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局内人信条

在这种社会变迁的环境中，我们无意中会遇到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传统问题与当代的关系：这个问题就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在获得知识方面的典型差异。这种主张的强硬型观点是作为一个认识论原则问题提出来的，它认为特定的群体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垄断着某些知识。这种主张的另一种形式较为温和且更具经验特点，即认为有些群体能够优先获取某种知识，其他的群体虽然也能依靠自己来获得那种知识，但要冒很大的风险并要花很大的代价。

人们时常会提出这种一般性的主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且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马克思，他是知识社会学的先驱，也是许多其他社会思想的先驱，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其发展的最高峰后，一个社会阶级的重要地位就使它能够摆脱错误的意识而获得对社会的理解。 ^[7] 还有一个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也很重要的例子，它涉及后致地位而不是先赋地位问题，这就是纳粹负责科学文化的省党部头目，埃尔内斯特·克里克， ^[8] 他在把所谓无可怀疑的雅利安族人获得的可靠的科学知识，与所谓非雅利安人能够获得的讹误百出的知识加以对比时，完全是凭空想象。克里克会毫不犹豫地谈及“新教科学和天主教科学，德国科学和犹太科学”。在这种局内人信条的特殊应用中，纳粹政权会引入一个新的种族范畴，即“白种犹太人”，用以指那些与非雅利安人实际上或象征性地有交往的雅利安人，因为他们玷污了他们的种族。因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维纳尔·海森伯就成了这个新的种族最著名的成员，因为他在他的学位论文中坚持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明确的基础”。而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翰内斯·斯塔克，不仅能斥责海森伯，而且还能斥责与他同时代的另外几个伟大的科学家：普朗克、冯·劳厄和薛定谔，因为他们接受了斯塔克所说的“爱因斯坦的犹太物理学”。 ^[9]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对诸多精英主义学说一一加以评论，这些学说都坚持认为，有些群体，由于生物学或社会方面的原因，能够垄断新的知识，或者能够优先获取新的知识。尽管这些学说在细枝末节方面略有差别，但在区分能获得知识的局内人与被排斥在知识之外的局外人方面，它们并无不同。

[7] 马克思的著作中贯穿着关于无产阶级在认识社会历史的真理方面具有优势地位的论述。有些重要的讨论，可参见例如他的《哲学的贫困》（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ress），第125—126页。乔治·卢卡奇也从这些方面对马克思的思考进行了论述，尽管他自己在其经典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23；reprint ed.，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1）中否认了这一点，但他的论述还是很重要的；尤请注意第47—81页和第181—209页。

[8] 参见他的《国民政治教育》（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Leipzig：Armanen Verlag，1935）。

[9] 参见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538—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