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释

第一版序言

［1］波普尔（K. R. Popper），见马吉（B. Magee）编：《现代英国哲学》（Modern British Philosophy）（London, 1971），第73页；波普尔：《猜想与驳斥：科学知识的增长》（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London, 1977），第112页；同上作者：《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London, 1977），第314页；同上作者：《客观知识：进化的方法》（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 Approach）（Oxford, 1972），第263页。

第一章　高尔顿、优生学和生物决定论

［1］“与玛格丽特·米德和T.乔治·哈里斯关于人类学时代的一次谈话”（A Conversation with Margaret Mead and T. George Harris on the Anthropological Age），《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4（1970），第62页。

［2］帕斯托尔（N. Pastore）《先天—后天之争》（The Nature-Nurture Controversy）（New York, 1949）；莱斯（S. A. Rice）：“社会发展中的生物限制”（Biological Limi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遗传学学报》（Journal of Heredity）15（1924），第183页；巴士利（H. M. Parshley）：“遗传与社会进步”（Heredity and the Uplift），《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1（1924），第222页；华生（J. B. Watson）：“什么是行为主义”（What id Vehaviorism?），《哈帕杂志》（Harper's Magazine）152（1926），第729页。

［3］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来自南海》（From the South Seas）（New York, 1939），第ix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New York, 1973），第197页。

［4］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97页；弗朗兹•博厄斯（F. Boas）：《人类学与现代生活》（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New York, 1928），第187页；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Manu'a）（Honolulu, 1930），第83页；博厄斯“优生学”（Eugenics），《科学月刊》（Scientific Monthly）3（1916），第476页。

［5］博厄斯“优生学”，《科学月刊》3（1916），第472页；波普诺（P. Popenoe）：“先天，还是后天？”（Nature or Nurture），《遗传学学报》6（1915），第238页；埃尔德顿（E. M. Elderton）、佩尔森（K. Pearson）：《后天和先天的相对力量》（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Nurture and Nature）（London, 1915），第58页；奥斯本（H. F. Osborn）：“序言”（1916年7月13日），见格兰特（M. Grant）：《伟大种族的流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London, 1921，第四修订版），第viii页。

［6］博厄斯：《人类学》（Anthropology）（New York, 1908），第627页；萨利比（C. W. Saleeby）：《亲子关系与种族文化：优生学大纲》（Parenthood and Race Culture: An Outline of Eugenics）（London, 1909），第ix页；博厄斯：“优生学”，《科学月刊》3（1916），第472页；同上作者：“创造一个伟大的种族”（Inventing a Great Race），《新共和》（New Republic）9（1917），第305页。

［7］克鲁伯（A. L. Kroeber）：“论超有机体”（The Superorganic），《美国人类学》（American Anthropology）19（1917），第163页；罗维（R. H. Lowie）：《文化与人种学》（Culture and Ethnology）（New York, 1917）。

［8］奥斯本：“序言”，见格兰特：《伟大种族的流逝》（London, 1921，第四次修订版），第vii页；韦斯曼（A. Weismann）：《血统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Descent）（London, 1882），I，第xv页；达尔文（C. Darwin）：《依靠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Harmondsworth, 1968；初版1859），第458页；佛斯特（D. W. Forrest）：《弗朗西斯·高尔顿：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天才的生活与工作》（Francis Galton: The Life and Work of a Victorian Genius）（London, 1974），第84页。

［9］佩尔森：《高尔顿的生活、学问和工作》（The Life, Letters and Labours of Francis Galton）第一卷（Cambridge, 1914），插图II；第二卷（Cambridge, 1924），第70页；布莱克（C. P. Blacker）：《优生学：高尔顿及其后》（Eugenics: Galton and After）（London, 952），第110页；高尔顿：“遗传性才能与特质”（Hereditary Talent and Character），《麦克米兰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12（1865），第157—166、318—327页。

［10］高尔顿：“遗传性才能与特质”，《麦克米兰杂志》12（1865），第322页。

［11］同上，第323页；佩尔森：《高尔顿的生活、学问和工作》第一卷，第7页；第二卷，83页以下。

［12］佩尔森：《高尔顿的生活、学问和工作》第二卷，第86页；高尔顿：《遗传性天才》（Hereditary Genius）（London, 1892；初版1869），第325页；同上作者：“遗传性才能与特质”，第325页。

［13］高尔顿：“遗传性才能与特质”，第325页；同上作者：《遗传性天才》，第328页。

［14］高尔顿：“遗传的改良”（Hereditary Improvment），《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7（1873），第116页；同上作者：《科学界的英国人：他们的先天与后天》（English men of Science: Their Nature and Nurture）（London, 1874），第12页。在《暴风雨》（The Tempest）第五幕第一场中，普罗斯佩罗（Prospero）将卡利班⁽¹⁾描绘为“一个魔鬼，一个天生的魔鬼，在他的天性上，后天永远不能起半分作用。”

［15］高尔顿：《关于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调查》（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London, 1907；初版1883），第217页；罗维：“应用心理学”（Applied Psychology），《自由人》（The Freeman）1（1920），第92页。

［16］高尔顿：“遗传性才能与特质”，第165页；同上作者：“遗传的改良”，（“Hereditary Improvement”）第120页；同上作者：《关于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调查》，第220页；高尔顿最初将他的遗传改良计划命名为“生殖文化”（viriculture），1883年，他用“优生学”（eugenics）取代了这一术语。该词发源于希腊语的“ugenes”，意为现存的善，先天性地赋予了高贵的性质，因此他认为，是一个“更优雅”的词。

［17］佩尔森：《高尔顿的生活、学问和工作》第一卷，第6页；同上作者：“关于先天与后天问题的一些最新的曲解”（Some Recent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blem of Nurture and Nature），见埃尔德顿与佩尔森：《后天和先天的相对力量》（London, 1915），第30页；达尔文：《人类的血统》（The Descent of Man）（London, 1901；初版1871），第945页。

［18］关于这些事件一个更为完整的说明，请参见弗里曼（D. Freeman）：“查尔斯·达尔文和赫尔伯特·斯宾塞的进化理论”（The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Charles Darwin and Herbert Spencer），《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15（1974），第216页。

［19］罗曼内斯（E. Romanes）编：《乔治·约翰·罗曼尼斯的生活与信札》（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John Romanes）（London, 1896），第238页以下；罗曼尼斯：“华莱士先生关于达尔文主义”（Mr. Wallce on Darwinism），《当代评论》（Comtem porary Review）63（1889），第248页。

［20］赫胥黎（T. H. Huxley）《进化论、伦理学和其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London, 1894），第37页。

［21］基德（B. Kidd）：《社会的进化》（Social Evolution）（London, 1898，第三版），第339页；华莱士（A. R. Wallace）：“人类的选择”（Human Selection），《两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48（1890），第325页。

［22］高尔顿：“在现有法律和情感条件下人类育种可能发生的改良”（The Possible Improvement of the Human Breed under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of Law and Sentiment），《史密斯逊研究中心1901年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or 1901）（1902），第538页；参见《自然》（Nature），1901年11月1日。

［23］赫胥黎：《进化论、伦理学和其他》（London, 1894），第37、83页。

［24］兰基斯特（E. R. Lankester）：“与已灭绝了的哺乳动物相比增大了的大脑尺寸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creased Size of the Cerebrum in Recent as Compared with Extinct Mammalia），《自然》61（1901），第624页；同上作者：《来自安乐椅上的科学》（Science from an Easy Chair）（London，1908），第101页。

［25］佩尔森：《高尔顿的生活、学问和工作》第三卷A（1930），第217、412、435页；高尔顿：“在现有法律和情感条件下人类育种可能发生的改良”，第534、538页。

［26］高尔顿：《可能性，优生学的基础》（Probability, The Foundation of Eugenics）（Oxford, 1907），第7页。

［27］佩尔森：《国家优生学学科状态的范围与重要性》（The Scope and Importance to the State of the Science of National Eugenics）（London, 1909），第44页以下；高尔顿：《可能性，优生学的基础》（Oxford, 1907），第30页；萨利比：《亲子关系与种族文化：优生学大纲》（London, 1909），第ix页。

［28］佩尔森：《高尔顿的生活、学问和工作》第三卷A（1930），第235页；“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美国育种家杂志》（American Breeder Magazines）2（1911），第62页；霍勒尔（M. H. Haller）：《优生学：美国思想界中的遗传论态度》（Eugenics：Hereditarian Attitudes in American Thought）（New Brunswick, 1963），第62页。

［29］达文波特（C. B. Davenport）：“优生学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Committee on Eugenics），《美国育种家杂志》1（1910），第129页；同上作者：《与优生学有关的遗传》（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New York, 1911），第271页。

［30］纳达尔（E. Radl）：《生物学理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Biological Theories）（London, 1930；初版1909），第388页；佩尔（R. Pearl）：“关于遗传的最新讨论”（Recent Discussions of Heredity），《转盘》（The Dial）52（1912），第397页；汤姆森（J. A. Thomson）：“对W.白特生《遗传学的方法与范围》的评论”（review of The Methods and Scope of Genetics by W. Bateson），《优生学评论》1（1910），第60页。

［31］佩尔：“控制人类的进化”（Controlling Man's Evolution），《转盘》53（1912），第49页；霍勒尔：《优生学》，第94页。

［32］佩尔森：《弗朗西斯·高尔顿（1822—1911）：百年诞辰的致意》（Francis Galton, 1822—1911: A Centenary Appreciation）（Cambridge, 1922），第17页；同上作者：《先天与后天：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Nature and Nurture: The Problem of the Future）（London, 1913；初版1910），第27页。

［33］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New York, 1938；初版1911），第41页；克拉肯索尔佩（M. Crackenthorpe）：“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论文集”，（Sir Francis Galton, F. G. S.: A Memoir）《优生学评论》3（1911），第8页。

第二章　博厄斯与文化和遗传之间的分歧

［1］克鲁伯（A. L. Kroeber）：“弗朗兹·博厄斯其人”（Franz Boas: The Man），《美国人类学协会论文集》（Memoirs,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61（1943）第21页；罗维：“科学”（Science），见斯德恩（H. E. Stearn）编：《美国的文明》（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1922），第154页；同上作者：“对博厄斯的《语言、种族与文化》的评论”（Review of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by F. Boas），《科学》（Science）91（1940），第599页；戈登威泽（A. Goldenweiser）：“美国人类学的最新趋势”（Recent Trend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43（1941），第153页。

［2］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美国民俗学学报》（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4（1901），第3页；斯皮尔（L. Spier）：“遗传中的几个重要因素”（Some Central Elements in the Legacy），见戈德施密特编：《弗朗兹·博厄斯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Franz Boas），《美国人类学协会论文集》89（1959），第147页。

［3］哈科尔（E. Haechel）：“哈科尔教授关于达尔文、歌德和拉马克的评论”（Professor Haeckel on Darwin, Goethe and Lamarck），《自然》26（1882），第534、541页；“哈科尔论创造的历史”（Haechel's History of Creation），《自然》13（1875），第122页；雷恩-佛克斯·皮特-里弗斯（A. Lane-Fox Pitt-Rivers）：“关于文化的进化”（O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见迈尔斯（J. L. Myres）编：《文化的进化及其他》（O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Other）（Oxford, 1906；初版1875），第24页。

［4］博厄斯：“民族学的方法”（The Methods of Ethnology）（1920），见博厄斯：《种族、语言与文化》（New York, 1940），第281页；泰勒（E. B. Tylor）：《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London, 1929；初版1871），I，第2页；博厄斯：“民族学的目的”（The Aims of Ethnology）（1889），见《种族、语言与文化》，第637页。

［5］高尔顿：“遗传的改良”，《弗雷泽杂志》7（1873），第128页；博厄斯：“一个人类学家的信条”（An Anthropologist's Credo），《民族》（The Nation）147（1938），第201页；韦特克（C. Wittke）《革命的难民：亚美利加的德国四十八人》（Refugees of Revolution: Germany Forty-Eighters in America）（Philadelphia, 1952），第18页。

［6］博厄斯，转引自斯托金（G. W. Stocking）：《种族、文化与进化》（New York, 1968），第143、149页；克拉克洪（C. Kluckhohn）、普鲁斐（O. Prufer）：“成型年代的影响”（Influences During the Formative Years），见戈德施密特编：《弗朗兹·博厄斯的人类学》，《美国人类学协会论文集》89（1959），第6页。

［7］史密斯（J. E. Smith）：“人类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Man），见亨德尔（C. Hendel）编：《康德哲学与我们的现代世界》（The Philosophy of Kant and Our Modern World）（New York, 1957），第20页。

［8］霍杰斯（H. A. Hodges）：《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London, 1944），第82页。

［9］斯托金：《种族、文化与进化》（New York, 1968），第138页（斯托金认为，说不定正是在柏林的这一年，博厄斯已经读过狄尔泰，甚至可能听过狄尔泰的课）；博厄斯：“一个人类学家的信条”，第201页。

［10］博厄斯：“一个人类学家的信条”，第201页；同上作者：“民族学的目的”，第638页。

［11］博厄斯：“一个人类学家的信条”，第202页；同上作者：“1883和1884年在堪培兰海峡以及戴维斯海峡西侧的一次旅行”（A Journey in Cumberland Sound and on the West Side of Davis Strait in 1883 and 1884），《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公告》（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Bulletin）16（1884），第271页；斯托金：《种族、文化与进化》（New York, 1968），第148页。

［12］“外源性的”在这种语境下的使用，是作为“文化”的同义词。在后来，博厄斯使用这一用法，以“外因”（exogene）来指代文化过程。参见博厄斯：“种族纯洁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Racial Purity），《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3（1924），第164页；有关“外源性”术语的进一步信息，请参见弗里曼：“社会生物学：人类学的‘反对学科’”（Sociobiology: The "Anti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见蒙塔古（A. Montagu）编：《社会生物学检视》（Sociobiology Examined）（New York, 1980），第216页。

［13］菲尔绍（R. Virchow）：“现代情形中科学的自由”（The Liberty of Science in the Modern State），《自然》17（1877），第72页；哈科尔：《科学与教义中的自由》（Freedom in Science and Teaching）（London, 1879），第7页。

［14］博厄斯：“鲁道夫•菲尔绍的人类学工作”（Rudolf Virchow's Anthropological Work），《科学》16（1902），第441页；克鲁伯：“弗朗兹•博厄斯其人”，第10页；拉丁：“原始人的心智”，《新共和》98（1939），第303页。

［15］博厄斯：“种族”（Race），《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3（1934），第34页；同上作者：“人类学中的心理学问题”（Psychological Problem in Anthropology），《美国心理学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1（1910），第373页。

［16］魏茨（T. Waitz）：《人类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London, 1863），第3页。

［17］同上，第74页；贝克尔（E. Becker）：《迷失的人类科学》（The Lost Science of Man）（New York, 1971），第113页。

［18］斯托金：《种族、文化与进化》，第134页；克鲁伯：“弗朗兹•博厄斯其人”，第7页；克拉克洪、普鲁斐：“成型年代的影响”，第22页；博厄斯：“人类学研究的目的”（1932），见《种族、语言与文化》，第246页；同上作者：《原始人的心智》（New York, 1911），第64、75页；同上作者：“民族学的目的”，第633页；同上作者：《移民遗传中身体形态的变化》（Changes in the Bodies form of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Washington, D. C., 1911），第39页。

［19］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第3页；同上作者：“由种族决定的人类能力”（Human Faculty as Determined by Race），《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学报》（Proceeding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43（1894），第318页。

［20］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第43页；同上作者：“种族纯洁的疑问”，第163页。

［21］博厄斯：“英属哥伦比亚的海岸部落”（The Coast Tribes of British Columbia），《科学》9（1887），第289页。同上作者：“民族学的目的”，第627页；“印第安神话的发展”（The Growth of Indian Mythologies），《美国民俗学学报》9（1896），第11页；同上作者：“论交替的语音”（On Alternating Sounds），《美国人类学家》2（1889），第47页；斯托金：《种族、文化与进化》，第159页。

［22］博厄斯：“人类学比较方法的局限性”（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Anthropology），《科学》4（1896），第908页；同上作者：“原始人的心智”，第5页。

［23］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第3页；古德里（W. K. C. Guthrie）：《博学者》（The Sophists）（Cambridge, 1971），第21页；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卢梭，人类学之父”（Rousseau, Father of Anthropology），《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快讯》（UNESCO Courier）3（1963），第11页。

［24］罗维：《民族学理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New York, 1937），第17页；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第42页。

［25］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第231页；斯托金：《种族、文化与进化》，第264页。

［26］达文波特：《与优生学有关的遗传》（New York, 1911），第iv页；同上作者：“环境优生学与优生学”（Euthenics and Eugenics），《通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78（1911），第20页。

［27］达文波特：“环境优生学与优生学”，第18页。

第三章　文化决定论的兴起

［1］佩尔：“遗传学与优生学”，《优生学评论》3（1911）第335页；同上作者：“控制人类的进化”，《转盘》53（1912），第49页；佩尔森：《优生学的基础工作》（The Ground work of Eugenics）（London, 1912），第49页。

［2］荷恩肖（L. S. Hearnshaw）：《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 Psychologist）（London, 1979），第23页；“心理特质的遗传”（The Inheritance of Mental Character），《优生学评论》4（1912），第200页；米德：“1925—1939”，见米德：《来自南海》（New York, 1939），第x页。

［3］佩尔：“控制人类的进化”，第49页；达文波特：“环境优生学与优生学”，《通俗科学月刊》78（1911），第20页。“优生学记录办公室”（The Eugenics Record Office），《科学》39（1913），第553页；罗森博格（C. E. Rosenberg）：“查尔斯•本尼迪克特•达文波特与人类遗传学的开端”（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 and the Beginning of Human Genetics），《医学历史公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35（1961），第270、217页；达文波特：“一些情绪特质的遗传”（Heredity of Some Emotional Traits），《大英科学促进联合会第84次（1914，澳大利亚）会议报告》（Report, Eight-Fourth Meeting,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ustralia, 1914）（London, 1915），第419页；同上作者：“遗传、有罪性、值得赞颂的地方、惩罚和报酬”（Heredity, Culpability, Praiseworthiness, Punishment and Reward），《通俗科学月刊》83（1913），第36页。

［4］达尔文：“对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遗传性天才》的评论”，《优生学评论》6（1914），第251页；埃尔德顿、卡尔•佩尔森：《后天与先天的相对力量》（London, 1915），第30页；罗森博格：“查尔斯•本尼迪克特•达文波特与人类遗传学的开端”，第273页。

［5］奥斯本：“序言”，见格兰特：《伟大种族的流逝》（London, 1921；初版1916），第viii页；金汉姆（R. D. Kingham）：“对H. 贝克尔《种族改良或优生学》的评论”（review of Race Improvement or Eugenics by H. Baker），《优生学评论》5（1913），第178页；林德赛（J. A. Lindsay）：“对B.爱默思《优生学诸原则》的评论”（review of Pricipies of Eugenics by B. James），《优生学评论》6（1915），第318页；“学院中的优生学”（Eugenics in the college），《遗传学学报》，5（1914），第186页；帕克尔（G. H. Parker）：“作为公共服务的优生学运动”（The Eugenics Movement as a Public Service），《科学》41（1915），第345页；鲁科尔：“更多的‘优生学法则’”，《遗传学学报》6（1915），第219页；霍勒尔：《美国思想界中的遗传学态度》（New Brunswick, 1963），第150页；“对格兰特《伟大种族的流逝》的评论”，《遗传学学报》8（1917），第40页；米德：1973年版“序言”，《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 1973）；“对萨利比《优生学的进展》的评论”，《民族》100（1915），第606页；波普诺：“先天，还是后天？”《遗传学学报》6（1915），第227页；卡斯特尔和其他人：《遗传与优生学》（Chicago, 1912），第309页。

［6］罗维：“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新共和》9（1916），第16页；华莱士：“人类种族的起源与从自然选择理论推导出的人类古代”，《伦敦人类学学会学报》2（1864），第187页。

［7］博厄斯：“优生学”，《科学月刊》3（1916），第417页；鲁德梅尔（K. M. Ludmerer），《遗传学与美国社会：一项历史评估》（Genetics and American Society: An Historical Appraisal）（Baltimore, 1972）116页。

［8］克鲁伯：“通过巫术的遗传”（Inheritance by Magic），《美国人类学家》18（1916），第34页；“人类学”（Anthropology），见《新国际年鉴》（The New International Year Book）（New York, 1918），第32页；克鲁伯：“论超有机体”（The Superorganic），《美国人类学》19（1917），第176、189页。

［9］克鲁伯：《文化的本质》（The Nature Culture）（Chicago, 1952）；同上作者：“阿拉帕霍人中的装饰象征主义”（Decorative Symbolism of the Arapaho），《美国人类学家》3（1901），第332页。

［10］克鲁伯：“未开化民族的道德”（The Morals of Uncivilized People），《美国人类学家》12（1910），第437页。

［11］比尔（G. de. Beer）：《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Melbourne, 1963），第183页；鲁德梅尔：《遗传学与美国社会》，第45页；华莱士：“达尔文主义的当前地位”，《当代评论》94（1908），第129页；德福里（H. De Vries）：“突变理论的诸原则”（The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of Mutation），《科学》40（1914），第77页；贝特森：“大英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就职演讲（8月14日，墨尔本；8月20日，悉尼）”，（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Melbourne, 14 August, Sydney, 20August）《科学》40（1914），第287、319页；克鲁伯：“通过巫术的遗传”，《美国人类学家》第27页。

［12］罗维：“理论民族学”（Theoretical Ethnology），《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13（1916），第398页；同上作者：《民族学理论的历史》（New York，1937），第200页；1910年，在“未开化民族的道德”一文中，克鲁伯将“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两个术语视为等同。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论文中说（正如斯托金指出的那样），“克鲁伯对‘文化’一词的德语联系过于敏感……阻止了他使用这一术语”。他使用了“历史”（history）、“文明”（civilization）、“社会”（the social）等词来代替它。见斯托金：《种族、文化与进化》（New York, 1968），第267页。

［13］克鲁伯：《阿尔弗雷德•克鲁伯：一幅个人肖像》（Alfred Kroeber: A Personal Configuration）（Berkeley, 1970），第90页；哈伯林：“反宣言”（Anti-Profession），《美国人类学家》17（1915），第768页；罗维：“心理学与社会学”，《美国社会学学报》21（1915），第218页；克鲁伯：“通过巫术的遗传”，第29页；同上作者：“无需巫术的遗传”（Heredity without Magic），《美国人类学家》18（1916），第294页。

［14］克鲁伯：“无需巫术的遗传”，第295页；同上作者：《文化的本质》第9页。

［15］克鲁伯：“通过巫术的遗传”，第26页；帕克尔：《什么是进化？》（What is Evolution?）（Cambridge, Mass., 1926；初版1925），第97页。

［16］韦伯斯特：“国家科学院年度会议”（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民族》100（1915），第475页；摩尔根、斯德特万特、穆勒、布里奇：《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机制》（The Mechanism of Mendelian Heredity）（New York, 1915）；亨廷顿（E. Huntington）：“遗传与人类责任”（Heredity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耶鲁评论》（Yale Review）6（1917），第668页；鲁德梅尔：《遗传学与美国社会》（Baltimore, 1972），第34页。

［17］孔克林（E. G. Conklin）：《人类发展中的遗传与环境》（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Princeton, 1930；初版1915），第125页。

［18］罗维：“普遍主义者的谬论”（The Universalist Fallacy），《新共和》13（1917），第4页；厄内斯特•黑克尔从1870年代就积极地宣传着“对整体的一元论解释”。对罗维来说，哈科尔是“鲁莽的进化论信念预言家”。克鲁伯：“论超有机体”，《美国人类学家》19（1917）：第163页；同上作者：《文化的本质》，第22页。

［19］克鲁伯：“论超有机体”，《美国人类学家》19（1917），第177页。

［20］同上，第209、213页；德福里：“突变理论的诸原则”，《科学》40（1914），第77页；克鲁伯：《文化的本质》，第9页。

［21］罗维：《文化与民族学》（New York, 1919；初版1917），第66页；“人类学”，《新国际年鉴》，第32页；罗维：“普遍主义者的谬论”，《新共和》13（1917），第4页。

［22］克鲁伯：“以流行中的变化为例论文明中的秩序原则”（On the Principle of Order in Civilization as Exemplified by Changes in Fashion），《美国人类学家》21（1919），第263页。

［23］克鲁伯：“论超有机体”，《美国人类学》19（1917）第193页；罗维：《民族学理论的历史》，第200页；利奇（E. Leach），《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 1982），第32页。依照涂尔干社会学理论的规则，因为完全将生物学变量排除在外的原因，大不列颠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社会人类学尽管各有侧重，但都和美国文化人类学一样，在同一个基本范式内运作。萨丕尔（E. Sapir），“我们真的需要‘超有机体’吗？”（Do We Need a “Superorganic?”），《美国人类学家》21（1919），第441页；同上作者：1917年7月10日给罗维的信（奥塔瓦），见《爱德华•萨丕尔给罗伯特•H.罗维的信札》（Letters from Edward Sapir to Robert H. Lowie）（未出版，1965），第25页。

［24］斯托金：《种族、文化与进化》（New York, 1968），第302、303页；达尔内：“美国人类学的发展，1879—1920”（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79—1920）（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69），第421页；克鲁伯：“论超有机体”，第183页；库恩（T. S. Kuhn）：《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Chicago, 1978），第297页；哈勒（L. J. Halle）：《意识形态的想象力》（The Ideological Imagination）（London, 1972），第5页。

［25］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美国民俗学学报》14（1901），第11页；邦泽尔（R. Bunzel）：见米德与邦泽尔编：《美国人类学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New York, 1960），第400页；勒瑟（A. Lesser）：“弗朗兹•博厄斯”，见斯尔维曼编（S. Silverman）：《图腾与教师：关于人类学历史的观点》（Totems and Teachers: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New York, 1981），第3页。

［26］格里高利（W. K. Gregory）：“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的高尔顿学会”（The Galto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an），《科学》49（1919），第267页。

第四章　博厄斯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萨丕尔：“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y），《自由人》1（1920），第377页；达尔内：“美国人类学的发展，1879—1920”（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69），第xxxxii页。

［2］萨丕尔：“原始社会”，《自由人》1（1920）第377页；同上作者“原始人性与人类学”（Primitive Humanity and Anthropology），《转盘》69（1920），第532页；参见米德于1975年6月2日为图津（D. F. Tuzin）所作序言中的评论，《依阿希塔的阿拉佩什人》（The Ilahita Arapesh）（Berkeley, 1976），第xvi页，这样米德“从罗维的《原始社会》吸收了不少思想”；博厄斯：“优生学”，《科学月刊》3（1916），第476页。

［3］拉夫林（H. L. Laughlin）：“优生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优生学评论》11（1919），第53页；罗维：“优生学之父”，《自由人》1（1920），第471页；“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ugenics），《遗传学报》3（1916），第219页。

［4］洛思罗普•斯托达德（L. Stoddard）：《高涨的肤色潮流》（The Rising Tide of Color）（New York, 1920）；博厄斯：“创造一个伟大种族”，《新共和》9（1917），第305页；同上作者：“作战中的民族”（Peoples at War），《美国体质人类学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1（1918），第363页；格兰特：“对有关民主与遗传的文章的讨论”（Discussion of Article on Democracy and Heredity），《遗传学报》10（1919），第165页；同上作者：《伟大种族的流逝》，第四次修订版（London, 1921），第17页；奥斯本：“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欢迎词”（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ugenics: Address of Welcome），《科学》54（1921），第312页；达文波特：“优生学的研究”，《科学》54（1921），第394页。

［5］奥斯本：“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欢迎词”，《科学》54（1921）第313页；阿达米（G. Adami）：“真正的贵族”（The True Aristocracy），《优生学评论》14（1922），第185页。

［6］博厄斯：“对洛思罗普•斯托达德的《高涨的肤色潮流》的评论”（review of 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by L. Stoddard），《民族》111（1920），第656页；罗维：“优生学之父”，第473页；格兰特：《伟大种族的流逝》，第16页；罗维：“格兰特先生的辩解书”（Mr. Grant's Apologia），《自由人》4（1922），第476页。

［7］博厄斯：“对《高涨的肤色潮流》的评论”，《民族》111（1920）第656页；罗维：“优生学之父”，第472页。

［8］华生（J. B. Watson）：“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20（1913），第158页；哈格提（M. E. Haggerty）：对华生的《行为主义》的评论（review of Behavior by Watson），《哲学学报》（Journal of Philosophy）13（1916），第470页；韦尔斯：“反本能谬论”（The Anti-Instinct Fallacy），《心理学评论》30（1923），第229页。

［9］伍德沃斯（R. S. Woodworht）：“约翰•布罗丢斯•华生，1873—1958”（John Broadus Watson, 1873—1958），《美国心理学学报》72（1959），第305页；坎特尔（J. R. Kantor）：“人类本能的一个功能性解释”（A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Instincts），《心理学评论》27（1920），第52页；郭（Z. Y. Kuo）：“在心理学中放弃本能”（Giving Up Instincts in Psychology），《哲学学报》18（1921），第658页；坎特尔：《心理学诸原则》（Principles of Psychology）（New York, 1924），第172页；华生：《行为主义》（Behaviorism）（New York, 1924），第74页。

［10］郭：“一个没有遗传的心理学”（A Psychology without Heredity），《心理学评论》31（1924），第438页；贝尔纳德（L. L. Bernard）：《本能：一项社会心理学研究》（Instinct: A Study in Social Psychology）（London, 1924），第524页；杜威（J. Dewey）：《人类本性与行为：社会心理学导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 1922），第95页。

［11］巴士利：“遗传与进步”，《美国信使》1（1924），第222页。

［12］博厄斯：“种族纯洁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Racial Purity”），《美国信使》3（1924），第163页。

［13］米德：《黑莓的冬天》（Blackberry Winter）（New York, 1972），第111页；克鲁伯：“弗朗兹•博厄斯其人”，《美国人类学协会论文集》61（1943），第15页；米德：《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工作》（anthropologists and What They Do）（New York, 1965），第157页；同上作者：《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London, 1959），第4页；同上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New York, 1974），第3页；同上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2（1968），第48页；米德曾经记录，从1923年2月开始，她不仅视本尼迪克特为一位老师，也视为一位朋友。然而，她继续称她为“本尼迪克特夫人”，并且直到她们的关系“几乎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同事和亲密朋友，以及她在1923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黑莓的冬天》，第115页）。

［14］戈登威泽：“社会的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the Social），《美国人类学家》19（1917），第448页；萨丕尔：1922年6月25日在奥塔瓦给本尼迪克特的信，见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49页。

［15］本尼迪克特：“先天与后天”，《民族》118（1924），第118页；同上作者：“迈向社会心理学”（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民族》119（1924），第51页；克鲁伯：《人类学》（London, 1923），第3页。

［16］米德：《黑莓的冬天》，第113页；同上作者：《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67页；见本尼迪克特于1923年3月7日的日记，在和米德谈话之后，“她靠着我，像靠着一个软垫椅和一个火炉”。

［17］米德：《黑莓的冬天》，第111页；奥格本：《关于文化和起源本质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with Respect of Culture and Original Nature）（New York, 1950；初版1922），第11页；米德：“回顾与展望”（Retrospects and Prospects），见格拉德温、斯德特万编：《人类学与人类行为》（Anthropology and Human Behavior）（Washington, D. C., 1962），第121页。

［18］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68、69、121、286页；同上作者：《黑莓的冬天》，第114页；同上作者：“玻利尼西亚的等级”（Rank in Polynesia），《大英科学促进联合会第92次会议报告》（Report, Ninety-Second Meeting,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London, 1924），第421页。

［19］米德：“博厄斯门下的学徒生涯”（Apprenticeship under Boas），《美国人类学协会论文集》89（1959），第42页；同上作者：“回顾与展望”，《人类学与人类行为》第122页；霍尔：《青春期》（Adolescence）（New York, 1904），2卷本；莱斯：《青春期：发展、关系与文化》（Boston, 1975），第12页；门肯（H. L. Mencken）：“性的躁动”（The Sex Uproar），《民族》119（1924），第91页；米德：《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Letters from the Field, 1925—1975）（New York, 1977），第19页：“我猜想，我的年龄和体格——大约23岁，5英尺2.5英寸高，体重98磅——与他的选择有关。”米德认为，看起来，博厄斯选择青春期作为一个调查问题，是因为他自己对G.斯坦利•霍尔著作的了解，并且不同意他的观点。博厄斯曾于1889—1892年间在克拉克大学与霍尔同过事。赫斯科维茨：《弗朗兹·博厄斯》（New York, 1953），第13页。

［20］米德：《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第19页；同上作者：“博厄斯门下的学徒生涯”，《美国人类学协会论文集》89（1959），第42页；“与玛格丽特•米德和T.乔治•哈里斯关于人类学吋代的一次谈话”，《今日心理学》4（1970），第62页；米德：《黑莓的冬天》，第129页。

［21］米德：《黑莓的冬天》，第132页。

［22］米德：《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第23页；索默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一片树叶的颤动》（The Trembling of a Leaf）（London, 1921），第250页。

第五章　米德给了博厄斯一个绝对的答案

［1］米德：《黑莓的冬天》（New York, 1972），第137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 1969），第xviii页。

［2］米德：《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New York, 1977），第26页。

［3］同上，第29页；若内尔（R. P. Rohner）在他的“弗朗兹·博厄斯：西北海岸的民族志者”（Franz Boas: Ethnographer on the Northwest Coast），见赫尔姆（J. Helm）编：《美国人类学先驱》（Pioneers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Seattle, 1966），第210页，其中记录说，在美洲西北海岸的田野工作期间，博厄斯很少住进印第安家户或社区之中，反而更喜欢待在“一个旅馆或其他公众住所中，步行就可以到达他想要工作的村庄。”

［4］米德：《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第28页。

［5］尽管米德似乎没有丝毫的暗示，这种亲密的伴护，应该是一个防止莫托托洛，即偷偷摸摸的强奸的安全措施，而一个萨摩亚村庄总是存在着这种强奸的可能性；见第十六章。

［6］米德：《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第30页以下；同上作者：《黑莓的冬天》，第148页以下；同上作者：“太平洋群岛中的田野工作，1925—1967”（Field Work in the Pacific Islands，1925—1967），见戈德（P. Golde）编：《田野中的女人们》（Women in the Field）（Chicago, 1970），第318页。

［7］米德：《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第30页；同上作者：《黑莓的冬天》，第150页。

［8］布赖恩（H. F. Bryan）：《美属萨摩亚：一个官方综合报告》（American Samoa: A General Report by the Governor）（Washington, D. C., 1927），第47页以下；雷博维茨（A. H. Leibowitz）：“美属萨摩亚：一个文化的衰落”（American Samoa: Decline of a Culture），《加利福尼亚西方国际法学报》（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10（1980），第220页。

［9］布赖恩：《美属萨摩亚：一个官方综合报告》，第4页以下；格雷（J. A. C. Gray）：《亚美利加⁽²⁾萨摩亚：美属萨摩亚与其美国海军政府管理的历史》（Amerika Samoa: A History of American Samoa and Its United States Naval Administration）（Annapolis, 1960），第187页；米德：《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第55页；朱迪（A. F. Judd）：延伸的注释、民族学及其他，美属萨摩亚，1926年2月15日—4月2日；《图图依拉、俄福和塔乌三岛》，伯尔斯·P.毕肖普博物馆图书馆，第29页。在《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 1973）第266页中，米德指出，1926年，马努阿是“萨摩亚最原始的部分”。这不是事实。在那个时候，并且直到1941—1946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西萨摩亚依然有众多的村庄，比米德工作过的马努阿地区的卢马、修法加、法利沙欧等村庄，更少接触到西方制度和价值观。

［10］当米德于1925年11月抵达塔乌岛，她仅仅学习了10周的萨摩亚语。之后，她就成为了讲英语的霍尔特家中的一员。她对令人生畏的萨摩亚语的掌握，包括它从等级和古老传统发展而来的复杂的专用名词，离完美相距甚远。例如，米德在1928年第一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再版于1973年，莫罗平装本版）中，她所列出的15个萨摩亚语词汇中，有不下于7处错误，其中几个错得不可思议。关于米德使用萨摩亚语言的水平的一个详细说明，参见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的《马努阿的社会组织》（1930、1969）：一些勘误”（Social Organization of Manu'a (1930 and 1969) by Margaret Mead: Some Errata），《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81（1972）第70—78页。

［11］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米德使用的是“puberty（青春期）”这一术语，和我们现在使用的“menarche（初潮）”同义。

［12］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282页。

［13］米德：《黑莓的冬天》，第151页；同上作者：“重返萨摩亚”（Return to Samoa），《红书》（Red-book）139（1972），第29页；诺贝尔（A. M. Noble）：《美属萨摩亚政府的规则与秩序》（Regulations and Orders for the Government of American Samoa）（San Francisco, 1921），第53页；米德：《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第45页以下。

［14］朱迪：延伸的注释、民族学及其他，美属萨摩亚；米德：《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第55页。

［15］在19世纪晚期，在一次与古老传统的突然决裂中，拥有一半英国血统一半萨摩亚血统、其家庭拥有地方影响力的玛格丽特·扬（Margaret Young）就职为图依，即马努阿的王后。史蒂文斯（《罗伯特·路易·史蒂文斯书信集》（The Letters of Robert Louis Stevenson），S.寇文编（London, 1899），II，第338页），在1894年访问马努阿之后，在一封给亨利·詹姆斯的信中，是这样描写她的：一个大约20岁的步履轻快的混血儿，“整天穿着一件粉红色长袍，坐在门前有四分之一英亩玫瑰花的一座白色欧式房子里，盯着村庄大道上的棕榈树，听着海浪的声音”。第二年，年仅23岁的玛格丽特·扬遭遇横死：一盏打翻了的油灯点燃了她睡觉的蚊帐。经历了这场可怕的事故之后，马努阿的酋长们规定，从那以后，妇女们将被禁止授予头衔和参加福努会。米德，和玛格丽特·扬一样，有个萨摩亚名字叫“玛克丽塔（Makelita）”，可能被那些马努阿人当成了同一个人；米德有一张在塔乌的照片，她穿着玛格丽特·扬编织的一件仪式性礼裙，并且违反萨摩亚习俗，坐在一条捕鲣的独木舟上。参见米德：“一个原始民族中万物有灵论的消逝”（A Lapse of Animism among a Primitive People），《心灵》（Psyche）9（1929），第74页：“任何妇女都不准触摸捕鲣的独木舟”。

［16］米德：《黑莓的冬天》，第151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xviii页。

［17］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224页以下；同上作者：《黑莓的冬天》，第156页。

［18］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第292页。

［19］本尼迪克特：“向社会心理学进军”，《民族》119（1924），第51页；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202页；米德报道，当里奥·福琼看到本尼迪克特编辑的诗选，读到爱米·罗维尔的诗歌时，他抬起头问：“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谈着模式的原因？”

［20］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301页；同上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New York, 1974），第34页。

［21］米德：《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工作》，第121页；同上作者：《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208页。

［22］米德：《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工作》，第121页以下。

［23］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206页以下；同上作者：《黑莓的冬天》，第195页；本尼迪克特：“西南诸文化中的心理类型”，见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248页以下。

［24］本尼迪克特：“风俗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stom）（1929），见卡尔维顿（V. F. Calverton）编：《人类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n）（New York, 1931），第815页；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206页以下；同上作者：《黑莓的冬天》，第195页。

［25］本尼迪克特：“西南诸文化中的心理类型”，第261页；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80页以下；同上作者：《三个原始社会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1935），见《来自南海》，第292页。

［26］米德：《为了古老的新生活》，第107页；同上作者：《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305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83页。

［27］米德：“1949年版序言”（Preface to the 1949 Edition），《萨摩亚人的成年》（Mentor Books, New York, 1949），第ix页。

［28］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289页；同上作者：“南海对于养育儿童的启发”（South Sea Hints on Bringing up Children），《父母亲杂志》（Parents' Magazine）4（1929），第22页。

［29］“与玛格丽特·米德和T.乔治·哈里斯关于人类学时代的一次谈话”，《今日心理学》4（1970），第66页。

［30］米德：与A.库柏的访谈，B. B. C.，1976。

［31］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97页。

［32］“与玛格丽特·米德和T.乔治·哈里斯关于人类学时代的一次谈话”，《今日心理学》4（1970），第66页；米德：《黑莓的冬天》，第121页。

［33］爱普斯坦（J. Epstein）：《自传》（Epstein: An Autobiography）（London, 1963），第131页。

［34］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309页；同上作者：《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工作》，第125页。

［35］博厄斯：序言，见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ix页；同上作者：《人类学与现代生活》（New York, 1928），第186页。

［36］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310页。

［37］华生：《行为主义的方法》（New York, 1928）。华生认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是“一种伏都教⁽³⁾仪式”和“鬼神学对科学的取代”；同上作者，“无意识的神话”，《哈帕杂志》155（1927），第729页。1920年代的博厄斯学派学者也持有非常近似的观点。1926年3月，本尼迪克特（见《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第305页）写信告诉米德，当时已经访问过纽约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一样对心理分析表示怀疑，感觉到它只适合极端主义者。米德关于萨摩亚的著作也反映了这一姿态。在《萨摩亚人的成年》（第212页）中，她报道，较大的家庭共同体似乎能够确保儿童“避免发展出那些已经被标签化为俄狄浦斯情结、恋父情结等曲折的心理态度”。在《男性与女性》（Male and Female）（Harmondsworth, 1962），第124页中，她还断言：“萨摩亚文化可能比任何已知社会都更清晰地展示了，对俄狄浦斯情节的悲惨或轻松的解决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内在关系之上的；而且它压根儿就不是年幼儿童的生物性冲动所引起的。”而我自己于1966—1967年间在萨摩亚的研究表明，俄狄浦斯情结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38］卡尔维顿：“对行为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Behavior），《现代季刊》（Modern Quarterly）4（1927），第302页。

［39］芬尼（R. L. Finney）：“文化与人类的原初本质”（Culture and the Original Nature of Man），《应用社会学学报》（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11（1927），第343页。

［40］本尼迪克特：“先天与后天”，《民族》118（1924），第118页；对《萨摩亚人的成年》的评论，《哲学学报》26（1929），第110页。

第六章　米德对萨摩亚人的描述

［1］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 1973），第8、11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 1930），第55页。

［2］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98页；米德关于萨摩亚人的生活不会有大灾难的威胁这一陈述，几乎就不是事实，因为萨摩亚岛屿经常会受到飓风的严重袭击。例如，布赖恩在《美属萨摩亚》（Washington, 1927）就记录，1915年1月10号的飓风中，教堂、校舍和绝大多数的马努阿人的房屋都被刮倒，更大面积的庄稼也遭到毁灭。事实上，飓风过后带来的食物短缺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超过一半以上的马努阿人口不得不被运送到图图依拉岛，并在那里维持了数月之久。1926年1月1日，米德亲自在马努阿逗留期间，又有一次严重的飓风袭击。她自己还在《黑莓的冬天》（New York, 1972）第150页中描写说，飓风“破坏了村庄里的每一所房屋，并毁灭了庄稼”。

［3］米德：《男性与女性》（Harmondsworth, 1962），第100、201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22、170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Samoan Culture），《皇家人类学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58（1928），第418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The Samoans），见米德编：《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Primitive Peoples）（New York, 1937），第308页。同上作者：“1925—1939”，见《来自南海》（New York, 1939），第xxvi页。

［4］米德：《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London, 1959），第547页；同上作者：《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工作》（New York, 1965），第141页。

［5］米德：《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Growing up in New Guinea）（1930），见《来自南海》（New York, 1939），第219、234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第309、502页；同上作者：“1925—1939”，第xxvi页；同上作者：“两个南海教育实验及其对美国的启示”（Two South Sea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and Their American Implications），《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公报》31（1931），第495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51、157、158、200、207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学会学报》58（1928），第494页。

［6］米德：“跨文化视野中的创造性”（Creativity in Cross-Culture Perspective），见安德森编：《创造性及其培养》（Creativity and Its Cultivation）（New York, 1959），第225、231页；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第123页；同上作者：“人类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见梅特洛编（R. Metraux）：《一些个人观点》（Some Personal Views）（New York, 1979），第211页。

［7］米德：《男性与女性》，第120、201页；同上作者：“原始社会中未婚成年人的性生活”（The Sex Life of the Unmarried Adult in Primitive Society），见威厄（I. S. Wile）编：《未婚成年人的性生活》（The Sex Life of the Unmarried Adult）（London, 1935），第62页；同上作者：“青春期的背后是早期孩提时代”（Back of Adolescence Lies Early Childhood），《儿童教育》（Childhood Education）18（1941），第58页；同上作者：“破碎的家”（Broken Homes），《民族》128（1929），第254页；同上作者：“萨摩亚的父母亲和儿童”（Parents and Children in Samoa），《儿童研究》（Children Study）9（1932），第232页；同上作者：《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第239页；同上作者：“南海对于养育儿童的启发”，《父母亲杂志》4（1929），第2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213页；同上作者：“社会变迁与文化替代”，《教育社会学学报》14（1960），第96页。

［8］米德：“南海对于养育儿童的启发”，《父母亲杂志》4（1929）第50页；同上作者：“青春期的背后是早期孩提时代”，《儿童教育》18（1941），第59页。

［9］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91页；同上作者：“工作和游戏中的萨摩亚儿童”（Samoan Children at Work and Play），《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28（1928），第63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学会学报》58（1928），第487、494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61页。

［10］米德：《男性与女性》，第99、124、202页。

［11］米德：“工作和游戏中的萨摩亚儿童”，第633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23、25、159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学会学报》58（1928），第487页。

［12］米德：“萨摩亚人”，《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第302、308页；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第201页；《萨摩亚人的成年》，第35页。

［13］米德：“嫉妒：原始的与文明的”（Jealousy: Primitive and Civilized），见舒马尔豪森、卡尔维顿编：《女性的成年：一个讨论会》（Woman's Coming Age: A Symposium）（New York, 1931），第43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第304页；同上作者：“作为一个萨摩亚女孩的生活”（Life as a Samoan Girl），见《都是真的！当今十位女性身上发生的真实历险记》（All True! The Record of Actual Adventures that Have Happended to Ten Women of Today）（New York, 1931），第106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学会学报》58（1928），第492页。

［14］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7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学会学报》58（1928），第493、495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第287页。

［15］米德：“萨摩亚人”，《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第302、474页；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第360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第484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168页。

［16］米德：《三个原始社会的性别与气质》（1935），见《来自南海》（New York, 1939），第285页；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第361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第494页；同上作者：“作为一个萨摩亚女孩的生活”，《都是真的：当今十位女性身上发生的真实历险记》，第99页；同上作者：对N. A.罗《航海神保佑下的萨摩亚》的评论（review of Samoa Under the Sailing Gods by N. A. Rowe），见《民族》133（1931），第138页；同上作者：《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工作》，第141页；《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98页。

［17］米德：“萨摩亚人”，《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第304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第495页；同上作者：“一个原始民族中万物有灵论的消逝”，《心灵》9（1928），第269页；同上作者：“社会变迁与文化替代”，《教育社会学学报》14（1960），第96页。

［18］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26、161、164、277页；同上作者：“萨摩亚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in Samoa），《美国信使》16（1929），第269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80页和第86页；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第100、124页。

［19］米德：“萨摩亚的美国化”，第269页；同上作者：“原始社会中未婚成年人的性生活”，第62页；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第119、123、201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05、108、223页；同上作者：“嫉妒：原始的与文明的”，《女性的成年，一个讨论会》，第43、46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84页。

［20］米德：“萨摩亚人”，《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第310页；同上作者：“原始社会中未婚成年人的性生活”，第61页以下；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第192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84页；同上作者：“青春期和发育期的文化背景”（Culture Contexts of Puberty and Adoloscence），《费城心理分析协会公报》9（1959），第6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33、153、157页。

［21］米德：《男性与女性》，第201、220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第487页。

［22］米德：“原始社会中的儿童”（The Primitive Child），见莫奇森（C. Murchison）编：《儿童心理学手册》（A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New York, 1967；初版1933），第914页；同上作者：“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青春期”（Adolescence in Primitive and Modern Society），见卡尔维顿和舒马尔豪森编：《新的一代》（The New Generation）（London, 1930），第179页。

［23］米德：“青春期和发育期的文化背景”，《费城心理分析协会公报》，第6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第308页；同上作者：“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青春期”，《新的一代》，第174页；同上作者：“南海对于养育儿童的启发”，《父母亲杂志》4（1929），第22页。

第七章　神话的成形

［1］休谟（D. Hume）：《一项关于人类理解的调查》（An 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London, 1809；初版1748），II，第86页。

［2］舒马尔豪森：《我们变化着的人性》（Our Changing Human Nature）（New York, 1929），第481页；J. B.华生、R.华生：《幼儿和儿童的心理呵护》（Psychological Care of Infant and Child）（London, 1928），第18页。

［3］《民族》，1929年2月6日；涅芮（S. Nearing）：“苏维埃俄国的儿童”（The Child in Soviet Russia），见卡尔维顿和舒马尔豪森编：《新的一代》，第233页；林德曼（E. C. Lindeman）：“人性正在俄罗斯发生变化？”（Is Human Nature changing in Russia?），《图表纵览》（Survey Graphic）12（1933），第142页；卡尔维顿：“苏维埃俄国的红色爱情”（Red Love in Soviet Russia），《当代季刊》4（1927），第188页。

［4］卡尔维顿：《婚姻的破产》（The Bankruptcy of Marriage）（London，1928），第21页；B.罗素 夫人（Mrs. B. Russell）：导言，见林德赛：《试婚》（The Companionate Marriage）（New York，1928），第xix页；舒马尔豪森：《为什么我们行为不端》（Why We Misbehave）（New York，1928），第14页以下；同上作者：“性革命”（The Sexual Revolution），见卡尔维顿和舒马尔豪森编：《文明社会中的性》（Sex in Civilization）（London，1929），第354页以下。

［5］舒马尔豪森：“性革命”，《文明社会中的性》第391页；萨丕尔：“性的规训”，《美国信使》16（1929），第413页。

［6］科契威（F. Kirchwey）：“南海的性”（Sex in the South Seas），《民族》127（1928），第427页；舒马尔豪森：《我们变化着的人性》，第8页。

［7］罗素（B. Russell）：《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London，1958；初版1929），第107页；埃利斯（Have lock Ellis）：导言，见卡尔维顿和舒马尔豪森编：《文明社会中的性》，第25页；同上作者：“孩提时代和青春期的反常”（Pervers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见卡尔维顿和舒马尔豪森编：《新的一代》，第543页。

［8］卡尔维顿和舒马尔豪森编：《新的一代》，第18、13页。

［9］J. B.华生：《行为主义》（New York，1924），第74页；“‘生理学的心理学’——一个新变化”（Physiological Psychology—A New Variety），《遗传学报》17（1926），第362页。

［10］米德：“原始社会和当代社会中的青春期”，见卡尔维顿和舒马尔豪森编：《新的一代》，第174页；罗维：对《萨摩亚人的成年》的评论，《美国人类学家》31（1929），第532页；德里伯格，对《萨摩亚人的成年》的评论，《男人》29（1929），第179页；B.马林诺夫斯基，见《民族》127（1928），第402页。

［11］斯托金：《种族、文化与进化》，第267页。

［12］埃里克森（Erikson）：《孩提时代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Harmondsworth，1965），第318页；多瑟，见《民族》127（1928），第ii页；门肯：“青春期”，《美国信使》15（1928），第379页；本尼迪克特：“与众不同的年轻一代”，《新共和》57（1928），第50页；同上作者：对《萨摩亚人的成年》的评论，《哲学学报》26（1929），第110页。

［13］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London，1945；初版1934），第21页；博厄斯：“种族”，《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3（1934），第34页。

［14］从1920年代之后，对于博厄斯学派和其他人来说，以下观点非常普遍，即将文化看作是，用鲁德•本泽尔的话来说，“将绝大多数个体倾泻于其中并模塑成型的某种机制件压力”。米德、本泽尔编：《美国人类学的黄金时代》（New York，1960），第576页；在《我们，提科皮亚人》（We, the Tikopia）（London，1936）第418页中，弗思（Firth）写到了，一个社会的成员，是如何像工厂里的原材料一样，从熔炉里出来，被复杂的机械装置的不同部件紧夹着，被锤打、切割、辗轧、扭曲和再加热，被制成适合社会用途的一件工具的。

［15］米德：《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1930），见《来自南海》（New York，1939），第212页；同上作者：“更加全面的田野方法”（More Comprehensive Field Methods），《美国人类学家》35（1933），第15页；同上作者：“1925—1939”，见《来自南海》，第x页；克林博格（O. Klineberg）：《社会心理学》（New York，1940），第492页；此外，在“玛格丽特•米德与心理人类学”，《美国人类学家》82（1980），第349页，许烺光（F. L. K. Hsu）曾指出，正是米德的三部曲，即《萨摩亚人的成年》、《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和《三个原始社会的性别与气质》，以及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引领并坚实地建立起了心理人类学中的国民－性格方法。

［16］L. J.罗素（L. J. Russell）：“人类学与伦理学有关吗？”（Is Anthropology Relevant to Ethics？），《亚里士多德学会》（Aristotelian Society），增补卷，XX（1946），第62页；L. A.怀特：《文化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New York，1949），第154页。

［17］米德：《男性与女性》（Harmondsworth，1962），第68页；同上作者：1961年版序言，《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1961），第3页。

［18］“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观察家》（The Observer），1950年1月29日；埃文恩－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1951），第96页；赫斯科维茨（M. J. Herskovits）：《人及其著作——文化人类学的科学》（Man and His Works: The Science of Culture Anthropology）（New York，1950），第44页。

［19］基辛：《当代萨摩亚：其政府和变迁中的生活》（London，1934），第497页；斯坦纳（W. E. H. Stanner）：《转变中的南海》（The South Seas in Transition）（Sydney，1953），第313页；特里林（L. Trilling）：《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London，1966；初版1955），第116页。

［20］霍尔姆斯（L. D. Holmes）：“马努阿文化的再研究：一个方法论的问题”（A Restudy of Manu'an Culture: A Problem in Methodology）（Ph. D. dis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1957）。

［21］同上，第224、226、227、228页；霍尔姆斯：《塔乌：一个萨摩亚村庄的稳定与变迁》（Ta'ū: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a Samoan Village）（Wellington，1958），第32、41、44、54、56页。

［22］霍尔姆斯：“马努阿文化的再研究：一个方法论的问题”，第232页。

［23］坎贝尔（D. T. Campbell）：“人类学与心理学中共有的方法论相关性”（The Mutual Methological Relevance of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见许烺光编：《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Homewood, III.，1961），第340页。

［24］米德：“1949年版序言”，《萨摩亚人的成年》（Mentor Books, New York，1949），第x页；同上作者：序言，《萨摩亚人的成年》（Modem Library, New York，1953），第3页；同上作者：“序言，1961年版”，《萨摩亚人的成年》（Apollo Edition, New York，1961），第4页。

［25］霍尼格曼恩（J. J. Honigmann）：《理解文化》（Understanding Culture）（New York，1963），第273页；莫里斯•卡尔斯特尔（G. M. Carstairs）《此岛现在：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雷斯演讲，1962》（This Island Now: The B. B. C. Reith Lectures，1962）（Harmondsworth，1963），第49页；乔治·德弗罗（G. Devereux）：《行为科学：从焦虑到方法》（From Anxiety to Method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The Hague，1967），第196页；D.普莱斯－威廉姆斯：“跨文化研究”，见福斯（B. M. Foss）编：《心理学的新视野》（New Horizows in Psychology）（Harmondsworth，1966），第409页；舒斯基（E. L. Schusky）、库尔伯特（T. P. Culbert）：《介绍文化》（Introducing Culture）（Englewood Cliffs，N. J.，1967），第iii、68页；“今日的玛格丽特·米德：世界之母”（Margaret Mead Today：Mother to the World），《时代》（Time），1969年3月21日，第60页。

［26］米德：“结论，1969：有关萨摩亚晚近理论著作的反思”（Conclusion，1969: Reflections on Later Theoretical Work on the Samoans），《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1969），第227页。

［27］1971年11月，在从新几内亚到纽约的途中，米德对美属萨摩亚进行了被《太平洋群岛月刊》（1971年12月，第27页）称为“令人伤感的五日游”。在她于塔乌逗留期间，她参加了一个发电厂的剪彩工作，并会见了许多记得她是那个年轻的调查者的马努阿人。尽管萨摩亚在米德的人类学生涯中占有绝对的重要性，但她没有时间重返西萨摩亚的岛屿。

［28］这一证据醒目地出现在N. A.罗：《航海神保佑下的萨摩亚》（London，New York，1930）；科帕（J. Copp）、法阿弗伊拉·I. 普拉（Fa'afouina I. Pula）：《萨摩亚人的生活之舞》（The Samoan Dance of Life）（Boston，1950）；霍尔姆斯：《塔乌：一个萨摩亚村庄的稳定与变迁》（Wellington，1958）；以及格雷：《亚美利加萨摩亚：美属萨摩亚与其美国海军政府管理的历史》（Annapolis，1960）等著作中。以上这些作品，米德都非常熟悉，因为她曾经评论过若维、霍尔姆斯和格雷，并曾为法阿佛乌伊拉·普拉在科帕的帮助下编辑的萨摩亚人行为记录的事实说明写过一篇序言。此外，当米德于1964年访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研究调查中心时，我曾在1964年11月10日（并不是她在《马努阿的社会组织》1969年版第227页提及的在1965年）一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私人谈话中，就与其萨摩亚描述大相径庭的一系列民族志与历史事实，同她进行过沟通。

［29］1928年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文字上的种种不准确，在我所能检视到的后续版本中，都一再地重复着。

［30］弗里德：《人类学研究》（New York，1972），第5页；《今日人类学》（Del Mar, Calif., 1971），第354页；霍贝尔（E. A. Hoebel）：《人类学：人的研究》（Anthropology: The Study of Man）（New York，1972），第8、44页。

［31］戈贝尔（E. R. Gerber）：“萨摩亚社会中情绪的文化模式形成”（The Cultural Patterning of Emotions in Samoa）（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1975），第126页；我想要补充的是，我对戈贝尔博士论文中杰出的民族志描写怀有崇高的敬意。

［32］鲁宾（V. Rubin）：“感谢玛格丽特·米德”，《人类组织》（Human Organization）38（1979），第194页；罗伯特·A. 勒温纳（Robert A. LeVine）：前言，见赫德特（G. H. Herdt）：《长笛的守护者》（Guardians of the Flutes）（New York，1981），第ix页。

第八章　米德研究的历史背景

［1］玛格丽特·米德：“1949年版序言”，见《萨摩亚人的成年》（Mentor Books, New York，1949），第x页；同上作者：“1961年版序言”，《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1961），第4页；同上作者：“1973年版序言”，《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1973），第2页。在她的1973年版序言中，米德描述说，1969年版的《马努阿的社会组织》已经“鉴于最新的民族志理论进行了修改”。实际上，它是1930年版的内容没有作任何修改就重印的结果；见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的《马努阿的社会组织》（1930—1969）：一些勘误”，《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81（1972），第70—78页。然而，1969年版确实加上了她的一篇新的导言和一个题为“对晚近萨摩亚理论著作的反思”的结论，她在其中涉及了对其萨摩亚描述的批评。

［2］米德：对F. M.基辛、M. M.基辛的《萨摩亚的精英交往》的评论（review of Elite Communication in Samoa, by F. M. Keesing and M. M. Keesing），见《美国人类学家》60（1958），第1233页。

［3］J.威廉姆斯（J. Williams）：“橄榄枝号传教士纵帆船上一次航行的记叙，1832”（Narrative of a Voyage Performed in the Missionary Schooner "Olive Branch"，1832），伦敦传教士协会档案（L. M. S.档案）。（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档案保存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

［4］贝伦斯（E. Behrens）：《穿越南欧以及周游世界的旅行》（Reise durch die Südiänder und um die Welt）（Frankfurt，1737）；德·布干维尔（L. A. de Bougainville）：《1766、1767、1768和1769年间的环球旅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766，1767，1768 and 1769）（London，1722），第278页以下；德•拉•佩鲁兹（J. F. G. de La Pérouse）：《1785、1786、1787和1788年间的环球旅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85，1786，1787 and 1788）（London，1798），III，第61页以下；E.爱德华兹（E. Edwards）、G.汉密尔顿（G. Hamilton）：《被派遣到南海逮捕悬赏叛徒的英国海军舰队潘多拉号的航海记，1790—1791》（Voyage of H. M. S. Pandora Dispatched to Arrest the Mutineers of the Bounty in the South Seas，1790—1971）（London，1915），第48页以下；范·科茨布（O. Von Kotzebue）：《1823、1824、1825和1826年间一次新的环球旅行记》（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23，1824，1825 and 1826）（London，1830），I，第256页以下；威廉姆斯：《关于南海群岛上传教士事业的讲述》（A Narrative of Missionary Enterprises in the South Sea Islands）（London，1837），第324页以下；G. 特纳（G. Turner）：《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Nineteen Years in Polynesia）（London，1861）；穆雷（A. M. Murray）：《1835—1875年间在玻利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40年传教工作》（Forty Years' Mission Work in Polynesia and New Guinea from 1835 to 1875）（London，1876）；G.特纳：《一百年前以及远古时期的萨摩亚》（Samoa A Hundred Years Ago and Long Before）（London，1884）；鲍威尔（T. Powell）：“创世纪和洪水神话的萨摩亚传统”（A Samoan Tradition of the Creation and the Deluge），见《维多利亚研究院学报》（Journal of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Victoria Institute）20（1887），第145—175页；鲍威尔、普拉特：“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Some Folk-Songs and Myths from Samoa），见《新南威尔士皇家学会学报和会议录》（Journal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24—26（1890—1892）；普拉特：“萨摩亚国王和王子的系谱”（The Genealogy of the Kings and Princes of Samoa），见《澳大利亚科学促进联合会报告》2（1890），第655—663页；埃拉：“萨摩亚的古代政府”（The Ancient Government of Samoa），见《澳大利亚科学促进联合会报告》6（1895），第596—603页；斯特尔：《古老的萨摩亚》（London，1897）；G.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London，1910）；蒙法（R. P. A. Monfat）:《萨摩亚最早的传教士》（Les Premiers Missionnaires Sawoa）（Lyon，1923）；维尔克斯（C. Wilkes）：《1838—1842年间美国远征探险队纪实》（Narr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Expedition during the Years 1838—1842）（London，1845），5卷本；黑尔（H. Hale）：《民族志学和文献学》（Ethnography and Philology）（Philadelphia，1846）；厄斯金纳（J. E. Erskine）：《西太平洋群岛巡游记》（Journal of a Cruise among the Islands of the Western Pacific）（London，1853）；W. T. 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或南太平洋群岛中的生活》（Polynesia Reminiscences, or Life in the South Pacific Islands）（London，1866）；特鲁德（T. Trood）：《小岛怀旧（Island Reminiscences）（Sydney，1912）；莫德斯雷（A. P. Maudsley）：《50年前太平洋上的生活》（Life in the Pacific Fifty Years Age）（London，1930）；切奇伍德（W. B. Churchward）：《我在萨摩亚的领事任期》（My Consulate in Samoa）（London，1887）；史蒂文斯：《历史的脚注：在萨摩亚麻烦不断的8年》（A Footnote to History：Eight Years of Trouble in Samoa）（London，1892）；O.斯图贝尔（O. Stuebel），《萨摩亚人的文本》Samoanische Texte）（Berlin，1895）；E.舒尔茨（E. Schultz）：“萨摩亚家庭法以及遗产法中最重要的原则”（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Samoan Family Law and Laws of Inheritance），《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20（1911）第43—53页；A.克拉梅（A. Kramer）：《萨摩亚群岛》（Die Samoa-Inseln）（Stuttgart，1902—1903），2卷本。

［5］R. B. 迪克松（R. B. Dixon）：对G. 布朗的《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评论（review of Melanesians and Polunesians by G. Brown），见《美国人类学家》13（1911），第140页；米德：“1969年结论：对晚近萨摩亚理论著作的反思”，见《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1969），第228页。

［6］米德：“萨摩亚人”，见米德编：《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New York，1937），第282页；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第279页；B. 肖尔（B. Shore）：“萨摩亚的行动理论：玻利尼西亚式困境中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A Samoan Theory of Action：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Order in a Polynesia Paradox）（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hicago，1977），第ix页。

［7］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说，“fa'a Samoa”指的是“图依马努阿家庭的礼貌、习惯”。“Sā”是一个语气词，用作前缀，用来指涉及某个家庭，而“Moa”则是图依马努阿的姓氏。

［8］《美属萨摩亚》（Washington，D. C.，1931），第26页。

［9］布赖恩：《美属萨摩亚：一个官方综合报告》（Washington, D. C.，1927），第58页。对西萨摩亚的Mau更为详尽的说明，参见J. W. 戴维森：《萨摩亚与萨摩亚人：西萨摩亚作为独立国家的出现》（Samoa mo Samoa：The Emergence of the Independent State of Western Samoa）（Melbourne，1967），第114页以下。

［10］里普雷（M. A. Ripley）：“萨摩亚：我们将它海军化还是文明化？”（Samoa: Shall we Navalize or Civilize It？），《民族》122（1926），第393页；韦斯特：《南太平洋的政治进步》（Political Advancement in the South Pacific）（Melbourne，1961），第135页。

［11］格雷：《亚美利加萨摩亚：美属萨摩亚与其美国海军政府管理的历史》（Annapolis，1960），第207页以下。

［12］朱迪：延伸的注释、民族学及其他，美属萨摩亚，1926年2月15日—4月2日；《图图依拉、俄福和塔乌三岛》，第9页（Bemice P. Bishop Library，Honolulu）。朱迪后来成为为了调查自1920年代以来幵始的不平静时期的国会委员会的法律顾问。

［13］韦斯特：《政治进步》，第135页；《美属萨摩亚：在委员会面前的听证会》，第26页；《西萨摩亚》（皇家委员会关于其管理的报告）（Wellington，1927）；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98页。

［14］F. M. 基辛：《当代萨摩亚》（London，1934），第476页；格雷：《亚美利加萨摩亚》，第236页。在1926年进行的一项名为“萨摩亚的文明化”的调查中，米德自己发表观点说：“假如没有附加的外来刺激或尝试去改变生活环境，萨摩亚文化可能保持得与200年前没什么两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73页）。

［15］克拉梅：《萨摩亚群岛》；吉尔森（R. P. Gilson）：《从1830到1900年的萨摩亚：一个多元文化社区的政治》（Samoa 1830 to 1900: The Politics of a Multi-Culture Community）（ Melhourne, 1970）。

［16］当布扎科特和巴弗在1834年访问过萨摩亚时（航海日记，L. M. S. 档案），曾经就萨摩亚的“单一政体”评论说，每一个殖民点，或地方政体，都有它自己的酋长。D. 弗里曼：“萨摩亚村庄社区的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Samoan Village）（伦敦大学人类学学术研究生文凭学位论文，1948）；同上作者：“关于萨摩亚亲属制度和政治权威的一些观察”（Some Observations on Kinship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Samoa），《美国人类学家》66（1964），第554页。

［17］例如（见1918年12月7日的《萨摩亚时报》报道），塔塞阿因为他用棍棒击打另外一个在公众场合发表有关塔塞阿的家庭系谱的陈述者，而被西萨摩亚高等法庭判为有罪。见（G. 法阿拉瓦阿乌（G. Fa'alava'au）（西萨摩亚立法委员会成员之一）在《西萨摩亚邮报》中1941年5月10日的一封信：“散布一个关于与自己竞争的酋长的系谱的不好说法，对于萨摩亚人来说，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比影响整个村庄和使最高等级酋长也卷进来更加严重的冒犯，因为改正它的代价比生命还要昂贵。”埃拉：“萨摩亚的古代政府”，《澳大利亚科学促进联合会报告》6（1895），第598页。克拉梅在1902年出版的大量血统系谱，在那个时代，就包括了32代人。

［18］巴克（P. H. Buck），见给阿皮让纳·尼加塔爵士（Sir Apirana Ngata）的一封信中，转引自孔力费（J. B. Conliffe）：《彼得·巴克爵士的生活》（Te Rangi Hiroa: The Life of Sir Peter Buck）（Christchurch，1971），第156页；法阿弗伊拉·普拉在《萨摩亚人的生活之舞》（Boston，1950）第112页中说，萨摩亚村庄中的法阿鲁派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并补充说，“如果措辞没有得到完美无误的表达，将会导致大麻烦。”在异教时代，这样的麻烦通常意味着战争。

［19］史蒂文森：《历史的脚注》（London，1892），第14页；G. 普拉特，落款为1847年6月18日、萨瓦伊伊的马塔乌图的一封信，L. M. S. 档案；J. 弗雷泽，“关于卡瓦（植物与饮料）的六次独奏”（Six Solos about the Kava（Plant and Drink）），见《新南威尔士皇家学会学报和会议录》25（1891），第96页。

［20］米尔纳：“萨摩亚敬语词汇表”（The Samoan Vocabulary of Respect）,《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学报》91（1961），第304页。参见F. 史蒂文森：《我们的萨摩亚冒险记》）（Our Samoan Adventure）（London，1956），第182页：当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拜访一位极为重要的酋长马塔阿法时，他不得不用他的萨摩亚厨师塔罗罗做翻译，该厨师“因为不能够讲高级酋长的语言，觉得他所说的每一个单词都是对马塔阿法的一次侮辱，为此感到非常惊恐和痛苦，几乎窒息而死”。舒尔茨在他的《萨摩亚人的谚语式表达》（Proverbial Expressions of the Samoans）（Wellington，1965）第92页中记叙，一个象征酋长（titular chief），因为他的仆人们坚持用平民用语“fepulafi”——意思是“凝视，盯着看”，而不是用敬语“sisila”，而变得非常愤怒，并因此杀了他们。

［21］G. 布朗：《自传》（London，1898），第32页以下。

［22］参见G. 特纳：《一百年前以及远古时期的萨摩亚》（London，1884），第175页：“海龟……大块肉，以及任何事物的选择机会，都必须小心稳妥地置于酋长之前。”

［23］戴维森：《萨摩亚与萨摩亚人》，第19页；G. 普拉特，落款为1842年12月1日、萨瓦伊伊的马塔乌图的一封信，L. M. S. 档案；J. 威廉姆斯：《关于南海群岛上传教士事业的讲述》（London，1837），第334页。1966年9月，我参加了瓦阿－诺佛阿托鲁的一次福努会，该次会议由塔乌拉吉、塔乌阿阿拉和萨图鲁玛福努家庭的最高等级酋长和他们的议事酋长组成。尽管议事酋长们在象征酋长之后随即就被呈上了食物，但他们还是被要求等待所有的象征酋长们用餐完毕后才能开始吃东西。

［24］G. 普拉特：“西利亚－埃－沃：他拉”（Silia-i-Vao-a Tala），《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6（1897），第76页。

［25］马萨克：《笔记》，第19页。

［26］戴维森：《萨摩亚与萨摩亚人》，第19页；舒尔茨：“萨摩亚家庭法以及遗产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利尼西亚学会学报》，第46页。

［27］舒尔茨，同上书，第46页；肖尔：“萨摩亚的行动理论”，见本章注6，第180页。

［28］参见布若德·赫尔曼（Cf. Brother Herman）译：《萨摩亚人的制度与习俗》（Institu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Samoans）（Tutuila，1954），第4页：“每个人都知道高级酋长的座位，严格禁止别的任何人（在其上就座）。”

［29］弗雷泽、普拉特：“关于卡瓦的六次独奏”，第105页。

［30］参见J. 弗雷泽：“伊阿勒马拉加”（Ia le Malaga），《新南威尔士皇家学会学报和会议录》26（1892），第293页：“在萨摩亚，（当分发卡瓦酒时）名字从名单上被遗漏，对一个酋长来说，是一个令人忧伤的侮辱。”

［31］霍尔姆斯：“马努阿文化的再研究”（未发表的论文，Northwestern University，1957），第227页。

［32］参见F. A. 扬（F. A. Young）：“萨摩亚的稳定性和变迁”（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amoa），（未发表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Oregon，1976），第38页：“萨摩亚的儿童们从早期开始，就被教育顺从父母亲这一原则。”戈贝尔：“萨摩亚社会中情绪的文化模式形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1975），第37页：“萨摩亚人相信，对任何比自己年长的人都应该尊重和顺从”；肖尔：“萨摩亚的行动理论”，见本章注6，第176页：“顺从是……一条重要而清楚的萨摩亚价值观，尤其是对儿童来说。”

第九章　等级

［1］玛格丽特·米德：《黑莓的冬天》（New York，1972），第151页。米德被拒绝进入福努会（不同于接待观光团体的社会仪式）这一事实，被我1967年在塔乌的调查中，得到了证实。米德：《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New York,1977），第51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学报》58（1928），第492页。在她《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New York，1937）第35页有关萨摩亚的章节中，米德走得更远，断言，如果一个高级酋长想要在福努会上发表自己的演讲，他将会触犯陶塔梯梯（tautalaitiiti）这一“萨摩亚大罪”，即超过自己等级而演讲。

［2］J. 威廉姆斯：“橄榄枝号传教士纵帆船上一次航行的记叙，1832”，L. M. S档案。在一些政治组织中，例如萨瓦伊伊的萨拉依依鲁阿，用肖尔的话来说，存在着“一个象征酋长和议事酋长关系的倒置”，即在审判性福努中，议事酋长拥有主要的发言权；B. 肖尔：“萨摩亚的行动理论：玻利尼西亚式困境中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7），第180页。

［3］R. L. 史蒂文森：《历史的脚注》（Leipzig，1892），第130页。

［4］米德：《合作与竞争》，第304页；T. 鲍威尔：“创世纪和洪水神话的萨摩亚传统”，见《维多利亚研究院及大不列颠哲学学会学报》20（1887），第147页；J. 弗雷泽：“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见《新南威尔士皇家学会学报和会议录》24（1890），第196页。

［5］弗雷泽：“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第213页；鲍威尔：“创世纪和洪水神话的萨摩亚传统”，第157页，参见T. 鲍威尔：落款为1871年7月24日，塔乌的报告，L. M. S. 档案：“图依马努阿是图依所有环境公认的来源。”

［6］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1930），第180页；T. 南丁格尔（T. Nightingale）：《海洋绘略图》（Oceanic Sketches）（London，1835），第86页；T. H. 胡德（T. H. Hood）：《1862年英国舰队“小鹿号”在西太平洋上一次航行的笔记》（Notes of a Cruise in H. M. S. "Fawn" in the Western Pacific in the Year 1862）（Edinburgh，1863），第107页。

［7］米德：“嫉妒：原始的和文明的”，见舒马尔豪森、卡尔维顿编：《女性的成年：一个论坛》（London，1931），第43页；J. 弗雷泽：“马努阿国王塔加洛阿－阿－乌伊、阿里阿－玛图阿和阿里阿－塔玛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agaloa-a-Ui, Ali'a-Matua and Ali'a-Tama, Kings of Manu'a），《新南威尔士皇家学会学报和会议录》26（1892），第299页。

［8］W. T. 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London，1866），第55页；J. A. C. 格雷：《亚美利加萨摩亚：美属萨摩亚与其美国海军政府管理的历史》（Annapolis，1960），第71页。

［9］克拉梅：《萨摩亚群岛》（Stuttgart，1902），I，第15页；S. 埃拉：“‘O Ie Tala ia'Taema maNafanua”，《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6（1897），第154页；T. 赫斯（T. Heath）“阿阿纳战争——一个萨摩亚传说”（The War in A'ana—a Samoan Tale）（1838），L. M. S. 档案；威廉姆斯：《关于南海群岛上传教士事业的讲述》（London，1837），第533页。

［10］米德：“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学报》58（1928），第493页；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第126页；切奇伍德：《我在萨摩亚的领事任期》（London，1887），第55页。

［11］格雷：《亚美利加萨摩亚》，第140页以下。

［12］同上书，第147页。

［13］同上书，第146页。

［14］米德：“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见本章注1，第495页；克拉梅：《萨摩亚群岛》，I，第1页以下。

第十章　合作与竞争

［1］米德编：《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New York，1937）。

［2］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1973），第35页；同上作者：《合作与竞争》，第8页，第301页以下。关于性嫉妒的讨论，见第十六章。

［3］J. 威廉姆斯：“橄榄枝号传教士纵帆船上一次航行的记叙，1832”，L. M. S. 档案。

［4］T. 南丁格尔：《海洋绘略图》（London，1835），第75页。关于棍棒打斗的其他描写，见C. 维尔克斯：《1838—1842年间美国远征探险队纪实》（London，1845），II，第137页；A. 克拉梅：《萨摩亚群岛》（Stuttgart，1903），II，第335页；G. 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London，1910），第340页。

［5］C. 哈迪耶（C. Hardie），落款为1837年12月1日，马诺诺的信，L. M. S. 档案。

［6］J. B. 斯特尔：“关于古代萨摩亚神话和灵魂学的简短笔记”（Jottings on the Mythology and Spirit-Lore of Old Samoa），《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5（1896），第55页。

［7］W. T. 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London，1866），第162页；克拉梅：《萨摩亚群岛》，II，第334页；E. 舒尔茨：《萨摩亚人的谚语式表达》（Wellington，1965），第139页。

［8］G. 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London，1861），第210页以下；J. B. 斯特尔：《古老的萨摩亚》（London，1897），第132页以下。

［9］L. B. 赖特、M. I. 弗莱：《南海的清教徒》（Puritans in the South Seas）（New York，1936），第227页；W. B. 切奇伍德：《我在萨摩亚的领事任期》（London，1887），第142页。阿勒塔·刘易斯（Aletta Lewis）,1929年时在萨摩亚，他报告说，“（人们）对于在村庄公共空地上玩板球有着充满激情的狂热”；见A. 刘易斯：《他们称他们为野蛮人》（They Call Them Savages）（London，1938），第106页。橄榄球也激发了热烈的竞争性，例如，根据1967年4月26日的《萨摩亚公报》，1967年4月在阿皮亚，一支落败的球队的队员和拥趸们用石头、棍棒和拳头“凶狠地攻击了”裁判，致使其面部和头部大面积受伤。

［10］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66/2095，1966。

［11］布若德·赫尔曼：《古老萨摩亚的传说》（Tales of Ancient Samoa）（Apia，1966），第85页；P. H. 巴克，田野笔记，III，第53页，1927年10月11日，伯尼斯·P. 毕肖普博物馆图书馆，火奴鲁鲁；J. D. 弗里曼：“萨纳拉拉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Sanalala），《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56（1947），第297页；克拉梅：《萨摩亚群岛》，I，第153页；S. 奥斯本：《萨摩亚报道》（Samoanische Zeitung），阿皮亚，1901年9月28日；B. 肖尔：“萨摩亚的行动理论：玻利尼西亚式困境中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7），第144页。

［12］霍尔姆斯：“马努阿文化的再研究”（未发表的博士论文，Northwestern University，1957 ），第226页；米尔纳：《萨摩亚语词典》（London，1966），第247页；布若德·赫尔曼翻译：《萨摩亚人的制度与习俗》（Tutuila，1954），第4页；斯特尔：《古老的萨摩亚》，第85页。

［13］G. 普拉特：航海日记，1835，L. M. S. 档案；R. L. 史蒂文森：《历史的脚注》（Leipzig，1892），第16页；T. H. 胡德：《1862年英国舰队“小鹿号”在西太平洋上一次航行的笔记》》（Edinburgh，1863），第77页；F. A. 扬：“萨摩亚的稳定性和变迁”（未发表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Oregon，1976），第10页；M. 麦肯锡（M. MacKenzie）：“比北美洲人更北美洲：移民热情的医学后果，自愿的和非自愿的”（More North American than the North Americans: Medical Consequences of Migrant Enthusiasm，Willing and Unwilled）（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未标明出版日期），第4页。

［14］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2811，1961。

［15］《美属萨摩亚：在美国总统依照第70次国会第89号公共决议所任命的委员会面前的听证会》（Washington, D. C. ,1931），第24页；米德：《合作与竞争》，第299页；F. H. 弗拉尔提（F. H. Flaherty）：“与我们的萨摩亚明星在后台”（Behind The Scenes with Our Samoan Stars），《亚洲》25（1925），第747页（弗拉尔提的电影《莫阿纳》于1926年2月7日在纽约公演，当时米德在马努阿）；米德：落款为1926年1月16日、塔乌的信，见《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27》（New York，1977），第47页；G. 庄蒙德（G. Drummond）：信件，落款为1842年10月26日，法勒阿鲁坡，萨瓦伊伊，L. M. S. 档案。

［16］A. 穆雷，信件，落款为1839年6月10日，图图依拉，L. M. S. 档案；切奇伍德：《我在萨摩亚的领事任期》，第348页；奥斯本：《萨摩亚报道》，第9页。

［17］《西萨摩亚》（皇家委员会关于其管理的报告）（Wellington，1927），第267页；《信使》（Ole Savali），1926年9月1日，阿皮亚，西萨摩亚。

［18］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A. 麦克唐纳，信件，落款为1843年9月13日，帕拉乌里，萨瓦伊伊，L. M. S. 档案。

［19］C. 普拉特，信件，落款为1868年9月19日，马塔乌图，萨瓦伊伊，L. M. S. 档案。

［20］A. 刘易斯：《他们称他们为野蛮人》（London，1938），第48页。

［21］米德：“两个南海教育实验及其对美国的启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公报》31（1931），第494页；同上作者：《合作与竞争》，第308页。

［22］F. M. 基辛：《当代萨摩亚）》（London，1934），第414页以下；米尔纳：《萨摩亚语词典》，第112页。

［23］J. 威廉姆斯：《关于南海群岛上传教士事业的讲述》（London，1837），第355页；1842年5月17日于西萨摩亚的萨列摩亚举行的会议的记录，L. M. S. 档案；C. 皮克林：《人类的种族》（London，1849），第76页。

［24］霍尔姆斯：“文化的再研究”，见第七章注20，第225页；见L. D. 霍尔姆斯：《塔乌》（Wellington，1958），第35页：“孩子们在教会学校获得的成就能够引起父母亲巨大的自豪感，对杰出学生也会时不时地进行特别奖励。”

［25］D. 皮特、C. 麦克费森（C. Macpherson）：《正在浮现的多元主义：新西兰的萨摩亚社区》（Emerging Pluralism：The Samoan Community in New Zealand）（Auckland，1974），第91页。

第十一章　攻击行为和战争

［1］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社会中的性别与气质》，见《来自南海》（New York，1939），第285页；同上作者：对N. A. 罗《航海神保护下的萨摩亚》的评论，见《民族》133（1931），第13页；《男性与女性》（Harmondsworth，1962；初版1950），第220、360页。

［2］J. F. G. 德·拉佩鲁兹：《1785、1786、1787和1788年间的环球旅行记》（London，1798），III，第100、103、407页；O. 冯科茨布：《1823、1824、1825和1826年间一次新的环球旅行记》（London，1830），第258页。

［3］J. 威廉姆斯：《关于南海群岛上传教士事业的讲述》（London，1837），第333、533页；C. 巴弗，航海日记，1830年，悉尼米歇尔图书馆；J. 威廉姆斯：“橄榄枝号传教士纵帆船上一次航行的记叙，1832”,L. M. S. 档案；T. 赫斯：“阿阿纳战争——一个萨摩亚传说”（1838）,L. M. S. 档案。

［4］J. 威廉姆斯：《关于南海群岛上传教士事业的讲述》，第533页；同上作者：“一次航行的记叙”；J，B. 斯特尔：《古老的萨摩亚》（London，1897），第243页。

［5］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同上作者：给雷弗·W. 埃利斯的信，落款为1833年1月6日，拉洛汤加。1846年，塔乌（包括法勒阿绍）政治组织中的总人口为595（M. 汉肯，信件，落款为1846年10月9日，马努阿）。如果假定1832年的人口为700的话，这将意味着（大约40％的男性人口当时还是男孩）总共有大约210名成年男性。这个数字中，死亡35人，就代表有大约16％的成年男性人口的损失。

［6］L. D. 霍尔姆斯：“马努阿文化的再研究”（未发表的博士论文，Northwestern University，1957），第225页；西萨摩亚政府警察与监狱部年度报告，1965。

［7］G. 普拉特：航海日记，1836，L. M. S. 档案。

［8］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493，1961。

［9］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203—204，1963。

［10］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3322—3331，1962。

［11］《萨摩亚时报》，1967年11月3日。

［12］米德：《男性与女性》，第361页；同上作者：“作为一个萨摩亚女孩的生活”，见《都是真的！当今十位女性身上发生的真实历险记》（New York,1931），第99页。

［13］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3402，1963。

［14］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5092，1964。

［15］对萨摩亚人好争吵的特性一个有效的衡量标准就是以下这一事实（按照西萨摩亚穆里努乌土地与头衔法庭的登记员的讲述），在1966—1967年期间，当时西萨摩亚的人口大约是13万，每年大约有1400起意欲进入诉讼程序的声明：这个比率意味着每年每10万人当中有1077起这样的举动。

［16］安格斯·夏普爵士（Sir Angus Sharp）：访谈，《新西兰先驱报》（New Zealand Herald），1978年7月22日；美属萨摩亚年度报告，1980财政年度，第111、129页。L. S. W. 邓肯（L. S. W, Duncan）：见“奥克兰的玻利尼西亚人犯罪”（Crime by Polynesians in Auckland）（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Auckland，1970），第122页以下，这表明在1966年，被控暴力犯罪的萨摩亚人比其他太平洋移民更多。西萨摩亚政府警察与监狱部年度报告，1966。

［17］M. E. 沃尔夫冈（M. E. Wolfgang）编：《杀人者研究》（Studies in Homicide>）（New York, 1967），第285页。

［18］西萨摩亚政府警察与监狱部年度报告，1965年和1966年；“新西兰的犯罪”（Wellington，1968），第211页；D. 拜尔斯（D. Biles）编：《澳大利亚的犯罪与司法》（Crime and Justice in Australia）（Melbourne，1977），第18页；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关于美国犯罪的统一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s for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1965），第108页。

［19］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1930），第157、168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学报》58（1928），第484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见米德编：《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New York，1937），第481页以下。

［20］《美属萨摩亚：在美国总统依照第70次国会第89号公共决议所任命的委员会面前的听证会》（Washington, D. C.,1931），第98、307页；《西萨摩亚》（关于其管理的皇家委员会报告）（Wellington，1927），第361页。

［21］A. W. 穆雷：《1835—1875年间在玻利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40年传教工作》（London，1876），第40页；J. B. 斯特尔：《古老的萨摩亚》（London，1897），第242页；C. 维尔克斯：《1838—1842年I间美国远征探险队纪实》（London，1845），II，第65页，第150页；J. 金：信件，落款为1864年9月30日，法勒阿鲁坡，萨瓦伊伊，L. M. S. 档案；S. J. 怀特米（S. J. Whitemee）：“华莱士先生论玻利尼西亚的民族学”（Mr. Wallace on the Ethnology of Polynesia），《当代评论》21（1873），第397页；克拉梅：《萨摩亚群岛》，II，第341页。

［22］克拉梅：《萨摩亚群岛》，II，第340页；T. 鲍威尔：信件，落款为1859年7月1日，帕果帕果，图图依拉，L. M. S. 档案；C. 哈迪耶：信件，落款为1844年3月11日，萨帕帕利伊，萨瓦伊伊，L. M. S. 档案。

［23］J. 弗雷泽：《对不朽的信仰》（The Belief in Immortality）（London，1922），II，第162页；W. T. 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London，1866），第57页；R. L. 史蒂文森：在他于1893年9月4日给《帕尔莫尔街报》（Pall Mall Gazette）编辑的信《集体著作》（Collected Work），XVII，第385页）中，说有15个人头在穆里努乌的玛列托阿被游行，在那里，“国王”接见了他们，并对每一个成功的战士都给予了奖赏。

［24］乔西亚（Josia）：“乔西亚自传：一个本土牧师”（The Autobiography of Josia: A Samoan Native Pastor），译自萨摩亚语，见《伦敦传教士协会编年史》（L. M. S. Chronicle），1866年5月，第200页；J. 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M. 汉肯：报告，落款为1845年2月，马努阿，L. M. S. 档案；赫斯：“阿阿纳战争”。

［25］赫斯：“阿阿纳战争”；C. 哈迪耶：信件，落款为1848年8月5日，马鲁阿，乌坡卢，L. M. S. 档案。

［26］A. 穆雷：信件，落款为1842年11月2日，帕果帕果，图图依拉，L. M. S. 档案；F. A. 扬：“萨摩亚的稳定性和变迁”（未发表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Oregon，1972），第14页；T. 鲍威尔：报告，落款为1871年7月24日，塔乌，L. M. S. 档案。

［27］彼得·巴克博士在其于1927年10月访问马努阿期间，被告知1867年塔乌对奥勒瑟加的打击遭到了巨大失败，并被带到了主要战争发生的地点；田野笔记，IV，第20页，1927年10月24日，伯尼斯·P. 毕肖普博物馆，火奴鲁鲁；见鲍威尔：落款为1871年7月24日的报告。1871年，男孩子占了马努阿男性人口中的43.5％。

［28］S. 埃拉：“‘Ole Tala ia'Taema ma Na fanua”，《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6（1897），第154页；J. E. 厄斯金纳：《西太平洋群岛巡游记》（London，1853），第63页；G. 特纳：信件，落款为1853年9月30日，马鲁阿，乌坡卢，L. M. S. 档案；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

［29］A. 温德（A. Wendt）《坡乌柳利》（Pouliuli）（Auckland，1977），第80页；克拉梅：《萨摩亚群岛》，II，第342页。

［30］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克拉梅：《萨摩亚群岛》，I，第259页。

［31］R. S. 摩尔、J. R. 法灵顿：《美属萨摩亚委员会对萨摩亚的访问，1930年9—10月》（The American Samoan Commission's Visit to Samoa，September-October，1930）（Washington，D. C.，1931），第58页；斯特尔：《古老的萨摩亚》，第21页；J. 弗雷泽：“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新南威尔士皇家学会学报和会议录》25（1891），第141页；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第151页；G. 特纳：《一百年前以及远古时期的萨摩亚》（London，1884），第190页。

［32］特纳：《一百年前以及远古时期的萨摩亚》，第四章。

［33］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167、168、177、208页。在“勒阿瓦：一支独奏”——一个由托马斯·鲍威尔从塔乌阿努乌搜集来的文本中，1870年左右，作为“传说中的马努阿守护神”，勒·法诺加作为一位战争之神而被特别提及。这一资料见弗雷泽：“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6（1897），第119页。尽管米德将这一资料列入了《马努阿的社会组织》一书的参考文献中，但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其内容。

［34］C. 哈迪耶：日记，米歇尔图书馆，悉尼。

［35］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威廉姆斯还将佛依拉加和托阿托阿也列为马努阿的战争之神。米德没有提到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第十二章　异教和基督教

［1］玛格丽特·米德：《一项关于玻利尼西亚文化稳定性问题的调查》（New York, 1928）；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学会学报》58（1928），第491、194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见米德编：《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New York, 1937），第304页；同上作者：“一个原始民族中万物有灵论的消逝”，《心灵》9（1928），第77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 1930），第84、86页。

［2］R. 弗思：《提科皮亚诸神的工作》（London, 1940），2卷本；同上作者：《提科皮亚的等级与宗教》（Rank and Religion in Tiko pia）（London，1970），第313页。

［3］J. 威廉姆斯：“橄榄枝号传教士纵帆船上一次航行的记叙，1832”，L. M. S. 档案；同上作者：《关于南海群岛上传教士事业的讲述》（London, 1837），第540页；A. 布扎科特：航海日记，1836, L. M. S. 档案。

［4］H. 黑尔：笔记，米歇尔图书馆，悉尼；G. 特纳：“在萨摩亚的50年传教工作”（1891），L. M. S. 档案；同上作者：《一百年前以及远古时期的萨摩亚》（London, 1884），第23—77、156页；W. T. 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London, 1866），第108、122页。阿里依的个人神尤其与神圣的石头有关系，撒阿纳普最高等级酋长的个人神就是位于一个叫图依阿图阿的淡水泉中的一块形状像海龟壳的石头（1942年，人们带我看过）。异教时代的一些更为重要的神和灵，直至1940年代早期依然被撒阿纳普人牢记着。因此，1942年，人们好几次对我指出，在萨法塔的洛托法加较远的海湾上空有一道移动的光，那是西萨摩亚一个重要家庭——萨图努玛福努家庭的一个祖先神，普特普特。

［5］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有关神灵附体的一个说明，请见D. 弗里曼：“乔•吉姆利特或司奥威利崇拜：早期萨摩亚宗教历史中的一段趣话”（The Joe Gimlet or Siovili Cult: An Episode in the Religious History of Early Samoa），见J. D. 弗里曼，W. R. 戈德斯编：《南海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in the South Seas）（New Plymouth, New Zealand,1959），第191页；参见弗思对一个提科皮亚男人附体的描述，见《提科皮亚诸神的工作》，II，第224页：“他的颤抖变得愈来愈剧烈，他被锁住的双手在椰席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突然，他发出一声尖叫，然后随着头部开始从一端到另一端迅速地摆动，他开始用一种高昂的、金属般的、怪异的延长声调说话。这被土著人认为是神祇的声音。”

［6］G. 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London, 1910），第224页；一个灵媒也被称为一个“瓦阿阿图阿”，或者神灵的导管，在马努阿，也被称为“瓦阿塔加洛阿”，或者塔加洛阿的导管；参见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160页。

［7］J. B. 斯特尔：“关于古代萨摩亚神话和灵魂学的简短笔记”，《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5（1896），第42页；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第110页。

［8］T. 鲍威尔：“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见《新南威尔士皇家学会学报和会议录》25（1891），第133页；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

［9］S. 埃拉：“萨摩亚及其他”（Samoa, & c.），《澳大利亚科学促进联合会报告》4（1892），第638页；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第228页；S. 埃拉：“萨摩亚的古代政府”，见《澳大利亚科学促进联合会第六次会议报告》6（1895），第602页。

［10］米德：“万物有灵论的消逝”，第77页。

［11］G. 普拉特：《萨摩亚语言的语法与词典》（Grammar and Dictionary of the Samoan Language），第四版（Malua, 1911），第203页；同上作者：“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与神话”，第146页；特纳：《一百年前的萨摩亚》，第204页以下。

［12］弗思：《提科皮亚的等级与宗教》，第313页。萨摩亚与提科皮亚在语言学上的关系很近。弗思在其《提科皮亚的历史与传统）（Wellington, 1961）一书第166页中提出，“来自萨摩亚的早期殖民可能已经为提科皮亚社会提供了许多基本构成成分，这样，不同移民因素的贡献能够持续不断地建设到其中去，而且这些构成成分还及时地组成了一个个体的社会实体。”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157页。米德对异教时期的萨摩亚的历史研究也是很马虎的。1926年在马努阿，她告诉A. F. 朱迪说，在她的特殊问题的答案中，除了“对魔鬼的信仰”，她找不到任何早期宗教的踪迹（延伸的注释、民族学和其他，美属萨摩亚，1926年2月15日—4月2日，图图依拉、俄福、塔乌三岛，伯尔斯·P. 毕肖普博物馆图书馆，第77页）。威廉姆斯的《关于南海群岛上传教士事业的讲述》（London, 1837）是关于异教时期的萨摩亚一份至关紧要的资料，却没有被米德列入《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的参考文献中；而且在她的人类学职业生涯的任何阶段，她都没有查阅过L. M. S. 档案，而该档案对任何早期萨摩亚学术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13］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同上作者：《关于南海群岛上传教士事业的讲述》，第546页；同上作者：信件，落款为1839年11月12日，在‘卡姆登’号传教士船甲板上，临近罗图马岛（罗图马岛，属于斐济，在太平洋南部，斐济群岛之北。——译者），L. M. S. 档案。T. 鲍威尔在他的“创世和洪水神话的萨摩亚传统”，《维多利亚研究院或大不列颠哲学学会学报》，20（1887），第148页中，将“Tagaloa”（塔加洛阿）一词解释为“无限制的，或者无边际的事物”，来源于“taga”，是“不受‘tabu’（塔布，禁忌）限制”的意思，而“loa”，则是“连续地、不断地”之意。

［14］鲍威尔：“创世和洪水神话的萨摩亚传统”，第148、155页；弗雷泽：“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与神话”，第102页；J. 道森：《关于印度教神话和宗教、地理学、历史与文学的古典文学词典》（A Classical Dictionary of Hindu Mythology and Religion, Geography, History and Literature），第七版（London, 1950），第56页；J. 弗雷泽：“萨摩亚的创世故事”，《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1（1892），第164页。

［15］弗雷泽：“萨摩亚的创世故事”；同上作者：“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6（1897），第67页；同上作者：“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第96、138页。

［16］弗雷泽：“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第102页；同上作者：“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第67页；鲍威尔：“创世和洪水神话的萨摩亚传统”，第152页。

［17］特纳：《一百年以前的萨摩亚》，第53页；弗雷泽：“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第31页。

［18］弗雷泽：“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第34、27页；特纳：《一百年以前的萨摩亚》，第43页；弗雷泽：“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第74、99、116页；O. 斯图贝尔：《萨摩亚文本精选》，布若德·赫尔曼译（Tutuila, n, d.），第5页；E. 舒尔茨：《萨摩亚人的谚语式表达》（Wellington, 1965），第100页。

［19］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T. 赫斯：信件，落款为1840年3月30日，阿皮亚，L. M. S. 档案；M. 汉肯：信件，落款为1846年10月9日，马努阿，L. M. S. 档案；C. 维尔克斯：《1838—1842年间美国远征探险队纪实》（London, 1845），II，第75、79页。

［20］L. D. 霍尔姆斯，《塔乌岛》（Wellington, 1958），第32页；H. F. 布赖恩：《美属萨摩亚：一个官方的综合报告》（Washington, D. C., 1927），第6页；F. 朱迪：延伸的注释、民族学和其他，美属萨摩亚，第95页；B. 卡特赖特：田野笔记I，第37页，1927年9月11日，伯尼斯·P. 毕肖普博物馆，火奴鲁鲁；P. H. 巴克：“萨摩亚的教育”（Samoan Education），《朋友》（Friend）151（1932），第404页；《美属萨摩亚：在美国总统依照第70次国会第89号公共决议所任命的委员会面前的听证会》（Washington, D. C., 1931），第286页。图菲勒·伊奥瑟法（Tufele Iosefa）的陈述也适用于西方岛屿上的萨摩亚人。1954年，在西萨摩亚的宪政大会上，有人主张萨摩亚人最重要的便是敬神。而且，当西萨摩亚作为一个独立州成立时，人们是用武器来捍卫“萨摩亚是建基于上帝的”这句话的。见M. 夏德波特（M. Shadbolt）在“西萨摩亚”（Western Samoa），《国家地理杂志》122（1962），第576页中报道的一个西萨摩亚市民的表述：“要想理解萨摩亚，你必须理解我们对于宗教的热情。”

［21］米德：《男性与女性》（Harmondsworth, 1962；初版1950），第100、125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 1973），第161页；同上作者：“萨摩亚的美国化”，《美国信使》16（1929），第269页；同上作者：“史蒂文森笔下的萨摩亚之今日”，《今日世界》58（1931），第349页。米德没能理解基督教信仰在20世纪的萨摩亚人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这在她1928年10月对阿勒塔·刘易斯的评论中也可以窥知一二：“他们是基督教徒不假，但他们成为基督教徒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他们几乎已经克服（即不视为重要了）它了”；A. 刘易斯：《他们称他们为野蛮人》（London, 1938），第21页。

［22］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65、285页。

［23］《〈圣经〉选读，英语和塔希提语》（A Few Lessons in English and Tahitian）（Tahitian: Mission Press, 1832）；J. 弗雷泽：“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新南威尔士皇家学会学报和会议录》24（1890），第102页；'Ole Fesili（Samoa, 1842），第6页。

［24］G. 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London, 1861），第293页；'O Pese ma Vi' iga I le Atua（Malua, n, d.），第5页。

［25］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26、193、277页。

［26］G. 普拉特：《萨摩亚语言的语法与词典》，第四版（Malua, 1911），第22页；'O le Fesili，第6页；'O Pese ma Vi'iga I le Atua，第94页。

［27］'O Pese ma Vi'iga I le Atua，第119页；'Ole Tusi Paia（London, 1938），第1029页。

［28］在“危机中的萨摩亚家庭和社区：万圣节之火”（Samoan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Crisis: The All Hallows Fire），《节目信息丛书》（Program Information Series ）3（1972），第33页中，J. 阿伯伦（J. Ablen）提及，1946年的圣弗朗西斯科的万圣节之火中，有17名萨摩亚人丧生，42名严重烧伤，一些萨摩亚信息提供者说，这是上帝对人们罪恶的惩罚。

［29］米德：“社会变迁与文化替代”，见C. 克拉克洪、H. A. 穆雷编：《自然、社会和文化中的人格》（New York, 1950），第515页；D. 弗里曼：“一次人鬼皆惊的意外事件：来自西萨摩亚的一个案例研究”（A Happening Frightening to Both Ghost and Men; A Case Study from Western Samoa），见N. 甘森编：《变迁中的太平洋》（Melbourne, 1978），第163—173页；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第230页。

［30］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第382页。

第十三章　惩罚

［1］玛格丽特·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 1930），第70、8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学报》58（1928），第494页；J，弗雷泽：“一些来自萨摩亚的民歌和神话”，见《新南威尔士皇家学会学报和会议录》，25（1891），第74页。

［2］《西萨摩亚邮报》，1941年5月3日。

［3］同上；A. 克拉梅：《萨摩亚群岛》（Stuttgart, 1902），I，第200页；O. 斯图贝尔：《萨摩亚文本精选》，布若德·赫尔曼译（Tutuila，未标明出版日期），第50页。

［4］《西萨摩亚邮报》，1941年5月3日。

［5］G. 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London, 1861），第286页；G. 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London, 1910），第289页；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43页；F. H. 弗拉尔提：“萨摩亚人的习惯和传统”，《亚洲》25（1925），第1090页；《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1981年1月14日。布朗指出，“赛赛”的惩罚方式，同“易佛加”的形式一样，显示出吃人肉曾经是萨摩亚习俗，而且能够说明赛赛作为一种惩罚方式时所具有的极大的耻辱。

［6］《西萨摩亚地区和村庄政府组织的调查和报告委员会的报告》（Wellington, 1950），第33页；布若德·赫尔曼译：《萨摩亚人的制度与习俗》（Tutuila, 1954；初版1944），第3页；R. G. 克洛孔布（R. G. Crocombe）和M. 克洛孔布（M. Crocombe）：《塔乌恩加的著作》（The Works of Ta'unga）（Canberra, 1968），第129页。

［7］J. B. 斯特尔：《古老的萨摩亚》（London, 1897），第91页。关于审判性福努的说明，见D. 弗里曼：“一次人鬼皆惊的意外事件：来自西萨摩亚的一个案例研究”，见N. 甘森编：《变迁中的太平洋》（Melbourne, 1978），第163—173页；《西萨摩亚（皇家委员会关于其管理的报告》（Wellington, 1927），第269页。肖尔报告，1970年代早期，萨拉伊鲁阿的一个议事酋长曾被课以驱逐出境的惩罚和15头大母猪的罚金，但像通常那样，最后惩罚被废除，罚金也被减至5头猪；B. 肖尔：“萨摩亚的行动理论：玻利尼西亚式困境中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未发表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7），第144页。

［8］克拉梅：《萨摩亚群岛》，II，第101、384页；C. 维尔克斯：《1838—1842年间美国远征探险队纪实》（London, 1845），II，第150页；斯特尔：《古老的萨摩亚》，第95页；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十九年》，第286页；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第291页；《萨摩亚人的制度与习俗》，第4页。

［9］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第285页；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第289页。

［10］J. B. 斯特尔：“关于古代萨摩亚神话和灵魂学的简短笔记”，《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5（1896），第38页；R. S. 摩尔、J. R. 法灵顿：《美属萨摩亚委员会对萨摩亚的访问，1930年9月—10月》（Washington, D. C., 1931），第30页。

第十四章　孩子的抚养

［1］玛格丽特·米德：《男性与女性》（Harmondsworth, 1962），第201页；同上作者：“南海对于养育儿童的启发”，《父母亲杂志》4（1929），第22、50页；同上作者：“青春期的背后是早期孩提时代”，《儿童教育》18（1941），第58页；同上作者：“破碎的家”，《民族》128（1929），第254页；同上作者：《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见《来自南海》（New York, 1939），第239页；同上作者：“萨摩亚的父母亲和儿童”，《儿童研究》9（1932），第232页。

［2］米德：《文化进化中的连续性》（Continuities in Cultural Evolution）（New Haven, 1964），第9页；J. B. 华生：《幼儿和儿童的心理呵护》（London, 1928），第14、28页；同上作者：“孩子应该拥有不止一个母亲？一个心理学家关于一条更好的成长之路的看法”（Should a Child Have More Than One Mother? A Psychologist's Notion of a Better Way to Grow Up），《自由》29（1929），第33页。

［3］K. 洛伦佐（K. Lorenz）：“鸟类环境中的伙伴关系”（Der Kumpan in der Umwelt des Vogels），《鸟类学学报》（Journal of Ornithology）83（1935），第137页；J. P. 斯科特（J. P. Scott）、J. L. 弗勒尔（J. L. Fuller）：《遗传学与狗的社会行为》（The Genetics and Social Behavior of the Dog）（Chicago, 1965）；H. F. 哈娄（H. F. Harlow）：“爱的本质”（The Nature of Love），《美国心理学家》13（1958），第673页；J. 鲍尔比：《依恋与失落》（Attachment and Loss），第一卷《依恋》（Attachment）（London, 1969），第179页，第二卷《分离、忧虑与愤怒》（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London, 1973）；R. A. 斯皮兹、K. M. 沃尔夫：“微笑的反应：对社会关系的个体发生学的一个贡献”（The Smiling Response: a Contribution to the Ontogenesis of Social Relations），《遗传心理学专论》（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34（1946），第57页。我们对一个萨摩亚婴儿（出生于1966年1月20日）的观察显示，在他的最初4个月，非选择性微笑处于最高峰。那时他可以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微笑，甚至对于戴着非常恐怖的表情的面具的人，也会反应为明显的微笑。然而，到了1岁的后三个月，这个婴儿对着微笑着的陌生人不再有反应。而且，对着同样恐怖表情的面具，他将会警觉地转身去依靠其母亲，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行为上开始对她有所依附了。

［4］D. 弗里曼：“亲属制度，依恋行为与初级结合”（Kinship, Attachment Behavior and the Primary Bond），见J. 古迪（J. Goody）编：《亲属制度的特征》（The Character of Kinship）（Cambridge, 1973），第109页以下。

［5］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 1973），第22页。

［6］米德：“破碎的家庭”，第254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 1930），第91页；同上作者：“工作和游戏中的萨摩亚儿童”，《自然历史》28（1928），第63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4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学报》58（1928），第487页。

［7］E. R. 戈贝尔：“萨摩亚社会中情绪的文化模式形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75），第75页。

［8］米德：“心理的断奶：孩童时期和青少年”（Psychologic Wean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见米德：《一门人文学科：人类学论文选集，1939—1960》（A human Science: Selected Papers, 1939—1960）（New York, 1964），第43页；同上作者：“工作和游戏中的萨摩亚儿童”，第633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59页；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第99、124页；《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工作》，第124页。

［9］C. 维尔克斯：《1838—1842年间美国远征探险队纪实》（London, 1845），II，第73页；J. B. 斯特尔：《古老的萨摩亚》（London, 1897），第178页；L. D. 霍尔姆斯：《萨摩亚村庄》（New York, 1974），第78页；S. 赫尔希（S. Hirsh）：“一个萨摩亚城内村庄的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n Urban Village in Samoa），《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67（1958），第281页；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226页以下；戈贝尔：“萨摩亚社会中情绪的文化模式形成”，见上注7，第57页以下。

［10］戈贝尔：“萨摩亚社会中情绪的文化模式形成”，第55页；《箴言》（Proverbs），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二章第六节。

［11］戈贝尔：“萨摩亚社会中情绪的文化模式形成”，第72页。

［12］L. D. 霍尔姆斯：《塔乌：一个萨摩亚村庄的稳定性与变迁》（Wellington, 1958），第44页。

［13］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3487, 1958和P. C. 3611, 1963。

［14］一个6岁萨摩亚女孩的一幅图画的复制品，见D. 弗里曼，“人类学视角下侵犯、害怕和依恋的功能性的一面”（Functional Aspects of Aggression, Fear and Attachment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见M. 范·克兰纳奇（M. von Cranach）和其他人编：《人类行为学：一个新学科的主张和界限》（Human Ethology: Claims and Limits of a New Discipline）（Cambridge, 1979），第292页。

［15］《萨摩亚时报》，1918年6月29日；R. A. 古德曼（R. A. Goodman）：“当代萨摩亚人的一些艾图信仰”（Some Aitu Beliefs of Modern Samoans），《（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80（1971），第471页。

第十五章　萨摩亚人的性格

［1］玛格丽特·米德：《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见《来自南海》（New York, 1939），第234页；同上作者：“嫉妒：原始的和文明的”，见S. D. 舒马尔豪森、V. F. 卡尔维顿编：《女性的成年：一个论坛》（London, 1931），第46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 1973），第199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 1930），第84页。

［2］米德：《男性与女性》（Harmondsworth, 1962），第100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43、100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55页以下。

［3］W. 哈布特（W. Harbutt）：信件，落款为1841年1月28日，勒帕，乌坡卢，L. M. S. 档案；G. A. 伦迪耶：《萨摩亚的传教士生活》（Edinburgh, 1846），第105、117页；A. W. 穆雷：航海日记，1840年6月6日，L. M. S. 档案。

［4］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60页；T. 鲍威尔：信件，落款为1869年10月23日，帕果帕果，L.M.S. 档案；《信使》（Apia, Western Samoa），1967年3月21日。

［5］G. 普拉特：《萨摩亚语言的语法与词典》（Malua, 1911），第224、327页；J. 威廉姆斯：《关于南海群岛上传教士事业的讲述》（London, 1837），第442页；G. 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London, 1861），第227页；W. T. 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London, 1866），第148页。

［6］G. 布朗：《传教士先驱和探险家：我的自传》（London, 1908），第34页；G. 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第343页；G. 普拉特：《萨摩亚语言的语法与词典》，第157、188页。

［7］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206页以下。

［8］R. L. 史蒂文森：《历史的脚注》（Leipzig, 1892），第48页；A. 温德，《坡乌柳利》（Auckland, 1977），第116页。

［9］C. 维尔克斯：《1838—1842年间美国远征探险队纪实》（London, 1845），V，第23页；B. 卡特赖特：田野笔记I，第66页，伯尼斯·P. 毕肖普博物馆，火奴鲁鲁。

［10］J. 威廉姆斯：“橄榄枝号传教士纵帆船上一次航行的记叙，1832”，L. M. S. 档案；G. 普拉特：《萨摩亚语言的语法与词典》，第229页；R. L. 史蒂文森：《瓦依利马书简》（Vailima Letters）（London, 1912），第115页；C. C. 马萨克（C. C. Marsack）：《萨摩亚杂录》（Samoan Medley）（London, 1964），第29页。

［11］米德：《男性与女性》，第100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23页。

［12］O. 菲尼歇尔（O. Fenichel）：《神经症的心理分析理论》（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London, 1946），第279页；M. 麦肯锡：“比北美洲人更北美洲：移民热情的医学后果，自愿的和非自愿的”（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未标明出版日期），第3页；R. 露丝：《南海的巫术》（London, 1959），第102页。

［13］G. 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340。

［14］米德：“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学报》58（1928），第494页。

［15］在22起自杀个案中，8人上吊，6人饮弹自尽，3人服毒，3人从高处坠落，一人割喉。

［16］G. 普拉特：注释，见G. 布朗的论文，米歇尔图书馆，悉尼。

［17］在“马努阿文化的再研究”（未发表的博士论文，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57），第222页中，L. D. 霍尔姆斯报道了一个参照性个案，一个塔乌的女孩子，因为不能和自己心仪的男人结婚，服食了有毒的海藻。

［18］信息由A. C. T. 堪培拉的联邦卫生部的首席统计师提供；《新西兰的犯罪》（Wellington, 1968），第84页以下。在《新太平洋杂志》68（1981），第28页的一篇文章中，J. 金估计，西萨摩亚的自杀率是万分之二，美属萨摩亚（自1968年以来）则是每年每10万人中有7.6人自杀。在《越轨行为社会学》（New York, 1974）第635页中，M. B. 克林纳德报道：“在美国和基本上全部的西欧国家中，一个人越是年老，就越是有可能自杀。”1970年，美国的自杀人口中，45至54岁之间人口的比例，是那些15至24岁人口的大约3倍。与之相反的是，在萨摩亚，年轻人倾向于自杀：在我调查的22个个案中，仅有一人超过45岁，而15人，或者说68％的人的年龄介乎于15—24岁之间，而且有一个是14岁的女孩。

［19］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98、161页。

［20］T. K. 奥斯特雷希（T. K. Oesterreich）《古代、中世纪和当代原始种族中的迷魂、着魔和其他》（Possession, Demoniacal and Other Among Primitive Races in Antiquity, the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New York, 1966），第39页；W. 萨尔干（W. Sargant）；《中邪的灵魂》（The Mind Possessed）（London, 1973），第12页；I. P. 巴甫洛夫（I. P. Pavlov）；《关于条件反射的演讲》（Lectures on Conditional Reflexes），第二部《条件反射与精神病学》（Conditioned Reflexes and Psychiatry）（London, 1941）；B. 肖尔：“萨摩亚的行动理论：玻利尼西亚式困境中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Ph. D. disc,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7），第147页。

［21］A. 布扎科特：游记，1836, L. M. S. 档案；L. D. 霍尔姆斯：《塔乌：一个萨摩亚村庄的稳定性与变迁》（Wellington, 1958）. 第33页；R. A. 古德曼：“当代萨摩亚人的一些艾图信仰”，《玻利尼西亚学会学报》80（1971），第468页。

［22］布扎科特：游记，1836。

［23］当我于1981年重返西萨摩亚时，我得悉27岁的穆，在与亲生母亲的一次争执之后，用一支霰弹猎枪自杀身亡。

［24］根据阿皮亚医院1967年的记录提供的信息，在1955—1967年间，总共有63位精神病患者被送进了专门机构。而西萨摩亚的人口总数，1956年是91833人，1966年是131552人。

第十六章　性道德和性行为

［1］玛格丽特·米德：《黑莓的冬天》（New York, 1972），第167页；《美国信使》15（1928），第xxii页；F. 奥布瑞恩：转引自《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 1973, Mentor Books）之封底；米德：“萨摩亚人”，见米德编：《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New York, 1937），第123、310页；同上作者：“萨摩亚的美国化”，《美国信使》16（1929），第269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 1973），第195页；J. J. 霍尼格曼：《理解文化》（New York, 1963），第273页；R. H. 罗维：对《萨摩亚人的成年》的评论，《美国人类学家》31（1929），第532页。

［2］R. H. 罗维：《民族学家罗伯特·H. 罗维：个人档案》（Berkeley, 1959），第110页；E. G. 巴若斯（E. G. Burrows）：“西玻利尼西亚，一项文化分化研究”（Western Polynesia, A Study in Cultural Differentiation），《民族学研究者》7（1938），第5页；C. 维尔克斯：《1838—1842年间美国远征探险队纪实》（London, 1845），II，第73页；R. G. 克洛孔布、M. 克洛孔布：《塔乌恩加的著作：一个玻利尼西亚旅行者在1833—1896年间的记录》（Canberra, 1968），第132页；W. T. 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London, 1866），第138页；A. 克拉梅：《萨摩亚群岛》（Stuttgart, 1902），I，第39页；西萨摩亚宪政大会（1954），论文和会议录（Nelson Memorial Library, Apia, Western Samoa）。

［3］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98页；同上作者：“原始社会中未婚成年人的性生活”，见I. S. 威厄编：《未婚成年人的性生活》（London, 1935），第62页；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Harmond-sworth, 1962），第119页。在我所能检视过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的所有版本中，米德将处女代表的萨摩亚词汇错误地拼成了“taupo”，而不是“tāupou”（同普拉特和米尔纳的字典一样）。这是一个重要的语法谬误，因为，克拉梅在《萨摩亚群岛》第一部32页指出，“taupo”字母上的意思是指“在夜晚沉湎于情爱”，这是一个与文化限定的处女代表角色完全南辕北辙的意涵。

［4］艾奥诺·马伊阿依（'Aiono Ma'ia'i）：Tama Samoa Ala Mai（Apia, 1964），第10页；R. I. 史蒂文森：《瓦依利马论文集》（London, 1924），第278页。S. 埃拉：“萨摩亚，及其他”，《澳大利亚科学促进联合会报告》4（1892），第623页；J. 勒法格：《南海的怀想》（London, 1914），第120页。

［5］J. 巴戈（J. Bugge）：《童贞：一个中世纪理想的历史随笔》（Virginitas: An Essay in the History of a Medieval I deal）（The Hague, 1975），第17页。

［6］G. 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London, 1910），第56页；有关这种一度被萨摩亚处女们用来装扮的处女锁的照片，见劳拉·汤普森（Laura Thompson）在《斐济的疆界》（Fijian Frontier）（New York, 1940）第58页中摄于1930年代的照片，是一个拉乌群岛（在萨摩亚以西）的女孩子的；J·威廉姆斯：“橄榄枝号传教士纵帆船上一次航行的记叙，1832”，L. M. S. 档案。

［7］G. 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London, 1861），第321页；艾奥诺·马伊阿依：Tama Samoa Ala Mai，第11页。

［8］G. 特纳：《一百年前以及远古时期的萨摩亚》（London, 1884），第94页；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R. W. 威廉姆森：《玻利尼西亚民族学论文集》（Cambridge, 1939），第321页。

［9］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G. 特纳的《一百年前以及远古时期的萨摩亚》第94页和普理查德的《玻利尼西亚怀想》第138页，都报道过与新娘有直接关系的一方的狂野热情，当新娘在破贞仪式上被证明是一个处女时，他们会用石片割头，直至鲜血直流。

［10］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第139页。

［11］J. E. 厄斯金纳：《西太平洋群岛巡游记》（London, 1853），第411页。

［12］同上书，第414页。

［13］A. 克拉梅：《萨拉玛斯纳》，布若德·赫尔曼译（Pago Pago, 1958；初版1923），第24页；W. 哈巴特：落款为1856年4月21日乌坡卢的信，L. M. S. 档案；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第53页。

［14］R. M. 莫伊利（R. M. Moyle）：“萨摩亚艺术形式中的性特征”（Sexuality in Samoan Art Forms），《性行为档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3（1975），第231页；译文是我自己翻译的。

［15］E. 崔格尔（E. Tregear）：《毛利语-玻利尼西亚语对照词典》（The Maori-Polynesian Comparative Dictionary）（wellington, 1891），第113页；G. B. 米尔纳：《萨摩亚语词典》（London, 1966），第6页。

［16］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208, 1963；P. H. 巴克：田野笔记，V，第54页，1927年12月17日，伯尼斯·P. 毕肖普博物馆，火奴鲁鲁。

［17］E. W. 吉福德（E. W. Gifford）：《汤加社会》（Tongan Society）（Honolulu, 1929），第186页；劳拉·汤普森：《斐济的疆界》（New York, 1940），第48页；R. 弗思：《我们，提科皮亚人》（London, 1936），第514、559页。

［18］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第188页；O. 斯图贝尔：《萨摩亚文本精选》，布若德·赫尔曼翻译（Tutuila，未标明出版日期），第40页以下；B. 肖尔：“萨摩亚的行动理论：玻利尼西亚式困境中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未发表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7），第422页。

［19］E. R. 戈贝尔：“萨摩亚社会中情绪的文化模式形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75），第97页；F. A. 扬：“萨摩亚的稳定性和变迁”（未发表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Oregon, 1976），第39页；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1804, 1959; P. C. 694, 1964。

［20］在《塔乌：一个萨摩亚村庄的稳定性与变迁》（wellington, 1958）的第47页中，L. D. 霍尔姆斯记录道，“当米德住在塔乌村的时候，村里有一个牧师办的针对12—18岁女孩们的寄宿学校”；参见F. G. 卡金斯（F. G. Calkins）《我的萨摩亚酋长》（My Samoan Chief）（Honolulu, 1975），第18页中对自己丈夫瓦依奥·J. 阿拉伊利玛（Vaiao J. Ala'ilima）的陈词的记录：“品行端正的年轻萨摩亚女士们，在一个危险的年龄阶段时，通常与村庄牧师同住以寻求安全保护。”萨摩亚习俗中，萨摩亚女孩要求是处女才有资格住进牧师家。因此，如《萨摩亚人的成年》中表1中所声称的“两个女孩已经有了与异性的性行为经验之后依然住在牧师家”，而她样本中的处女比例是60％，都是不可能的；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68、282、285页。

［21］肖尔：“萨摩亚的行动理论”，第422页；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98页；美属萨摩亚高等法庭档案，法加托果，图图依拉，美属萨摩亚。

［22］1967年8月，在撒阿纳普（Sa'anapu）16—18岁这一年龄组的22名女孩中，有18人，或者说82％的人，是厄卡勒西亚的成员。未婚青春期少女的厄卡勒西亚，其成员资格建立在其他成员认为她是一个处女的基础之上的接受，在这件事情上，她们将进行严格的监视。将作为处女的女孩们分类，也是以这一和其他可资利用的相关证据为基础。相反，在16—18年龄组的25名青春期男性中，仅有一人是厄卡勒西亚的一名传达消息的成员。

［23］肖尔：“萨摩亚的行动理论”，第422页；尽管在萨摩亚，对女人在结婚之前的童贞理想依然非常重要，但性道德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随着1950年代以后开始的从美属萨摩亚到美国、从西萨摩亚到新西兰的大规模移民潮，导致了人们已经熟知西方社会在性方面的宽容，性道德还在发生着变化。一些移民已经返回了萨摩亚，因此，自1960年代伊始，性行为开始逐渐偏离了传统制度。

［24］米德：“青春期和发育期的文化背景”，《费城心理分析协会公报》9（1959），第62页；J. J. 霍尼格曼：《理解文化》（New York, 1963），第273页。

［25］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第134页。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的第152页中错误地声称，非婚生儿童在萨摩亚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参见，L. D. 霍尔姆斯在《萨摩亚村庄》（New York, 1974），第82页中的陈述：马努阿的菲提乌塔村庄委员会“对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生下非婚生儿童，都将对其家庭课以重罚”。

［26］N. A. 罗：《航海神保佑下的萨摩亚》（London, New York, 1930），第271页；在他描述“一个萨摩亚女孩的道德法则”中的一个脚注里，罗附加自己的评论：“和绝大多数玻利尼西亚人相比，他们异乎寻常地讲求性的贞洁。”

［27］A. 温德：《坡乌柳利》（Auckland, 1977），第121页。

［28］米德：“原始社会中未婚成年人的性生活”，第6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90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 1930），第84页；同上作者：“嫉妒：原始的和文明的”，见S. D. 舒马尔豪森、V. F. 卡尔维顿编：《女性的成年：一个论坛》（London, 1931），第44、46页。

［29］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第393页；C. 维尔克斯：《1838—1842年间美国远征探险队纪实》，II，第138页；G. 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第285、336页；斯图贝尔：《萨摩亚文本精选》，第47页以下；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第266页。

［30］A. M. 诺贝尔、W. 伊文思：《美属萨摩亚政府规则与秩序的法典编纂》（Codific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and Orders for the Government of American Samoa）（San Francisco, 1921），第25页；例如，1927年，一个名叫佩雷瑟特那（Peresetene）的男子，已经遭到“确实和帕托洛的妻子塔娥睡觉，违反了第23条”的起诉，被罚款25美元，而塔娥被罚款15美元；美属萨摩亚高等法庭档案，法加托果，图图依拉。

［31］A. 卡德尔-马歇尔（A. Calder-Marshall）：《天真之眼：罗伯特·J. 弗拉尔提的生活》（The Innocent Eye: The Life of Robert J. Flaherty）（London, 1963），第114页；F. H. 弗拉尔提：“萨摩亚人的习惯和传统”，《亚洲》25（1925），第1098页；F. G. 卡金斯：《我的萨摩亚酋长》（Honolulu, 1975），第82页。

［32］L. A. 怀特：《文化科学》（New York, 1949），第154页；C. C. 马萨克：1969年4月1日给D. 弗里曼的信；J. L. 布伦奇利《J. L. Brenchley）：《1865年英国舰队“柑桂酒号”在南海群岛中一次航行略记》（Jottings during the Cruise of H. M. S. "Curacoa," among the South Sea Islands in 1865）（London, 1873），第58页。米德关于萨摩亚人对通奸的态度的不准确描绘，误导了一大批作家。比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依然有很多读者的《婚姻与道德》（London, 1958；初版1929）第107页中，伯特朗·罗素引用米德，十分错误地认为，萨摩亚人“在不得不踏上旅途时，全然希望他们的妻子在他们不在的时候能够安慰她们自己”。而L. 马尔森（L. Malson），一位法国的社会精神病学教授，在L. 马尔森、J. 伊塔德（J. Itard）合著的《狼孩：爱维隆的野男孩》（Wolf Children: The Wild Boy of Aveyron）（London, 1972 ）第25页中，发表荒谬的言论说，萨摩亚人实行着“婚姻款待”制度。

［33］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947, 1956，和P. C. 674, 1966。

［34］戈贝尔：“萨摩亚社会中情绪的文化模式形成”，第150页；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3863, 1964; G. P. 默多克（G. P. Murdock）：《我们原始的同时代人》（Our Primitive Contemporaries）（New York, 1934），第72页。

［35］米德：《男性与女性》，第20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文化中个体的角色”，《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学报》58（1928），第487页。

［36］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227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参见米德编：《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New York, 1937），第302页；同上作者：《摩亚人的成年》，第93页。

［37］法阿佛乌伊拉·普拉：《摩亚人的生活之舞》（Boston, 1950），125；美属萨摩亚高等法庭档案，法加托果，图图依拉，美属萨摩亚。

［38］G. 普拉特：游记，1836年5月11日，L. M. S. 档案；米德：《摩亚人的成年》，第95页；《萨摩亚时报》,1967年12月29日。

［39］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2197, 1960。

［40］J. M. 麦克唐纳《J. M. Macdonald）：《强奸：罪犯和他们的受害者》（Rape: Offenders and Their Victims）（Springfield, Ill., 1975），第25页以下；西萨摩亚政府警察与监狱部年度报告，1966，附录A。根据美属萨摩亚1980财政年度的年报第129页，1975—1980年间，每年发生的暴力强奸案平均数字是14起，等于每10万人中大约有45人受害。

［41］在《萨摩亚人的成年》第151页中，米德直截了当地说，在萨摩亚没有性冷冷。实际上，由于对暴力强奸的焦虑，在某些案例中会导致病态性恐惧状态，萨摩亚女性中的确发现过性冷淡。而且如L. D. 霍尔姆斯在《塔乌》（Wellington, 1958）第55页中，正确地报道，性冷淡“经常会引起家庭紧张”。

［42］G. 普拉特：信件，落款为1845年6月11日，马塔乌图，萨瓦伊伊，L. M. S. 档案；美属萨摩亚高等法庭档案，法加托果，图图依拉，美属萨摩亚；《美属萨摩亚：在美国总统依照第70次国会第89号公共决议所任命的委员会面前的听证会》（Washington, D. C., 1931），第391页；A. M. 诺贝尔、W. 伊文思：《美属萨摩亚政府规则与秩序的法典编纂》（San Francisco, 1921），第31页。

［43］在《男性与女性》第193页中，米德断言：“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暗示在行动意义上的强奸—即对完全不愿意的女性的强奸—曾经成为了被承认的社会实践。”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在米德自己曾经研究过的一个社会—即萨摩亚社会的男性中，无论是偷偷摸摸的还是暴力的，强奸恰恰就是一个被早就承认的社会实践。

［44］米德：《男性与女性》，第119页；同上作者：“青春期和发育期的文化背景”，第6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98页。

［45］J. 威廉姆斯：“一次航行的记叙”；杜蒙·杜尔维耶（Dumont D'Urville）：《1837—1840年间“星盘号”和“虔诚号”护卫舰在南极和大洋洲的航行》（Voyage au Pole Sud et daps l'Océanie sur les Corvettes l'Astrolabe et la Zélée pendant les Année 1837—1840）（Paris, 1842），IV，第338页；特纳：《在玻利尼西亚的19年》，第188页；普理查德：《玻利尼西亚怀想》，第139页；布伦奇利：《1865年英国舰队“柑桂酒号”在南海群岛中一次航行略记》，第58页以下；G. B. 里尔曼：《帕帕兰济，或山姆大叔在萨摩亚》（Pa palangee, or Uncle Sam in Samoa）（Oakland⁽⁴⁾, 1874）；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第122页；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96页。

［46］米德：“装饰边的织工”（Weaver of the Border），见J. 卡萨格兰德（J. Casagrande）编：《在人类的陪伴下》（In the Company of Man）（New York, 1960），第189页。

［47］R. W. 罗布森（R. W. Robson）：《爱玛女王》（Queen Emma）（Sydney, 1965），第220页以下；米德：“装饰边的织工”，第188页。

［48］米德：“原始社会中未婚成年人的性生活”，第63页；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第120页。在《塔乌》第53页中，霍尔姆斯附和了米德，指出“好多女孩都用一个充满血的鸡膀胱，来替代本该是被弄破的处女膜，从而避免了尴尬”这个说法，对于不懂鸟类学的人来说，依照情况，可能似乎是可信的。然而，布拉德利（O. C. Bradley）在《家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Fowl）（Edinburgh, 1960）第56页中记录说，“家禽的泌尿组织由两个肾组成，每一个都有一个输尿管，半固体的尿通过其传送到泄殖腔。”这样，所以鸡是没有一个可以方便地灌血进去的膀胱的，也就不能解决米德自己制造的一个不真实的谜。

第十七章　青春期

［1］本尼迪克特：对《萨摩亚人的成年》的评论，《哲学学报》26（1929），第110页；米德：“成熟的格塞尔-伊尔克方法对人类学的含义”（On the Implications for Anthropology of the Gesell-Ilg Approach to Maturation），《美国人类学家》49（1947），第74页；同上作者：“青春期和发育期的文化背景”，《费城心理分析协会公报》9（1959），第6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见米德编：《原始民族中的合作与竞争》（New York, 1937），第308页；同上作者：“原始社会和当代社会中的青春期”，见V. F. 卡尔维顿和S. D. 舒马尔豪森编：《新的一代》（London, 1930），第174页；同上作者：“南海对于养育儿童的启发”，《父母亲杂志》4（1929），第20页。

［2］H. 卡恰多里安（H. Katchadourian）：《青春期生物学》（The Biology of Adolescence）（San Francisco, 1977），第11页；W. A. 伦登（W. A. Lunden）：《关于违法和行为不良的统计学》（Statistics on Delinquents and Delinquency）（Springfield，1964），第60页；M. R. 哈斯科尔（M. R. Haskell）、L. 雅布隆斯基（L. Yablonsky）：《青少年的行为不良》（Juvenile Delinquency）（Chicago，1974），第63页。

［3］米德：《黑莓的冬天》（New York，1972），第196页；同上作者：《新几内亚儿童的成氏》，见米351德：《来自南海》（New York，1939），第212页；同上作者：《三个原始社会的性别与气质》，见《来自南海》，第282页。

［4］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1973），第169页以下。

［5］同上书，第171页以下。

［6］同上书，第155页以下；E. 舒尔茨：《萨摩亚人的谚语式表达》（Wellington，1965），第101页。

［7］H. S. 桑都（H. S. Sandhu）：《青少年犯罪》（Juvenile Delinquency）（New York，1977），第2页；P. W. 塔潘（P. W. Tappan）：《青少年犯罪》（Juvenile Delinquency）（New York，1949）；D. J. 韦斯特：《年轻的罪犯》（The Young Of fender）（Harmondsworth. 1967），第15页。

［8］米德：“萨摩亚人”，第308页；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Harmondsworth，1962；初版1950），第99页；H. A. 布洛赫、F. T. 弗林：《行为不良》（New York. 1956），第37页。

［9］F. G. 卡金斯：《我的萨摩亚酋长》（Honolulu，1975），第18页；F. 拉金：《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1971年9月7日。

［10］卡恰多里安：《青春期生物学》，第43页。

［11］西萨摩亚警察局记录，P. C. 1935，1965。

［12］M. 埃米尔：“暴力强奸”（Forcible Rape），见L. G. 舒尔茨编：《强奸受害者研究》（Rape Victimology）（Springfield，1975），第52页；J. P. 布什：《澳大利亚的强奸》（Rape in Australia）（Melbourne，1977），第145页。

［13］W. 希利和A. F. 布若内：《违法与犯罪》（Delinquents and Criminals）（New York，1926），第256页；H. 阿德勒、F. 卡恩和斯图亚特：《1928—1932年间伯克利的青少年犯罪发生率》（Berkeley，1934），第50页；M. R. 哈斯科尔和L. 雅布隆斯基：《青少年犯罪》（Chicago，1974），第63页；D. 查林格尔：《年轻的罪犯》（Melbourne，1977），第45页。

［14］C. 巴特，《青少年罪犯》（London，1969；初版1925），218；W. A. 伦丁：《犯罪和罪犯》（Crimes and Criminals）（Ames，la. ，1967），第117页。

第十八章　萨摩亚人的精神特质

［1］米德：“装饰边的织工”，见J. 卡萨格兰德编：《在人类的陪伴下》（New York，1960），第189页；同上作者：《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见《来自南海》（New York，1039），第219、234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1973），第198页。米德关于在萨摩亚“强烈的忠贞是不被接受的”的断言，是不真实的；想要了解马努阿宗派主义者的不宽容的强度，参见L. D. 霍尔姆斯：《塔乌》（Wellington，1958）第36页。

［2］索洛伊（Soloi）的措辞是“le'o ni tagata ola”；A. 温德：《菩提树的叶子》（London，1980），第94页。

［3］J. A. C. 格雷：《亚美利加萨摩亚》（Annapolis，1960），第208页。尽管米德没有直接提及这些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但她肯定知道。比如，在《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1930）第167页中，她提及“卢玛的高级酋长”索托阿（Sotoa，她将其拼为Soatoa）“在试图恢复图依马努阿的地位引起政治动乱之前”曾经有的一个梦想。但她在描绘萨摩亚人的民族精神时，却没有一处讨论这些重要事件的相关关系。

［4］D. 弗里曼：“一次人鬼皆惊的意外事件：来自西萨摩亚的一个案例研究”，见N. 甘森编：《变迁中的太平洋》（Melbourne，1978），第163—173页；N. A. 罗：《航海神保佑下的萨摩亚》（London，New York，1930），第267页。

［5］B. 特里普（B. Tripp）：《我的萨摩亚之旅》（My Trip to Samoa）（Cedar Rapids Ja. ，1911），第73页；格雷：《亚美利加萨摩亚》，第149页；《美属萨摩亚：在美国总统依照第70次国会第89号公共决议所任命的委员会面前的听证会》（Washington，D. C. ，1931），第76页；《西萨摩亚（皇家委员会关于其管理的报告）》（Wellington，1927）。

［6］《西萨摩亚》，第354、427页；J. W. 戴维森：《萨摩亚与萨摩亚人：西萨摩亚作为独立国家的出现》（Melbourne，1967），第125页。

［7］《西萨摩亚》，第xliv页；罗：《航海神保佑下的萨摩亚》，第252、278页；《萨摩亚时报》，1929年1月18日；戴维森：《萨摩亚与萨摩亚人》，第138页。

［8］罗：《航海神保佑下的萨摩亚》，第274页；想要了解西萨摩亚作为独立国家的兴起，见戴维森：《萨摩亚与萨摩亚人》；至于和解的描绘，见弗里曼“一次人鬼皆惊的意外事件”，第172页。

［9］修昔底德（Thucydides）：《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III，LXII，引自E. 萨冈，《歼灭的渴望：古代希腊文化中暴力的心理分析研究》（The Lust to Annihilate：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Violence in Ancient Greek Culture）（New York，1979），第173页；R. T. 史蒂文森：《瓦依利马论文集》（London，1924），第71页；A. 温德：《坡乌柳利》（Auckland，1977），第17页。

［10］M. M. 勒夫科维茨、L. O. 瓦尔登和L. D. 厄隆：“惩罚、身份认同和侵略”，见R. H. 沃尔特斯等编：《惩罚：一个精选读本》（Punishment：Selected Readings）（Harmondsworth，1972），第378页；D. D. 伍德曼：“什么造成了精神病患者？”（What Makes a Psychopath？）《新社会》53（1980），第447页；M. 麦肯锡：“比北美洲人更北美洲：移民热情的医学后果，自愿的和非自愿的”（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未注明出版日期），第3页。

［11］C. C. 马萨克：《萨摩亚杂录》（London，1964），第25页；T. 特鲁德：落款为1909年2月6日给W. 索尔夫的信，见麦凯（C. G. R. Mckay）：《西萨摩亚年表》（A Chronology of Western Samoa）（Apia，1937），第33页；G. 布朗：《我的自传》（London，1898），第34页。

［12］温德：《菩提树的叶子》，第331页；H. G. 沃尔夫：《压力与疾病》（Stress and Disease）第二版（Springfield，1968），第218页；H. 希尔耶（H. Selye）：《生活的重压》（The Stress of Life）（New York，1978），第259页；S. S. 米勒编：《症候》（Symptoms）（London，1979），第322页；L. 温特在《密尔沃基杂志》（The Milwaukee Journal），1961年3月13日，第11页。麦克劳林（B. P. Maclaurin）、沃迪厄（T. E. M. Wardill）、法阿伊乌阿索（S. T. Fa'aiuaso）和麦克金农（M. Mckinnon）“西萨摩亚胃溃疡疾病的地理分布”（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eptic Ulcer Disease in Western Samoa），《新西兰医学学报》（New Zealand Medical Journal）89（1979），第341页。沃尔夫指出，1957—1969年间，在7.3万家户、23万人中进行的美国国民健康调查结果表明，25岁及以上年龄阶段人口中，胃溃疡犯病的平均发生率为5％。

［13］J. 威廉姆斯：“橄榄枝号传教士纵帆船上一次航行的记叙，1832”，L. M. S. 档案；J. 厄斯金纳：《西太平洋群岛巡游记》（London，1853）；E. 萨巴迪耶（E. Sabatier）：《横跨赤道：吉尔伯特群岛介绍》（Astride the Equator：An Account of the Gilbert Islands）（Melbourne，1977），第92页；R. L. 史蒂文森：见S. 科尔文编：《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书简》（London，1899），II，第360页。

第十九章　米德对萨摩亚的误读

［1］R. 本尼迪克特：“风俗的科学”（1929），见卡尔维顿编：《人类的形成》（New York，1931），第815页；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1930），第83页；同上作者：《一个工作中的人类学家》（New York，1959），第212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New York，1973），第197页。

［2］L. 斯皮尔：“遗传中的几个重要因素”，见戈德施密特编：《弗朗兹·博厄斯的人类学》，《美国人类学协会论文集》89（1959），第146页；G. W. 斯托金：《种族、文化与进化》（New York，1968），第303页；克鲁伯：“人类学态度”，《美国信使》13（1928），第490页；M. 哈里斯：《人类学理论的出现》（London，1969），第427页。

［3］米德：《来自南海》（New York，1939），第x页。

［4］米德：“巴厘的艺术”（The Arts in Bali），《耶鲁评论》30（1940），第336页；G. 科尼斯编：《鲁珀特·布鲁克信札》（London，1968），第525、542页。

［5］J. 福格森：《经典世界中的乌托邦》（Utopias of the Classical World）（London，1975），第14、16页；G. 多思（G. Daws）：《岛屿之梦》（A Dream of Islands）（Milton，Queensland，1980），第4页；L. D. 哈蒙德编：《来自新西塞拉岛的消息：布干维尔旅行报告，1766—1769》（News from Neu Cythera：A Report of Bougainville's Voyage，1766—1969）（Minneapolis，1970），第27、44页；米德萨摩亚的美国化”，《美国信使》16（1929），第269页；同上作者：“作为一个萨摩亚女孩的生活”，见《都是真的！当今10位女性身上发生的真实历险记》（New York，1931），第99页；同上作者：对N. A. 罗的《航海神保佑下的萨摩亚》的评论，《民族》133（1931），第138页。

［6］米德：《一项关于玻利尼西亚文化的稳定性问题的调查》（New York，1928），第7页；同上作者：《黑莓的冬天》（New York，1972），第132、138页。

［7］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55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8、11页。

［8］奥古斯丁·克拉梅：《萨摩亚群岛》（Stuttgart，1902—1903）；R. L. 史蒂文森：《历史的脚注》，见《瓦依利马论文集》（London，1924）；J. W. 戴维森：《萨摩亚与萨摩亚人》（Melbourne，1967）；I. 斯特朗、L. 奥斯布尔那：《关于瓦依利马的记忆》（New York，1902），第169页；米德：《黑莓的冬天》（New York，1972），第154页。

［9］布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见里奥·福琼：《多布的巫师》（Sorcerers of Dobu）（London，1932），第xix页。

［10］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第4页；同上作者：《萨摩亚人的成年》，第vi页；参见P. J. 佩尔托（P. J. Pelto）、G. H. 佩尔托（G. H. Pelto）：《人类学研究：调查的结构》（Anthropological Research：The Structure of Inquiry），第二版（Cambridge，1978），第75页：“参与观察对于检验和评估关键信息提供者的资料是非常关键的。”

［11］米德：《黑莓的冬天》，第150页以下；同上作者：《来自田野的信札，1925—1975》（New York，1977），第55页。

［12］米德：《黑莓的冬天》，第151页；同上作者：《马努阿的社会组织》（Honolulu，1969），第xvii、224页。

［13］B. 肖尔：“萨摩亚的性与性别：概念和失效的概念”，见S. 奥特纳、H. 怀特海编：《性的意义》（Cambridge，1982），第213页，注释2；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1969），第227页。

［14］米德：《马努阿的社会组织》（1969），第228页。

［15］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第98、160页；同上作者：“青春期和发育期的文化背景”，《费城心理分析协会公报》9（1959），第62页；同上作者：“原始社会中未婚成年人的性生活”，见I. S. 威厄编：《未婚成年人的性生活》（London，1935），第61页；同上作者：《男性与女性》（Harmondsworth，1962），第119页；同上作者：“人类学”，见V. 罗宾森编：《性的百科全书》（New York，1936），第23页。

［16］E. R. 戈贝尔：“萨摩亚社会中情绪的文化模式形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1975），第126页；G. B. 米尔那：《萨摩亚语词典》（London，1966），第205页。

［17］L. D. 霍尔姆斯：“马努阿文化的再研究：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未发表的博土论文，Northwestern University，1957），第vii页。戈贝尔的信息提供者提出的观点在萨摩亚人当中非常普遍，如尼古拉斯·范·霍夫曼在他关于美属萨摩亚的热闹非凡的描述中提及的那样，见《来自玛格丽特·米德酒吧的故事》（Tales from the Margaret Mead Taproom）（Kansas City，1976），第97页以下。霍夫曼从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摘引了一段，它以提及“恋人们在呢喃，直至拂晓，村庄开始安“静”而结尾。范·霍夫曼评论说，“正是这样的一些段落，给南海带来了富有魅力的声誉。尽管你会发现，很多萨摩亚人都将会告诉你‘玛吉（玛格丽特的昵称。——译者）是个垃圾罐’。看来岛上有一堆老年妇女声称是米德书中的那些小女孩，并且会告诉你说，她们只是为可笑的‘帕拉济（欧洲）’小姐，才编造了各种各样的性故事，因为她搜集垃圾。”

［18］米德：“博厄斯门下的学徒生涯”，见戈德斯密特编：《弗朗兹·博厄斯的人类学》，《美国人类学协会论文集》89（1959），第29页；J. R. 斯万顿（Swanton）：“总统选举”（The President Elect），《科学》73（1931），第148页；R. H. 罗维：对弗朗兹·博厄斯《种族、语言与文化》的评论，《科学》91（1940），第599页；同上作者：《民族学理论的历史》（New York，1937），第151页；R.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London，1945；初版1934），第21页。

［19］P. D. 马克林（P. D. MacLean）：“三种智力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ntalities），见S. L. 华什本（S. L. Washburn）和E. R. 麦克柯恩（E. R. McCown）编：《人类进化：生物社会学的观点》（Human Evolution：Biosocial Perspectives）（Menlo Park，Calif. ，1978），第47页；A. 爱因斯坦，转引自A. P. 弗兰奇（A. P. French）编：《爱因斯坦：百年华卷》（Einstein：A Centenary Volume）（London. 1979），第209页。

［20］波普尔：《猜想与驳斥：科学知识的增长》（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London，1977），第vii页，第16页；参见E. 吉尔纳：《信念的合法化》（Legitimation of Belief）（Cambridge，1974），第171页：“波普尔的理论不是一个对人性的真实认知实践的描述性说明，而毋宁说是一个规定（prescription）、一种伦理，它同时也将科学从其他的假定性认知中挑选出来，并解释了其成功的秘密。”

第二十章　迈向一个更为科学的人类学范式

［1］康威·兹尔克勒：《进化、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和社会场景》（Evolution，Marxian Biology and the Social Scene）（Philadelphia，1959），第447页；G. W. 斯托金：《种族、文化与进化》（New York，1968），第303页。在将“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方便的术语来指代一门科学的学科矩阵中，我不接受库恩关于范式是不可通约的这一主张。我宁愿认为，通过采用波普尔称之为的“严格的排错法”，一个范式能够被积极地予以改进；参见P. B. 梅达沃（P. B. Medawar）在《对一个年轻科学家的建议》（Advice to a Young Scientist）（London，1981）第92页中就这一论题所作的评论：“至于革命，它们经常在进行中；一个科学家对于自己的研究不可能总是日复一日、一成不变地持有同样的意见，因为阅读、反思以及与同僚的讨论总是会到处引起重点的变化，并可能甚至引起思考方法方非常激进的评价。”

［2］斯皮罗（Melford Spiro）：“文化与人类天性”，见G. D. 斯普林德尔编：《心理人类学的形成》（Berkeley，1978），第350页；博厄斯：“人类学中的遗传与环境因素”，《教学生物学家》9（1935），第17页；同上作者：“兄弟关系中成长的节拍”（The Tempo of Growth in Fraternities）（1935），见《种族、语言与文化》（New York，1940），第88页；斯托金：《种族、文化与进化》，第184页；博厄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New York，1928），第201页；克鲁伯：“人类学态度”，《美国信使》13（1928），第495页；米德：《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见《来自南海》（New York. 1939），第212页。

［3］维农·雷诺兹（V. Reynolds）：《人类行动的生物学》（The Biology of Human Action）（San Francisco，1980），第89页；1922年，在大英联合会关于达尔文学说的讨论会的过程中，作为对J. C. 威利斯和其他人提出的批评的一个附和者，J. T. 坎宁汉姆发表意见：“自然选择理论已经有如渡渡鸟⁽⁵⁾一样灭绝了”；《自然》110（1922），第752页。E. 梅尔：《动物物种和进化》（Cambridge，Mass. ，1963），第1页；F. 克里科（F. Crick）：《关于分子和人类》（Of Molecules and Men）（Seattle and London，1966），第52页；P. 杰伊（P. Jay）：“叶猴中的母子关系”（Mother Infant Relations in Langurs），见H. 雷因戈德编：《哺乳动物中的母亲行为》（New York，1963），第286页；E. H. 勒纳伯格（E. H. Lenneberg）：《语言的生物学基础》（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New York，1967），第28、128页以下；H. J. 穆勒：“作为生命发起者和组织基础的基因材料”（The Gene Material as the Initiator and Organizing Basis of Life），见R. A. 布林克编：《来自孟德尔的遗产》（Madison，Wis. ，1967），第443页。

［4］J. Z. 扬：《大脑的程序》（London，1978），第10页以下；D. H. 胡贝尔（D. H. Hubel）和T. N. 维萨尔（T. N. Wiesel）：“短尾猿视觉皮层的功能性体系结构”（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Macaque Monkey Visual Cortex），《伦敦皇家学会会议录》B198（1977），第1页；至于H. F. P. 普雷克特（H. F. P. Prechtl）之研究的摘要，参见I. 埃贝尔-埃贝斯菲尔德特（I. Eibl-Eibesfeldt）：《动物行动学：行为的生物学》（Ethology：The Biology of Behavior）（New York，1975），第445页以下；同上作者：“人类的动物行动学：概念和对人类科学的暗示”（Human Ethology：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ciences of Man），《行为科学和大脑科学》（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1979），第1页。

［5］克鲁伯：“关于人类本性”（1955），见《一个人类学家看历史》（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3），第204页；M. 范·克兰纳奇（M. von Cranach）等人编：《人类的动物行动学：一个新学科的权力与限制》（Human Ethology：Claims and Limits of a New Discipline）（Cambridge，1979）；I. 埃贝尔-埃贝斯菲尔德特：《和平与战争的生物学》（The Biology of Peace and War）（London，1979），第15页（埃贝尔-埃贝斯菲尔德特指出，动物行动学家关于被系统发生学地编程的行为的认知，并不否认经验带给此类行为的影响，因为“强化影响和抑制影响都能够被训练”）；A. 蒙塔古，见《行为科学与大脑科学》2（1979），第43页。

［6］C. H. 瓦丁顿（C. H. Waddington）：“人类的进化系统”（The Human Evolutionary System），见M. 班顿（M. Banton）编：《达尔文学说和社会研究》（Darwin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London，1961），第70页；P. B. 梅达沃：“不自然的科学”（Unnatural Science），《纽约书评》24（1977），第14页；同上作者：“技术与进化”（Technology and Evolution），《知识的前沿》（New York，1975），第109页。

［7］J. T. 邦纳：《动物中文化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in Animals）（Princeton，1980）。

［8］E. 梅尔：“行为程序与进化策略”（Behavior Programs and Evolutionary Strategies）（1974），见《进化与生命的多样性：论文选编》（Evolu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Life：Selected Essays）（Cambridge，Mass. ，1976），第694页以下；波普尔：“自然选择与心智的出现”（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Mind）（第一篇达尔文演讲，发表于1977年11月8日，Darwin College，Cambridge）；邦纳：《动物中文化的进化》，第144页以下；K. 洛伦兹：《镜子的后面》（London，1977），第175页。就多元选择行为的人类学意义所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参见D. 弗里曼：“选择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Choice），《堪培拉人类学》4（1981），第82页。

［9］邦纳：《动物中文化的进化》，第19页。

［10］米德：“回顾与展望”，见T. 格拉德温和W. C. 斯德特万编：《人类学与人类行为》（Washington，D. C. ，1962），第121页；R.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London，1945；初版1934），第57页；F. 尼采（F. Nietzsche）：《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New York，1956；初版1872），第34页；J. E. 哈里森（J. E. Harrison）：《西弥斯》（Themis）（London，1963），第443页。

［11］极端的生物决定论，或者遗传主义，也幸存至1980年代；将遗传主义描述为“没有完全理解遗传原则，却热情地将其错误地运用到它们确实不适用的情形当中去”，参见P. B. 梅达沃、J. S. 梅达沃：《生命科学：生物学的当代理念》（London，1977），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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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利班（Caliban），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比喻丑恶而残忍的人。——译者

(2) 作者原书名为“Amerika Samoa”，“Amerika”一词为纳粹用语，指亚美利加，指美国社会中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的一面。——译者

(3) 伏都教（Voodoo），一种西非原始宗教。——译者

(4) 与上文多处的奥克兰（Auckland，新西兰北岛西北岸港口城市）不同，此处奥克兰英文为Oakland，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港口城市。——译者

(5) 渡渡鸟（Dodo），一种古代巨鸟，不能飞行，原产毛里求斯，已绝种。——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