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攻击行为和战争
我们已经看到，米德在描述萨摩亚人社会的安逸和漫不经心时，特别强调了他们的“非侵略性”，把他们描写成“这个世界上最和蔼可亲、最不愿争斗和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之一”。她在1950年重申，萨摩亚人是一个“爱好和平而且具建设性的民族”，在他们之间的战争“作为互为竞争对手的两个村庄间相互联系的一部分，被程序化了，只引起很少的伤亡”。这些断言明显地不符合萨摩亚的历史，但米德却据此对萨摩亚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1］
早在1787年，欧洲人就开始知晓萨摩亚人是一个异常好斗的民族。当时，倒霉的拉佩鲁兹考察队与他们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12名考察队员和大约30萨摩亚人丧命。拉佩鲁兹对萨摩亚人的观察是这样的，“他们之间最小的争吵也能引起一场以棍棒、树枝或船桨为武器的殴斗，毫无疑问经常有人在殴斗中死亡。几乎所有人的身上都带有伤疤，肯定是个人间争斗引起的。”1824年，奥托·冯科茨布（Otto von Kotzebue）说，萨摩亚人“也许是他在南太平洋所遇见过的最凶恶的人”，他曾经被迫使用长杆对船两侧的图图依拉人动武，当时这些人试图袭击他的船。但是，直到1830年代初，经过早期传教士和考察工作者约翰·威廉姆斯的观察和调查之后，萨摩亚人的好战才被彻底证实。［2］
1830年，当威廉姆斯从汤加抵达萨瓦伊伊时，塔玛法伊加的一个酋长被暗杀所引起的一场破坏性的战争，正席卷乌波卢岛最西端的整个阿阿纳地区。威廉姆斯可以清楚地看到阿阿纳的一些村庄被火光和浓烟笼罩着。当高级酋长马里厄托阿·韦-伊努-波从战场返回，来欢迎威廉姆斯和同行的传教士查尔斯·巴弗（Charles Barff）的时候，他告诉他们战争是“他最大的乐趣”；并且说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支步枪，否则就会成为兄弟酋长们的笑柄。这场阿阿纳居民与拥有更多战士的马诺诺岛及其盟友的战争持续了八个月之久，好多次战斗都有几百名战士参加。威廉姆斯详细叙述了这场战争，其间死亡的人数远超过1000，许多独木舟用来把阵亡者的尸体运到萨瓦伊伊。“死者的亲属们那凄凉的哀悼和嚎哭，因痛苦而狂乱的行为，以及枪弹袭击和鲨鱼利齿撕咬在死者身上留下的可怕的伤口，连同死者脸上呈现出的恐怖表情”，这一切都使得每个人“处于一种极度激动和悲痛的精神状态之中”。当阿阿纳最终投降之时，躲在堡垒内的那400多名居民“全部被投入大火之中”，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据威廉姆斯讲，还有一些人被开膛破肚后取出心脏。在战争结束时，按照萨摩亚人的惯例，战败的一方被驱逐出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的房屋和种植园也被遗弃。所以5年后当托马斯·赫斯（Thomas Heath）来到阿阿纳时，他“在方圆十多英里的地方看不到一座小屋，而这地方曾经居住着大约五六千人”。［3］
在萨摩亚早期历史中发生过的很多次战争中，有许多也涉及整个地区。但我们无法确定还有哪场战争和1830至1831年的阿阿纳战争一样，具有同等的破坏性。但是，有很重要的证据表明在萨摩亚的异教时期发生过“极为频繁的”战争。威廉姆斯写到，尽管他并不知道马诺诺酋长们记事的书写方法，但是在邻近的阿波利马岛上的一座宗教场所中（该处也被当作堡垒使用）放着一个用来装石头的篮子。每进行一场战争，就会在篮子中放一块石头作为标记，而石头的大小则表示该次战争的规模。1832年有人清点过石头，共有197块；后来当斯特尔获得这个篮子时，他发现有些石头要比其他石头大得多。［4］
威廉姆斯第二次出航到达萨摩亚，是在1832年10月17日，靠岸地是马努阿中的塔乌。他了解到，在大约四个月前塔乌人组织了一支有100多条独木舟的船队试图去攻打和征服邻近的奥洛瑟加岛（双方长期争斗，这次行动是为了报复上次厮杀中受到的损失），但这次他们还是遭到大败。35人阵亡，这个损失是塔乌居民中所有体格健壮的成年男子的十分之一。相同比例的人口损失在大约五十年后再次发生，那是塔乌和奥洛瑟加之间的又一次战争。下面我还会谈到这一情况。［5］
尽管这样的村庄间冲突在形式上并不是很严重，却一直延续到20世纪。例如，在米德对马努阿进行调查的大约四年之后，在塔乌和奥洛瑟加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冲突，这是他们之间的世仇的直接延续。1954年，在霍尔姆斯对马努阿和图图依拉进行调查之后，他也认为“村庄之间的严重冲突经常发生”，而且“图图依拉政府所属的人类学家在午夜时分被召来调解边远村庄之间的纠纷，以避免暴力事件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在1964年，西萨摩亚的居民总数已接近12.3万，这一年内发生了49起必须由警察出面才能平息的严重斗殴。这已是一个很高的比率：一年内每10万人中要发生高达40次的严重殴斗事件。［6］
这样的殴斗不分男女老少，可能会卷入10到50个或者更多的人，主要发生于相互对立的地方政治组织或者同一个村庄内不同家族之间。这些殴斗在小范围内是不宣而战的，使用的也是拳头、棍棒和石头，而不是更危险的武器。殴斗一直是萨摩亚社会的特点；对此，传教团体和其他文献中有很多的记录。例如，1836年在萨瓦伊伊，普拉特（Platt）和威尔逊（Wilson）目睹了一场“例行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两个相邻的政治组织的成员们“相互用棍棒和石块痛击对方的头部”，这次冲突的起因是其中一个政治组织的人“宰杀并烤吃了属于另一个组织的猪”。［7］
在同一村庄内互相对立的扩大家庭之间发生殴斗也是很普通的，而且殴斗可能会断断续续地持续几天，直到参与者被当地的“福努”逮捕并加以罚款，或者被警察制止。例如，1961年在乌波卢北海岸的卢菲卢菲就发生过这样的殴斗，肇事的两个家族是萨·奥洛亚加和萨·马努奥。起因是这样，萨·奥洛亚加酋长苏阿普西的两个女儿，10岁的露西娅和11岁的皮奥妮，在路上撞见和本家酋长长期敌对的萨·马努奥家族中的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波塔和费安妮。皮奥妮看见波塔和费安妮后就大声说，“这些吃粪的家伙的嘴真是高级啊！”这句话立刻引起了一场械斗，露西娅和皮奥妮随手操起棍子做武器，将比她们年龄还大的两个对手打跑了。第二天，皮奥妮和露西娅的姐姐玛丽亚在去教堂的路上遇到了波塔和费安妮。在擦身而过的时候，波塔大声地咳嗽。玛丽亚问道：“你对谁咳嗽呢？”波塔回敬一句“就是对你咳嗽的！”紧接着，来自两个家族的三个女孩打成一团，波塔被石头击中头部，不得不被送往医院。为此，萨·马努奥家族的酋长费图阿纳伊想找到敌方酋长苏阿普西的妻子进行报复。经过更严重的恶语相向和互相侮辱之后，两个家族的五名成员之间又发生了一次更严重的殴斗，打斗中双方的女人都脱下裤子向对方露出臀部。当天夜里，有人听见萨·马努奥家族的奥帕波喝酒之后在奥洛亚加·苏阿普西的屋子外面大声（用英语）喊，“奥洛亚加！出来开战吧！”第二天，“战争”就开始了，猛烈的相互投掷石头使得好几个人伤势严重。最后是数个执掌权杖的议事酋长出面，才制止了这场殴斗。后来，萨·奥洛亚加的九名成员和萨·马努奥的十名成员因斗殴和挑起破坏治安的行为被判有罪。殴斗的肇始者，10岁的露西娅被罚款10英镑。［8］
敌对性的攻击行为确实是萨摩亚的社会的一个特点，而上面这一事例就很好地展示了这个特点的许多方面。例如：敌对双方对于相互间相对等级地位的关注；故意用语言侮辱或其他肢体语言挑衅的方式；敌对方对此感到被冒犯的迅速程度；双方各自家族的其他人表现出的随时准备参与殴斗的态度；议事酋长出面平息一场殴斗的效力；还有，十几岁的女孩像男孩一样表现出敌对性的攻击行为。再举一个例子，也是在1963年的卢菲卢菲，一个名叫费阿图普的18岁的女孩，因为另一个艾加的32岁的妇人佩施说她曾经对村庄里的牧师“拍马屁”，便带上自己的两个兄弟闯进佩施和她母亲的家里。她的两个兄弟抓住那母女俩的胳膊，费阿图普用石块连续猛击她们的头部。不仅如此，在殴击佩施的母亲时，后来到场的费阿图普的父亲喊道：“使劲砸，把她的脑浆砸出来！”佩施和她母亲因为被怀疑得了脑震荡被送进医院。费阿图普和她的两个兄弟被判犯有伤害身体罪，被重重地罚了款。［9］
有男子参加的殴斗所造成的伤害会严重得多。1961年10月在萨瓦伊伊北海岸的萨福图，一个25岁的萨福图男子同附近的阿瓦奥村的一个男子打架，后者被打昏。十名阿瓦奥年轻男子追上这个萨福图人，用萨摩亚式的板球棒两次击打他的头部，然后又用石头把他砸死。其中五个攻击者只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而十个人全部都被判过失杀人罪，分别被判处三至七年的徒刑。［10］
在美属萨摩亚也会发生殴斗事件。例如，1967年10月30日，在图图依拉岛北海岸的法加萨村里，两个因一小块土地的纠纷而长期积怨的家族打了一仗。互掷石头大战一场之后，五个人被送往医院。法加萨的酋长大会威胁要把其中一个家族赶出他们的政治组织。［11］
类似的殴斗事件（在西萨摩亚）每年的发生率是每10万人中有40起，引起身体伤害的攻击事件每年的发生率为每10万人中105.1起。据此，米德在1950年的论断很难让人相信，她说在萨摩亚人中，“人们相互之间的敌对行为”表现为“暗中传播流言并玩弄政治阴谋，而不是公开冲突”。更没有任何经验证据来支撑她所断言的，萨摩亚人“从未仇恨到想杀人的程度”。［12］
萨摩亚语言中表示感到愤怒的词语是伊塔法摩艾摩艾（itɑ fɑ'ɑmoemoe），按字面理解就是“睡觉时压在心底的怒气”，这样的怒气随时能转化为仇恨。当仇恨开始生根，有时就会导致一些凶残的攻击事件。例如，乌波卢岛南海岸的洛托法加，有个20岁的青年辛奥。他对本家族的一个旁系支系的酋长，39岁的奥皮托充满了仇恨，“因为奥皮托在争夺某个头衔的时候做了一些忘恩而且不义的事情”。1963年的一个深夜里，辛奥潜入奥皮托家，用一把长刃的砍柴刀朝他的头砍下去；要不是奥皮托成功地避开了这一击，他就死定了。刀子深深地切开了他刚才躺着的枕头和褥子。辛奥被判杀人未遂罪，处以10年监禁。［13］
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先再举一例。1964年12月15日，在乌波卢岛东端的阿莱帕塔岛上的韦罗亚村，一名叫萨卢的23岁男子参加了在土地与头衔法庭举行的听证会，会上审理了他所在家族中头衔继承权引起的纠纷。会后他十分愤怒，因为65岁的象征酋长索马卢·图依作证说，萨卢提供的意见是错误的。萨卢对自己艾加中的这位年长者，也是他死去父亲的堂弟，开始恨之入骨。1964年的新年前夜，在韦罗亚村卫理公会教堂中举行的宗教仪式上，索马卢·图依在布道，他的侄子在弹奏管风琴。在布道接近尾声时，索马卢·图依劝诫参加仪式的村民们“不要再欺骗酋长和反抗酋长的权威，这样才有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收获一个崭新的村庄”。当萨卢听到这些话，尤其是索马卢·图依规劝村民放弃欺骗的话，他再也控制不住仇恨的情绪了（他后来是这样向警察坦白的），立刻离开了教堂。过后，当索马卢·图依坐在家门口剥芋头的时候，萨卢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当恢复知觉的索马卢·图依在医院里得知袭击他的人是谁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对警察说他一直认为自己那个弹管风琴的侄子是“非常善良和沉静的”。萨卢被判严重伤害他人罪，入狱三年。［14］
在他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这种攻击行为的倾向，这一点萨摩亚人自己也相当清楚。1966年11月9日，在一次对乌波卢南海滨地区两个在打官司的村庄进行公开调解时，穆林乌岛的牧师安内森就这样讲道：“在萨摩亚这片土地上很容易发生冲突，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生活得很太平的村庄。”［15］
我们再看安格斯·夏普爵士怎样说。他曾担任过新西兰警察部门的首脑，又在西萨摩亚的警察部门担任过17个月的首脑。1978年，在他退休的时候，他赞扬萨摩亚人是一个以“谦恭有礼、热情好客和慷慨大方”而著称的民族；但同时他又说，尽管萨摩亚人身上具有这样三种美德，但是他们中间发生的暴力冲突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他还提及，在1977年一年之内，仅有15万人口的西萨摩亚就发生了10起谋杀案件。这个比率相当于每10万人就发生6.66起谋杀。而在1977年，美属萨摩亚的人口大约有3.1万，其中就有8人在当年犯下了刑事杀人罪，这个案发率相当于每10万人中就发生25起杀人案。［16］
M. E. 沃尔夫冈在《杀人者研究》一书中提供了一张表格，表中显示的是1960年61个国家向联合国呈报的杀人案的案发率。哥伦比亚在这一年中每10万人发生此类案件34起，爱尔兰是每10万人0.2起，美国为每10万人4.5起。在沃尔夫冈所列出的表中，新加坡的杀人案发率列在中游，但1977年西萨摩亚的杀人案案发率是新加坡的3倍还多，而美属萨摩亚更是新加坡的13倍多。［17］
如果计算出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严重人身侵犯案件的比例，再进行国家间的比较，那差别会更加显著；因为这种类型的暴力行为一直以来就是萨摩亚社会的重要特点。当然，我清楚地知道，任何人想在国家间进行这种犯罪率的比较都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在萨摩亚，有相当高比例的犯罪行为的处置，包括人身侵犯的案件，并不会通过警方；这些案件通常是直接交由地方政治组织的酋长，他们会专门地召集酋长大会来处理。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萨摩亚实际上呈报给警察部门的人身侵犯案件的比例，可能比其他国家低得多。而且，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对于严重人身侵犯案件的定义也会有所区别。但是，我所感兴趣的是，在一种大概和近似的可比较程度上对萨摩亚的社会暴力水平进行考察。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上报给西萨摩亚警察部门的“造成身体伤害”的人身侵犯案件之上，在1964到1966年这三年中，这种案件的每10万人每年的案发率是105.1起。同这个数字相比较，新西兰是每10万人每年11.1起（这个数字的统计范围是1957至1964年期间年龄16周岁及以上的男性）；澳大利亚是每10万人每年17.7起（1964至1966年）；美国是每10万人62.9起（统计的是1965年发生的严重人身侵犯的案件）。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1960年代中期，西萨摩亚的严重人身侵犯案件的案发率比美国高出67％，比澳大利亚高出494％，比新西兰高出847％。［18］
我们再接着观察一般的人身侵犯案的情况。在1964至1966年期间，西萨摩亚警察部门掌握的此类案件的案发率是每10万人每年773.35起；与此相比，美国此类案件的案发率（1965年间逮捕的）是每10万人每年154.8起。这意味着，在1960年代中期西萨摩亚的一般人身侵犯案的发生率大约是美国的5倍。
尽管上面进行的比较只是对情况的一个大致反映，但是如果把这些比较的结果和我们前文提供的那些案例放在一起综合考虑，那么萨摩亚的杀人案和人身侵犯案的发生率，确实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萨摩亚人这个民族是非常容易发生攻击行为的；而且完全不像米德所声称的那样是“世界上最不愿争吵的、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之一”。
在米德构建萨摩亚人文化中“普遍的漫不经心”的这一图景时，她也低估了萨摩亚人历史中发生的那些战争的重要意义。比如，在1930年写成的一部关于马努阿社会组织的专著中，她提道，马努阿岛发生的战争是“轻微的和间歇性的”。而且她自己还认为马努阿宗教发展尚未完全，并把这原因也归结为该地区“人口少并缺乏战争”。她还写到，可以合理地推测，被发现的那些“记载在神话中的许多有关战争的故事”，很可能“都源于很少次数的村庄间的冲突”。按照米德在1928年所描述的，在萨摩亚发生的战争仅仅是“村庄间的怨恨或者小规模的复仇，在这些过程中可能只有一至两人被杀死”。或者像米德在1937年所说过的，这些战争只是“村庄间仪式性竞争的一个部分，其目的没有别的，只是为了自己一方的声望”。在上述情况下，“伤亡也是很小的”。米德认为，在马努阿地区“没有主管战争的神”，“在战争中的勇敢精神也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战士“在社会中也没有重要的地位”。［19］
米德对19世纪在萨摩亚群岛的东西两个部分上发生的战争的描述，与亲眼目睹这些战争的萨摩亚人和欧洲人的说法差异极大。莫阿是马努阿群岛奥洛瑟加岛上的一名象征酋长。1930年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对美属萨摩亚委员会作出陈述，首先就谈到萨摩亚人“非常喜欢战争”。来自图图依拉的图特勒告诉这个委员会，在过去几百年里，“地区之间有战争”，“岛屿之间也有战争”。还有，乌波卢岛上的法莱阿利利地区的象征酋长图阿塔加罗亚，1927年在一次向西萨摩亚皇家委员会的发言中说，长期以来萨摩亚人已经“习惯了战争和流血”。［20］
穆雷从1836年开始在萨摩亚（其中包括在马努阿）待了几十年。用他的话说，“家族世仇及其他恩冤经常打乱这个社会的安宁，各种规模的战争经常发生，有时还会出现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1838年至1845年间，斯特尔曾经住在西萨摩亚。他说，萨摩亚人之间的战争是“频繁而且血腥的”，这些岛屿上几乎总是处于“实际的战争或者局部的争吵”。据威廉姆斯记载，马努阿曾经在1832年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当维尔克斯于1839年10月到达该地时，他发现这个地区的人们再一次濒临战争的边缘。他在笔记中记录到，从萨摩亚群岛的普遍情况来看，“几乎没有哪个月不发生复仇性的攻击和冲突”。他还记录说，在1830到1831年那场战争中，乌波卢岛的阿阿纳居民“几乎被灭绝了”。1864年9月，在法莱阿卢波和萨瓦伊伊西端的一些村庄爆发战争之后，金（King）评述到，这是一场“引起所有人关注的战争”。怀特米（像金一样）曾于1863至1872年期间待在萨摩亚。他把萨摩亚人描述为“在战争中……非常狂暴”的人。一旦被战争情绪感染，他们所展示出来的性格“会完全不同于和平时期，任何人都想象不到他们能这样做”，他们随时会“以最野蛮的方式互相屠杀，肢解人体”。克拉梅也能够证实这些说法。他说，萨摩亚人在平时表现得和蔼可亲，但一到战争时期，他们那种“暴力的激情”就会“不顾后果地释放出来”。［21］
克拉梅还记录到，在萨摩亚的战争中，通常是把男俘虏杀掉；战争结束后，胜利者会带走所有能带走的物品，而战败者的住处则被洗劫一空，种植园被彻底摧毁。鲍威尔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讲述了1859年在图图依拉帕果帕果镇玛乌加家族一位年轻的高级酋长被谋杀之后爆发的那场战争，完全可以证实这样的破坏。一位与玛乌加家族对立的象征酋长叫莱阿托，他的一些族人对这次谋杀事件负有责任，而他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战争狂热”立刻在玛乌加的战士中蔓延开来。莱阿托和他的盟友们为了安全，离弃自己的村庄，逃到一座孤岛之上；与此同时，他们的房屋全部被烧，种植园被毁，椰子树和面包果树被砍倒，先祖的坟墓也遭受了侮辱。这种侮辱一般包括拿走死者的头颅。据哈迪耶在1844年记载，在古代萨摩亚有一种很普遍的做法，一旦他们意识到入侵即将来临，就会把死去亲人们的头颅从墓中拿出来，“以保证先人不会受到侵略者的侮辱。”［22］
用弗雷泽的话说，战场上的死者同样会“受到极大的侮辱”。他们的头会被砍下来，胜利者则带着这些头颅凯旋，还要拿去在高级酋长面前炫耀。普理查德也见证了在1848至1858年这10年期间在萨摩亚发生的战争。他描绘了一个战士在胜利后的兴奋和骄傲：他在酋长们的赞许中跳跃着，拿着他砍来的人头，兴奋地大叫：“我杀死了一个人！”普理查德写道，“对于一个萨摩亚的年轻人来说，在极为激烈的战争中杀死一个敌人，并因此受到酋长们的公开感谢，这就已经实现他最崇高的抱负了。”然后，他将作为一个斗士（toɑ），或者“勇士”，声名远扬。［23］
就像克拉梅提到的那样，这样残忍的战争所产生的复仇和惩罚的渴望，经常会引起暴行和其他形式的报复行为。1886年，一个名叫乔赛亚的萨摩亚传教士，记录了一场在乌波卢南海岸勒帕岛上发生的战争。许多儿童在战争中被害，一些被吊在树上成了长矛的靶子，另一些被劈成两半。同样，在威廉姆斯的记录里，在1832年塔乌和奥洛瑟加的战争之后，一个年轻的妇女获得了杀死她父亲的那个人的头颅。她用火反复地烤这个头，然后把它砸成粉末，“做饭的时候把它放进去，兴高采烈地吃了下去”。在某些事例中，像汉肯（Matthew Hunkin）于1845年在马努阿所记录的，如果“在战争中捕获了俘虏”，食人现象就会出现。极端的报复性攻击在1830年阿阿纳人那里也出现过。他们暗杀了残暴的塔玛法伊加之后，肢解了他的身体。威廉姆斯记载说，他们先是把塔玛法伊加的头从身体上切下来，然后砍下他的双腿，这是因为他“踏进了别人的居所”；砍掉他的双手，是因为他“夺取了别人的财产”；“割下他的生殖器”，是因为他曾经“玩弄过别人的妻子”；割去舌头，则是因为他“让人无法容忍的傲慢”。按照威廉姆斯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些极端的侮辱性行为，挑起了1830到1831年间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上文也曾提及，数百名妇女儿童在这场战争中被投入了大火。据赫斯讲，好几个遇害者，主要是小男孩，被“像猪一样烤着吃了”。［24］
就像我已经指出的一样，在我们掌握了历史资料的萨摩亚战争中，伤亡根本就不是微不足道的。1836年，当阿阿纳重新夺回自己那已成废墟的土地时，据赫斯记载，这个曾经可能居住了5000至6000人的地区，只返回了大约3000人。根据这一情况以及其他证据来分析，在1830至1831年间的那场战争中，可能有1000至1500人死亡，或者说达到了阿阿纳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马诺诺岛及其盟友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好几百。从我们所掌握的可靠信息来看，这场战争是最具破坏性的一次。同时，还有一些真实的证据表明，在其他的冲突中也有人丧命。例如，在1848年6月，马诺诺与阿阿纳及其盟友之间再次爆发战争，阿阿纳地区的房屋及其种植园遭到了更大规模的破坏。根据哈迪耶在1848年8月的报道，战争的头两个月中，已有130人丧命。［25］
19世纪中叶的马努阿，人口只有1400多一点。有相当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发生在马努阿的那场战争相对来说是一场具有毁灭性的战争。实际上，整个19世纪期间，马努阿人都以异常好战的性格而闻名。比如，穆雷根据自己和马修·汉肯的观察（后者从1864年开始在马努阿待了6年），提到“所有这些岛屿都普遍承认”，包括马努阿人自己都认为，马努阿人在“野蛮和凶恶”方面远远超过西部群岛上的萨摩亚人。扬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马努阿人在历史上就曾有过“最凶猛的战士”的名声。像上文已经提到那样，如果接受威廉姆斯提供的证据，那么在1832年马努阿的战争中，塔乌损失了大约16％的成年男性居民。这一个比例的人口损失是相当严重的。1866到1871年期间，塔乌和奥洛瑟加之间发生的战争也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鲍威尔的记述为这一时期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但是，不论是这场战争还是1832年那场战争，米德都根本不曾提及。［26］
1866到1871年那场战争是这样突然发生的：图依马努阿长期以来拥有一种特权，在他正式出访时，可以请一位议事酋长为其吹奏海螺号；而奥洛瑟加的一位年轻的酋长，拉洛拉吉，非法地篡用了这一特权。塔乌人认为这是对他们最高领导人的侮辱。为了报复，塔乌的政治组织在1866年发动了对奥洛瑟加岛的攻击，其中7名奥洛瑟加战士和3名塔乌战士丧生。在1867年8月的又一次冲突中，6名塔乌人被杀；此后，1867年9月，塔乌的军队在一次战斗中杀死15名敌人，自己则损失9人。这场战斗之后，所有的奥洛瑟加人逃到图图依拉岛，把土地留给了塔乌人去毁坏。两年之后，即1869年，奥洛瑟加人返回了自己的岛屿，一个新选举出来的图依奥洛瑟加和他那一方的成员在正式访问塔乌时被袭击并遇刺身亡。菲提乌塔的政治组织一向是塔乌的敌对者，他们为被谋杀的那位酋长的追随者提供了庇护。1871年1月，塔乌袭击了菲提乌塔。8名塔乌人在战斗中被杀，其中两个还被砍去了脑袋。1871年5月，鲍威尔最终成功地阻止了这场持久的战争。在他的记录中，这6年期间已经有55名男子丧命。在1862年，也就是战争爆发的几年前，马努阿的总人口是688名女性和780名男性。根据鲍威尔记录的资料，780名男性中，大约40％是男孩，即总共有470名成年男子。通过这些数据来计算，1866到1871年的战争中死亡的55名男子，占马努阿人口中成年男子的11.7％。这同样又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从这些已掌握的19世纪萨摩亚人战争的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布朗的观点，“萨摩亚人的战争在很长时间内阻碍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此外，上文这些资料清楚地表明，事实上，萨摩亚发生的战争对人们的生活具有严重的破坏性，绝不像米德所说的那样，萨摩亚战争的特点是只有很低的伤亡。［27］
而且，米德凭猜想认为萨摩亚的战争只是一种程式化的“礼仪性竞争”的形式，但实际并非如此。在萨摩亚，战争是一种为争夺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而进行的无情斗争和暴力活动。埃拉记载，萨摩亚的每个政治势力范围都被“分成两派”，一派是“玛洛”（mālō），即“征服者”；另一派是“托伊拉洛”（to'ilɑlo），即“被征服、被奴役的人”。这样的区分引起了无休止的地位争夺战，首先是同当地的政治组织结盟，接着去获取统治地位。厄斯金纳在1853年提出，战争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会结束：被征服的一方“做出许多自辱身份的举动和承诺，绝对地顺从胜利者”；但是只有在一方给予另一方极大的打击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因此，萨摩亚的战争是一种在敌对政治组织之间为争夺彻底的统治地位所进行的暴力斗争。这一事实正好能说明战争为什么打得那么激烈和顽强，同时也解释了战争中的大量伤亡和并非少见的残暴行为。例如，在1853年6月，马诺诺岛与阿阿纳岛及其盟友之间，在距上次开战五年多之后再次爆发公开冲突；同年9月，据特纳报道，马诺诺人和萨瓦伊伊人“以占了上风的姿态，表现得坚定顽强”；同时阿阿纳人和同盟的阿图阿人也并未屈服于他们的夙敌，而是准备“争先赴死”；双方都“集中全力要毁灭对方”。相似的情况也曾发生在马努阿岛。根据1832年威廉姆斯的观察资料，当地的最高权力为最强大的征服者所拥有。在马努阿岛，这种最高权力归属于塔乌地方政治组织的最高首领，即图依马努阿。前文提到过，在1866年奥洛瑟加人篡用了只有图依马努阿才享有的一种传统特权，以此挑战了最高权力；随后被塔乌的征服者打败，一度被迫撤离了自己的土地。萨摩亚的战争史显示，当时在萨摩亚存在的等级制度，就起源于用武装斗争的方式达到政治统治的这一过程，而且这些等级制度的继续维持也依赖于这个过程。此外，本章前面提到的这些性质极为严重的攻击行为，在今天的萨摩亚仍然流行；而且和过去一样，这种行为主要产生于因统治权和等级地位所引起的有争议的对抗。［28］
在萨摩亚社会里，征服者拥有最高地位，战士的英勇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受到重视（这与米德的结论正好相反），战场上的勇敢精神被认为是所有男子汉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像小说家阿尔伯特·温德（Albert Wendt）提到的那样，在萨摩亚人的价值观念中，对懦夫的憎恶超过对其他所有的一切。在普拉特之后，克拉梅也列举了在萨摩亚语中不少于12个关于懦夫的词汇，它们全都是贬义的。米德声称，萨摩亚人缺乏对战争中的勇敢精神的欣赏，并且认为他们“对不屈不挠和坚忍的精神……缺少奖赏”。对于米德与此相关的种种论调，萨摩亚人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例如，1967年在斯乌法加，当我重复了米德的上述观点，说战士在马努阿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重要时，当地象征酋长莱夫蒂属下的一位演说者立刻表示了愤怒：“代表政治组织表现自己的英勇气概的战士怎么可能不重要！”［29］
威廉姆斯在1832年提到，战士实际上受到了“酋长们最大的尊重”，酋长为他们提供所有需要的东西，不用他们参加日常劳动。而且，在整个萨摩亚，最高级别的酋长头衔的拥有者都是杰出战士的后代。第九章提到过的，在东部群岛中塔乌的最高地位和图依马努阿的头衔，就源于艾利亚·塔乌这位战士。而在西部群岛中，马里厄托阿这一尊贵的头衔（目前此头衔被马里厄托阿·坦努马弗利二世拥有，他是西萨摩亚国家的首领），是由图纳和法塔兄弟两个在13世纪赢得的。当时他们把最后一批汤加的侵略者赶出了萨摩亚的海岸。正在撤退中的图依汤加塔拉凯费克向他们致敬，他说，“英勇的战士们！你们打得漂亮！我再也不会乘战船冒险向萨摩亚开战了！”一提起这件事，萨摩亚人仍然充满了兴奋和自豪，就像希腊人对马拉松的感情。［30］
1931年，R. S. 莫尔和J. R. 法灵顿陪同国会委员会来到美属萨摩亚。当地人向他们展示了一根有150年历史的作战棒，介绍说，“一位英雄正是用这根木棒杀死了许多敌人，在村庄的历史上赢得了重要地位，类似于乔治·华盛顿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普拉特提到，当这样的英雄倒在战场上，人们会点燃一堆火，并让它燃烧七天作为葬礼的标记。普理查德也这样提到：英雄作战用的木棒常常会放在墓前，作为“其英勇和威力的无言记录”。此外，特纳提到，大多数萨摩亚的政治组织在传统上都有先锋部队，其中的战士为拥有带领进攻的权力而感到自豪；他们像斯巴达人一样，“以战死沙场为荣”。［31］
在19世纪和之前的几个世纪里面，战士在萨摩亚社会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甚至在今天，欧洲各国政府已经禁止了公开的战争几十年之后，还能听到萨摩亚的小伙子高声谈论过去那些时代的激烈战斗。特别是在喝醉酒的时候，他们还会滔滔不绝地要求得到某个当地政治组织中一个值得夸耀的战士的地位。
在这样一个好战的民族中，有许多战争之神，就不足为奇了。特纳在他对萨摩亚民间宗教的经典描述中，讨论过70个高级神明（他自己这样命名），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战争之神。有一个神是猫头鹰的化身，叫勒法诺加，他在东部和西部群岛上都是最重要的战神之一。［32］在这一点上，米德的描述又是错误和混乱的。比如，她在《马努阿的社会组织》中称马努阿“没有战争之神”，她接着又记录说，猫头鹰的哭声“意味着战争”。猫头鹰在俄福岛（马努阿群岛中的一个）是一个“战争精灵”。米德提到的这个，正是“战争之神”勒法诺加，而且，像鲍威尔（米德引证过他的话）阐明的那样，这个神发源于马努阿，他是塔加洛阿的一个儿子，是猫头鹰的化身。米德自己也叙述过，这个塔加洛阿是在塔乌“以前受到崇拜的”一个神的化身。［33］哈迪耶在1830年代晚期写的文章里，确认了战神勒法诺加作为图依马努阿的随从。他还记录了下面这一段祈祷，就是在“战争时”献给勒法诺加的：
啊！法诺加，请同情我们，接受我们的供奉，请赐给我们吉祥，让我们富足；不让我们受到伤害和死亡。当敌人追逐我们的时候，请让他们看不见我们的后背，但让我们的前路明亮和宽敞。让我们的路上没有甘薯洞、其他深坑和陷阱，让我们强壮和脚步轻快，可以逃脱而不被伤害。当我们追逐敌人时，让我们看得见他们的后背，但他们看不见我们，让甘薯洞、其他深坑、陷阱和障碍挡住他们的路，让我们追上并杀死他们，并且取得胜利和统治的权力！［34］
马努阿人确实拥有战争之神，他们向战神祈求力量和帮助。不仅鲍威尔和哈迪耶可以澄清这一点，威廉姆斯于1832年10月在塔乌也记录到萨摩亚人的一次祈祷：“啊！塔加洛阿！请让你的人民变得英勇！征服并赶走那些向我们开战的人！”在19世纪以及更早的几个世纪里，马努阿发生的战争，和萨摩亚其他地区发生的战争一样，根本不像米德所说的，“是微不足道和间歇性的”，而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常常会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