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变迁与社会思想

构想对知识社会学兴趣增长的社会根源以及显然由它们导致的某些理论困难，这种做法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是很典型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它明显地具有自我例证的观念特点。它假定了思想与社会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它假定了，对于有可能发生最严重的意见分歧的共同的思想论域来说，什么社会条件是有益或不利的。迈克尔·波拉尼 ^[4] 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人都更敏锐地注意到了， ^[5] 知识的增长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复杂组合，而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学者之间和科学家之间制度化的信任的互惠性基础之上。对这个论题他作过许多论述，在其中的一段论述中他评论道：

在理想的自由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可能全面地获得真的东西，无论在公共生活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他都可以接触到科学的真理、艺术的真实、宗教的真义以及司法的诚实。但在现实中并非如此；每个人能直接了解到的真相是很少的，其余的东西就只能惟他人所言是之。的确，保障这种相互依赖的过程是社会的主要功能之一。由此可见，人们所能具有的这种心灵的自由是为社会制度服务的，而社会制度把人的自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甚至在这些范围内还会威胁自由。这种关系类似于心灵与身体的关系：精神活动的实现方式因一些限制性因素和畸变受到局限，而这些限制性因素和畸变是使活动的实现成为可能的媒介造成的。 ^[6]

但是，随着群体之间、社会阶层之间以及无论什么类型的集体之间的分裂的加剧，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说得好听点会被滥用，说得难听点会被毁坏。强有力的但在认识方面受约束的相互审核和复审，在科学与学问的社会制度中尽管并非百分之百的有效，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相当有效的，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就像在社会领域中一样，思想领域中也出现了分离主义的倾向。有一定理由的相互怀疑取代了有一定理由的相互信任。出现了对以群体为基础的真理的要求：即局内人要求有自己的抵御局外人谬误的真理，局外人也要求有自己的抵御局内人谬误的真理。

在我们的时代，极为明显的社会变迁的开始和扩大，经历了种种社会运动。这些运动都要提高集体意识，加强团结，并要使其成员重新开始或以新的方式基本上或完全忠诚于某一社会本体、社会等级、社会群体或社会集体，就它们所要实现的目标而言，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相似的。考察了以阶级、种族、种族关系、年龄、性别、宗教以及性别支配等问题为中心的各种运动的这些相似性后，我们注意到，它们之间还有两点富有启发意义的相似之处。第一，这些运动的形成，主要是以先赋地位和先赋身份而不是以后获地位和后获身份为基础，这（从地位对于角色表现只是临时的这个意义上讲）有利于依据你是谁而不是依据你是什么形成包含关系。第二，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对这两方面的公开的肯定，即在地位方面要有自尊心，并且要与这样的集体团结一致，这些集体长期以来在社会中受歧视、被侮辱，或者是社会制度的牺牲品。随着普遍的群体归属作用，从不同的言谈、举止、衣着、公共行为方面，甚至更重要地，从不同的想象和思想关注的焦点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些获得新身份的人归属的象征。

[4] 参见他的《个人知识》，《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9），《科学、信仰与社会》（Science，Faith and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以及《心照不宣的范围》（The Tacit Dimensi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7）。

[5] 经过数年的努力，波拉尼详尽地阐述了这个论题，他提出的一种模型涵盖了不同思想学科种种相互交叉的认识结构和社会结构，从而为科学社会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约翰·齐曼在《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68）中对这些问题作了精彩的评论，唐纳德·T.坎贝尔［见《学科种族中心主义与完备知识的鳞状模型》（“Ethnocentrism of Disciplines and the Fish-Scale Model of Omniscience”），载于马扎弗·谢里夫和卡罗林·W.谢里夫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关系》（Interdisciplinary Relationships in the Social Sciences，Chicago：Aldine Press，1969）］在发展他的交叉学科的鳞状模型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典型的坎贝尔式的（亦即富有想象力的和意味深长的）思考。

[6] 波拉尼：《人的研究》，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