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方法

路德维希·达姆施泰特及26位学者合作所编写的《科学技术史手册》，可以作为回答以上第一个问题的一种独立的资料来源。 ^[2] 这部著作按年代顺序列出了重要的科技发现和发明，虽然它并非穷尽无遗，但在我们所能获得的资料中它是全面的。它虽然在发现的归属和日期方面偶有差错， ^[3] 但是这些错误对于我们使用这些材料并无致命影响，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不是这些发现属于哪些具体的人。况且，由于编者对与17世纪英格兰有关的条目都做了核实，因而存在重大差错的可能性不大。

对科学发现一览表进行统计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困难，在本研究中也没有完全避免，但它们却因这一研究本身的性质而得到了缓解。因为我们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测定科学进步的速率，而是评价反映在成果上的对科学的兴趣的相对程度。因而并没有必要使单个的发现与图表中的“单位”之间建立起一种精确的一一对应关系。科学的每一点增长，无论它对科学发展有何意义，都可作为反映该领域兴趣的指标；因此，为了这些图表，有关这些不同种类的单位之间的可比性和可加性的某些责难也可以抛在一边。 ^[4] 达姆施泰特所记录的每一点增长也许并不反映同等量的相应的科学的兴趣，但是在缺乏任何对立的证据的情况下，看起来可以假定这类差异不是累加性的，简言之，它们并不会导致系统性偏差的结果。

这些图表的编制过程依赖于某些假定。我们业已指出，这里假定达姆施泰特的《手册》中提到的科学发现的数目，大体上是当时对科学的兴趣程度的一个函数。显然，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对于这里所考察的这个科学天才的世纪，情况也许就并非如此。少数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如牛顿、波义耳、哈雷等人的发现，其显著程度可以说百倍于许多平庸的研究者。 ^[5] 单纯用这一图表列出科学兴趣的近似指标是不够的，但把它与来自《国民传记辞典》的资料，以及来自其他独立来源的资料结合起来，其可靠性就会得到多方面的保证。

[2] 参见《科学技术史手册》（Berlin：J. Apringer，1908）。

[3] 参见乔治·萨顿：《科学史导论》（Baltimore：Williams and Wilkins，1927—1947）第1卷（1927年），第144页。鲍里斯·温伯格（Boris Weinberg）：《人类发现的变化规律》（“Les lois d’évolution des découvertes de l’humanité”），原载《一般科学评论》（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37（1926年），第43—44页。

[4] 有关发明一览表的统计分析中所存在的困难的批判性讨论，参见弗洛伊德·H. 奥尔波特（Floyd H.Allport）与戴尔·A.哈特曼：《文化变迁的预测》（“The Prediction of Cultural Changing”），见S. A. 赖斯编：《社会科学中的方法》（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1），第307—352页。请相对照T. J. 雷诺夫的《西欧物理学发展中创造性成果的波动性》（“Wave-like Fluctuations of Creative Productiv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uropean Physics”），原载《伊希斯》12（1929年），第287—288页；A. 索罗金和罗伯特·K. 默顿：《阿拉伯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方法研究》，原载《伊希斯》22（1935年），第516—524页；罗伯特·K. 默顿：《工业发明率的波动》（“Fluctuations in the Rate of Industrial Invention”），原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44（1935年），第454—474页。

[5] 不过，广而言之，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的研究者和发现的数目，与科学家和发现二者的重要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显著的关联。参见索罗金和默顿：《阿拉伯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方法研究》，第522—524页；以及索罗金教授的《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尤其是第2卷，第1—4章，它似乎确立了这一论点。这种关联的存在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杰出的科学家常常吸引着一大堆才能略低一点的追随者，因而存在着数目异常多的出类拔萃的科学家的时期，也就是对科学具有广泛兴趣的时期。而且，任何领域里的明显成功，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都很容易把大量才干平庸的人和有能力的研究者一起吸引到这一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