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合作与竞争
在1930年代早期，主要出于对米德和本尼迪克特的著述的回应，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对于将个性和文化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自己主要关注的对象之一，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十分积极”。这种兴趣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是出版了米德编辑的关于13个不同的“原始社会”中成员的竞争和合作习惯的调查报告。米德除撰写了其中关于阿拉佩什和马努斯的几章和一篇关于萨摩亚人的专题研究之外，还为报告附加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解释性综述。［1］
1928年，米德声称萨摩亚青年“从不表现得过于胜过他们的同伴”；1931年，她作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概括，萨摩亚文化已经迈上了一条“消除……竞争兴趣”的道路。1937年，在《原始民族中的合作和竞争》一书中，合作被定义为“一起工作的行为”，而竞争则被界定为“追求或努力获得在同一时间别人也在努力获得的东西的行为”。萨摩亚被划分在典型的合作型社会这一类。米德争辩道，尽管在萨摩亚的社会组织中总是呈现出一种个体背叛从属关系而激起纠纷和敌对状态的倾向，但它并没有比与之相对的那种倾向更严重，即，“将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家族、每一个村庄，甚至（西萨摩亚的）每一个行政区域都归置在一个等级制度中，个体只因为与这个整体的关系而显得尊贵……竞争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村庄之间的竞争通常达不到相互侵犯的程度”，而且当“在婚前的自由性爱时男青年之间发生的敌对状态……这些显然和发生在村庄间的斗争的性质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于是，米德所描绘的萨摩亚人显然是擅于合作的，他们的社会中（正如米德在1950年详述萨摩亚生活的轻松安逸时所宣称的），竞争被弱化了并且得到了控制。［2］
我在第八章中指出，正如米德所陈述的，萨摩亚的个人、家庭和地方政治组织确实是被安排在一个地位等级制度中；然而，认为在这些讲究仪式细节的等级制中竞争被取消了，那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尽管在所有的萨摩亚政治组织中确实存在优先秩序，但至关重要的方面在于意识到这些优先秩序正是紧张而普遍的竞争关系的制度化表现，以及尽管这些秩序具有普遍有效的调节功能，但竞争关系仍深嵌在整个制度之中。事实上，在一个像萨摩亚人一样被等级所困扰的民族中，对地位所带来的无数利益的竞争，只可能会明显加剧。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情形会发生在社会结构中的所有层面上，其中无所不在的竞争很可能突破习俗的束缚而转化成公开的争端和矛盾。
这也正是萨摩亚人对他们自己社会的看法。举个例子，1967年2月在乌波卢南海岸召开的一次政治福努中，一位与会的象征酋长这样评论萨摩亚：“这个国家就是竞争性的。”他接着警告他的酋长同伴们说，紧张的竞争关系总是以纠纷，有时以彻底的斗争而告终。对此，另一位象征酋长也赞同竞争确实是萨摩亚生活的基本特征，它也是萨摩亚古老的等级制度的内在属性；比起萨摩亚人只信奉了相对较短时间的基督教的伦理，它具有更强的力量。此外，1966年9月，一位象征酋长44岁的女儿主动向我这样评论萨摩亚：“萨摩亚的生活确实艰辛，经常会有对土地和头衔的竞争，结果争论四起但一无所获。”
许多观察过萨摩亚人行为的欧洲观察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威廉姆斯在他1832年的日志中提到了萨摩亚人对存在于萨摩亚的等级尊严的“极端忌妒”，也注意到萨摩亚人“非常喜爱”的娱乐活动是用椰树的叶柄制成的棍棒相互击打。据说，一些参与者被严重打伤并因头部遭击打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情况屡见不鲜。手臂被打断也是家常便饭。［3］
1834年，托马斯·南丁格尔就曾目击过这些在萨摩亚的异教时代十分普遍的仪式化的棍棒打斗竞赛。“有三千名全副武装的斗士”参加了这次在西萨摩亚的马诺诺岛上举行的比赛，其中有许多“来自邻岛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想在灵敏和武力上胜过他的邻居”。南丁格尔这样记录道：
这种场景以每个斗士的相互威胁开始，部分是用言语挑衅，但更强硬的是用姿态表示，双方都希望对方先挑起战斗，接着他们撤回到各自的位置，然后以一种十分科学，有时甚至过于专业的方式进行一对一的格斗，有时这种方式过于富有战斗力，每个斗士都用压倒性的全力猛击对方的头部，旁观者都十分惊讶每个人的头颅怎么能不被打破。不会有怜悯的施舍，直到战斗的一方丧失知觉或者他的棍子断了。如果在对决中，任何一方采取任何不公正的取巧行为，违规者将立即被处死。战斗结束后，获胜者坐到他的酋长面前接受嘉奖，然后退回他自己的队伍中，他们以大声的欢呼和喝彩庆祝胜利。［4］
南丁格尔继续评论道，这些竞赛尽管开始只是技巧的较量，但受到“对抗和竞争的刺激”，经常会激起强烈的忌妒和残酷的报复。1837年7月，在萨瓦伊伊两个地方政治组织之间的棍棒竞赛中，传教士查尔斯·哈迪耶（Charles Hardie）就目睹了仪式化的崩溃。在这个场景中，一方的斗士已经被打伤，他的棍子也烂了，此时他的对手一方开始欢呼。这个举动激怒了战败者的支持者，因为他还没有倒下。很快，被冒犯的一方带着石头冲向他们的对手，“显然，一场真正战斗的迹象出现了”。哈迪耶对此解释道：“萨摩亚人一般以礼貌、温顺的形象出现。一旦被激怒，却是如狼似虎。”［5］
这些报道表明，仪式化的棍棒战是带有激烈的竞争意义的。它发生在等级结构的各个层面上，有同一个村庄的不同扩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也有不同村庄之间的，以及像乌波卢岛上的阿图阿和阿阿纳这样的大行政区域之间的。它们那里实际上就是独立的王国，拥有自己的大酋长。斯特尔记录了阿图阿和阿阿纳之间发生的棍棒打斗，以及在激烈的比赛中唱颂的那首具有高度讽刺意味的歌曲。当阿阿纳的参赛者被击倒并无法站立起时，阿图阿人在发出胜利和嘲笑的喊声之后，就会唱那首歌，歌曲结尾部分是这些充满挖苦的词汇，“阿阿纳，你们以打架为乐，此时你们只能啃泥打滚了！”［6］
在萨摩亚的异教时代，青年斗士之间的棍棒战和在酋长中举行的、层次较高的捕鸽比赛是相呼应的。后一项运动在森林里专门开辟和建造的土墩上举行。届时来自萨摩亚各地的酋长参赛者云集在这些地方，每人携带自己最喜爱的诱鸽。这些诱鸽训练有素，脚上系着一根很长的绳子，按照他们自己主人的指令飞行。当野鸽子靠近时，参赛者就力争将鸽子套入一段系在长竿子上的网中。捕获鸽子数量最多的酋长，按照特纳的话说，就是“当天的英雄”，可以接受成绩逊色于他的参赛者当作赌注的食物和其他财产。克拉梅记录道，捕鸽运动是高级酋长们最喜欢和最主要的体育活动，“有时，任何事物都难以中断他们对它的热情”，并且他们“情愿在森林里一连待上好几个星期”。这项为名誉而战的活动，对于一个特别出众的捕鸽能手来说，有时会带来悲剧性结局。舒尔茨记录了一个在萨摩亚历史上十分著名的事例，它发生在奥洛，萨瓦伊伊的一个捕鸽赛场。乌鲁玛，一名著名的捕鸽高手，被一个“十分嫉恨其猎手声誉”的名叫塔普索亚的人杀害，并惨遭“肢解分尸”的极端侮辱。而塔普索亚也因为自己穷凶极恶的行为被乌鲁玛的一个族人用同样的方式杀死。这个事件被铭记在一个谚语中——“奥乌拉依奥洛”，这个谚语应用于报复的任何极端形式。［7］
特纳、斯特尔还有其他人都记述了异教时代的萨摩亚人许多其他的竞技活动，诸如掷长矛、掷标枪、“拳击”、摔跤，以及像特纳记录的其他竞赛——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跑远一段距离并返回”之前，“用自己的牙齿剥去五个当地产的栗子壳并吃下栗子”，赌注是一筐椰子。［8］
在19世纪的下半叶，这些传统的仪式化的竞争形式渐渐地被新的体育形式，特别是被板球所替代。板球由一艘英国海军军舰的船员传入后，便在全岛热烈地盛行开来。板球所用的球板形似战棒，很是适应萨摩亚的当地情况，于是很快就有了板球比赛。根据1888年的一份教会报告记录，“参赛双方每边各200人”，一个赛程“每次持续一个月，并每天进行，全然忽略了家庭、耕地和祭神”。对这项新的竞赛形式的全体痴迷使得教会和政府都试图禁止板球运动；然而，在萨摩亚的每个村庄，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项男女老少都乐于参与的活跃的竞技比赛。其他形式的竞赛也传播了进来，例如划船比赛、排球、棒球，在西萨摩亚还有橄榄球。［9］
如今，村庄里的板球赛仍沿袭惯例，双方的人数不限。孩子们总是充满着竞争性，所以我们通常容易看见一个接球手会殴打比他更快触到球的本方队员。板球比赛是十分认真的，我经常看见在一场板球比赛中因有争议的判罚而发生武斗。通常有一些长者或议事酋长拿着权杖站在附近，随时介入来恢复秩序。然而，有时武斗也可能会十分严重，例如1966年7月27日在乌波卢岛北海岸的一个村庄举行的一场板球比赛。一名22岁的男子索洛穆亚过分在意了他们球队的败北，将球猛砸在对方的一名球员莫图的身上。莫图立刻反击：“球风不要这么差，吃屎的家伙！”在接下来的打斗中，莫图被索洛穆亚刺伤了大腿，索洛穆亚之后被定罪并坐了九个月的牢。这个事例和我举的许多其他事例一样，说明对等级相当敏感的萨摩亚人如此地投入比赛，以至于仪式化竞争的参与者很可能随时会和他们的对手发生暴力冲突。［10］
我所呈现的证据表明，萨摩亚人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身处各种竞争形式之中并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民族。同样的竞争关系在他们社会的几乎其他所有领域中都能找到。这并不是说萨摩亚人不具备合作能力。事实上，他们精通用各种方式一起劳作。再者，在他们社会中的某个单位，例如一个地方政治组织，公开地和同一类型的另一个单位竞争时，无论是板球比赛，还是筹备一个重要的仪式，抑或向教会集体献礼，这种合作都是卓有成效的。此外，这种合作和紧张的竞争在其他层面上都是并存的；因此，在一个地方政治组织中，其派系之间是相互竞争的，这些派系中的不同家庭之间同样如此。
在萨摩亚的传说中充斥着许多关于激烈竞争的故事。我在第九章中已经涉及了这些遭遇中最著名的一例，即，在古代萨摩亚，象征酋长玛图亚和象征酋长塔玛之间致命的对抗。彼得·巴克博士1927年在马努阿听说，在古代，来自萨瓦伊伊的玛利埃多亚，由于他的一位议事酋长在智斗中输给了塔乌的勒·波洛，就处死了这位不幸的家臣，“原因是他没有竞争力。”在萨瓦伊伊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的关于法图和萨拉的故事。这两人分别属于萨福恩村的两个不同派系。他们陷入了一场争吵，便决定在他们的芋头地确认谁干的活儿多，最后这场争斗以萨拉死于精疲力竭而告终。在乌波卢，历史上最著名的竞争可能要属两位议事酋长埃普和图图伊拉的故事了。他们来自两个关系密切的政治组织法西托欧塔和法西托奥泰。在16世纪晚期，他们到乌波卢南海岸的萨法塔去挟持维塔玛索亚的地位很高的幼子。根据克拉梅的记录，这个婴儿成为了阿阿纳图依一系的创始人。当这两位议事酋长回到自己的地盘后，关于这位皇子的占有权便发生了激烈争吵。这次争吵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被铭记在仪式中。S. 奥斯本已有过这一仪式的描述，比如1901年，在图依阿阿纳出席的一次卡瓦典礼上就上演了这一仪式。在这个极其神圣的卡瓦仪式上，埃普和图图伊拉头衔的两个当时拥有者就开始仪式性争吵，他们的表演是如此像真的争吵，以至于索尔福长官只能出面加以制止。根据奥斯本对这种仪式的全部描述，为占有一头活的小猪，埃普和图图伊拉之间的竞争是那样激烈，结果这头小猪被撕成两半后，他们各带一半，扬长而去——这真算得上是一种原始的竞争仪式了。此外，肖尔还详细记录了萨瓦伊伊的萨拉伊卢阿的两位议事酋长之间旷日持久的竞争。结果导致了其中一人将另一人杀害，起因只是在玩牌中指责对方欺骗而引起的激烈争吵。［11］
议事酋长之间在演讲方面的竞争尤其显著。霍尔姆斯注意到，演讲的整个模式是建立在“为演讲者自己和所代表的村庄或者家庭赢得荣誉而竞争”的基础上。参加这样的活动叫做“法阿陶”（fa'atau），字面意思是挑起争论。在举行福努和其他进行演讲的重要社会场合上，这样的竞争是议事酋长之间的家常便饭。其主要形式是争夺率先发言权。任何在场的议事酋长都有权正式和他人竞争这令人垂涎的特权。这种竞争通常取决于参加竞争的议事酋长的地位，但是其个人传统知识的深度（尤其是对法阿鲁派加和系谱的知晓程度）、口才、年龄也是主要因素。布若德·赫尔曼注意到，每一个议事酋长都各执一词，竞争者的数目随着参赛者的认输而逐一减少，直到剩下最后一个。J. B. 斯特尔曾于1838年到过萨摩亚，正如他所提到的，这种竞争形式是相当古老的，它十分强调在公共集会上讲话的特权。当决定由谁来在会上发言的一刻来临时，“所有的发言者都会起立，为那一天演讲的荣誉而相互竞争”。这种习俗沿袭至今，在重要的场合，这样的竞争可能会持续一个多小时之久。它往往会导致紧张的情绪，例如，当一个发言者被打断时，他会恶语相还。任何一个羞辱对手而使之屈服的机会都会被急切地抓住。举个例子，1966年5月5日，法西托欧塔的埃普指责另一位议事酋长，奴乌苏阿夏的图帕依。他用以下的话质疑图帕依的系谱知识：“你的谈吐像斐济人！不要对我谈论你不懂的事情！”受了羞辱的图帕依立刻退出了下一步的竞争。还有一次，当一位缺乏经验但雄心勃勃的年轻议事酋长在谈及图依阿图纳时犯了一个惊天大错，他的对手当众便作了一个摧毁性的评论：“老弟，闭嘴吧！你满嘴胡话，回去再上几年学吧！”［12］
有时议事酋长之间的竞争会变得十分紧张，以至于不得不诉诸武力。当议事酋长站着演讲时，通常会一手手执权杖，另一手拿着鞭子；1967年在萨阿纳普，我亲眼看见两位来访的议事酋长为了争夺发言权，公然厮打来争夺他们都想使用的那个权杖。
鉴于图依马努阿和他的随从议事酋长的无上地位，在塔乌的仪式场合中，来自萨摩亚其他地方的议事酋长没人能在法阿陶竞争中获胜。我曾见过来自西萨摩亚的高级议事酋长们在这种压倒性的劣势情形下黯然泪下。有时法阿陶竞争中的获胜者也会表现出同样强烈的情感。即使一位久经磨砺的议事酋长，在胜利面前也会喜极而泣。
我即将进行的对等级的讨论将会表明，在象征酋长中也存在着强烈的竞争。1835年在萨瓦伊伊，乔治·普拉特观察到每一个酋长都“忌妒他们的邻人，希望自己在每一个方面都和他一样强”。如前所述，对西萨摩亚最高地位——塔法依法的继承权的竞争，通常都是以竞争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地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为特征的。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1892年注意到，某一地区给“竞争者A”授予高级头衔，这会成为其他敌对地区为“竞争者B或C”同样授予高级头衔的信号和充足的理由。此外，在头衔实际授予以后，这种竞争还会持续很久。因此，正如T. H. 胡德在1863年记录的那样，主要的酋长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嫉恨，以至于他们从来不在“没有侍卫守护的情况下入睡，以免被一些敌对酋长的家臣所偷偷刺杀”。尽管在19世纪末，随着德属和美属萨摩亚政府的建立，为争夺高级头衔而展开的大规模争斗已经绝迹，但在现代萨摩亚仍存在着对于头衔的激烈竞争。例如在西萨摩亚，土地与头衔法庭经常会受理这样的案件。再者，这种竞争关系充斥着整个等级结构，因此在整个当代萨摩亚，诚如（于1970年和1971年对西萨摩亚和东萨摩亚都进行过研究的）富兰克林·扬指出的，“对酋长……头衔和社会地位的竞争”是至为重要的。此外，玛格丽特·麦肯锡（于1976年在萨瓦伊伊作过田野调查）已经注意到在萨摩亚的“政治环境中充满了竞争和算计”。［13］
如今，对头衔的竞争最普遍地发生在扩大家庭的范围内。有几次我有幸被允许参加一个家族私下讨论酋长头衔继承权的集会。每一次都充满着紧张的敌对状态。此外，那些当事人也直率地承认了这种敌对状态。事实上，通常在这个庄严的程序的开始，该家族中地位较高的成员会郑重警告在一个扩大家庭中过分竞争而带来的危险。警告归警告，但有争议的继承还是时有发生，偶尔还会爆发敌对性的侵犯。例如，当一位议事酋长的姐姐的女儿按照其遗愿帮他的养子获得了继承权后，另一个对这个头衔更有资格拥有的人在争论中，用竹枕殴打了她。
激烈的竞争也通常发生在组成一个地方政治组织的不同家族中。例如，1961年人们在泰玛利的官邸前发现了一则告示。泰玛利是诺福阿里依村中地位很高的几位象征酋长之一。这则告示上写着，“泰玛利，你在诺福阿里依中无权无势。”泰玛利家族中一个19岁的女性成员菲荼发现了这则告示后立刻怀疑到了对手家族中一个15岁的女孩刘伊拉的头上。于是，菲荼殴打了刘伊拉14岁的妹妹。一共有14名14岁到62岁的男男女女参加了之后发生的群架。结果他们都被以扰乱治安罪指控。刘伊拉也承认自己写了那则告示，被罚款两英镑。［14］
1930年，苏阿酋长在对美国国会调查团作报告时，将萨摩亚人描述成一个充满家族自豪感的民族，他们认为“不够精细的宴请和仪式是对家族的羞辱”。与这种家族自豪感并行的是对地方政治组织以及最高酋长同等的自豪感。米德在1937年错误地宣称：“萨摩亚很少将群体竞争作为群体内的一种凝聚力。”相反地，正如菲提乌塔的牧师约翰·索罗瓦在1967年，当我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说道，“群体竞争是萨摩亚政治的基础。”他还举例证明了菲提乌塔中的两个派系之间、菲提乌塔和塔乌两个村庄之间以及马努阿和图图依拉整体之间激烈的竞争。我在上文中已经述及，这些类型的分支竞争（segmentary rivalries）在萨摩亚的历史中不胜枚举。1920年代的东、西萨摩亚，这类竞争依然相当活跃。弗朗西斯·哈勃德·弗拉尔提（Frances Hubbard Flaherty）曾于1924年到过萨瓦伊伊。她叙述道，当她和她的丈夫将一位处女代表从一个敌对的邻村萨西纳带回萨福恩参与电影拍摄时，萨福恩的妇女就诅咒这个陶泊活不过第二天清晨。这就是“萨摩亚村庄之间紧张的敌对状态”。米德自己也在一封信中提到，塔乌村的奥玛伽一心想把俄福岛（自古就是塔乌的对头）上那个村庄焚为平地，因为那个村的人用石头砸了他们的牧师。1842年，当乔治·庄蒙德将萨摩亚人的“天性”描述为“难以驾驭的自尊心”时，所指的就是这种在争论中显而易见的强硬的竞争精神。［15］
这种自尊心也明显地表现在精致奢华的献礼上。例如，1839年图图依拉的勒奥那村的一座高120英尺、宽40英尺的小教堂落成时，人们为此宰杀了2300头猪，还配以其他相称的食物。A. W. 穆雷（Murray）在报道地方政治组织这种炫耀现象时，将其主要归因于“一种竞争精神”。此外，W. B. 切奇伍德还注意到，在与其他村庄竞争时，每个村都不遗余力、慷慨地为该村最高等级的处女代表供奉财物、增添光彩，这是作为其地位的主要修饰。在这种情况下，村庄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没有止境的，并很可能导致大吵大闹。1901年9月在法西托奥泰召开的一个盛大的卡瓦仪式就是这样。我在讨论埃普和图图伊拉之间仪式化的竞争时就已经涉及了这个例子。在那次仪式的尾声，分别来自法西托欧塔和法利阿斯乌两支互不相干的仪仗队，各自携带者一些精美的席子和其他贵重物品，在本村几位处女代表的引导下，正巧在同一时间从不同方向要进入仪式会场。目击这个事件的奥斯本记录道，这两支队伍互不相让。于是双方发生了口角，地方领袖和警力通过艰苦努力，才勉强阻止了更严重的争斗。［16］
在重大仪式场合上奉献的贵重物品主要是那些制作精巧的席子。对于萨摩亚人来说，它们是衡量传统财富和地位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些席子通常成了竞争性争辩的对象，从1909年起，法伊普勒福努会（西萨摩亚人民的指定领导者）的会议备忘录可以揭示这一点。在这些备忘录中，尽管精美的席子被形容为萨摩亚的财富，能给象征酋长带来尊严，危难时候也会成为援手，但是它们也被认为是酋长和演说家之间、家族和家族之间误会和争论的根源，同时也是贫穷的源头，因为萨摩亚人总是习惯于“在给予席子的数量上，力争与收到的持平”，或者尽力“超过其他人”。1916年，关于精美草席的竞争终于导致了法伊普勒和西萨摩亚的高级酋长们对其结果的谴责：它带来了诡计、争吵、谎言、自私、野心、贪婪、傲慢和自我崇拜。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是萨摩亚人自己对他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草席竞争的判断。［17］
萨摩亚人世俗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强烈的等级意识和紧张的竞争关系，同样渗透在他们的宗教制度中。当约翰·威廉姆斯于1832年第二次航行到萨摩亚时，他发现西萨摩亚的地位最高的酋长要求所有传授基督教福音的东玻利尼西亚籍的教师先去拜见他。此后不久，他的不同派系的儿子们之间爆发了一场严肃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萨摩亚的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应该建在哪，“双方都想把它建在自己的地盘上”。当第一批常住传教士抵达萨摩亚时，出现了直接与此相伴的问题。举个例子，1843年6月，当一位新来的传教士亚历山大·科肖姆在萨瓦伊伊南岸的萨拉伊卢阿定居后，位于它西边的佛加图利的村民“对此甚为不满”，以至于拒绝让他们的老师去向科肖姆求教，并要求一位属于他们自己的英国传教士。这种反应的根源是“一地对另一地明显表现出来的嫉妒之心”。［18］
在以后的几年中，传教士利用了这种竞争来为伦敦传教士协会在萨摩亚和其他地区筹集基金。整个萨摩亚被划分为若干个教区，它们被组织起来在筹集基金上展开竞争，每年都会公布结果。这是食品和财物的竞争性奉献——在萨摩亚的异教时代它是一种主要的社会制度——的一个新版本，萨摩亚人对此欣然接受。传教士先驱乔治·普拉特记录道，当他在1868年访问北起萨法塔南至阿莱帕塔（位于乌波卢的南海岸）的教区时，该区向萨摩亚的所有其他教区发出挑战，力争在对教会的捐助上胜过他们。普拉特提醒他们，他所在的教区（在萨瓦伊伊的北海岸）曾在一次传统比赛中侥幸胜过他们。为了响应来自乌波卢的挑战，普拉特所在教区的人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咬紧牙关为伦敦传教士协会捐赠了700英镑”，最后在竞争中获胜。［19］
为教会筹集基金的竞赛很快成为了萨摩亚人的当务之急。这种竞争关系最初存在于一个村庄的不同家族之间，而后发展到一个教区的不同村庄之间，最后上升到了萨摩亚群岛的所有教区之间。被一个对手家族、村庄或教区打败后，如影相随的，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而那些崭露头角的佼佼者对于竞争中的胜利总是会感到无限的自豪。例如，1967当我访问马努阿的菲提乌塔时，向我们旅行团骄傲地宣布的第一批公告中的一条就是，去年菲提乌塔以超过3000美元的捐款数，位居整个萨摩亚的首位，并且在他们新教堂的落成典礼上献出了13000桶牛肉。
萨摩亚古老的村庄政治组织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为了避免被人胜过而带来的耻辱，整个社区心甘情愿地去背负债务。例如，1942年12月17日，萨阿纳普的村民携带着献给他们牧师总计110英镑的年礼来参加教区会议，没想到发现他们最邻近的一个对手村萨陶亚筹集了130英镑。经过一阵仓促的磋商后，萨阿纳普的代表公布他们的总数为130英镑；结果20英镑的债务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才逐渐还清。1966年12月15日，在我出席的第二次这样的教区会议上，萨阿纳普村给牧师的献礼是501英镑7先令4便士，远远超过了萨陶亚320英镑15先令的总数。这回他们个个得意洋洋。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一位年长的副主祭表扬了萨阿纳普的全体教徒：“感谢你们为我们村争了光。”在另外一个这样的场合，他还作了如下评论：“我们想要的不是被其他村子踩在脚下，而是萨阿纳普的胜利。”
伦敦传教士协会的记录表明，在米德进行研究的这个时期，同样的竞争制度在整个萨摩亚已全面确立。阿勒塔·刘易斯曾于1929年到过美属萨摩亚，他的报告证实了牧师“通过刺激萨摩亚人与生俱来的强烈的竞争精神”，能将村民靠切干椰子肉或给帕果帕果的海军人员服务所挣的一半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20］
作为进一步证明萨摩亚人缺乏竞争精神的证据，米德在1931年断言：“萨摩亚人藐视所有的早熟。”她宣称，每一个个体都被指望“尽可能不去超过一个群体中最迟钝、最愚笨的那个成员的特定成绩”。1937年，米德又用了如下一个不太可能的概括来润色上述论断——那些超过一个群体中最迟钝的成员的人会使“他们的父母为他脸红”，当在正规教育中取得成功的孩子们放学回家，告诉父母他们已经超过原先的伙伴时，“他们的父母会羞愧地低下头”。［21］
诚然，在萨摩亚，尽管如果一个个体毫无顾忌地质疑比他年龄更长或地位更高的人的观点时，他会受到严厉的指责。但是，无论在哪一年龄段，同辈人之间的竞争是普遍存在的。米德的报告再一次和其他调查者的观察明显地大相径庭。在米德在马努阿逗留后没过几年，F. M. 基辛对美属萨摩亚和西萨摩亚分别作了田野调查，他特别关注的是教育。他已经注意到，“在群体关注的活动形式中脱颖而出的迫切感”是萨摩亚传统生活模式的基础，基辛进而描述道，“竞争精神”已经在新西兰和美国当局设立的教育制度中凸现出来。1940年之后，作为西萨摩亚教育部的成员之一，我经常观察到学生之间的竞争精神以及那些教育成绩出类拔萃的孩子们的家长那无比骄傲的自豪感。G. B. 米尔纳在他那本卓越的《萨摩亚语词典》中使用了“孩子们在班上竞争第一”这个例句说明了“菲洛西阿依”（felosiɑ'i，意思是“和别人竞争”）一词的用法。这种竞争确实既存在于现代的公立学校之中，也存在于更古老的由村庄牧师主持的教会学校之中。这些教会学校是1836年第一批常住传教士到来以后不久建立的。［22］
当萨摩亚人在1830年代早期初次遭遇书写（writing）时，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约翰·威廉姆斯从东玻利尼西亚带来的教师的家中，“去学习这门神秘的技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学习字母，一天会去十来趟。”到1842年，在萨摩亚各岛上，除了11名传教士外，大概有221名本地老师，其中大部分是萨摩亚人。接受教育的热情是如此高涨，以至于书写所用的纸已经成了一个主要的交换媒介。大抵是从这时起，学校开始向教育成绩优秀者颁发奖品，后来还有证书。如今，在包括马努阿在内的萨摩亚各岛的家庭中，人们还能看见这些被陈列在显眼之处的证书。［23］
此外，正如霍尔姆斯根据1954年对美属萨摩亚的观察而报告的那样，“在正规教育中体现的能力总是受到称赞的”。事实上，当某个孩子在竞争中的成功受到了公众的肯定时（例如在一个学校颁奖典礼上），我经常会看见其父母眼中那饱含着强烈自豪感的泪水。这种杰出成绩所带来的自豪感也会延伸到整个社区。因此，1966年12月18日，当萨阿纳普的牧师当众宣布他们村有史以来，第一位青年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时，他开始声泪俱下，不能自已。他后来说，他为一个以前的学生能够为萨阿纳普带来如此殊荣而感到无比自豪。［24］
这样，在以统治和等级为基础的社会习俗下，萨摩亚人是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民族。在他们中间，早期传教士所评论的“极端的妒忌心”和“难以驾驭的自豪感”明显地保留至今。这些特征在新西兰的萨摩亚移民社区中，甚至都有所保留。我于1968年和1979年访问过其中的几个。大卫·皮特和克朗尼·麦克菲森报道了一家新西兰工厂（有一些萨摩亚移民在那工作）中一位欧洲主管的观察：“如果他们看见另一个萨摩亚人职位升得比他们高，他们会心存嫉妒并设法把他拉下来。”［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