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康德的先验论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很晚才正式形成他的哲学。作为他的声誉之主要来源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年；修订版，1787 年）在他59 岁时才发表，而贝克莱和休谟在发表主要著作时分别仅为25 岁和28 岁。这里将要说明，像瑞德的实在论哲学一样，康德的批判哲学也是休谟的怀疑论所激起的。但是，康德看来很晚才了解休谟的著作，这之前他已在其他人尤其莱布尼茨、沃尔夫和洛克的影响下对哲学问题作了长期研究。他的一些认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那时形成的。当他试图改弦更张时，他的一些旧思想和思考习惯，甚至他就各种问题做的旧笔记和从沃尔夫派著作与教师沾染来的学究气都仍然缠住他，使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犹如老学究拼凑的杂拌，没有统一的构想，同时，在题材造成的固有困难上又不必要地增添了因缺乏阐述技术而发生的困难。尽管如此，《纯粹理性批判》仍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里程碑之一，也是整个现代思想史上有最广泛影响的著作之一。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目标本质上同洛克《人类理智论》的目标相似，即确定人类知识的范围和界限。但是，他的方法则不同。康德把他自己的方法说成是批判方法，批判这个字眼出现在他各主要著作的书名中。他说的批判（citicism 或critique）是指这样一种方法，它不同于洛克基本上属于描述的经验方法，不同于休谟怀疑的经验论，尤其不同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独断论，后两个人无限相信独立思想的力量，“而不对其力量作预先的批判”（Introd.，第二版）。极端经验主义的独断假定认为，一切知识产生于经验，极端唯理主义同样独断的假定认为，一切知识产生于独立的思想。同这两种假定相反，康德的批判提出要仔细检查知识，以确定它得自认识着的意识的是什么以及它得自某种别的东西的是什么。如果说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预期进一步的解释，那么，康德的批判引导他在知识中分辨出两种可以区别的成分，即给予意识的东西和意识独立于一切经验地提供的某些形式和关系。他把前一种成分称为知识的经验的或后验的元素；他称后者为先验的或超验的（即超越经验的）元素。同时，因为他的结论是，人没有关于后验因素本身的内在本性的知识，所以，他的阐释主要关涉知识的先验或超验因素。因此，康德通过他的批判所达至的那些结果被称为先验论。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知识的先验元素几乎占据了整个康德的舞台，而给未知的后验因素只留下了很小地位。所以说，虽然洛克认为，人类知识主要由作用于相当被动的意识的感觉印象所决定，而康德却说，知识主要是意识对以其他方式给予的未知材料进行的活动的产物。康德把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同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相比。他写道：“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符合于对象。……应当做这样的实验，即假定对象必须符合于我们的认识方式，看看我们是否会在形而上学问题上更有建树。……我们在这里的境况和哥白尼的首创思想相同。如假定一切星球围绕观察者旋转，他便无法解释天体的运动，因此，哥白尼便尝试假定观察者旋转，星球静止不动，看看他能否借此更有建树。”（同上）康德的意思明白而又正确。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这里还可以指出，从某些重要方面说，康德的革命更像是托勒密的反革命。因为，虽然哥白尼发起的革命推翻了地心说并且连带也推翻了人类中心世界观，可是，康德的革命却倾向于恢复人类中心观点，并且实际上使一切知识都成为拟人的。

《纯粹理性批判》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关于不同认识类型的传统的和一定程度上柏拉图的观点所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认识有三类或三等，即感官知觉、知性和理性。感官知觉关涉特定物体；知性关涉发现一般联系或规律，例如各门科学所试图确立的规律；理性则探索一种终极的、宇宙的或大要的实在观。康德并不总是在同一意义上或一以贯之地使用这三个术语。有时（例如在《纯粹理性批判》的题目中）他用“理性”这个术语囊括整个认识能力。然而，他更经常的是遵从传统的区分，《纯粹理性批判》各主要部分就是根据它们划分的。因此，各主要部分都是一分为三的。“先验感性论”试图阐明感官知觉的先验元素或形式〔“感性”（aesthetic）在其原始意义即“感官知觉”上使用〕。“先验分析论”描绘知性的先验形式。“先验辩证论”论述理性的理念的本性和要求。然而，必须记住，这些区分和划分主要是为了方便起见，因为他始终坚持意识的统一性和它的各个能力或才能的有机协作。

《纯粹理性批判》所试图重新解决的主要问题，休谟已极其明确地提出过，莱布尼茨哲学中也比较隐含地提出过，像他的有些追随者所教导的那样。在休谟看来，既然人类经验似乎仅仅在于孤立的印象和观念，而我们又未感知它们之间的实在联系，因此，不可能有关于事实情况的实在知识。休谟承认，对观念间关系的研究确能提供某种知识；但是，这种知识仅仅是观念的知识，而不是事实情况的知识。莱布尼茨派虽然遵循断然不同的思路，但也力主，一切知识仅仅是观念的知识，而不是事实情况的知识。因为在莱布尼茨看来，终极的实在是精神的单子，每个单子都是独立自足的，从自身之中演化出它的观念。按照这种观点，各种认识仅仅是单子发展的不同阶段；感觉和知性或者事实情况的认识和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只在程度上不同，而无种类上的差别。因此，沃尔夫及其追随者致力于阐明知识的终极概念或范畴，而事实情况的认识则被认为由尚未发展到足可加以完全分析的观念组成。因此，在休谟和莱布尼茨派看来，像在他们之前的洛克一样，不可能有关于事实情况的科学（如物理学等等）。但是，尽管极端经验主义和极端唯理主义双方都赞同否定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康德却不接受这种论断。他长期对当时的科学（特别是牛顿物理学）深感兴趣。他甚至对之作出了一个宝贵贡献，即预言了拉普拉斯的星云说（见第93 页），并且他相信自然科学的正确性。一个认识理论竟否定这种正确性，那么，这理论何以糟糕若此呢？它需要加以彻底检查。康德以做这种彻底检查为己任，其结果就是他的批判认识论。

为了明白康德的程序模式，必须记住，他相信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而也相信自然科学所根据的日常知觉认识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任务不是（像休谟的情形那样）仅仅发展一个认识理论，而不顾其结果。相反，可能的话，他要建立这样一个理论，它将明确证明自然科学和常识的正确性，即使它未证明支持形而上学的思辨。然而，很自然的是，尽管他在向一个预定的必然结局前进，但他担心，他的成就不要成为空中楼阁，而应得到令人满意的证据或论据的充分支持。

上面已指出，从一开始就对康德产生极大影响的两个哲学家是莱布尼茨和洛克。《纯粹理性批判》之前那些年里的著作中，康德处处表现出一种分离的效忠，时而倾向于洛克的经验主义，时而倾向于莱布尼茨的唯理主义。自然，康德致力于解决人类知识问题的努力体现了这两种倾向的影响。就完全可以把康德的认识论看做为极端唯理主义和极端经验主义间的一个折中而言，的确是如此。与极端理性主义不同，康德坚认，人类知识不是完全从我们内在意识演化出来的，而需要外来的感觉资料。与极端经验主义不同，康德认为，人类认识不仅仅来源于感觉印象，而是还包括心灵的活动。并且，在提到心灵或意识时，康德有点仿效贝克莱的方式，也强调个人参与其中的“一般意识”，而不强调个人意识。

康德认识到，实际的认识总是包括综合或联系。休谟阐明了，联系不是经验资料给予的。康德则并不认为，综合包含在形式的心理操作（沃尔夫派强调它们）之中，因为这些操作意味着一种关于业已综合的对象的知识。因此，实际知识似乎是意识对给予它的材料——形式和质料的结合进行综合活动的结果。因此，《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是阐明知识获得所涉及的一切元素，以及描述意识由之认识这些元素的过程。

现在，按照康德的见解，知识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意识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理解作为知识的本质之差别中的统一性。然而，意识本身不产生差别。因此，这些差别一定是作为感觉资料提供给意识的，因而构成了知识的又一个基本条件。这些资料由意识以各种形式的综合来理解，而意识的统一性正是这样表现出来的。这些形式有两种，即知觉形式（空间和时间）和思想形式（即范畴）。

感觉资料以空间和时间的形式（即纯粹知觉）加以综合，以便形成感性知觉。空间和时间比概念更像直观，因为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分别被看做是单一无限空间和单一无限时间的组分，而不是一个一般类的实例。它们不是以知觉经验得来的，因为知觉经验本身离开了它们便不可能。换句话说，它们是先验的，不是后验的。因此，凡是对空间和时间成立的东西，一定也对感性知觉的对象成立。这样，康德便解释了数学的确实性及其对感觉经验的对象或可能对象的有效适用性。可以指出，早在1769 年，康德就已抛弃了牛顿的绝对空间和时间观念（它们有独立的实在性，并不受其中物体或事件的相对位置变化的影响），而抱有这样的观点：它们仅仅是现象的，或者说，仅仅是感觉经验的形式（Inaugural Dissertation，1770）。

然而，甚至带空间和时间直观形式的感觉经验也还未构成知识。实在的认识或知识还要求理智理解感性知觉对象间的联系。“知觉和概念是我们一切知识的两个元素。每个概念都有某个知觉形式与之对应，没有概念，觉知就不能产生知识。……如果说感性是心灵在实际理解某个印象时的接受性，那么，知性就是知识的自发性，即自己产生观念的能力。……没有感性，就没有对象给予我们，没有知性，就没有东西可思维。没有内容的思维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知觉是盲目的。……知性不能感知，感官不能思维。只有它们相结合地起作用，才能产生知识” （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Logic，§1）。

因此，康德的下一个问题是发现知性用以从知觉建立知识的一切基本概念即范畴。既然思维就等于是判断，因此，判断的基本种类或形式应当就代表知性的基本概念（即范畴）。同时，当像通常那样用语言表达时，判断一般称为命题，命题或命题形式的主要类型在形式逻辑的书中都有列述。因此，康德从逻辑提供的关于命题或判断的习见说明找到了他对待范畴的线索。许多人误解了这一点的真正意义。看来，康德实际上是在学习托马斯·瑞德的独创方法，即试图借助被看做为思维体现的“语言结构”来建立“常识原理”。然而，康德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不像瑞德那样清楚。并且，在接受通常的命题形式表的时候，他还对之作了修改，而这显然是为了满足他那对对称性的学究式爱好。他至少在两个场合在每个主标题下作了三个重分（而不是通常的两个）。下表示出康德所采取（更确切地说是改编）的四大类命题或判断，每一类都包括三个子类，以及他从它们导出的相应范畴（理智综合的纯粹概念或形式）。

判断形式

Ⅰ.量：

（1）单称判断（这S 是P）

（2）特称判断（有些S 是P）

（3）全称判断（所有S 都是P）

Ⅱ.质：

（1）肯定判断（S 是P）

（2）否定判断（S 不是P）

（3）无限判断（S 是非P）

Ⅲ.关系：

（1）直言判断（S 是P）

（2）假言判断（如果A，则C）

（3）选言判断（或者A，或者B）

Ⅳ.模态：

（1）或然判断（S 可能是P）

（2）实然判断（S 是P）

（3）必然判断（S 必定是P）

相应范畴

Ⅰ.量：

（1）单一性

（2）杂多性

（3）全体性

Ⅱ.质：

（1）实在性

（2）否定性

（3）限制性

Ⅲ.关系：

（1）实体和性质

（2）原因和结果

（3）交互性（或主动性和被动性）

Ⅳ.模态：

（1）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2）存在和非存在

（3）必然性和偶然性

康德指出：“这四类范畴自然地分为两组。第一组（Ⅰ和Ⅱ）的范畴系关于知觉的对象，无论纯粹的还是经验的；而第二组（Ⅲ和Ⅳ）的范畴则关于彼此相关或同知性相关的那些对象的存在。第一组可称为数学的范畴，第二组可称为动力学的范畴。”（同上，§2）这种区分本质上类似于洛克和休谟对“观念关系”和“事实情况关系”作的区分。在康德看来，数学范畴决定了可能经验的构成原则，因此可以指望，感觉经验的实质或内容表明外延的和内涵的量。动力学范畴关涉的不是经验的内容，而是经验对象间的联系。正是通过这些范畴，自然才被设想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关系”（Ⅲ）项下的那些范畴也是如此。但“模态”（Ⅳ）项下的那些范畴就不是这样了，它们看来无非只是给“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等下的定义而已，根本不应列入范畴。

至于一般地对待范畴，康德提出了一种早先的警告，反对把它们应用于一切可能经验以外的东西。“知性的纯粹概念即使像在数学中那样应用于先验知觉，也不会产生事物的知识。在能够有知识之前，纯粹知觉（空间和时间）和知性的概念（范畴）必须先经过纯粹知觉的媒介应用于经验知觉。因此，除非范畴能够应用于经验知觉，否则，即便借助知觉，它们也不会给我们提供关于实际事物的知识。换言之，它们仅仅是经验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于是，这种知识被称为经验。因此，范畴只参与那些成为可能经验之对象的事物的知识”（同上，§22）。

于是，把意识提供的综合形式应用于经验给予的资料而产生的知识，不能声称超过了关于那些给予意识的资料的现象（当然不是假象）的知识。因此，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不是关于它们自在和自为究竟怎样的知识，而仅仅是关于它们现象的知识。康德把这一点表达为这样的断定：人类知识局限于现象，并不扩及本体（或自在之物）。要记住，他对真正知识的条件的分析预先假定了某种给予意识的独立实在的东西。但是，人类意识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在的资料究竟怎样。康德肯定，它是存在的；它的自在究竟怎样，是不知道的，也是不可能知道的。然而，既然为了指称的目的，必须给它一个名字，因此，康德称它为本体，而我们有一个关于它的含糊“概念”（在贝克莱的意义上），即“自在之物”，尽管“物”作为一个范畴实际上并不适用于它。

范畴之应用于不属于直观或经验之可能对象的东西，被康德称为超验，也即超越了知识的固有界限。然而，不同于知性，理性倾向于超越经验知识的界限，完成它对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即连接起来的整体的整个宇宙的一般探索。因此，这些传统哲学问题通常在关于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学和理性神学的著作中加以讨论（例如沃尔夫的讨论），它们分别关涉自由的自我意识的灵魂的存在和终极本性、宇宙的终极本性和上帝的存在。在康德看来，这些超出了人类的知识。它们不可能得到证明。不过，在如此专门命名的知识的范围内，它们也不可能加以否证。因此，它们是信仰的合法对象。实际上，对于这种信仰，也有着良好的“实践”理性。道德或良心预先就假定了意志自由、灵魂不死和上帝的存在，因为它无条件地即绝对地命令去做正确的事，哪怕天塌下来也罢。康德深信不疑地接受责任感之正确性或合理性，而这预先规定了一些条件：人“能够”做（或“自由地”做）他“应当”做的事；有一个上帝，他能调节尘世生活中那么明显的德行和幸福之间的脱节；以及存在可在其中进行这种调节的来世。康德没有对自然科学的正确性提出疑问，而仅仅试图规定它的条件。同样，他也未对“绝对命令”的正确性提出疑问，而只是指出它的先决条件和假定。他的程序模式部分地仍然一样。不过，在康德看来，相应感觉资料的缺乏，把信仰领域同知识领域划分了开来。表述康德关于“实践”理性公设的观点的另一种方式，是说人的所作所为，应当表现为“仿佛”他是自由的、不死的和在上天的庇佑之下。康德哲学的这一方面最终导致今天所称的“‘仿佛’哲学”。

就流行这个词的通常意义而言，康德哲学由于太艰深而没有流行。然而，它还是大为时兴过好几十年。关于康德哲学的文献之多，恐怕是没有别的思想家能望其项背的。这种流行主要是由于它对科学家和神学家产生感染力所使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感染力现在仍然存在。因为，一方面它让科学卸除了探讨终极实在本质的任务；另一方面它又保护宗教免受对其基本信条的“科学”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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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意为“合欢属植物”。——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