的赞许。虽然这一点极为重要，但是还有另一种关系可能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尽管它很微妙且难以领悟。清教主义是构成一套很大程度上隐含的假设的一个要素，这些假设使得人们乐于接受17世纪及以后几个世纪里特有的科学倾向。这并不是简单地说新教促进了自由探究（libre examen），或贬低了修道院禁欲主义。这些经常提到的特征只是触及了这一关系的裸露出的表层。

已经变得非常清楚的是，每个时代都存在一种科学体系，它赖以建立的一套假设，通常是含而不露的且极少受到该时代的大多数科学工作者的质疑。 ^[65] 近代科学，亦即在17世纪有了明显的轮廓、而且持续至今的那种类型的科学工作，其基本假设“就是一种广泛传播、出自本能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一种万物的秩序，特别是一种自然的秩序”。 ^[66] 这种信念或这种信仰（至少从休谟以后就必须把它当作信仰），就是“坚定地对一种一致的合理性的要求”。 ^[67]

在伽利略、牛顿及其后继者们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实验的验证是真理的根本标准，但是，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那个前提性的假设，即认为自然界构成了一种可以理解的秩序，或者用个比喻，如果提出一些合适的问题，自然界将会做出回答，那么，实验的概念本身就不成立了。因而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和绝对意义的假设。 ^[68] 正如怀特海教授所指出的，这个“对于科学的可能性的信仰，产生于近代科学理论的发展之前，系无意识地导源于中世纪的神学”。 ^[69] 但是，尽管这个信念是近代科学的前提条件，但它却不足以引起近代科学的发展。所需要的是一种持续的兴趣，寻求以经验和理性的方式去找出这种自然秩序，亦即一种对现世及其发生的事物的积极主动的兴趣再加上一种特定的经验探讨方法。随着新教的出现，宗教提供了这种兴趣——新教实际上给人们强加了一些义务和职责，使其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世俗活动，并且强调经验和理性是行动和信仰的基础。那些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教派认为善行是皈依的义务，但不应当把他们所说的善行同天主教的“善行”概念混为一谈。在清教的例子中，它含有关于一个超验的上帝的概念和对“来世”的向往，这是事实，但它同时要求通过研究种种现世的过程来驾驭今世；而在天主教那里，除了最低限度的不可排除的现世事物外，它要求完全专注于超感觉的东西，专注于一种直觉的对上帝的爱。

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教对理性和经验的强调具有头等重要性。新教的宗教体系中，有着赞颂上帝这个不受挑战的公理，而且，如我们所见，与这一原则非逻辑地相联系的行为模式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实际上，除此以外的所有概念都要受到甚至需要理性和经验的审查。即使是具有最终的和完善的权威的《圣经》，也要由个人以这些为根据做出阐释，因为尽管《圣经》是一贯正确的，但其内容的“意义”却是必须加以寻求的，从巴克斯特就此的讨论，人们也许会记住这一点。隐含在宗教体系和科学体系中的探讨和理性态度之间的相似性是饶有趣味的。这种宗教观点必定形成于一种看待感觉现象世界的态度，它非常有助于人们欣然接受科学中的同一种态度，并且确实为后者作了准备。近来一位加尔文神学的评论者注意到了这类相似性。“那些观念变化具有客观性，并且形成一个客观的教义体系。它直接获得了一种自然科学的特征；它清楚易辨而且容易表述，因为所有那些属于外部世界的事物，一定比发生在内心深处的情况表现得更加清楚。” ^[70]

对于不可改变的规律的信念，在宿命论中表现得也像在科学研究中一样明显：“不可改变的规律是存在的而且必须得到承认。”（das unabänderlich Gesetz ist da und muss anerkannt werden） ^[71] 赫尔曼·韦伯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概念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相似性：“当人们把感性事实当作自然科学的事实时，就切中了宿命论的核心，只有那个最高原则除外，它认为每一自然科学的表象复合，都是对上帝的最深刻的赞颂。” ^[72]

新教领袖们承诺，对除了基本假设以外的所有宗教信仰都要诉诸理性和经验来加以“检验”，这与科学中的情况完全一样，这种承诺纯粹被当作为一种信仰问题，它的部分基础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种信念，即相信一切知识，不论是感性的还是超感觉的，都具有一贯性、一致性以及相互证实的性质。因而看起来，禁欲的新教主义和科学的假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共性：二者中都存在着那种不受质疑的根本性假设，以它为基础，整个体系便通过理性和经验的应用而建立起来了。在各自的领域中都具有合理性，尽管其基础是非理性的。 ^[73] 这个基本相似性的意义是深刻的，虽然那些受它影响的人们几乎从未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一点：宗教无论出于什么缘由曾经采纳了一种本质上属于科学的思想，从而使该时期典型的科学态度得到了加强。流行于这个社会的种种对待自然现象的态度来源于科学和宗教这两者，它们在无意之中帮助维持了新科学特有的观念的确立。

[65]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Macmillan，1925）第1章；另请参见A.E.希斯的论述，见《艾萨克·牛顿：纪念文集》（Isaac Newton：A Memorial Volume，London：G. Bell，1929），由W.J.格林斯特里特为数学协会编，第133页；伯特：《现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66]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5页。

[67]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6页。

[68] 见《艾萨克·牛顿：纪念文集》，关于这一科学信仰的一种经典解释，见牛顿在《原理》一书中关于哲学推理的规则的论述。

[69] 参见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9页及以前，对此发展做了讨论。

[70] 赫尔曼·韦伯：《加尔文神学》（Die Theologie Calvins，Berlin：Elsner，1930），第23页。

[71] 赫尔曼·韦伯：《加尔文神学》，第29页。关于上帝的先知在加强关于自然规律的信念方面的重要作用，巴克尔作过评论，见《英格兰文明史》，第482页。重要的是，第一个坚持认为彩票也受纯自然规律支配的作者是一位清教牧师托马斯·伽塔克，见其有趣的小册子：《论不同种类的抽签的性质和使用》（On the Nature and Use of Different Kinds of Lots，London，1619）。这一假设超越了各种宗教差异的屏障，它同后来格朗特、配第和哈雷等人发展出“政治算术”是相关的。

[72] 韦伯：《加尔文神学》，第31页。参见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章，对近代科学的类似特征作了论述。

[73] 一位现代逻辑学家中肯地指出，社会科学必须确定出理性和非理性思想的非理性（更确切地说，非逻辑）的根源。参见鲁道夫·卡尔纳普：《逻辑》，见《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Factors Determining Hunan Behavior，Cambridge，Mass：Harvard Tercen-tenary Publications，1937），第118页。清教主义当然不是近代科学的“来源”，但它显然起了刺激这种思想的作用。参见沃尔特·佩格尔（《17世纪医学生物学的宗教动机》，第112页）对17世纪的宗教与科学的“非理性和经验主义”的类似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