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学科之间的兴趣转移

对1665—1702年期间，以三年为一组加以统计的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14] 论文的数目和关注指标以三年为期分为一组，因为我们主要想确定趋向，而非每年的摆动。

这些指标表明了几个明确的动向。即在形式科学——逻辑、认识论而且主要是数学中，存在着三个清晰可辨的“周期”。第一个周期在1668—1670年间达到其高峰，当时牛顿、沃利斯和詹姆斯·格里高利（James Gregory），以及（在较低程度上包括）约翰·科林斯、克里斯托弗·雷恩、J.J.弗格森（Ferguson）和布龙克尔子爵，都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尼克劳斯·墨卡托的《对数术》（Logarithmotechnia）出版于1668年，该书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且，正是在这个时候（1669年）牛顿向巴罗通报了他的流数与曲线求积法概念。《关于无限极限数字方程的分析》（De Analysi per Aequationes Numero Terminorum Infinitas）这本小册子，后来又传到了科林斯手里，它激起了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的兴趣。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轻微的衰落持续到第二个周期，这一新的兴趣周期在1681—1683年间达到高峰期。正是在这一时期，这方面的兴趣在约翰·佩尔的《数学思想》（Idea of Mathematics）重新复活，此书最初写于1639年，并送给了梅森和笛卡尔评阅。胡克在《哲学学报》中刊登了他们对重印佩尔的这一小册子的评论。 ^[15] 在整个这一时期，伴随着约翰·沃利斯的数学全集的出版，兴趣的高峰期也于1694—1696年达到了顶点。兴趣集中在沃利斯主要关心的那些问题上：应用无穷级数（这是构成微积分的一步）以及流数求解曲线面积的方法。虽然牛顿在《原理》（Principia，1687）一书中已经应用了微积分的原理，但是微积分的独特的英文符号只是到了1693年沃利斯的《代数》（Algebra）出版时才出现的。这些事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从哈雷、亚伯拉罕·棣美弗以及沃利斯本人论述求积及类似问题的文章中都可看到这一点。

显然，对特定领域的兴趣的短期波动来自于该学科内部的发展。也就是说，被认为具有极高价值的出版物有助于把人们的兴趣汇聚到问题已经显露出来的领域，并使这些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兴趣中心的微小波动主要是由科学的内部史所决定的，这个结论也可由其他资料来证明。比如，从其作者们的坦率声明中我们获知，许多著作来源于吉伯对磁现象的研究。 ^[16] 哈维的成就特别激励了英国的科学家从事解剖学和生理学这两方面的研究。 ^[17] 英国的解剖学者，如格利森和华顿，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与造血和血液运动有关的器官：肝脏和心脏。 ^[18] 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者总被提到，这意味着，对这些领域的关注分散了对毗邻学科的兴趣。兴趣转移到生理学和显微解剖学，便导致了对外科学兴趣的衰落。 ^[19] 有时，杰出的科学天才的贡献也会阻碍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例如牛顿的工作所带来的声望，使得大多数他的直接继承人，不敢在他的发现面前越雷池一步。故而，英格兰的流体力学领域（虽然如拉格朗日所说的，牛顿在这个领域里的工作最不令人满意），直到托马斯·杨的时代以前，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20]

虽然科学家所面对的那些引出许许多多派生问题的一般性问题可以由科学以外的因素所引起，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会看到，但是，正是通过连续的科学研究而得到揭示的那些派生问题的发展，在最大限度上说明了对既定科学的关注焦点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的汇聚和转移。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对这些短期波动的研究似乎属于科学史家而不是社会学家的事情。

如果我们转而看看17世纪后期对诸自然科学学科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的兴趣趋向，那么这一结论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证实。直到这个时候，自然科学仍然是最受关注的部分，但是对这些领域的论文的逐渐减少，预示着其主导兴趣在人而不在物的“启蒙时代”的到来。如果将这一衰落与兴趣指标所揭示出的对诸文化科学如史学、考古学、经济学、语文学和政治算术等的兴趣的明显增长加以对比，这种衰退就显得更加引人瞩目。 ^[21]

[14] 我们将会注意到《学报》的出版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678年，持续了三年时间。1681年，罗伯特·胡克开始发表《哲学文集》（Philosophical Collections），它一直被认为是《学报》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托马斯·汤姆森：《皇家学会史》（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London，1812），第7页及以下诸页］《文集》的出版持续到1683年，是年皇家学会的秘书罗伯特·普罗特使原杂志复刊，并持续到1687年，此后又出现了三年中断。1691年，理查德·沃勒，尤其是埃德蒙·哈雷再度编辑《学报》，从此以后这一杂志的出版再未间断过。

[15] 佩尔在世期间并未满足他的朋友和同事在数学上原有的期望。约翰·科林斯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特别是在代数学某些方面，他比其他人更精通”。“但是，”他进一步说，“激励他发表任何东西似乎是徒劳的，就跟登天一般难。他已成为了一个不易沟通的人。”今天人们所记得的佩尔的东西只是他所发明的除号（÷）。有关科林斯的评论，参见S. J. 里戈：《17世纪科学家通信集》（Correspondence of Scientific Me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Oxford，1841），共2卷，第1卷，第195—197页；另见《国民传记辞典》中的《约翰·佩尔》条目。

[16] 例如，爱德华·赖特（Edward Wright）、托马斯·布伦德维尔（Thomas Blundeville）、马克·里德利（Marke Ridley）、威廉·巴洛（William Barlowe）、纳撒尼尔·卡彭特（Nathaniel Carpenter）、乔治·黑克维尔（George Hakewell）、亨利·盖里布兰德（Henry Gellibrand）、亨利·邦德（Henry Bond）、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和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爵士的著作。参见P. F. 莫特利：《电磁学文献史》（Bibliographical History of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London：Charles Griffin & Co.，1922）。

[17] 埃里克·诺登斯基尔德：《生物学史》（The History of Biology，New York：A. A. Knopf，1932），第147页；如 J. L. 佩格尔指出：“紧接着该书 ［哈维的《论血液循环》（De motu cordis）］的出版以及在随后的时期里，不仅一系列重大生理学问题开始逐一解决，而且大生理学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全都是受到哈维的发现的刺激。”参见由卡尔·萨德霍夫（Karl Sudhoff）改编的《医学史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Medizin，Berlin：S. Karger，1915），第262—263页。

[18] 海因里希·黑瑟：《医学与流行病史教科书》（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und der epidemischen Krankheiten，Jena，1887），共2卷，第2卷，第287—288页。

[19] 海因里希·黑瑟：《医学与流行病史教科书》（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und der epidemischen Krankheiten，Jena，1887），第2卷，第430页；佩格尔：《医学史导论》，第289页；爱德华·威辛顿：《医学史》（Medical History，London：1894），第329页：“17世纪的外科学与这之前或之后相比都很不显要，因为生理学的惊人进步似乎把最有才华的人都吸引到了医学问题的研究上了。”

[20] 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学院派》（Scholae Academicae），第66页及以下诸页；威廉·休厄尔：《归纳科学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New York，1858），共2卷，第1卷，第349—350页。

[21] 这种趋势的部分证据是由戴维·奥格提供的，他注意到从［17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参见其《查尔斯二世统治时期的英国》（England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34），共2卷，第2卷，第714—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