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局内人信条的社会基础

急速变化的社会结构与局内人信条和局外人信条的发展之间的互动，是个普遍的问题，这里对它的考察过于褊狭了。我的考察不仅大部分限定在当今的美国，而且限定在主要由某些黑人社会运动的发言人所倡导的那些学说的意义，因为这些运动往往会成为别的运动（如女权运动、青年运动、同性恋运动以及其他族群的运动）的样板。

尽管在数个世纪里，白人精英论者已经断断续续地阐明了局内人信条，可是在过去的几代人中，美国社会学中的白人男性局内人主义却大体上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或既定的事实了，它并不是教条或原则的变体。它所采取的形式就是，以固定的方式期待对专业和需要研究的问题做出适当的选择。作为社会选择和自我选择的结果，人们期望为数不多的黑人社会学家研究黑人生活问题和种族间的关系，期望数量有限的女黑人社会学家研究妇女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与婚姻和家庭有关。

与这种实际的局内人主义形成对照的是，近年来有些黑人知识分子条理极为清楚并且非常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种形式明确的学说。按照其强硬型的主张，这种论点认为，作为一个社会认识论问题，只有黑人历史学家才能真正理解黑人的历史，只有黑人民族学家才能理解黑人的文化，只有黑人社会学家才能理解黑人的社会生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主张较温和的形式则做出了一些实际的让步。例如，对于黑人研究计划，它提出，也可以让一些有相关课题的白人教授参与其中，因为还无法配备足够的黑人学者去完成不断增加的所有研究计划。但是，正如《黑人学者》（Black Scholar）的创办者内森·黑尔几年以前指出的那样，只能暂时和有条件地允许这种情况：“任何参与研究计划的白人教授必须在精神上是黑人，这样研究才能持续下去。对于‘黑人’教授来说也是如此。” ^[10] 除了这种有限的让步以外，局内人信条坚持认为，黑人史、黑人心理学以及黑人民族学等等的主体，只能通过黑人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的推动才能取得重大进步。

从本质上讲，这种观点阐明了知识社会学中的一种重要主张，它意味着社会科学的巴尔干化，不同的王国专门由这样的局内人掌握，这些人拥有他们各自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继承地位的凭证。倘若把这种特殊的主张普遍化，似乎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只有黑人学者才能理解黑人，那么同理，也只有白人学者才能理解白人。倘若从种族推广到国家，似乎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例如，只有法国学者才能理解法国社会，当然也只有美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国外评论者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社会。一旦采用这种基本原则，局内人就可以列出许许多多对知识垄断的要求，这些要求会无限地扩展到各种基于先赋地位（推而广之，基于某些后致地位）的社会组成部分。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女人才能理解女人，只有男人才能理解男人。根据同样的原理，唯有年轻人才能理解年轻人，同样，大概也只有中年人才能理解他们的同龄人。 ^[11] 当我们转向各种先赋地位和后获地位交错在一起的混合型个案时，情况也是如此，按照局内人的原则，只有无产者才能理解无产者，只有资本家才能理解资本家；对于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也可以以此类推；如果要举出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具有某种优点的能起限定作用的个案，以此来结束这个使知识社会原子化要求的清单，那么显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只有社会学家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的同行。 ^[12]

在所有这些应用中，极端的局内人主义学说代表了一种新的资格主义。 ^[13] 这是一种先赋地位的资格主义，按照这种理论，只有少数几个或众多幸运的天生适宜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悟性。这就与后致地位的资格主义形成了对照，后一种资格主义所表征的是精英统治制度。 ^[14]

极端的局内人主义在向一种社会唯我论学说发展，这种学说是与个体唯我论同形的。 ^[15] 这是因为，群体或集体垄断了关于它自己的知识，同样，个人也拥有纯属个人的有关他自己的知识（以众所周知的典型的牙疼为例，我们知道，唯有牙疼者个人才会有可信的体验）。而且，像个体唯我论者谈及他人的思想（他们的学说否认这些思想的存在）时一样，（我们将会看到）群体唯我论者坚持信奉的是，在持续的实践中否认他们用基本原则所证实的东西，这并非仅仅是一种经验倾向。

我们可以用大白话来表述局内人信条，意思也不会有什么走样：你要理解一个人你就必须成为这样的人。通俗地讲，这种学说认为，一个人要么会垄断知识或者能够优先获取知识，要么会由于群体资格或社会地位等原因而被排除在知识之外。在某些人看来，这种观念似乎是一种窃取论题的双关语：局内人是富有洞察力的人，他对别人肯定很难理解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洞察力，因而他也具有敏锐的辨别力。一旦采用这个双关语，它会提供一种解释，但是严肃的局内人信条有其自己的理论基础。

这种理论说明有一种看法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可以一带而过，这一论点即：即使在语言方面有天赋，局外人也没有能力很快和很明显地深入到所研究的这一群体或文化之中。毫无疑问，这种无能的情况确实可以找到，但是它对我们没有什么原则意义。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愚蠢的男人（或女人）或者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男人（或女人），致力于研究与自己不同的群体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确实为这些群体做出了适当的贡献。 ^[16] 然而，那些特殊的无能的例子对局内人的原则并没有什么影响。问题不仅仅在于局外人没有能力。局内人的原则并不涉及愚蠢的局外人偶尔设计和进行的探索；它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主张。按照这种主张，局外人无论多么细心、多么有才能，原则上是无法获得社会和文化真理的。

简而言之，这种学说认为，局外人天生就没有能力理解异己群体、阶层、文化和社会。与局内人不同，局外人既不曾在这个群体中被社会化，也不曾有过构成这个群体之生活的体验，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直接的和直观的感受，而唯有这种感受才有可能使人对事物获得身临其境的认识。一个人只有通过在某一群体生活中持续的社会化，才能充分体会它的符号象征，并有资格参与社会生活：只有这样，他才能领悟行为、感情和价值观的那些微妙的意义；也只有这样，他才能解释艺术处理的不成文的规则以及文化表现方法的细微差别。或者，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拉尔夫·W.康南特（1968）对这个问题的专门论述：“对于黑人社会，白人将不会而且永远不会有正确的感受，因为他们不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相应地，阿布德勒·哈希姆·伊本·阿勒卡里马特（杰拉尔德·麦克沃特）把“黑人社会科学”概念与“白人社会科学”概念进行了鲜明的对比。 ^[17]

而这种学说的一种不太有说服力的观点强调说，局内人学者和局外人学者的兴趣中心截然不同。这种论点大致如下：局内人与这个群体的利害关系最大，或者至少，能充分意识到那些利害关系，他们将关注那些利害关系，并以此为原则来指导他们的探索。同样，局外人将要探索的则是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这些价值观和利益是他们的群体成员所共有的。这些成员当然不同于所研究的群体的那些成员，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局外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

这是一种假说，它很容易用经验研究来检验，而且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可以把黑人社会学家和白人社会学家研究过的例如有关国家中的黑人人口问题的研究范围加以比较，或者，也可以把女社会学家和男社会学家研究过的有关妇女问题的研究范围加以比较，以便弄清楚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否真的有差别，如果有，差别究竟在哪些方面，这种差别到底有多大。我所知道的唯一的这种研究发表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威廉·方丹 ^[18] 发现，黑人学者在他们对行为的研究中，倾向于采用分析范畴而不是形态范畴，他们强调环境因素而非生物学因素对行为有决定性作用，而且他们倾向于使用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生动的资料，而不愿采用典型的资料。所有这一切都被归因于等级制度所导致的黑人学者的愤慨。但是，由于这个唯一的研究未能考察这样一个类似的样本，即当时白人学者的研究课题、解释类型以及他们所使用的资料，因而，这些发现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不过，它所谈到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在理论上有理由假定，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研究中心或许还有他们的分析范畴是不同的。至少，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关联（Wertbeziehung）概念表明，社会地位不同，其利益和价值观也不同，这将影响对所研究问题的选择。 ^[19]

这种学说咄咄逼人的观点坚持认为，即使当局内人与局外人考察同样的问题时，他们肯定也会有不同的（而且大概还是矛盾的）发现和解释，与此不同，较温和的观点则认为，只有当他们不考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彼此才有话说。把这两种观点结合在一起，扩展的局内人信条的观点也可以用大白话来表述：要理解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但是要理解最值得理解的人，就必须成为这样的人。

显然，与这种局内人的社会认识论学说相关的，是萨姆纳很久以前定义为种族中心主义的东西，即：“关于事物的这样一种观点的专门名称，按照这种观点，某个人自己的群体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对所有其他人都要以它为尺度并参照它进行评价。”接着，对于自己的群体比所有同类群体都优越这种信念，萨姆纳把它看做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部分，而不看做是常常与它相关的事物（这样就抑制了他的思想具有的潜在分析力）：“每个群体都助长了它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都夸口说自己有优势，都吹捧自己的神，而且都轻视局外人。” ^[20] 尽管把某个人自己的群体看做是事物的中心这一做法，与对该群体的优越感在经验上是相关的，为了考虑与某个人的隶属群体不同的模式以及对该群体的轻视，有必要在分析上把中心地位与优越性区别开。 ^[21]

关于相信自己的群体或集体比所有同类群体或集体（无论是国家、阶级、种族、宗教或组织）优越的经验倾向，有丰富的历史的和民族学方面的证据，西奥多·卡普洛最近的一些研究增加了这方面的证据，他在《组织原理》（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中把他所研究的问题称之为夸张效应：即一个组织的成员把该组织的声望夸大了。卡普洛考察了33种机构，从舞蹈排练厅到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堂，从下等地区的慈善机构到大银行，从广告代理机构到大学的科系，他发现，成员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组织的声望，（与局外人的判断相比）这种过高估计大约是“他们通常过低估计的八倍”。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虽然群体成员们倾向于不同意局外人对他们自己组织的地位的看法，他们却倾向于同意这些局外人对同一组其他组织的声望的看法。这些发现可以看做是某种社会学的讽喻。至少在这些问题上，当评价的不是他们自己的群体时，“局内人”的判断得到了充分的信任；也就是说，这时群体成员是像局外人而不是像局内人那样进行判断。

当然，这类发现并不证明，种族中心主义以及往往在精神上与它相关的恐外（即对外来人的畏惧和仇视）是不可救药的。无论如何，它们的确使我们注意到了美化内群体的普遍倾向，这种美化有时会达到沙文主义的程度：也就是说达到了这样一种极端，即盲目地而且常常是以好战的方式吹捧自己的群体、地位或集体。固然，“沙文主义”后来被当作了一个时髦的词来使用，而且，由于在群体间冲突中人们不加区别地用它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它的含义也被冲淡了，但我们没有必要仅仅因此就放弃这个有用的概念。我们也没有必要像它原来被限定的那样或者像后来拉斯韦尔（Lasswell） ^[22] 在对它简明而深刻的讨论中所做的那样，继续把这个概念限定在特定的国家或民族的情况范围内。可以把这个概念有效但并非刻意地加以引申，用来指对任何社会组成部分的极端美化。

当群体容易遭受剧烈冲突的压力时，沙文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例如，我们知道，在战争的压力下，科学家们违背了曾据以社会化的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和规范，他们允许其科学家身份服从于其国民身份。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将近100名德国科学家和学者，其中包括一些一流人才，如布伦塔诺（Brentano）、埃尔利希（Ehrlich）、哈伯（Haber）、爱德华·迈耶、奥斯特瓦尔德、普朗克以及施莫勒等，就要发表声明攻击敌方对科学的贡献，谴责它们带有民族偏见，是互相吹捧，是不正直的脑力劳动，而且，如果堕落到这种地步，就缺乏真正的创造力。英国和法国的科学家在提倡他们自己的沙文主义方面也不落后。 ^[23]

在历史上，种族中心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列举出这样一些剧烈的社会冲突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种族中心主义变得更严重了。如果一个国家、种族、族群或其他有影响的集体长期以来颂扬它自己所钦佩的品质，明确地或含蓄地贬低其他品质，它就会导致反种族中心主义并为反种族中心主义提供了潜能。当社会证实它感觉到了某个一度没有很大影响的集体的力量在不断加强，这个集体的成员们就会体会到自我肯定的需要增加了。可以发现，在这种环境下所有群体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集体的自我美化，这已成了与长期被外部人轻视相抗争的一种可预见的剧烈反应。 ^[24]

因此，在美国数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惯例的“白人（而且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唯有白人）具有真善美的本性”这个假定，在剧烈变革的条件下，就导致了这个相反的假定：“黑人（而且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唯有黑人）具有真善美的本性。”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制度运行的基础就是这个不言而喻或明确的假定：如果白人和黑人发生冲突，对的一方大概是白人，正因为如此，现在出现了这一相反的假定：在今天这样的冲突中，对的一方大概是黑人，在歧视美国黑人的漫长历史中，不难找到对这个假定的证明。

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局内人的这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要求，即要垄断社会真理或要优先获取社会真理，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处在向上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总会产生革命的热情。他们想更多地分享权力，对自己的社会政治环境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为此而进行的新的冲刺有各种表现形式，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要单独享有关于他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知识。

按照这种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种局内人信条不为黑人物理学、黑人化学、黑人生物学或黑人工艺学而辩护。因为那种要控制他们自己命运的愿望，涉及的是社会环境而不是自然环境。此外，据说在黑人遭受种族隔离的生活经历中，没有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对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论题和疑难问题变得更为敏感。为了要求垄断那些科学领域的知识，或者要能够优先获取它们，就像纳粹曾经要求过的那样，一般的局内人信条也许不得不编造关于种族思想模式的遗传学假设。但是这种黑人的局内人信条所选择的是一种涉及必要的社会环境的理论说明，而没有选择涉及生物遗传的理论说明。

局内人信条形成的社会过程是相当清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极分化，在认识和意识形态领域中表现为人们主张的两极分化，因为群体或集体寻求获得海德格尔所说的“对现实的公众解释”。 ^[25] 尽管各有各的目的，冲突中的群体都想使他们对事物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解释占据主导地位。当这种解释超越了内群体界线而被局外人接受时，就会出现批判性检验。最终，借助可证明为同一的参照群体的行为过程，这种解释将导致这种常见的情况，即改变了信念的局外人，在他自己和别人看来，在坚持这个群体的学说方面甚至变得比局内人还热情，从而证明了他自己是有根据的，他想使自己认同这个群体，哪怕是象征性的认同也行。 ^[26] 这样，他成了比国王还坚定的保皇党人，比教皇更热心的教皇至上者，或者，像这些比喻的发明者巴克·马利根（Buck Mulligan）形容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的那样，是“比希腊人还希腊化的人”。例如有些白人社会学家自己或替别人对延续了数个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感到内疚，他们准备超越他们打算象征性地加入的那个群体的主张。如果这种局内人信条需要的话，他们甚至打算放弃他们来之不易的专门知识。有一个电视教育节目也许集中体现了这类反应，在这个节目中，某个大博物馆负责非洲民族学的白人管理人员与一个黑人进行讨论，这个黑人碰巧没有受过持续的民族学方面的训练。尽管如此，在这个当众谈话的关键时刻，观众还是会听到这位著名的民族学家说：“当然，我知道我还不能像您一样理解非洲或美洲黑人的体验。您不愿向我们的观众谈谈吗？”在这里，在这个自发的未经准备的公开讨论中，局内人信条的确成了对现实的公开解释。

这种黑人的局内人信条以另一种方式与历史上不断发展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这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长期以来认为，即使不专注于教义，个人的种族身份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的各种风俗习惯实际上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有令世人瞩目的与众不同的成就，无论黑人还是白人祖祖辈辈都不许忘记他们的种族。当某一社会地位（或身份）从功能方面讲其实是无关的时候却把它看做是有关的，这种做法就构成了社会歧视的核心。一旦根深蒂固的歧视制度体系和有偏见的意识形态开始失去控制，这就意味着这种情况会日益增多，即人们将根据思想的长处来评价它们的价值，而不是根据它们的种族渊源来评价其价值。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最有斗志的黑人的局内人信条建议，在每一种角色中、在每一个场合承认这种种族身份特征（这曾是长期以来强加给美国黑人的一种惯例），并且使这种身份成为一种总体的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局外人强加的，而是局内人自己产生的。从而，通过肯定这种普遍的种族特征，并且把种族重新定义为尊严而非耻辱的持久来源，这种局内人信条实际上成了白人种族主义者长期坚持的学说的仿制品。

无论这种局内人信条的这个方面还是对它的内在意义的阐述，都已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几乎一个世纪以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开始全面观察基于先赋地位和后致地位的个体自我形象和集体自我形象之间的差别：

在我们固执地坚持的几个错误中，有一个近来已经变得十分突出，这是极为有害的。这就是我们对一种感情的培养和鼓励，我们喜欢把这种感情称之为民族自尊心。我发现它遍布我们的著作、论文和讲演之中。按照我的观点，我认为在种族或肤色方面不存在什么优势或劣势。无论把哪个种族或哪种肤色用来作为自尊或自满的原因，都是不适当的。我们的种族和肤色并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无论我们是这个种族或这种肤色还是别的种族或其他肤色，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事实上，个人或民族自尊心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自己的成就……我看不出我们的演说者和作者一直提倡培养这种民族自尊心有什么益处。相反，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有害的，它的根据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个国家中我们要反对的是什么，我们要赞成的又是什么呢？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中，有什么样的山妖和拦路虎呢？如果不是美国的民族自尊心，那又是什么呢？是一种基于种族和肤色的优越性假设吗？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论证、我们所提出的每一个支持民族自尊心的借口都为我们的对手提供了把我们打昏的棍棒，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 ^[27]

在拒绝民族沙文主义时，道格拉斯强调的是局内人主义的规范方面而不是认识方面。当一个集体与其他群体发生严重的冲突时，最经常听到的就是对总体信仰的倡导，它要求对集体的忠诚无可置疑是至高无上的。国家间的战争状态长期以来在国家优越感中导致了极端的爱国主义，与此相同，现在的群体间冲突，则在种族优越感、性别优越感、年龄优越感或宗教优越感中导致了极端忠诚的倾向。总体信仰很容易从“我们的群体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这种强调利益和目标一致的信条，滑向“我们的群体永远是对的，绝不会错”这种在道德和认识方面先发制人的信条。

从规范方面以及它提倡首先忠诚这个或那个群体的意识形态，转向认识方面尤其是认识论方面，我们会注意到，局内人信条事先对社会结构有一种特别的构想。

[10] 转引自约翰·H.邦泽尔（John H. Bunzel）：《旧金山政府中的黑人研究》（“Black Studies at San Francisco State”），原载《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13（1968年秋季号），第32页。

[11] 实际上，这个年龄地位的个案与其他先赋地位的例子有着结构上的区别。这是因为，即使在这个生物技术先进的时代，有些男人变性成为了女人，有些女人变性成为了男人，由通常的性的先赋地位向后致地位转变的例子，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但是与性和其他先赋地位相比，相对长寿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在他们自己不可抗拒地增长的年龄组的范围内）体验了每一个连续的年龄地位。那么，基于一种强有力的局内人信条，也许甚至可以证明，年老的社会科学家比很年轻的社会科学家更能理解其他不同的年龄地位。读者可以参考一下本书第二十二章中有关科学家生命周期中互补角色重演的概念，以此作为背景材料。

[12] 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特定类型的个案融入了一种迥然不同的类型之中，因为社会学家（或医生或物理学家）的地位是纯粹的后获地位而不是先赋地位，这种地位是以功能相关的专门知识为前提的。

[13] 我要感谢哈丽特·朱克曼的这些关于先赋地位的新资格主义的见解。迈克尔·扬的《精英教育的兴起：1870—2033》（Rise of Meritocracy，1870—2033，London：Thames & Hudson，1958）中有关于精英教育的可靠的原始资料；关于教育资格主义的反功能，可参见S. M.米勒和帕梅拉·A.罗比的《不平等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equality，New York：Basic Books，1970），第6章。

[14] 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当极端的局内人的观点从一种由（被当作是已证明的真理的）诸多假设构成的学说，转变成一组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在理性探索中的不同角色的问题时，在把先赋地位作为资格基础的假设与把后致地位作为资格基础的假设之间，尽管不一致，但是会出现趋同现象。一方面，人们认为，在文化或亚文化中的早期社会化能使人更快地获得某些认识；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以这种或那种知识领域中的专业训练为代表的成人社会化，使人更有可能获得其他某些认识。

[15] 约瑟夫·阿伽西［参见《优先获取》（“Privileged Access”，原载《探索》（Inquiry）12（1969年冬季号），第420—426页）］提醒我们，“方法论唯我主义”这个术语是鲁道夫·卡尔纳普引入的，用以指被称之为感觉论的知识论：“这种学说即：所有关于世界的和关于个人自己的知识都源于感觉。”人们真正知道的就是人的主观经验，这一信条有时被描述为“以我为中心的困境”。

[16] 我在本文的第一稿已经注意到，例如，印度的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遭到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而且全部是外来的社会科学家的攻击，这些外来的社会科学家对印度问题的研究是短暂而肤浅的；参见《局内人和局外人》，见A.R.德赛主编的《不发达社会的现代化论文集》（Essays on Modernization of Underdeveloped Societies，Bombay：Thacker，1971）。

[17] 参见《黑人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Black Social Science”），原载《黑人学者》1（1969年12月），第35页。

[18] 《黑人学者论著中的“社会倾向”》，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49（1944年冬季号），第302—315页。

[19] 参见韦伯的《科学论文集》［1922；reprint ed.，Tubingen：J. C. B. Mohr（P. Siebeck），1951］，第146—214页。

[20]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民俗论》（Folkways，Boston：Ginn & Co.，1907），第13页。

[21] 唐纳德·P.肯特和罗伯特·G.伯奈特（Robert G. Burnight）［《复合社会中的群体中心论》（“Group Centrism in Complex Societies”），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57（1951年11月），第256—259页］引入了他们的一个很有用的术语“异己文化中心论”，用以指对与自己不同的群体的基本的而且是赞同的倾向，从而保留了萨姆纳没有实用价值的这种做法，即在一个概念中把中心地位与评价不成熟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坚持在分析上把它们区别开来。把“异己文化中心论”当作一个一般的词，同时，在分析上区分用“亲外”这个词所指的赞成非隶属群体的倾向（就像许多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对黑人的那种倾向），以及用帕累托的“恐外”这个词所指的否定非隶属群体的倾向，就可以从用语上发现分析的差异。有关对非隶属参照群体（意指局外人的一个概念）不断增长的理论兴趣，可参见赫伯特·H.海曼的《参照群体》，见《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3卷；以及罗伯特·K.默顿和艾丽斯·基特·罗西的《对参照群体行为理论的贡献》，见R.K.默顿和P.F.拉扎斯菲尔德主编的《社会研究中的连续性》（现已绝版，但该文在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重印）。这种兴趣的不断增长，以及在我们的时代种族中心主义和异己文化中心论的传播得到了加强，使异己文化中心论这个术语比以前有了更大的现实意义，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它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基本消失了，而20多年以前，它恰恰是在这本杂志上首先出现的。据我所知，只有卡普洛和霍顿大量使用了这个术语，但他们的奇怪行为只是使它被普遍忽视的情况变得更突出了；参见西奥多·卡普洛：《组织原理》（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4），第216页，以及保罗·B.霍顿：《社会学与保健学》（Sociology and the Health Science，New York：McGraw-Hill，1965）。

[22] 见《沙文主义》（“Chauvinism”），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1937），第3卷，第361页。

[23] 现在流行的局内人主义主张还不能与那时的沙文主义分庭抗礼。有关所收集的这些文献，可参见加布里埃尔·佩蒂特莫里斯·勒德特的《德国人与科学》（Les allemands et la science，Paris，1916），皮埃尔·迪昂的《德国科学》（La science allemande，Paris：Hermann，1915），赫尔曼·克勒曼的《思想战》（Der Krieg der Geister，Weimar，1915），以及卡尔·赫尔克霍夫的《反对德国科学之战》（Krieg gegen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Halle，1933）。

[24] 这并不是指对事实的预见。E.富兰克林·弗雷泽反复阐述了这个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我则考察了这个模式与自我应验的预言的关系；参见弗雷泽：《美国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Macmillan，1949）、《黑人资产阶级》（Black Bourgeoisie，New York：Free Press，1957），以及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485页。

[25]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Halle：Max Niemeyer，1927），卡尔·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论文集》（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第196页及以下诸页中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并对它进行了讨论。

[26]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405—406页。

[27] 引自《国家问题》（“The Nation’s Problem”），这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贝瑟尔文学与史学学会（Bethel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ociety）会议上的一篇演讲，现发表在霍华德·布罗茨主编的《黑人的社会政治思想》（Negro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66）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