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法国怀疑论者

怀疑论几乎总是同对神学学说的批判相联系。然而，在哲学上，它更经常地用来指怀疑一切种类知识的态度。例如，古代的皮浪和十八世纪的休谟的怀疑论就是这样。这种怀疑论不一定旨在反对宗教信仰，而倒甚至可能用来支持宗教信仰，其方法是防止基于科学或哲学的敌对批判。近代的例子是，已故鲍尔弗勋爵为了证明宗教信仰的主张是合理的，撰著了《保护哲学怀疑》（A Defence of Philosophic Doubt）（1879 年）一书。本书简略考察的法国怀疑论者的怀疑论也属于这种类型。它旨在反对人类理性的自然力量，以便确证需要天启。然而，这些思想家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在于，事实上，他们对十八世纪思想产生了与他们本意相反的影响。这样利用怀疑论的通常结局是：虽然它可能使某些已经是信仰者的人更坚定其信念，但是，信仰者因之变为怀疑者的，多于怀疑者变为信仰者的。

皮埃尔·普瓦雷（1646—1719）一度受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哲学影响。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也误解了斯宾诺莎，在斯宾诺莎所谓的“无神论”中看到了理性主义的顶峰，也即对人类理性力量的依赖。因此，为了把人引向宗教信仰，普瓦雷试图削弱人对他的推理力量的信心。他在同亨利·莫尔的通信中和他的《论三位一体的教育》（De Eruditione Triplici）（1692 年）中解释了他的观点。

普瓦雷的出发点是传统上对主动理智和潜在或被动理智的区分。以前的哲学家（包括笛卡尔）对主动理智的评价远高于对被动理智的评价。数学被当做这一点的证据，因为数学是主动理智运用它自己的力量创造的。然而，普瓦雷把这两种评价颠倒了过来。他坚持认为，主动理智只能把握空洞的形式或关系。这可以从它的最高成就数学中看出。它不能把握实在的内在的、有目的的实体，而只能把握实在的单纯影子、形状或形式。他指责说，自行其是的主动理智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洞形式。而当（像在数理物理学情形里）主动理智或理性应用于实在时，它把握的只是大自然的僵尸、机构，而不是大自然那带有自由和秩序的活生生的实在。（普瓦雷的这一观点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开了亨利·柏格森观点的先河。）真正的知识是被动或接受的理智（实在对它呈现或显露）的获得物。被动的理智或者通过感觉经验或者通过天启接受知识。同理性主义者相反，普瓦雷坚持认为，与理性相比，感觉经验提供好得多的关于物体的知识。同样，被动的理智以接受信仰态度的形式获得最确实和最高级的知识，也即天启宗教的真理。

阿弗朗什主教皮埃尔·丹尼尔·于埃（1630—1721）在他的《论人类精神的衰弱》（Traité de la faiblesse de l’esprit human）中继续了这种怀疑论。像普瓦雷一样，于埃也研究过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但部分地由于读了公元二世纪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他又转而反对他们的观点。因之，于埃产生了一个想法，即用怀疑论作为工具反对理性主义，支持宗教信仰。于埃有点模仿普瓦雷的方式论证，如果说有某种人类知识是可靠的，那么，它就是通过感性知觉得到的知识，而不是用推理获得的知识。因为，在感觉经验的情形里，知识是谦卑地接受的，而用推理力量获得的知识易受力量感所唤起的傲慢和武断的歪曲。于埃赞同洛克把感官看做一切知识的终极源泉。他甚至看来倾向于唯物主义，因为他认为，一切思维都依赖于大脑过程。然而，于埃的动机却只是想强调一切人类知识的这低级源泉，强调如果任其自行其是，它便倾向终结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不道德和非宗教。他试图通过败坏人的自然知识的声誉来褒扬天启知识。他甚至大胆到敢于断言：被人类理性奉为探索真理之公理的那些终极原理，不是从理性本身而是从上帝的意志获得其正确性的，上帝可以随意改变这些原理。

皮埃尔·培尔（1647—1706）是这批怀疑论者中最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勒卡拉勒孔德（阿里埃日）地方的一个加尔文派牧师的儿子，在图卢兹的耶稣会学院就学。1699 年，他信奉天主教，但后来又皈依加尔文教，一度去到日内瓦。1675 年，他就任色当大学哲学教授，1681 年就任鹿特丹大学哲学教授。1684 年，他创办了一份普及文学的期刊《文学界新闻》（Nouvelles de la répubique des lettres）。一篇归咎于他的短文的发表导致他于1693 年退休。于是，他就致力于编撰他的《历史与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两卷本，1695 年，1697 年），这是第一部重要的近代百科全书，对十八世纪的思想产生了十分强大的影响（参见第14页）。

培尔甚至比普瓦雷、于埃和洛克更进一步强调理性和启示、科学理论和神学学说之间的差别。前一个差别认为，宗教教义高于理性，或者说，是超理性的。但是，培尔更坚持认为，宗教教义是同理性相对立的，或反理性的。因此，他认为，试图调和这两者是徒劳的。然而，他的动机不是反宗教的（像通常所误认为的那样），而是反理性主义的。他不折不扣地接受德尔图良（160—220）的格言：credo quia absurdum〔正因荒谬而信仰〕。他赞同这样的见解：相信同理性一致的东西，是没有意思的。因此，如果宗教信仰是值得称道的，那就要求，宗教教义应同理性相背。总之，他不相信自行其是的人类理智。像笛卡尔一样，他也怀疑物体的实在性，但又和笛卡尔不同，他还怀疑自我意识的可靠性和数学公理的确实性。他论证说，这些合理可能仅是人类经验的抽象，而公理和人类经验将来都可能变化，因此，甚至也不能赋予这些公理以绝对的确实性。培尔认为，人类理性只有揭露错误的消极功用，而没有发现真理的积极功能。它有如苛性药，后者破坏患病的肌肉，但实际上也损害健康的肌肉。当理性应用于宗教真理时，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它由其本性所驱使，必定把这些真理表示为必然的，从而把上帝的自由行动曲解为必然行动。

培尔关于基督教教义的非理性观点比他替教义作的辩护更容易使他的读者折服。实际上，许多人认为，他是狡猾的伪君子，知道如何打着宗教易信的幌子宣传无神论。然而，这样看，对培尔是不公正的。他在感情上是真正宗教的，在哲学上则是怀疑的。他忠诚而又勇敢地力陈己见。他的观点收到同他本意相反的效果，那不是他的过错。培尔从未攻击过道德，这可以看做是表明他真诚的一个证据。相反，他认为，公认的道德准则中丝毫没有非理性的或可疑的东西，他坚持认为，道德独立于宗教教义，实际上独立于整个宗教。他指出，有些古代不信教的人有着高度道德水准，而有些狂热的基督教徒却犯下可怖的暴行。他并不为此而谴责基督徒，因为按照他的道德独立观点，任何宗教都不会因其信徒的德行而博得信任，也不因他们的丑行而遭受谴责。

培尔的道德独立观点促使他坚认，对每个个人，都应接他的道德价值加以评价，而不应按他的宗教组织成员身份加以评价。他恳求国家实行最广泛的宽容，甚至无神论者也应得到宽容，只要他们的行为是令人满意的。这种崇尚有道德个人的固有价值而不管其余一切考虑的主张，在十八世纪思想界的头面人物中赢得了热烈响应。然而，这里又得指出，培尔对道德独立性的强调，不是他对宗教淡漠的结果，而是他崇敬上帝的结果。和有些英国自由思想家不同，他认为，把上帝看做是警察局局长式人物或者令人可怖的怪物，威吓不听话的人顺从和归正，那是对上帝的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