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迈向一个更为科学的人类学范式

1920年代的“先天—后天”之争，现在已经彻底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按照当前的科学知识，将生物变量或文化变量排除在青春期或者其他人类行为基本形式的问题来源之外，都是没有根据的；先天和后天都总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确实，如同康威·兹尔科勒（Conway Zirkle）曾经说的那样，任何想使其中一个比另外一个更为关键的企图，都非常愚蠢，犹如“在得出一个乘积时，决定是乘数重要还是被乘数重要”。至今，生物学在人类行为中的意义依然被许多人类学家所公认。我们已经了解到，米德的萨摩亚研究为“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纯粹文化意义的解释”（乔治·斯托金语）这一运动，提供了显然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支持，从而支持了博厄斯范式的反生物学取向。^［1］

我在第三章已经证实，文化决定论学说的理论，“最初是作为生物决定论的替代性和反驳性理论而发展起来的”（梅尔福特·斯皮罗语）。因此博厄斯学派学者对生物学都持有强烈的反感，尤其是对遗传学和进化论生物学。比如说，博厄斯就反对对人类遗传学和思想进行研究。甚至，迟至1935年后，他还认为在人类身体方面，“对基因的探索也并非明智之举”，基因的数量“将取决于调查者的数量而不是它们的实际存在”。这样就很危险了。此外，斯托金记录说，他极度漠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非常怀疑自然选择理论”。对于阿尔弗雷德·克鲁伯，博厄斯最杰出的学生来说，好像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进化论生物学更格格不入了；他认为，在达尔文主义和人类学思想之间，“没有任何具体联系”。这些都是年轻的玛格丽特·米德逐渐接受的学术态度，并在她从事马努阿的调查时引导了她将人类的天性视为“最原始、最无分化的……原始材料”，能够被文化型塑成任何形式。^［2］

自从米德首次公开宣布了绝对的文化决定论，并将人类本性假定为“tabula rasa”（空白的石板）以来的50年间，生物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因此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文化不得不型塑的东西，用维农·雷诺兹（Vernon Reynolds）的话来说，是“生物化学机制中一个极度复杂的安排，每一片断都包含着一个高度明确的种类有关自身发展的若干指令”。此外，经历了1920年代早期一个明显衰落的时期之后，以自然选择理论为代表的进化论学说，不仅没有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反而再一次地浮现，并成为了包括从生物化学到动物行为学的所有生物科学的一体化范式。实际上，随着基因信息在核酸中存贮的方法被发现，进化过程的分子基础也已经被揭示出来。被任何特别的酶所显示出来的特异性和微妙性，与新生叶猴对母亲的依恋行为，或者人类新生婴儿习得他的种群的象征交流特质的各种方式一样，都是自然选择法则下的进化结果。这样，在20世纪的第九个10年，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科学证据的统计的出现，对穆勒（Muller）的理论概括进行了支持：“判断任何物质持有生命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来进行进化的潜在能力。”因此很明显，智人作为一种灵长类，和其他现存的事物一样，也是自然选择作用下进化的产物。此外，任何人类个体的基因中所存贮的编码信息，还有他在个体发育的发展过程中的解码信息，与他出生之后的经历和对文化的适应过程中所存贮在个体记忆中的外源性信息一样，对于理解人类行为来说，都具有非常关键性的作用。^［3］

因此，扬（J. Z. Young）指出，每一哺乳类的生命个体，都依赖于“在DNA编码的基础上，三个一组地书写下来的”基因遗传信息，它制造了一个以大脑的结构为具体表达的程序，而大脑的构成单位是“一群群的神经细胞，它们是如此地有组织……以至于能够在适当的时期去产生各种各样的行动”。而人类，除此之外，还要加上成长中的个体所不断学习到的语言和文化程序。然而，扬注意到，尽管儿童从最早时刻起，就以一种它在子宫中无法进行的方法而开始学习，但这一切“只有依靠由遗传提供的神经中枢装置”才能进行。这一神经中枢装置远非处于未分化的状态。比如说，在他们关于幼短尾猿视觉皮层的研究中，胡贝尔（Hubel）和维萨尔（Wiesel）已经证明了带有高度具体特性的个体细胞的存在，能够对比如说具有朝向的轮廓等外在环境的特征作出反应。这样一种适用于特殊目的的细胞也当然存在于人类尚未满月之婴儿的视觉皮层中。这一研究成果和其他很多研究已经确定了如扬所提出的这样一个结论：人类大脑“并非是一种不管什么信息都能够被放置于其记忆内部的通用型计算机”，而“更像一种内部已经拥有一个程序系统的特殊计算机”。此外，普雷克特（Prechtl）、埃贝尔-埃贝斯菲尔德特（Eibl-Eibesfeldt）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已经显示出，人类尚未满月的婴儿出生时就已经装备了一整套生存所必需的运动模式，同样也被预备了在与环境互动的个体发生学过程中不断呈现出来的其他行为和情感——其基本结构乃是系统发生学地给定的。^［4］

1955年，在回顾文化人类学的历史中，克鲁伯说，人类本性被作为一个恒量排除在外的时期，正在宣告结束。因为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文化人类学家不可能永远忽视人类心理状态中“属于基本遗传的那一部分”。这是一个正确的预言。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尤其是人类行为学领域中的研究已经表明，在重要的情形中，人类行为，用埃贝尔-埃贝斯菲尔德特的话来说，“由系统发生着的适应行为进行了程序预排。”在这一意义上，从1920年代J. B. 华生武断地声称“不存在任何能力、天赋、性情、心智结构和特性的遗传”，以及米德和其他文化人类学家在人类天性是“最原始、最不分化的……原始材料”这一假定的基础上建立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以来，一个十分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实际上，知识的这一进步是如此地至关重要，以至于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在1979年指出，“人类本性是一块白板”的这一信仰，已经不再有任何值得推敲的正当合理性。因此，我们可以达到一点共识。那就是，如果不想在“概念的死胡同”里孤芳自赏，人类学学科必须抛弃由克鲁伯和其他博厄斯的学生所倡导并使之流行的范式；在对人类行为和制度进行解释时，也必须对生物学同对文化一样，给予充分的认识。^［5］

1920年代以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博厄斯学派的诸多著作，在引导人们对文化现象的广泛关注方面有着高度有益的影响，引起了生物学家们也开始对人类进化中文化的意义日益予以重视。比如，瓦丁顿（C. H. Waddington）在1961年就强调，人类中存在“一个叠加在生物学进化系统之上的第二进化系统……通过一个不同的信息传递系统而起着作用”。此外，梅达沃（P. B. Medawar）也曾提及这种作为外源性（博厄斯曾在1924年用过同一术语）原因的“通过文化的全部设置而进行”的信息传递方法。他还指出：“这一学习过程的进化和与之伴随的遗传系统的进化，代表了一个从根本意义上说比在此之前的任何战略都更为重要的新的生物学战略，并且完全不同于有机体与环境的其他任何事务。”^［6］

自从博厄斯范式全盛期以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发展，也成为了“最粗糙的文化中与甚至最高等的动物之间都没有任何东西是同源的”这一假定的反证——而正是在这一假定之上，克鲁伯建立了他的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并因此在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人为地制造出了一个基本性的分离。这个重要发展就是，邦纳（J. B. Bonner）在《动物中的文化进化》（1980年）中已经中肯地指出的，有证据表明，除了人类，其他物种中也存在初步的文化调适，或称为外源性调适。他在书中将人类文化能力的起源一直追溯到早期的生物进化，清楚地揭示了克鲁伯所持有的“在非人类物种中，不存在文化的早期形式”这一学说存在的错误。因此，一个新的科学范式正在浮现。这一范式可以在一个进化的框架中来考察文化，并对遗传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都加以考虑，对这两者在人类行为和进化中的这些基本方面所发挥的关键重要作用，都给予应有的尊重。^［7］

一种恩斯特·梅尔（Ernst Mayr）命名为“行为的开放程序”的进化现象的出现，为文化的调适提供了可能。而这种进化现象则是一个允许“个体性地获得的信息的合并，达到一种不断增大的程度”的基因程序逐渐开放的结果。梅尔认为，如果要使某一基因程序的这一渐进式开放发生，需要某些确定性的先决条件。因为个体性地获得的信息需要“比经过一个封闭性遗传程序所仔细选择的信息多得多的存贮能力”，因此，一个巨大的中枢神经系统成为一个必须的先决条件。行为的开放程序取决于大脑调节之下的外源性信息的存贮和传递；而且，此外，这个程序并没有将全部步骤都预先规定到一个行为序列之内，而是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话来说，“开放地留下了一定的替换和一定的选择的余地，即使这可能决定了选择一种方式或者另一种方式的可能性和倾向性”。因此，在谈及非人类物种中“原始行为的适应性”时，邦纳提出，“一个反射性行为和一个由大脑调节的决定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仅仅具有一个反应，而后者具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反应。”在一个行为的开放程序中，由大脑或者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在两个或更多反应之间所作出的选择，产生了邦纳所称的“多元选择行为”。文化的出现因此被视为“由具有多元选择行为的动物实验法所引发的一个新的小型环境”。人类物种中，文化调适的发生所要追溯的，正是这一进化性革新。也正是从这一原初开始，早期原始人类的大脑就进化到某种临界点，使最初的基本行为反应成为了传统。经观察，在日本的猕猴以及黑猩猩种群中就存在这种情况。然后，一种选择的压力出现，引起了大脑两个半球进一步增大。人类遗传中一种双重轨迹（dual track）的出现，则是以基因成分和文化成分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此外，从进化论的角度，人们可以看到基因成分与文化成分之间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的共生现象。因为其所具备的对人类的有利条件，它可以通过自然选择，有能力产生我们已经发现的那些外源性成分。^［8］

这样，一个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即基因和外因是一个单一系统中截然不同但互相影响的两个部分。邦纳指出，如果要想理解这一系统的运转，那么在遗传性和文化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将势在必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理解“任何有能力既进行遗传变化也进行文化变化的有机体中，产生变化的原因和机制”。此外，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对人类遥远的进化史的研究，同样也是分析和解释近代历史环境中文化行为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要想充分理解某一具体的文化行为，需要与那些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既定冲动联系起来考虑，文化行为的进化是以这些冲动为依据的，它们作为全社会的遗传性调适的共享模式而存在是与这些冲动并列的。^［9］

这样的一种并列可以在萨摩亚人的敬语中找到例子。本书第八章已经对其作了简要的介绍。在萨摩亚这样一个有着复杂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没有一种文化习俗比这一高度发达的语言更重要。它有着非常精细的词汇，以不同的敬语来分别指称象征酋长和议事酋长及其家人身体部位、财产、品质和举动。此外，这些敬语尤其多用于酋长会议中。而酋长会议建立在作为一种社会统治形式的等级的基础上的，其中总是存在着长期的、持久的对峙和紧张状态。1966年和1967年，我在对萨摩亚的酋长地位进行研究时，曾花了数百个小时，盘腿坐在酋长会议中，以一个文化学和行为学学者的凝视，悉心观察着其他在场人员那些行为的细枝末节。某些时刻，我正观察的酋长们，在就一些极为严重的问题而进行激烈争论时，会变得恼怒起来，接着就会彼此生气，大发雷霆。通过有意识地观察他们的生理状态，尤其是他们那些改变话题和转移注意力的行为，我能够监控到，当他们的怒火上升时，这些酋长们就会采取使用敬语的行为。经过多次反复观察，我清楚地意识到，当他们变得发怒时，他们往往是变得愈来愈有礼貌，恭敬的词汇和短语也在不断增加。因此，通过诉诸文化习俗，他们通常能够避免潜在的伤害性局面。然而，偶尔地，这些文化的习俗也会完全失败。当已经到了精细的、模式化的彬彬有礼的顶点时，那些被激怒的酋长们会突然进入暴力侵犯的状态，就像我在第九章里曾经描述过的对象征酋长塔依奥的攻击那样。在这样一些情形中，存在着一个从习俗性行为到冲动性行为的极度迅疾的回归。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这些事件的意义在于，当在酋长会议中起一贯作用的文化习俗失败时，行为没有戛然而止，更确切地说，习俗性行为立即被高度情绪化的冲动性行为所取代，人们表现出有如动物一样的凶猛性质。因此很明显，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对于萨摩亚文化来说非常重要的敬语，我们必须将其与由社会统治和等级的张力而引起的分裂性情绪联系起来，而这种特殊的语言正是为了抑制这些情绪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方面，如同他们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冲动和情绪成为文化习俗的基础，形成了这样一种双重遗传。萨摩亚人是这样，所有其他地方的居民也都是这样。因此，这就很清楚，如果不将文化与更为古老的、被系统发生性地给定的结构联系起来——而这些结构又与非遗传性过程所形成的文化有关，就不能充分理解文化。此外，用纯粹的文化条件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尝试，就事物的人类学本质而言，很显然，也具有不可救药的缺陷。

在上述回顾中，米德的萨摩亚研究所具有的基本缺陷，很显然是概念上和方法上的。她告诉我们，她是深信着奥格本（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之间，她未作任何区别）的学说而前往萨摩亚的。奥格本说过，“除非用文化条件来进行解释的努力已经山穷水尽，我们绝不能用心理学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米德在马努阿的调查中对这一程序性原则的衷心追随，导致她排斥性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领域，而因此忽视了更多更深层次地激发萨摩亚人行为的那些方面。也正是对文化决定论方法的这种衷心追随，导致了米德在本尼迪克特的积极鼓励下，用“日神型”这一术语来描写萨摩亚人，将他们描述为“所有规定的礼仪”的皈依者，和一个在“精细的、非个人的结构”中强调“社会幸福”之社会模式的献身者。米德的这一描写，直接发源于本尼迪克特。后者将文化构想为“人格的无限扩展”，从尼采那里借用了“日神型”这一术语，用来指涉那些安分守法、发誓抛弃全部“分裂心理状态”的人们。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文化的理想形态，它是早期文化决定论者所持有的欺骗性妄想，认为整个民族的行为可以完全被归纳到这样一个单一措辞的范畴之内。本尼迪克特和米德没有能够充分领会到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得出的十分明确的结论，那就是象征着人类本性中的四大要素⁽¹⁾的酒神型，与日神型同样是十分重要的；而日神阿波罗已经发现，没有狄俄尼索斯，他是无法生活的。因此，正是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这代表着人类天性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的古老化身——共同占据着德尔斐的太阳神殿。他们无疑是迥然相异的，在生活中却又是不可分割的。正如进化论人类学昭示我们的那样，生物学和文化也是如此。^［10］

本书第一至三章已经谈到过，文化决定论的学说是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开始形成的，是针对同样不科学的极端生物决定论而特意提出的。^［11］我们可以据此将生物决定论看作是初始理论，而将文化决定论看作反理论。那么，将它们进行一个学术性的综合，对人类学和生物学二者来说，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这就是，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无论是追溯人类久远的历史，还是探索我们充满无穷疑问的未来，我们都要充分认知到遗传与外因以及二者交互作用的极端重要性。

————————————————————

(1) 古希腊哲学中的四大基本要素：土、水、气、火。——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