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建立在一项延续了数十年的研究之基础上。在此，我希望能够向那些多年来一直支持我工作的全部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在那些将我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人当中，我要特别提到H. D. 斯金纳和厄内斯特·彼格豪尔，他们引领了我在萨摩亚的早期研究；雷蒙德·弗思爵士和S. F. 纳德尔是我在伦敦大学受教时的老师；梅耶·福忒斯指导了我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学习。此外，卡尔·波普尔爵士对长期研究计划的兴趣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鼓励和教益，这本书就是所有这些累积的结果。

1960年代，在萨摩亚工作期间，我受到了以下两位人士非常关键的支持：约翰·克洛福德爵士，他当时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研究中心的主任；保罗·加比特斯，新西兰驻西萨摩亚的高级委员。1967年，在乌波卢和萨瓦伊伊，我都从与伊尔诺思·埃贝尔-埃贝斯菲尔德特的合作研究中获益良多。多年以来，我都为能够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历史教授J. W. 戴维森讨论我们对萨摩亚的共同关注而深感幸运。自维多利亚大学的新西兰威灵顿学院的本科生涯起，我们的友谊就开始了。同样，我在与查尔斯·马沙克爵士有关萨摩亚事情的通信中也受益匪浅，他曾在西萨摩亚的土地与头衔法庭担任了多年的主席。

然而，我最为感恩的，是萨摩亚人民自己。在访问他们的岛屿期间，我受到了最隆重、最慷慨的接待。而且，在许多年与他们，尤其是与萨阿纳普村的联系之后，我对萨摩亚人民的尊敬从内心油然而生。1894年，罗伯特·刘易斯·史迪文森在瓦依利马死去前不久，告诉已经成为他朋友的那些酋长们，他已经开始“爱上萨摩亚和萨摩亚人民”，并且选择了与他们“同生共死”。任何已经开始真正了解萨摩亚人民和萨摩亚的习惯与传统的人，都将领会和分享这些肺腑之言中的精神和意义。

1966—1967年，我在西萨摩亚的研究受到了后来成为西萨摩亚首相的玛马塔阿法·弗阿米·法乌穆依纳·穆里努乌，以及马斯奥佛·菲塔乌依·马塔阿法的支持。后者的父亲勒·马梅阿·马塔图穆阿是我学习萨摩亚习惯与传统的第一位导师。对他们的慷慨好客和对我工作的兴趣，我始终怀有最深的谢意。我还要向我的朋友和主要的萨摩亚语老师，勒法乌·索奥纳洛勒·马斯纳以及他的全家表示深深的感激。我在学习萨摩亚价值观的许多场合中，都特别有幸能够咨询萨摩亚女性等级制中的最高者，托奥阿·萨拉马斯纳·玛丽厄托阿。1981年，我特别有幸能够将本书的一部分初稿呈交萨摩亚大学的勒·塔加洛阿·匹塔进行批评性的详细审阅，并能够与他的妻子，萨摩亚大学副校长阿依奥洛·法纳阿菲就我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对这些杰出的萨摩亚人，我尤其怀有谢意。

对阿里依、图拉菲尔以及全部萨阿纳普人民，我对与他们在阿纳普·索洛法和其子阿纳普·阿依阿里依任酋长期间，超过四十年的联系而表示感谢。1942年，是劳维·瓦依努乌通过将我带进他的艾加，使我能够切身领悟萨摩亚习惯与传统的真实情况。自那时起，我受到了许多其他的萨摩亚人不计其数的帮助，在此，我要对他们说：“fa'a fetai，tele tele lava。”我还要将感谢特别送给在1966—1967年间做过我助手的勒阿阿拉·法阿洛洛以及他艾加的全部成员，还有议事酋长图依加勒阿瓦·提乌加和勒·萨·瓦依，他们曾在1967年间，陪着我到图图依拉和马努阿进行了一次难忘的旅行。

1967年在马努阿，我受到了后来成为菲提乌塔的牧师的若维伦德·约翰·索罗伊，以及斯乌法加的佩瑟·奥利奥利和他家庭的特别帮助。我的感谢还要送给罗伯特·L. 格尔尼克——他在我1981年访问图图依拉期间，是美属萨摩亚高级法庭的职员，并担任过我那时的助手——和图依特勒勒阿帕加·纳坡勒奥那，在玛格丽特·米德逗留马努阿期间，他还是那儿的一个毛头小伙子。

许多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我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多帮助。我要特别感谢位于西萨摩亚阿皮亚的内尔森纪念图书馆的马塔依纳·特奥和其他工作人员；伦敦的利文斯通·豪斯图书馆的前馆员I. 弗莱彻小姐；夏威夷火奴鲁鲁的伯尼斯·P. 毕肖普博物馆的图书馆员辛西娅·蒂姆伯莱克和玛尔久利特·阿什福特；新西兰威灵顿的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的全体馆员；澳大利亚悉尼的米切尔图书馆；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门兹斯图书馆。多年以来研究上的帮助，使我有欠于亨尼·佛科尔巴克尔和朱迪斯·威尔森。至于地图方面，我则要感谢迪奥鲍曼。

对于G. N. 阿佩尔、约翰·鲍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罗伯特·亨特、米歇尔·杰克逊、H. E. 毛德、米歇尔·摩尔曼、H. 纽曼、尤利·F. 诺克斯、韦农·雷诺德、布拉德·肖尔、O. H. K. 斯佩特、D. F. 图津、杰拉德·瓦尔德和阿尔贝特·温德，我要深深感激他们对本书早期草稿富有洞见的批评性评论。对于安恩·布勒尔、伊塔·匹德和利亚·范·德·赞德特，我则要感谢她们为这些不同手稿打字时如此欢快而高效的工作。我还要深深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卡密尔·史密斯出色的编辑才华。

最后，我要特别地感谢我的两个女儿珍妮弗和希拉里，是她们通过与她们同龄的萨摩亚女孩们的交往，为我提供了一种特别有价值的信息和洞见。我对妻子莫妮卡怀有的谢意也许要超过其他任何人。她曾于1966—1967年以及1981年两度在萨摩亚陪伴我，并为本书的工作尽其所能地奉献了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