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理论与应用社会科学

每个阅读过科学方法论的人都知道科学理论与应用研究之间理想地构造出来的关系。基础理论包含着一些关键概念（如变量与常量）、假设、定理、定律等等。而应用研究仅仅就是确定（a）与当前的问题相关的变量，（b）变量的值，（c）根据以前的知识指明这些变量之间始终如一的联系。

揭示出这种理想模式通常是怎样在社会科学的应用中实际出现的，将会有启发意义。我们期望发现，这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典型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计划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说明基础社会科学和应用社会科学关系的“理想模式”与“实际模式”之间的差异和一致。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集中考虑对应用社会科学中初级概念化的作用的某些评论。即使把这错认为是综合性的讨论，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一） 概念化所起的作用：“被忽略的变量”

在应用社会研究中，概念化最引人瞩目的作用，也许就是通过引入一些概念把问题加以转换，而这些概念所涉及的，正是政策制定者的常识性观点中所忽略的那些变量。有时候，概念会导致对问题的陈述与政策制定者的陈述正好相反。

通过进一步的探索，可以确定经常被忽略的变量的类型，但现在只能对其中的几个进行讨论。

界定情况的概念。并非所有政策制定者都从受政策影响的其他人的角度审视政策。结果，他们时常会发现，他们的决策导致了一连串未预料到的而且常常是不希望得到的后果。

个案A：负责殖民地管理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通过为“土著人”修建学校和提供师资来设法“教化”他们。管理者把这看做是一项有益的活动。教育是有正面价值的，因而他现在设法使土著人能够受到教育。但是随后，土著人的反应使他感到震惊；那些“不领情的”土著人奋起反抗这项政策。专家引入了界定总体情况和文化差异的概念。他会指出，政策制定者根据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把西方的教育解释为一种宝贵财产，土著人则把它解释为是一种割断他们后代与传统的部落价值观的联系的一种手段。专家在这个问题上所使用的关键概念是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对“相同”的情况的不同解释。

个案B：说明某个管理者发觉不到的变量。一个工业企业的经理希望通过普遍增加工资来提高雇员的士气并扩大产量。当他所期望的结果没有出现时，他会心烦意乱。专家在探讨这个问题时要澄清一个观念：工人最关心的是工资差异。以前士气低是因为某些组的工人认为工资差异是不公正的；而普遍提高工资并没有改变这种差异。

关于社会系统的概念。思想幼稚的人很少从整个相互关联的变量系统去考虑问题。他们以为行为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然而，政策决策的许多不适当的后果都源于系统中变量之间的互动。

韦斯利·米切尔对这种普遍联系的评论是：“当提出在现有的安排中做出某些变动时，我们［指经济学家］的思想立刻就集中在这种变化将给其他因素带来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即刻的或稍后的影响上：我们也会考虑这些后果对最初的变化的反作用。……所有经济活动相互依赖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与我合作的那些有能力、有爱国热情的拿法定最低工资的人就是很恰当的样本，那么对于许多律师、企业家或工程师来说，这种概念并不是他们实用知识的组成部分”［黑体字为我所标］。

（二） 应用研究的理论副产品 ^[9]

我们顺便考察一下应用研究与理论之间的两种主要的关系。

1. 应用研究对构成理论基础的假设的检验。正如我们在前面（第11节）注意到的那样，在基础研究对问题的抽象阐述中，包含着某些假设（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由于应用研究被认为是行动的基础，并且行动必然是出现在具体的环境中而不是出现在抽象地想象出来的条件之下，应用研究人员，无论愿意与否，都要不间断地对基础理论中所包含的假设进行检验。这也许是应用研究的一项重要功能。

2. 即刻的实用方面的成功会延迟理论分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应用研究导致了某种经验结果，而它可能立刻就被成功地应用了，尽管这种结果本身还没有从理论上得到“理解”（亦即，确定其缘由）。例如，也许会发现，为一个工厂安排几个带薪休假期的措施能减少工人的流动，提高雇员的士气，等等。而发现这项计划“有效”的工厂经理也许看不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有什么必要。如果研究人员在理论上不敏感，他可能也会满足于经验结果的这种“成功的”应用。然而这个事实依然存在，即他还没有确定这个结果中的关键变量：是带薪休假期减少了疲劳吗？经理对雇员问题关心的程度（其标志就是带薪休假期）是否是决定性的变量呢？或者，在最终做出有关带薪休假期的决定方面（简要地说，这种政策将以什么方式引入），雇员代表所起的作用是否被证明是根本性的？除非在关于带薪休假期的这个具体实践中的理论变量能够得到确认，否则就没有理由假定，这种措施在其他场合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在从经验结果中得出有理论意义的结果之前，这种实践的成功是否容易使研究停滞不前呢？弄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0] 至少有可能，这个特别实践的成功会招致理论的失败。 ^[11]

[9] 鉴于我在1946年提交给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论文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所以，我现在不打算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评论。参见《经验研究对社会理论发展的影响》（“The Bearing of Empirical Research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eory”），《美国社会学评论》13（1948年10月），第505—515页。要概括出在什么条件下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研究会导致理论副产品，还需要作更多的个案研究。

[10] 前面已经论述过，1948年的选举预测，已经提供了新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例子，说明凭借完全是经验的而没有理论一致性依据的活动是危险的。在以前的全国选举中业已发现，在政治战的最后一个星期，投票倾向事实上都没有出现最终的转变。那些选举咨询组织用这种经验模式来推断1948年的选举战，结果导致了众所周知的不幸的结果。

[11] 在这个问题首次被论述之后，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于1947年12月28日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主席讲演中］就作出了恰当的评论：“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对现在的情况进行分析，但不是要把各种科学及其分支分为纯科学和应用科学，而是要通过仔细地考察每个学科各自的事业进行分析。我在一篇题为《科学与实用技术》（‘Science and Practical Arts’）的论文中曾经指出，我们需要对任何科学分支中表现出的经验主义的作用程度进行研究。我作为例子所引用的那些个案，有古典光学和化学疗法。以前，所使用的概念体系的有效性的范围非常广，经验主义的成分很低。后来，概念的应用减少了，而且范围也有限了，发展新药仍然是一种有很浓的‘按部就班’色彩的事情，而经验主义的成分提高了……我想指出，除非这种发展能减少经验主义在任何领域中的作用程度，否则，与那个领域相关的实用技术进步的速度，相对来说会很低，而且常常会出现反复。”（黑体字为我所标）对于我们来说，究竟什么使得许多应用科学具有很高程度的经验主义特性，仍然是个问题。读者可以从本文中找到一些有关的启示，它们与这个问题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