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对话主题

现在我们必须终止再具体列举问题。当我们继续研究索罗金的宏观科学社会学时并非不会有其他问题。例如，我们还会遇到索罗金对现代社会科学状况的评价问题。它是否像索罗金在其《动力学》中所指出的那样， ^[56] 是一个很不易对付的问题，抑或它像他后来在《社会、文化与人格》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进入了一个新的综合和对其逻辑结构进一步澄清的阶段？” ^[57] 另外，我们还会遇到的问题是：索罗金是如何看待科学与其他社会制度特别是宗教制度之间的关系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如他所说，局限在一者对另一者的积极反对或吞没，而“彼此之间极少（若有的话）密切的合作”吗？事情似乎比这更为复杂。至少，怀特海和其他人的研究发现，某些宗教无意中对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而且除了它们之间有时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外，科学制度与宗教制度之间相互支持并不少见。

因而我们可为索罗金提出更多的需重新研究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问题一样，这些问题也只是涉及索罗金的科学社会学理论的表层。所以通过扼要说明那些依我们看似乎在他的理论中未被解决的难题和问题，对于结束我们的讨论来说可能是非常有用的。这将为索罗金教授在评论我们的文章时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便于了解他现在对这些问题的想法，甚或放弃他自己的那些一度在其发展的理论中具有确定的地位，但现在根据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他认为不再有必要保留的观点。

概要地说，当我们重新去考虑索罗金的科学社会学时，令我们困惑的主要是下列问题：

1． 这个理论是否真的采用的是流射论的立场，主张在某一特定文化下的科学和知识的主要特征完全衍生于作为其基础的文化心态？既然按其定义，文化心态似乎包含所说的这种心态的表现，那么，我们是不是不应把这当作是不言而喻的定义，而是当作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说呢?

2． 这个理论的哪部分对存在于每一社会和文化（它们一般以这种或那种类型的文化为特征，如观念的、理想的或感性的文化）之中的思想和科学的可变性做了说明？

3． 既然在一种文化中的整合的子系统被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它们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那么此理论是如何解释不同的子系统所具有的自主性程度的？例如，此理论是否能使我们预期科学、政治、宗教、法律和经济有相同或不同的自主性程度？

4． 这个理论赋予了社会分化与知识之间的联系什么地位？知识分子在地位和群体归属方面的社会处境差异，会影响他们所接受的所谓真正知识的特性和他们所提出的关于知识的新主张之特性，对此这个理论如何分析？

5． 鉴于索罗金以不同方式表现出的对社会和文化统计资料的矛盾心理，那么他现在对这些统计资料在科学社会学以及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中的地位是何态度？他把在其《动力学》中运用的这种文化统计资料看做仅仅是与其同代人沟通的手段，还是验证和发展其理论的基础？既然他在《时尚和癖好》中所倡导的非常严格的完善的定量分析标准，不能完全与《动力学》中他自己的文化统计资料相吻合，那么我们是不是最好把他的训诫或他的实践作为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指导？

6． 在索罗金自己的理论中，他运用的是哪一种科学真理标准？相对主义把科学真理只是当作是一种时尚，认为每一种文化都规定了自己的标准，这个理论是怎样避免陷入这一绝境的？索罗金是否认为每一真理体系像任何其他体系一样仅仅是强制性或任意性的？

7． 此理论如何解释科学知识有选择的积累性？这种积累是否已使我们这一感性文化时期有别于以前所经历的感性文化？

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即上述问题可使我们关注他的宏观科学社会学理论之不足的话，那么或许当我们听了这个对话的其余部分之后，这些不足会得到弥补。 ^[58]

[56]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304页。

[57] 《社会、文化与人格》，第30页。

[58] 索罗金在同一书的第474—495页对我们的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参见艾伦：《皮蒂里姆·A. 索罗金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