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经过近十个月的业余奋战,法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亚历山大·默瑞和著名历史学家G.戴维合著的经典著作《从部落到帝国——原始社会和古代东方的社会组织》(柴尔德英译本)的译介工作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到目前为止,我已主持翻译和参加翻译了近十部英文著作,每完成一项翻译任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都会对外文著作的译介工作有更深入的认识。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期间,在朋友的介绍下,接受了由我自己主持的第一份翻译任务,翻译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已故主任亨利·富兰克弗特的《古代埃及宗教》,在接受任务时感到的是不安和任务的艰巨,在翻译过程中感到的是任务繁重和知识与经验的不足,翻译结束之后获得的是知识的扩展、外语水平的提高和信心的增加,同时也体会到了译介工作的酸甜苦辣。之后,每接一部著作或部分著作的翻译任务,我都是很慎重的,在考虑了各种外在和内在因素之后才敢承担。但每完成一份这样的工作,我都认为自己几个月的辛苦和付出是值得的。

今日,当我打开电脑,翻看着自己已经翻译完成的几部著作的译稿时,不免忆起这几年翻译著作和求学的经历,一个个精彩的瞬间、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句句或鼓励或认可或批评的言语,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嘹亮地回响在耳际,一种莫名的满足感突然涌上心头,也略带几分苦涩。同时,我忽然感觉到想说些什么。想说些什么呢?一时间,竟理不出思路,确有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感触。静下心来,慢慢理顺,方知我想说的还是那曾在我口中重复了近十遍的四个字:无怨无悔。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换来的是知识的累积；我付出了努力和辛苦,得来的是学术的提高。

然而,就当下国内学术界的风气(或者说是一种潮流)来看,恐怕很多人会对我的上述想法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很多人非常世俗地认为外文著作的翻译工作只不过是用大量的宝贵时间换取几张货物交换中使用的等价物而已。还有一些人似乎思想境界稍高一些,把翻译工作与学术的得失联系起来,认为翻译工作根本上来说不算学术,充其量也就是外语知识的应用。第一种观点无非令人感到庸俗,但第二种观点则影响深远,一旦成为掌握学术话语权的学者的共识,那便后果严重。

之所以这些人对外文著作的翻译工作持这样的态度,恐怕是由于这样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他们根本没有很好地理解“学术”一词的内涵。其次,他们或许因为没有参加过,至少是没有认真地从事过翻译工作,从而根本不了解翻译工作的“美”。接下来,请允许我结合个人实践,从这两个方面谈一些自己的认识和感受。

一般来说,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从学术一词的内涵与外延来看,学术首先是知识的积累,然后是对知识的研究。也就是说,学术是“学”与“问”相结合的学问,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学习知识,也要探寻真理。可以说,学术的前提是学得大量知识,之后,才是以渊博的知识为铺垫进行深入地探寻真理的研究。学习或者知识的积累与研究或者真理的探求同等重要,既不能一味地获取知识,也不能一味地搞空中楼阁式的研究,古人已有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么浅显的道理,人人都可理解。同样,学者从事翻译工作,最基本的收获就在于从更深入的层次上获取书中的知识、理解作者的观点,这恰恰是“学”的一种。我们岂可言“翻译非学术”?

外文著作的翻译本身也具有很强的学术性。首先,外文著作的翻译需要译介者具有很高的外语翻译和阅读水平,这需要译者多年的外语“修炼”；同时还需要译者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学术知识,这同样需要译者多年的潜心学习和研究,否则难以真正理解论著语句和观点的深层含义,那就自然难以达到译著的信、达、雅。这种长时间的学习和基础研究难道不是学术吗?其次,一部好的外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以后,会方便很多学者阅读,会使很多学者了解国外学术动态和该著作作者的观点,甚至会使很多学者从中获得大量信息,这难道不是对学术做出的贡献吗?再者,同样地,外文著作译成中文以后,著作中的文化内容也就因译者的译介和读者的阅读而传播开来,难道文化的传播与接受不是学术的应尽之义务吗?最后,译者在翻译外文著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吃透该著作,这便如影随形地影响译者的学术思维,译者即使没有主观地研究著作的学术方法,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必然使译者的学术能力有所提高；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那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也会使译者获得更多的知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译者对著作的内容和观点定然了然于胸,这使译者的专业知识进一步增加,也使译者真正领悟了这部著作的观点。译者本人的这些活动和收获难道算不上是学术吗?

我主译的《古代埃及宗教》、《王权与神祇》、《近东文明的起源》、《从部落到帝国》这四部著作分别涉及古代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宗教、王权、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原始社会等等,这些主题的每一个都需要有足够的基础知识才能较好的理解。为了更好地翻译这些著作,我翻读了很多相关著作,请教了很多专家学者,理清了我所遇到的很多知识和学术难题,克服了一个一个的困难,但最令我欣慰的是,我从中获得了大量知识,自我感觉学术意识和水平有所提高。在翻译这四部著作的过程中,我边翻译边与作者进行思想的交流,并认真思索自己对“古埃及王权与专制主义”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哪些不足,今后应怎样研究,甚至从翻译相关问题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每个人所关心的知识点不同,所以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所收获的知识也就不同。但只要认真阅读和翻译过这些著作的学者,都会有所收获。这就是外文著作翻译的基本目的和基本功效。从我个人的理解和感受来看,从学界同行的信息反馈来看,我认为自己的努力与付出得到了回报,也应该会对国内埃及学和世界古代史的学术研究有些许的贡献。我越来越坚信“翻译也是学术”。

当然,我这里坚持“翻译是学术”的观点,并非否定写作的学术意义,我本人也非常看重学术写作和学术创新,并在追求和实践着这样的理念。事实上,我主张的是,人们在评判学术时,给外文著作的翻译工作留出一个合理的空间。

因为《从部落到帝国——原始社会和古代东方的社会组织》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的“杀青”,我一口气写下了上面的文字。我想还应该谈一谈本著作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价值,但这样的工作已经由“文明史丛书”的主编亨利·贝尔在本书的“前言”中详细介绍了,这里实在没有画蛇添足的必要。但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还是应该提出来的。该著作是由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与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把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完成仅靠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任务,探讨了近东社会组织从氏族到部落,进而到王国,最后发展到帝国的演变过程,给人一种新奇感,令读者感受到了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意义,为我们审视古代近东文明的社会结构的发生、发展与演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就目前来看,他们的研究内容和观点已经不是最新的了,很多史料以及某些推测都被今日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所证伪了,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可以说,本书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以及看待古代文明社会结构的思路都是独特的,都可以给今日的学者以有意义的启发,这恐怕就是本书译介工作的最大学术价值之所在。

本书1926年出版,1996年再版,影响很广,一直是很多学者参考的著作,堪称经典著作。但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书中的一些术语在今天翻译出来,必然与当下的一些时髦的翻译方法不同。例如“chief”一词,目前很多人喜欢把其译为“酋长”,但根据本书探讨的内容来看,这个词在这里似乎都应该译为“首长”,因为著作里面出现“chief”这个词时,主要是指氏族首长、部落首长,几乎与我们今日学术界谈论的“酋长”没有什么关系,文中也没有出现“chiefdom”(酋邦)这样的字眼。所以我们在翻译时,坚持不盲从的原则,坚决以著作出版时的学术背景为基础。

另外,在我几乎翻译完了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从图书馆里突然发现了一套黄了页子的小书,分上、中、下三册,是商务印书馆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近东古代史》(摩勒、德斐著,陈建民译)(以下简称陈译本),最初看书名以为书中定然涉及古代埃及的内容,权且借来一读,但等我坐下来认真一看,原来竟是我正在翻译的《从部落到帝国》的英文版的汉译本,只是汉文书名不同而已。所幸我就将陈译本与原文和我自己的译文对照读了一遍,发现自己的翻译与陈译本的文字大体内容没有出入,只是语言表述不同,当然我也发现陈译本当中关于古代埃及一部分的很多内容的翻译不尽正确,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陈先生翻译此书时,我国埃及学尚未建立起来,甚至我国学人对古代埃及历史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从而翻译埃及学的外文著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纰漏。同时,陈译本当中没有翻译原书的很多语句和段落,这或许是陈先生所依据的英文本与我所使用的英文本在版次上不同造成的。另外,陈译本采用竖排方式排版,而且文字为半文言的白话文,今天的读者读起来定觉不便。再者,陈译本关于古代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的一些人名地名的翻译也不符合今日的规范。从而,我认为本书的重译出版还是很有必要的。

最后,我要感谢大象出版社编辑对我的翻译工作的信任与帮助,还得感谢我爱人李凤伟,她基本上承担了本书译稿的文字录入工作。

郭子林　于北京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