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病理解剖学

将近十八世纪末的时候，马修·贝利写道：“人体各个部分的自然结构都已得到了十分细致的研究，因此，解剖学可以说已达到了高度完善。但是，我们关于疾病引起的结构变化（可称为病理解剖学）的知识却仍然很不完善。”（The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uman Body，1793，p. vi.）十八世纪的解剖学研究主要旨在更好地理解病理结构。只是当获得了关于正常解剖结构的准确知识时，病理结构才被认识。不过，早在十五世纪，至少有一个生活在意大利的、观察力极其敏锐的开业医生，记载了大量他护理过的病例。这些记录附有为了确定确切死因而进行验尸的报告。后来的两百年里，不时有人进行验尸。及至十七世纪末，这种做法已成为普遍的惯例，因为临床方法至此已必然地达到了极盛。

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在十八世纪奠定了现代病理学和病理解剖学的基础。不过，西奥菲勒斯·博内塔斯（1620—89）在十七世纪已迈出了一步。他在1679 年发表了《尸体解剖学》（Sepulchretum Anatomicum）。关于博内塔斯及其著作，莫尔加尼这样写道：“西奥菲勒斯·博内塔斯发表了题为《尸体解剖学》的书，医务界乃至全人类理应高度尊重他，就像对其他作出如此贡献的人一样。因为，通过尽可能多地收集、整理和解剖因病死亡的尸体，他使它们缩合成犹如一具致密的尸体，从而可以进行这样的观察：当这些观察散见于无数作者的著述时，它们意义不大，但在汇总起来并加以系统整理后，便变得极其有用。”（Morgagni：The Seats and Causes of Diseases Investigated by Anatomy，1761.B. Alexander 英译，1769，Vol.I，p. xv。）

莫尔加尼生于1682 年，卒于1771 年。在攻读了医学之后，他于1711年就任帕多瓦大学医学教授。奥斯勒这样谈到他：“莫尔加尼的生平同他的著作一样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同社会名流、奋发向上的年轻教师和工人频繁地书信往还，其间，他的方法必定成为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他生逢其时。那时，种种理论、学派和体系正在沉重地冲击这个行业。……莫尔加尼像一个古希腊贤哲，带着他那敏锐的观察力、明智的思辨和炉火纯青的学养，闯入这一片形而上学的混沌之中。”（Evolution of Modern Medicine，1921，pp. 188f.）

莫尔加尼的著作《论解剖学所研究的疾病的部位和原因》基本上都是详尽无遗而又明晰地描述他漫长一生里护理过的好几百个病例。整部著作原先是一些写给一位朋友的书信，但莫尔加尼准备加以发表。他写道：“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我特别说明每一次进行的年月和地点。……我不仅指明患者的年龄和性别，而且还叙述了尽我所知的其他方面……例如所施行的治疗方法。……在描述解剖本身时，我认为，我尤其应当注意……我不要去考察那些同通常原始状态一样的病理现象，也不要考察那些与之差别不大的病理现象。……除了观察之外……我们不要再给出什么……免得当我虽以可能性为指导，但仅仅根据观点发议论时，有人会……驳斥我，就像荷马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在谈论可能的事物时，他会大放厥词’。”（Morgagni，上引著作，pp.xxiiiff. 。）

病理解剖学在英国找到的支持者是马修·贝利。贝利于1761 年出生于苏格兰。他是威廉·亨特和约翰·亨特的外甥，母亲同尊敬的詹姆斯·贝利结婚，后者最终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神学教授。马修·贝利曾到伦敦从当时已年迈的威廉·亨特习医。他还受到另一个舅舅约翰·亨特的影响，后者也以医学和比较解剖学的研究著称。詹姆斯·沃德罗普在1825 年给贝利博士撰著的传记中写道：“他后来的全部成就和声誉都是在这两位伟人的收藏室和解剖室里奠定基础的。”毫不奇怪，在这样的环境下，贝利当然会养成对病理解剖学研究的浓厚兴趣。他在这个领域建树了极有价值的劳绩。1793 年，他发表了《人体某些最重要部分的病理解剖学》（The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uman Body），这是英国第一部关于这门学科的专著。贝利在该书的初版序中写道：“有一些疾病仅仅有致病作用，而不造成任何身体各部分结构的变化；这些疾病无法在死后作解剖学研究。然而，还有一些疾病产生结构上的变化，而这些正是解剖学考察的对象”（上引著作，p.1）。他说，他编纂这样一部著作的原委，是“为了以前所未有的细致程度解释致病作用在人体某些最重要部分引起的结构变化。我希望，这将有助于整个医学科学，最终也有助于医学实践”（同上）。

贝利完全清楚他前人的工作。但是，他解释说，“所有解释病理结构的著作在规划上都迥异于今天的著作”，它们在细节上不厌其烦，排列方式也显得累赘，不适合普遍应用。因此，他补充说：“在这部著作中我打算不举病例，而仅仅说明所发生的病理变化。”（上引著作，pp. viff.）

贝利的这部著作生前至少印行了五版。这充分说明它何等合乎需要。为了“让人们普遍更精确地了解各部分的病理结构，作为促进我们疾病认识的最佳手段之一”（上引著作，p. ix） ，贝利在1799 年撰著了《病理解剖学图谱》（A Series of Engravings to illustrate the Morbid Anatomy）一书。这两部著作都独树一帜，各自完整成篇。不过，它们都旨在“ 促进形成一门维系着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科学”（A Series of Engravings，p.4）。这似乎是第一部专门图解人体病理变化的著作。贝利写道：“我相信，在任何别的国家还从未有过一部著作，用正规的一系列图版竭其所能地图解影响人体各最重要部分的主要病理结构变化。”（上引著作，p.3）

当贝利于1823 年去世时，病理学和病理解剖学的研究已在英国扎下根来。在这欧洲处于动乱的时期中，英国引导着理智进步。

约翰·亨特是十八世纪生物学家中最杰出人物之一。我们已经提到过他对动物学的贡献。但是，他并非兴趣褊狭，他“集维萨留斯、哈维和莫尔加尼等人的品质于非凡的一身”（W. Osler：Evolution of Modern Medicine，1921，p.196）。

约翰·亨特生平的早期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孩提时代只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它们通常都同自然史有关。家庭曾对他失去希望，直到他受兄长威廉影响。威廉是伦敦一个著名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约翰·亨特自己请求当了兄长的助手，他很快就掌握了熟练的解剖技艺。他的内弟和传记作者埃弗拉德·霍姆写道：“亨特先生在哥哥开课之前大约两星期就来到了；亨特博士……让他解剖一个手臂的肌肉，给他就做法作了必要的说明；亨特博士发现完成的情况大大超过预料。”

“在第一篇解剖学论文如此赢得声名之后，亨特先生现在进行更为困难的解剖……亨特博士对他解剖的方式极为满意，因此，毫不迟疑地说，自己的兄弟将成为一名优秀解剖学家”（Everard Home ： “Life of the Author”，系给约翰·亨特的Treatise on the Blood，etc.，1794，p.xv.作的序）。

在伦敦一些最有名的医院里研习了相当时期之后，约翰·亨特取得了外科医学的资格。自此之后，他开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经历。在当外科军医期间，他得以进行一些观察，为他的著作《论血液、发炎和枪伤》（A Treatise on the Blood，Inflammation and Gunshot Wounds）打下了基础。该书于1794 年即他死后那年出版。这部著作奉献给乔治三世，亨特自己在1793 年3月写了献词。他写道：“1761 年，我荣幸地蒙陛下钦封，任一名外科医生随军远征贝利斯尔……［这］使我有很多机会治理枪伤，查找军事外科学这一分支中的错误和缺陷，研究如何去除它们。这使我注意起一般的发炎，并得以进行一些观察，它们成为这本专著的基础。……本书旨在改良一般的外科学，尤其是它的那个专门应用于军队的分支”（上引著作，p.iii）。这部著作标志着发炎研究上的一大进步，而在这个问题上，以往没有两个研究者采取相同的观点。亨特写道：“发炎应看做为仅仅是各部分的一种受扰乱状态，而这需要一种新的且有益的作用方式来恢复它们……发炎本身不应看做是疾病，而应看做为某种侵害或疾病造成的一种有益健康的作用。……我们应当极端重视发炎，因为，它是动物体中最常见并且效应最广泛的作用之一。……发炎不仅偶尔是疾病的原因，而且常常还是一种治愈方式”（上引著作，p.249f.）。

约翰·亨特是个杰出病理学家，并且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解剖学作为一切医学学科之基础的重要价值。马修·贝利的《医科学生初阶讲义》（Introductory Lectures to Medical Students）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时期对解剖学的重视。“使一个人能够发现新的疾病的，莫过于解剖学知识。要去发现新疾病，比起一个熟谙动物体自然结构和病理现象的人来，还有谁更胜任呢？……实际上，舍此途径，医术怎么会提高呢？”

“解剖学同外科学的关系比同内科学更为密切。……事实上，解剖学是外科学的基础。”

“如果说解剖学在医术和外科学中是那么有用，那么，凡是真正想精通其专业，希望成为行家的人，都应当锐意修习它”（Lectures and Obser vations on Medicine，1825 ，pp. 84—7）。”

然而，亨特远不止是个病理学家。他还是个自然史学者，而疾病研究在他那里仅仅是生物学的一个特殊方面。多亏约翰·亨特，我们才尝试使医学成为一门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都能对之作出贡献的系统学问。

他做的实验中，有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它表明，血液循环中存在一种调节作用，而这已证明对于外科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实验是对一头鹿做的。他把给生长着的鹿角供血的一根动脉结扎起来，由此切断其血液供应，于是鹿角变冷了。过了不几天，鹿角温度又回升到正常值，这表明，血液又以某种方式进入鹿角。解剖表明，已建立起了一种补偿性的附属循环，取代由于结扎而已完全萎缩的动脉。这一发现不仅从纯生物学观点看来是令人感兴趣的，而且还有着医学上的应用，而亨特本人已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对患动脉瘤的病人，可将受扩张或血块影响的那根动脉结扎，血液循环将很快通过建立从这动脉出发的补偿分支来维持，而这被结扎的动脉及其扰乱也将消失。亨特利用自己的发现，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外科治疗，曾成功地做了腿弯部动脉瘤手术。

当约翰·亨特在1748 年来到伦敦时，他的兄长威廉·亨特早已是出色的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了。

威廉·亨特于1718 年出生于苏格兰。父母原来要他当牧师，但他很小时就厌恶这职业。他受卡伦影响，后者劝他从事医学研究。他正是随卡伦开始了自己的生涯；但后来经过安排，“亨特去爱丁堡和伦敦攻读医学，之后又回到汉密尔顿定居；同卡伦合作”（Peachey：William and John Hunter，1924，p. 55）。

威廉·亨特到达伦敦，同那些几百年来阻碍人体解剖学研究和教学的限制之被部分解除，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亨特受业于一些当时最杰出的教师，他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刻苦终于在伦敦医学界取得了崇高地位。

只要仔细阅读威廉·亨特的《初级讲义》（Introductory Lectures）（1784 年），就可看出他在世时解剖学教学所发生的变化。当学生时，他“听过……欧洲最规范的解剖学教程之一”，讲课时“教授用一具尸体演示人体的一切部分，不光是骨骼、神经和脉管”。而且他还说：“我在伦敦听的唯一教程中，教授总共只用了两具尸体，而这教程还是这里最规范的。”（上引著作，p. 88）亨特以亲身体会相信，精通解剖学的唯一途径是反复对人体一切部分做实验。他写道：“我早年就自己动刀，得暇就自行其是地探究人体各个部分，深感获益匪浅，以致我深信，我可以开办一所这个大城市前所未有的实用解剖学学校，用教书来服务于公众。它在这个国家实际上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我的职责是奉劝你们不放弃一切机会地尽可能多作解剖。”（上引著作，p.108f.）亨特自己的解剖学工作水平极高，作为证例，我们可以举出他的不朽著作《怀孕子宫的解剖》（The A natomy of the Gravid Uterus）（1774 年），以及他发现淋巴管的吸收功能。他曾在《初级讲义》中这样谈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那有朝一日总会认为，这是生理学和受解剖学提示的病理学上自血液循环发现以来最重大的发现。”（p.59）芒罗曾对作出这一发现的荣誉提出质疑。但是，亨特同时代人的评判和后来人们的意见都支持亨特的主张。亨特毕生致力于在他在温德米尔街创办的解剖学校教授解剖学。因为，他相信，“一个解剖学教授应当拥有充分的标本储备……保存非同寻常的东西……和那些需要费力去解剖……鲜明地表明其结构的东西”（上引著作，p. 89），所以，他建立了一个收藏这类有用标本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对一个毕生从事解剖学改良的人的永恒纪念。全部这份收藏现在保存在格拉斯哥的亨特博物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