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类学的回访研究（代译序）
庄 孔 韶
在人类学界，关于弗里曼质疑米德的学术论争尽人皆知。其缘起是说米德在她的老师、知名人类学家博厄斯的指导和授意下，于1925年到萨摩亚从事田野工作。她发现，萨摩亚人的生活是从容而无忧无虑的，青春期是其一生中最轻松而快乐的时光；而反观美国和欧洲人的青春期则情绪紧张且带着矛盾心理。这意味着米德带回了来自其他族群的一个鲜明的民族志“反例”，其反例的重要意义存在于一个显而易见的对比性解释结论：青春期躁动现象是出于文化上的而非生物上的原因。这一惊人结论在1920年代热火朝天的生物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对垒中，有力地支持了强调人类生活中的文化主宰作用的一方。
的确，1928年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出版之后，该书一直处于人类学教科书及其知识体系的重要位置上，这本书是人类学史上最畅销的田野作品之一，影响了世界上众多读者的思想，在中国也如是。
《萨摩亚人的成年》的主要发难人德里克·弗里曼曾是米德作品深信不疑的追随者。但他在自己1940—1943年间的萨摩亚调研中发现，米德“关于东萨摩亚的马努阿居民的大部分描述，愈来愈明显地不适用于西萨摩亚”（第10页，本书页码，下同）。这些同源的萨摩亚人怎么可能有如此大的差异？于是弗里曼萌生了追踪和检视米德在萨摩亚期间的田野工作质量及其结论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当弗里曼1943年第一次离开萨摩亚的时候，他已经确立了自己“迟早有一天会直面反驳米德关于萨摩亚的结论的责任感”（第10页）。
弗里曼在田野工作的质量问题上，批评米德对萨摩亚语的学习时间太短，怀疑她和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能力，而且米德最终选择了同美属萨摩亚海军政府的地方代表同住的办法（在萨摩亚人居住地之外），因此，她显然失去了与当地土著发展亲密接触的可能（第251—252页）。又，米德在马努阿的调查的时间仅仅5个多月，最后几周还大都用来为毕肖普博物馆完成民族学研究，因此，米德计划要进行的关于青春期女孩性行为的“特殊调查”，实际上，根本从未进行（第6页）。她没有参加村庄的任何政治活动，也没有机会参加地方的社会仪式（第69页）。
按常理来说，外来人在短期交往中就向当地人发问有关性行为的敏感问题，的确会出现“非常尴尬”的景况（第254页），于是酿成了米德当年的土著信息提供者在60年后手按《圣经》宣誓她们确实曾经面对米德使用了萨摩亚人历史悠久的“塔乌法阿塞”的愚弄伎俩——土著信息提供者的证言在1989年载入《美国人类学家》（第3页）——米德当年对此信以为真。她被故意地误导了，把信息提供人的不实之词带进了她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之中。
不仅如此，弗里曼还质疑了米德的一些重要解释和论断。例如，他认为米德描绘的萨摩亚人显然是擅于合作的，在他们的社会中，竞争被弱化了并且得到了控制（第128页），而弗里曼则认为，在以统治和等级为基础的社会习俗下，萨摩亚人是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民族（第139页）。在萨摩亚人的基督教信仰背后，仍然存在着这种原始的等级制度及其所导致的对立冲突和紧张关系（第239页）。对于那些违反基本社会要求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会受到惩罚（第168页）。
米德提及萨摩亚青少年都期待自由的性爱，通奸并不被视为“非常严重的事情”，(1)而弗里曼则认为“通奸”在萨摩亚人中仍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第212页）。他还以数据清楚地表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远不像米德所断言的那样“没有烦恼”、“没有压力”，是“最轻松安逸的时期”，而是事实上与美国、英格兰和澳大利亚的情况相同，是一个青少年犯罪发生率比人生其他任何阶段都更为频繁的时期（第233—235页）。所以，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依据这些错误描述而提出的“文化因素相对于生物因素所占据的决定地位”的论断显然是无效的。同样，米德关于生物因素对萨摩亚青少年的行为并无多大影响的陈述，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因此，米德的萨摩亚“反例”也根本不成其为反例（第235页）。
弗里曼还批评米德的导师博厄斯没有很好地指导米德阅读那些很容易得到的关于萨摩亚的多种民族志文献，因为里面早已写到萨摩亚人的行为方式，当然也包括性行为——它们和米德对马努阿人生活的描写大相径庭（第255页）。因此，弗里曼针对米德知识结构及思想渊源的追索研究，论证了她为了维护博厄斯学派的学说，驳倒人类行为的生物学解释，而对萨摩亚那些与其信念相反的证据视而不见（第247—248页）。为此，弗里曼是将米德的萨摩亚研究当作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指出其教训在于“当为一个珍爱的学说寻找证据时，那些相关人物所深深持有的信念将会不知不觉地把他们送进错误的牢笼”（第256页）。弗里曼还以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体会到，文化人类学家不可能忽视人类心理状态中“属于基本遗传的那一部分”（第260页）。而恰当的理解应是：我们可以据此将生物决定论看做是初始理论，而将文化决定论看做是反理论。那末，将它们进行一个学术性综合，对人类学和生物学二者来说，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第264页）。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是弗里曼这一著作（1983年首版）的重版译本，增加了新版的序言。在这篇新的1996年的作者序中，我们看到弗里曼在初版著作发表四年以后，是怎样找到了米德在1926年结识的萨摩亚信息提供者及其做证使用“塔乌法阿塞”的愚弄伎俩的情节，这当然对米德来讲是很不幸的背景陈述。我们看到弗里曼对米德田野点的追踪和多次回访研究，几乎花费了他的大半生的经历。首次是从1940年到1943年（对伊班人的研究一度耽搁了弗里曼的萨摩亚追访），几乎20年后，1965年他再次返回萨摩亚，做了两年的田野研究，随后是1981年，他带着评价自己作品草稿的目的三访萨摩亚。他在澳、新、英格兰和美国的图书馆的研究时间更为漫长，以致我们看到弗里曼大约有40多年的断断续续的调研，始终围绕着萨摩亚人和米德，其学术追求可谓执着、持久与认真，其所涉猎的视角远远超出萨摩亚人青春期的主题范围。因为我们很清楚，关于一个问题的驳论的研究基础远远超出一个问题本身。因此，人们总是提醒，当过于片面地强调“问题意识”的时候，谨防忽略那些有着各种影响力的、围绕该问题的多元视角及其过程。显然，为了保持田野研究的学术质量，研究者基础的语言条件、背景资料研读及理论掌握均十分重要。说到理论，当然需要谨防那些理念先在的印证性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所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并不错误，然而往往是无效的。
对弗里曼—米德之争加以评估的困难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一争论本身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人们首先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萨摩亚人的居住地变化很大，偏重过去的论题又不得不跨越时空加以审视。然而，并不完全如此。在这场人类学史上著名的学术争论（越出学术界而见诸美国各大报章）中，影响性因素显然并不单纯。(2)就算是一些较为中庸和缓的评论也带有影响性的烙印。例如，在美国出版的《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写道：“从比较的方法看，萨摩亚人的性行为并非如米德或弗里曼描绘得那样偏激，在世界上众多文明中，萨摩亚人并不像米德所认为的那样性放纵，也不像弗里曼所认为的那样受限制。当然，萨摩亚人对性行为所持的态度是处于性自由和性压抑的中间状态。弗里曼关于萨摩亚人比其他文化中的人更具保持童贞态度的偏激说法未能得到跨文化研究的支持。”(3)然而，“弗里曼的贡献在于他对这种公共道德制约的描述以及因羞涩和与性行为相联系的危险而导致了秘密性行为”的解释。弗里曼指责“米德忽视生物性而强调文化的观点是一种误导”，而实际上“弗里曼关于生物性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假设，米德本人也接受。”(4)
围绕弗里曼和米德争论及其评论涉及的问题和因素极为复杂，如田野工作的质量、立论的根据和结论过程、可验证的和不可验证的、撰写的可信度、时空关系、社会变迁的速率与向度、大学者的声誉、学术霸权与回应、对初访与回访动机的理解等；此外，还关涉人类学者及其评论者的国别、族群、文化、区域学术圈层认同，以及历史渊源等。弗里曼和米德的学术争论并没有唯一的结论，然而我们从中引申出的问题不在于个人的意图或用心之臆测，而是人类学者在思考上述多元干涉性因素之时如何把握学术评估的尺度，不断改善人类学从参与观察到撰写的整个进程，实在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分别阅读米德和弗里曼的代表作品之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结论，这是一个人人学习、人人评价的过程。我们或许已经能够说出他们谁在何种问题上正误的断言，或许有时又难以说出，然而我们必须鼓励学术质疑的思想与行动，因为这是学术良性发展的有效的调节剂。
我们一直关心“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不同代际学者之间的回访研究的关系，这既包括一些特定问题受到质疑的学术联系问题，也涉及学者私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世界学术史上的论题之争能够同私人关系和谐共存，实在是可见而并不一定多见的情形。幸好1964年弗里曼在米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得以促成一次难得的会晤，当时弗里曼表达了他对米德在萨摩亚研究中得出的普遍性结论的反对立场，并且表示“不会引起他们之间任何不好的感情”。弗里曼在1964—1978年一直保持和米德的通信，尽管弗里曼和米德的往返私人信函没有被和盘托出，但从有限的信函字句中仍可发现二人的严谨风格。他们或者激烈捍卫自身观点，或者不为求体面而对真理进行折中，然而二人在激烈的交手之中，似乎均赞同是为了一门“由众多心智而积累起来的科学”而努力（第14页），因此，极为难能可贵。
百余年来，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国内外人类学的回访研究也渐渐多起来，相信今后这类回访研究会更多，因为数代人类学家走过的田野点不计其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经历过一个和多个巨大社会变故地点的回访工作，似乎更具有一些特定的意义。(5)首先，回访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对于回访，哪怕是带有索隐钩沉的兴趣也不足以指责，因为只要是一份学术的事业，兴趣、情感依托和获得学术成就感并不相互抵牾。的确，回访可以在一些可能的问题上完成前者学术失误的订正，但验证的动机不应是唯一的。因此，回访不能只限于以今日之知识批评昨日之知识，而是在新知的基础上提供再诠释。
在同一调查点上开展跨越时空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一个社区过程的诸多意义。回访的工作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其间多种被抽绎出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解答获得了综合的机会，因为触类旁通的观察恰恰产生于社区过程之中。
然而，回访的作品面临文字的选择与回应，其中，学术中心圈与学术边缘人的立场选择将影响跨时空的观察及其表达，这是学人难于逃脱的立场，这显然也包括米德与弗里曼，以及包括世界各地评论人对弗里曼—米德之争的态度与观点选择上面。
谨祝贺《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中文新译本面世，它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弗里曼—米德学术之争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提供了方便，帮助人类学家和有兴趣的读者深入研读，以充分理解关于萨摩亚人的两位人类学研究者的田野工作及结论过程。
二零零八年七月五日
于北京世纪城“乐善堂”
————————————————————
(1) Margaret Mead. 1973.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p90.
(2) 庄孔韶等著：《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458—460页。
(3) Paul Shankman. 1996. Mead-Freeman Controversy, Encyclopedia of Culture Anthropology, edited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A Henry Holt Reference Boo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Vol. 3, pp. 757—759.
(4) 出处同上。
(5) 庄孔韶等著：《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第490—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