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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非常重视农业经济，因此创造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持续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达到851万顷；到公元1725年（雍正三年），已经达到890万顷。清政府提倡因地制宜，采取多种种植方法，从而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高产作物甘薯的种植，由福建、浙江等省推广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经济作物桑、茶、棉花、甘蔗、烟草等的种植也进一步得到推广，当时已经成为商品。

清朝时候，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也大大增加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并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出卖。

清朝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学的繁荣。清代的农书约有100多部，尤其以康熙、雍正两朝最为繁盛，主要有《钦定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其中，大型综合性农书《钦定授时通考》是由乾隆帝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该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由于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因此流传甚广，在国际上也颇具声名。

清代的吴其浚著有《植物名实图考》，这是我国古代具有相当科学水平的重要的植物学专著，共计38卷，其中所收之植物共1714种，分谷类、蔬菜、山草、隰草等12类，记述了每种植物的形色、性味、产地和用途，并有附图1800多幅，力求名实相符。书中有很多纠正前人舛误之处，对于中国古代中药本草学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此书在著成之前，已先从其所阅览的各种有关书籍中辑录出植物草本，并绘成图形，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

陈淏（hào）子，字扶摇，自号西湖花隐翁。陈淏子是我国清代园艺学家，著名园艺学古籍《花镜》的作者。

陈淏子一生喜好读书，爱好栽花植草。陈淏子在明朝灭亡以后，不愿意做清朝的官吏，于是从事花草果木的栽培与研究，并兼以授徒为业。

陈淏子为了能让人们充分了解花卉的种植方法，通过向花农、花友调查访问，并结合对历代花谱的研究，最终在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写成了《花镜》一书。该书分为6卷，卷一为“花历新栽”，除占验和占候外，授时部分，共分为十项，分别列举了各种观赏植物栽培的逐月行事。卷二为“课花十八法”，包括课花大略，辨花性情法，种植位置法，接换神奇法，扦插易生法，移花转垛法，浇灌得宜法，培壅可否法，治诸虫蠹法，变花摧花法，整顿删科法等内容，主要记述观赏植物的栽培原理和管理方法，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髓所在。卷三、卷四、卷五这三部分着重叙述花木的名称、形态、生活习性、产地、用途及栽培。卷六附记了一些观赏动物。

《花镜》一共记载了300多种花木果树的品种和栽培方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园艺学专著。

公元1644年，清政府颁行了《时宪历》，改平气为定气，这是历法的又一次改革。《时宪历》一直施行到清朝末年。

清代的平民天文学家王锡阐著有《晓庵新法》、《历说》、《大统西历启蒙》等13种天文学著作，并独立提出计算金星凌日的凌始和凌终方位角的方法等。王锡阐竭力反对和批判脱离实际的态度和唯心主义思想，并同外国传教士否定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谬论进行了斗争。

清朝不仅在天文学方面大有成就，在地理学方面也颇有成就。康熙时期，清政府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30余年的筹划和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再依据测绘的新资料，又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绘出了我国的新疆地区。这两幅清朝时期绘制而成的地图，迄今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乾隆时期官修的《医宗金鉴》90卷，征集了很多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进行了很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

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非常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王清任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了《亲见改正脏腑图》25种，改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为我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公元1759年，清代赵学敏与民间“铃医”（走方郎中）赵柏云合作编著了《串雅》。这部书是医学史上一部罕见的符合广大群众需要的很有实用价值的著作。赵学敏十分重视铃医，认为铃医与广大人民群众最接近，能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赵学敏一生著述颇多，除了《串雅》之外，还著有《养素园传信方》、《奇药备考》、《本草话》、《药性元解》等12种，但多已散佚，目前留存于世仅有《本草纲目拾遗》和《串雅内外编》。《本草纲目拾遗》总结了《本草纲目》问世以来在药学方面的新经验，对《本草纲目》进行了重要补正。

公元1712年，康熙帝命梅瑴成等人编撰《律历渊源》100卷，其中数学部分为《数理精蕴》共53卷。这是一部当时中国传统数学和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国内的数学水平。

华蘅芳是我国清代的著名数学家，江苏金匮（今无锡）人，字畹香，号若汀。华蘅芳尤爱数学，他在旧书堆中发现古算书，如获至宝，终日捧读，无师自通。他这种天生的数学造诣，再加上他父亲有意识地给他买古算书引导，为他日后在数学领域作出巨大成就创造了必要条件。

华蘅芳的数学著作主要有《学算笔谈》12卷、《算草丛存》4卷、《开方别术》1卷、《数根术解》1卷、《开方古义》2卷、《积较术》3卷、《算法须知》1卷、《西算初阶》1卷。华蘅芳的数学成就主要在开方术、积较术和数根术三个领域。

华蘅芳在翻译西方数学书籍、传播先进数学知识方面也颇有成就。华蘅芳与英国人傅兰雅合作，共译出数学书籍7种、89卷，具体情况如下：《代数术》25卷，其原著作者是英国人华莱士，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代数、对数、指数的幂级展开式，三角关系式，反三角幂级数展开式，几何问题的代数解法，棣模弗公式等；《微积溯源》8卷，其原著作者是英国人华莱士，该书内容丰富，涉及微分方程等问题；《三角数理》12卷，其原著作者是英国人J·海麻士，该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三角学著作；《代数难题解法》16卷，其原著作者是英国人T·伦德；《决疑数学》10卷，其原著作者是英国人T·加洛韦和R·E·安德森，该书详细叙述了西方概率论史，介绍了有关人口估测、人寿保险、预求定案准确率，以及医疗、邮政领域统计平均数的方法，论述了概率理论、斯特林公式、正态分布及正态曲线等，该书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也是比较完整的一部概率论著作；《合数术》11卷，其原著作者是美国人O·白尔尼，该书主要介绍对数表造法；《算式别解》14卷，其原著作者是美国人E· J·休斯顿和A·E·肯内利。

公元1774年，清代明安图编著了《割圜（圆）密率捷法》，该书证明和扩充了用解析方法求圆周率的公式。明安图还用自己独创的几何方法对三角函数展开式进行了研究。

公元18世纪，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戴震校勘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数学著作，对保存我国古代数学成就作出了突出贡献。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什么被合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激烈动荡的时期。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封建社会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产生并得以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他们寻求改革方案，提倡以史为鉴，提倡学术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他们三个人被合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竭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世人也称其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等门类均有所涉及，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后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顾炎武，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尊称为亭林先生。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他的主要著作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鼻祖，对切韵学也有所贡献。

王夫之，字而农，号涢斋，别号一壶道人，湖南衡阳人，由于王夫之晚年居住于衡阳的石船山上，因此也被世人称为“船山先生”。他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其精于经学、史学和文学。他的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黄书》、《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有很多相通、相近之处，比如：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倡“人民为主”。黄宗羲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的大害，提倡“法治”，改革君主专制，他认为衡量治理天下成功的标准应当是看广大百姓快乐与否。顾炎武也强烈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他认为保卫一家一姓的国家是君主及其大臣的事，而保卫天下是所有人的事，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认为普天下的土地不能被君主一人占有，而应该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老百姓皆有权享有一份。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黄宗羲严厉批驳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当受到保护。顾炎武、王夫之主张文人应该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黄宗羲批判旧儒学的“君为臣纲”的思想，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观念。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积极思想，提倡走出门户，到实践中求索真知。王夫之批判理学先前宣扬的“天命论”和“生知论”，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

总而言之，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生活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继承了明末进步的思想传统，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君主专制，强调和重视手工业和商业，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家思想，构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思想体系。他们的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具有解放思想及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进步性。

所谓“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清朝末期四部谴责小说的合称，包括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五大奇书”则是在“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基础上再加上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朝时期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全书故事情节没有明确的主干，不过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习气。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现实的黑暗，却把理想寄托于“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没有找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

《孽海花》是由“爱自由者起发，东亚病夫编述”。“爱自由者”即金天翮，原名懋基，笔名为麒麟、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1903年，金天翮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并应《江苏》杂志邀请，写了《孽海花》的前六回，后来交由曾朴修改和续写。“东亚病夫”是曾朴的笔名。曾朴出身封建官僚家庭。1896年，曾朴应试总理衙门受到打击，激起对清政府的不满，赴上海另寻出路，并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主张。1904年，他开设小说林书社，1907年创办《小说林》杂志，从事小说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孽海花》的前二十五回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趼人的代表作。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揭露了满清末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现实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全书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联缀串起清政府的州府长吏、省级藩台、钦差大臣乃至军机、中堂等形形色色的官僚，揭露了他们为升官发财而奉迎钻营、蒙混倾轧的丑恶嘴脸，抨击了封建社会崩溃时期旧官场的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现实，构成了一幅清末官僚的百丑图。

《老残游记》是刘鹗的代表作。小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深刻挖掘和剖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书中敢于直斥清官误国、清官害民，指出清官的昏庸有时并不比贪官强多少。这一点对清廷官场的批判是一针见血、切中时弊的。

曹雪芹，清代小说家，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曹雪芹祖籍辽阳，先世原是汉族人，后成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中国历史上满族社会的最下等阶级，包衣为满族语，是包衣阿哈的简称，包衣即“家的”，阿哈即“奴隶”，汉语译为家奴、奴隶、奴仆或奴才）。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曾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曾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很受康熙帝的宠信。康熙帝六下江南，其中四次均由曹寅负责接驾，并居住在曹家。曹寅病故以后，其子曹顒、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长达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种“繁华”的生活中长大的。

雍正初年，由于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到一系列的政治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被革职，家产被抄没。曹頫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此时，曹雪芹举家迁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经历了生活中的巨大转折,曹雪芹深切感受到世态炎凉和人情世故，因此对封建社会有了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艰苦而倔强地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

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然而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着《红楼梦》的编写和修订。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曹雪芹的幼子夭折，从此他陷于无限的忧伤和悲痛之中，卧床不起。同年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曹雪芹因贫病交加而逝世（关于曹雪芹逝世的时间，另有乾隆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两种说法）。

曹雪芹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才气纵横。曹雪芹是一位诗人。他的诗，立意新颖独特，风格接近唐代诗人李贺。他的友人敦诚曾赞誉他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但他的诗大部分已亡佚，仅存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曹雪芹还是一位画家，他非常喜欢画突兀奇峭的石头。敦敏在《题芹圃画石》中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由此可见，曹雪芹画石头时寄托了他胸中郁积的不平之气。

曹雪芹最大的文学贡献还在于小说创作方面。他的小说《红楼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了最高峰。

《红楼梦》是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遗憾的是，在曹雪芹生前，《红楼梦》全书并没有完稿。今天留传的《红楼梦》120回本，其中前80回的绝大部分是出于曹雪芹的手笔，后40回则是高鹗所续写。

长篇小说《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它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

《红楼梦》的原名《石头记》，在它最初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时，就已经深深受到人们的喜爱。由于没有等《红楼梦》最终完稿，曹雪芹就因病去世，因此很多人沿着曹雪芹的思路续写，其中高鹗续写的后40回比较符合原著思想。高鹗基本上遵循了曹雪芹的创作思路，完成了《红楼梦》悲剧的主题。公元1792年，一个叫程伟元的出版家把曹雪芹《红楼梦》的前80回和高鹗续写的后40回合在一起出版了两次，自此《红楼梦》便在中国流传开来。

《红楼梦》以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中心，通过一个贵族大家庭的兴衰变化，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丑恶，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红楼梦》一开篇，就将读者带入五光十色的荣国府。这是一个由少数主子和数百奴仆所组成的贵族大家庭。这些贵族家庭成员每天想的无非是如何享乐。在这个贵族家庭中，曹雪芹主要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男女主人公。

男主人公贾宝玉是贯串全书始终的人物。据考证，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有作者的亲身体验。贾宝玉生长在贵族家庭，家族对他寄予厚望，但是他不喜欢读书，憎恶封建传统思想，讨厌束缚他的家庭，充满叛逆精神。由于他生活在一群美丽、单纯的侍女中间，因此对生活在下层的女性充满同情和怜爱。

林黛玉是曹雪芹着意刻画的女主人公。这个寄居在荣国府的柔弱女子，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和外柔内刚的性格，她才华横溢却又多愁善感。她与贾宝玉两小无猜，后来成为生死相恋的情人，但最终他们的爱情却被封建礼教所扼杀。

曹雪芹是一个塑造人物的高手，在《红楼梦》里，共计出现了450多个人物，而每个人物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此外，由于曹雪芹对诗词、金石、书画、医学、建筑、烹调、印染等各门学问都非常精通，所以在描写贵族家庭的饮食起居、园林建筑、家具器皿、服饰摆设、车轿排场等方面，都显得相当真实而细腻。

《红楼梦》问世之后，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很多青年读者都被宝黛的爱情故事感动得流泪。但是《红楼梦》也引起了封建官僚和封建卫道者的强烈攻击，将其列为禁书。但无论怎么禁止，《红楼梦》却依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下来。

迄今为止，《红楼梦》在国内外已经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被称之为“红学”。

蒲松龄，清代文学家，小说家，字留仙，号柳泉居士，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蒲松龄出生在一个家道败落的地主家庭，虽然是书香门第，但却与功名无缘。蒲松龄的父亲蒲盘因为仕途无望，于是弃学经商。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但此后屡试不第。20岁时，蒲松龄与同乡学友王鹿瞻、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成“郢中诗社”。后来由于家贫，蒲松龄应邀到李希梅家读书。31—32岁时，蒲松龄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好友孙蕙的邀请，到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做幕宾。这是蒲松龄一生中唯一一次离乡南游，对他以后创作《聊斋志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次南游过程中，蒲松龄对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官场腐败、人民疾苦耳闻目睹，深有感触。他还结交了一些南方下层歌女。北归以后，蒲松龄为了生计，到缙绅家设馆教学。主人家藏书非常丰富，这使得蒲松龄能够广泛涉猎，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学识，开阔了他的视野。71岁时，蒲松龄回返自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

蒲松龄一生热衷于科举仕途，却无所成就，因此他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和感触。蒲松龄自幼酷爱民间文学，而且喜欢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并融入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了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据说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时，曾经专门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请喝茶的人给他讲故事，讲过后可以不付茶钱，听完之后再作修改，然后收入到书里面去，最后才终于完成了这部伟大的短篇小说集。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40岁左右时已经基本完成，此后又经过数次的增补和修改。“聊斋”是蒲松龄的书屋名，“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是指奇异的故事。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非常高。它成功塑造了很多典型的的艺术形象，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离奇曲折，构思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精炼简洁，描写细腻感人，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巅峰。

《聊斋志异》内容非常广泛，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多涉及狐、仙、鬼、妖。《聊斋志异》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写得最美丽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作者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当时腐败、黑暗社会的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作品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

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著《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经后人搜集整理辑为《蒲松龄集》。

洪升，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戏曲作家、诗人。

洪升出身于一个家道衰落的世宦家庭。曾做过二十多年的太学生，但其间十余年旅居于京师，并未获得一官半职。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由于洪升在佟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因此被捕入狱，革去学籍。出狱之后，洪升往来于吴越山水之间，过着漂泊流浪、穷困潦倒的生活。后来，洪升在浙江吴兴因为醉酒落水而死。

洪升擅长作诗，目前存世的有《稗畦集、续集》、《啸月楼集》。对于洪升的诗，人们评价不一，但总体上说成就不算很高。洪升的主要创作成就体现在戏曲方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传奇《长生殿》、杂剧《四蝉娟》。《四婵娟》由四个单折的短剧合成，分别描写谢道韫、卫夫人、李清照、管夫人这四个历史上才女的故事。而洪升最主要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于《长生殿》上。

《长生殿》主要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洪升在此剧《例言》中说，他曾三易其稿：最初名为《沉香亭》，后因“排场近熟”，删去了有关李白的情节，而加入了李泌辅佐唐肃宗之事，更名为《舞霓裳》；“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这一过程就耗费了十余年的时间，最后一稿写定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

关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前朝历代的正史、野史、民间传说、文学虚构中都有所涉。《长生殿》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取舍整合，构成其独特的面貌，如剧中回避杨贵妃曾嫁寿王、与安禄山私通等“秽迹”，标榜“义取崇雅”，认为“一涉秽迹，恐妨风教”，具有对这一历史故事在道德上加以“净化”的目的。当然，这同时也有突出全剧的爱情主题的效果。又如，剧中还着重描写了唐明皇在宠爱杨贵妃的同时又屡次“召幸”梅妃、虢国夫人，引起他与杨贵妃的感情冲突，从而使得他们的爱情故事更为波澜频生、曲折动人。

《长生殿》最为突出的特点有以下两点：

1.剧中对“情”这一核心作了充分的描写和反复的渲染，并把故事的结局，写成一方虽死，犹抱痴情，一方虽生，却痛不欲生，共守前盟，因此感天地、泣鬼神，使得唐明皇、杨贵妃二人共升仙宫，长相厮守。虽然“情”是故事的中心，但是《长生殿》却没有直接写情，而是把“情”从故事中抽象出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生死的力量来加以歌颂。

2.在写“情”的同时，《长生殿》用了很大的篇幅写安史之乱及有关的社会政治情况，这就使得该剧显得气势宏伟、人物众多、情节更加波澜曲折。因此，该剧既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剧，又是一部独具特色、值得考究的历史剧。

总而言之，《长生殿》是一部以写“情”为主、兼寓政治教训与历史伤感的作品。

除《长生殿》外，洪升还有另外一些作品，但目前仅存5种：《诗骚韵注》（残缺），诗集《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杂剧《四婵娟》。其他戏剧作品如《沉香亭》、《舞霓裳》、《回文锦》、《回龙记》、《闹高唐》、《锦绣图》、《长虹桥》、《天涯泪》、《节孝坊》等俱已失传。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世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孔尚任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齐名，被时人称为“南洪北孔”。

在37岁之前，孔尚任一直在家过着养亲、读书的生活。他接触过一些南明遗民，知道很多南明王朝兴亡的第一手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由此萌发了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的兴趣，于是他开始了《桃花扇》的构思和试笔。

公元1684年，康熙帝南巡北归，特地到曲阜拜祭孔子。孔尚任因此得以在御前讲经，而且颇得康熙帝的赏识。康熙帝破格授孔尚任为国子博士。孔尚任39岁时，奉命赴江南治理洪水，历时四年。在此期间，孔尚任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南明故地，而且和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至交，并且接受了他们的爱国思想。孔尚任积极搜集素材，进一步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孔尚任奉命回转京师，并先后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等职。

穷尽毕生精力，经过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52岁的孔尚任终于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桃花扇》一经创作完成，立即赢得人民大众的喜爱，一时间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频上演，而且流传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从这些诗句来看，孔尚任之所以被罢官，很可能是由于创作《桃花扇》得祸。

《桃花扇》是孔尚任历经十余年的苦心之作，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剧情大致是这样的：明朝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侯方域逃难到南京，重新组织“复社”，与曾经专权的大宦官魏忠贤的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侯方域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很快陷入爱河并赠题诗扇……阮大铖匿名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李香君知悉后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重新起用阮大铖，阮大铖乘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行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香君坚决不从，欲撞头自尽，血溅诗扇……南明灭亡以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家乡，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

全剧除了着重描写李香君和侯方域的爱情之外，还穿插着当时的历史事件，比如南明君臣如何花天酒地，四镇带兵打内战，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投河自尽等。

《桃花扇》形象地刻画了明朝灭亡前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的状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此剧一出，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康熙帝看到其中描写南明皇帝耽于声色的情节，常皱眉顿足说：“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康熙帝从此剧中看到了昏君佞臣亡国的历史教训，因此把这部戏曲作品作为一本统治者的历史教科书加以推崇。

一把桃花扇，在孔尚任手中成为串连纷乱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主轴，并且鲜明地昭示出明朝灭亡的必然性。在民族沦落、社稷垂危的时代，作者把高尚的人格赋予一个身为妓女的李香君，将一个孱弱的灵魂赋予一个享有盛名的侯方域，将最深沉的同情寄予社会地位卑微的民间艺人。孔尚任借助他们的口，抒发了自己对民族危在旦夕的有心无力、无力回天的慨叹。

孔尚任一生著述颇多，诗文集有《石门山集》、《湖海集》、《岸堂稿》、《长留集》、《出山异数记》等，戏曲作品除了《桃花扇》外，还有与顾彩合撰的《小忽雷传奇》等，并辑有《人瑞录》、《享金簿》、《平阳府志》、《莱州府志》、《康熙甲子重修孔子世家谱》等。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而得名四库。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0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四库”的名称，源于唐朝初年。唐初，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门类的图书，故称“全书”。清朝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将儒家著作集中到一起，供人参阅。周永年的提议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修《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帝的认可，于是乾隆帝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为《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有4部44类66属。经部主要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史部主要收录史书；子部主要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及类书；集部主要收录诗文词总集及专集等。《四库全书》的分类法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图书分类法之一。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经部主要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为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主要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为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为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为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为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为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为经籍、金石2属；子部主要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为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为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为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为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为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主要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囊括了社会上所有门类的图书。

然而，《四库全书》也有诸多不足之处，如：

1.重视儒家典籍，把儒家经典放在突出的位置。

2.轻视科技著作。把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视为“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因此在《四库全书》中，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3.不收录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4.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

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我们可以看出，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一个寓禁于征的过程，即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编修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即使是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很多删节或篡改。

另外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写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均可以看作是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

京剧，又称为“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如柳子腔、吹腔等）和昆曲曲牌。京剧形成于北京，时间大约是在1840年前后，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有“国剧”之称。迄今为止，京剧仍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京剧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的“国粹”。

京剧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清朝初年，京城戏曲舞台上盛行昆曲和京腔（青阳腔）。乾隆中期以后，昆曲逐渐衰落，京腔进一步兴盛，逐渐取代昆曲而一统京城戏曲舞台。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秦腔艺人魏长生进京。魏长生搭双庆班演出秦腔《滚楼》、《背娃进府》等剧。他扮相俊美，噪音甜润，唱腔委婉，做工细腻，一出《滚楼》演完，即刻轰动京城，双庆班也因此被誉为“京都第一”。自此之后，京腔逐渐衰微，京腔六大名班大成班、王府班、余庆班、裕庆班、萃庆班、保和班也开始无人问津。京腔艺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纷纷搭入秦腔班谋生。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朝廷以魏长生的表演有伤风化为由，明令禁止秦腔在北京演出，并将魏长生逐出京城。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继三庆徽班落脚京城后（班址位于韩家台胡同内），先后又有四喜、启秀、霓翠、春台、和春、三和、嵩祝、金钰、大景和等班入京。其中以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家最为出名，因此有“四大徽班”之称。

“四大徽班”的表演风格各有其长，因此当时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的美誉。“四大徽班”除了演唱徽调外，也兼采昆腔、吹腔、四平调和梆子腔，可谓诸腔并举。在表演艺术上，“四大徽班”也是广征博采，汲取各剧种之长，融于徽戏之中。再加上演出阵容齐整，上演的剧目丰富，因此颇受京城观众欢迎。

自从魏长生被迫离京以后，秦腔一度处于萎靡低谷，秦腔艺人为了生计，纷纷搭入徽班，从而形成了徽、秦两腔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的过程中，徽班广泛吸取了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华，并大量移植剧本，为徽戏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剧是主要流行于湖北的一个戏曲剧种。汉剧声腔中的二黄、西皮与徽戏有着血缘关系。徽、汉二剧在进京以前已有广泛的艺术交融。乾隆末年道光初年，先后有汉剧名家米应先、李六、王洪贵、余三胜、龙德云等入京，分别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汉剧演员搭入徽班后，将声腔曲调、表演技能、演出剧目融于徽戏之中，从而使徽戏的唱腔板式更加丰富完善，其唱法和念白也更具有北京地区语音特点。徽、汉合流后，促进了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黄调再次交流。徽、秦、汉的合流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公元1840—1860年）间，经过徽戏、秦腔、汉调的合流，并借鉴吸纳了昆曲、京腔的某些优点长处而形成了京剧。其标志有四个：第一，曲调板式完备丰富，超越了徽、秦、汉三剧中的任何一种。唱腔由板腔体与曲牌体混合组成。声腔主要以二黄、西皮为主。第二，行当大体完备。第三，形成了一批京剧剧目。第四，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是京剧形成初期的代表，当时有“老生三杰”、“三鼎甲”之称，即“状元”张二奎、“榜眼”程长庚、“探花”余三胜。这三个人在演唱及表演风格上各具特色，他们在创造京剧的主要腔调西皮、二黄方面、京剧戏曲形式方面以及具有北京语言特点的说白、字音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扬州八怪”是清朝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的一批风格相近的画家的总称，也称为扬州画派。实际上，当时活跃在扬州画坛上的重要的画家远远超过八个人，所以“八”并非一个确数。但“扬州八怪”的说法由来已久。至于到底是哪八个人，说法并不统一。根据李玉棻在《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所言，“八怪”为：罗聘、李方膺、李

（shàn）、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除此之外，其余各书列名“八怪”的，还有高凤翰、华嵒、闵贞、边寿民等。但今人多从李玉棻之说。

之所以称他们为“八怪”，是因为这八个人在作画时不守墨矩，离经叛道，奇奇怪怪，再加上他们大都个性很强，清高孤傲，行为狂放，所以称之为“八怪”也不足为奇。

金农，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为八怪之首。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心裁。他的作品主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

黄慎，字恭懋，号瘿瓢，福建宁化人。他以草书入画，自创风格，擅长粗笔写意，人物画造诣最高。他的作品主要有《醉眠图》、《苏武牧羊图》等。

李

（shàn），字宗扬，号复堂，江苏兴化人。他画风粗放，不拘法度，泼墨淋漓，设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他的作品主要有《秋葵图》、《松柏兰石图》等。

李方膺，字虬仲，号晴江，江苏南通人。他善画松、竹、梅、兰，晚年专门画梅自喻。他的作品主要有《游鱼图》、《潇湘风竹图》等。

高翔，字凤翰，号西唐，扬州人。他善画山水、花鸟，喜画疏枝梅花。他的作品主要有《弹指阁图》等。

汪士慎，字近人，号巢林，安徽休宁人。他擅画梅。他与金农、高翔、罗聘合称为“四大画梅高手”，其作品主要有《墨梅图》等。

罗聘，字循夫，号两峰，祖籍安徽歙县，后迁居扬州。他在“八怪”中年辈最小。他的作品主要有《鬼趣图》、《醉钟馗图》等。

郑燮（xiè），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擅画竹、兰、石，还创造了一种集真、草、隶、篆于一体的六分半书体，人称“乱石铺街”体。

郑板桥，清代著名画家、书法家，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郑板桥是乾隆时期的进士，曾任潍县县令，生于公元1693年11月22日，卒于公元1765年1月22日，享年73岁。

郑板桥一生居住于扬州，以书画营生。郑板桥擅长诗词书画，尤以书画见长，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他擅画花卉木石，尤以兰竹著称。郑板桥一生画竹最多，次之则是兰、石，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

郑板桥多才多艺，其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郑板桥曾经题道：“吾之竹清俗雅脱乎，书法有行款，竹更要行款，书法有浓淡，竹更要有浓淡，书法有疏密，竹更要有疏密。”郑板桥擅写竹，而且将款题于竹石间，以竹的“介于否，坚多节”来表达自我孤高的情操。

郑板桥综合草隶篆楷四体，再加入兰竹笔意，写来大小不一，歪斜不整，自称“六分半书”，他以黄山谷笔致增强作画的气势，以“乱石铺街、浪里插篙”来形容其书法的变化与立论的依据。

郑板桥自称他画的兰竹为“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蒋士铨题画兰诗中说：“板桥作画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是姿致。”

郑板桥的诗文具有三个特点：一、去陈旧套语；二、以白话代替古典；三、暗喻民族志节。

郑板桥的诗文特点可以从他的两首咏竹诗中鲜明地体现出来，第一首为《题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首诗既点出了竹的“处境”，更直接赞誉了竹的贞定，经得起各种磨难考验，俨然是个顶天立地、昂然不屈的烈士，让人望而生敬。

第二首为《题画竹》：

画竹插天盖地来，

翻风覆雨笔头载。

我今不肯从人法，

写出龙须凤尾来。

这首诗前两句写画竹的气势，后两句则双写人与竹的“择善固执”及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