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结论

前面，我们简要地追述了过去四百年来神学家和科学家之间的一些比较显著的冲突，并试图评断现代科学对于现代神学的影响。我们已看到，从哥白尼以来的这段时期里，每当科学与神学发生分歧时，科学总是取胜的。我们还看到，在有实际争端的领域，譬如在巫术与医学中，科学总是主张减少痛苦，而神学却助长人的天生的野蛮性。毋容置疑，与神学世界观相对立的科学世界观的普及，迄今是有利于幸福的。

但是，这种争端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效果方面科学技术比起科学的精神气质来越来越变得更加重要；第二，一些新的宗教正在取代基督教，而且它们正在重犯基督教所已经悔悟了的那些错误。

科学的精神气质是谨慎、试探和琐碎的；它并不认为自己知道全部真理，或者说，连自己最佳的知识也不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它懂得，任何一种学说迟早都要修正，而这种必要的修正需要研究和讨论的自由。然而从理论科学中发展出了科学技术，它根本没有理论的那种试探性。在二十世纪，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使物理学发生了革命，但是，所有基于旧物理学的发明却仍然为人们所满意。工业和日常生活中电的应用——包括发电站、广播、电灯这一类东西——是以六十多年前出版的那本克拉克·麦克斯韦的著作为根据的；我们现在知道，克拉克·麦克斯韦的观点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这些发明中没有一个因此而失效。因而应用科学技术的实践家们，尤其是雇用这些实践家的那些政府和大公司，获得一种与科学家们完全不同的气质：一种充满无限的权力感、傲慢的确信感，以及甚至对于操纵人才的快乐感的气质。这种气质与科学的气质是绝然相反的，但也不能否认，科学一直是在助长它。

科学技术的各种直接效果也绝不是完全有益的。一方面，它们加剧了战争武器的毁灭性，增加了能从和平的工业中抽出来去打仗和制造军火的那部分人数的比例。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那种依赖于供不应求的旧经济体制很难维持，而且它们还借助于各种新观念的猛烈冲击，使文明古国失去了平衡；它们迫使中国陷入混乱；迫使日本成为西方式的、残忍的帝国主义；迫使俄国力图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制；迫使德图力图维持旧的经济体制。我们时代的所有这些弊病部分地是由于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因此归根结底是由于科学所造成的。

尽管科学与基督教神学在前哨阵地上偶尔有些小的冲突，但它们之间的斗争基本上已经结束，我认为大多数基督徒会承认，这对他们的宗教更有利。基督教清除了从野蛮时代沿袭下来的各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且基本上纠正了那种迫害欲。在那些比较开明的基督徒中间仍然保留着一种有价值的伦理学说：听从基督的教导，我们应当爱我们的邻居；而且他们依然相信，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尊重的某种东西，虽然他们已不再称之为灵魂。在教会里，也有一种信念在不断地增强，那就是：基督徒应当反对战争。

但是，就在这种比较老的宗教因此变得纯净而且在许多方面有益的时候，各种新的宗教产生了，这些新的宗教带有年轻时代的那种旺盛的迫害热忱，它们反对科学的积极性并不亚于伽利略时代的宗教法庭。如果你在德国主张基督是犹太人，或者在俄国主张原子已失去了其实体性，只是成了一系列事素，那么你就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也许在名义上对你施加的是经济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惩罚，但这并不因此而有所宽大。德国和俄国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比近二百五十年来教会的任何恶行都厉害。

当前，首当其冲，最直接地遭受迫害的科学是经济学。在英国——与以往一样，它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宽容的国家——一个人要是他的经济学观点引起政府的反感，那他只要使自己的观点隐而不发，或者只是发表在一定篇幅的书籍中，那么他就可以免遭任何处罚。但即使在英国，在演说或廉价的小册子中发表共产主义的见解也会使人丧失生计，有时还可能被监禁一个时期。根据最近颁布的一个法令——它至今还没有充分实施——不仅政府认为有煽动性的作品的作者，而且任何拥有这些作品的人也都得受处罚，其理由是：他也许想用这些作品来削弱陛下军队的忠诚。

在德国和俄国，正统派的势力更大，而且处罚非正统派的严厉程度也迥然不同。这两个国家各自都有一套政府颁布的教义，那些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即使他们逃过死罪，也得在集中营里强迫劳动。诚然，凡是在一个国家中是异端的思想在另一个国家中就是正统观念，无论哪一个国家中受迫害的人，如果他能逃到另一个国家，那就被当作英雄来欢迎。但是这两个国家却一致拥护宗教法庭的学说，即：发展真理的方法就是一劳永逸地阐明什么是正确的，然后惩罚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科学与教会之间斗争的历史证明这一学说是虚伪的。现在我们都确信，迫害伽利略的那些人是根本不懂真理的，但对于希特勒或斯大林，我们当中有些人看来就不太能确定了。

不幸的是，在对立的双方都出现了纵容不宽容的机会。假如有一个国家，那儿的科学家能迫害基督徒，那伽利略的朋友们也许不会反对所有的不宽容，而只是反对对方的不宽容了。假如那样的话，伽利略的朋友们就会把伽利略的学说捧为教义，而曾证明过伽利略和宗教法庭都是错误的爱因斯坦，就会遭到双方的摈斥，而且无论哪里都找不到一个避难所。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的迫害与从前的不同，是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而不是神学上的；但这种辩解大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路德对免罪说的攻击曾使得教皇在财政上受到巨大的损失；亨利八世的反叛曾使他失去了从亨利三世时代起就一直享有的一大笔收入。伊丽莎白迫害过罗马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想以苏格兰玛利女王或腓力浦二世来取代她。科学削弱了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控制，结果使得许多国家发生了大量没收教会财产的事件。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动机始终是迫害的原因之一，甚至也许是主要的原因。

总之，反对对不同意见进行迫害的论据并不取决于迫害的借口是什么。这个论据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理；自由讨论有助于发现新的真理，而压制就会使得新的真理很难发现；从长远的观点看来，真理的发现增加人类的福利，而基于错误的行为有碍于人类的福利。新的真理往往给某种既得利益带来不便；新教的那个关于星期五不必斋戒的学说，曾遭到伊丽莎白时代的鱼贩子们的强烈反对。但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人们应当自由地发表新的真理。

由于最初人们不可能知道一个新的学说是否正确，因此，在提出新真理的自由中必然包含着相等的犯错误的自由。这些已经成为常识的学说现在在德国和俄国遭到强烈的谴责，而且在其他地方也不再被充分地承认了。

目前，对于学术自由的威胁比166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但它现在不是来自基督教教会。它来自政府，由于近代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危险，这些政府继承了以前属于教会当局的那种极其神圣的特性。反对各种新的迫害形式，不因各种旧形式的衰歇而得意地自我庆幸，这是科学家们和所有重视科学知识的人的明确的义务。这一义务并不因为对某些靠迫害来维护的学说有所爱好而减轻。我们不应当因为爱好共产主义就不愿意承认俄国有缺点，或者不愿意承认不允许批评其教义的政权最终必定会成为发现新知识的障碍。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应当因为厌恶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就宽恕德国在镇压它们时所犯下的暴行。在有些国家里，科学家们几乎已经获得了所有他们想要获得的学术自由，这些国家的科学家们应该通过公正谴责的方式表明：他们不喜欢在其他的地方学术自由遭到剥夺，不管是为了什么学说来压制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对其个人来说是重要的那些人在社会中可能是少数，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对将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了哥白尼、伽利略和达尔文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而且不能设想将来再也不会产生这样的人了。如果不让他们工作，不让他们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那么人类就会停滞不前，一个新的中世纪就会接踵而来，就像在辉煌的古代时期之后接着出现上一个中世纪一样。新的真理往往使人感到不舒服，尤其对当权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在充满残酷和偏执的漫长的历史记载中，它是我们聪慧而刚愎的人类的最重要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