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萨摩亚人的精神特质

正如我们所知，米德认为，根据传统对一个犯下错误的陶泊进行惩罚，“对于萨摩亚精神特质（ethos）来说，有些太过严厉了”，因为米德在她所有的著作中都将萨摩亚人的精神特质描绘为“适度的”、“轻松的”和“温和的”。由此，对米德来说，“萨摩亚社会体制以一种非常愉快的方式，将人类本性中各种粗暴的、不体面的方面减少到没有危害的程度”，并且“每个方面都缺乏强度”。这也正是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所断言的：整个社会是如此普遍地漫不经心”，以至于“没人愿意为其信念遭受磨难，或为某些特殊目标而作殊死搏斗”。^［1］

萨摩亚人，特别是男性，正是对最后的这段叙述特别反对，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对他们的精神特质和历史的一种严重误解。1967年，我和当时身为马努阿岛菲提乌塔村牧师的约翰·索洛伊讨论起《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的概括性论断时，他气愤地说米德的这些言论剥夺了萨摩亚人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性特征，完全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叙述成一个“没有骨气、无足轻重的民族”。毫无疑问，米德的叙述是缺乏证据的，因为萨摩亚人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萨摩亚人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而又勇敢坚毅的民族，正如阿尔伯特·温德所描述的那样，“对任何男性包括孩童的主要品质要求就是个人的勇敢，特别是在各种身体格斗中。”^［2］

我在第八章已经证明了，就在米德的评论专门所指的那个时期，美属萨摩亚和西萨摩亚的居民们都很明显地因为信念而正遭受着痛苦。在米德访问马努阿之前不久，塔乌的一些酋长违背了海军政府的命令，恢复了图依马努阿的名号；当他们的统治者强制性地取消了他们的行动时，他们告诉他说，对这种干涉行为“恨之入骨”。^［3］

陶阿-纽乌和其他议事酋长们对于他们“恨之入骨”的公开宣告，是萨摩亚人一种主要的文化价值观的一种表达。比如说，在与另一个村子发生严重争端时，议事酋长们将会代表他们的象征酋长，高度赞扬那些随时准备为地方政治组织和高级酋长献身的人，说他们具有坚毅不挠的勇气。萨摩亚人认为，具有这种勇气的人应该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和表扬。1967年2月，在萨图努马福举行的一次政治性福努上，一位资深议事酋长很有针对性地表达了这种态度，命令他所在地区的人们要永远立场坚定，并且在必要时作好牺牲的准备，因为这是真正的荣誉。另外，1966年，我在别处曾详细描述过的一个案例中，一个无头衔男子因为土地争端被激怒而与一位议事酋长打起了架。之后因为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该酋长的手下们所袭击，他有些害怕，但他还是不断挑衅着。他说，他的所作所为是有正当理由的，不管会发生什么，他都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我不得不死，”他对我说，“那就死吧。”因此在这样一种崇尚暴力的社会文化中，一个萨摩亚人一旦情绪激动之后，就太容易引发不间断的斗殴事件了。用N. A. 罗的话来说，“萨摩亚人独特的坚韧性（tenacity），使他们与众不同”。^［4］

这种坚韧性与萨摩亚人基本的战争观念密切相关，他们认为交战的一方或另一方必须实现全面的统治——征服者被他们称作“玛洛”，被征服者则被称作“托伊拉洛”。因此，经常能听到一个萨摩亚人宣称：“我不会向任何人或事屈服！”这种精神贯穿于萨摩亚人的历史中。比如，一位高级酋长马塔法·约塞法因对政治形势不满而反叛，被驱逐到马绍尔群岛上的贾卢伊特岛上。根据特里普的记录，他于1899年对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政府专员说，他和他的人民宁愿“被强迫做奴隶，也不愿意胆怯地投降”。1902年，塔乌很多酋长们公然反抗美属萨摩亚海军司令缩减图依马努阿的特权的决定，直到被罚款和被放逐。1921年，莱瓦莱瓦，图图依拉的一位酋长，因为反对海军当局而被告知将被剥夺头衔。他充满挑衅地公开叫嚣说“世界上没有人”能从他那里夺走其头衔。因为这种嚣张独立的姿态，他以藐视法庭罪而入狱三年。在1920年代西萨摩亚反对新西兰政府统治的政治运动中，即使个人会作出很大牺牲，类似的挑衅行为还是频频发生。又如，1927年7月，图依斯拉，阿莱帕塔的默蒂亚特勒村的一位象征酋长，被令终止在阿皮亚的政治活动并返回他的本乡，但他坚决拒绝这么做，因而被判三个月监禁。^［5］

正当米德在纽约写作关于萨摩亚人“没人愿意为其信念遭受磨难，或为某些特殊目标而作殊死搏斗”时，一位高级酋长图普阿·塔马塞塞·利洛菲三世的行为和风范将萨摩亚人的勇敢和坚韧精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利洛菲，作为图普阿·塔马塞塞，是“塔马艾加”即西萨摩亚最高级别的象征酋长之一。1924年，第一次和新西兰行政机构发生冲突时，他还是一个青年。当时的本土事务秘书命令他除去一块他认为属于他的土地上的木槿树篱笆。其实他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并未确定，但他还是坚决地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即使是新西兰行政部门的最高首领、卓越的理查德森少将亲自对他下令，他还是拒不执行。由于对“塔马艾加”在萨摩亚人眼中的卓越地位毫无所知，理查德森下令禁止塔马塞塞使用其头衔和名号，并将他无限期地流放到萨瓦伊伊岛。后来．根据J. W. 戴维森的记录，塔马塞塞“离开流放地去查明他被限制的期限时”，他又被判入狱，并且被剥夺了头衔，再度流放。对待萨摩亚“王子”的这种压迫行径，成为后来有组织地反对新西兰行政机构的活动玛乌的主要起因，图普阿·塔马塞塞·利洛菲三世最终成为了那次反抗活动的主要领袖。^［6］

在这场反抗运动初期，一些成员宣称，萨摩亚有条古老的谚语说，萨摩亚人会被爱感动，但绝不会向威胁妥协。压迫仍在继续，但在几年之内，玛乌反抗运动获得了绝大部分萨摩亚人的支持。广泛蔓延的不满情绪最终导致形成了一股非武装的反抗力量。1928年，塔马塞塞因为和其他很多人一起拒绝向新西兰行政机构交纳人头税，而在其流放后返回的瓦伊莫索村，被一队35名手持装上刺刀的来复枪的武装警察当即逮捕。事后据其中的一名警察称，当天清晨当第一名警察闯入塔马塞塞家时，他大声喊道：“我不跟你们走，冲我开枪吧，杀了我吧”——这充分表现出了一名真正的萨摩亚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因为这次拒捕，他被判监禁一段时间，关押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伊登山监狱。1929年12月28日在阿皮亚，也就是塔马塞塞回到萨摩亚继续领导玛乌运动几个月之后，政府当局试图逮捕玛乌运动的秘书马塔乌西亚·卡劳纳，以此来阻挠反抗运动的进程。在随即发生的混乱中，正在呼吁恢复运动秩序的塔马塞塞遭到新西兰武装警察枪击，受了致命的枪伤。当时，他还只有二十多岁。当天晚上，图普阿·塔马塞塞·利洛菲三世奄奄一息的时候，他给所有萨摩亚人留下了临终遗言：“我的血为萨摩亚而流。我为此而感到骄傲。不要幻想着为我报仇，因为我的血是维护和平而流的。如果我死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和平。”^［7］

这些宽宏大量的言语充分表现了萨摩亚人称之为“奥勒法塔马利”（'o le fa'atamāli'i），即一位高级酋长所具备的贵族式的克制精神和远见卓识的行为特征。此外，他们的精神代表了萨摩亚人精神特质中全部最优秀的品质，因为拥有在争论和格斗中的坚韧，萨摩亚人也具备了一种在残酷命运面前重建秩序和恢复友善的独特能力。图普阿·塔马塞塞·利洛菲三世因为在反对新西兰政府机构强加于他的人民身上的家长式控制的运动中，感人地示范了甘愿为了祖国能够坚守最高理想而遭受磨难甚至英勇献身的萨摩亚民族精神，被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而载入了萨摩亚历史。1929年，奥克兰的伊甸园山监狱的一位牧师谈到，新西兰政府在拘禁塔马塞塞这位信奉基督教的反抗运动领袖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目标受到了挫败。1929年12月28日发生的枪击惨案更加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在那次事件中还有另外10名萨摩亚人丧生。图普阿·塔马塞塞·利洛菲三世成了萨摩亚的民族英雄，每年，玛乌运动的成员们都会聚集在他的墓前为他的牺牲举行纪念仪式。1962年西萨摩亚最终实现了建国，成为一个独立的玻利尼西亚国家，这也为塔马塞塞的牺牲作了最终辩护。^［8］

西萨摩亚的宪法导言开篇之初就这样写道：“以全能的、永远充满爱的上帝的神圣名义”，接着宣告，西萨摩亚国家的独立，是基于“基督教的准则和萨摩亚的习俗与传统之上”。正如这一宣言表明的那样，萨摩亚人的精神特质来自一种强调等级和古老特权神圣不可侵犯观念的制度与基督教及其关于互爱和宽恕之伦理的混合。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相互分歧的因素开始被一个独一无二的萨摩亚意识形态所容纳，它将耶和华的统治与自己原有的等级制度融为一体。因此，正如我在第八章所描述的那样，如今萨摩亚社会一条基本的信条就是，等级制度是耶和华所认可的。尽管从异教徒时代至今，这种等级制度严格而苛刻的价值观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但毕竟还是由于对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信仰而得到了调和。上帝，即使是在他无情地惩罚那些不遵守他的戒律的人时，仍然都是一位充满爱的神。

然而，在萨摩亚人的基督教信仰背后，仍然存在着这种原始的等级制度及其所导致的对立冲突和紧张关系。在次序先后的问题上，萨摩亚人和修昔底德笔下的古希腊人一样，“因获得第二名而羞耻，为成为第一名而自豪”。在这一领域，对抗性冲突的危险性始终存在，“各种繁文缛节多得如同甲板上的誓言”，但萨摩亚人的精神特质依然保留了对那些拥有特权和处于权威地位的人的听话和顺从；至于上帝，他处于等级层次的最高处。事实上，萨摩亚的酋长们非常推崇顺从这一品质，赞美它是美德与社会和谐的基础，并且谴责行动自由是罪恶和社会混乱的根源。所以，在他1977年出版的非常有影响的小说《坡乌柳利》中，温德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真实反映萨摩亚人生存现状的画面。他提到一位67岁的酋长由于身陷一次“几乎无法承受的突然转变的情绪”中，想要弃绝全部萨摩亚人的习惯和传统，他的一位老朋友严重地警告他说“你所发现并试图保留的个人自由，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根本相悖的。”^［9］

至此，我们可以说，萨摩亚人的精神特质并不像米德所宣称的那样遍布着漫不经心。相反，对大多数萨摩亚人来说，他们无法从萨摩亚社会持续不断的各种要求和准则中逃脱出来，而其中的一条基本准则（在第十三章描述过）就是，任何人只要违背了权威人士的指示或命令，就应该获得应有的惩罚。以惩罚来维持社会秩序的习惯，因而成为萨摩亚人精神特质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尽管萨摩亚人频繁地谈论着耶和华无限的爱，同时，他们也把他视作一位“疾恶如仇”的上帝，会用疾病和死亡来惩罚那些违反其戒律的人。换言之，耶和华在萨摩亚人眼里是一位惩罚人的上帝，并且尽管他们对于上帝施行的惩罚充满畏惧之心，但他们仍将之视作是上帝的选择，并且是上帝用来对付那些存心不顺从者的正当方法。这些证据表明，自从萨摩亚人皈依基督教以来，这种惩罚性的统治就成为萨摩亚的地方特色，而人们认为耶和华自己统治萨摩亚的各种准则证明了这种惩罚性统治是正当的。所以，作为对那些不遵守权威命令的人，包括儿童在内，的一种统治方法，惩罚已经从文化上使人们接受了。

1967年，菲提乌塔的牧师约翰·索洛伊严厉地驳斥了米德将马努阿的社会形容为“以轻松安逸为特征”的说法，并且指出，事实正相反，萨摩亚社会拥有“铁一般的规则”。他这里所涉及的是，地方政治组织中酋长们的福努如何通过高额罚款和其他形式的惩罚来保证他们的法令得到强制执行。萨摩亚社会中，人们经常诉诸惩罚，特别是对孩子们的体罚经常发生，这使得萨摩亚人令人不安地倾向于较易发生相互之间的冲突和侵犯。勒夫科维茨（M. M. Lefkowitz）、瓦尔登（L. O. Walden）和厄隆（L. D. Eron）的研究清楚表明，惩罚只会增强侵犯与攻击的表现，而不是起到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伍德曼（D. D. Woodman）的确认，他发现家庭内的体罚与社会上的攻击与侵犯有着某种关联。伍德曼的研究还表明，在人与人的相互侵犯行为中有一种生化成分（biochemical component）起着作用，与肾上腺素分泌的增多联系在一起的是个性中攻击行为的增多。根据麦肯锡所说，似乎正是这种体罚制度，特别是针对孩子的，形成了“一种紧紧控制下的暴力氛围”，这导致萨摩亚人受到哪怕最轻微的刺激就会“大动干戈”，诉诸他们已经作为一种习惯来接受的身体暴力。^［10］

除此之外，尽管萨摩亚人惩罚孩子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即希望纠正他们行为中的各种错误，但正如第十四章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毕竟是在这样一种统治下而强加的，以至于大部分萨摩亚人对权威人士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时而尊敬和热爱他们，时而又怨恨和害怕他们。由于这种培养孩子的习惯方式，以及权威人士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所提出的各种严格要求，使得萨摩亚人的性格特征，正如我在第十五章里暗示的那样，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和蔼亲切、彬彬有礼的外表下，隐藏着对于愤怒和暴力的敏感性。比如，贾奇·马萨克就把萨摩亚人描述成一种“谦恭有礼与暴躁易怒的奇怪组合”。1909年，托马斯·特鲁德在萨摩亚居住了五十多年之后，对萨摩亚人显著的特征作了这样的评论：他们是“那样和蔼可亲、热情好客”，同时竟又是一个“性格活泼而暴躁的民族”。另外，乔治·布朗在1898年，说萨摩亚人“善良、可爱又礼貌”，但他同时立即提到，他们又对那些视为侮辱的行为又“极度敏感”。^［11］

这种敏感性（touchness）在等级制度的政治背景下，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1967年，一位西萨摩亚立法会代表在一位高级首相讲话时插嘴道：“哎，萨摩亚！”尽管他表示收回他的评论并且正式道了歉，但他还是被告知，钉子可以收回，但它在木板上扎下的洞仍然存在。还有，1966年5月，在萨阿纳普村的一个卡瓦仪式上，利乌拉，一位来自于邻近的萨拉默默村的敌对政治组织的议事酋长，被故意安排在较靠后的座次上，因为他们村拒绝参加地方医院的重建工程。在吞下他的卡瓦酒之后，作为愤怒的回应，他把盛酒的椰壳杯扔给了刚才为他服务的那个无头衔男子，而不是按照仪式的安排由那个人取回。由于他这一粗鲁的行为，在场的萨阿纳普村酋长们显然有些不满。卡瓦仪式一结束，萨阿纳普村主持仪式的议事酋长沃尔·内奥亚到利乌拉跟前生气地质问他为什么表现得如此不合规矩。利乌拉回答说他希望快点结束。顿时，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好一阵子的沉默令人不安。终于，一位同样来自萨拉默默村的议事酋长打破了僵局，他因为对事态的发展有些担忧，就开玩笑地说：“也许，他急着去海滩放松放松呢。”一下子，整个会场的人都大笑了起来。如此，发生严重冲突后果的危险过去了，但是利乌拉仍然因为自己的地位受到侮辱而感到难受，很快，他又给予了反击。他说，萨阿纳普村有一位酋长的行为十分值得大家模仿。他就是沃尔·内奥亚，总是试图偷偷摸摸地去强奸自己的妹妹。萨摩亚人对于这样的诋毁，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幸好又爆发了一阵更加夸张的笑声，将利乌拉报复性的俏皮话遮掩了下去。所有这些事例说明，萨摩亚人的精神特质远不像米德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方面都缺乏紧张。相反，等级制度中被压抑着的对抗性，微妙地被包含在了萨摩亚人始终用来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各种正式礼节之中，但是萨摩亚人在他们在非常在乎的社会地位受到贬低而濒临公开冲突的危急时刻，总能以哄堂大笑的方式来挽救他们的优雅。

尽管有这些礼节的约束和大笑的作用，这整个等级制度和福努，以及萨摩亚人那种相互之间的敌对状态和惩罚性的制裁，不仅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外部社会，还的确构成了一个十分确定的有压力的心理环境。在第十五章，我已经论述了一些孩子和青少年所受到的压力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同样的压力，很多成年人也在承受，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当地政治组织范围内部的男性。在《菩提树的叶子》一书中，阿尔伯特·温德对20世纪在萨摩亚要成为一名酋长的抱负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作了尖锐的评述，他通过书中的一个人物的口吻说到，做一个酋长“就意味着收到了一份肥胖、溃疡、中风以及心脏病的请帖”。根据沃尔夫（H. G. Wolff）和其他一些人的研究，心理压力肯定是造成后三种疾病的原因之一。用汉斯·希尔耶的话来说，人的肠胃管道系统“对普通的压力特别敏感”，消化器官的溃疡被一些临床医生形容为“一种由于侵犯的冲动无法实现而导致的疾病”。与此相关的是，美属萨摩亚医疗服务中心前主任医生L. 温特在1961年指出，溃疡病“在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更为近期的研究是B. P. 麦克劳林指导的、在1976年通过对西萨摩亚三个主要的健康卫生区域的大约500名18岁以上的人进行的调查。该调查表明，与新西兰的情况相比，西萨摩亚人“消化系统溃疡病惊人地流行”，其平均发病率为7.3％，男女患者的比率大概是2比1。这一发病率比美国1957—1959年全国健康调查公布的情况明显高出许多。^［12］

为了反驳米德在1920年代所提出的各种结论，我必须对萨摩亚人生活中比较阴暗的一面进行一番详细的讨论，米德在建构她的反例时曾把这些方面都忽略了，以至于在她的笔下，萨摩亚人复杂的人性特征变得毫无特点、无足轻重。正如我所展示的，萨摩亚人的生活的确有一些阴暗之处，但是，我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他们和所有人类社会所共有的。同时，与其他所有人类社会一样，萨摩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闪闪发光的美德。对传教士先驱约翰·威廉姆斯来说，萨摩亚人是一个“非常活跃、诙谐和友好的民族”。曾周游很多地方的海军军官约翰·厄斯金纳在1849年访问萨摩亚之后宣称，他从未见过一个民族比萨摩亚人“在外表和礼仪上更吸引人的了”，他们被厄内斯特·萨巴迪耶公正地赋予了“太平洋民族中最有礼貌的民族”的名声。除了具备这些礼仪形式上的美德之外，萨摩亚人还非常地热情好客、慷慨大方，并且在基督教道德规范的实践方面，他们在最能考验人的境遇中都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宽宏大量精神，图普阿·塔马塞塞·利洛菲三世已经作了最好的证明。在萨摩亚各地的福努中，到处可见人们把互爱赞美为一种理想。1894年，就在路易斯·史蒂文森去世前不久，一群高级酋长们为他在瓦依利马修建了一条纪念之路，恐怕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例子更令人难忘，因为它充分体现出了萨摩亚人的友善。这些酋长们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时，这个被他们称作图西塔拉的人曾对他们施过援手，于是他们亲手修建了“这条爱心之路”来表达他们的感激情。他们说，这是一条会“永远地存在下去”的路，正如我相信，萨摩亚传统习惯中一切最美好的事物，也将永远地存在下去。^［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