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清教精神特质中对理性作用地位的抬高，部分原因是由于理性概念是抑制情感的工具，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出对那些始终需要运用严格推理的活动的同情态度。 ^[33] 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指出，与中世纪的理性主义相反，这种理性已被看做为从属和辅助于经验主义。斯普拉特直截了当地指出，科学在这方面是非常适合的。 ^[34] 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教主义和科学最为气味相投，因为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清教主义充斥着新柏拉图主义的理性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对奥古斯丁教义作出的适当修改。但它却没有就此止步。成功处理现世中的实际生活事务这种明确的需要，来自于主要由加尔文主义的宿命论和通过成功的世俗活动的必要性（certitudo salutis）这二者的特定扭合，与这种需要相联系的，是对经验主义的强调。这两种思潮通过一个具有内在一贯性的神学体系的逻辑汇聚在一起，它们又与当时其他态度互相联系，从而为人们接受自然科学中所出现的类似结合铺平了道路。

清教坚持经验主义，坚持实验方法，这同它把思辨与游手好闲视若等同，把体能消耗和对物质客体的处置与勤劳刻苦视若等同具有密切的联系。 ^[35] 实验是清教徒的那些注重实际、积极活跃、有条有理的倾向在科学上的表现。当然，这并不是说，实验方法完全导源于清教。但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些眼睛盯着来世、双脚却牢固踩在现世的人们，会如此热情地支持新实验科学。此外，正如特勒尔奇所指出的，加尔文主义摈弃了上帝的绝对之善，而倾向于强调个人、强调经验性、强调对一切事物做出实际上不受妨碍和功利主义的判断。他从这种精神的影响中，发现了盎格鲁-萨克逊思想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36]

一名率直的清教徒，诺阿·比格斯，以他对当时的大学的尖锐抨击，证实了这种态度。

它们［大学］究竟在哪些方面对发扬或发现真理做过贡献？……机械化学这个通过它倍增的实在经验而超越了其他哲学分支的自然的婢女，与我们在哪些方面有关呢？哪里才有对实验的考察和推理呢？哪里才存在对一个促进、完善、激励着新发明的新知识世界的鼓励呢？在哪里我们经常读到了关于生或死的解剖学或有关草药的直观演示呢？哪里才有对旧实验和旧传统的考察，并把那些危害知识之庙宇的垃圾排除出去呢？ ^[37]

清教徒们的一个共同实践就是把他们对“空洞的逍遥派哲学”的强烈蔑视，同对用事实取代幻想的“机械知识”的过分推崇结合在一起。来自各个方向的清教伦理的要素汇聚在一起，强化了这一类态度。主动的实验方法体现着一切优秀的美德而摒弃一切有害的恶习。它代表着对那种传统上与天主教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反叛；它用主动的操作取代被动的冥想；它所许诺的是实用性的功利而不是不结果实的臆想；它以不容置疑的方式确立了上帝创造物的辉煌壮观。无怪乎清教对价值的重新评价具有对实验主义的始终如一的赞许。 ^[38]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正式奉为了宗教信条，也可以说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真实情况也很可能是，清教的精神特质对科学的方法并无直接影响，这只不过是科学内部史中的一种平行发展而已，但已变得明确的是，通过对某些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心理上的赞许，这类复合的态度便使得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得到了人们的首肯，而不是像在中世纪时期那样受到压制，或充其量也只是得到默认而已。简言之，清教主义改变了社会取向。它导致确立起了一个新的职业等级，这一等级的标准就是赋予自然哲学家的声望。斯皮尔教授说得好：“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活动，它们本身值得尊敬而且被所有社会组织视为出类拔萃。” ^[39] 但清教主义的一个结果就是以为科学带来声望的方式改造社会结构。这对于某些天才转向科学领域必定产生了影响，而在另一个社会环境中，他们就会转向其他职业领域。

[33] 必须记住的是，清教徒对运用理性的赞扬，部分原因在于理性起到了使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作用。这种观念融入当时科学家思想的程度，可从波义耳的一段表述中看出。“上帝在宇宙中显示出如此令人赞叹的杰作，对之视而不见、见而不加以思辨判断的肉眼来说，绝没有任何意义，野兽栖居在这个世界并享受其乐，而人如果不甘仅限于此，就必须研究世界并赋予它精神上的意义。”［波义耳：《著作集》（Works），托马斯·伯奇编，第3卷，第62页］

[34] “谁应当被当作是最关心肉欲者?是那些用其情感污染宗教的狂热者?还是那些并不使用它［理性］去迎合和服从自己的欲望而是用它去抑制欲望的实验家？”（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第361页）我们会记得，巴克斯特在某种方式上是清教徒的代表，他竭力反对“狂热”对宗教的侵蚀。认为理性“必须保持它驾驭和支配你们的思想的权威”（《基督教指南》第2卷，第199页等处）。以类似的精神，那些寄居在威尔金斯住所并为皇家学会奠定基础的人“所向无敌地披挂上阵，反对各式各样的宗教狂热”（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第53页）。

[35] 这个论点是琼斯教授那部有价值的著作《古代人与现代人》的诸多贡献之一。参见其中第5章，特别是第112—113页。我的论文“清教主义、虔信主义与科学”［《（英国）社会学评论》28（1936年），第1—30页］，并未充分澄清对经验主义的这种强调所派生的结果。

[36] 恩斯特·特勒尔奇：《新教对开创现代世界的意义》（Die Bedeutung des Protestantismus für die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Welt，Munich：R. Oldenbourg，1911），第80—81页。

[37] 我要感谢琼斯教授（《古代人与现代人》第104页）使我得以转引比格斯的这段话，见诺阿·比格斯的《医学实践方法论》（Mataeotechnia Medicine                                        Praxeos，London，1651），该书系献给当时的改革者议会之作。

[38] 杜里在《让·杜里关于英格兰宗教现状的信》（Lettre du sieur Jean Dury touchant l’état présent de la religion en angleterre，London，1658年）中这样描写“公理会教徒”：“他们不相信那些说教观点（Ils ne croient que ce qu’ils voient）。”由乔治斯·阿斯科利引，见《17世纪大布列塔尼的法国人的观念》（La Grande-Bretagne devant l’opinin française au XVIIe siecle，Paris：Librairie Universitaire J. Gamber，1930）第1卷，第407页。巴克斯特写道：“我敌视他们那种贬低感觉的哲学!”而约翰·威尔金斯则从实践方面肯定地说：“我们最好、最神圣的知识是旨在于为了行动的知识；而那些没有把实践作为其正当目的的则只应当算作不出成果的研究工作。”［《数学的魔力》（Mathematical Magic，London，1648），第2页］

[39] 汉斯·斯皮尔：《荣誉与社会结构》（“Honor and Social Structure”），原载《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第2卷（1935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