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进一步的问题和新近的研究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很明显，这个学科领域中有广泛多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79]

舍勒已经指出，思想活动的社会组织与在它的主导下所发展起来的知识的特性有着重要的关联。美国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早的研究之一，是维布伦对形成美国大学生活之压力的尖刻的、印象主义的而且往往是富有洞察力的说明。 ^[80] 威尔逊则以更系统的方式，探讨了吸收新成员的方法和标准、地位的分配以及学术人员的管理机制，从而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实质性基础。 ^[81] 兹纳尼茨基在阐明知识分子角色的类型学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假说，这些假说涉及这些角色与培育出来的知识的各种类型之间的关系、知识类型与社会成员对科学家的评价基础之间的关系、角色定义与对实用和理论的知识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等等。 ^[82] 下列许多问题仍然有待研究，其中包括知识分子的阶级认同的基础、他们与统治阶层或从属阶层的群体的异化、他们对一些研究的回避或热衷（这些研究所具有的直接的价值意义，对现行的制度安排构成了挑战，因为这些安排是与实现那些业已在文化上得到证明的目标相悖而行的）、 ^[83] 促使走向技术主义和离开危险思想的压力、知识分子官僚化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政策问题转变成了管理问题），还包括这样一些社会生活领域，在这里人们认为专家和确定的知识是特有的，以及另外一些社会生活领域，在其中人们只认为平常人的智慧是必要的——简而言之，知识分子变化着的角色，以及这些变化与其工作的结构、内容和影响的关系等等，都要求人们逐渐加强对它们的注意，因为社会组织中的变化日益要求知识分子顺应相互冲突的需要。 ^[84]

人们愈来愈认为，社会结构并非仅仅通过使科学家集中关注某些研究问题而影响科学。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研究之外，另外一些人已经探讨了文化和社会环境会以什么方式成为科学问题的概念表述的一部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在关于竞争的经济秩序的概念流行起来之后才形成的，这一概念又由于它假设利益的天然均等而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85] 罗素对动物学研究中民族特性半认真的观察，表明了另一种类型对民族文化与概念的系统表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86] 弗罗姆也试图证明，弗洛伊德的“自觉的自由主义”暗含着对资产阶级社会所禁止的动力的拒绝，弗洛伊德本人在他所扮演的父权中心的角色中，则成了一个要求服从与顺从的社会的典型代表。 ^[87]

人们已经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指出，多重因果作用观念对于地位相对稳定的学者很有吸引力，他忠实于他从中获得了尊严和支持的现状，他倾向于调和并且认为某类事物从所有观点来看都是有价值的，因而倾向于这样一种分类，这种分类强调因素的多重性和问题的复杂性，从而可以使他避免偏袒任何一方。 ^[88] 人们已经把强调天性或教养是人性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做法，与一些对立的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了。那些强调遗传性的人在政治上是保守派，而环境决定论者则往往是民主派或寻机进行社会变革的激进派。 ^[89] 但是，在当代美国论述社会病状的作者中，甚至环境决定论者也采用了“社会调节”的观念，这种观念含蓄地把小共同体的标准设想为规范，从而表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即无法成功地评价某些群体在现行的制度条件下实现它们的目的的可能性。 ^[90] 对这些视角的诸种归因，在它们能够被人们接受之前需要进行更系统的研究，不过这些归因表明了新近的倾向：即要探索学者的视角，并把这些视角与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所构成的经验和利益的框架联系起来。最近一项对黑人学者著作的报道说明，这些令人怀疑的归因并不是以适当的比较资料为基础的。选择分析范畴而不选择形态范畴，选择行为的环境决定因素而不选择生物学决定因素，选择例外的数据而不选择典型的数据，所有这些都被归因于社会等级所引起的黑人作者的怨恨，但却没有人做出任何努力对白人作者中类似倾向的出现频率加以比较。 ^[91]

有人倾向于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看做是整体上独立的并且不断进步的过程，且这种过程与社会结构无关，而现在，历史事件的实际过程正在把任何这类倾向的痕迹消除。对科学研究和发明的管理日益明显（而且时常是限制），这一点已经一再地被文献资料所证明，在斯特恩的一系列研究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92] 他也曾追溯过阻碍医学变革的基础。 ^[93] 谈到科学工作在方向和规模方面对统治阶级的权力结构和相关文化观点的紧密依赖关系，德国社会组织的根本变革已经为这种依赖关系提供了实质性的实验检验。 ^[94] 从说明如何使科学和技术为社会或经济需要服务的那些研究着眼，任何这样不适当的假设，即科学或技术代表着社会结构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基础，其局限性也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95]                

仍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并且正在得到经验研究，但列出任何更庞大的这类问题表，可能超出了本章的范围。我在这里只想说：在知识社会学中，有这样一种重要趋向正在迅速增加，即把暂时性假说与无可置疑的教条相混淆；标志着它的早期阶段的十足的思辨见识现在正受到日益严格的检验。虽然在谈到科学史中发现事实和进行概括的时期交替出现方面，汤因比和索罗金可能是正确的，但看来知识社会学已经把这两种趋向结合成为有希望产生成果的一个联合体。它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处于当代理性兴趣的真正中心的那些问题。 ^[96]

[79] 进一步的概述可参见路易斯·沃斯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所作的序，第xxviii—xxxi页；J.B.基特勒：《一门科学社会学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 of a Sociology of Science”），原载《社会力量》18（1940年），第350—359页。

[80] 索尔斯坦·维布伦：《美国的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New York：Huebsch，1918）。

^{[81] 洛根·威尔逊：《学术人》（The Academic Man）；参见E.Y.哈茨霍恩：《德国的大学与国家社会主义》（The Germa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Soci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

[82] 弗洛里安·兹纳尼茨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83] 冈纳·默达尔在其专论《美国的二难推理：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中，反复地指出了研究美国黑人的美国社会科学家的“隐蔽的评价”，以及这些评价对这个研究领域中的“科学问题”的阐述的影响；尤请参见第2卷，第1027—1064页。

[84] 曼海姆提到过一部未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专著；在他的著作中以及罗伯托·米歇尔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所写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词条中，都可以找到一般的文献目录。最近的论文包括：C.赖特·米尔斯：《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The Social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见《政治学》（Politics）第1卷（1944年4月）；R.K.默顿：《知识分子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Public Policy”），1943年12月4日在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的年会上宣读；阿瑟·凯斯特勒：《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原载《地平线》（Horizon）9（1944年），第162—175页。

[85] 凯恩斯注意到，“适者生存的原则可以看作是对李嘉图经济学的一种广义的概括”［转引自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Glencoe：The Free Press，1949），第113页］；参见亚历山大·桑多夫：《达尔文主义起源中的社会因素》（“Social Factors in the Origin of Darwinism”），原载《生物学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13（1938年），第316—326页。

[86] 伯特兰·罗素：《哲学》（Philosophy，NewYork：W.W. Norton andCo.，1927），第29—30页。罗素指出，在心理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动物“都表现出了观察者的民族特性。美国人所研究的动物横冲直撞，近乎疯狂，令人难以置信地表现出一股锐气和活力，而且最终意外地获得了它们所希望的结果。德国人所观察的动物静静地待在那里沉思，最终从它们内在的意识中推出了结论”。切不可以为这句俏皮话是不相关的；在科学问题的选择和阐述中，民族差异的可能性已经多次被人们注意到，尽管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参见里夏德·米勒-弗赖恩费尔斯：《科学心理学》（Psychologie derWissenschaft，Leipzig：J. A.Barth，1936）第8章，这一章讨论了问题选择和“思想风格”等等之中的民族差异和阶级差异，但并没有完全默认某个克里克所谓的真正的德国要求。无论如何，这种解释类型有可能引起争议，并导致某种毫无事实根据的东西，就像马克斯·舍勒对英语中虚伪之辞的揭示性“分析”那样。他得出结论说，在科学中像在所有其他领域中一样，英语是一种无法矫正的“虚伪的语言”。休谟的自我概念、实体概念以及连续性概念，像生物学上有用的自欺一样，只不过是有目的的谎言；英语的实用假说概念（麦克斯韦、开尔文）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些假说不是真理，而只是为了促进科学的进步，这种概念不是别的，只是一种为资料提供瞬间控制和安排的狡猾的花招。舍勒在《战争的起源》（Genius des Krieges，Leipzig：Verlagder Weissenbuecher，1915）中指出，整个实用主义都蕴涵着这种机会主义的虚伪之词。

[87] 埃里奇·弗罗姆：《心理治疗的社会条件》（“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theit derpsychoanalytischen Therapie”），原载《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uerSozialforschung）4（1935年），第365—397页。

[88] 刘易斯·S.福伊尔：《历史中的经济因素》（“The Economic Factor inHistory”），原载《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Society）4（1940年），第174—175页。

[89] N.帕斯托：《关于天性—教养之争的社会学探讨》（“The Nature-Nurture Controversy：A SociologicalApproach”），原载《学校与社会》（School andSociety）57（1943年），第373—377页。

[90] C.赖特·米尔斯：《社会病理学家的专业意识形态》（“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SocialPathologists”），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49（1943年），第165—190页。

[91] 威廉·T.方丹：《黑人学者著作中的“社会倾向”》（“‘Social Determination’in the Writings of Negro Scholars”），原载《美国社会学杂志》49（1944年），第302—315页。

[92] 伯恩哈德·J.斯特恩：《对采用技术革新的抵制》（“Resistance to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见国家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 Committee），《技术趋势与国策》（Technological Trends and National Policy，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7），第39—66页；《对利用发明的限制》（“Restraints upon the Utilization of Inventions”），原载《年鉴》（Annals）200（1938年）：第1—19页，那里还有进一步的参考文献；W.汉密尔顿：《专利与私营企业》（Patents and Free Enterprise），见《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报告》（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 Monograph）第31号（1941年）。

[93] 伯恩哈德·J.斯特恩：《医学发展中的社会因素》（Social Factors in Medical Progre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7），同一作者：《社会与医学的发展》（Society and Medical Progres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1）；参见理查德·H.施赖奥克：《现代医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36）；亨利·E.西格里斯特：《人与医学》（Man and Medicine，New York：W. W. Norton and Co.，1932）。

[94] 哈茨霍恩：《德国的大学与国家社会主义》。

[95] 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战争期间的情况；请注意索罗金的这一见解：军事权力的中心往往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心（《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4卷，第249—251页）；参见I.B.科恩和伯纳德·巴伯：《科学与战争》（Science and War，手稿）；R.K.默顿：《科学与军事技术》（“Science and Military Technique”），原载《科学月刊》（Scientific Monthly）41（1935年），第542—545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朱利安·赫胥黎：《科学与社会需求》（Science and Social Needs，New York：Harper and Bros.，1935）。

[96] 更大量的参考文献，请参见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巴恩斯、H.贝克尔和F.B.贝克尔编：《当代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