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等级

因为玛格丽特·米德无法参加塔乌的政治生活，被拒绝进入所有的酋长福努，所以她对在正式的秘密会议上运行于酋长之中的等级制度并没有直接的经验。在这种无法逾越的困境中，米德对福努行为和萨摩亚的等级制度产生了无数的错误观念。例如，大概源于她作为一名从塔乌到菲提乌塔的旅行团中的一员的经历，米德在1926年3月7日的信中，用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方式报道说，象征酋长“由于地位过高而不亲自在会上演说”，还说，在一个福努中，象征酋长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而议事酋长“替他作出大部分的决定”。^［1］

诚如米德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接待旅游团的仪式上，习惯上确实只有议事酋长发言（代表他们的象征酋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正式的政治福努中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为审议重要问题而召开的大会（福努马努）上。在这种场合，象征酋长以最直率的方式各抒己见，而地位最高的酋长作出重要定夺。积极地参加任何富有政治意义的福努的审议活动，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惯习。威廉姆斯在1832年的日志中特别注意到，在召开福努的时候，“酋长们亲自发言”，当讨论一些次要的问题时，他们在会上只留一人代表他们。对于一个象征酋长来说，在常规场合上发言是“有失尊严”的。^［2］

在一个地方政治组织中，当对一个重大事件作出裁决前，象征酋长要相互商议，但裁决的实际作出和对福努的宣布，这都是地位最高的象征酋长的特权。这样的酋长被称作这个村庄的“萨奥”（sa'o）。“萨奥”这个词具有“正确或真实”的意思，当它运用到一个地方政治组织中最高地位的象征酋长身上时也具有同样的内涵。在福努中，最高地位的酋长作出的裁决也被称作“托努”（tonu），意思是正确的决定。高级象征酋长宣读托努通常十分简洁，罗伯特·路易·史蒂文森将其称作“大人物的沉静风格”。然而，这种贵族式的举止也会伴随着给人印象深刻的夸张手势。例如，在1966年5月在马鲁阿的一次福努中，西萨摩亚地位最高的四位酋长之一的玛塔阿法·费米·福缪纳·穆利努二世在宣布托努时只用了“那就这样……”寥寥数语，同时用右手食指敲击左手手掌。此外，在1967年3月的一次福努中，萨阿纳普的主要议事酋长主张，当象征酋长宣读完托努，议事酋长必须对此致以最高的敬意。米德所写的马努阿的福努也遵守这些同样的原则（我在1967年所作的调查可以证明）。例如，在修法加村（为米德提供资料的青少年所来自的三个村庄之一），据说地位最高的象征酋长凭借自己的领袖话语很快平息了在一次福努中发生的争论。^［3］

由于米德忽视了萨摩亚的传统政治生活，所以她对福努中象征酋长和议事酋长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一个十分错误的印象。她同样错误地宣称：“萨摩亚酋长的神圣尊严在玻利尼西亚地区降到了最低程度。”鲍威尔在1886年指出，尽管萨摩亚人皈依了基督教，但仍“坚信他们的传统神话”。鲍威尔在1870年代早期通过马努阿的萨克瑞威特斯（sacri vates，福拉瑟对他们的称呼）中最主要的保管人陶阿-纽乌的口述将这些神话记录了下来，“这些人的职责就是用他们的记忆保存并背诵那些古老的传说和神话。”^［4］

福拉瑟于19世纪晚期将鲍威尔收集的各种传统编辑成册。他将马努阿的主岛塔乌比作古爱琴海地区阿波罗的出生地得洛斯岛。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在叙述萨摩亚形成的神话“Solo'o le Va”中，马努阿被形容为最早陆地，而塔乌岛的最高峰就是塔加洛阿的住所。此外，萨摩亚的第一个象征酋长据说是塔加洛阿的儿子。根据他们当时最神圣的传统，异教时代的萨摩亚的象征酋长是神的后代，拥有图依马努阿的头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萨摩亚所有的酋长头衔中，包括萨摩亚人所熟悉的西南太平样所有其他岛屿中，它们是地位最高、最神圣的称号。^［5］

围绕图依马努阿的仪式性禁忌（米德本人在1930年也提及过）是最为复杂而精密的一种。整个萨摩亚群岛都遵守着相似的禁忌以及对高级象征酋长的极度尊敬的表达。托马斯·南丁格尔（Thomas Nightingale）在1834年注意到，没人敢从西萨摩亚最高地位的酋长的府邸前走过，“违者将受到最严厉的刑罚”；胡德在1862年观察到，图依阿图阿出席的福努会议期间，任何途径的独木舟，所有乘船的人都要下船，并涉着齐肩深的水绕着环礁湖推行前进，以示对图依阿图阿的敬意。萨摩亚高级酋长身上环绕的神圣性绝对不可能是“在玻利尼西亚地区最低的”。^［6］

米德还陈述道，在萨摩亚“等级制度安排得如此井然有序，所以有能力持有头衔的人全部都会有头衔”——这暗示所有关于头衔的竞争都消失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事实上，在等级结构的任何层面上都存在着对头衔的激烈竞争，尤其是那些有特殊声望的头衔。实际上，马努阿的主要传统涉及了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对至高无上的头衔的竞争：传说讲述了塔乌村是如何凭借武力将这个头衔从马努阿最初的权力中心——菲提乌塔村夺来的故事。根据这个传统，勒·洛洛加·特勒将图依马努阿的头衔扔在他和两个妻子分别所生的两个儿子艾利亚·马图亚和艾利亚·塔玛之间，并让他们自己解决头衔的归属问题。艾利亚·马图亚凭借自己的年长立刻宣称头衔应归自己。但艾利亚·塔玛因为自己的母亲地位较高，决心将饰有白色树皮布的、标志着图依马努阿地位的头饰从艾利亚·马图亚那里抢回来。最后，他终于如愿。而艾利亚·马图亚为了夺回尊严，死于随后发生的那场战争中。从那时起，“在塔乌和菲提乌塔之间，战事频频。”^［7］

在萨摩亚的历史进程中，类似的头衔争斗遍布整个群岛。W. T. 普理查德在1866年指出，关于酋长继承权的争夺是“战争最大的根源之一”。例如，在1880年代的图图依拉，已故酋长的儿子和他的侄子为了高级玛乌加头衔的继承权而展开的派别争斗摧毁了法加托加和帕果帕果的居民区，并导致了暴力冲突，英国不得不出动皇家战舰“米兰达号”来将其平息。^［8］

在西部的一些岛屿上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争斗，目的是为了占有四个极为神圣的头衔，它们合称为“塔法依法”（tafa'ifa），拥有者被视作是西萨摩亚地位最高的酋长。克拉梅记述道，自从这种制度建立起，争夺塔法依法这四个头衔的竞争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持续不断。例如，在加仑玛利玛纳将他第五个妻子尚未出生的孩子，而不是其他儿子，指定为塔法依法的继承者之后，“兄弟之间的激烈冲突直到被指定的儿子依阿玛法纳获得至尊地位后才停止。”这场冲突导致西萨摩亚分化为两大集团，战胜派和战败派，几年间死于激烈战斗的人数以千计。^［9］

19世纪末随着战争的结束，关于头衔继承权的争夺开始交由1903年德国当局建立的土地与头衔法庭处理（最初称作委员会）。自从那时起，尽管酋长相对于普通百姓的比例较高（在1945年9月25日西萨摩亚的人口普查中，比例是1：3.7），但土地与头衔法庭每年还是要处理数以百计的关于头衔争夺的纠纷。对于高地位的头衔，通常有许多提出要求者。例如，在1964年土地与头衔法庭处理萨阿纳普的至尊头衔的争夺案中，一共有八个提出要求的人，其中两个主要竞争者间的竞争尤为激烈。

因此，萨摩亚的等级制度往往会产生残酷的竞争。此外，在优先顺序成为关键问题的任何社会背景下，这些竞争都可能爆发，例如一个卡瓦仪式。作为米德所描写的萨摩亚文化的“无害性”（innocuousness）中的一部分，米德将卡瓦仪式描绘为“一种巧妙的、优雅的具有社会礼仪性的游戏”，并且进一步宣称萨摩亚的社会结构是“富有弹性的，精确地适合操作的”，以至于“在20年内可能改变一个福努的面貌”。这些都是重大的错误观念。用普理查德的话说：“在所有比较重要的福努中，优先顺序都是严格按照等级安排的。”1887年切奇伍德注意到：“在萨摩亚，许多争吵都源于卡瓦的分发，如果一个酋长在另一个自认为享有更高等级并因此要享受更好的服务的酋长之前接受了敬酒，那么争吵就会发生。”^［10］

当它直接冲击历史上认可的政治组织的体制时，这样的争吵可能演变成暴力冲突。1960年代乌波卢岛上的一次审判福努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我将它详细记录在案）。这个很具有启发性的事例（下文所用的名字都是化名）涉及一位象征酋长塔依奥，他一段时间以来都想在他的地方政治组织中，凭借自己的系谱优势来提高自己头衔的地位。在一次审判福努中，他迟到了一会儿，便用精密而复杂的萨摩亚敬语向主持会议的议事酋长陶拉要求再举行一遍卡瓦仪式。他想借此机会来将他长期苦苦追寻的等级改变的结果强加给大家。陶拉用同样正式的礼遇，回答说举行第二次卡瓦仪式是有悖于习俗的。于是，塔依奥的议事酋长伐弗插了进来告诉陶拉不要和象征酋长顶嘴。结果，来自另一位象征酋长（他是塔依奥的对手）家族的议事酋长，弗苏让伐弗住嘴。为此，伐弗喊道：“你想找麻烦吗？”“是又如何？”弗苏跳了起来反击道。于是两位议事酋长在福努场外狂暴地厮打起来。打架的地点和塔依奥的座位离得很近，当塔依奥刚想起身去帮他的议事酋长时，立刻被图毛（敌对派的一位高级象征酋长）打倒在地，同时还受到了图毛其他几位同伙的毒打，包括几位坐在旁边几位没有头衔的平民。塔依奥被毒打，直到无法起身或者伸手自卫为止。他的议事酋长伐弗也受了重伤，头骨破裂。这场群架最终被几位保持中立的酋长和村里的牧师平息。不久，福努恢复时并没有对等级秩序作任何改变。

萨摩亚等级制度的激烈竞争也会导致同一个家族的不同支系间的暴力冲突，尤其是当两三个人拥有同样的头衔，而关于谁的地位更高却没有统一的意见之时。例如，1968年，也是在乌波卢，我目击了这一类型的暴力事件。一个象征酋长的艾加的某一支系的代表在福努上宣称，自己的地位高于其他人因此有权优先接受卡瓦和讲话。由于提出了这一挑战，他的头部受到了同一个家族竞争支系的三位成员的重击。他要追逐的那种权利正是他的对手在这几年中掌握的。现状再一次没有改变。

这种疯狂保卫等级特权的现象不仅仅局限在福努上，也发生在其他的场合。例如，1965年萨摩亚卫理公会在乌波卢的南海岸的一个山村召开的一次普通大会就是如此。由于有许多来自萨摩亚全岛的游客来参加这次大会，所以决定举行一个仪式，塔阿洛洛（ta'alolo）。这个仪式中，一大群人，通常几百人或者更多，携带着食物和其他贵重礼品，载歌载舞地缓缓地走向游客。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两个头戴传统头饰的有地位的人。在该村庄，穿戴这样的头饰只是两个酋长家族的特权。然而，在仪式举行时，一个地位较低的名叫费阿波托的象征酋长（这里我用的仍是化名）在数以百计的人群面前穿戴这样的头饰，在他旁边还有一位手持演说家权杖的议事酋长相随。这一幕场景惹怒了有权穿戴这样头饰的一个酋长家族中的一员。当费阿波托途经这个家族的府邸时，依萨，这个家族首要酋长33岁的女儿冲到马垒之前，拉起衣服，露出臀部，并弯下腰将其直接对着费阿波托。在萨摩亚人中，这种行为是对人最大的侮辱。费阿波托穿戴这样的头饰形式上是最高的荣誉，但依萨的举动将他和身体上最卑贱的部位等同了起来。依萨和她的八个族人，包括三名青少年，还向费阿波托和他的议事酋长投掷石块。之后，这些攻击者被区法院传讯并罚了款。尽管如此，他们中所有人都为严惩了那些亵渎他们等级珍贵的特权的人而感到欣慰。

这样的事件在萨摩亚还算罕见的，因为等级制度中复杂的习俗通常可以包容它的紧张状态。然而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背景下会时常爆发暴力冲突这样一个事实已经清楚地说明，萨摩亚的等级制度远非具备米德宣称的“善于革新”、“极端灵活”这些特征。而事实上，它是一个本质上十分守旧的制度，在酋长制的繁文缛节之下充满了紧张而长期的竞争。

这些竞争是相当尖锐的，以至于一些重大的等级问题都能被最细小的差别引发出来。1900年美国在东萨摩亚建立政府后不久举行的一个庆祝事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美国驻图图依拉海军首任司令官B. F. 蒂雷首要的行动之一就是委任三名高级酋长担任区域行政长官。其中一位是图图依拉的莫加，还有一位是图依马努阿，那时他的地位在整个萨摩亚是最高的。关于图依马努阿的许多规矩中一条就是，在卡瓦仪式中，“依普”一词（ipu，意思为“杯”）在马努阿仅专指图依马努阿。而在萨摩亚的其他地方，该词可以指代任何等级的象征酋长所用的卡瓦杯。1901年，高级酋长莫加访问马努阿的俄福岛。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举行了一个仪式，他被安排在尊位，并依照惯例，宣读了他个人的卡瓦杯头衔。此时莫加提出了异议，他坚持认为自己作为一名新上任的区域长官，应该得到和图依马努阿一样的依普。起初，俄福的议事酋长十分为难，但最后，当莫加引用了一段圣经后（《罗马书》的第13章第7节，“你们要向各人清还所欠的；应当纳税的，就要给他纳税；应当进贡的，就给他进贡；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当图依马努阿获悉这样的改变，他暴跳如雷。主持那次仪式的议事酋长被逮捕并被施以最严酷的刑罚：家产充公，全族流放，他们自己被装进独木舟放任于汪洋大海之中。^［11］这时，美国当局介入了该事件，并将该案移交一位欧洲法官审判。这位法官的裁决是，美国东萨摩亚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卡瓦仪式上使用依普并没有错——这个判决标志着图依马努阿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神圣性的酋长开始逐渐走向衰弱。^［12］

从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只要荣誉攸关，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争来吵去”的萨摩亚人，为了这样一个显然微不足道的原因也会大打出手。事实上，在萨摩亚等级制度的价值取向中，这个案例远不是微不足道的。诚如一位证人在1901年9月出庭作证时所说的，对依普称号的独占权是图依马努阿卓越地位的首要标志。一位马努阿的酋长被问道“汤加人能拥有依普吗？”他回答：“不能。”“斐济人能拥有依普吗？”“不能。”“如果英国国王来这儿，那么他能拥有吗？”“不能……图依马努阿比其他所有王的地位都高。”^［13］

在这一等级结构中的较低层次上也存在着同样的礼仪上的细节。例如，1960年代中期在乌波卢的一个村庄中举行的新当选的议事酋长的就职仪式也是如此。该村政治组织的所有象征酋长和议事酋长以及远村的贵宾都会参加这样的就职仪式。在当时的萨摩亚，仪式进程之初，就会给他们提供面包、饼干和茶这些便餐。习俗规定议事酋长只能用搪瓷杯喝茶，而每个象征酋长都有瓷质的茶杯、碟和茶壶。此外，献茶时都要遵循严格的先后顺序。在讨论的时候，作为司仪的议事酋长在年长的象征酋长瓦依奥拉之前给年轻的象征酋长阿福亚先献了茶。但事实上瓦依奥拉坐在等级更高的尊位上，并在其政治组织的法阿鲁派加中优先于阿福亚。瓦依奥拉在与会的客人们面前大声责骂了负责该事的议事酋长。他说，所发生的事是不合礼仪的，并对犯错的议事酋长咆哮道：“在这个政治组织里别搞新玩意儿！要遵守惯例！”他还补充道，要不是出于对与会来宾的尊重，他要将那个弄错顺序的茶壶从屋里扔出去。还有一次，向一位在其政治组织的法阿鲁派加中不曾提及的地位较低的象征酋长敬献茶壶的举动，结果导致了一场短暂的混战，同一个扩大家族的敌对支系的成员用芋头块相互猛砸。

这些例子说明，围绕萨摩亚等级秩序的多种形式的习俗远非米德所宣称的那样“适合操纵”，那些企图改变优先顺序的尝试都会立刻被察觉。再者，这些习俗都是被疯狂保卫并小心翼翼地遵循的。幸运的是，我们事实上得到了奥古斯丁·克拉梅于1897至1899年搜集的萨摩亚全部地方政治组织的法阿鲁派加的详细资料。我们已经指出，这些法阿鲁派加直接反映了它们涉及的福努的构成。1941至1981年间，我所调查每一个案例中，当代萨摩亚所使用的法阿鲁派加基本上和克拉梅在19世纪末所记录的保持相同。因此，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来支持米德在1928年所作的断言——“可能在20年内改变福努的面貌”，以及在萨摩亚，“社会改革者不会遇到……传统团体的猜忌的反对”，社会前景能轻而易举地“完全改变”。相反地，当涉及等级时，我们还是援引图阿托酋长在1954年12月20日在西萨摩亚宪政大会上的讲话来表述萨摩亚的民族精神：“永远没有人敢从萨摩亚的尊严中取走或增添任何东西。”^［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