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读

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当然是科学是如何开始发展起来的。紧接着的一个相关的、更具体的问题是：一旦科学在文化和制度上确立起来后，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这部分所汇集的五篇论文集中讨论了科学知识问题，这些论文是按照各部分知识的专业性逐步增加的顺序编排的，开头一篇是对索罗金有关一般的知识社会学问题的讨论，而最后一篇对科学社会学本身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中心做了分析。

在第一篇文章中，默顿和伯纳德·巴伯对索罗金关于科学发展的“流射论”理论做了详细的考察。这两位作者都在哈佛学习时受教于索罗金，默顿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进入哈佛，而巴伯是从30年代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在哈佛。他们都完全熟知索罗金的研究工作，默顿还曾与索罗金合作进行过几项研究。索罗金通常主张“文化心态”（理想的、观念的和感性的）概念是社会变迁的基本源泉和结果，故他们认为，索罗金把科学既当作是“感性”精神的象征，又当作是其结果这种双重性来使用，这既不会为经验验证提供机会，也不会为解释以理论为基础的预测的例外情况提供充分的基础。此文针对索罗金的理论目的和其方法论标准总结出了7个具体的问题。索罗金的答复与默顿和巴伯的论文都收录于同一书中，其回答认真而强硬但不失礼貌，一部分是澄清，但更多的是反驳，这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有启示的对话。

第二篇论文《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环境》（“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of Science”），是默顿为其博士论文于1970年再版时所撰写的新序言，该博士论文最初是作为专题论文发表在《奥西里斯》（Osiris）杂志上。在这里，作者发现了一个与他30年前所作的关于组织化的科学在英国出现的研究同等程度的客观事实，并利用这一机会不但更详细说明了其背景，而且分析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学术争论。他指出，这些争论明显地是过分关注了此书有关清教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那部分内容，他同时回答了有关他对这些关系的假设之经验基础方面的某些方法论上的批评。

有趣的是，默顿没有把这些批评作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关的资料加以考察。正如科学知识的重大发展既受内部科学力量也受外部科学力量的影响一样，对科学进展的评论肯定也受内外因素影响。自其专著于1938年问世以来，对不同时期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仔细的分析，将有可能对科学知识、科学共同体与科学所存在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更深入的看法。

第三篇论文原为默顿的博士论文中的第3章，其中分析了现已成为公认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基础的一个问题。它包括导致学术兴趣在不同的科学、技术和其他学术领域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一问题。它还包括了这样的问题：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什么因素有利于学术中心在每一科学内部的变换？默顿是运用当时还不常见的定量法测量了科学兴趣中心于17世纪最后的30多年在英格兰的转移这个问题。在这里，其分析的单位是科学论文和大量的科学发现，而不是科学家的数目。根据所测量的兴趣转移与科学中重大发展之间的比较，他得出的结论说，科学兴趣中心短时期的起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内部的原因造成的（他在其博士论文的后面探讨了更长期的兴趣转移的根源，所得出的结论是，它们主要受科学之外的变迁因素的影响）。

《科学与军事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s of Science and Military”）是这同一问题的另一面，它讨论的是实际利益在决定科学关注焦点转移中的作用。此文发表于1935年，后又加工整理收入其博士论文之中，跟其结论的定量依据相对应，此文提供了定性方面的依据。研究报告可根据它们是直接还是间接地与军事技术问题（大多是火药和弹道学）相关而加以分类，他发现，从1661年到1687年间英国皇家学会所做的研究中大约有10%都属于这类研究。此外，该文证明，科学家群体常常是先因一个问题具有应用价值而选择了它，而后又把它当作了“纯”科学问题，结果其发展与原来的问题关系越来越小；这一证明包含了关于科学知识的自主发展特征的一种早期表述。

今天将非常难以重复这一研究，即使同时考虑到存在着安全规定和不同研究的复杂性，但若同时考虑到研究和发展基金（以及如果可以认为相关和无关的项目都大致需要同等数目的费用）的话，那么今天用于军事技术的投入在全部科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在许多国家中肯定都会超过50%。

在本部分的最后一篇论文中，默顿集中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被忽视的专门领域的情况。这是他为巴伯的《科学与社会秩序》（1952年）一书所写的前言，在此文中，他提出了为什么这一学科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被社会学家所忽视这一问题。此文的写作背景及其某些意义已在本书导言中有所交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可以解释对科学社会学忽视的一系列情况还非常缺乏经验研究，而现在研究科学专业增长的那些社会学家将会更好地对在他们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科学之外的情况做出明确的解释。

N.M.斯托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