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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门科学发展的次序同人们原来可能预料的相反。离我们本身最远的东西最先置于规律的支配之下，然后才逐渐地及于离我们较近的东西：首先是天，其次是地，接着是动植物，然后是人体，而最后（迄今还远未完成）是人的思维。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通晓细节就难以看清大体上的模样；从飞机上勾画古罗马道路的草图要比在地面上容易。一个人的朋友比他本人更了解他可能要做什么事情；在交谈中改变话题时，他的朋友们从他所津津乐道的某个轶事中预见到那可怕的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而在他本人看来，他是本着一种毫无规律的、自发的冲动行事的。从直接经验中得到的那种详尽的认识，并不是科学所寻求的那种概括性知识的最方便的来源。不仅各种简单的自然规律的发现，而且还有关于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逐渐演化的学说，都起源于天文学；但是后者与前者不同，它在解释地球上生命发展过程方面得到非常显著的应用。我们现在正要研究的进化学说虽然起源于天文学，但它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具有更重要的科学意义，也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它得同那些比用来反对哥白尼体系胜利以后的天文学还更顽固的神学偏见作斗争。

现代人难以认识到对进化和逐渐演化的信仰是不久之前的事；其实，这几乎完全是牛顿以后才有的。根据正统的观点，世界是在六天内创造出来的，从那时起，它就包含了现在所包含的所有天体、各种各样的动植物，以及在诺亚时代的那次大洪水中已经毁灭了的某些其他东西。像大多数神学家现在主张进步绝不是宇宙的规律一样，所有基督徒都相信在人类始祖堕落时代有过一连串可怕的灾祸。上帝曾经嘱咐亚当和夏娃不要吃某种树上的果子，但他们还是吃了。因此上帝判处他们和他们所有的后裔成为不能免死的凡人，而死后甚至他们最远的子孙在地狱里也得永遭天罚，只有按照计划挑选出来的某些人可以例外，而对于这种计划，是有过很多争议的。从亚当犯罪以后，动物开始互相捕食，蓟和蒺藜生长起来，开始有不同的季节，甚至土地也受到诅咒，除了作为痛苦劳动的成果外，它不再为人类生长吃用的东西。不久，人变得非常邪恶，以至除了诺亚和他的三个儿子及其儿媳外，所有的人都淹死在那次大洪水里。人们认为，自那以后人并没有变得善良起来，但天主已答应不再普降洪水，现在偶尔有些火山爆发和地震，他就心满意足了。

要知道，所有这些，无论是圣经上确实讲过的，还是根据圣经上讲过的事情推论出来的，过去都被认为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创世的年代可以根据《创世记》中的家谱推断出来，这些家谱记载着每个族长生下第一个儿子时是多大年纪。由于某些模棱两可的话，以及圣经的希腊文本和希伯来文本的不同，本来可以容许有某种争论的余地；但是，最后新教基督徒普遍接受了厄谢尔大主教确定的公元前4004年这个年代。剑桥大学副校长莱特富特博士接受了这个创世年代，他认为如果仔细研究《创世记》有可能推算得更加精确；据他说，人是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创造出来的。但这始终没有成为信条；倘若你的理由来源于《创世记》，你就可以相信亚当和夏娃降世于十月十六日或三十日，而不冒异端邪说之险。当然，谁都知道那天是星期五，因为上帝是在那个星期六休息的。

那时，人们希望科学把自己限制在这狭窄的框框里，并且公开辱骂那些认为这个看得见的宇宙远远不止存在六千年的人。虽然这些人已不会再遭到火焚或监禁，但神学家们却想方设法使他们生活悲惨，并阻挠他们学说的传播。

哥白尼体系已为当时人们所接受，牛顿的工作并没有再动摇宗教的正统观念。牛顿本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信奉《圣经》的圣灵启示。他心目中的宇宙是一个其中没有发展的宇宙，而且很可能是整个地创造出来的，尽管他没有讲过那种话。为了说明那些使行星不至于坠入太阳的行星切向速度，他假设行星起初是上帝用手抛掷出去的；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则以万有引力定律来解释。诚然，牛顿在给本特利的一封私信中指出过一种方式，太阳系很可能就是采取这种方式由一种几乎分布得很均匀的原始物质发展而成；但是，就他正式公开发表的有关言论来说，他似乎赞成太阳和行星是突然创造出来的，创造时的模样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并没有给宇宙进化留有任何余地。

十八世纪特有的那种虔敬，来自牛顿，根据这种信仰，上帝基本上是以立法者的身份出现的，他首先创造世界，然后制定规则以决定此后其他一切事情，而不需要他的专门干涉。这种正统观念允许有例外：如有一些与宗教有关的奇迹。但在自然神论者看来，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两种观点在波普的《人论》（Essay on Man）中都可以找到。他在一段里这样写道：

但是当他忘却了正统观念的要求时，这些例外就消失了：

安娜女王时期表明，规律的支配是与政治上的稳定和那种认为革命时代已经过去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又开始要求变革时，他们关于自然规律作用的概念就变得不那么稳定了。

1755年，康德在一本题为《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定理研究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Na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Heavens，or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Mechanical Origin of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treated according to Newtonian Principles）的书中，为创立太阳、行星和恒星的生成的科学理论作了第一次认真的尝试。这是一部非凡的著作，它在某些方面预见到了现代天文学的成果。这部著作一开头就指出，所有肉眼能够看得到的星星都属于一个系统，即银河系。所有这些星星几乎都位于一个平面上，因而康德认为它们具有一种类似于太阳系的统一性。他以富于想象的卓越洞察力认为，星云是其他类似的，但却非常遥远的星群——这是现在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他有这样一种理论，即星云、星系、恒星、行星和卫星都是由密度恰巧比其他地方稍大一些的区域周围的原先漫散的物质凝固而成的，这种理论虽然一部分在数学上站不住脚，但是大体上同后来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他相信，物质的宇宙是无限的，他说这是唯一无愧于造物主的无限性的见解。他认为有一个从混沌状态到有组织状态的渐化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宇宙的重心，从这点向最遥远的地方缓慢地扩展，这是一个涉及无限空间、需要无限时间的过程。

这部著作之所以著名，一方面是由于它提出物质的宇宙是一个整体这个概念，星系和星云皆是这个整体的组成单位；另一方面，还由于它提出从几乎没有差异的整个空间的原始物质分布中逐渐发展的见解。这是用进化代替突然创造的首次重大尝试，而有趣的是，这种新观点最初出现在同我们地球上的生命毫不相关的天体理论中。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康德的这部著作不大引人注意。这部著作发表时，他还是一位青年（三十一岁），当时还没有多大名气。他是一个哲学家，不是职业数学家或者职业物理学家，他缺乏动力学方面的知识，这表现在他认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能获得它本来所没有的旋转运动。此外，他的理论有些部分纯粹是空想的东西，例如，他认为离太阳越远的行星，它上面的居民一定越优秀；这种见解表现出人类谦虚，应当称赞，但并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由于这些原因，康德的这部著作在拉普拉斯提出类似的然而更有专业能力的理论以前，几乎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

1796年，拉普拉斯在他的《宇宙体系论》（Exposition du Systéme du Monde）中首次发表了著名的星云假说，他显然完全不知道这一假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康德先提了出来。在他看来，这始终不过是一种假说，而且是“抱着一切不是从观察或计算得出的结论都必然会引起的那种疑惑态度”，在一个注释里提出来的；但是，尽管这一假说现已废弃，它却支配思考达一百年之久。拉普拉斯认为，现在由太阳和行星组成的体系本来是一团漫散的星云；星云逐渐收缩，因此其转速也逐渐变快；离心力把团团块块甩了出去，这些团团块块便成了行星；同样的过程重复出现，从而产生了行星的卫星。拉普拉斯生活于法国革命的时代，他是一位十足的自由思想家，根本不承认创世说。拿破仑认为，信奉天主可以促使人们尊敬世间的君主，当他评论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Celestial Mechanics）这部巨著中没有提到上帝时，这位天文学家回答说：“陛下，我不需要那种假说。”这当然使神学界很恼火，但是它对无神论和革命法国的普遍邪恶的恐惧湮没了其对拉普拉斯的厌恶。总之，它感到同天文学家斗争是轻率的。

科学世界观在地质学里的发展方向，在一个方面同天文学恰好相反。在天文学里，天体逐渐发展的理论取代了天体不变的信条；但在地质学里，随着这门科学的发展，认为变化总是非常缓慢的信条取代了早期急剧灾变的信条。起初，人们认为，地球的整个历史应当压缩为六千年左右。从水成岩、熔岩沉积物等等所提供的证据看来，要符合这个时间尺度，就必须假定以前灾变是普遍发生的。细想一下牛顿时代地质学的状况就可以知道，在科学发展中它比天文学落后有多远。就这样，1695年伍德沃德假定“整个地球曾经在洪水中分崩离析，分解溶化，地层是由这种杂乱的物质沉淀而成，就像任何沉积土都是由流水沉淀而成的一样”，以此来解释水成岩。正如莱尔所说的，伍德沃德曾教导说：“地壳里面的整个化石层当时是在几个月之内沉淀而成的。”早在十四年前（1681年），托马斯·伯纳特牧师曾发表他的《地球圣论；包括对地球的起源，和直到万物完善以前所有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大变迁的描述》（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al of the Earth，and of all the general Changes which it hath already undergone，or is to undergo，till the Consummation of all Things）一书，此人后来成了查特豪斯公立学校的校长。他认为，地球赤道以前位于黄道的平面上，但后来洪水把它推成了现在这种倾斜的位置。（从神学上说来，更正确的是弥尔顿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变化发生在人类始祖堕落的时候。）他认为，由于太阳晒裂了大地，让水从一个地下水库涌了出来，于是发生了洪水。他坚决认为，出现另一个混沌时期，那将预示太平盛世的来临。然而，接受他的观点时应当小心，因为他不相信永罚。更可怕的是，他把人类始祖堕落的故事视为寓言，结果就像《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oedia Britannica）中所说的那样，“国王不得不撤掉他议事室文书的职务。”惠斯顿避免了伯纳特关于地球赤道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错误。1696年他发表的著作题为《地球新论；论证圣经中记载的六天创世、大洪水和大火灾与理性和哲学之完全一致》（A New Theory of the Earth；wherei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in Six Days，the Universal Deluge，and the General Conflagration，as laid down in the Holy Scriptures，are shown to be perfectly agreeable to Reason and Philosophy）。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1680年那颗彗星的启示，它使他想到，那次大洪水可能是由彗星引起的。他的正统观念有一点是可以怀疑的：他认为创世的六天比平常的日子长。

我们不应当认为伍德沃德、伯纳特和惠斯顿不及他们时代的其他地质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是当时最卓越的地质学家，至少洛克曾高度赞扬过惠斯顿。

十八世纪大多忙于水成论与火成论两个学派之间的论战。水成论者把一切几乎都归因于水；同样，火成论者则过分强调火山和地震。前一派无休无止地收集关于诺亚时代大洪水的各种证据，他们非常重视在海拔很高的山上发现的那些海底化石。他们的观点比较正统，因此，正统派的敌人极力否认化石是真正的动物遗骸。伏尔泰尤其持怀疑态度；当他再也不能否认它们的有机来源时，还坚持认为它们可能是香客们当时丢下的。从这一例子中可以看出，武断臆测甚至比正统观念更不科学。

毕丰是位大博物学家，他在《自然史》（Natural History，1749年）中坚持已被巴黎大学神学院判为“应受谴责的、与教会的教义格格不入的”十四个命题。其中有一个命题与地质学有关，它断言：“现在地球上的山岳、溪谷应归因于第二因，这些原因迟早要摧毁一切大陆、山陵和溪谷，并且再次产生其他类似的东西。”“第二因”在这儿是指除上帝的创造令以外的其他原因；因此，正统派在1749年不得不认为，除了像死海那样由于奇迹引起变化的地方，刚创世时地球上的山陵、溪谷，以及陆地和海洋的分布与我们现在见到的一模一样。

毕丰认为不应当与巴黎大学神学院进行争辩。他收回了自己的主张，并且被迫发表了下述自白：“我声明我没有反对经文的意思；我最坚信其中同创造有关的一切，无论关于时间顺序还是事实；我放弃我书中有关地球形成的一切观点以及一般说来可能与摩西的故事相反的全部内容。”显然，除了天文学领域，神学家们没有从同伽利略的斗争中吸取多大教益。

第一个在地质学上提出现代科学观点的学者是赫顿，他的《地球理论》（Theory of the Earth）最初发表于1788年，1795年又出了增订版。他认为，过去地表发生的变化是由于现在正在起作用的那些原因引起的，并且没有理由设想这些原因过去要比现在有活力。虽然这条箴言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赫顿在某些方面把它贯彻得太过分，而在其他方面又太不够。他认为，大陆的消失是由于侵蚀的缘故，结果造成了海底沉淀物的沉积；但是，他把新大陆的出现归因于剧烈的灾变。他没有充分认识到陆地的骤然下沉或逐渐上升。可是后来所有的科学的地质学家都接受了他的这一普遍方法，即依现在解释过去，把地质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归之于现在观察到的正在缓慢地使海岸线变更、使山高增减、使海底升降的那些原因。

阻挠人们早日采用这个观点的主要是摩西所列的年表，《创世记》的拥护者对赫顿及其门徒普莱费尔发动了猛烈的攻讦。莱伊尔说：“反对赫顿学说所激起的那种党派情绪，以及公开忽视在争辩中应有的公正坦率和平心静气的态度，实为读者难以置信，除非他回想到当时英国公众思想中的激昂情况。法国有一批学者辛勤努力了好多年，他们用削弱基督教信仰基础的方法，来缩小教职人员的势力；他们的成就，再加大革命的后果，震动了最有果断思想的人，而比较胆怯的人的想象力则常常被其害怕革新的心理所缠住，就像被恶梦中的妖魔所缠住一样。”^[1]到1795年几乎所有英国的富人都把不符合圣经的学说统统视为对财产权的攻击和断头台的威胁。有许多年，英国人的见解远远不如大革命之前开明。

地质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是牵连在一起的，因为化石中保存着许许多多已绝种的生物的记录。就世界的古代来说，地质学和神学要是都同意六“天”可以作为六个“时期”解释，就能达成妥协。可是，在动物问题上神学有许多非常明确的观点，人们发觉它们越来越难以与科学相一致。在人类始祖堕落以前所有动物都不相互捕食；现存的一切动物都属于当时在诺亚方舟上见到的那些物种^[2]；现已绝灭的那些物种几乎全是在那次洪水中淹死的，只有少数例外。物种是永远不变的，每个物种都是单独创造的结果。如果怀疑这些命题，就会招致神学家们的敌视。

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困难就出现了。美洲远离阿拉拉特山，但是那里有许多中间地带所见不到的动物。这些动物怎么会走得这么远，而且路途上一个同类也没有留下呢？有些人猜想它们是水手们带去的，但是这个假说有其难解之处，这些疑难使那位虔诚的耶稣会会徒约瑟夫·阿科斯塔感到困惑不解。他曾致力于转变印第安人信仰的工作，可是结果连他自己的信仰都难以保持。他在《西印度群岛的自然和道德的历史》（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1509年）一书中非常合情合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谁能想象人们在如此漫长的航行中会费尽苦心把狐狸带到秘鲁？尤其是那种叫做阿西厄斯（‘Acias’）的狐狸，它们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污秽的动物。同样，谁会说人们曾经把老虎、狮子带了过去呢？要是那样认为的话，确实是很可笑的。对于在如此漫长而且史无前例的航行中被风暴驱赶得身不由己的人们来说，能够逃命就不错了，而且是非常了不起了，哪里还会带狼和狐狸，哪里还会在海上饲养这些动物？”^[3]这类难题使得神学家们相信，污秽的阿西厄斯以及其他类似的笨拙的走兽本来就是在阳光的作用下从黏土中产生的；但是很遗憾，在关于方舟的记载中却没有提到这一点。看来还是无济于事。例如，如果说树懒是从阿拉拉特山出发的话，那么，如同其名字所表示的那样行动缓慢的树懒，怎么能全都到达南美洲呢？

随着动物学的进步，只是人们已知的物种的数目就产生了另一个困难。现在已知的物种数达几百万，要是这些物种每种有两个在方舟里，就可以使人感到那里一定颇为拥挤不堪了。此外，亚当给所有这些物种起名，这似乎也是他一生之始所做的一项艰巨的工作。澳洲的发现引起了新的困难。为什么所有的袋鼠都跳过了托里斯海峡，而没有一对留在后面呢？这时，生物学的进步已经使得人们很难设想阳光和黏土会创造出一对完整的袋鼠，可是当时那样一种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

整个十九世纪，这种困难一直使宗教徒们大伤脑筋。例如，请看威廉·吉莱斯皮〔即《上帝必然存在》（The Necessary Existence of God）等书的作者〕写的一本题为《地质学家的神学——以休·米勒等人为例》（The Theology of Geologists，as exemplified in the cases of Hugh Miller，and others）的小书。这本由一位苏格兰神学家撰写的书于1859年出版，正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问世那一年。书中谈到“地质学家的可怕的公理”，并谴责他们“冒渎神圣，思之可怕”。作者论述的主要问题就是休·米勒在《岩石的证据》（Testimony of the Rocks）中提出的问题，在那本书里休·米勒认为，“在人类犯罪或受难以前的数不尽的年代里，动物界确实和它现在一样处于战争状态。”休·米勒带着某种恐怖的心情，生动地描绘了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灭绝的各种动物用来互相残杀，甚至互相折磨的工具。休·米勒本人深信宗教，因而他很难理解造物主为什么要使不会犯罪的动物遭受这般苦难。吉莱斯皮先生则不理会这个证据，他大胆重申正统观点，即下等动物之所以受难和死亡是由于人类的罪孽；并且引用“由于人类而产生了死亡”这句经文来证明在亚当偷吃果子以前没有死过任何动物。^[4]他引述了休·米勒对已绝种的动物之间所进行的战争的描绘之后，大声疾呼：仁慈的造物主绝不可能创造这类怪兽。到此为止，我们或许还同意他。可是他接下去的论点使人难以理解。看来他好像是在否定地质学上的证据，但结果却泄气了。他说，也许毕竟有过这类怪兽；但它们不是直接由上帝创造的。这些创造物原来是纯洁无罪的，后来才被魔鬼引入了迷途；或许，它们如同加大拉猪那样，实际上躯体里栖居着恶魔的幽灵。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圣经》里有加大拉猪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对于许多人来说则是造成疑难的绊脚石。

博物学家戈斯（埃德蒙·戈斯的父亲）曾进行过一种奇妙的尝试，以挽救生物学领域里的正统观念。他完全承认地质学家们为证实世界的古代所提出的一切证据，但是他主张创世时万物被构造得好像都有其过去的历史一样。证明这个理论不真实，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神学家们已断定亚当和夏娃长有肚脐，正好像他们同普通人一样也是父母生的^[5]。同样，被创造的其他一切东西也满可以被造得好像它们是自己成长起来的。岩石可能被造物主充满了化石，把它们造得好像是由于火山作用或成层沉积形成的。但是，一旦承认这类可能性，就没有理由确定世界是在某一时刻而不是另一时刻创造的。我们都可以是在五分钟前出世的，一出世就有各种现成的记忆，而且袜子已经磨破，头发也该理了。虽然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谁也不会相信它；使戈斯感到非常失望的是，他发现没人信他那种在逻辑上巧妙地把神学同科学数据调和起来的理论。神学家们没有理会他，他们放弃了他们以前占有的许多阵地，开始固守剩下来的地盘。

动植物通过遗传和变异而逐渐进化的学说，主要是由地质学进入生物学的。这个学说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是事实，即越是简单的生命形态就越古老；而那些构造较复杂的生命形态则是在历史记载的较晚阶段才开始出现的。这个事实就像关于远古的事实可望达到的一样确凿。其次是理论，即较晚的、具有较高级器官的生命形态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较早的生命形态经过一系列变异形成的；生物学中的“进化”一词专门用来说明这一点。第三是迄今远未完成的关于进化机制的研究，即关于某几种生物变异和幸存的原因的研究，它们的变异和幸存是以其他生物的绝种为代价的。现在，虽然关于进化的机制还有疑问，但总的进化学说已为生物学家所普遍接受了。达尔文的历史重要性主要在于他提出了一种机制——自然选择，这就使得进化似乎更有可能；但是与他的直接继承人相比，现代科学家们对他的见解并非十分满意，尽管他们还是把它当作正确的见解来接受。

拉马克（1744—1829年）是第一个推崇进化说的生物学家。但是他的学说并未为人们所接受，这不仅是因为人们那种赞成物种不变的偏见，而且还因为他提出的变化机制是科学家们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动物身上产生新的器官是由于它感到一种新的需要造成的；并且还认为，各个动物后天获得的一切可以遗传给它的后代。要是没有第二个假说，第一个假说作为对进化的一部分解释是没有用的。达尔文否认第一个假说是新物种进化中的重要因素，但他还是接受了第二个假说，虽然这个假说在他的体系中不如在拉马克的体系中突出。第二个假说（关于后天获得的性质的遗传）曾遭到韦斯曼的极力否定，而且，虽然这场论战还在继续，但现在证据非常有力，即：除了可能有的罕见的例外，遗传下来的、后天获得的性质仅仅是那些能影响生殖细胞的性质，它们是为数极少的。因此，拉马克的进化机制不可能被接受。

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一书最初发表于1830年。该书由于极力为地球的古代、生物的古代提供证据，曾引起正统派的强烈反对，不过它在前几版中并不赞成生物进化的假说。作者在这部书里仔细论述了拉马克的理论，以充分的科学根据对它进行了驳斥。但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1859年）后发表的后几版中，此书对进化论却慎重地赞同起来了。

达尔文的理论实质上是把放任主义的经济学扩大到动植物界，它是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而产生的。所有生物都繁殖得如此迅速，以致每一代中大部分还不到生殖年龄就得死去。一条雌鳕一年产卵约900万个。如果全都成熟并且孵化出其他的鳕，那么几年后海洋就会被鳕填平，而陆地就会被新出现的洪水所淹没。我们已知道，甚至人类的人口虽然其自然增长率比大象以外的其他任何动物都慢，二十五年也翻一番。要是今后两百年全世界人口继续按这种速度增长，那么，结果世界人口会达到5 000亿。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各种动植物的数量一般说来大致是不变的；而在大多数时期里人类的人口也是如此。因此，无论是每种物种内部还是各种物种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竞争，而在竞争中，对于失败的惩罚则是死亡。因而，如果一种物种中某些生物跟其余的有点不同，而这种差别又使它们占优势，那么它们就较有希望生存下去。如果这种差异是后天获得的，它就不能传给它们的后代，但如果这种差异是先天的，那么它就有可能至少在它们相当一部分的后代身上再现出来。拉马克认为，长颈鹿的脖子变长是为了达到高处的树枝而向上伸展的结果，并且还认为这种伸展所造成的后果是遗传的；达尔文的观点，至少按韦斯曼解释的达尔文的观点是：一生下来就有长脖子趋势的长颈鹿比起其他动物来饿死的可能性较少，所以留下的后代也较多，而那些后代又有可能是长脖子——其中有一些甚至很可能比它们本来已经是长脖子的双亲脖子更长。这样，长颈鹿就会渐渐地发展它的特点，直到发展下去也将一无所获为止。

达尔文的理论取决于是否发生偶然的变异，而这些变异的原因，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却是个未知数。某一对配偶的后代不尽相同，这是人们所看到的事实。人工选择已使家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人工处理，奶牛出奶更多了，用来赛马的马跑得更快了，绵羊产毛更多了。这类事实为达尔文证明选择会造成什么结果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诚然，饲养者不可能把鱼变成有袋动物，或者把有袋动物变成猴子；但是在地质学家们所需要的数不尽的年代里，这种巨大的变化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许多事例也证明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化石表明，过去曾存在过介于现在迥然不同的两种物种之间的动物；比如翼手龙，它半像飞鸟，半像爬虫。胚胎学家发现，未成熟的动物在发育过程中重现各种早期形态；哺乳动物的胎儿在某阶段有鱼鳃的退化器官，这种器官根本没用，而且除了作为一种返祖现象外，几乎无法解释。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论据综合在一起，使生物学家不但相信进化事实，而且还相信作为产生这种事实的主要动因的自然选择。

达尔文主义同哥白尼学说一样，是对神学的一个沉重打击。不仅必须抛弃物种不变性和《创世记》中似乎断言的那许多不同的创造行为；不仅必须假定自生命产生以后已经过去很长时间，这个假定对于正统派说来是很可怕的；不仅必须抛弃从动物对环境的巧妙适应中推导出来的、证明上帝是慈善的大量论据，现在这种适应已被解释为自然选择的作用——而且，比上述任何一条或其全部都更糟糕的是，进化论者竟敢冒昧地宣称：人是低等动物的后裔。神学家和无知的人们的确抓住了进化论的这一方面。全世界的人都恐惧地惊叫起来：“达尔文说人是猴子的后裔！”据普遍传说，达尔文信奉这种学说就因为他自己长得像猴子（其实他并不像猴子）。我小时候有一个家庭教师，他曾极其郑重地对我说：“你如果是达尔文主义者，那就可怜了，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达尔文主义者，同时又是基督教徒。”直到今天在田纳西讲授进化学说仍然是非法的，因为这被认为是对抗圣经。

事情往往是这样：神学家们对这一新学说的后果往往比其拥护者更加敏感，拥护者中大多数人虽然信服证据，但他们是宗教徒，希望能尽量保留他们以前的信条。尤其在十九世纪，因拥护者们缺乏逻辑性而大大促进了进步，这就使得他们在被迫接受另一转变之前能习惯于某一转变。如果一项变革的所有逻辑后果都一同呈现，那么对于习惯的冲击就会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往往会全盘否定这项变革，相反，如果请他们每十年或二十年迈一步，那么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就能诱导他们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十九世纪的伟人们尽管当非常非常明显需要革新时，愿意支持革新，但无论从理智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他们都不是革命者。革新者这种小心谨慎的脾气有助于使十九世纪以极其迅速的进步而著称。

然而，神学家们比一般人更清楚地知道这种新学说的含意。他们指出：人有不朽的灵魂，猴子就没有；基督为拯救人类而殉难，并不是为了拯救猴子；人具有神赋的辨别是非的能力，而猴子只凭本能行动。既然人是通过种种觉察不到的步骤从猴子变来的，那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突然获得这些在神学上很重要的特征呢？1860年（即《物种起源》问世后第二年），威尔伯福斯主教在英国协会怒斥达尔文主义，他大声疾呼：“自然选择原则同圣经是绝对不相容的！”但是，他所有的雄辩都是徒劳的，大家普遍认为拥护达尔文的赫胥黎已经驳倒了他。人们不再害怕教会发火，动植物种种的进化说很快被生物学家们所公认，尽管奇切斯特的教长在一次大学布道时，告诉牛津大学师生们说：“那些拒绝按照其显而易见的本意来接受关于人类始祖的创造史，而赞成代之以时髦的进化梦想的人们，使整个拯救人类的计划成了泡影”；尽管卡莱尔不信正统派的教义，却保持着他们那种不容异说的做法，把达尔文说成是“泥土崇拜的传道士”。

格拉德斯通的例子充分说明了没有科学知识的世俗基督徒们的态度。尽管这位自由党的领袖竭尽全力要与时代背道而驰，但当时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时代。1864年，当时因为枢密院审判委员会宣告两个不信奉永罚的牧师无罪，从而使惩罚他们的企图未能实现，这件事使格拉德斯通感到很惊恐，他说：要是把这个审判原则贯彻下去，长此以往，就会使人们承认“信仰基督教与否完全可以漠然置之”。当达尔文的理论最初发表时，他说：“以所谓的进化这种过程为理由，免除了上帝的创造性劳动；以种种不变的定律的名义，取消了上帝对世界的统治。”这里他表达了那种也习惯于统治的人的同情感。但他对达尔文并没有私愤；他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反对态度，1877年一度拜访了达尔文，在交谈中他一直滔滔不绝地谈论保加利亚人的暴行。当他走后，达尔文非常单纯地说：“这样一个大人物居然来看我，这是多么荣幸啊！”格拉德斯通是否对达尔文留下了什么印象，历史上没有记载。

如今宗教已经顺应了进化说，甚至从其中推导出了新论点。有人对我们说：“古往今来贯穿着一个日益增强的意旨”，还说进化是始终存在于上帝头脑中的一种观念的展示。看来似乎是这样：在使休·米勒感到非常苦恼的年代里，动物用凶猛的触角和厉害的螫针互相折磨着，而全能的上帝则默默地等待着具有更精妙的折磨能力和更大大地扩展了的残暴性的人类的最终出现。造物主宁愿通过一番过程达到他的目的，而不直截了当地达到他的目的，其原因何在，这些现代神学家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对于这一成果的辉煌性，他们也未多加阐述，以消释我们的疑虑。我们不能不感到，为得到这么一点儿结果不值得费这么大的劲，就像小孩在教给他字母表后所感到的那样。但是，这是一个嗜好问题。

任何建立在进化基础上的神学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障碍。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进化说刚刚开始流行，人们普遍认为进步是世界的一条规律。难道我们不是在年复一年地富裕起来，而且尽管减少了税收不是还有预算盈余吗？难道我们的机器不是世界的奇迹，我们的议会政府不是给开明的外国人学习的典范吗？而且，有谁会怀疑进步将会永远继续下去呢？人们一定会相信，已经产生了进步的科学和机器的精巧将继续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量地产生进步。看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进化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概括。

但即使在那时，对较善于思考的人来说，另一方面也是很清楚的。引起生长的这些规律也引起衰亡。总有一天，太阳会变冷，地球上的生命会终止。整个动植物时代仅仅是介于从前太热的时期和将来太冷的时期之间的一段时间。宇宙进步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只有一种上下波动，最后由于能量的扩散而出现逐渐向下的趋势。这至少是科学现在认为非常可能的事情，而且在我们幻灭了的这一代人中，它是不难接受的。就我们现在的知识来看，从进化中根本不可能正确地推导出乐观主义哲学来。

[1]《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十一版，第一卷，第78页。

[2]这种见解并不是没有它的难处。圣·奥古斯丁承认自己对上帝创造苍蝇的理由是无知的。路德更大胆，他断定苍蝇是魔鬼为了使他不能专心写出优秀的著作而创造出来的。当然后一种见解似乎是有道理的。

[4]这是所有教派一致的见解。例如韦斯利说，在人类始祖堕落之前“蜘蛛同苍蝇一样是无害的，它并不隐藏着伺机吃其他动物的血。”

[5]这也许就是戈斯把他的著作叫作《肚脐》（Omphalos）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