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指出，合理选择的简单原则（计算原则）并不足以令我们制订合理计划。有时候不能应用这些原则，比如说，可能不存在蕴涵较大的计划，或手段不是中性的。或者我们常常仍然有一组最优等计划。在这些情况下自然要诉诸进一步的合理标准，其中的某些标准我将在下面讨论。但我先要假定，尽管合理性原则能够使我们的判断集中起来并建立起反思的准则，但是，选择常常依靠我们对自己需要些什么及需要它们的程度的直接自我知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最终为我们自己来作选择。我们常常不得不估价我们的种种欲望的相对强度。在这方面合理性原则会帮助我们，但是它们不可能总以一种繁琐的方式来进行估价。诚然，存在着一个似乎提供着一般答案的形式的原则，这就是采取能最大限度地扩大满足的预期的净余额的计划这样一个原则。或者，如果可以表达得含糊些的话，我们用那种较少快乐主义色彩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人总是倾向于采取最可能实现他那些最重要的目标的行为方案。但是，这个形式的原则仍然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明晰的行为过程以帮助我们作出决定。显然，这有待于当事人自己去决定什么是他最需要的东西，去判断他的诸项目的的相对重要性。

在这点上，我按照西季维克的思想引入审慎的合理性的概念。西季维克认为，一个人在他的全部可能的行为方案的结果在此时能够被他准确地预见并在想像中充分地实现的条件下所欲望和追求的东西，即是一个人的未来的善的总的特征。一个人的善是种种蕴涵力的一种假设构图，这个构图是满足一定条件的审慎思考的结果。^[14]把西季维克的概念加以调整而应用于计划的选择，我们就能够说，一个人的合理的计划，是（那些和计算原则及其他合理选择原则——一俟它们建立——一致的计划中的）他根据审慎的合理性（deliberative rationality）所愿意选择的一项计划。它是这样一项计划：是作为仔细的反思的结果而被决定采取的。在反思中，当事人借助于所有的有关事实，再次构想着实现这些计划会是个什么样子，并据此确定出会最好地实现他的那些更为基本的欲望的行为方案。

在这个审慎的合理性定义中我们假定了在计算或推理中没有错误，并且那些事实都受到了正确的估价。我也假定了当事人对于他的真实的需要没有任何误解。无论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一个人实现了他的目标后，他并不觉得他不再需要这个目标并希望他所实现的是别的东西。此外，我还假定了当事人关于自己的境况和实现每一个计划的后果的知识都是准确的和全面的，假定了没有任何有关情况被遗漏于考虑之外。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好的计划是一项他在占有全面情况时愿意采取的计划。对于他来说，这个计划是一个客观上合理的计划并且决定着他的真实的善。当然，事实是，我们关于一旦我们按这种或那种计划去做会发生什么的知识通常是不全面的。我们常常不知道何种计划对我们是合理的；我们所能够有的最多是关于我们的善是什么的一种合理信念，而且常常只能推测。但如果当事人根据他所得知的情况尽力做到了一个有理性的人所能做的事，那么他所遵循的计划就是一个主观上合理的计划。他的选择可能不幸，但假如是这样，也是因为他的信念有理解上的错误或者他的知识不充分，而不是因为他得出了仓促的谬误的推论，或者他在他的真实需要上搞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当在他的显明的善和真实的善差异上挑他的毛病。

要把许多因素统一进来，审慎的合理性的概念就显然极其复杂。我不想在这里列出反思过程可能出错的所有那些方式。如果有必要，一个人可以把可能发生的错误的种类、把当事人可能使用的试验的种类加以分类，以便看看自己是否有充分的知识，如此等等。然而，应当指出，一个有理性的人直到他发现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计划之前，并不总是审慎的。他常常会因制订了一个满意的计划（或子计划），即满足各种各样的细微条件的计划而自满。^[15]合理的审慎本身就是一项行为，也像其他行为一样，它的范围——人们应把自己的行为置于这个范围之内——取决于合理的决定。形式的规则是，我们应当审慎，直到由计划的改进带来的可能的利益正与反思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相当。一俟我们把审慎思考的代价考虑进来，我们就没有理由担心找不出最好的计划，即我们假如了解全面情况就会选择的计划。当进一步的计算表明了前景，按照一项满意的计划去做就是完全合理的，另外的知识也就不引起麻烦。甚至，假如一个人对行为的后果有所准备，他对审慎的思考感到反感也并非不合理。作为合理性的善并不给决定过程增加任何特殊的价值。仔细的反思的重要性将是因人而异的。然而，假如一个人由于不愿意考虑怎么做对他是最好的（或满意的）而陷入不利境况，并且在那种境况中经过考虑他愿意承认他应当事前考虑以避免那种境况，他就是一个缺乏理性的人。

在上面的对审慎推理的描述中我假定了某些个人决定方面的能力：他了解他的目前和将来的需要和自己的一般特性，他能够想象出对于他可能的种种选择办法并且有一套排列这些办法的一贯方法：在两个给定的计划之中他能确定他倾向于何者或是否这两者对他都无足轻重，而且那些偏爱倾向都是涉及对象的。一旦一个计划确定了，他能够坚持这个计划并且抵抗目前干扰实行这个计划的种种诱惑和精神涣散。这些假设和我一直使用的那个熟悉的合理性概念是一致的（见第25节）。我不准备在这里考虑合理性的这些方面。更为有益的似乎是扼要地提一提批判我们的目的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常常有助于估价我们的种种欲望的相对强度。首先要记住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一项合理的计划（或子计划），显而易见，我们的欲望的某些特性使我们实现这种计划成为不可能。例如，我们不能实现那些根本无法加以描述的或和公认的真理相悖的目的。既然π是一个超越的数字，试图去证明它是一个代数数字就毫无意义。诚然，一个数学家在试图证明这个命题的过程中可能顺便发现许多重要事实，而且这种发现可能补偿他的努力。但是，只要他的目的是去证明一种错误的东西，他的计划就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一旦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不会再抱定这个目标。我们抱有的那些不正确的信念产生的种种欲望也同样如此。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错误的见解，作为有用的幻觉，由于能使我们推进我们的计划也许会有一种有益的效果。然而，为这些信念所支持的那些欲望的不合理达到如此程度，以致这种信念使得计划的实施成为不可能，而且阻止着我们采取更好的计划（我本应在此考察这样一点：在弱理论中，对于事实的认识所具有的价值来源于这些事实同合理计划的成功实施的关系。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理由说获得真实的信念本身就有价值）。

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我们获得种种欲望的环境，也许我们会得出如下结论，即我们有些目标在各方面是不一致的。^[16]例如，一个欲望可能产生于极其一般的东西，或者产生于多少偶然的社会联系。在我们由于还年轻，还不具备足够的经验和老练来对自己的欲望作必要的校正时产生的种种反感尤其是这样。另外一些要求则可能表现得紊乱，它们具有一种特别的紧迫形式，这是对先前一个阶段所受到的严重剥夺或焦急渴望的过度反映。这里不准备研究这些过程以及它们对于我们欲望系统的正常发展的影响。然而，这些紊乱的要求确实表明需要对它们作出批判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审慎的重要手段。对我们的需要的起源的意识常常能够向我们表明我们确实欲望某些事物胜过另一些事物。由于经过批判的思考，某些目标显得较不重要，或甚至竟会失去它们的引诱力，其他一些目标就可能成为确定的突出的目标，从而为选择提供充分的根据。当然，人们可以相信，尽管存在着造成我们的某些欲望和反感的不幸条件，这些条件仍适合于合理计划的实现，甚至极大地增加它的价值。如果是这样，它们就变成完全合理的了。

最后，还有一些也能够用于计划选择的与时间有关的原则。推延原则我已在前面提到过了。这个原则认为，如其他条件相同，按照合理计划的要求，我们应当使自己处于自由状态，直到我们对有关的事实有了一个清楚的观点时再作出选择。拒绝纯时间选择的理由我们也已经作了研究（见第45节）。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一生看作一个整体，一个理性主体的活动贯穿于一生的全部时间之中。暂时的状况，或时间上的间隔，不是我们把某一时刻看得比另一时刻重要的理由。未来的目标不能仅仅因其是未来的就被打折扣，尽管在我们有理由——在它们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的特定条件下——认为它们的实现的可能性较小时，可能会把它们看得分量较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当赋予我们生命的不同部分以同样的内在重要性。这些价值应当是基于那个完整的计划本身——就我们能够确定这样一个计划而言——并且不应当为我们目前观点的偶然性所影响。

在制订时间的总体计划方面还有另外两个原则。一个是连续性原则。^[17]这个原则告诉我们，既然一个计划是一个一系列活动的日程表，那么较早的活动和较晚的活动就处于相互影响之中。总体计划具有一种统一性，具有一个主题。可以这样说，在这里每一个阶段不存在单独的功利职能。不仅必须考虑为这些阶段所共有的效果，而且可能要避免在各阶段之间发生重大的摇摆。另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原则认为我们应当考虑提高或至少不实际上降低各种期待的优点。生活有各种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有的任务与享乐。如其他条件相同，我们应当在较早的阶段安排好这些任务与享乐以便在较晚的阶段上生活得幸福。在大多数情况下，提高对未来的期待是更可取的。假如行为的价值仅仅是相对于它自己的阶段被估价的——假定这是可能的——我们就可以用期待的快乐相对地比记忆中的快乐更强来解释上述偏爱。即使从各个具体阶段来估计享乐的总量不变，提高期待也产生出一定程度的令人感受不同的满足。但即使把这个因素放在一边，提高或至少不降低期待的计划也显得更可取，因为较晚的活动常常能把活动的结果和毕生的享乐结合成为一个一致的整体，而按照一个降低期待的计划却不可能做到这点。

在这些关于审慎的手段和时间性原则的评述中，我试图补充西季维克关于一个人的善的概念。简要地说，我们的善是由我们的生活计划决定的，这种计划是我们在能准确预见并在想像中充分地实现未来的情况下根据审慎的合理性所乐于采取的。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问题都在这个意义上和处措合理联系起来。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一项合理计划是一旦满足一定的条件人们就乐于选择的计划。与正义标准类似，善的标准也在一定意义上是假设的。当做某件事是否合乎我们的善这个问题提出来时，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这项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和我们根据审慎的合理性所乐于选择的计划相符合。

一项合理计划还有一个特点，即，在它实现之后，个人并不改变他的愿望，并不希望他满足的不是这个愿望而是别的什么。一个有理性的人并不因而感到一种对预期结果的极大的反感，以致为遵循了那个计划而悔恨。但是，不存在这种悔恨还不足以证明一个计划就是合理的。还可能有一些这样的计划：假如我们考虑到了它，我们就可能发现它更好些。然而，如果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准确的，而且，我们在有关的方面对后果的理解是完全的，我们就不会因遵循了一个合理的计划——即使它不是判断得绝对正确的好计划——而悔恨。假如它是一个判断得绝对正确的计划，那么，它就是一个客观上合理的计划。当然，我们也可以因某些事情而悔恨，例如，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不可能令我们幸福的不利环境之中。在此种环境中，我们希望我们不曾出生，这是能让人相信的。但是，只要我们已经出生了，我们就不会因我们遵循的最好计划从理想的标准来看坏得无以复加而悔恨。一个有理性的人可能由于采取了一项主观上合理的计划而悔恨，但这不会是因为他觉得他的选择在某一个方面经不住批判。因为他所做的是当时显得最好的事，而如果他的信念后来被一些不利的结果证明是错误的，那么这不是他的过错。没有办法知道哪一个计划最好甚至比较好。

把上面那些认识综合起来，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指导原则：一个理性的人总是使自己这样地行动，以便无论事情后来会变得如何他都永远不需要责备自己。由于他把自己看作一个经历时间的连续存在物，他就能够说，在他的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作到了理性的平衡能力所要求的或至少所允许的一切。^[18]同时，他所冒的任何危险必定是值得的，因之，倘如发生了他根据推测预见的最坏的事情，他仍然能确信他所做的是站得住脚的。他不因自己的选择而悔恨，至少是不在事后诸葛亮这样的意义上悔恨。这个原则绝不会阻止我们采取走向不利境况的步骤。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摆脱知识上的模糊和局限，或保证我们找到对我们是可能的最好的选择办法。按照审慎的合理性来行为只能保证我们的行为不受责备，只能保证我们作为一个存在于时间中的人对我们自己负责。假如某人说他觉得他日后会如何看待他眼下的行为对他是无所谓的，就像别人的事对他是无所谓的一样（我们假定这种情况并不很多），我们将不胜惊奇。一个把他自己的未来本身的要求像他人的利益一样加以拒绝的人，不仅从这些要求来考虑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从他自己的人格看来也是不负责任的。他没有把他自己看作一个持久的个人。

从这个方面来看，对自己的责任（resposibility）原则类似于一个正当原则：自己的要求在不同的时间应当被调整得使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能批准他已经、或正在遵循的那个计划。可以这样说，要使得此一时间的个人一定不能去抱怨彼一时间的个人的行为。当然，这个原则不排除自愿忍受困苦，但是，这种忍受必须是从所期待或获得的善来考虑而目前可以接受的。从原初状态的观点来考虑，对自己的责任的恰当性是十分明显的。既然审慎的合理性的概念能在这里应用，那么，假如应用结果可能由于只实现了最小的幸福可能性而导致自责，这就意味着各方还不能达到一种一致的正义观念。他们应当努力摆脱这些悔恨。而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原则似乎比其他观念更能满足这个要求，我们从前面对于承诺强度的讨论（见第29节）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再来对作为合理性的善作最后的考虑。人们可能对这个观念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个观念中含有一个人应当无穷尽地作计划和计算的意思。但是，这种解释本身是出于一种误解。这个理论的首要目标是为人们提供一个确定他们的善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借助于人们根据充分的审慎的合理性所乐于选择的合理计划来表达的。必须记住定义的这种假定的性质。一种幸福的生活不是致力于决定是做这件事还是做那件事。仅仅从定义本身还远不能说明一项合理计划的内容或构成它的具体活动。一个人或甚至整个社会可能获得完全由本能倾向推动的幸福，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伴随着极大的侥幸和好运，有些人可能出于本性恰好找到那种他们根据审慎的合理性将乐于采取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没有那么幸运，而且不经过思考，不把我们自己看作一个具有一个经历时间的生命的人，我们将总是为自己的行为过程而悔恨。甚至当一个人确实成功地依赖他的本能冲动而没有陷入不幸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一种关于他的善的观念来评价他是否真正地幸运。他可能认为自己幸运，但是他也可能会弄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考察对他来说可能是合理的那些假设选择，并恰当地考虑他能够得到而无需为之担忧的那些利益。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行为决定的价值本身从属于理性的赞许。我们应当在抉择方面做出的努力将在其他方面以同样程度决定于环境。作为合理性的善把这个问题留给个人及他的境况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