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博厄斯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大约于1920年，博厄斯范式已经明确定型。萨丕尔说，一个“由博厄斯教授富有同情心但相当刻薄的批判精神”所主宰的、傲然独立的美国人类学家新学派已经诞生了。此时此刻，博厄斯的学生已经在美国的大多数主要大学中拥有一席之地。而且——如雷格纳·达内尔（Regna Darnell）所言——“尽管拥有内部的分歧和一些私人恩怨，但这些人还是将彼此视为同一群体，并能相互合作，致力于推动他们‘新版本’的人类学——在广义上，他们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1］

人类学的这一新版本已经在文化“自成一体的”概念和“文化之本是文化”的公式中得到了具体的表达。在1920年的《原始社会》中，罗维彻底完成了与进化论传统的决裂。因为对于博厄斯学派来说，进化论已经变成了“有如中世纪炼金术一样的伪科学”。萨丕尔作为罗维的密友，自己也是一位杰出的博厄斯主义者。他在自己关于《原始社会》的三篇评论之一中，用华丽的语言说，“美国人类学家新流派”深信文化“是一种历史资料，是一种与时间、空间、交互性和那一神圣之偶然性相关的事物。该偶然性则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本身就作为时间、空间和交互的先行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产物”；此外，“人类的心理需要有能力实施无穷的多形式解决方法”。这样，在1920年代早期，博厄斯学派已经赢得了他们的独立，并坚定地持有一套详细而明确的信念。但这一范式的中心要素，即“社会刺激远比生物机制更有效力”这一基本条件并没有经历过任何的经验证明。博厄斯学派与他们的生物学家对手们之间长期存在的争论依然一点儿也没有解决。^［2］

优生学运动依然继续欣欣向荣。1919年，优生学记录办公室的H. L. 拉夫林（Laughlin）宣布，新组建的优生学在此前10年发展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可以确保其未来无可担忧。此时，1921年的纽约国际优生学大会和1922年的高尔顿百年诞辰纪念都正在筹备之中。因此罗维指出，1920年代早期的美国，优生学运动“广为流传”。虽然从1915年开始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延误了好几年，1921年的国际优生学大会还是宣传说，将会提供一个机会，让全世界的遗传学家和优生学家们能够会聚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起研讨种族改良的研究成果和应用成果”。这次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有达文波特、格兰特和奥斯本（Osborn）等人，正是他们于1918年创立了高尔顿学会，至今他们依然是彻头彻尾的遗传学者。^［3］

此外，马迪森·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流逝》（1916年）和稍后洛思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的《高涨的肤色潮流》（1920年）等书的出版，标志着“心理特质由种族决定”这一理论，尤其是在美国已经死灰复燃。博厄斯曾将这一理论追溯至戈比诺伯爵。格兰特的书一出版，博厄斯就认定它过于危险，因此亲自写了两篇评论文章以揭露其“谬论”。格兰特绝不会因此而退缩。他继续宣称日耳曼民族的显著优越性，并讥讽了那些对“伟大的狄莫斯⁽¹⁾神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人。在这一类的陈述中，格兰特表达了对博厄斯学派学者和其他人的厌恶。他以讽刺的语气提到，“一位人类学专家”为国会移民委员会提供证据时“郑重宣告”，说已经观察到进入美国的移民身上发生了“环境变化所引起的”解剖结构上的变化。这毫无疑问是在影射博厄斯。对格兰特来说，任何相信环境影响的信念都是“愚昧的”。H. F. 奥斯本在1921年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上的主席致辞中也采取了同一立场，宣布说，他和美国的优生学家们已经一同意识到了“教育和环境基本上不能改变种族价值”。达文波特在演讲中则坚持声称，心理状态具有“一个遗传性的基础”。^［4］

随着同盟国在1918年的胜利，相信“弗朗西斯·高尔顿的建设性精神”能够“修复混乱无序、支离破碎的社会”的信念，强有力地热情高涨起来。曾在1921年优生学大会上断定“遗传学者必然是优生学家”的利物浦大学副校长乔治·阿达米（George Adami）继续宣称，培养贵族的优生学观念既健康又自然，并且倡导开始编撰“每年的A1青年男女档案年鉴。其中，A代表第一流的体质，1代表第一流的智力”。阿达米说，这样的一种档案“将成为人类的良种登记手册”，并将因此促成“一个真正的贵族社会的建立……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在遗传方面”。^［5］

刚刚获得独立的博厄斯学派则抖擞起双倍的精神，回应着这些事态的发展。1920年，博厄斯本人认为格兰特和斯托达德的观点是“邪恶的布道”，不值一哂。他说这两人正“以一种门外汉的热情，错误地理解着遗传学的发现”，并以此来“支持他们自己的非科学理论”。同年，由于对即将举行的国际优生学大会可能导致的前景表示担忧，并认为是应该采取鲜明立场的时候了，罗维宣布说，过去，尤其是最近的经历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可以将管理人类未来的权力一劳永逸地授给某些学者的一次会议”。他说，恰恰相反，每一件事情都表明，那些持开明观点的人所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对无意识或至少是潜意识的偏见的一知半解，还有那种用夸张的科学空话来掩饰的反动利己主义中蓄谋的恶意。”随着1921年《伟大种族的流逝》第四次修订版的出版，双方的纷争进一步加剧。格兰特在书中再一次盛赞了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并嘲笑了“从法国大革命中散漫的思想家及其美国效颦者那里”贩来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教条”。而在一次激烈的长篇演讲中，罗维非难并谴责了那些在对日耳曼种族的过度崇拜中“已经变成了偏执狂”的那些人，并将格兰特比作一个“可怕的顽童”——他嘲讽了人道的理想主义，并污染着自由主义的标准。^［6］

现在，博厄斯学派与遗传学派之间的对立前所未有地尖锐起来。在格兰特为之作序的《高涨的肤色潮流》中，斯托达德重复了文明是“优异基因具有创造力的迫切要求”之产物这一遗传学教条。与高尔顿、达文波特以及其他早期优生学家一样，他这一信念与博厄斯学派人类学的观点依然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在论及高尔顿无视“社会环境的影响”时，罗维重申了博厄斯“文化差异不能作为种族差异的衡量标准”这一观察结果，并强调说“重大的文化差异出现时，并不一定伴随着有机体的结构改变”，使这一对立更加清晰。^［7］

1911年与高尔顿和达文波特的生物决定论对峙之时，博厄斯实质上是在孤军奋战。但10年之后，形势已经大为改观。1921年，一个视博厄斯为精神领袖的文化人类学家的新学派已经形成，而且在与之同盟的心理学学科中，一个名为行为主义的主要新运动也加入到了与遗传学思想的抗衡之中。行为主义与博厄斯范式差不多同时在美国诞生，其成立宣言是1913年J. B. 华生的“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这篇文章。在次年出版的《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论》一书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一宣言。因此（一位评论者称）它“实质上是一篇独立宣言”。并很快催产了一个新的心理学流派。行为主义的基本学说将心理学的范围限制在公然行为之中，掀起了普遍反对遗传决定论理论的浪潮，并在大约1920年衍生了“反本能运动”。很多行为主义导向的心理学家都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运动。^［8］

随着华生的《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心理学》一书于1919年出版，行为主义大约于1920年开始很快便风行起来。由于华生自己的精心培育，这股行为主义的流行风在整个1920年代都长盛不衰。1922年之后，华生撰写了无数的通俗文章来颂扬行为主义，并且在1924年发表了一系列“近乎野蛮地站出来反对‘人类本能’这一概念”——罗伯特·伍德沃斯（Robert Woodworth）语——的演讲。大约于1920年开始的反本能理论运动此时也达到了高潮。在那一年，虽然勉强承认了确实存在着一些人类本能，坎特尔（J. R. Kantor）还是强调说它们具有“绝对的可更改性”。然而过了几年，在郭（Z. Y. Kuo）将人类行为归结于“反应系统”之后，坎特尔也完全抛弃了本能这一概念。在1924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中，他开始完全强调说：“人类行为的反应绝对不是遗传性的。”华生在1924年的系列演讲中所采取的，正是与之同样的绝对性立场。^［9］

华生和坎特尔采取这种完全将遗传排除在外的态度，来反对郭在1924年所提出的“心理学中的生物学独裁统治”。还是在这一年，伯纳德（L. L. Bernard）也作出了对这种统治的又一次彻底反对。在《本能：一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伯纳德（直接针对卡尔·佩尔森）宣布：“一个已经达到理性年龄的孩子，其行为反应十分之九甚至99％都依靠于直接受环境影响的特质，只有剩余的一丁点儿来自他本能的直接反应。”1922年，环境论者还得到了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有力支持。他在《人类本性与行为》一书中将人类本性刻画为“冲动的无定形虚空”，并认为“任何冲动都可以按照它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纳入几乎任何性情倾向之中”。^［10］

随着行为主义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还有文化人类学家对高尔顿学派“先天影响远远超过后天”这一学说的一致反对，先天—后天的争论变得更加空前激化。到1924年，在美国已经没有任何知识探索的课题比人类行为中生物学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更具有争议性。动物学家巴士利（H. M. Parshley）于1924年指出，当前迫切的问题是：“一个人是什么？究竟有多少是由与生俱来的本质决定，有多少是由其教育和环境形成的习惯所决定的？”巴士利指出，遗传论学者和环境论学者经过数年的激烈争论，在这个可以追溯到1865年高尔顿的论文之中的关键性论题上，依然处于无法调和的对立之中。^［11］

1924年，作为美国文化人类学的知识领袖，博厄斯发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终其职业生涯都被其深深折磨的那个难题：了解“什么是遗传性的，什么是非遗传性的”这一问题的“根本重要性”（这是他自己在1916年的提法）。他于该年10月宣布，“困扰我们的根本性困难在于，难以区别什么是身体结构方面的遗传，什么是每一个体通过所处的文化媒质而获得的？或者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什么是由遗传决定，什么由环境因素决定？或什么是基因内生的，什么是外因催生的？”他继续强调，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遗传条件与环境条件进行一次科学而详细的调查”。不出数月，他就制定出了这样的一个调查计划，并且发现23岁的玛格丽特·米德正是进行这一调查的合适人选。^［12］

米德当时是博厄斯的研究生，前不久刚刚在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开始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她最初对人类学感兴趣，还是在巴纳德（Barnard）学院读本科时。当她进入高年级主攻心理学，她选修了博厄斯主讲的“一般人类学导论”这门课。博厄斯当时64岁了，是一位国际公认的大学者以及美国人类学无可争议的创始人。他非常享受在巴纳德的教学工作。按照克鲁伯的说法，那里的年轻女学生们“感觉到他并不那么动听的讲课中所蕴含着的天才”，因此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友善。对于21岁的米德来说，博厄斯是她所遇到的最伟大的智者，比她曾经遇到过的任何一位老师都更有权威。她很快便决定参加博厄斯讲授的任何课程。与博厄斯卓越的影响力相得益彰的是他颇有才能的助教，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此人不久前才跟随博厄斯完成自己的研究生学业。根据米德的记录，正是本尼迪克特的浓厚兴趣和“博厄斯教义的华丽、明晰”，引导着她在1922年秋天体验到了作为“一种新的启示”的人类学。^［13］

1919年，露丝·本尼迪克特在位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开始了她的人类学学习。那时，克鲁伯和罗维两年前提出的“文化之本是文化”这一学说正在积极的推进过程中。她在新学院的老师之一，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曾在博厄斯的指导下于1910年获得博士学位。尽管在观点上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但他还是“毫不含糊地同意”克鲁伯对生物决定论的批判及其文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这一结论。本尼迪克特还上过罗维的课。在博厄斯的指导下，她的博士论文是如此地强调“社会的模式作用”，以至于萨丕尔在阅读它时，还特地询问她是否采用了文化“仅仅是个体心智的环境”这一极端观点。^［14］

本尼迪克特在她事业伊始之时便投入到文化决定论中的力量，可以从她192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寻找到蛛丝马迹。她将1923年克鲁伯的《人类学》一书视为使当代美国人类学观点可资利用的第一本著作。她写道：“正如克鲁伯先生所想的，人类学研究工作所针对的基本问题是：在文明的进程中，那些起作用的力量有多少来自文化，有多少来自有机体或归功于遗传？按照谐韵的说法，即什么归于后天，什么归于先天？”对于观点已经受到新形成的博厄斯范式浸润的本尼迪克特来说，克鲁伯这一“基本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她相信，人类首先是一种其反应“从出生起就已经被他所诞生于其中的文化之特性限定了”的存在。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于人类学家来说，“首要的是，必须能够认识到哪些要素从传统接受而来，哪些要素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毕竟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成长。”她深信，应当通过“文化模式”的研究来理解人类行为。她同克鲁伯和其他博厄斯学派学者一样，深信正是对这些“另外一类原因”的说明，将给予人类学“光明正大的地位”。^［15］

米德报告说，在学习人类学的第一个学期，她越来越被本尼迪克特所吸引。她曾应邀参加本尼迪克特讨论约翰·杜威新近出版的《人类本性及行为》的一个研究生研讨会。她收到一本小册子，里面印有本尼迪克特所理解的人类学入门的基本概念，研讨会已经就此进行过无数次的激烈讨论。正是对这种轮廓鲜明的入门方法——文化决定论的一种极端形式，米德有着深深的感应，并很快就成为一个热情的参与者。短短几个月时间，好学的年轻学生和腼腆的助教因为对文化模式共同的强烈兴趣，便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和热情的智力合作。这将为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带来许多重要结果。^［16］

米德从本尼迪克特和博厄斯那里学来的人类学方法，与她从巴纳德学院的另一位老师威廉姆·弗尤丁·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那里学来的，正好不谋而合。她曾在高年级时上过他一门关于文化的心理学方面的课程。奥格本的《关于文化和起源本质的社会变迁》一书出版于1922年，是对先天—后天争论的一大贡献。奥格本深受克鲁伯和罗维1917年提出的学说之影响，他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对奥格本而言，社会性遗传与人类的遗传性本质上是截然不同而且互不相干的两回事，一个是有机体的，一个是超有机体的。奥格本从这些信念出发，为他的教学推导出一个主要原理。他规定说，“好的方法论”要求在“寻求任何生物学原因”之前，首先“考虑文化的因素”。因此米德自己指出，在从事人类学学习之初，她就和其良师益友本尼迪克特一样，对奥格本的这一程序性规则深信不疑，即“除非用文化条件来进行解释的努力已经山穷水尽，我们绝不能用心理学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她在萨摩亚研究中将要遵循的程序规则，在这一计划尚未筹谋之前就已经确立了。^［17］

早在1923年3月，露丝·本尼迪克特就开始和玛格丽特·米德讨论后者成为一个人类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的可能性了。米德当时也有这个打算。由于感觉到有点孤独并且未来也不太确定，本尼迪克特（在1923年3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觉得需要“一个并肩作战的伙伴”，并且希望这个充满天赋而且相处非常惬意的年轻学生能够转而攻读人类学。这个时候的米德其实已经不需要什么劝说了：通过博厄斯的授课，她已经被人类文化比较研究的前景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那能够引导她“更好地去了解人是什么”；本尼迪克特所要做的只是使她确信，人类学中还有重要的工作需要她去完成。3月20日，米德告诉博厄斯说自己想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博厄斯最开始对这个想法“泼了冷水”。然而，她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在巴纳德获得硕士学位、接受奥格本的助教席位并与她从17岁就与之订婚的神学学生卢瑟·克拉斯曼（Luther Cressman）结婚之后，她于1923年秋天开始转向了人类学的研究生学习。那个时候，博厄斯训练他的研究生时，还是着重于文化特质的比较研究。他分派给米德的任务是，在民族学文献中调查玻利尼西亚文化区的独木舟建造、房屋建造和文身习俗。到1924年8月，她已拥有足够的阅读量，并向大英科学促进联合会多伦多会议的人类学分会场提交了一篇题为“玻利尼西亚的等级制度”的论文。她报告说，对萨摩亚人、夏威夷人和新西兰毛利人的等级研究，揭示出“在这些文化中，每一种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重点”。但这次国际人类学家的聚会经历给她的最大启发是，她发现每一个稍有地位的与会者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返回哥伦比亚大学后，她就决心要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后自己也能尽快做到这一点。不久，她就形成了一个计划：先利用图书馆资料大致研究一下玻利尼西亚文化的稳定性，然后到偏僻而充满浪漫色彩的东玻利尼西亚的图阿莫图岛上进行文化变迁的田野考察。^［18］

在这个当口上，刚刚在1924年10月号上的《美国信使》上撰文强调了“对遗传条件与环境条件进行一次科学而详细的调查”这一基本要求后，博厄斯设计了另外一个十分不同的研究计划，并首先考虑到了米德。米德指出，博厄斯总是在“根据理论方面的紧急需要而优先制定特别的具体研究计划”。我们也已经看到，多年以来，博厄斯一直都在尽最大努力地搜集任何有可能的证据，带头抗衡着“先天影响远远超过后天”这一遗传理论。到1924年年底，他开始希望通过调查一个明显与西欧和美国不同之文化的青春期研究，来挑战这一遗传理论。博厄斯非常熟悉G. 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于1904年所作的大量的青春期研究。1920年代早期，“鲁莽、叛逆的青年”问题以及门肯（H. L. Mencken）所谓的“对性问题的大规模讨论”曾引起过广泛的关注。这一计划，正如米德所描述的，将是对“生理青春期与文化模式的相对影响力”的一次特别调查。1924年，离卡尔·波普尔出版他的《研究的逻辑》尚有10年，人们还没有形成让自己的理论经受严格证伪的观念，而只是为自己的观点寻找论据。博厄斯一直在思考如何获得证据来支持自己深信不疑的信念。长期以来，他始终坚持社会刺激的力量大大超过生物机制。博厄斯感觉到，如果这能够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将会为解决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分歧论题带来曙光。身边的玛格丽特·米德，这个神采奕奕的年轻的文化决定论者，正是他心目中适合执行这个计划的理想人选。^［19］

博厄斯最初想将这项谋划多时的研究放在一个美国印第安部落进行，但受到了米德的强硬反对。她的心早就系在了“南海中某一个偏僻而‘没被触及过’的地方”。她明白表示，只要是在图阿莫图群岛或者是玻利尼西亚某个同样偏僻的地方，她愿意放弃研究文化变迁，转而研究生理性青春期和文化模式的相对影响力。反过来，博厄斯也同样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在图阿莫图群岛进行田野工作将会过于冒险。米德说，博厄斯的确不同意她到任何玻利尼西亚“不健康的热带地区”去作研究。然而，由于对“想要完成的事情非常坚定”，博厄斯开始倾向于妥协。他同意说，研究可以在玻利尼西亚进行，但所在该岛一定要有“船只定期到达——至少每三周一次”。这样，正如米德叙述的那样，博厄斯同意了她对玻利尼西亚的选择，她也投桃报李地让步，接受了博厄斯关于女性青春期比较研究的特别计划。最后，她决定到美属萨摩亚地区去工作。不是因为任何理论需要和个人偏好，而是因为当时马生（Matson）公司的班轮大约每隔三周就抵达帕果帕果深水港一次。若干年后，米德自己说，她就这样找到了“一个文化”，因为她的描述而能够完全证实博厄斯的学说——这简直令人“狂喜”。^［20］

1925年4月底，米德刚刚写完关于玻利尼西亚之文化稳定性的博士论文草稿，不久就收到一份来自国家研究理事会的奖学金。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之后的事情了。两年的人类学研究生学习之后，她将前往萨摩亚，在萨摩亚女孩中研究博厄斯的特殊问题。随后的两个月中，她开始“疯狂地准备……田野装备：备用眼镜、棉布裙、照相机、铅笔和笔记本”，然后于1925年中期，启程前往南海。^［21］

1925年8月31日早晨，“想起了史蒂文森的狂想曲”，米德早早地便起床了，等待着她所搭乘的马生公司的班轮抵达罗曼蒂克的、遥远的萨摩亚岛屿。呜呼！“整个画面”被悲哀地破坏了：海面上是无数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斗艇，头顶上是飞机的轰鸣，耳边是一支海军军乐队演奏的爵士乐。她在帕果帕果码头附近一个摇摇欲坠的小旅馆里，得到了一个房间。就在数年前，在他那篇关于一个假装正经的传教士倒台的讽刺性故事中，索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还曾经描述过这个地方。对20世纪人类学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研究，马上就要开始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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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狄莫斯（Demos），古希腊城邦平民、民众。——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