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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最古老的思索为我们所知以来，哲学就与关于自然的科学以及关于数和形的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几百年前，这种联系——哲学首次与自然哲学的结合已有数千年之久——看起来好像被减弱到决裂之点。在把日益变得更详尽和更困难、为特殊科学的进展而工作的任务留给数学家和实验家时，哲学家把形而上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最普遍的观念看做是他的反思的唯一对象；从而，他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更适合上升到聪明人直到那时还无法企及的高度，尽管他们背负如此之多的、与他们的真实而高尚的研究相异的知识分支的重担。

摆脱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一切具有非初学者可以理解的复杂技巧和非规范术语的、缓慢进展的科学，哲学家采用易懂的学说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大众可以接近的，是在用一切有教养的人都可以理解的雄辩语言阐述它的学说时精巧制作的。

这一被分离的哲学的时尚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有远见的心智没有花很长时间就察觉到这种方法的诱人外表几乎未掩盖的错误原则。无疑地，这种哲学似乎是轻装的，而且不同于被科学细节的庞大重量压制的古老智慧，但是如果哲学现在看来以最轻微的努力飞出，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羽翼变得更丰满、更有力；这只是因为它使自身失去它把它的可靠性归因的内容，因为它把自身还原为剥夺质料的空洞形式。

为数众多的人早就惊恐地发出呐喊；十九世纪初尝试的改革危害哲学的真正未来；如果人们不希望看到它退化为冗词赘句——其声音暴露它的空洞无物，那么就必须养育它，在这么长的时间供养它，直到断定不必要时离开它。由于它与特殊科学相距十分遥远，必须用这些科学的学说养育它，以至它可以把它们吸收并同化到它自身之中；它必定值得重新冠以使它这么长时间生色的称号：科学的科学（Scientia Scientarum,science of science）。

给予劝告比听从劝告容易。打碎传统是容易的，但重建它却并非易事。在特殊科学和哲学之间挖了一道深渊；先前把这两个大陆联在一起的、在它们之间建立观念的持续交流的海底电缆被弄断了，必须再次接通的两端处于深渊的底部。今后，由于剥夺任何通讯手段，以哲学家为一方和以科学人为另一方的两岸居民，没有条件协调他们向着统一的努力，而所有人都觉得必须统一起来。

不管怎样，双方勇敢的人士承担起这项任务。在那些献身于专门科学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尝试以哲学家可能会欣然同意的形式给哲学提供他们详尽探索的最普遍和最基本的结果。某些哲学家在他们一边毫不迟疑地学习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语言，并且逐渐熟悉各个学科的技巧，以便能够从它们积累的宝库中借用任何可以丰富哲学的东西。

一八九六年，一位哲学研究生、高等师范文学系前学生在巴黎的文学院面前答辩关于《数学的无限》的学位论文；这是一个真正著名的事件，因为库蒂拉特（Couturat）先生至少这样显示哲学关心地重返科学研究以及恢复太长时间抛弃的传统。

在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当代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理论的论题时，阿贝尔·莱伊绷紧了库蒂拉特先生复兴的联系。即使他仅仅做这一件事，他也会值得所有关心哲学未来的人欣赏。

但是，这部著作不仅在这个原因上是有价值的；它之所以有价值，也是由于作者审查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他准备他提出的答案的谨慎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