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存在基础

在知识社会学中，所有方法一致的中心点是这样一个命题，从思想不是内在地决定的来看，并且就思想的某一方面能从认识以外的因素中产生出来而言，思想是有一个存在基础的。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共识，涉及存在基础的本质时，这种共识就会让位于各种理论的十分广泛的多样性。

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风暴的中心。不用讨论严格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注释问题，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马克思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就行了——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追溯出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最初表述。无论在他们工作的半个世纪中他们的理论发展中可能出现了什么变化，他们始终一贯地坚持“生产关系”构成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真实基础”这一命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6] 为了寻求将观念功能化，即将个人的观念与它们的社会学基础相联系，马克思把它们纳入了阶级结构。他假定，不是其他的影响完全不起作用，而是阶级是首要的决定因素，因而它是进行分析的一个最有效的出发点。他把这一点明确表述在他的《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7] 马克思在把人与其他变化因素分离开并从人们的经济和阶级作用来看待他们时，他假设这些作用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至于在任何给定实例中，它们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对思想和行为做出适当的说明，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发展路线（从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就在于渐进地确定（并限定）生产关系事实上决定知识和思想方式的程度。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都反复地并日益坚持强调，一个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不一定仅仅来自客观上属于这一阶层的人们。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当统治阶级瓦解时，“一小部分人……归附于革命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8]

通过分析意识形态的前景和先决条件，通过确定问题是如何从这种或那种阶级的观点解释的，这样就给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定了位。不能仅仅按照机械论的方式，通过确定思想家的阶级地位来给思想定位。思想归之于那个阶级，乃是因为它“适合”那个阶级，该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它的阶级冲突、愿望、恐惧、局限和在给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客观可能性得到了表述。马克思的最明确的表述是：

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头脑中］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所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9]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他们的代表者的客观的阶级地位来追溯思想，那就会留下一个很大范围的不确定性。于是又进一步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弄清楚为什么有些人认同他们自身具有他们客观上归属的那个阶层特有的观点，而其他人则采用了与“他们自身”不同的某个阶层的预想。用对事实的经验描述代替对它的理论解释是很不适当的。

在探讨存在基础时，马克斯·舍勒独特地提出了他自己的假说以反对其他流行的理论。 ^[10] 他把文化社会学与他称之为现实因素社会学（或Realsoziologie，实在社会学）进行了区分。文化资料是“观念的”，位于观念和价值的领域：“现实因素”则指向自然界或社会现实中的有影响的变化。前者是用观念目标或意图来界定的；后者则可从一个“驱力结构”（Triebstruktur，例如性欲、饥饿、权力欲）中导出。他认为，所有自然主义的理论的一个基本错误是，它们都主张现实因素，无论是种族、地缘政治、政权结构，还是经济生产关系，也就是说，都明确地决定了意义观念的领域。他也拒绝了一切意识形态的、唯灵论的和人格主义的观念，因为它们错误地把存在条件的历史看做是思想史的一种单一的线性说明。他把完全的自主性和决定的序列赋予这些现实因素，虽然他并不始终一贯地坚持认为渗透价值的观念足以引导和支配它们的发展。这样的观念开始没有社会效应。对社会动力的作用而言，观念“愈纯粹”，它就愈无力。除非观念以某种方式与制度结构中的利益、冲动、情感或集体倾向以及它们的结合有密切的关系，否则，观念就不会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和具体化。 ^[11] 只有在满足这种前提的情况下，它们才能产生某种确定的影响，而且也只有在这种限定下，自然主义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的。如果观念不以现实因素的内在发展为基础，那么它们注定要变成没有结果的乌托邦。

舍勒认为，自然主义理论陷入的进一步错误是，它们暗中假定独立变量在整个历史中是始终同一的。经常不变的独立变量是不存在的，不过，在历史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确定的前后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一些首要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可以把这种联系总结为一个“三阶段定律”。在最初的阶段，血统关系与相关的亲缘制度构成了独立变量；随后，政治权力变成独立变量，而最后则是经济因素。因此，起主要作用的存在因素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具有一种有序的可变性。所以，舍勒试图把历史决定因素的概念本身相对化。 ^[12] 他声称，不仅已经归纳地证实了他的三阶段定律，而且已从一个人类驱力理论中推导出这个定律。

舍勒的现实因素（Realfaktoren），包括了种族与亲缘关系、权力结构、生产要素、人口的质与量的方面、地理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等，这种观念很难构成一个有用的确定的范畴。如此多种多样的要素包含在一个标题之下，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而且，确实他自己和他的门徒们的那些经验研究并没有从这些因素的系列中获益。但是，在指出重大的存在因素的变化（虽然不是按照有序的序列变化，他也未能确定这种序列）之后，他转向了以后的研究所遵循的方向。

因此说，曼海姆思想的主要来源是马克思，他扩展了马克思存在基础的观念。如果已知多群体归属关系的事实，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在确定视角、思想模型、给定界限等等关系过程中判定哪一个是决定性的。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他不认为阶级地位是唯一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例如，他发现，一个经过有机整合的群体会把历史设想为一种为了实现其目标的连续的运动，而社会上没有根基的、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群体则信奉这样一种历史直觉，它强调偶然的和不可衡量的东西。只有通过揭示群体形成的多种多样性（其中包括世代、地位群体、派别、职业群体）以及它们特有的思维方式，才能够找到与实际中得到承认的多种多样观点和知识相对应的存在基础。 ^[13]

尽管这阐述了一种不同的传统，但实质上却是迪尔凯姆所持的一种观点。在早期与莫斯关于分类的原始形式的研究中，迪尔凯姆坚持认为，思想范畴的起源可以在群体结构和关系中找到，而范畴是随社会组织的变化而变化的。 ^[14] 在试图说明范畴的社会根源时，迪尔凯姆假设，个人所能更直接和更广泛地适应的，是他们所处的群体，而不是自然界。最重要的经验是以社会关系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在思想和知识的特性中留下了它们的印记。 ^[15] 因此，在他对思想的原始形式的研究中，他探讨了社会活动（仪式、宴会、典礼）的周期性循环再现、氏族结构以及群体聚会时的空间布置，把它们看做是处于思想的存在基础之中。并且，格拉内在把迪尔凯姆的阐述运用于中国古代思想时，他把中国人典型的时空观归之于这样一种基础，即封建的组织和集中与分散的群体生活有节奏的变化。 ^[16]

索罗金的唯心论的流射论，与前面所论述的存在基础观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个理论试图从变化着的“文化心态”而不是从存在的社会基础来追溯知识的每个方面。这些心态由“主要的前提”所构成：因此，诉诸观念的心态把实在看做是“非物质的、永恒的存在”，把它的各种需要看做主要是心灵的需要，而这些需要的充分满足，要通过“迫使自己的大多数物质需要变得最小或者消除”。 ^[17] 与此相反，诉诸感性心态则把实在限制在可通过感官感知的范围内，它主要关心的是物质需要，它试图通过改变外部世界而不是通过自我限制，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需要。心态的主要中间类型是理想主义的，它代表了上述类型的实质上的平衡。正是从这些心态亦即每种文化的主要前提中，导出了真理与知识的体系。在这里，我们来谈谈一种唯心论观点的独立的流射论：它（正如索罗金所做的那样）简直就像是在同语反复地说：“在一个诉诸感性的社会和文化中，基于感觉器官证据的感性的真理体系必定起主导作用。” ^[18] 因为诉诸感性心态已经被定义为一种设想“实在只是呈现给感官的那些东西”的观点。 ^[19]

此外，做出这种描述的流射论者，避开了其他的存在条件分析法所提出的某些基本问题。这样，索罗金把感性的“真理体系”（经验主义）不能垄断一种感性文化这一事实，当作了文化不能“完全整合”的证据。但这样一来，对我们当代世界所关心的思想的那些真正差异的基础，也就放弃了探索。对于试图做出社会学说明的其他知识范畴和知识原理，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他发现，在我们当前的感性文化中，“唯物主义”不如“唯心主义”流行，而“现世论”与“永恒论”几乎同样流行；“唯实论”与“唯名论”、“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等等也是如此。既然在一种文化中有这些多样性，把一种文化从总体上表征为感性的，并不能提供一种基础，以说明哪些群体赞同一种思想方式、哪些群体赞同其他的思想方式。索罗金并没有在一种社会或文化之中系统地探索变化着的存在基础，他依赖于一些“主导的”倾向，并把这些倾向归因于整个文化。 ^[20] 我们当代的社会，无论各种阶级和群体的思想观点的差异如何，被看做是一种感性文化的整体的例证。按照它自身的前提，索罗金的方法主要适用于对文化作全面的表征，而不适用于分析一个社会中变化了的存在条件与思想之间的联系。

[6]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译者）。

[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译者），黑体字为我所标；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9），第76页；马克斯·韦伯：《科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aetze zur Wissenchaftslehre），第205页。

[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译者），黑体字为我所标。

[9]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译者）。

[10] 这一解释基于马克斯·舍勒最详尽的讨论：《知识社会学问题》（“Probleme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见他的《知识形式与社会》（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Leipzig：Der Neue-Geist Verlag，1926），第1—229页。这篇著作是他的一篇短论的修订和扩充，该短论见于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Versuche zu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Munich：Duncker und Humblot，1924），第5—146页。有关舍勒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P.A.希尔普：《舍勒的知识社会学的形式问题》（“The Formal Problems of Scheler’s Sociology of Knowledge”），原载《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36（1927年3月），第101—120页；霍华德·贝克尔和H.奥托·达尔克：《马克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Max   Scheler’s Sociology of Knowledge”），见《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1942年3月），第310—322页。

[11] 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第7、32页。

[12] 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第25—45页。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长期以来一直断然拒绝类似的独立变量的转变观念，这种观念是攻击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94页注释。

[13]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第247—248页。鉴于最近对曼海姆的著作已有了广泛的讨论，本文就不再对此作详细的论述了。

[14] 埃米尔·迪尔凯姆和马塞尔·莫斯：《分类的几种最初形式》（“De quelques form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原载《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6（1901—1902年），第1—72页：“……即使像时间和空间那样抽象的观念，在它们历史的每一阶段中也都是与相应的社会组织密切相关的。”正如马塞尔·格拉内曾经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中有几页论述了中国的思想，专家们认为，这些论述标志着汉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时代。

[15] 埃米尔·迪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第443—444页；另可参见汉斯·凯尔森：《社会与自然》（Society and Na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第30页。

[16] 马塞尔·格拉内：《中国人的思维》（La pensée chinoise，Paris：La Renaissance du Livre，1934），参见，例如，第84—104页。

[17]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1卷，第72—73页。

[18]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2卷，第5页。

[19] 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1卷，第73页。

[20] 这种情况的一种“例外”是，他把“在感性文化中变成了领导阶级和组织阶级的牧师和宗教领主，与在感性文化中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业人员以及非宗教的官员”所作的对比（索罗金：《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第3卷，第250页）。也可参见他对文化在社会阶层中传播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