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交换、权衡与综合

局内人和局外人实际的思想交换，亦即各自采纳对方的观点，往往被那种通常伴随群体间冲突而出现的雄辩掩盖了。如果只听那种雄辩，我们也许会被说服以至相信，真的存在某种诸如“黑人的知识”、“白人的知识”、“男人的知识”以及“女人的知识”这类东西，这些东西不知怎么搞的，既不可通约又相互对立。然而，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界线的可渗透性，远远超出了这种情况所允许的程度。一般的竞争情况是这样，观念竞争的情况也是如此。相互竞争或彼此冲突的群体会接受另一方的观念和传统做法，这实际上就否定了完全不相容的雄辩。即使在社会两极分化的过程中，那些具有认识价值的观念的应用，也是与它们的初衷截然不同的。社会科学家们，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地位，都利用了有关权力结构、合作、已建立的制度的反功能等等概念以及与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发现。例如，内森·黑尔 ^[58] 虽然仍是局内人信条最能言善辩的倡导者，但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概念，以试图解释：为什么在当今这个时代，黑人管理的组织发现它们运转起来那么难。 ^[59] 正如他指出的那样：“白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基本上是由黑人组成的有良好素质的机构。这具有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效果，因为如果你认为黑人不可能有好的银行，那么你就不会把你的钱存入这个银行。所有最出色的教授一有机会就会离开黑人的大学去白人的大学任教。甚至黑人也这样做。这就使你最初并不正确的预言变成现实了。” ^[60]

事实上，黑人学者和女性学者是在自我应验的预言的观念似乎能说明它们试图理解的条件时，才利用这个观念的。他们在利用它时，并没有反过头来考虑一下，既非黑人也非女性的学者们提出和发展这种观念时的那种功能上无关的环境。与之相关的是，白人男女社会学家在使用“无实质内容的地位”这个概念时，也并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概念是由黑人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弗雷泽发明的。 ^[61]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跨越群体和地位界线的观念的传播。在其一项相当精明的分析中，曼海姆阐述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情况，即甚至能超越深刻的群体冲突的知识的产生和扩散：

综合的存在是由导致两极分化的同样的社会过程造成的；不同的群体根据“竞争以成就为基础”这个简单的法则，接受他们对手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成就……在有社会差异的思想过程中，即使反对者最终也会被迫采用那些最适用于某类既定的世界秩序的思想范畴和思维形式。在经济领域，竞争的可能结果之一就是，一个竞争者不得不去赶超另一方的技术优势。完全相同的是，当群体为了使他们对现实的解释被当作正确的东西接受而进行竞争时，可能碰巧，其中的一个群体接受了对手的某些富有成果的假说或范畴——任何有希望使认识有收益的东西……［在适当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找到一个位置，以此为基点，可以设想双方的思想是部分正确的，同时也可以把它们解释为是某种更高级的综合的下属部分。 ^[62]

实质上，思想的交流过程的发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恰恰是因为彼此冲突的群体是互动的。例如，极端的局内人信条，对那些拒绝它的过分要求的黑人和白人社会学家的思维，有着一定的影响。思想冲突使他们对他们的论题的某些方面变得敏感了，若没有这种冲突，他们是不会重视这些方面的。

（一） 社会虐待狂与社会学委婉表述

我将以所谓的社会虐待狂和社会学委婉表述的混合物作为实例，对这种互动导致的敏感加以说明。“社会虐待狂”绝非仅仅是一种比喻。这个术语词是指这样组织起来的一些社会结构，它们蓄意使特定的群体或阶层遭受痛苦、羞辱、苦恼和巨大的挫折。社会虐待狂不一定与在虐待中寻找性快感的心理倾向有关系。它是一组有目的、有社会组织并且周期性出现的情况，无论其历史根源多么不同，它所维护的社会进程是什么，它都会导致那些残酷的结果。

这种虐待型的社会结构，很容易被可称之为社会学委婉表述的见解所忽略。这个术语并不是指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情况，即完全用社会学语言来表达对这种结构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相反，它是指这样一种概念体系，一旦采用，就要求我们忽视诸如痛苦、苦恼、羞辱等等强烈的人类体验。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在分析方面很有用的概念，例如社会分层、社会交换、奖励系统、反功能、符号互动等，事实上恰恰从温和、不会使人受到惊扰、给人以抚慰等意义上讲，都是没有什么刺激性的。我并不想说，社会学（或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组成部分中必须清除那些不涉及感情的概念，而要充满那些伤感的和渗透着情感的概念。相反，我觉得应当注意，这些无感情的概念对于某些问题的分析而言是很有用的，它们也可用来使社会科学家不去注意痛苦和苦恼等强烈的感受，这些感受是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模式中获得的体验。通过筛除这些纯粹的人类体验，无感情的概念变成了社会学的委婉表述。

要解决社会学的委婉表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确，怀特海的误置具体情况的谬误已经对我们提出了警告，这种谬误假设，我们用来考察不断涌现出的事件的特定概念，记录了它们的全部内容。像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所创造出的社会学概念，也并不是用来描述它们所指称的心理实在总体的具体情况的。但是，概念抽象已经为抽象的认识代价以及认识收益提供了一种评价方法。生物学家保罗·魏斯已经提出了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一旦我们失去了关于不同特性的信息，我们怎么能恢复它呢？” ^[63]

不妨考虑一下已被确认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人们使用了从社会生活具体事物的某些要素和方面系统地抽象出来的温和的社会学概念。这只是向以下这个心照不宣的进一步假设迈出的一小步，即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概念的心理实在才是唯一值得理解的东西。那么，这就为看似很小但总的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下一步提供了基础。社会科学家有时的做法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仿佛在他的分析资料中被忽视的实在的诸方面甚至根本不存在。这就使得甚至最谨慎的社会科学家也常常把他们的概念和模型变成科学的委婉表述。

所有这一切隐含着一种讽刺：对于被证明具有理性威力的一组社会科学概念而言，如果人们计划用某些方法把握这些观念所忽视的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实在，并试图以这些方法阐述它们，那么这些概念的威力越大，它们对人们这种尝试的促进作用就越小。

我认为，有些（主要但不完全是黑人）社会科学家正在迫使其他（主要但不完全是白人）社会科学家注意社会学委婉表述的这种趋向。就我所知，没有谁像肯尼斯·克拉克这么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可以理解，更多有特权的个人也许需要使他们自己躲开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痛苦，这种冲突和痛苦产生于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是加剧偏见的帮凶。有的人从不偏不倚的、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或心理的角度讨论令人烦恼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以及经济剥削等问题时，仿佛这些顽固的问题并不涉及现实中的人类痛苦，这种倾向与肯定会被解释为是一种保护手段的经验证据相矛盾。” ^[64]

通过在科学问题的阐述中彼此吸收对方的观点，并找到一个互补的、部分一致的关注焦点，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视角就可以趋同，对于这一点也许已经说得很充分了。但是，使科学家对立，从而使学术争论转变成社会冲突的社会过程，往往把这些思想综合的潜力束缚住了。

当从社会冲突转变为学术争论这样一种相反的转变得以实现，当人们对每个群体的观点都采取十分认真的态度，从而仔细地考察而不是马上就拒绝它们时，就可以在局内人和局外人视角不同的优缺点之间进行权衡，以增加对社会生活合理和贴切的理解的机会。

（二） 局内人、局外人与不同类型的知识

如果我们的确在我们扮演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中为社会知识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应当重申一下，我们所有人在一种环境中是局内人，在另一种环境中又成了局外人），那么，这些贡献大概与长期以来区分的两种主要知识联系在一起，这种基本的区分由于人们含混地使用“理解”这个词而被弄得模糊不清了。用威廉·詹姆斯引自约翰·格罗特（他又引自黑格尔）的话说，这种区分就是“熟悉”与“知道”的划分。 ^[65] 一种意味着对描述性说明所表述的现象十分了解；而另一种意味着与直接体验到的东西毫不“相似”的更为抽象的表述结果。 ^[66] 正如格罗特在一个世纪前注意到的那样，在许多语言中都有包含着这种区分的成对的词：

也许可以证明，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中就存在着这些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理解，这些理解有多种混和的形态。从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理由来看，一个群体经验的反思意义，对那些曾经有过部分或全部这类经验的人来说，可能更容易理解。但是，社会归属作用甚至不能在熟悉的意义上，保证可信的意识，尽管虚假的意识概念会使我们联想到这一点。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例如，生态模式和过程，对那些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简而言之，与局内人的熟悉相比，社会学的认识更丰富。它包含了一种对各种条件和人们参与其中但却不知道如何发展的复杂过程的理解，这种理解在经验上是可证明的。要分析和理解这些，就要求有一种超越个人作为局内人或局外人之地位的理论能力和专业能力。人们要承担获得社会知识的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就应当非常公正，并且要有经过训练而获得的能力，从而无论这种分析对某个人的群体价值似乎意味着什么，他们都知道怎样收集和评价证据。

知识领域的其他属性，减少了局内人身份和局外人身份对思想产品的有效性和价值的实质意义。理性学科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所提出的证据规则，在用来评价某种特定的研究之前，就已经被采用了。这些评价理性工作孰优孰劣的标准，由于是对纯事实进行加工的人为产物，对局内人和局外人的适用范围也许就有所不同，而这本身就是研究的一道难题。但是，文化和科学制度中的自主性的界线意味着，与社会标准不同，判断那项工作的有效性和价值的理性标准，超越了无关的对群体的忠诚。接受技术标准并承认在科学和学问中要有诚实的态度，就超越了在社会归属及科学家和学者的忠诚中存在的差异。对理性价值的承诺，则减轻了群体导致的这样一些压力，即提倡以牺牲这些价值和思想产品为代价去争取群体的利益。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一直致力于研究美国黑人从其古代的非洲起源直至今日的历史，他的研究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他在观察资料中列举了受群体影响的观点与学术的自主价值观相结合的实例。 ^[67] 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纪念马丁·路德·金逝世一周年的演讲中，他注意到，作者和听众之间巨大的社会地位差异，事实上会在学术动机和取向方面造成深刻的分歧。富兰克林指出，黑人历史教师由于“受到被扭曲了的历史的伤害，他必须教育他那个种族的孩子”，是谁在19世纪带头消除了有人所说的“白人作家该做而不做和不该做而做的罪过，大部分白人作家似乎只为白人儿童写作”。 ^[68] 1915年创立的黑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以及一年以后由卡特·G.伍德森和他的同事创办的《黑人史杂志》（Journal of Negro History），就是W.E.B.杜波伊斯以及其他人的开创性的修订努力的系统的体现。这种学问的制度化，有助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以及黑人史学家与白人史学家之间的知识传播和交换。用富兰克林的话说，对黑人历史的研究变得“受人尊敬了。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这种研究不仅会吸引大量天才的黑人学者为使美国史更为准确而参与它的修订工作，而且还会使许多最有才华的白人史学家加盟这个领域，因为这些人再也不能忍受有偏见的、充斥着一面之词的美国史了。这样，（我们只举四个例子）就有了弗农·华顿的《密西西比的黑人》（The Negro in Mississippi），肯尼思·斯坦普的《独特的制度》（The Peculiar Institution），路易斯·哈伦的《隔离并不平等》（Separate but Unequal），以及温斯罗普·乔丹的《白人统治黑人》（White over Black），这些都是白人或黑人史学家在修订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方面取得的最优秀的成果。在扮演这种角色时，他们也都成了美国黑人史的修订者。” ^[69]

这些努力最初只是为了反对“千篇一律、傲慢无理、苛刻挑剔、缺少民主以及泛滥着种族主义的历史，［这种历史］……导致了愚昧无知、追求私利、沙文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美国白人群体并使之长久不衰，这些美国人此时此刻就可以说，他们不知道美国黑人有历史”。 ^[70] 然而，人们更需要的相反方向的发展，有可能导致其他的脱离学术标准的情况。富兰克林注意到，最近对美国黑人史的兴趣的“伟大复兴”，不仅发展迅猛，而且已经表现得商业化了。“出版商铺天盖地出版着各种有关美国黑人历史的手册、文选、学习辅助材料、年鉴、文献以及教科书……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有多得读不过来的书；说实话，我们不需要读那么多的书。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多得我们可能听不过来的黑人史作者；说实话，我们不需要听那么多的作者讲这个问题。” ^[71]

在以下论述中，富兰克林对超越局内人和局外人地位令人兴奋的、自主的和具有普遍性的标准，阐述得淋漓尽致：

奴隶制、不公正、难以形容的暴行、母亲出售婴儿、奴化教育、实施私刑、火刑处死、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等等，都是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如果爱国者们更喜欢奴隶制而不是自由，如果宪法的制定者们更急于把奴隶制而不是保护人的权利写进宪法，如果好不容易给予的自由在另一个世纪又被完全否定了，那么这些也会成为这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公正地看待和实事求是地讲述这个国家的历史，需要有勇敢的精神、巨大的勇气和未必会有好报的诚实。如果没有这些，对美国历史的重新评价就是不可能的，从而，允许讲授美国黑人的历史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如果这种探讨取得了成功，那么任何人，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其他人，都可以撰写和讲授美国史和黑人史。因为对于讲真话来说，人的肤色是最无关紧要的。 ^[72]

尽管考克斯和弗雷泽在许多理论问题和经验主张方面有深刻的分歧，但是他们一致承认知识领域的相对自主性，尤其是他们一致认为，白人学者并没有被禁止为弗雷泽所说的“理解美国黑人的状况和命运”做出贡献。 ^[73] 弗雷泽注意到，认识到所谓的“压迫的标志”，恰恰“是两个白人学者的成果，他们在最近出版的关于奴隶制的著作中，指出了美国黑人做奴隶时所受到的精神创伤，他们的氏族组织被破坏时社会生活的毁灭，以及他们的文化遗产被破坏时他们人格受到了剥夺”。 ^[74] 考克斯在对他所说的（从弗雷泽著作中推论出的）“黑人资产阶级学派”的强烈批评中，强调指出了这个学派含蓄的黑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歪曲了其工作性质。 ^[75]

现在也许已经很明显了，用于知识领域的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自我例证的模式。以某一个身份（例如，美国人或尼日利亚人，黑人或白人，男人或妇女）为基础的集体的整体，由于其成员的其他身份，总是存在着内部分裂的潜在可能性，所谓的科学共同体和学者共同体也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科学家整体和学者整体复杂的社会差异削弱了他们对外在压力的反应，他们功能的自主性也会周期性地受到巨大的压力。使那种自主性变得脆弱或使自主性恢复活力的环境和过程，是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然而，迈克尔·波拉尼在我们大部分人之前很久就已经认识到，正是那种自主性能够使对真理的追求变成其他的忠诚：“已经知道尊重真理的人们会感觉到，他们有权利用真理去对付教他们尊重真理的社会。他们的确会要求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他们尊重真理，与他们的本意不同的是，他们的要求甚至会被那些同样具有这些基本信念的人接受。” ^[76]

像这样的文章本不需要什么结束语。不过，我在这里要说一句：局内人和局外人是合为一体的。你失去的只是你的主张，而你将赢得的是整个世界的理解。

[58] 参见《内森·黑尔采访记》（“Interview with Nathan Hare”），原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22（1967年5月）：第64—68页。

[59] 在其他论述中，黑尔把一些“黑人权贵”的信念看作是自我应验的预言；参见他的《黑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Black Anglo-Saxons，London：Collier-Macmillan，1970），第44页。最近一本有关新老妇女解放运动的著作也注意到：“女权主义者进一步证明存在着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成分：当一个组织统治另一个组织时，掌握权力的群体最多只会勉强同意放松它的控制。因此，为了保持妇女的‘地位’就提出了这样一些理论，它们假设她的地位是天定的。”［朱迪斯·霍尔（Judith Hole）和埃伦·莱文（Ellen Levine）：《女权主义的复兴》（Rebirth of Feminism，New York：Quadrangle Books，1971），第193页］

[60] 黑尔：《黑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第65页。

[61] 参见《黑人资产阶级》。

[62] 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论文集》，第221—223页。

[63] 保罗·魏斯：《一加一不等于二》（“One Plus One Does Not Equal Two”），见《科学之门内外》，（Within the Gates of Science and Beyond，New York：Hafner，1971），第213页。

[64] 肯尼斯·克拉克：《黑暗的少数民族集居区》（Dark Ghetto，New York：Harper & Row，1965），第75页。

[65] 参见威廉·詹姆斯：《真理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ruth（1885）；New York：Longmans Green，1932），第11—13页；约翰·格罗特：《哲学探索》（Exploration Philosophica，Cambridge：Deighton，Bell & Co，1865），第60页；乔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2d rev. Ed.（1807）；New York：Macmillan，1961）。黑格尔在他的格言中偶然提到了这种区分：“熟知之所以不是真知，就在于它是熟知。”波拉尼，主要在他“心照不宣地知道”的构想中，为综合这些理解模式作出了重大努力；参见他的《人的研究》和《心照不宣的范围》。

[66]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545页。

[67] 也许，富兰克林丰富的著述中最著名的就是《从奴隶到自由：美国黑人的历史》（From Slavery to Freedom：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7），现已出了第3版。

[68]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历史的未来》（The Future of Negro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1969），第4页。

[69]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历史的未来》，第5—6页。

[70]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历史的未来》，第9页。

[71]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历史的未来》，第10—11页。

[72]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历史的未来》，第14—15页。

[73] 参见考克斯的《种姓、阶级和种族》，以及他为黑尔的《黑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写的序言；也可参见弗雷泽的《黑人资产阶级》和他的《黑人知识分子的失败》（“Failure of the Negro Intellectual”），此文见G.富兰克林·爱德华兹所编的《富兰克林·弗雷泽论种族关系》（E. Franklin Frazier on Race Rela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74] 弗雷泽：《黑人知识分子的失败》，第272页。

[75] 考克斯为黑尔的《黑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写的序言，第15—31页。

[76] 波拉尼：《人的研究》，第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