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德国唯理主义者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是个折衷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大都假借自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和莱布尼茨，其次假借自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他使一切知识都成为他的领域，并试图按照一种逻辑图式把它们全都系统化。他一以贯之地持理性主义（一般的和哲学意义上的），他力主把全面改善人作为一切知识和一切其他人类活动的目标。这一切使他成为所谓的启蒙哲学在德国的奠基人。作为他的整个态度的表征，他的大量著作有许多都在题目中冠以Reasonable Thoughtson〔关于……的一些理性思想〕这几个词。

他那联合一切知识的概念本质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可以简短说明如下。作为科学方法的学问，逻辑学是知识的一切其他分支的总导引。其余分支或者是理论的或者是实用的，视它们的功能是认识的还是欲望的（或意志的）而定。这两组科学按柏拉图方式各又分为高级组和低级组。于是，就有了四大组学问或科学（在这个词的广义上）：Ⅰ.高级理论科学；Ⅱ.低级理论科学；Ⅲ.高级实用科学和Ⅳ.低级实用科学。沃尔夫在Ⅰ中包括第一哲学、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学和理性神学；Ⅱ中包括经验心理学、自然科学和神学；Ⅲ包括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Ⅳ包括技术和一般经验人文学科。Ⅰ和Ⅲ是理性的或先验的科学；Ⅱ和Ⅳ是经验的或后验的学问。沃尔夫在另一些场合把这些科学分成三类即数学的、“历史的”和哲学的。“历史的”这个词，他是在其原始意义上使用的，即“描述的”或“经验的”。他的“哲学科学”是指那些寻求事物“理由”而不是对它们作经验描述的科学；他并不区别“理由”和“原因”。他认为，经验科学仅仅是它们最终转变为哲学科学的一个暂时阶段。

在他的《辑逻学》（Logic）（1728 年）中，沃尔夫试图从“矛盾原理”（“S 不可能既是P 又不是P”）推出一切。甚至莱布尼茨作为基本原理提出的“充足理由原理”（任何事物所以如是而不是别的，总有一个理由存在），沃尔夫也认为是派生的，也即可从矛盾原理推出。沃尔夫认为，一个真命题就是一个其主词决定其谓词的命题。这个思想表明，他倾向于认为，一切哲学知识皆由基于同一原理（“S 是S”）的分析判断组成。然而，他进而把真理定义为从差异中认识统一。

《第一哲学或本体论》（First Philosophy or Ontology）（1729年）考察各种基本概念或范畴，例如“事物”、“可能性”、“量”、“质”，等等。沃尔夫区别两类个别实体，即具有独立自我存在的个别实体和依赖于其他个体的个别实体。前者是绝对的或必然的，后者是偶然的。他还区分甚至在思维中也不可分的绝对简单实体和复合实体，后者具有广延、形象、时间、运动以及从其他实体和向其他实体的变化。他把绝对简单实体称为单子。但是，和莱布尼兹不同，沃尔夫提出两类单子，一类是有意识的单子即灵魂，而另一类是无意识的“自然原子”。单子是唯一实在的“实质”。一切单子都是永恒的，没有两个单子是相同的。

在他的《一般宇宙学》（General Cosmology）（1731 年）中，沃尔夫考察了物理学的基础。一切物理的组合、联系和变化都是运动引起的。事实上，世界是一部由各种组合和运动构成的、受运动规律支配的机器。物体不是真正的实质，它们仅仅看起来是这样，因为我们知觉还不够敏锐，无法看到物体的组分。它们甚至不是同质的。当它们显得是这样时，那也是因我们混乱的知觉所使然。物理学的微粒说所假定的微粒还是“自然原子”或无意识单子所组成的复合体。这些单子并不占据任何空间；它们仅仅是“形而上学的点”。因此，物体的广延即空间性仅仅是现象上的，这种现象是“自然原子”全部集合在我们混乱心灵上产生的。原子或微粒的物理学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只是绝不可认为它提供了终极的解释。

虽然沃尔夫支持把完全机械论解释作为物理科学的理想目标，但他同样还劝人相信神学解释作为对机械论或因果解释的补充的重要性。在他的《关于自然事物的目的的一些理性思想》（Reasonable Thoughts on the Purposes of Natural Things）（1724 年）和《关于人、动物和植物的组分的一些理性思想》（Reasonable Thoughts on the Parts of Man，Animals， and Plants）（1725 年）之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提出一切事物尤其有机体所服务的各种目的。他不仅过分神学化，而且他的神学完全是人类中心说的。在说到事物的用处时，他总是指它们对于人的用处。甚至在康德看来含义那么丰富的“星空”，在沃尔夫的眼中，其功能充其量也不过是充当灯或火炬——恰似那古老《圣经》的观念。正是这种过分的、人类中心说的神学招致伏尔泰的嘲笑。

在他的《心理学》（Psychology）（1732—1734）中，他支持关于灵魂和肉体关系的所谓平行论。事实上，这是沃尔夫所保留的莱布尼茨“先定和谐”说的唯一部分。他认为，感觉不是外部印象在感官上引起的，而完全是心灵本身产生的，但同心灵之外发生的事物精确一致。心理过程和躯体过程是平行的或相应的，但它们之间没有相互作用。灵魂不可能影响肉体，肉体也不可能影响灵魂。

在他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1736—1737）中，沃尔夫差不多只是复述了莱布尼茨的《神正论》（Theodicy）。然而，这本书包括了一些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所特有的论点。上帝被认为是一切可共存实在（或能同时存在的实在）的总和。因为，上帝是最完善的“存在”，而如果上帝缺乏现实的或可共存的实在，那他就不是最完善的存在。沃尔夫实际上拒斥奇迹，尽管他还不敢直言不讳。正如奇迹违犯他的理性主义一样，永远惩罚的教义也冒犯他的人道主义，因此，他也毫无保留地加以反对。

在他的实用哲学中，沃尔夫力陈，道德的善具有固有的和绝对的价值，即便没有上帝也罢。他把德行的目标描述为“向更高的完善前进”。他把社会的职能同国家的职能一样从属于它们个别成员最高的善的实现。

沃尔夫的书对德国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流于矫揉造作的学究气，也不无琐碎浅薄之处，但他的著作还是树立了所谓德意志透彻性的一个范例。在一般读者看来，他的著作非常枯燥乏味，不堪卒读。不过，其他人编写了供大众阅读的比较通俗的解说本，甚至包括专门迎合太太小姐的。这样，沃尔夫影响之广实际上超过了所能期望的范围。

莫泽斯·门德尔松（1729—86）是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祖父。他是德国最主要的“通俗哲学家”之一。他出生于北德的德绍。他的父亲是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和文牍。莫泽斯天生畸形，穷困不堪。海涅说：“老天爷赐给他驼背，仿佛直率地向芸芸众生表明，人不可貌相，而要从他的品质去判断。”他在十四岁时只身去到柏林，他的老教师弗伦克尔博士当时在柏林当犹太法学博士。弗伦克尔雇用他抄写手稿。后来，他靠给犹太儿童教希伯来文自谋生计。1750 年，他有一个学生的父亲，一个名叫伯恩哈德的丝绸商聘他当簿记，最后又邀他当股东。在几个犹太支持者的指导下，门德尔松掌握了范围广泛的精湛学识，涉及数学、逻辑学、哲学、英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德语。1754 年，他在某个棋社之类的俱乐部里邂逅莱辛，两人不久就结为终身友好。1755 年，门德尔松把他就莱布尼茨哲学中的斯宾诺莎主义因素撰写的《哲学对话》（Philosophical Dialogues）给莱辛看。莱辛事先不作任何表示就把这手稿出版了。这使门德尔松又惊又喜。同年，柏林学院颁发一项奖金，征求一篇关于蒲伯《论人》的哲学的论文。这对朋友借此机会匿名发表了一篇合著论文《蒲伯， 一个形而上学家》（Pope ，a Metaphysician），它论述了诗歌和哲学的差别。约在同时，门德尔松开始写作他的《感觉书简》（Letters on Sensations），它对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约从1757 年起，门德尔松和F.尼古拉（1733—1811）合作编纂《美术文库》（Library of the Fine Arts）。1759 年，莱辛和他们一起创办期刊《现代文学通信》（Letters on Recent Literature）。1763年，柏林学院颁发一项奖金，征求一篇关于形而上学能否加以数学证明的论文。这项奖金授予了门德尔松。竞争者中包括康德（他的论文被授予二等奖）和林特尔恩的哲学教授阿布特。这三个人结成了挚友。门德尔松在柏林仍旧没有地位，那里只有120 名“受保护”的犹太人，他们的家族允许在柏林居住。他不属于那些人，因此随时有可能被驱逐。在柏林学院这次授奖之后，一个法国廷臣达尔让侯爵劝说国王（腓特烈大帝）赐予门德尔松以“受保护”犹太人的地位。在十九世纪里，德国犹太人逐渐得到解放。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他们得以用宝贵的卓著功勋报效这个祖国。但是，尽管这一切，或许也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解放突然被凶暴地终止。1767 年，门德尔松发表了他的《斐多，或论灵魂不死》（Phädon，or o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同阿布特就人类命运问题通信的产物。像在柏拉图那里一样，这篇对话的主角也是苏格拉底。在一封致阿布特的信（1766 年7 月）中，门德尔松解释说：“我用苏格拉底之口提出我的论点，这样就要冒使苏格拉底成为莱布尼茨的一个追随者的风险。不过，那也无妨。我必须有一个非基督教徒，才能避免‘天启’的问题。”因此，门德尔松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十八世纪哲学家，他熟谙普洛蒂努斯、笛卡尔、莱布尼茨、沃尔夫和其他人的思想。门德尔松自己的有些论点是属于伦理学性质的，在某些程度上还预示了康德把宗教信仰建基于道德公设的方法。《斐多》在二年里印行了三版，最后还被迻译成几乎一切其他欧洲语言。它是德国哲学史上第一部文学杰作，它确立了门德尔松的声誉，因此博得了“德国柏拉图”之称。很久以后，康德在他的《导论》（Prolegomena）的《导言》中还说，门德尔松的哲学文笔“那样深刻而又那样优美”。1771 年，柏林学院把门德尔松的名字列入新院士名单。但是，国王（他被奉为“登御座的哲学家”，曾怂恿伏尔泰进行反对偏见和偏执的战斗）把它划掉了。像门德尔松在另一个场合写的那样，“理性和人性徒劳地大声疾呼，因为由来已久的偏见已完全丧失听力。”此后，在许多年里疾病、事务和犹太人麻烦占据了门德尔松的整个身心。然而，他在1783 年发表了《耶路撒冷，或论宗教权威和犹太教》（Jerusalem，or On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Judaism），文中恳求宽容和良心自由。他在剥夺偏执者的宽容权利上表现出真知灼见。有些欧洲民主人士可能正是因为对他的教训耿耿于怀，所以才免于犯粗暴的不容异端的罪恶。康德写信给他说：“您那么深刻而又那么明白地表明了在一切宗教中无限良心自由的必要性，因此，我们的教会终将也考虑如何消除一切侵扰和压制良心的东西，这有朝一日将使每个人关于宗教实质的观点达致统一。”门德尔松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发表于1785 年，题为《晨课，或论神之存在讲演录》（Morning Hours，or Lectures on me Existence of God）。康德说它是旧形而上学最后一个也是最坚固的据点，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康德1781 年新的“批判”哲学。门德尔松对康德的哲学天才深怀敬意，但他觉得康德的“批判”有“横扫一切”的倾向，因此无法与之妥协，只能走他自己的路。但是，那时以来许多别的思想家不是绕过就是摒弃这条“非常先验的道路”，各自另辟蹊径。作为对有神论的哲学辩护，《晨课》可同后来许多故意反对康德认识论的著作相媲美。总之，康德的同胞都是通过藐视“绝对命令”来摧毁他的整个宗教哲学的基础。

门德尔松在他的获奖论文《论形而上学科学中的证据》（On Evidence in the Metaphysical Sciences）（1763 年）中，将证据区分两个要素即确实性和可理解性。他论证说，形而上学同数学一样确实，但一点也不像数学那样可理解。可理解住上所以有差异，部分地是因为数学拥有适当符号的体系，部分地还因为数学脱离了生活及其种种实际问题。数学和形而上学的另一个差别在于，事实上，形而上学的理论预期对实在世界有效，而数学家并不关心他的命题是否适用于实际存在的图形等等的问题。从概念地判定某个谓词合理地属于某个主词，过渡到证明这两个词项代表实际存在物，通常是形而上学中最困难的步骤。门德尔松称赞笛卡尔在两个情形中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过渡，即笛卡尔从“我思”过渡到“故我在”，以及笛卡尔从上帝的绝对完善出发通过论证而达到上帝的存在。门德尔松力主，纯粹可能性不可能一致地同关于一个绝对完善存在的观念相联结。他由此精心构造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于是，人们面临这样两个抉择：“要么上帝是不可能的，要么上帝存在。”他在这篇论文的结束部分力陈，道德律强加给我们和其他人以促进自己完善的职责，它同一条数学公理一样确实。

他的《斐多》中为支持人的灵魂之不死所援用的主要论据如下所述。说上帝预先决定人遭受苦难，或者上帝希望阻断或终止人朝向完善的进步，那是不可思议的。此外，道德品行假定了来世，因此，今世品行和报应间的失调是能够纠正的。

像康德一样，门德尔松也认为，宗教的三个基本观念是道德生活的公设。门德尔松写道：“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上帝、天意和不死，生活的一切好处便都失去价值，尘世的生活就将……犹如风雨飘摇，失去了在黑夜中可以找到提供遮掩和保护的某种庇佑这种令人宽慰的前景。”

戈托尔德·埃弗赖姆·莱辛（1729—81）可以说是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出生于上劳齐茨的卡门茨，在迈森上中学，后来到莱比锡大学攻读。他的主要工作领域是文学和戏剧，但他兴趣广泛，也从事哲学和神学的工作。上面已经提到他同门德尔松和尼古拉的合作。1769 年，他发表了《拉奥孔》（Laocoon）。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美学研究著作。他写这个题材是受了门德尔松的影响，从而又影响了康德。他还在他的《汉堡剧评》（Hamburg Dramaturgy，1767—9 ）中对戏剧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部著作是在他担任同汉堡剧院有关的一个职务期间写作的，在这之前由于国王的干预（1765 年），他未能谋得柏林皇家图书馆馆员的职位。1770 年，他接受了不伦瑞克附近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馆员的职位，他在那里终老。当馆员期间，他发表了所谓的《沃尔芬比特尔残篇》（Wolfenbüttel Fragments），它实际上是H.S.赖马鲁斯（1694—1768）撰写的《辩护，或者为上帝的理性崇拜者的辩解》（Apology，or Defence of the Rational Worshipper of God）的节录，赖马鲁斯是一个严肃的基督教评论家。《残篇》的发表把莱辛卷入了一场同形形色色狂热者的激烈争论。但是，它还最终导致他写作他最著名的作品即诗体剧《智者纳旦》（Nathan the Wise）（1779 年）。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于1780 年以《人类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Human Race）为题问世，这是早期对宗教史哲学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贡献。

莱辛并不自命为一个有体系的哲学家。他是一个富有独创性的伟人。但是，也许由于艺术家的气质太盛，因此，他定不下心来有系统地专攻一门。不过，他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和尖锐的评论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对人的权利和职责深感兴趣。他出于人文主义而褒扬卑贱者，鄙薄褊狭的人和自高自大的人。所以，他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程度的摇摆，视引发他表示意见的场合而定。对于某些正统的信条，当它们被狂热者利用作为褊狭的借口时，他就把它们撕得粉碎，而当它们受到浅薄理性主义者攻击时，他就从中找出好的东西。

莱辛主要受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这两位哲学家著作影响。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得到了著名的斯宾诺莎肖像，这或许不无意义。曾在1780 年同莱辛一起度过五天的F.H.耶可比后来说，莱辛是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因此，耶可比在门德尔松死前不久发起了一场同门德尔松的激烈论争。莱辛看来对耶可比说了这样的话：“如果要我自封为某某大师，那么除了斯宾诺莎，我想不出别的名字”可是，莱幸非常个人主义，所以他没有用任何大师来命名自己。然而确实的是，莱辛的思想中正像包含莱布尼茨主义的因素一样，同样也包含斯宾诺莎主义的因素。我们现在可以来尽可能系统地勾勒他主要思想的轮廓。

早在1752 年， 莱辛就已在他零散的《理性的基督教》（Rational Christianity）中描述了宇宙那些作为从神的造物的终极简单的实体或实在物。在他的论文《论神以外事物的实在性》（On the Reality of Things Outside God）（1763 年）中，他坚持认为，世界并不在神之外，尽管就神比有限事物世界更广包而言，可以说神在世界之外。这些都是斯宾诺莎的观点。然而，莱辛最独特的思辨同宗教信仰的历史有关。这些思想部分地是莱布尼茨主义的，部分地是他自己的。

在他同时代人中间，保守的基督教徒把教义看做是绝对的和最后的真理，而许多反基督教的理性主义者则认为，它们是狡诈的教士发明的。莱辛对这两种极端观点均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进化的思想提供了正确解释宗教信仰历史的钥匙。莱布尼茨认为，含糊的知觉是明确观念的发展阶段，同样，莱辛也认为，某些理性主义者所称的粗糙和虚假的宗教观点是真实观念进化的历史阶段。像斯宾诺莎一样，他也认识到，宗教学说是受每个时代的历史环境和思想支配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包含历史偶然性的因素。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教士心机的欺诈发明。它们从一开始就追求一个理想目标，也即获得明确的和必然的真理。因此，一方面《圣经》绝不可能要求终极性，就是说，把《旧约全书》或《新约全书》看做神学最终的说教，那不是宗教，而是《圣经》崇拜。另一方面，《圣经》受到嘲笑，因为它没有表达一个晚得多的时代的思想，暴露出丝毫没有历史感，没有看到不同观念适合于不同时代和不同条件。莱辛认为，这种进化是神作出的进步性启示，而不是人类精神从自身内部的进步性发展。他也许受同时代人影响，潜移默化地也相信腓特烈大帝的仁慈的独裁。因此，他能以身作则说明，历史环境影响一个人的上帝观念。这样，莱辛便把宗教的进化说成是《人类的教育》（1780年），而教师是上帝。上帝给人类启示适合时代的、能在一定时候进化成理性真理的信仰。例如，神向犹太人启示自己的统一性，并用允诺尘世的报应来逐渐培养他们服从自己。然而，在莱辛时代，神的统一性终于可用理性证明。同样，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还逐渐地在受教育中树立起对灵魂不死的信仰。并且，借助允诺藏之于天国的报应，这种对灵魂不死的信仰变得司空见惯了。但在十八世纪，灵魂不死可以用理性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可能被教得学会抛却尘世和天国的报应，像斯宾诺莎一样也认识到，善就是它自己的报应。《智者纳旦》中三个戒指的寓言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旨在表明一种类似的道德教训，说到底，也即真正的题材是人物和品行，而不是教义和信条。我们应当努力成为的不是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而恰恰是人。

莱辛的人类教育观使他投身研究两个不同问题。首先，任何认为自己时代信仰绝对正确、不止是朝向真理的道路上迈出一步的人，看来都没有真正证明，他的看法是合理的。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莱辛力主，问题实际上不在于对真理的占有，而在于达致它的努力。他用下述名言表达这一点：如果上帝一只手给他完全真理，另一只手仅仅给他对真理的追求，那他情愿选择后者。其次，《人类的教育》中描述的进步，实际上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的进步，而不是个别人的进步。对于像莱辛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看来说，这不可能完全令人满意。他用古老的轮回概念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概念使他得以想象同一个人重复出现在各个不同时代，从而参与人类教育的不同阶段。灵魂轮回信念所以对莱辛产生吸引力，是出于对瑞德的某种追忆，也即因为它是最古老的信念之一，所以很久以前就已得到人类良知的允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