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伊朗人和小亚细亚人的入侵以及喜克索斯野蛮人帝国
社会、政治和宗教等领域的危机使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王朝的埃及陷入了十分混乱、虚弱和贫困的状态(从公元前2360—公元前2160年)，这是一种青年时代的疾病，治愈之后，一个新鲜的身体会以更强壮的面貌出现。大约公元前2160年，权威再次于南部王国的中心地区由底比斯王子安太夫和孟图霍特普建立起来，他们建立了第十一王朝(公元前2160—公元前2000年)。他们的继承者第十二王朝(公元前2000—公元前1788年)阿蒙尼姆赫特继承了一个再次获得统一、和平与繁荣的埃及。这是中王国时期或底比斯帝国时期(第十一至第十三王朝，大约从公元前2160年至公元前1660年)，这是埃及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我们将在《尼罗河与埃及文明》一书中叙述这些国王怎样成为最聪明而又最勇于负责的君主，他们能够医治社会革命所留下的创伤。古老的君主国依靠其魔法的灵光、超自然力和幼稚的迷信而被神圣化，如今则变为一种有机体，在这种有机体内，魔法和神学政治理论已不比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更重要。国王现在并不抛弃其神王称号，又能充分执行其超人的职能；他旨在成为一位积极的牧民者，公正而又受善意激发。在他的领导下，埃及人开始意识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个性。这培养了一种最值得注意的哲学著作和通俗著作的灿烂光辉，而这些著作使我们可以洞悉历代贤人对于进行中的革命的思考以及受到新时代激发的艺术家和民族的想象。在面对外国人时，埃及人经历着一种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优越，对于自己作为法老的臣民而感到骄傲，而一种爱国之情也油然而生。
第十二王朝的国王们拥有一个伟大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该具有的力量，并可以使用这种力量，国库殷实，军队重组为国家军队和努比亚与利比亚雇佣兵。农业空前发达，因为农民不再是农奴，已获得了佃农的地位。各种手工业都是自由的，因为国王的政府、神庙和贵族不再使工业归他们自己所有。因此，农民和工人的劳动产生了极大的回报，这一时代的纪念物、工业品和首饰都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法老而言，他们正扩大对外发展的政策，一方面给人民提供原材料，一方面为本国农产品和工场制造品寻找销往外国市场的出路。国家富有而强大，继续在非洲扩张，变成了一个“较大的埃及”。
第一节 处于权力盛期的埃及
在尼罗河谷，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在恢复并发展古王国法老们已享有的优越地位方面没有任何困难。他们不得不应付利比亚人和努比亚人。
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王朝时期，埃及与利比亚的关系模糊不清。然而，我们确实知道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王朝的君主曾雇佣利比亚雇佣兵对抗他们的敌人——底比斯的王子们，后来，尤其孟图霍特普把利比亚人计算在他们打败的敌人当中。这足以允许我们推断当时利比亚在政治上是依赖于下埃及王国的，这是利比亚的地理形势所需要的。在第十二王朝统治时期，利比亚与埃及的关系未被提及；毫无疑问，强有力的底比斯君主既然能使国家统一，重占优势，自然也能够保持西部边境的安宁。
努比亚较为桀骜，继续其作乱的历史。在赫拉克利奥坡里斯混乱时期，努比亚与底比斯地区一样，似乎也从法老那里独立出来，并处于所谓解放官员的统治下，这些官员也篡夺了国王的称号。因此，直至第十一王朝，底比斯国王才再次使努比亚归顺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君主们不得不恢复他们的先辈设置的而在混乱时期松弛的边防体系。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和森努塞尔特一世往南远至第二瀑布，设堡垒保卫进入尼罗河谷侧面的通道，尤其保卫进入库班地区的通道，从这里可以直接进入努比亚金矿区。森努塞尔特三世(公元前1887—公元前1850年)以塞姆奈和库迈两处堡垒防卫第二瀑布以上的河流，而这两个堡垒依靠攸伦那提岛的外部工事保护自己，而这些外部工事“曾驱逐了特罗哥罗迪特人”。[1]埃及的防备已经远及尼罗河上游的第三瀑布，因为人们曾在那里挖掘出苏丹的埃及统治者的坟墓。[2]当时，埃及人似乎在努比亚发现了新民族，我们至少看到Kash Kush(即埃塞俄比亚)[3]的居民的名字出现在之前熟悉的名字旁边，用以指示当地好战之人。
地图Ⅳ 最大的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
从那以后，埃及人在其堡垒的支持下能够对这些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实施限制，并把其国土作为埃及的殖民地进行管理。森努塞尔特三世一心想阻止尚未被征服的黑人部落入侵尼罗河谷，在他统治的第八年和第十六年，树立了界碑，“除了进行贸易活动而外，任何努比亚人都不得越过边境”。[4]即使是为了贸易活动，努比亚人也不得乘自己的船只进入埃及，而且出于更加安全的考虑，他们应乘埃及人的船只进入埃及。幸赖于这些措施，埃及得以再次统治努比亚多年，而法老也使自己在黑人国家的神庙中受到崇拜，就如同在西奈半岛那样，这是为了使埃及人对黑人土地的占领神圣化，并在保护民与被保护民之间建立起一种宗教纽带。不管怎样，埃及人对这些野蛮人的轻蔑在历史文献中体现出来了；关于埃塞俄比亚，我们看到了一种侮辱性的称呼——“可怜的库什土地”[5]，而这种称呼此后经常与法老敌人的名称同时出现。
在尼罗河东岸阿拉伯沙漠曾居住着红海海道的保护者特罗哥罗迪特人，现在埃及人更经常地出没于这里。埃及人经由红海到达蓬特和阿拉伯，有时更是远至波斯湾，以购买阿拉伯的香料、香料植物和香，以及迦勒底工业生产的各种产品。在古王国统治时期，埃及的船只已经从苏伊士湾出发。从中王国时期开始，一条史前时代曾经使用过但后来被放弃了的路线被再次开通，以使商队通行；这条路线从科普图斯开始，经过哈玛玛特干河，在乔塞尔附近的萨乌处出口。[6]这是一个更直接的路线，使在萨乌卸载的货物不必在人和驴背上迂回曲折地运输，不必首先进入王国北端的三角洲，而可以直接从底比斯进入君主国中心科普图斯。到第十一王朝末期，孟图霍特普五世派遣了一支10000人的远征军抚慰特罗哥罗迪特人，以便开采石矿和重开海路；那之后，远征军便时常开往那里。[7]埃及人以蓬特之地为他们的远征目标，这一点表明埃及人越来越喜欢海上远征，热爱硕果累累的商业探险和冒险精神。
红海上的远距离贸易不可能是私人事业。商船属于法老，而远征队的领导者通常是“神的会议”——即南方国王的会议，由国王的军队护航。这或许仅仅由于经济原因；组织的费用是个人财产所不能支付得起的，只能由国王确保这种费用的供给。然而，其他很多考虑也应强调:对外贸易与一个国家的威严和富强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贸易活动必须由职能部门的权威人物严格监管。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现代民族因开发东西印度群岛和非洲而被人们熟悉的“皇家特权公司”制度——公私企业，国王的舰队和军队负责护送这些企业的商船和商队。另外，早在腓尼基人——他们令人嫉妒地掌握着他们与之贸易的远方之地的秘密——之前，法老似乎为了自身的利益保留此类搜求异国之香料和贵重木材的有利通道，而不使人们得知此类专供崇拜使用的货品从何而来。这是一种宗教专制吗?或者埃及人的神、荷鲁斯、哈托尔、贝斯和最初的文明因素所起源的原始发源地的传统从未间断?无论如何，民众的想象都被这个蓬特之地所吸引了，而蓬特必定位于红海海口，在也门和索马里的海岸上。
一个传说描述了一个岛屿，或许是苏克特拉岛(后来希腊人很熟悉这个地方)，居住着一条巨蛇和他的家族，其家族由25条蛇构成。这条巨蛇就是蓬特之地的国王。他居住在金银财宝之中，他的整个身体镶嵌着黄金和珍珠，而岛屿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内有无花果树、巨大的葡萄树、水果、谷物、各种蔬菜、鱼和各种禽类；无论什么事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因此这个地区的名称是“粮食岛”(或供给之岛)，其国王无需埃及的财富，埃及的财富与该岛的财富相比等于零。任何人如果畏惧风暴的危险便不能到达这个魔幻般的岛屿；一艘埃及船只有幸被风吹到了这个岛屿上。除了叙述这个故事的英雄而外，其余船只都不幸遇难了，蛇王热情欢迎这个有幸生存下来的船员，并很快送他返回了埃及，还送给他很多珍稀的礼物。[8]在船只离开的时候，岛屿变成了海浪，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仅仅存在于遇难的水手鲜活的记忆里。这个故事的很多特点再次出现于乌利西兹在腓亚西亚岛的冒险故事和水手辛巴德的冒险故事中，[9]表明水手的故事多么能够引起这个时代埃及人的兴趣。奇异而遥远、危险的世界对埃及人开放，诱使埃及人远离尼罗河谷熟悉的地方。
西奈半岛的矿山可以通过陆路和水路到达。正如古王国统治时期那样，法老把铜矿和宝石视作王室的财产，他们依靠国内工人开采矿石，派王室军队防卫和保护矿石，以免游牧民族的攻击。采矿事业延伸到了另一个地方，即马加拉干谷以北的萨拉比特-埃尔-凯德姆。高级官员统领的远征军随时去收集“君主矿山”的产品[10]，并把“大帆船”驶回安全之地，难免“践踏”特罗哥罗迪特人(因条人)、闪族游牧民族(曼条人)和“沙漠人民”(赫琉沙人)的某些地区。[11]第十一王朝和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经常庆祝这些短期而暴力的远征，其中几次远征可能与巴勒斯坦的亚洲人发生接触。事实上，在雕刻于新“君主矿山”——萨拉比特-埃尔-卡德姆矿山——的一些纪念物上，我们发现在工人当中有一些“亚洲人”(阿穆人)，一些去往采矿区访问法老献给哈托尔神的神庙的罗丹奴人[12]当中有两个Sheiks(heqa)的名称。[13]罗丹奴这个名 称对应于《圣经》中的罗丹，有时也指巴勒斯坦，有时指北叙利亚，指叙利亚时则在其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即“上罗丹奴”。[14]
埃及人与亚洲人之间在政治上和商业上的交往是通过直接的路线来维持的，更直接的路线包括海路和陆路，海路使埃及和拜布罗斯的船只从三角洲驶往未来腓尼基的港口，尤其驶往拜布罗斯，黎巴嫩的木材和内陆的所有产品都在这些港口装上船，而陆路经过加沙和巴勒斯坦。我们在前面[15]已经看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游牧民族备受埃及的引诱，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王朝的混乱时期给他们劫掠埃及三角洲提供了机会。底比斯王朝的国王们迅速地恢复了社会秩序。一个预言曾说一个国王阿美尼将从南方而来，杀戮亚洲人，“建筑国王之墙以阻止未来亚洲人进入埃及，因为他们将来乞求水以饮羊群”。[16]这个预言——事件发生之后编辑而成的——指的是阿蒙尼姆赫特一世所做的一件事，正如另一份纸草文献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他构建了“摄政王之墙以驱逐亚洲人(森条人)，镇压横渡沙漠的游牧民族(赫琉沙人)”。[17]这样，自从第三王朝开始防护的“东方的大门”获得恢复，防御工事便在努比亚边境上组织起来，以抵抗所有入侵行为。我们没有发现这个墙存在的任何痕迹，但它的地理位置一定在图米拉特干河的河口处，[18]图米拉特干河是穿越那片把尼罗河与巴勒斯坦分离开来的荒凉沙漠的唯一通道，长31英里。
这一时期，一个很流行的故事《辛努亥历险记》[19](The Adventures of Sinuhat)给出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描绘了从埃及到巴勒斯坦的旅途的各种状况。故事的英雄是王室家族的一个王子，他于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公元前1981年)去世时，唯恐被谋告参与反对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森努塞尔特一世的宫廷政变而秘密离开宫廷。辛努亥连夜出逃，备尝艰难，始能穿越统治者之墙；因为他说:“我害怕墙上哨兵看见我。我在夜间出发，第二天黎明时我到达佩腾，在卡穆尔灯芯草之地休息。此时，口渴难耐，几欲晕倒；喉咙嘎嘎作响，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死亡的滋味’，此时我竟能振作精神、屏息静气。我听到了远处的羊群声，我看见了亚洲人(森条人)。其中一个首长(heqa)曾居住在埃及，他认出了我:他给我水喝，给我热牛奶喝。然后我与他一起加入了他的部落，他随时随地地热情照料我。这样，我出发去往拜布罗斯(凯奔)，[20]我到达了凯德姆(东方)，我在这里居住了一年半。上罗丹奴首长阿穆之子恩什派人对我说:‘你应该很舒适地与我居住在一起；因为你在这里将听到埃及语言。’他说这句话，因为他知道我是谁，他早就听说了有关我声誉的话；曾与我一起居住在国内的一些埃及人告诉他关于我的事情。”
罗丹奴的统治者听到了阿蒙尼姆赫特之死的消息，有礼貌地对逃亡者说:“那个仁慈的神的威名曾远播外邦，今已升迁，埃及将如何?”辛努亥力赞森努塞尔特之能力，并回答说:“法老征服了南方(努比亚)的土地，但不贪求北方(亚洲)之地。不管怎样，如果他派遣一支远征军到此，那可能是因为他曾听说了你的好名声，但从未听到你的讲话。因为他从未停止对臣服他的土地施恩。”首长回答说:“事实上，如果埃及知道其儿子的勇敢，必定很高兴!至于你，既然你已在这里，那么你便与我同住，我将厚待于你。”
接下来的叙述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档案；它给出了一幅拜布罗斯伊多姆地区的图画，这个地区必定与奥伦梯河谷或大马士革绿洲相当，没有任何亚洲文献允许我们对这个地区进行描绘。“罗丹奴的首长把他的女儿嫁给我，并允许我选择他在邻国边境所占据的最好的土地。那是很优良的土壤；埃亚是它的名称。这里有丰富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葡萄酒比水还多，蜂蜜非常丰富，有大量的油，树上果实累累。大麦和小麦的产量无限，并有各种牛羊。[21]而且，很大的特权被赋予我，因为王特为我而来到这里，并令我成为他的国家中最优秀部落的国王。我每天都有面包和酒、蒸肉与烤禽，除此而外，国家为我举行狩猎活动，或者把狩猎之物赠给我，或者我的猎犬会把猎物带回家。王为我准备盛宴和各种牛奶”。
“我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年；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每一个孩子都掌握着自己的部落。所有北来、南去埃及的使者都来拜谒我，因为我热情地招待所有来者……森条人劳师远征，征服外国国王，我指挥他们的远征军；因为这个罗丹奴的首长命我作他的士兵的将军很多年……我行军所到之国，各国无不闻风丧胆，都匍匐于井旁；我带走他们的牛羊，我捕获他们的王族，我俘虏其奴隶，杀戮其士兵。依靠我的剑、我的弓、我的行军，我获得了王的欢心，当王熟知我的勇敢时，他非常爱我。当他看见我体力旺盛时，他使我成为其孩子们的首长”。
这段生动的叙述是罗丹奴部落游牧和好战生活的最早写照。这段写照使我们知道了罗丹奴部落的政治组织；因为当巴勒斯坦和腓尼基的港口和小城星罗棋布，形成了无数具体而微的小王国时，内陆的黎巴嫩和大马士革地区仍是部落的土地，一些部落是由农民组成的，其他一些是由游牧民族组成的，它们都处于小氏族首长的统治下，而这些小氏族首长又都臣服于一个独裁者即上罗丹奴的首长。正如马斯帕洛已经提到的那样，[22]地方和国家的名字——埃亚和罗丹奴——是转写《圣经》中的名字，这些名字曾经是个人、部落和国家的祖名。这些部落人的生活方式与东方故事所描绘的大帐篷中的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相同。后面这段故事也可以在《天方夜谭》中找到。
“一个勇敢的罗丹奴人来到我的帐篷里向我挑战……他宣称他受其部落的指使来盗取我的牛羊……”
“我用了一夜的时间整理弓箭、磨剑和擦武器。黎明时分，罗丹奴的土地呈现于我的眼前……所有人都热爱我，男女为我欢呼，每一颗心都为我担忧，人们呼喊道:‘真的有一个足够强壮的人可以与你一决雌雄吗?’”
“他(挑战者)手持盾、斧和枪出现了。当我使其武器落空，并熟练地避过他的箭，而他的箭落在地上且彼此各不接近之时，他便直接向我身上冲来。我于是向他射箭，当我的箭射中他的膀子时，他大呼并扑倒在地。我用他的斧子将其砍死。我在他的背上欢呼胜利，而所有亚洲人都喜极而呼。……阿穆的儿子即首长恩什拥抱我，我占有了战败的挑战者的财物。他打算对我做的事情，现在我恰恰对他做了；我拥有了他的牛羊，我夺走了他帐篷中所有的东西，我劫掠了他的村落，我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了，而且增加了我的牛羊数量。”
辛努亥年老之后，蒙森努塞尔特之恩，得以返回埃及，并在宫中获得了他的地位。
他把他在埃及之外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孩子们。“我的长子是我的部落的首长，我的部落、农奴、牛羊和田园以及枣树都归他所有。”然后，他与凯德姆之地和芬克胡之地[23]的几位首长一起出发，他们都在法老的关爱中长大；因为“罗丹奴像你的狗一样属于你”。陛下热情欢迎王子，但略有某种讽刺之意:“你回到这里了，你参观外国之地并穿越沙漠之后回来了；并转向王后和王子们说:‘辛努亥回来了，像一位阿穆人，就像森条人的儿子!’”王后和王子们哄然大笑，而首长辛努亥获得了法老的宽恕。
上罗丹奴相当于科拉叙利亚，大约于森努塞尔特一世统治的中期(公元前1950年)与埃及有正常的联系。尽管上罗丹奴未被军事力量占据，但它已被埃及逃亡者殖民，而且法老的信使、旅行者和商人经常穿行于上罗丹奴。甚至在那里的人们也讲埃及语。法老在那里获得了如此大的尊敬，以至于辛努亥说:“罗丹奴对他的效忠，犹如狗对他的效忠”，当然这种话肯定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埃及采取一种适当的傲慢态度，以与大埃及国家与叙利亚小城镇或居住于帐篷下面的部落之间在文化上、财富上和力量上的不同相适宜。在法老宫廷中的贵族看来，这些亚洲人是肮脏龌龊的野蛮人。[24]埃及的手工艺人和劳动者也藐视巴勒斯坦的村民，或者不能理解游牧生活的吸引力。辛努亥承认这一点。“没有任何亚洲射手愿意与三角洲的农夫结交；因为藤丛怎么可能移植到山上呢?”[25]不管怎样，这些种族上的差异和对立最初对两者的亲密关系并无害。埃及人乐于做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的导师，[26]以使他们的土地成为埃及的外部堡垒，以对抗东方的侵略。
我们已经看到了古王国时期拜布罗斯在埃及与叙利亚之间的水路交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在我们目前的知识状态下，我们还不敢说北方海滨港口是否处于神秘的腓尼基人的掌握之中，[27]但各个港口确实有很多勇敢的航海入口。纸草文献《一个埃及贤人的训诫》生动地描绘了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王朝的混乱局面，提到了埃及人从叙利亚甚至从克夫条、西里西亚和克里特等地的港口进口材料和油的贸易。腓尼基和克里特的贵族据说也采用了埃及人发明的木乃伊的实践，把尼罗河居民在自己的死亡崇拜中使用的物品用于他们的丧葬中。[28]埃及文献对埃及与地中海诸岛屿民族的关系的记载非常模糊；然而，孟图霍特普六世的一个官员(大约公元前2010年)鼓吹自己已经征服了豪涅布人。另一位生活于森努塞尔特一世统治时期的官员(大约公元前1950年)说，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了涉及豪涅布人的事件。[29]考古证据更准确。在塞索斯特里斯二世的丧葬城镇伊拉翰以及(同一个时代的)阿拜多斯，克里特-爱琴陶器碎片以及(首要的是)一个卡马尔式大花瓶被挖掘出来。它出现于与阿蒙尼姆赫特三世(大约公元前1830年)同时代的阿拜多斯坟墓中，这一点允许我们推断埃及的中王国与米诺斯文明(中米诺斯二期)处于同一时期。[30]直到第十二王朝末期，甚至在第十三王朝以及接下来的王朝统治时期，平面上雕刻着圣甲虫形象的图章有螺旋纹，这种图章在埃及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螺旋纹图章是克里特 爱琴作坊的特征。
这样，埃及人的影响区域从亚洲海岸一直扩展到地中海诸岛屿。埃及帝国的政策沿着贸易开启的路途前进。但是，最重要事件的发生使埃及人不能和平地渗透亚洲，并彻底颠覆了整个世纪以来东方世界两部分的传统地位。
第二节 伽希特人和赫梯人入侵美索不达米亚
汉谟拉比的统治使闪族人对安纳托利亚高原以南和伊朗台地以西肥沃新月地带的小亚其他所有民族的征服神圣化。这样一个时刻已经到来了，大批半野蛮民族从高原来到平原，与掌握农耕土地的闪族人竞争，并从闪族人手中争夺数世纪来闪族人靠劳动和发明所获得的谷物。在不多于3个世纪(大约从公元前2050年至公元前1750年)的时间里，闪族人用2000多年的努力所建立的政治均衡状态将被颠覆，这对于新来者——伽希特人、赫梯人和米坦尼人很有利；小亚这次灾难的回响也在东方世界的最远端被感受到了。
到公元前3千纪末，雅利安种族的部落，即印欧人的祖先，定居于里海和阿拉海伊多姆。他们之前的历史仍无人知晓。他们大约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出现的，即当他们因土耳其斯坦的气候发生变化或因蒙古族的压迫而被迫向前前进，放弃原来的居住地，寻找更肥沃或很少有人争夺的土地之时。他们这场巨大的洪水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印度河向印度斯坦前进，并停止于那里；另一部分穿越伊朗高原，进入幼发拉底河、沙布拉河交界处的台地。这第二部分人属于米底人，他们停留在伊朗高原，移居到其西南部达1000多年，也有一些人属于伽希特人，他们继续迁移，是第一批与美索不达米亚的闪族人接触的人们。
伽希特人(或卡萨人)是雅利安人吗?关于这一点，观点各异。保存于巴比伦文献中的伽希特文字表明这种文字与伊朗的山民部落的方言有关系，不同于印欧人、埃兰人、苏美尔人和闪族人的语言。[31]不管怎样，大量的神和个人的名字与雅利安语言中的那些名字有密切关系。因此，伽希特人至少经历了雅利安人的影响，这是地理上相连接的必然结果。而且，他们已经从骑马的种族雅利安人那里借得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是之前的东方人所不知道的，那就是马。马是移民迁移途中和战斗中的重要联盟者。正是从那些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周边的伽希特人那里，巴比伦人学会了把“山上的驴”用在旅行车或战车上，大约公元前1900年的楔形文献首次提到这一点。
汉谟拉比的第一批继承者眼见伽希特人的移民潮侵入了东部边境，并被雅利安移民向前驱赶。萨姆苏-伊鲁那(公元前2060—公元前2043年)反复进行对抗这些移民的战斗。请读者参阅德拉波特的著作《美索不达米亚》，该书叙述了这些移民逐渐而战无不胜的入侵，并在三个世纪之后(大约公元前1760年)在巴比伦创建伽希特人王朝而达到高潮。
当时，在北部边境，从爱琴海直至高加索，小亚细亚人居住的广大地区正酝酿一场大风暴，这对闪族文明将更具威胁性。
公元前1925年，巴比伦因赫梯的入侵而覆灭，赫梯人推翻了汉谟拉比继承者的王位。这次进攻获得了一次残酷的、决定性的但短暂的结果。这使得赫梯人的入侵与伽希特人狡诈而永久性的入侵存在根本差异。赫梯人通过幼发拉底河河谷侵入美索不达米亚，他们来自陶鲁斯地区或安纳托利亚高原。
这是赫梯人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我们目前的知识状态而言，他们的起源尚很难确定。我们发现他们跨小亚高原的大路西边建立居点，并分成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在黑黎斯河谷(从这里可直接进入黑海)和卡帕多西亚铁矿的附近，另一群体在西西里海岸和陶鲁斯以及阿玛努斯山脉(从这里可通往地中海，并靠近陶鲁斯铁矿区)。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的?与伽希特人相像，他们似乎形成了亚洲移民迁移过程中的先头部队，亚洲人驱逐他们在大队移民前面前进。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渡过博斯普鲁斯河从欧洲而来，或者来自高加索抑或来自中亚平原。他们向前移动和在小亚建立居点与雅利安人的迁移同时进行。或许他们被迫进入安纳托利亚，而伽希特人被迫来到伊朗高原。[32]
为了研究赫梯人的起源，很多人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赫梯人的文字纪念物。铭文文献属于两大类:一类运用巴比伦楔形文字表达赫梯语，另一类使用一种简单而又与埃及和苏美尔象形文字不同的图画文字。用这些图画符号写成的文献尚未释读成功；而使用巴比伦文字的那些文献今日已被彻底解读了，并知道其含义了，但还不是一份清晰地把词形变化和语法形式区分开来的文献。在这些译读者当中，赫罗森把赫梯语归入印欧语的西部语群，因为它与吕底亚语和拉丁语具有很强的亲缘关系；韦德纳认为它是受到雅利安语因素影响的高加索语；诸如库雷这样其他一些人在现存文献中区分出了至少两种语言和几种方言。[33]由此来看，赫梯人似乎未形成统一民族，而是诸多部落的联盟，随着发展，赫梯人变成了一些小国家的联盟。[34]
图21 颌下有闪族型胡须的赫梯人
绘有人物的纪念物(最早的始于公元前14世纪)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在身体特征上很不同于闪族人的赫梯人。他们是躯干肥硕、肩膀宽阔之人，他们肥胖的体型表明他们起源于山民，与阿拉伯人的苗条或迦勒底人以及迦南人的粗壮绝不相同。埃及的浅浮雕仍然是我们了解这些亚洲人最早的史料，把他们描绘得清晰而逼真。因此，我们识别出了这些长而无须的脸，前额削得很光，头发分成两部分垂于双肩，并在脑后编成辫子，辫子或长或短，有时长而稀少，像中国人的发辫(图35)。前额高而后缩，但鼻子与前额呈一直线并隆起，鼻梁不下陷。嘴唇厚实，下巴短而后缩；眼斜向太阳穴。这种面貌和躯干与蒙古人种有些相像，而今日的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也有与之相似之处。[35]
赫梯人的服装是一个离地面很近的无装饰的长袍；后来，他们采用埃及人的腰布或闪族人沉重的刺绣羊毛袍。就国王的服装而言，赫梯人至少保持两种特色:一个是高而尖的帽子，像三重冠，一个是长筒布靴，靴尖向上，类似于中世纪的鞋。[36]赫梯人给人们一种体力强壮的印象。他们的军备很完善。除了有时短形或有时锯齿形的盾外，他们还有枪、剑、匕首和双刃斧。幸赖掌握着卡帕多西亚和陶鲁斯的矿石，他们是东方民族中首先使用铁剑头和铁剑鞘的民族。在比我们这里关心的那个时代稍晚的一个时代，他们将在战争中采用一种金属帽子以保护他们的脑袋，帽子上有羽毛帽饰，这是爱琴人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使用的带有大羽毛头饰的头盔的原型。[37]与伽希特人相像，赫梯人甚至在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之前就已经驯养马匹，并用马拉战车，主要用于战争。
他们或者通过上幼发拉底河或通过西里西亚大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一地区，这里的平原完全是麦田和种满各种果树的果园，而这里的城市则充满了一种迁移文明的一切财富和诱惑。这个地区对赫梯人的诱惑并不比对伽希特人的诱惑差多少。但赫梯人是一个强壮而喜欢冒险的种族，不愿意执行怯弱的企图和缓慢的入侵；他们的入侵犹如一次洪流，急湍而下，突然掌握了巴比伦(公元前1 92 5年)。[38]他们的胜利是彻底的，足以推翻巴比伦第一王朝。然而，这次胜利是短暂的，获益的是赫梯人之外的人。苏美尔人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于希纳尔地区恢复了自己对闪族人的优势，并建立了海国王朝(公元前1925—公元前1761年)；然后，伽希特人继续移民并逐渐占据这个国家，利用这次骚乱的机会断然占据并定居该地。他们于公元前1760年再次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使其处于一个伽希特王朝(持续到公元前1185年)的统治下。
在这600年里，当喜克索斯人、埃及人和赫梯人在亚洲这部分地区频繁活动之时，巴比伦仅居第三等地位。毫无疑问，与之前出现的其他野蛮人一样，伽希特人被人口中的古老因素所融合。融合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虚弱的种族和一个缺乏继续巴比伦传统的扩张政策所需的财政和军事手段的王朝。这是一个停顿时期，如果没有上述争雄事件，这个时代几乎无人知晓，并且没有任何纪念物可供后人研究。因此，巴比伦于公元前2千纪的衰落完全是伽希特人和赫梯人入侵的结果。
至于赫梯人，他们胜利的入侵之后，大批军事力量满载着珠宝、偶像和国王雕像撤入西里西亚和卡帕多西亚，最近的考古发掘已经挖掘出了这些物品。[39]自从这次短暂地控制希纳尔之后，赫梯人对巴比伦文明始终保持着尊敬，他们从巴比伦文明中借得几个神祇的特征[40]，很多艺术特征[41]，以及文明的必要工具——文字。他们因人口中有居住于新月地带的殖民者或地主等因素，而与巴比伦和阿摩利人保持联系。当亚伯拉罕离开迦勒底的乌尔而向幼发拉底河进发，又南下叙利亚而至巴勒斯坦的希伯伦附近时，他约于赫梯人征服之时代与“赫司之子”[42]发生商业上的关系。在《圣经》的几个段落之中，我们遇到了“以色列人来到巴勒斯坦以前就已经占据该地的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这个民族在重要城市——耶路撒冷和其他城市——的建立中所起的突出作用未被忘记。在《以西结》(Ezechiel)的旁语中，先知对城市说:‘你的父亲是一个阿摩利人，你的母亲是一个赫梯人。’”[43]赫梯人对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征服后来才实现，但公元前2千纪初散布的殖民地为这种征服准备了道路。
第三个因素与伽希特人和赫梯人同时出现在移民潮中，这就是米坦尼人。我们发现他们在亚述人和陶鲁斯的赫梯人之间、跨幼发拉底河而处于“两河之地”(纳哈林那)的底格里斯河与奥伦梯河之间悄然兴起，两河之地是一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处于道路交叉口上，这些道路从美索不达米亚通往黑海、地中海和埃及，并由埃及、地中海和黑海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米坦尼人不同于赫梯人，与伽希特人相似，与雅利安种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从发现于阿玛尔那[44]的一封长信中得知，他们的语言属于高加索语种，也包含与赫梯语相似的语言因素。他们的神与赫梯人的神是同一类型，但我们在他们的神中发现了公元前15世纪雅利安人大神的名字——密特拉、瓦伦那、因陀罗和阿克文兄弟神。[45]后来的文献(又一次主要是埃及提供的文献)产生的印象是米坦尼人口的基础或许来自小亚，但用雅利安词米利诺人(年轻人)[46]表示的战士和具有雅利安名字的国王属于征服部落，这些征服部落形成了军阀贵族，[47]他们统治着外来人口。这是我们时代土耳其贵族和科德贵族在同一地区所起的作用。[48]我们拥有的与赫梯人有关的信息比与米坦尼人有关的信息多。然而，米坦尼人在公元前2千纪的前期起到了突出作用。米坦尼人的名称被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几个首长拥有，这说明了米坦尼种族的地理范围。但是，在几个光荣的世纪之后，[49]米坦尼人被他们两个强大的敌手赫梯人和亚述人所融合。他们的纪念物与其政治版图一起从历史上消失了。
关于亚洲这一地区接下来的演进，我们请读者参考德拉波特的著作《美索不达米亚》和格罗茨的著作《爱琴文明》。我们这里只需注意事件的历史意义便可得出结论，文献的缺乏使我们只能概述而不能描述这些事件。公元前2千纪初，雅利安人和亚洲部落的入侵结束了一个闪族人的帝国，这个大帝国正处于汉谟拉比的巴比伦-阿摩利王国向小亚和巴勒斯坦同时扩张的胚胎状态。在叙利亚海岸，埃及人陈兵列阵，成为闪族帝国进军的障碍；在小亚一方，因为没有高度组织的国家占据高原，闪族帝国的军队几乎未受到抵抗。因此，巴比伦人已经提前派遣他们的战士和商人前往陶鲁斯矿山和西里西亚的大门，以确保东地中海的入口安全。[50]考古发掘[51]已经证明在卡帕多西亚矿山方面和黑勒斯路上，巴比伦的野心并未减少，他们前进的计划也并非不完备。大约公元前2 300年，巴比伦殖民地[52]在亚吉斯山脚下马萨卡地方繁荣起来，后来卡帕多西亚希腊化王国的首都凯撒利亚就在马萨卡兴起。有一条商队和军队经常通行的大道经过这里，这就是希罗多德所描述的波斯帝国未来的国王大道。[53]这条大道从凯撒利亚一直到黑勒斯盆地的中心忒利亚；大道在这里分开两支，一支向黑海方面抵达辛诺普港口，另一支经过萨底斯向爱琴海方面在以弗所港口出口。因此，这个地方被很好地选择来控制美索不达米亚与尤克星海和爱琴海之间的交通。
试图控制这条要道的并非只有巴比伦一者，大约公元前3千纪末期，巴比伦的顺臣亚述国王曾沿上幼发拉底河进至卡帕多西亚，于米利坦渡河，直逼马萨卡。那之后，亚述人的名字在此处淹没了巴比伦人的名字。[54]这样，在卡帕多西亚的心脏地区，亚述人的雄伟计划在很早时代就被证明了，但在亚述本国则没有任何一份文献能向我们表明这种计划。小亚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在美索不达米亚面对移民的攻击之前便早已与这些移民建立了联系；新来者随身带来的马匹已经出现在马萨卡地区焚烧过的滚筒印章和小物件上了。[55]
马萨卡的闪族殖民地消失了，当赫梯人、米坦尼人和他们的联盟靠暴力占据高原时。不久，赫梯人便侵入美索不达米亚，进而抵达巴比伦。正如G.科腾诺所写的，“这样，赫梯人是阻止(闪族人)进入欧洲的敌对力量，在入侵巴比伦并推翻了巴比伦第一王朝之后，又迫使闪族人返回美索不达米亚，后来作为一种回声，指引他们向埃及进发，叙利亚-闪族因素在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时起到了突出作用……这样，我们看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所构成的全部闪族被非闪族之民族所包围，东为埃兰人，北方是藩族人和米坦尼人，西为赫梯人。我们不得不等到穆斯林人入侵之时，才能看到闪族人实现了他们在其历史伊始便试图实现的扩展”。[56]
第三节 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
赫梯人对巴比伦的控制(公元前1925年)大约发生在埃及第十二王朝中期。伽希特人进入巴比伦(公元前1760年)几乎与埃及第十三王朝的开始(大约公元前1788年)一致。第十三王朝结束时，来自亚洲的野蛮人喜克索斯人的入侵征服了下埃及。这些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埃及的财富和土地的肥沃已尽人皆知，埃及不可能逃过野蛮人的攻击；只要他们已经吞食并消化掉了亚洲的文明国家之后，他们便来到从幼发拉底河引向尼罗河的走廊，并尽力侵占三角洲。
在这一时期，埃及经历了与其他古老亚洲文明相同的事件，这一时期仍十分模糊。正如在赫梯人和伽希特人占领希纳尔的那几个非常重要的世纪里，巴比伦的文献静默无言或者缺乏那样，埃及的纪念物似乎也在野蛮人到达之时消失了。然而，我们可以证实，在入侵之前有一个缓慢而和平的渗入时期，与伽希特人渗入巴比伦的那种情况相似。
《辛努亥历险记》的叙述使我们得知，第十二王朝初期，埃及向外的移民是大量的，并在叙利亚受到欢迎。在森努塞尔特二世统治的第六年(大约公元前1900年)，大约赫梯人掌握巴比伦之后的第二十五年，雕刻在贝尼·哈桑(中埃及)一个坟墓墙壁上的图画证实了一个事实，即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亚洲移民已经从三角洲出发移植到了尼罗河谷的中心地区。壁画上有一群战士，手持弓箭、长枪和飞去来器，身披杂色羊皮袍或埃及式腰布，站在诺姆长(nomarch)面前，守卫所有运送锑粉(亚洲产品)的驴子。一个弹琴者和一个战士伴随着妇女，而妇女的厚袍子有精美的刺绣。这个由37个人组成的小部落的首长(“沙漠的首长”)驱赶着面前的一群山羊作为贡物；他的名字是易布沙(图22)。一个国王书吏正把一个泥板传递给诺姆长，上面写着“大约37名阿穆人到来，把空旷之地(沙漠)的锑粉带给诺姆长”。[57]
图22 大约公元前1 900年迦南人到达贝尼·哈桑[58]
王室行政管理中的一位官员(他把自己算作亚洲人，并自我介绍给亚洲人)居于亚洲人中间这件事表明，亚洲人居住在贝尼·哈桑具有一种官方性。他们既不是商人，也不是来到埃及试运气的自由手工艺人，而是一个完整的家族或者一个小部落，他们来乞求法老的优待，而法老允许他们去往贝尼·哈桑。这样一个场景在埃及描绘出来，这还是第一次；文献仍然是独特的。难以避免的信息不是那些从巴勒斯坦逃出来的人们，受某些特殊事件的驱使，来到埃及并寻求法老的庇护吗?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公元前1900年)与赫梯入侵的时间(公元前1925年)相近，这一事实允许我们确信，这次人口出逃与进入那条一直通往埃及的走廊的游牧民族造成的骚乱有某种关系。
当时，在接下来一个君主森努塞尔特三世的统治下，埃及军队在巴勒斯坦中心地区展开了大战；因此，危险迫在眉睫。森努塞尔特三世亲自“出征塞克门(示剑)的曼条-森条人，而可怜的罗丹奴被推翻”。叙述此事的塞贝克-胡将军不得不“掩护埃及军队的后阵”，以防阿穆人的攻击，而以自己“没有退缩”感到自豪。[59]当时的状况表明埃及军队不得不进行一次撤退战，并没有什么值得荣耀的。战争记事中论调的改变已经可以察觉出来；我们看到“可怜的”这个称号已用于指代亚洲人，这个称号在以前的亚洲战记中从未出现过。然而，埃及军队仍控制着形势。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统治的第45年(大约公元前1804年)，一支远征军的队长普塔胡说:“在返回时，他已经从神秘的河谷和迄今尚不知名称的遥远土地为国王带回曼条人的贡物。”[60]另一方面，埃及也派代表作为大使前往罗丹奴首长那里。[61]毫无疑问，巴勒斯坦的形势是法老最担心的事情。
第十三王朝(公元前1788—公元前1660年)时期，埃及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埃及的大门处酝酿的暴风雨最终怎样摧毁了最后的屏障?由于缺乏纪念物，我们几乎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每件事物都指向这样一种信息，即由于大量国王彼此争夺埃及王位并统治短暂，埃及的外部危险加强了；这是埃及无政府状态的一般征兆。王朝内部因外来入侵而变得复杂化，这个时期从第十三王朝一直延续到第十七王朝。底比斯中王国像古王国那样结束了，不同之处在于中王国之后的社会混乱没有古王国之后那次社会混乱严重。相反，亚洲方面的危险则更具威胁力。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年代几乎完全缺乏重要纪念物可供参考，这是东方国家入侵的正常结果。
官方资料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萨卡拉和阿拜多斯的王表对第十二王朝末至第十七王朝初的所有法老的记载都是缄默不语；[62]都灵纸草(可惜残缺不全)列举了大量国王的名字，对这些名字分类极为困难，但这些国王名字或许属于同时代的几个地方王朝。至于希腊作家，他们不但没有澄清这些模糊性，反而堆积了一些传说、错误和矛盾。马涅陀著作的摘录者也毫不犹豫地把1570年的统治时段给予第十二王朝至第十七王朝之间的这个中间期，但爱德华德·迈耶证明，天狼星日期提供的准确数据把这些怪诞的数据减为210年。[63]我们马上就能看到[64]这份“短期年代”[65]被近期克里特和东方世界其他地方的考古发现证实了。
除了对国王数目和马涅陀浮夸的年代记的保留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王朝作为一种便利的历史框架，以便把从混乱中出现的稀少的历史事实安排进去。
事实上，第十三王朝包含三个王室家族，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从他们很短的统治年限来看，数量一定很多，但只留下了很少的纪念物。这些法老中的几位是篡位者，这一点从描绘在他们卡图什中的不寻常的头衔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中一个法老把他的头衔“将军”作为王名；另一个法老在卡图什里铭刻了他的年号“尼格罗”。后者属于王朝末期的国王、宣称自己是“阿瓦里斯的塞特神的钟爱者”。[66]当时，塞特是亚洲入侵者喜克索斯人的埃及—闪族神；阿瓦里斯是他们的首都。因此，在第十三王朝结束前，大约到公元前1700年，喜克索斯人极有可能已经到达三角洲了，并支配埃及国王，至少在下埃及是这样。
给予这些入侵者的名字喜克索斯来自马涅陀，由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引用。他把喜克索斯这个名字应用于首长，而非民族自身，并说喜克索斯是由两个词语构成的。一个是ικ’k即hyk，在《圣经》中意思是“国王”，另一个是σωζ，在通俗文字中意思是“牧羊”；整个词的意思是“牧羊的国王”(ποιμε'νεζ)。马涅陀的这种解释并非完全不可信，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因为埃及人用heqa这个名字称呼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西奈或罗丹奴的叙利亚首长。另外， shós在科普特语中意思是“牧羊”，来自一个埃及词语sha’su，这个词被埃及人用于指代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游牧民族。然而，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通俗词语变化”的事例。这个词真正的起源似乎在于词语heqa-kha’st，意思是“沙漠的统治者或外国土地的统治者”，这个词从第六王朝直到托勒密时代通常用来指代亚洲部落的首长。[67]我们应当能记得那些由森努塞尔特二世允许定居在贝尼·哈桑的闪族部落的首长便带有这个头衔heqa-kha’st，喜克索斯这个词可能是从这里演化而来的。在后来，第十八王朝的征服者们将继续用这个名称称呼他们与之战斗的亚洲部落的一部分人。[68]
马涅陀已经记述了最后的入侵(由约瑟夫保留下来)，我们必须引用。那是关于那些野蛮入侵者的唯一现存的证据，巴比伦和叙利亚在这些野蛮人入侵尼罗河之前深受其害。
“在国王提缪斯[69]统治时期，神的怒气打击我，我也不知其原因；完全出人意料，不知是何种族之人从东方而来，胆敢侵入我们的国土，很容易地且没有经过战争便掌握了我们的国土，使我国土的首长成为囚徒，然后残忍地焚烧城市，亵渎神庙，虐待居民，并强迫其他一些男子与其妻儿共同沦为奴隶。最终，他们令他们当中一个被称为撒拉提斯的人为王。居住在孟菲斯，向上下行省[70]征收贡赋，在险要之地布兵备防。他尤其在东部边境设置边防，可能他已预见亚述人一旦强盛起来又必定会入侵他的王国……因此，他在阿瓦里斯设立要塞，并安置24万重兵于此地。他在夏季来到这里，分发大麦和工资，勤练士兵，以慑服外国人……”[71]
没有任何一份象形文字文献能给出堪与马涅陀的叙述相比较的叙述，但埃及官方文献不习惯于描述埃及所遭遇的灾难。
反之，一旦国仇已复，便有人提及不可言说的惨败时期，即埃及被入侵者的“灾害”( Iàd e)[72]所吞没的时期。图特摩斯一世对他自己的臣民说:“我已经使那些畏惧者获得了胜利，我已经为我的臣民驱逐了恶魔。”[73]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回忆说:“自阿穆人居住在三角洲四周和阿瓦里斯以来，自他们当中的游牧民族推翻了既已建立起来的一切以来，一切都处于荒废状态，我恢复了它们。他们统治过程中忽略了拉神，没有一个人服从神的秩序。”[74]在稍后的时代，在第十五王朝编辑而传于我们的一个流行的故事中这样表述道:“因此，埃及土地属于暴徒，没有合法的君主。终于国王塞肯宁拉成为南方王国的国王，而暴徒则居住于阿穆人的城市，首长阿珀辟则住在阿瓦里斯；因为他掌握着整个土地，整个土地上的贡物都归他所有，北埃及所有好的东西都归他所有……当时，国王阿珀辟祈求神苏特胡作他的主人，除了苏特胡神之外，国内不再崇拜其他神……”[75]第十五王朝末期的美楞普塔用相同的文字追述当时的事件:“当埃及国土处于他们手中之时，当灾难来到埃及国土之时，上埃及的国王竟然没有任何人能抵御他们，这是下埃及国王的历史中未曾见到的……”[76]
雷蒙德·韦尔鉴于这类叙述的含糊不清，认为喜克索斯诸王侵略的全部故事都是传说性质的。[77]在他看来，喜克索斯国王们事实上只是三角洲的一个埃及王朝，他们只是用亚洲人替他们与底比斯国王们战斗；他认为我们刚刚引用的证据太普通了，根本没有历史价值。这并不是大多数史学家的观点。[78]在我们看来，埃及文献的模糊是由法老的骄傲和不喜欢用明晰的语言表露战败的时日造成的，但我们感到上面所引用的段落一定指的是一次真正的入侵。
没有任何图画的纪念物使我们了解喜克索斯人的身体类型。人头斯芬克斯事实上描绘的是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玛里埃特认为他能从中观察出野蛮征服者的一般形态。[79]我们没有关于喜克索斯人种族起源的更好信息。马涅陀说:“他们来自东方，他们称自己为腓尼基人，而其他人称他们为阿拉伯人。”[80]埃及文献称他们为亚洲人(阿穆人)、贝都因人(曼条人)、山民(卡斯条人)或游牧民族(沙玛穆人)。[81]在这些人中，有大量的叙利亚人和闪族人因素；证据可以从君主和首长的装饰物中发现，我们在装饰物上发现了基汗、雅乌波、阿纳特赫尔等名字，这些名字让我们想起了迦南人的神和英雄；但我们也发现了其他名字，例如伯弄、阿巴南等等，这些名字既不是闪族人的，也不是埃及人的，或许来自小亚。喜克索斯人必定是一个杂种人民，阿摩利人和闪族人被移民潮卷入其中，这次移民潮是由与伽希特人、赫梯人和米坦尼人的运动大约同时进行的运动所驱动的。[82]迦南人屡次被埃及人打败，他们自己决不能突破三角洲的防线。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被其他民族包围，马涅陀讲到了他们的那些战士，他们继续在阿瓦里斯地区从事军事战斗。这些战士或许是精力旺盛而强壮的野蛮人，装备着铜剑和铁剑，用马匹驾驭可怕的战车，在他们出现之前，埃及人不知道这种马拉战车。正是这个比埃及人装备更精良的民族打败了诺姆的民兵和法老的黑人军队，可怜的是他们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领导。因此，喜克索斯的指挥力量可能是那些新来民族——伽希特人、赫梯人、米坦尼人或他们的同族——中的一个，而被侵略所卷入的暴民则是由阿摩利人和迦南人构成的。埃及文献的不完备使我们不能得出更正确的结论，但更多的文献将会在叙利亚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喜克索斯人从这条路上到来，他们可能在他们的通道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闪族人被入侵者挤到一边，这使得所有部落的位置完全改变了。当伽希特人开始入侵希纳尔时，腓尼基人(他们最初的居住地似乎是岛屿和波斯湾的港口)穿过沙漠迁往红海，然后迁入地中海地区，在叙利亚海岸建立了适于他们航海口味的港口和岛屿。[83]在同一时代，以色列的第一个部落在亚伯拉罕族长的统领下，沿肥沃的新月地带的曲线，经过几个阶段，从迦勒底进入巴勒斯坦，这个部落在巴勒斯坦遇到了赫梯人。后来，路过喜克索斯人进入埃及的那个入口之后，雅各和约瑟[84]的同伴们能够进入尼罗河谷；“一个独特的古老传说告诉我们，他们在一个喜克索斯国王阿波比斯(即阿波菲斯)统治时期到达埃及。”[85]
最后，将变成希伯来人的那些人——尤其是伊多姆人——开始渗入迦南。在第十二王朝时，他们仍未出现在那里；我们发现他们大约在第十九王朝(大约公元前1300年)时期开始移居那里。他们突入此地开始于第十二王朝和第十九王朝之间的中间期或大约公元前16世纪。伊多姆人帮助把迦南人往埃及方向推进，他们与迁移中的其他亚洲人混合在一起进入埃及。[86]
喜克索斯人对尼罗河谷的占据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不仅仅是埃及历史中的一个故事。在公元前1660年至公元前1580年这80年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一种建立野蛮人帝国的企图；这个帝国的重心位于阿瓦里斯(或许珀勒修姆，位于三角洲的东部边境)。[87]埃及只是这个帝国的南半部分；巴勒斯坦—叙利亚走廊形成了帝国的北半部。或许肥沃的新月地带至少曾于数十年间受到单一君王的统治。
我们正是从马涅陀和埃及人的纪念物上获得了有关喜克索斯国王们的名字的知识。第十三王朝以后，马涅陀列举了一个第十四王朝，这个王朝由居住在三角洲西部索易斯的诸国王构成；然后，阿瓦里斯的牧羊王形成了第十五王朝、第十六王朝和第十七王朝，尽管一些底比斯国王在上埃及建立了第十七王朝。调和这些不同证据的最合理的计划是接受一种假设，即这些王朝是同时并存的，[88]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公元前1 680年至前1 580年)同时统治:
在索易斯 在阿瓦里斯和下埃及 在底比斯
埃及的第十王朝 牧羊的第十五王朝、第十六王朝 上埃及的第
(西三角洲) 和第十七王朝 十七王朝
阿瓦里斯的牧羊王比索易斯的小王和底比斯的国王更强大。这些牧羊王的两个阿波菲斯和基汗(对应约瑟夫笔下的阿波菲斯和伊安那斯)从整个埃及获得贡赋，掌握着统治尼罗河谷下游和上埃及大部分地区的整个统治权。征服者已经被埃及高等文明迅速征服了，并迅速理解了法老聪明的行政管理的政治优势。因此，我们发现阿瓦里斯国王们采用埃及宫廷的习惯和称号；他们有以官方方式雕刻的雕像，也有成千上万的雕刻圣甲虫，他们的名字用象形文字雕刻在圣甲虫上。埃及神的神庙由他们保持和修复。[89]但在阿瓦里斯和塔尼斯，叙利亚的巴力神即小亚的特舒布神也以苏特胡的名字受到崇拜，苏特胡是埃及沙漠和外国土地之神塞特的一种形式。
像基汗这样的君主向拉神祈求，也向苏特胡神和忒萨布诉求；因为他试图把亚洲和埃及统一在他的统治下，这两地直到他统治时是始终分离的。他在他的第一个国王卡图什里铭刻着重要头衔“他统一了各国”。尽管像法老那样称自己为“善神”，但他仍保持着亚洲首长的那个古老头衔Keqa Khast，“Kyksös”这个词或许源自Keqa Khast。这些对所有地区的统治的宣称或许可以通过一种扩展到整个文明的东方的权威得到证实:我们从底比斯与第一瀑布之间的格布雷的一块大理石上和三角洲布巴斯提斯的一个雕像上读到了基汗的名字；这个名字也可以于巴勒斯坦基泽遗物中的圣甲虫上、巴格达小玄武岩狮子上[90]和伊文思爵士在克里特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挖掘出的雪花石膏瓶盖上[91]发现。基汗在事实上已控制了从第一瀑布到波斯湾的整个东方世界，或者在埃及与叙利亚之间的中间站阿瓦里斯这个中间点上，把他恐怖的威力强加于整个东方世界。
但这个帝国并不稳固。这个帝国没有国家成立所必需的任何元素，我们要在这个帝国中寻找一种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统一原理，那绝对是徒劳。喜克索斯人的统治只是一种地域上的占据。他们的统治力量以人口的众多为基础，他们的人口已经淹没了东方，因优势而产生的威严并不存在于他们中间。甚至他们的军事力量也并非不可战胜，因为底比斯和索易斯与之抗衡并保持国家主权。除此而外，他们既没有扩张的道德力量，也没有技术优势。他们在埃及的行为就像野蛮人和暴发户；因为完全不能对尼罗河文明造成影响，他们迅速地埃及化了。故而，他们短命的统治特征由他们留在埃及和他们所经之地的少量而深邃的纪念物证实了。正如匈奴人于公元5世纪威胁欧洲一样，喜克索斯人也威胁着东方世界，除了依靠武力和人口数量而外别无他法。他们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崩溃；由于一些无人知晓的原因，维持他们统治的军事机器突然崩溃了，不能抵制来自南方和亚述的攻击造成的震动。[92]自那以后，从尼罗河至幼发拉底河，喜克索斯人所留下来的只是杂种的人口，这些人甚至丢掉他们的名字，如此迅速而彻底地被古代人口吸收了。
因此，来自小亚的亚洲人和雅利安人表明他们不能完成由闪族人规划而由汉谟拉比组织的帝国计划。但他们对整个东方世界有效的控制，尽管不稳定，但也可能使底比斯和巴比伦某些睿智的政治家推想一些适当的方法组织一个更持久的帝国。
【注释】
[1]贾丁内尔出版了一份纸草，该纸草给出了一份努比亚的埃及要塞清单，上面有十二个要塞的名字(Gardiner in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London，vol.III，p.184)。
[2]Gardiner in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London，vol.III，p.184.
[3]Zeitschrift fürœ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Leipzig，vol.XLV，p.134.
[4]Lepsius，Denkmäler，II，151.
[5]Zeitschrift fürœ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Leipzig，vol.XLV，pl.VIII(a)；也可参见James 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Chicago，1906，I，657。
[6]P.Montet，“Les inscriptions de l’O.Hammamat”in Memoires et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cais d’archeologie orientale，Cairo.
[7]EduardMeyer，Histoiredel’antiquite(Frenchtranslationofthe3rdeditionbyA.Moret，vol.ii)，Paris，1913，pp.278—288.
[8]Maspero，Centes populaires，iv，104—114:“The Shipwrecked Mariner”.
[9]Gelinischef f in Recueil de travaux relatifsàla philology etàl’archeologieegyptiennes et assyriennes，Paris，
vol.XXVIII，pp.73—112；参见Alexandre Moret，Rois et Dieux d’Egypte，3rd ed.，Paris，1922，242ff。
[10]这个词出现于《船舶遇难的水手》这个故事中(Gelinischeff in Recueil de travaux relatifsàla philology età l’archeologieegyptiennes et assyriennes，Paris，vol.XXVIII，p.104)。
[11]R.Weill，“L’Asie dans les textes de l’Aaneien et du Moyen Empire”in Sphinx，Uppsala and Paris，vol.VIII，199f f.
[12]Weill in Sphinx，Uppsala and Paris，vol.IX，166f f.
[13]Weill in Sphinx，Uppsala and Paris，vol.IX，166f f.
[14]参见Sethe，Urk.，IV，907，这里的文献把下罗丹奴与上罗丹奴区分开来了。
[15]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118.
[16]Gardiner，“St.Petersberg Papyrus”，1116，B.recto 11，66f f.in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London，I，105.
[17]Berlin Papyrus(Sinuhet)，1，17.
[18]R.Weill in Sphinx，Uppsala and Paris，8，191，210；Gardiner in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London，I，106；G.Maspero，Gontes Populaires，IV，77.
[19]引文是G.Maspero，Gontes Populaires，IV，pp.79f f中给出的翻译本，并由Gardiner的译本“Notes on the Story of Sinache”in Recueil de travaux relatifsàla philology etàl’archeologieegyptiennes et assyriennes，Paris，vols.XXXII—XXXIV，p.36进行了修正。
[20]凯奔这个名字与拜布罗斯相同，早就有争议，现在似乎毫无异议了(参见Alexandre Moret，Roiset Dieux d’Egypte，3rd ed.，Paris，1922，219f f；Gardiner，“Notes on the Story of Sinache”in Recueil de travaux relatifsàla philology etàl’archeologieegyptiennes et assyriennes，Paris，vols.XXXII—XXXIV，p.21)。
[21]人们已经质疑这种吸引人的描述是否适用于叙利亚；然而，五百年以后的《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给出的扎伊(Zahi)的图景也与这里的描绘相似。参见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275。
[22]Maspero，Contes，78.
[23]塞德(Se t he)已试图证明芬克胡是一个古老的名称，源自Φοíυικεζ，而后者源自腓尼基，并意指腓尼基；这个名字出现在埃及第五王朝的文献中(James H.Breasted，A History of Egypt，London，1906，vol.s 45，85，130)。这种诱惑人的解释被大多数埃及学家以语言学上的理由拒绝了(Recueil de travaux relatifsàla philology etàl’archeologieegyptiennes et assyriennes，Paris，vol.33，18；参见H.R.Hall，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London，1913，159)。然而，塞德用新证据重申了他的观点(Sethe，Mitt.Vorderasiat.Ges.，1916，p.305—319)，并坚持认为芬克胡最初指代一个叙利亚人的部落，后来扩展进外来因素，并用来指带叙利亚，源自同一个词根Φοíυιξ。
[24]Maspero，Contes，pp.101—102.
[25]Maspero，Contes，p.86.在埃及人的眼中，亚洲人是山民，我们切不可忘记黎巴嫩和陶鲁斯高达9000英尺和12000英尺。
[26]“可怜的hs”这种称呼还未适用于亚洲人，只是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218引用的纸草文献中有这种用法。
[27]H.R.Hall，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London，1913，158.
[28]Gardiner，The Admonitions of an Egyption Sage，32.
[29]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pp.228—278.
[30]H.R.Hall，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London，1913，36，159；卡玛尔式花瓶在图版III，1中表现出来；参见Hall，“The relation of Aegean with the Egyption Art”，in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London，vol.I，pp.116f f.关于影响时期编年的这些事物的顺序，参见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253，note 3。
[31]EduardMeyer(Histoiredel’antiquite[Frenchtranslationofthe3rdeditionbyA.Moret，vol.ii]，Paris，1913，p.146)得出结论，伽希特人不是雅利安人；相反的观点也由H.R.Hall(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London，1913，201)坚持下来。
[32]参见EduardMeyer，ReichundKulturderChetiter，Berlin，1914；Ed.Pottier，“L’arthittite”inSyria，Paris，vol.I(1920)；Cowley，The Hittites(1917)；Contenau，“Les Hittites”in Mercure de France(Mar.I，1922).科腾诺(Contenau)写道:“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是那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的皮拉斯吉人(Pelasgians)，对其他人来说，他们是原始亚美尼亚人。”
[33]Fr.Hrozny，Die sprache der Hittiter(1917)；Weidner in Mit.der Deutschen Orient-Gesell.(1917)；Ed.Pottier，“L’art hittite”in Syria，Paris，vol.I(1920)；Cowley，The Hittites(1917)；Contenau，“Les Hittites”in Mercure de France(Mar.I，1922)and in Zeitsch Deutschen Morgenland-Gesed.(1922)；Sayce in Anotolian Sendies presented to Sir William Ramsay 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1920)，p.58.后面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赫梯文献的主要语言是亚洲语言。
[34]Contenau，“Les Hittites”in Mercure de France(Mar.I，1922)，p.399，写道:“从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构成赫梯王国的因素极为复杂；印欧因素源于亚美尼亚地区；或许还有高加索和亚洲因素，更可能掺有欧洲因素；这是语言、宗教和雕刻纪念物的研究给出的一种场景。”
[35]G.Maspero，Histoire ancienne des peoples de l’Orient classique，Paris，1896，II，353；Eduard Meyer，Reich und Kultur der Chetiter，Berlin，1914，13，pls.I，II.
[36]Eduard Meyer，Reich und Kultur der Chetiter，Berlin，1914，pls.XIV—XV.
[37]Ed.Pottier in Syria，Paris，vol.I，268f f.
[38]Eduard Meyer，Reich und Kultur der Chetiter，Berlin，1914，57.
[39]King，Chronicles，i，148；Eduard Meyer，Reich und Kultur der Chetiter，Berlin，1914.
[40]例如哈达德(Haddad)、阿斯塔特(Arstarte)和塔木兹—阿多尼斯(Tammuz-Adonis)与赫梯人的母亲女神塔舒布和儿子神实为相同。
[41]Ed.Pottier in Syria，Paris，vol.I，264f f.
[42]Gen.xxiii，3.
[43]Contenau，“Les Hittites”in Mercure de France(Mar.I，1922)，p.380.
[44]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290.
[45]Winckler，Mitt.Deutsch.Orient-Gesell.(Dec.，1907)，51.
[46]Annals of Thothmes III，参见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75。
[47]用Kharri(即雅利安人)这个名字称呼自己(H.R.Hall，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London，1913，201，n.6)。King in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London，vol.IV，p.192不同意这种解释。
[48]Meger，XXXVI，58.
[49]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289.
[50]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207.
[51]Chante，Mission en Cappadoce(1898)；G.Contenau，Trente tahlettes capadocienes(1919).
[52]Eduard Meyer，Reich und Kultur der Chetiter，Berlin，1914，51.
[53]Herodotus，Historiae，V，2.
[54]亚述人沿大道向黑海的扩张说明了希腊历史学家为什么称呼黑勒斯沿海地区和辛诺普地区为亚述(Eduard Meyer，Reich und Kultur der Chetiter，Berlin，1914，52)。
[55]Eduard Meyer，Reich und Kultur der Chetiter，Berlin，1914，p.54—55.
[56]Contenau，“LesHittites”inMercuredeFrance(Mar.I，1922)，p.399.
[57]G.Maspero，Histoire ancienne des peoples de l’Orient classique，Paris，1895，I，468；参见Weill，Sphinx，Uppsala and Paris，vol.VIII，p.204。
[58]参见Newberry，Beni-Hasan，I，Rl.30。
[59]Garstang，El Arabah，Pls.4—5；参见Sphinx，Uppsala and Paris，vol.IX，pp.2ff.关于塞克门的叙述，可参见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p.290。
[60]James 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Chicago，1906，I，p.728.
[61]Weill in Sphinx，Uppsala and Paris，vol.IX，pp.9—10；参见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p.289。
[62]相反，卡尔那克王名表提到了属于第十三王朝和第十七王朝的35个名字。
[63]R.Dussaud，Les civilizations prehelleniques dans le basin de la Mediterranee，2nd ed.，Paris，1914，79ff；James 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Chicago，1906，II，p.298f f.
[64]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253，note 3.
[65]几个历史学家对此有争议，例如皮特里和马斯帕洛(G.Maspero)。
[66]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p.301.
[67]Weill，La fin du moyen Empire，187；参见B.Gum and Alan H.Gardiner in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London，vol.V，p.38。
[68]Sethe in Zeitschrift fürœ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Leipzig，47，84.
[69]没有从纪念物上发现。
[70]下埃及和上埃及。
[71]Josephus，C.Apion，I，44，85；参见Th.Reinach，Textes relatifsàl’histoire du Judaisme，p.23。
[72]参见Gardiner，Admonitions，II，5—6，相同的表述。
[73]Sethe，“Neue Spuren der Hyksos”in Zeitschrift fürœ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Leipzig，vol.XLVII，p.73(参见Sethe，Urk.，IV，102)。
[74]Sethe，Urkunden，IV，390.
[75]Maspero，Contes，p.2f f.
[76]Rouge，Inscriptions hierogl.，pp.188—189.
[77]Weill，La fin du moyen Empire egyption(1918)；这部著作由于其文献很好，从而很有用。
[78]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303；Gardinner and Gunn in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London，vol.V，p.36，Vol.III，p.109.
[79]G.Maspero，Histoire ancienne des peoples de l’Orient classique，Paris，1895—1896I，503，and II，56.
[80]Ap.Josephus，C.Apion，I，14，85.
[81]卡斯条人、沙玛穆人、沙苏等名字也是图特摩斯远征时叙利亚人特有的。
[82]G.Maspero，Histoire ancienne des peoples de l’Orient classique，Paris，1895，vol.II，pp.55f f；Eduard Meyer，Reich und Kultur der Chetiter，Berlin，1914，p.58；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p.304.
[83]G.Maspero，Histoire ancienne des peoples de l’Orient classique，Paris，1896，vol.II，pp.62—64.
[84]这些名字出现在喜克索斯时期的圣甲虫上，Weill，La fin du moyen Empireegyptien，184f f.
[85]G.Maspero，Histoire ancienne des peoples de l’Orient classique，Paris，1896，vol.II，p.71.
[86]Isidore Levy，“Les Horites，Edom et Jacob daus les monumentsegyptiens”in Revue des Etude juives，LI，46ff.
[87]弗林德斯·皮特里认为他已经在孟菲斯与布巴斯提斯(Bubastis)之间戴尔—埃尔—雅胡地(Teel-el-Yahudieh)目前的地址上发现了阿瓦里斯的遗迹，但这个城市似乎只是一个小堡垒。最可能的理论把阿瓦里斯定位在珀勒修姆。关于这个主题，可参阅Gardiner，The Geography of the Exodus，关于另一种理论可参见J.Cledae，“le Site d’Avaris”in Recueil Champolion(1912)。
[88]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pp.305—307.
[89]Ed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e(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ition by A.Moret，vol.ii)，Paris，1913，pp.307—308.
[90]Weill，La fin du moyen Empireegyptien，179f f.
[91]这个发现证实了短篇年代记，这个年代记把埃及的喜克索斯人的控制减少到了一个世纪。中米诺斯二期的克里特人与第十二王朝的埃及人做贸易；中米诺斯三期的克里特人与第十王朝的吉亚有关系；晚米诺斯一期的克里特人派遣大使前往第十八王朝法老的宫廷。当时，中米诺斯与晚米诺斯之间的中间期不可能很长。克诺索斯的几个王宫根据持续的建筑学原理建筑，“尤其第二个重构的宫殿(大约于第十七王朝末期)在第二个王宫(与第十三王朝同时代)的基础上建起来”。正如多桑(M.Dussaud)说的，这些观察“极适于迈耶教授的体系并给予他无价支持”。(R.Dussaud，Les civilizations prehelleniques dans le basin de la Mediterranee，2nd ed.，Paris，1914，55ff)也可参见Sir Arthur Evans，The palace of Minos of Knossos，I(1921)，pp.18，31，421，and G.Glotz，Aegean Civilization(1925)，pp.26、205。
[92]马涅陀已经保存了这样一种暗示，即喜克索斯人害怕亚洲侧面的亚述人(参见A.Moret and G.Davy，From Tribe to Empire: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Primitives and in the Ancient East，p.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