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壮士一去不复还
1．大战前夜
冬季攻势结束后，也就是从1940年起，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开始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由于二次大战在欧洲展开，苏联需要集中力量改善对德防御态势，同时也不愿因援华刺激日本而导致东西两线作战，故基本停止对华军事援助；此时，美国尚未完成战争准备，根本谈不上对华援助，此前反倒是一直和日本做着贸易；英国则因忙于应付欧洲战局，更是无力东顾。这样一来，中国抗战所得外援日趋减少。
在此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趁机迫使中国屈服，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以便集聚力量，伺机南进对英美开战或北进侵犯苏联。为此，它们加紧了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诱降。
与此相应，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活动也进入高潮。1940年3月，中国政坛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蒋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抗战以来的第二次秘密媾和谈判，就“满洲国”问题、停战问题、防共协定及“经济提携”等问题讨价还价；二是汪精卫集团大小汉奸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粉墨登场，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时间，妥协投降的逆流甚嚣尘上，抗战前途被笼罩在浓重的“和平”阴影之中。
据汪精卫集团汉奸头目周佛海的日记记载，在汪伪政权成立前夕的1月1日，汉奸杨揆一曾带原韩复榘之政训处长马某晋见周佛海，洽谈张自忠、冯治安部情形及“策反”办法。[1]汉奸们的企图虽如痴人说梦，愚妄可笑，却足以反映当时的投降逆流是何等猖獗！
随着妥协投降逆流的抬头，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步加剧，反共摩擦事件不断出现，且日益频繁。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阎锡山部和石友三、朱怀冰部分别在陕西、山西、河北向八路军发动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出现严重紧张局面。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也趋于明显。有的官僚不顾民族危难，囤积居奇，聚敛无度，发国难财；有的官僚结党营私，荒淫无耻，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说法正是在此情况下出现的，表达了正直民众和前方将士的不满情绪。
上述一系列事实表明，正面战场的抗战已开始进入低潮。
国际国内形势的不利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抗战前线，以致军需补给严重缺乏，官兵士气日益低落。
1940年元旦，鄂北前线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张自忠携带一批物资，冒雪赶到孙家洲一带慰劳第七十七军，并就“统一思想，健全干部”问题与冯治安将军磋商。
张总司令的到来为第七十七军官兵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此时，冬季攻势尚在进行中。由于粮草不济，衣履无着，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在雪地中与日军拼杀，入夜则卧盖稻草以御寒，景况颇为凄惨。张自忠作为总司令，要命令官兵们拼死杀敌，却无力保障他们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心中十分焦虑。在第七十七军的几天里，他四处巡视，了解官兵疾苦，研究解决办法，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觉。当看到士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样子，张自忠目击心伤，对身边的幕僚说：“若无改善办法，只好个人早点死，以谢官兵！”
张自忠就任第五战区右集团军总司令后，表面上看，所指挥的部队似极庞大，而实际上由于防区广阔，各军分散布防，各自为战，联络阻隔，命令很难完全贯彻，可集中使用之机动兵力甚少。他所能依靠的基本力量只有第三十三集团军。在集团军内部，由于冯治安保存实力的倾向逐渐明显，张自忠对于第七十七军的指挥也出现一定困难。这样一来，他真正能够指挥裕如的部队，只有自己的第五十九军。该军自抗战以来，历经华北、徐州、武汉、随枣诸役及冬季攻势，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伤亡巨大，数目惊人，累计伤亡失踪人数在5万人左右。虽经多次补充，但因入不敷出，第五十九军兵力不断减少。1940年4月枣宜会战前，全军兵力不足1.5万，与第七十七军相加，总兵力也只有3万。由于张自忠坚决抗战、功勋卓著为蒋介石所深知，因此其兵力与装备补充多次得到蒋的优待，但即便如此张部作为非嫡系部队，其处境也是日益艰难，和汤恩伯等中央军部队形成鲜明反差。也就是说，张自忠官越做越大，兵却愈来愈少，且新兵比例加大，战斗力今非昔比。实际上，经过临沂大战的惨重伤亡之后，张自忠部再也未能恢复元气。一次，他曾忧虑地对副参谋长刘家鸾说：“责任加重，兵员减少，械弹不整，战斗力薄弱，将来非丢人不可！”
在兵力不断减少的同时，部队素质也明显下降。原因是老兵伤亡大，干部损失多，新兵比例不断增加，新提干部经验不足。张自忠深感部队素质下降对作战的影响至巨，作战之余不遗余力地狠抓部队训练，力求提高战斗力。在与老友孙连仲将军的一次谈话中，他表示：“我今后所当致力者有两点：一是整饬部队，期成劲旅，以便对国家有更多的贡献；二是等待时机，舍身成仁，给全军树立一个榜样。其他无所求。”
李宗仁
1940年2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由快活铺移驻附近之夏家湾。
4月12日～13日，军训部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来第五战区视察，邀孙连仲、张自忠、黄琪翔、孙震等高级将领在老河口召开会议，研究当面敌情。会议预测，日军于初夏时节将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行动，要求各部预作部署。
会余，张自忠邀老友、第五战区执法分监黄建平和高参张寿龄晤谈，他说：“敌人把我们估计得太低了。起初它总认为我们不堪一击，可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它在战略上零星地逐步增加兵力，旷日持久，把战线拖得很长，分散兵力，已犯兵家之大忌。我们自台儿庄大战取得辉煌战果以来，军民振奋，信心倍增，战斗意志旺盛，是值得欢欣的。这次会议，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敌人对我们右翼方面的兵团最注意，因为沿襄河水陆并进，我们可以直捣武汉。所以预料敌人的攻、防重点总要侧重在这个方面。因而我们今后对敌作战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根据这次会议的决策，我回去以后要作周密的部署。必要时，我还要到前方去指挥，狠狠地打击流窜的敌人。”[2]从这番话来看，尽管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不利变化，前线作战困难重重，但张自忠对抗战前途依然抱有信心。
这次会下，白崇禧找张自忠促膝长谈，对张奋勇抗战的卓著功勋深表赞许，但同时也对他抽大烟的不良嗜好提出善意劝诫。白诚恳地说：“我是回族，回教中有‘劝人为善，止人为恶’的戒条，兼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意义，所以我牵诸良心，与你相谈。希望你能在半年内戒绝嗜好，否则半年后中央将轮番调训，届时恐有不便之处。”[3]在此之前，李宗仁赴襄河西岸检阅第三十三集团军时，也就此事婉转地批评了张自忠。李、白的劝导使张自忠惭愧万分，也不胜感激。从此，他下定决心，戒除嗜好。
由于受白崇禧“劝人为善”的启发，会后他找到也染有烟癖的老友黄建平，决定劝他一同戒烟。他以出游为名把黄拉上自己的专车，途经一处险崖时，他偕黄下车，站立于悬崖峭绝处。黄建平莫名其妙，不明其意。只见张自忠面色严肃，一本正经地说：“你我二人过去都染上了不良嗜好，有负于长官厚望。我现在已下决心戒烟，请你告诉我你怎么办？否则我就不走了！”
黄建平吃惊之余，深为张自忠的善意所感，郑重地表示：“我一定按您的规劝办！”
后来，黄建平将军果然成功地戒绝烟瘾。[4]
张自忠返防后，集合部队训话，以革除恶习、誓死报国的大义勖勉全军将士，并说：“我们要做，应当先自我总司令和军师长做起，大家可以监督我们。”说着，命副官将他的烟具拿出来，当众捣毁，同时宣布：“从此以后，军中官兵有烟癖者，若不自动戒除，即依军法严惩。”
众所周知，戒烟是一件说来容易而做起来却十分艰难和痛苦的事。在长官的督促和全军官兵的监督之下，张自忠以极大的决心与烟瘾作斗争，使困扰他两年多的不良嗜好终于完全戒绝。
戒烟后的张自忠身心轻松愉快，精神更加振奋。在他的带动下，一些染有嗜好的官兵纷纷戒烟，全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这件事，不仅在战区传为美谈，也在当地百姓中广为流传。有诗云：
集团三十三，
官兵抽大烟。
昨天来了李长官，
下令禁鸦片。
将军张自忠，
是个血性汉。
听了长官戒烟令，
说办就要办。
先交自己枪（烟枪），
后搜师和团。
三天之内全禁绝，
真是不简单。[5]
戒烟一事，本由李、白等长官提起，而张自忠却从中感受到部下监督的力量。一次，在同一位友人吃饭时，他问道：“一个人，如果要改正错误，是长官督促的效力大呢？是自己觉悟的效力大呢？还是部下监视的效力大呢？”未等友人答话，他自己接着说：“我看长官也会客气，自己也会宽恕，最大力量是部下监视着。”[6]这恐怕是他由戒烟一事而得出的经验之谈，道出了民主监督的极端重要性。此事也生动地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意志并不是天生的，它需要后天的锤炼和激励。大多数人的意志都是被唤而后醒、被激而后起的一种隐伏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发动起来，常会产生惊人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张自忠坚信，中国抗日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但这种胜利绝不会轻易到来，而必须用热血和生命去争取，因此每一个军人都应当恪尽职守，为国效死。正如他常对部下所说的：“最后胜利必须用鲜血和头颅去换取，空喊胜利，坐待胜利，是永远也不会胜利的。”“我们要从死里求生，不能存半点的侥幸心理。”[7]他以此激励部下，更以此要求自己。
在张自忠生前留下的并不算多的言论中，出现最多的字眼，恐怕莫过于“死”了。在给自明的信中，他说：“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在对部下训话时，他说：“我们军人要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算完成军人的责任。有机会，我一定带着你们找一条死路去。”在与孙连仲谈话时，也表示要“等待时机，舍身成仁，给全军树立一个榜样”。谈来说去，总离不开一个“死”字。
的确，古往今来，生与死都一直是对军人的最大考验。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如果不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更不可能成就轰轰烈烈的功业。在同部下的谈话中，张自忠曾就人的生死问题作了阐释，他说：“人生平均年龄不过五十左右，事业之成就与否亦唯五十左右而定。故吾人应知努力之时机倏忽即逝，倘不急起追求，则必贻害终身，永成憾事。即令终老一生，但最后亦不免一死，与其庸碌而死，当不如轰轰烈烈建立一番事业。既有裨于国家，复获显贵之名誉，则虽死不死矣。”[8]这是何等精辟的见解！
正是在这种生死观的支配下，张自忠每战必预留遗嘱，抱定必死之心，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939年8月23日，他对前来采访的《时事新报》记者说：“余每次作战，都以‘必死’自誓，同时亦以此告诫部下。以往诸战役，如临沂之攻击、潢川之防御、京钟路之会战以及敌人所谓‘五月攻势’等大小数十战，莫不赖此而转危为安。”[9]
何基沣
大家既为他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所鼓舞，也为他的生命安危而担忧。为此，李宗仁曾不只一次地劝告过他，但张自忠依然故我，每有战斗仍照赴前线不误。一直跟随张自忠左右的手枪营营长杜兰喆再也按捺不住，毅然上书进谏，大意是：设官分职，各有专责。一个指挥十几万军队的兵团总司令，应该运筹帷幄，掌握全盘，绝不应该带领少数人到第一线与敌人拼命。否则，对整个战局和国家的安危都是十分不利的。
翌日，杜营长又找到张自忠，含泪哭谏，直讲得涕泗横流，泣不成声。张自忠也被部下至诚的情义感动得落下眼泪，更为自己拥有如此忠诚的部属而倍感欣慰。他动情地对杜营长说：“你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有我的想法，日本人之所以敢如此猖狂，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我们太怕死了。如果我们不怕死，他们就不敢为所欲为了。所以，我想以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和生命激励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死了总司令有人当，怕什么？不要哭了，也不要再说了，你的心意我很理解。”[10]
1940年4月初，第七十七军第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因“通共”嫌疑，被国民党中央电调前往重庆“受训”。为防不测，张自忠特派陈继淹陪何赴渝，以相照应。
行前，他亲自为陈设榻，作长夜谈。他提醒陈说：“敌人炮火一冬未停，到天暖时定有向我发动激烈攻势的企图。希望你往返的时间不要过两个月！”
陈答：“事毕一定早回，请你休息吧！”
“这个年月，见一次少一次，总是在一起多谈谈好！”张自忠语气中带着伤感。当谈及远在四川绵阳养病的宋哲元将军时，他变得更加悲戚，说：“近接电报，病势沉重，倘有不测，我更不愿再生！”
次日，张自忠骑着白马“长虫”亲自为陈继淹送行。他紧握着陈的手说：“盼你早去早归，昨晚谈的话，千万请你注意。若是来晚了，也许不能相见！”张自忠的反复叮嘱使陈继淹强烈意识到，张总司令一定是预感自己死期将至。他郑重地向张行了军礼，两人互道珍重而别。陈继淹后来回忆说：“登车后，举手回顾，他还擎着右臂，摇动不已。那种依恋的情态，使我几乎掉下泪来！”[11]
陈走后不几天，绵阳传来令张自忠震惊的消息：宋哲元将军病故！
1938年3月第一集团军番号撤销后，宋哲元被架空，专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由于蒋介石的排挤打击，以及对于失守平津的自责和失去兵权的失落，宋先生终日闷闷不乐，以致忧郁成疾。7月，他辞去战区副司令长官一职，相继转赴湖南衡山、广西阳朔、四川重庆等地养病。1940年3月移往绵阳，病情日重。张自忠得报后，立即电令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李和刚到重庆的陈继淹，就近前往绵阳，聆听宋先生遗言。4月5日，宋哲元抱恨而终，享年56岁。
4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联名致电宋哲元夫人：“惊悉明公逝世，缅怀知遇，悲恸莫名。”
4月17日是为宋先生出殡的日子。张自忠、冯治安率领第三十三集团军将领，专程由鄂北前线赶赴四川绵阳送殡。追悼仪式上，他与冯治安、刘汝明联名为宋先生献上挽联：
率全军哭我公虽死犹生敢继执干戈卫社稷之志；
感知己报祖国此身尚在决不苟富贵惜生命而存。[12]
这副挽联准确地表达了张自忠此时此刻的心迹。返防后，他又率领第三十三集团军全体官兵，为宋哲元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会后，他致书冯治安将军说：
佟、赵死于南苑，宋又死于四川，只余你我与刘、石数人矣。我等不知几时也要永别。我等应即下一决心，趁未死之先，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如此就是死后遇于冥途，亦必欢欣鼓舞，毫无愧作。[13]
张、宋二人，患难多年，情谊极深。宋哲元如此早逝，是张自忠没有料到的。宋先生的死，使张自忠失去一位可敬的长官，也痛失一位兄长和知己。虽然七七事变后宋令他留平折冲给他带来莫大冤屈和精神痛苦，但张从未因此而对宋稍有微词。尤其宋先生是在郁郁不得志的困境中抱憾而逝，更令张自忠思之怆然。
张本已抱定必死之心，宋的去世，更加刺激了张内心“长官既已先死，自己不愿独存”的念头，且让他想起了李泰棻先生早先对自己的勉励：“胜则前进无已，败则以死继之！”因此，为国效命、战死沙场，对于张自忠的内心来说，已是近迫于眼前之事。
料理完宋先生的后事，张自忠就马不停蹄地赶赴各师防地巡视，为迎击日军进犯作准备。他极其严肃地训勉各位师长，要求他们仿学岳飞、文天祥，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同日军作殊死之战斗，以尽军人之天职。
一个人，当他决心赴死之时，一切困难与艰险都不在话下，所有烦扰和忧虑也均可置之度外，唯独有一样割舍不下，那就是对亲人的思念。
自从1937年9月张自忠在天津与家人离别后，再也未能与他们相见。
1939年5月随枣战役期间，张自忠的换帖兄弟沈克由天水赴重庆受训，途经湖北时来到襄东前线探望他。两人相见甚欢，倾谈了三个晚上。临别时，他特别叮嘱沈克：“你回去后一定叫你的义女廉云到前方来看看朝夕惦念着她的爸爸。千万记着叫她一定来看看我！”[14]
张自忠手迹：转致弟自明（亮忱）的电报
1940年初，他给廉云、廉瑜写了一封亲笔信。此信原件已佚失，但廉瑜至今仍能记起信中最后的几句话：“大时代的女孩子，应求知识，求经济独立，不要像你们哥哥那样，做衣裳架子。”[15]这是张自忠生前留给两位女孩的最后几句话，被她们视为宝贵的遗嘱。
张将军女儿张廉云
4月1日，张自忠又致书七弟自明说：“近来虽困苦点，但精神上却十二分快慰，身体也好，一切一切均好。惟近来思家之心极切，尤其是万分想念吾母。每想及此，不觉就非常难过。”[16]
4月15日，自明通过第三十三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电台与自忠联系，准备带廉瑜、廉云赴湖北前线看望他。正待动身之际，忽接自忠复电：“删电悉。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17]
自明一接到兄长的电报，明白前线又要打大仗了，只好推延行期。岂料，这一推延，他们永远失去了相见的机会！
如前所述，1940年日本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它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在对国民政府实行政治诱降的同时，仍辅之以军事压力。旨在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进而威胁重庆的“宜昌作战”（中方称枣宜会战）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动的。
促使日军发起宜昌作战的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其一是，1940年4 月9日希特勒以闪电战袭击北欧，一举占领挪威，并迫使丹麦政府投降。此举使日本军阀深受刺激，也为之鼓舞，颇欲在中国战场也有一番作为。其二是，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予日军以严重打击，尤其是第五战区，攻势猛烈，使华中日军之大本营武汉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日军急欲对第五战区中国军队实施报复作战。为纪念日本“天长节”（即4月29日裕仁天皇诞辰日），日军特将战役安排在4月下旬至5月初发起。
日军华中派遣军番号撤销后，所属部队大部归第十一军统辖。此时，该军共辖8个师团又3个旅团，约22万人。
早在1940年2月25日，第十一军就制定了“宜昌作战指导方针”，规定第一期作战首先以4个师在白河以南、汉水（即襄河）东岸的枣阳周围构成数道包围圈，捕捉汉水东岸之第五战区部队；然后开始第二期作战，在汉水西岸进行两翼包围，将第五战区主力部队消灭于宜昌附近。
4月7日，日军又制定了《第十一军作战计划大纲》，命令长江以北的所有兵团及江南之主力部队，在4月下旬以前，务必于夜间行动，隐蔽地集结于信阳、随县及安陆一带。其中，第三师团在信阳及其以北地区，第四十师团（即石本支队）在信阳西北地区；第三十九师团在随县（不含）东北地区，池田支队在随县附近；第十三师团在安陆。另外，中国派遣军还从第十三军抽调3个支队和第三飞行集团参加作战；日本海军以中国方面舰队之第一遣华舰队一部和华中船舶输送队之汉水大队协同日本陆军作战。可见，此次作战表面由日军第十一军组织指挥，而实际上是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得到日本大本营支持的一场有计划、高层次指导下的会战，中国方面对此认识不足，误认为不过是去年随枣会战的重复。
4月28日，日军第十一军战斗司令部指挥所在应山开始工作。至此，宜昌作战的各项准备全部完成。
从日军企图和兵力部署来看，此次会战规模将超过随枣会战。
尽管日军集结十分隐秘，但中国军队还是察觉到日军兵舰在上海至汉口间往返频繁，第五战区正面之敌明显增多。4月13日至14日在老河口召开的第五战区高级将领会议认为：“敌似将以主力由襄花路方面攻击，企图歼我襄河以东地区野战军，并相机攻沙（市）宜（昌）。”[18]据此判断，第五战区确定了以下作战指导方针：
以一部取广正面分路挺进敌后方，扰袭敌主力，相机先发制敌于枣阳以东或荆（门）当（阳）以南地区，与敌决战。[19]
1940年4月15日五战区将领军事会议后合影。这是张自忠将军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左起：战区参谋长吴仲直、高参兼科长高永年、第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68军军长刘汝明、战区参谋长王鸿韶、江防军司令郭忏、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左集团军及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战区右集团军兼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战区中央集团军兼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看看这张照片，可以体会到张自忠的为人：打仗时冲锋在前，拼死战斗；照相时，靠边靠后，谦谦君子。
各兵团之部署及任务如下：
江防军司令郭忏指挥第二十六、第七十五、第九十四军，第一二八师，第六、第七游击纵队，利用襄河东岸、荆江右岸阵地阻止日军渡河；在不得已时，退至荆门、当阳东南地区与敌决战。
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指挥第二十九、第三十三集团军及第五十五军，担任襄河河防及大洪山之守备。其中，以一部兵力固守襄河西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侧各隘路；将主力配置于长寿店以北地区，迎击敌人进攻。
以黄琪翔为总司令的中央集团军，辖第十一集团军（欠第三十九军）、第一二七师、第一游击纵队，承担随枣地区的正面防务和大洪山、桐柏山的游击战。
孙连仲为左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二集团军、豫鄂边区游击队、鄂东游击队之一部，迎战信阳之敌。
机动兵团由汤恩伯任总司令，下辖第三十一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
大别山游击军由李品仙指挥，辖第二十一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队，对沿江之敌据点及平汉路南段开展游击战。
孙震之第二十二集团军担任战役预备兵团。大战前夕，孙请假回川，所部由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代为指挥。
上述各部，总兵力约30万人。4月18日，蒋介石批准上述计划，令各兵团遵照实施。至此，中日双方均布置就绪，又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2．过河督战
5月1日，日军采取两翼包抄、分进合击战术，由信阳、随县、钟祥三地分五路向第五战区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枣宜会战正式开始。
参战日军序列如下：
第十一军 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
第三师团 师团长山胁正隆中将
第五旅团 旅团长片村四八少将
第二十九旅团 旅团长大城户三治少将
骑兵第三联队 联队长字岛良雄中佐
野炮兵第三联队 联队长中山政康大佐
工兵第三联队 联队长金井满大佐
辎重兵第三联队 联队长片冈幸作中佐
师团直辖部队
第十三师团 师团长田中静壹中将
第二十六旅团 旅团长奈良晃少将
第一○三旅团 旅团长山本源右卫门少将
骑兵第十七大队
山炮兵第十九联队 联队长岛田一彦中佐
工兵第十三联队 联队长北村连三中佐
辎重兵第十三联队
师团直辖部队
第三十九师团 师团长村上启作中将
第三十九旅团 旅团长井上芳佐少将
第二三一联队 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
第二三二联队 联队长大泽寅一大佐
第二三三联队 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
侦察兵第三十九联队 联队长早坂一郎中佐
野炮兵第三十九联队
工兵第三十九联队
辎重兵第三十九联队
师团直辖部队
第四十师团 师团长天谷直次郎中将
第四十旅团 旅团长石本贞直少将
第二三四联队
第二三五联队
第二三六联队 联队长龟川良夫大佐
骑兵第四十联队 联队长佐伯静夫中佐
山炮兵第四十联队
工兵第四十联队
辎重兵第四十联队 联队长角和善助大佐
池田支队 支队长池田直三少将
小川支队 支队长小川权之助大佐
吉田支队 支队长吉田大佐
平野大队 大队长平野仪一大佐
古东大队 大队长古东慎吾大佐
佐泽大队 大队长佐泽大佐
田中大队 大队长田中义成少佐
临时混成第一○一旅团 旅团长松山祜三少将
军直辖部队（坦克旅团、野战重炮兵旅团等）
第十三军 司令官藤田进中将
仓桥支队 支队长仓桥尚大佐
松井支队 支队长松井贯一大佐
汉水支队 支队长桧垣大佐
第三飞行集团 团长远藤三郎少将
日军参战总兵力，合计约15万人。
面对日军多路合围的严峻局面，第五战区以一部在随枣路方面节节抵抗，逐步向唐河流域转移；另以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阵地；主力部队则向左右两翼外侧移动，以避免被围，争取外线主动地位。
日军出动
战前，张自忠率右集团军总部由夏家湾推进至快活铺。他将右集团军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守卫襄河河防，这段河防北起襄阳、宜城交界处之小河镇，南至钟祥东南之石牌镇，蜿蜒150余公里；一部派往河东，其中第五十九军第一八○师、骑兵第九师在长寿店东南，第七十七军第一三二、第一七九师在长寿店西南；以长寿店为核心构筑弧形阵地，准备阻击京钟方面之敌北犯，同时监视随县方面之敌西犯。
日军攻击长寿店
右集团军当面之敌系冬季攻势之老对手日军第十三师团。5月1日下午，该路日军附坦克20余辆、飞机40余架，由钟祥北进，向第三十三集团军襄河东岸长寿店阵地发动猛烈攻击；与此同时，北路日军第三师团由信阳向南进犯，企图与第十三师团相配合，形成对唐白河流域的包围态势。
针对日军企图，5月1日张自忠命第一七九师推进至长寿店以北以东地区阻敌；令第三十八师于当晚由流水沟附近东渡襄河，控制丰乐河及其以东地区，以支援长寿店之第一八○师作战；同时命襄河西岸各河防部队做好出击准备。
张自忠手迹：致第59军将校书
同日，张自忠亲笔写信告谕第五十九军团以上带兵官，勉励他们奋勇杀敌，尽忠报国：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维纲、振三、德顺、紫封、克敏、兰喆、月轩、子烈、德俊、九思、干三、文海、伦山、纯德、迪吉、绍祯、芳芝、春芳、常德、铭秦诸弟。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一[20]
这封短信，堪与岳武穆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相提并论。短短的几句话，道出了张自忠杀敌报国的赤胆忠心，可谓发自肺腑，字字千钧！“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体现了张自忠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一名中国军人，虽处忧患而深植于内心的强大自信。
日军坦克渡河
前不久，李文田从重庆回来，带来萧振瀛问候张自忠的一封信。为答复其问候，张自忠给萧也写了一函：
仙阁（萧之字）大哥如晤：
灿轩（李文田）带来之手示谨悉。当面之敌最近或有积极之企图。我部业已预备妥当，来则痛击之。弟仍本久决之心，在不死之前，未战则尽力整理，到战事开始就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以报国家民族领袖之大恩大德。专此布复。顺颂 近好！弟张自忠拜启 五·一
另，关于国际及国内之新闻请见告，并请诸多指示，裨有遵循。是所盼祷。[21]
襄河东岸我军阵地在敌强大炮火轰击下，渐不能支。5月3日，核心阵地长寿店失守。日军第十三师团继续沿襄河北上。5月4日，北路日军第三师团攻占河南泌阳，第三十九师团和第六师团之池田支队则从随县开始发动正面攻击，战事更趋激烈。
5月4日，张自忠下令调整部署，并为各部队重新规定了任务：
（一）军以追歼长寿店南北地区及向北突进之敌之目的，以一部担任河防及原阵线并占领普门冲、流水沟、汪家店附近各要点与敌保持接触，以主力分向钟祥、洋梓附近及长寿店、马家集、田家集北窜之敌截击、追击、歼灭并相机恢复长寿店以南阵地。
（二）部署及任务：（1）第一七九师由普门寺经青石桥、马家集向田家集，三十八师由丰乐河以北地区经耗子岗向田家集追截北进之敌。以上两部统归黄师长维纲指挥。（2）一八○师由张家集向马家集、清水桥追截北进之敌，骑九师由佟家集向汕云口追截北进之敌，河防部队各以一部兵力分由沿山头、塘港渡河，向南新集、洋梓附近之敌扰击。（3）二九集团固守汪家店、蔡家集、白庙厂、土地岭、青风山以东，由隘口相机向长寿店南北之敌追截。（4）一三二师以一部占领普门冲以东，各以主力扼守利河口、桐木林、由家咀各地区。（5）三八师步兵指挥官李九思指挥五十九军补充一、二两团野战排、三八师补充团、七四师一团、二九师之野战营，担任蒋家滩、转头湾、利河口、安家洲河防。（6）七四师（欠两团）为总预备队，位置于由（邹）家咀附近策应各方面作战。[22]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即遵令而动。第一七九师越过长寿店，向马家集追击；第一三二师将长寿店以南日军交通线切断，一部在普门冲与敌对战；第三十八师奋力北追，抵达耗子岗，向该地数百名日军发起围攻；第一八○师和骑九师在马家集以北与千余名日军展开激战；第二十九集团军在沙家店、杨垱、温峡口、新寨一带与敌作战。
5日至6日，第一七九师仍在向马家集之敌追击；第一三二师向洪家大桥、青石桥一带截击日军后续部队，击溃敌一部；第一八○师及骑九师在新集附近与日军激战；第五十五军第二十九师之第八十五团、第七十七军第三十七师之第一○九团5日分别由利河口、石牌镇以南渡过襄河，向洋梓南北及钟京路方面截击；第三十八师一部在流水沟以东与敌激战，主力则在田家集与敌激战。
第三十八师系右集团军主力，渡河后作战甚力，引起日军注意。6日，田家集日军增至3000余人，欲向该师主力实施合围。由于流水沟已为日军占据，第三十八师后路为日军截断，处境危殆。
枣宜会战一开始，张自忠就准备东渡襄河督战。5日他致电蒋介石报告了这一打算。
5月6日晚，张自忠在快活铺总部召集会议，研究河东战况。
张自忠首先简要介绍了前方战况，判断了日军企图，接着就表示：“我明天过河去督战！”
众将领一听，纷纷劝说：“总司令应该坐镇，不要去！可请冯副总司令去。”当时，大家就催请参谋长李文田即时与冯通话。冯治安当时正在普门冲第七十七军军部，他在电话中说：“情况随时变化，我离不开身。张总司令也不要去了，应顾全面，以免有失。”
既然如此，张自忠乃决计亲率右集团军预备队第七十四师过河督战。大家再三劝阻，但他执意亲征，不容更议。他对大家说：“咱们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并对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参谋长刘家鸾说：“我明早过河，所有总部之事，均由你负责办理。”刘表示：“如有重大事情，我随时向 总司令请示。”张自忠说：“不必！万一有特别重大事情，就同仰之（冯字）商量吧！”
据担任会议记录的潘絜兹记述，张自忠在会上还强调了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的配合问题，批评了政治工作的低效。他“像严正的家长申斥自己不争气的子弟似的，几乎是使人难堪的，不客气地指出了过去政工的缺点。他的态度是那样诚挚、恳切，我们都深深地被感动了。”①
张自忠定于7日拂晓前出发。出发前，张自忠亲笔致书第三十三集团军诸将领，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情理，力求鼓舞斗志，激励士气。信中说：
今日之事，我与弟等共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敷衍，大家敷衍，一切敷衍，我对弟等敷衍，弟对部下也敷衍；敌人未来我们是敷敷衍衍地布置，敌人既来我们也是敷敷衍衍地抵抗，敷衍一下就走。这样的做法，看起来似乎聪明，其实最笨；似乎容易，其实更难；似乎讨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今天不打，明天还是要打；在前面不打，退到任何地方还是要打。完是一样的完，牺牲是一样的牺牲，不过徒然给世人嘲笑。所以这条路的结果，一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因此败坏于我们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为我们所断送，这就等于自杀。所以这条路是死路、沉沦灭亡之路。
我与弟等同生死、共患难十余年，感情逾于骨肉，义气重于同胞，我是不忍令弟等走这条灭亡的死路。弟等夙识大体，明大义，谅自己也绝不肯走这条路。无疑的我们只有走另一条路，就是拼。我们既然奉命守这条线，②我们就决心在这条线上拼，与其退到后面还是要拼，我们就不如在这一条线上拼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同敌人在这条线上拼到底，拼完算完，不奉命令，绝不后退。
1 潘絜兹：《英雄的死》，《尽忠报国》，第281页。
2 指襄河襄阳至钟祥一线。——作者注
我与弟等受国家豢养数十年，无论如何艰难，我们还拼不得吗？幸而我们的拼，能挡住了敌人，则不仅少数的几个人，就连我们全军也必然在中华民国享着无上的光荣，我们官兵也永远保持着光荣的地位；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我们没有亏负了他们的豢养，我们亦不愧做一世的军人。所以，这一条路是光明磊落的路，是我们唯一无二应该走的路。
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亏于一篑，故惟有盼望弟等打起精神，咬紧牙根，激励部下，拼这一战。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抑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23]
这分明是一封阵前遗书，悲壮，沉痛，大义凛然，诚挚感人。延安《新中华报》著名记者王梓木曾就此写道：“我们读了张将军这封最沉痛的遗书，他虽然是以长官的地位来和部下说话，然而在措词上是太有分寸了。没有谩骂，也没有哀求，以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牺牲个人利益，大义凛然，正气浩然，字字是泪，字字是血。”[24]
有感于总司令的激励，参谋长李文田少将、高参张敬少将、参谋处长吴光辽上校、顾问徐惟烈、参军李致远和两名苏联顾问都自告奋勇，愿意随往。在总部住闲的洪进田上校[25]也要求跟随参战。张自忠说：“你的意见很好，但眼下你没有带兵，到前方能起什么作用？”洪进田态度坚决地说：“抗日战争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义务，人多固然好，人少也要干，一个人也要干！再说总司令亲自到前方和敌人拼命，我能安安稳稳住在后方无动于衷吗？不行，我非去不可！”张自忠见他这样踊跃，高兴地说：“很好，咱们一同去！”
致冯治安的函信封
张自忠手迹：致冯治安的函
当晚，张自忠亲笔致函冯治安，派人连夜送达。信中说：
仰之我弟如晤：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26]、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27]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专此布达。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六于快活铺[28]
这是一份语重千钧的绝命书，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跃然纸上，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寥寥数语，尽以杀敌报国相许，而无一言留与家小。这正如古语所云：“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时忘其身，军人之武德，于斯尽矣。”
“良心”二字，在张的手令及谈话中时常出现。这两个字在山东话中乃表明心迹、分量很重的用语。“求良心得到安慰”，就是要为国尽职尽责尽忠，不辜负国家、人民对自己的培养和期望。这正是张自忠作为一名爱国军人，在国家危难、民族忧患之际，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所追求的一种悲壮而崇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比起日本军国主义者宣扬的所谓“大和魂”“祈战死”，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日军重机枪阵地
5月5日晚，张自忠由快活铺致电蒋介石报告情况：
限即到。重庆委员长蒋：影密。报告：（一）据冯军长报称，我一七九师奋勇追击北窜之敌，现已越过长寿店，正向马家集方面追击中。[29]我一三二师已将长寿店南敌交通线切断，其一部仍在普门冲附近与敌约七八百名对战中。（二）据黄师长报称，除留一部在流水沟东北与敌对战外，职率卅八师主力不顾一切追击北窜之敌，现已抵达耗子岗附近，遇敌一部约数百名，我即分三路向敌围攻，刻正激战中。（三）我一八零师、骑九师今晨在马家集以北地区与敌约千余名激战甚烈，近午仍在酣战中。（四）据廿九集团军报称，我一五零师支日在沙家店与步炮空联合之敌激战甚烈，现与一六二师在杨树垱、温峡口、新寨与敌作战等情。除令各部务以全力追截北窜之敌外，现正向五十五军、七十七军抽调部队由职亲率，往河东追截。谨闻。职张自忠叩。微戌。参战。印。[30]
枣宜会战第一阶段示意图
此时，张自忠手中唯一一支尚未动用的力量，就是担任右集团军预备队的第七十四师，该师隶曹福林之第五十五军，李汉章任师长。第五十五军原属韩复榘部，后转隶第三十三集团军，后又划出，这次战役又划归张自忠指挥。为谋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每有作战张自忠总是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放手独立作战，客军则由自己直接指挥控制。枣宜会战开始时，第七十四师正在荆门以东之邹家咀、冷水铺地区集结整编，李汉章被曹福林免职，师长由李益智继任（李因留守河防，由马贯一代理）。下辖第四四○、第四四一、第四四二、第四四三、第四四四团。由于编制缺额，武器不足，加之兵员多系新招，第七十四师战斗力只能居中下水平。好在马贯一及属下几位团长，均系张自忠任学兵营长时的学兵，因而尚能听从号令，全力赴战。
5月7日拂晓前，张自忠率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特务营和第七十四师第四四○团从快活铺出发，行军30公里，赶到宜城窑湾渡口[31]，准备等待第七十四师主力到达后一同渡河。适接前方敌情通报：北路日军已攻下河南唐河；中路之敌攻抵枣阳城下；南路日军进至襄阳以东之双沟镇，截断襄花公路，迫使我中央集团军第八十四军从枣阳向河南邓县撤退，战局进 一步恶化。
鉴于前方紧急，张自忠改变主意，不等第七十四师主力赶到，即乘一叶扁舟，在星月无光的夜色中带领特务营和第四四○团渡过宽阔浩荡的襄河，奔赴河东战场。
这是张自忠继京钟路作战、“四月攻势”、随枣会战、冬季攻势之后，第五次过河督战。不过，此次河东局势较前几次更为严峻：第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正在重庆接受审查，该师暂由副师长吴振声、参谋长徐廷瑞指挥，因威望不够，指挥困难，且吴振声作战态度消极；第三十八师渡河后立足未稳即遭日军包围，陷于孤军苦战；奉命驰援第三十八师之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一二二师，在田家集与敌接战一昼夜就败下阵来；第一八○师师长刘振三赴四川为其兄奔丧，尚未归来，部队由参谋长金子烈代为指挥；第七十四师整编未就绪，内部矛盾尚未解决，团长郑万良对李益智并不服气……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许多人都为张自忠捏一把汗，比如渡河后能否与主力部队取得联络？能否有效控制战局？是否有孤军被围、遭敌反噬之危险？均难以预料。这是大家力劝张自忠不要过河的理由，而这也恰恰是他坚持渡河的原因所在。很明显，在河东部队各自为战、失去联络的危急关头，张自忠考虑的是自己过河后将会起到鼓舞士气、统一指挥的作用，对扭转河东局势有利；再者，以张自忠的个性，是绝不忍心让部众在前线拼命而自己安坐后方的。
据说，李宗仁得知张自忠亲自渡河后，即致电告诫他：既为数军之指挥官，不可轻临第一线，应即速返原防，统率所属各军。但张主意已定，没有从命。[32]
7日巳时（9-11时），蒋介石回电张自忠称：
特急。快活铺张总司令：微戌参战电悉。密。该集团乘敌兵力分散、后方被我切断之好机，督部努力截击敌人，以开战胜之先河为要。中。遇巳。令一元梧。印。[33]
5月7日渡河后之当晚，张自忠一行宿营于宜城东北安舜营以北之郑家湾，指定郑万良之第四四○团担任总部警卫团。从当晚各方面来电得知，第三十八师已在田家集以南地区将日军击溃；第一八○师正在小松桥附近与敌激战。
8日拂晓前，天开始下雨，张自忠率部北进，清晨抵南瓜店。在这里活捉一掉队日军士兵，得知日军三天来不停地向北窜犯，大部队于拂晓前刚刚过去。草草吃过早饭，张自忠即率队冒雨向北追击，薄暮时分到达襄阳县方家集附近之李家湾。这时，马贯一来电告知已率第四四三、第四四四团渡过襄河，张即指示他在总部后跟进；留李益智指挥第四四一、第四四二团等部守卫窑湾渡口。
李家湾是个破败的小庄子，只有几间破烂不堪的草屋。张自忠把总部临时设在一间草屋内，即致电蒋介石报告：
（1）遇巳令一元梧电奉悉。决遵钧旨，不顾一切截击北窜之敌。（2）我38师已将田家集以南之敌击溃，现正与74师分向新街、黄龙垱 之敌猛攻中。（3）现已令180师、骑九师向双沟方面猛进，追击北窜之敌，并令179师奋力截击马
（家）集、清水桥间后续部队。（4）职今日进驻方家集附近之李家湾，即继续率部猛追。齐酉。参战。印。[34]
此电证明，张自忠渡河后的第一仗，发生于新街、黄龙垱，而非方家集。
雨不停地下着，凉气袭人。由于房屋太少，大多数官兵只能在雨中过夜。有的士兵在土坡侧面挖掘猫耳洞藏身；有的人则找来稻草，扎起小棚子遮挡风雨。
张自忠出来巡视，发现官兵们用了百姓的稻草，就说：“用人家的稻草，要给钱的。”说到稻草，让他想起了稻草的主人，“老百姓呢？怎么不见他们？”此时庄子里已空无一人。在日军的多次窜扰下，这里的百姓已成惊弓之鸟，只要一发现远处有队伍的影子，就带上能搬动的东西，跑到高高的山寨子里了。
张自忠蹙起眉头，对政治部主任陶心畲说：“派政治部的同志去找他们回来吧！军队是离不开老百姓的。”想了想，他又叮嘱说：“不过要和平地向他们解释，不要吓着他们，最好换上便衣。”
过了一会儿，政治部人员带着几个浑身淋得落汤鸡似的百姓回来了。这些可怜的人似乎惊魂未定，嗫嚅着向官兵们打着招呼：“我们当是鬼子呢，不是的，是老乡，呵呵老乡，辛苦辛苦。”张自忠闻声而出，亲热地对他们说：“打搅你们了老乡，对不起呀！请你们回去检查一下，弟兄们有烧了你柴火、打坏了你盒子罐子、吃了你豆子没给钱的，都到我这里来，找我。”接着，他又朝一位矮胖的副官喊道：“彭树林！每家给他二十元，算是我们住了他的房子，用了他的东西。”
老乡们一听，忙不迭嚷起来：“唉，官长！不消的，不消的，……”一位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倒在张自忠面前稀烂的黑泥地上，磕起头来，嘴里不停地说：“唉唉，这样好的官长，我给你磕头，官长我给你磕头……”张自忠笑了，示意卫兵赶紧将她扶起，手捻着右腮那颗黑痣上的长须，回过头来对陶主任说：“老百姓是可爱的。”
钟毅将军
5月8日，南北两路日军第十三师团与第三十九师团在唐白河一带之吴家店附近会合，其第三十九师团以枣阳为中心，四处“扫荡”我河东部队。张自忠针锋相对，命第三十八师向新街之敌攻击，命第一八○师、骑九师向双沟方向追击北窜之敌，命第一七九师截击马
（家）集、清水桥间敌之后续部队。
9日黎明，张自忠率第七十四师继续冒雨北进。先头之第四四○团在方家集与黄龙垱之间的二郎庙与敌接战。不久，第七十四师主力赶到，将敌击退。当日，张自忠回复了蒋介石另一封电报：
即到。重庆委员长蒋：影密。顷奉阳午令一元电谨悉。遵即亲率所部誓尽最大努力向敌追截，以收围歼之效。谨复。职张自忠叩。佳辰。印。[35]
上午，黄维纲师长率第三十八师赶到总部附近。当晚，张自忠在临时指挥部召集第三十八师营以上干部训话。训话前首先检查服装，当发现第一一三团团长杨干三未佩带手枪，他严肃指出：“现在是作战期间，每一个军官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战斗。作为一名指挥官，必须时时佩带手枪，第一要自己保身，第二要杀身成仁！”接着，他又说：“最近几天打了几次仗，都是小的接触，这一次我带领弟兄们到敌人后方去，要伏击敌人，打击敌人，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遏制敌人的进攻。最近一个时期要把第五战区的局势稳定下来，然后积蓄力量，伺机反攻！”
最后，他严格规定了行军纪律：（1）一个跟一个，不准掉队拉长距离；（2）用白毛巾缠在左臂上，以作识别记号；（3）不准吸烟，不准说话，不准有撞击声；（4）用手握住刺刀柄，肩枪迅速前进；（5）遇到敌人，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开枪射击。[36]
训话过后，部队冒雨连夜出发，踏着泥泞狭窄的田埂向东北方向挺进。第三十八师在前，张自忠率总部居中，第七十四师跟进。由于夜色漆黑，部队只能借着峪山、黄龙垱一带日军焚烧房屋的火光来辨别地形和方位。
途中，张自忠召见第三十八师后卫营营长栾升堂，小声问他：“你营里这一次参战人员有多少？”栾答：“全营共有官兵695人。”张又问：“共携带多少弹药？”栾答：“步兵每人带步枪子弹200发，手榴弹4枚，枪榴弹2枚；轻机枪每挺带子弹2000发；重机枪每挺带子弹8000发；迫击炮每门带炮弹150发。”张听后表示赞许，说：“你们能带这么多子弹，很好。这次咱们到敌后作战，补充不容易，你们考虑多带弹药是有远见的。不过，尽管带了这么多子弹，还应该教育士兵，打起仗来要尽量节省弹药。”
第一七九师接到张自忠向马家集敌后续部队截击的命令后，即向马家集推进。不料，在毡帽砦附近的陈家湾附近反被日军截击，副师长吴振声发电要求返回河西整顿后再过河。此举激怒了张自忠，当即回电斥责：“混蛋，混蛋！愚且诈！”
同一天，枣阳方面中国军队仍处境被动，各部队失去联络，纷纷败退。战斗力颇强之第十一集团军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也被日军冲散，师长钟毅少将于向北转移途中，在豫南苍台遭日军骑兵围攻，壮烈殉国。
10日晨，张自忠率第三十八师、第七十四师追抵峪山、黄龙垱一带，又马不停蹄向双沟、吕堰镇之敌攻击前进。途中，曾在新街、白庙、方家 集等地与日军发生激战，毙敌甚众，第三十八师也伤亡团副邓文光等官兵300余人，第七十四师伤亡百余人。
经过两三天的努力，张自忠已与河东各师取得联络，逐步控制了局势。河东将士得知张总司令亲临前线督战，欢欣鼓舞，士气振奋。在第三十八师、第七十四师连续歼敌的同时，第一八○师已越过梁家集、熊家集向西北追击日军，沿途颇有斩获；第一七九师、骑九师则在马家集、田家集一带断敌交通；第二十九师、第三十七师渡河部队已将京钟公路和洋梓南北交通完全切断。
3．血洒襄东
右集团军5个师的积极作战行动，给日军后路构成重大威胁。日军司令部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不解决张自忠部的截击，根本无法实现渡河攻占宜昌的计划。5月11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池田支队和第十三师团分三路反转南下，集中力量围攻张自忠部。尽管日军口头上常以中央军汤恩伯部为主要对手，但经过多次较量，日军已绝不敢小视第三十三集团军的战斗力，以致把4个师团中的两个半师团专门用于对付张自忠，可谓竭尽全力，以求一逞。
日军主力南下后，其第三师团孤处唐白河谷，受到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和孙连仲之第二集团军的围攻。山胁正隆师团长向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报告说：“四周都是中国军队，望火速增派援军，补给粮秣。”园部接到报告后非常为难：若调一个师团掉头北上回援山胁，又恐对付不了张自忠。于是他把联络参谋空降到第三师团与山胁正隆协商，请他尽力坚持，自己则指挥两个师团向张自忠扑来，并加派军直辖坦克部队快速向南冲击。
日军步兵阵地
当日军以重兵南下之际，我之统帅部本应命令右集团军之河东部队暂向大洪山区规避，使南下之敌扑空，然后趁机集中主力围歼北方日军第三师团，最后击破南下之敌。但蒋介石误信日军假情报，对战局的判断过于乐观，故于5月11日发出训令说：
查鄂北之敌自佳日进至唐白河畔，似已完成其作战计划，开始撤退矣。……倘纵敌悠然退回原阵地，则我军决不能自矜为战胜，而将为敌所蔑视。仰即督率所部，克服一切困难，不眠不休，各向任务迈进，乘敌脱离据点态势不利，及补给缺乏之好机，努力一举将其歼灭。并仰各将士深体追击为完成战果最有效手段之明训，以坚强意志与卓越统帅相配合，完成光荣之使命，勿得逗留不进、坐失战机为要。关于此次作战出力及不力人员，着李长官切实考核，以凭奖惩，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37]
13日，蒋介石再电李宗仁，强调：
第五战区应以遮断敌退路，断其补给为主眼，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围歼枣阳一带敌之主力，获得伟大胜利。仰转饬各总司令亲到前线指挥，以励士气，其逗留后方者，决予处罚。[38]
日军后送伤员
从实际情况来看，蒋介石对局势的判断过于乐观。作为军事统帅，蒋介石常常不能体察前线的极端困难，作战指导的主观性太强。日军主力掉头南下，其意为围歼张自忠部，而蒋介石的判断却是日军要南撤退回原阵地，因而对战局的险峻性估计严重不足，提出的要求明显不切实际。
此时，张自忠直接指挥的右集团军河东部队虽有5个师的番号，然编制均不足，兵力相加2万余人，仅相当于日军一个师团，武器装备则远逊之。第一七九师、第一八○师几天来因被日军分割阻隔，一直各自为战；骑九师名为骑兵实际无马，士兵多系新招，只能担任协同作战或警戒任务；第三十八师能打能冲，却要独当一面；跟在张自忠身边的只有第七十四师3个团和总部特务营，不足3000人。经过数日鏖战，各部队已呈疲劳之状。以此薄弱之兵对两师之敌，犹如“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力难胜任。然而，张自忠是绝对执行命令的，为了更多地消灭日军，奉命后他毫不迟疑，立即调整部署，命第七十四师及骑九师星夜向南追击。
日军渡河
骑九师在琚家湾附近截击敌一部约2000人，激战半日，毙敌甚众，缴获战马数十匹和大批战利品，余敌向东南溃退。
13日凌晨，第三十八师进至琚家湾以南，探知附近曹家大湾一带有大批日军宿营。张自忠即令黄师长抓住良机，发起攻击；令第七十四师主力迅速南下耿家集截断日军去路；令第四四○团向西展开，准备阻击黄龙垱方向来援之敌，掩护第三十八师侧后。
拂晓前，第三十八师先头部队进至梅家大湾时，日军已开始沿曹家庙、梅家二房湾、梅家高庙向南行进。黄师长还未部署停当，敌已发现西山岗上有我部队向其隐蔽接近，即鸣枪报警。黄师长当机立断，令樊伦山团长率第一一四团向梅家二房湾冲杀，以便将敌拦腰斩断。敌司令部官佐在我冲击下，四处逃窜，两名指挥官连人带马被击毙。正当第三十八师攻击部队发起冲锋时，梅家高庙上的敌轻重机枪疯狂扫射过来，同时日军还将火炮置于散兵线上向我实施近距离轰击。
梅家高庙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在日军居高临下的扫射下，第三十八师攻击受挫，被迫撤回梅家大湾与敌对峙。少顷，日军纠集千余人向我反扑，但因指挥机关遭我打击，元气未复，组织不起有力反击。黄维纲师长不慌不忙，一面令第一一四团在正面实施佯攻，并派一支疑兵向北运动，吸引敌之注意力；一面派张文海之第一一二团冒雨向南运动，沿麦田沟匍匐接敌。不一会儿，第一一二团突然出现在敌人左翼，出其不意地攻上梅家高庙，打得日军溃不成军，夺路东窜。第三十八师乘胜追击，一路斩杀，直追到熊家集。
据统计，梅家高庙一仗，第三十八师毙敌约1400人，内有重要指挥官1名，并缴获大批战利品。[39]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得知，被歼者系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战后，梅家高庙一带敌尸遍地，半年之内仍有臭气，以致往来行人至此都绕道而行，不得已则掩鼻疾步而过。数十年后，当地百姓对这一仗仍记忆犹新，纷纷对战史调查人员说 ：“张自忠的仗打得可恶燥（厉害）啦！”
在梅家高庙激战的同时，张自忠亲自指挥第七十四师向南进抵耿家集，截断日军去路。不久，梅家高庙之残敌千余人迎面而来，我军当即予以迎头痛击。双方在大雨中展开混战。张自忠在散兵线上来回督战，怒吼着：“我们要消灭当面的敌人！弟兄们不要让敌人跑了！”在第七十四师猛烈打击下，该敌生还者无几。
以七十四师的装备训练与战前状态，仗打得如此出色，实属不易。官兵们为了给总司令留下一个好印象，往往奋勇争先，超水平发挥战力，而这也正是张自忠亲率这支部队的目的所在。
13日晚，第一七九师来电告知：五三七团在欧集袭击日军辎重部队颇有斩获，但师部在田家集附近受敌阻击；第一八○师亦来电称：师部在老河口附近，各团在黄龙垱附近受敌围攻，我阵地多处被敌突破。这样一来，南北两个师都需要接应。
与此同时，张自忠之当面出现了新的敌情：正当第三十八师、第七十四师和骑九师在琚家湾以南与日军第十三师团激战之际，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主力约5000余人乘隙由琚家湾经峪山东侧南下。
为全力截击该敌，并接应第一七九、第一八○两师，张自忠决定把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左路由黄维纲师长指挥，先带领第三十八师接应第一七九师，然后向新街、田家集一线追击；右路由他亲自指挥，先令第七十四师接应第一八○师到方家集集中，然后进罐子口沿襄河东岸向南追击。
但很不幸，由于半个多月一直使用“影密”电码，而未更换，加之以相同频率发往不同部队，日军第十一军通信部队不但破译了张自忠总部所用无线电密码，且判断出此无线电台所在处即张自忠总部之所在。于是，东窜之日军第十三师团与南下的第三十九师团分几路向方家集、新街奔袭而来，合力夹击张自忠部。为增加攻击力量，园部和一郎还急调第四十师团师团长天谷直次郎，带领4个大队驰援枣阳。张自忠处境危殆。
13日当晚，张自忠宿营于耿家集与方家集之间的一个小村庄。前方的 伤兵被陆续抬下来，总部工作人员忙着为他们准备担架、登记、发伤票、换药。张自忠来到伤兵们中间，默默地抚摸着伤兵的伤口，无言地拍拍伤兵的脑袋，如同亲切慈祥的父执，使大家感到温暖。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喊起来：“彭副官，听好了，不论轻伤重伤，兵10元，官20元，我的赏号！”彭副官努着嘴，一边答应“是”，一边盘算着：“这得多少钱哪！”……
夜里，张自忠和李文田参谋长、张敬高参、徐惟烈顾问、李致远参军、参谋处主任吴光辽、政治部主任陶心畲及苏联顾问、翻译官等十几人，挤在一间小草屋里。地上铺着稻草，大家席地而坐，背靠背作短暂歇息。13日，张自忠和随从们一天没吃东西，直到天黑后，才找到一点豆子，每人吃了一把。
第七十四师代师长马贯一和师参谋处主任许文庆到后，张自忠组织大家商讨战况。他首先询问苏联顾问：“你对今天的作战有何感想？”顾问回答说：“今天战斗中，日军的炮兵使用在步兵线上，可惜我们没有炮兵！”
“那就请你向总顾问建议，要求给我们拨配炮兵呀！”接着，张自忠又对大家说：“近两年来，敌人总是在他们的天长节前后发动一次攻势。起初我们对这个情况不清楚，现在我们有了经验，今后要早作准备。”最后他决定，以小部兵力监视当面少数敌人，其余各部队略事休息，次日凌晨2时，总部及警卫团（第四四○团）先行出发，第七十四师主力跟进，追击南下日军。骑九师担任警戒。
14日清晨，张自忠率总部及警卫团到达方家集附近，与先行赶到的日军三十九师团遭遇，我军立即发起冲锋。但多次攻击均未奏效。张自忠亲自登上方家集东北高地，指挥工兵连爆破日军火力点，然后令第四四○团发起攻击，旋即占领方家集。
方家集四周虽有土围子，但弹丸之地不足据守。张自忠遂将指挥所设于集镇外一座山梁上，指挥第四四○团和随后赶到的第七十四师主力与日军反复争夺方家集外围高地。日军陆续增加飞机多架、炮10余门，向我军疯狂扫射轰炸，掩护步兵发动一次又一次反扑。张自忠令特务营也加入战斗。双方竟日肉搏血战，战况异常激烈，第七十四师团长李颜咀、团副刘泽膏，营长郭猷荫、文魁等均负重伤。方家集变为一片废墟。
激战中，张自忠的指挥所也中弹塌陷一角，但他全然不顾，继续指挥战斗。看到日军的炮位摆在第一线直接瞄准射击，张自忠大喊：“郑万良，夺一门炮赏五百元！”
傍晚时分，方家集的东头又响起密集的枪炮声，炮弹、子弹呼啸着在空中掠过。张自忠有些不耐烦了，对特务营营长杜兰喆喊道：“上去，击退他们！”
特务营一阵猛虎般的冲杀，迅速将日军打退。杜营长回头来到指挥所，请总司令转移到安全地点。张自忠正泰然地吃着蚕豆，听了杜营长的请求，笑笑说：“你坐下休息一会儿，也吃点豆子充充饥吧。别看小鬼子现在这么凶，天一黑他就泄气了。”
果然，入夜后炮声渐疏，枪声也远了。日军因惧怕我军夜袭，将兵力收缩在几个小村庄里。
这是5月14日傍晚张自忠向蒋介石报告战况的电文：
限即到。渝委员长蒋：影密。报告：（一）南窜之敌约二千余名，昨经我卅八师在梅家高庙附近猛力追击，（族）忽促间我机枪迫炮齐发，一时敌大混乱，即向东南溃窜。其一部被我围困激战至晚，悉数被我歼灭。是役毙敌约千四百名，重要指挥官一员被我击毙（一员名）。我亦伤亡官兵三百余员名，夺获枪支马匹及其他战利品多件，正在清查中。（二）据报，敌第十三师团大部约五千余人，乘我东进之际，又乘隙由峪山南窜，当令卅八师、一七九师由耿家集、八角庙向南追击。职即亲率七十四师、骑九 师向方家集进截。今晨敌甫出发，即为我截击，当即展开激战。数小时之围歼，敌作困兽之斗，并陆续增加飞机多架、炮十余门，向我反攻。职部特务营及总部人员悉数参加，竟日肉搏血战，战况异常激烈。我七十四师伤亡最重，团长李颜咀、团附刘泽膏，营长郭猷荫、文魁等均负重伤，官兵伤亡已达一千左右，敌之伤亡尤甚于我，迄晚仍在围歼中。谨闻。张自忠叩。寒酉。参战。印。[40]?
日军正在发动进攻
张自忠当时并不知道在方家集打的是哪支日军。从当时几路日军的配置看，第三十九师团靠近襄河，第十三师团靠近大洪山区，那么居中在方家集与张自忠部交战的，当为池田支队。该支队属第六师团，由第十一旅团长池田直三任支队长，兵力1.5万人，战力远超第三十九师团。
我军机枪阵地
当晚，黄师长来电报告：日军左翼仍有向西南撤退模样。张自忠即与几个幕僚商议，认为既然奉命截击敌人，就绝不能让敌人逃跑，所以决定连夜向西南进发，赶在日军前面将其截住。
夜深之后，张自忠派几支小部队对日军实行夜袭，自己则率领主力向西南开进。
开进途中出了一件险事：因向导带错了路，我军竟误走到日军宿营的一个村庄附近，被日军发觉，顿时其步机枪一齐乱放。随行的政治部人员惊慌失措，四散奔逃。所幸张自忠平素注重夜间训练，大多数官兵听到枪声，立刻就地卧倒，一声不响，一枪未放。日军见没有动静，不一会儿就收了兵。我军从容不迫地越过该村，拂晓时分到达罐子口。骑九师师部就设在这里。
不久，昨夜逃散的政工人员陆续归来。张自忠觉得政工人员能跟随部队出战已属难得，因此对他们并无责怪。他站在一个高坡上，和蔼地询问几个刚归来的政工人员：“政治部的同志都回来了吧？昨晚没有事，你们跑得太快了。”
在骑九师师部，张自忠与李文田、张敬、李致远、吴光辽、徐惟烈及苏联顾问进一步分析敌我态势，研究今后行动方案。大家一致认为：在日军主力不断向西南方向推进的情况下，襄河河防问题日益突出。第三十三集团军负责防守的300余里河防，仅钟祥县境可保无虞（冷水铺有第五十五军第二十九师驻守，冷水铺以北则有第七十七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三二师防守），宜城县境是第五十九军防区，但全军3个师已全部在襄河以东作战，120里河防只窑湾渡口一处有第七十四师少数部队留守，河防十分空虚。
对于如何巩固河防，有两种意见：李文田参谋长认为，第一八○师没能赶到方家集，接应计划落空，我们兵力单薄，不可久陷于此，应带第七十四师、骑九师回到西岸，沿河把守。另一种意见认为，应留在河东，坚持外线积极防御。理由是，河东战事正如火如荼，我3个主力师尚在与敌作殊死搏斗，此时总部撤退过河，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此其一。其二，若回师西岸，沿河消极防守，以两个师扼守120里防线，兵力显然不敷分配。其三，留在河东与敌周旋就是最好的防守，敌一日不把我河东部队驱逐干净，便一日不敢贸然渡河；倘若渡河，我军可趁势截断其后路，反而对我有利。
此时，张自忠已意识到自己当面之敌情非常严重，但他权衡分析了两种意见，毅然做出了最不利于自己的决定：留在河东，与敌作战。他说：“襄河屏障鄂西，河防有误则荆襄不保，而川汉势必危险，影响战局莫此为甚。我方虽处于明显劣势，但拼得一分，敌力则减少一分，削其锐气，钝其行动，以便巩固我两道防线。牺牲代价虽然很大，但尽我军人天职，保我光荣战迹，大义所在，不计成败利钝！”[41]
日军南下合围张自忠（转引自《张自忠与宜城》第147页）
日军因遭张自忠部截击，15日天一亮即出动30余架飞机、20余门火炮，对第七十四师和骑九师进行猛烈轰击，其步兵主力趁势摆脱张部截击。
张自忠命令骑九师留在罐子口以南山地，向西警戒，若发现日军从王集附近渡河，就从背后袭击；自己则率总部离开大路，向南瓜店方向追击。
南瓜店属于宜城县新街乡。据传民国初年，当地农民何氏兄弟为谋生计，在此开店，因为贫穷，无酒食可卖，只能专煮南瓜卖与往来行人，故得名“南瓜店”。这里东通新街，西达王集，北出罐子口，南至宜城县城的交叉路口，与宜城、王集两渡口鼎足而三，是一个战术要点。
15日下午4时许，张自忠率总部警卫团和特务营到达距南瓜店以北一里处的小山庄沟沿里。为协同作战，日军每到一地，常纵火以相互联络。潘絜兹先生回忆说：途中“在山坡上看到四面多处起火，知道已陷入重围。但是有总司令在，大家仍很安心。约摸三、四点钟，我们到达沟圆（即沟沿里）附近一个破山寨内停歇下来，在炮弹射程之外我们看到有队伍在移动，但分不出是自己的，还是敌人。大家在山石上坐着，心变得沉重而阴郁，正如这夕阳将要沉落的黄昏天色。”[42]到达沟沿里，张自忠立即给蒋介石拍发了电报。这是他生前向重庆发出的最后一份报告，原文如下：
即到。渝委员长蒋：影密。报告：一、职昨率七十四师、骑九师及总部特务营与南窜之敌约五千余名血战竟日，创敌甚重。晚间敌我相互夜袭，复激战终夜。今晨敌因败羞愤，并因我追击，不得南窜，并调集飞机卅余架，炮廿余门，向我更番轰炸，以图泄愤，并夺路南窜。我各部经继续六、七次之血战，牺牲均极重大，但士气仍颇旺盛……。二、我三十八师、一七九师昨已将新街敌数百名击溃，当将新街克复，现仍继续向南追击中。三、据报，残敌一部约千余人因被我各处截击，现企图沿襄河东岸南窜，已饬卅八师、一七九师努力截击中。谨闻。职张自忠叩。删申。参战。印。[43]
黄昏时分，马贯一率第七十四师第四四三团、第四四四团到达南瓜店。张自忠遂令第七十四师主力在南瓜店以东占领阵地，向东及东南警戒，以 一部占领两乳山东西一线，维护南瓜店至宜城间交通；警卫团（第四四○团）占领毛家湾左右一线，对西北警戒。
马贯一到达南瓜店时，曾同第四四○团团长郑万良会面。郑说：“看情况我们要吃包子了！”马说：“你怎么不赶快向司令报告呀？”郑伸伸舌头：“谁敢跟他说呀！”
日军隐蔽攻击
其实，张自忠对此已有判断，只是未动声色而已。他觉察到大家的紧张心情，就在部署妥当之后把总部人员、特务营和第七十四师主要干部集合起来，严肃地说：“我们已陷入敌人的重围。大家都知道，情况是相当吃紧了，不过只要不离开队伍，总有办法。大家无论如何，务必镇定，不要紧的，我张自忠始终和大家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离开队伍！”接着，又传令：“今后凡夜间行军，打手电的，吸烟的，枪毙！不守秩序，吵闹的，枪毙！落了队的，不要！不许谈话，不许咳嗽！”[44]
此时，张自忠手中可战之兵仅1500余人，而包围之日军则有五六千人，战局之严峻可想而知。傍晚，他致电黄维纲师长，令他率第三十八师由新街前来解围。鉴于黄师为当面之敌所纠缠，能否及时赶到没有把握，张自忠又致电樊城之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请援，但未见答复。[45]
夜里，张自忠住宿于沟沿里一个叫余大保的农户家。由于连日来缺乏饮食，多以农田里的蚕豆充饥，他的旧病痢疾复发，腹泻不止，加之睡眠不足、劳累困乏，他消瘦了很多。然而，就在处境险恶、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他仍把百姓的疾苦记在心上。到几户人家走了走，看到村民非常贫苦，当即叫副官给全村每户发10块银元。[46]
原罗屋大队炊事员周祖珍回忆说：他奶奶接到钱，感动得跪在张自忠面前，连声说：“多谢好长官！多谢好长官！”张自忠连忙扶起老人说：“该下跪的是我们军人，我们没尽到保卫国家的责任，才使得百姓受苦受难。”[47]
日军75mm山炮轰击我军
翌日，难忘的5月16日，血火交织的最难忘的一天！
这是一个阴霾笼罩的早晨。拂晓，激烈的枪炮声打破了黎明的沉静，战斗首先从西边毛家湾旁的小山子开始。此地距沟沿里不过1000米，中间只隔两个小山包。守在这一线的是第四四○团。
张自忠刚刚睡下就被惊醒，立刻起身到沟沿里后山上观察，李参谋长、张敬高参、苏联顾问和几个随从副官跟着他。
攻击张自忠总部的是日军第三十九师团。该部于5月 12日自张家集反转南下。当地土匪刘发贵一伙人为了浑水摸鱼，窜至战场上捡武器，于15日下半夜摸进王家集附近一个村庄，宿营于此的三十九师团部队误以为中国军队夜袭，立即反击，刘匪遂向东逃窜，边跑边放枪抵抗，日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南瓜店附近，与七十四师接火，刘匪趁机溜掉。日军发现抵抗激烈，随即呼唤后援，宿营于王集、南营、新街的日军三十九师团主力部队迅速赶到，从四面八方向张自忠指挥部扑来。由于刘发贵土匪遭日军追击的原因，南瓜店战斗提前了几小时，致使我军的应战额外仓促被动。天刚一亮，敌炮兵阵地的上空升起了气球，为炮兵指示目标，随后炮弹犹如冰雹一样射向我军阵地，由右至左，由左至右，轮番轰炸，一瞬之间，山石俱碎，草木皆燃，山头削平，尘土飞扬。日军步兵跟随炮弹向我阵地推进，反复冲锋，人数越来越多，四面包围我军阵地。我军没有重武器助战，也没后续部队增援，仅三个团的兵力，依靠机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奋力拼杀，反复肉搏，死守阵地。
日军很快攻占了两个小山包。张自忠命第四四○团预备队增援上去，夺回第二个山包。日军又几次冲上山顶，均被我击退。但日出时，第四四○团第一道防线终被突破，日军攻占沟沿里西北制高点牛肋巴骨山，居高发炮，沟沿里直接暴露于敌火网之下。与此同时，东线之敌攻占两乳山，以重炮向我前沿阵地轰击。张自忠遂将总部东移至杏仁山旁的陈家湾。
从5月13日以后，张自忠与外围联络之有线电报、有线电话均告中断，只有全部依赖无线通信。日军第十一军通信部队根据我方电台以不同频率向各师发报的情况，判断张自忠之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就在沟沿里附近，并于16日上午9时将这一情报通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村上顿时紧张起来，急忙调集五六千人和大批飞机、火炮，向沟沿里合围。
上午10时许，日军步兵猛攻沟沿里，我第四四○团退守石龙岗，隔山沟与敌相持。东面，从方家集经黑冲越过十里长山之敌，与进入罐子口之敌相呼应，开始攻击罗家榨屋第七十四师阵地。这样，我军面临敌之东西两面夹击。
第七十四师是沿杏仁山至两乳山南北走向布防的。其中第四四四团为左翼，以杏仁山为主阵地；第四四三团为右翼，守扁山南麓。师部设于东山口西侧。战斗打响后，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敌我往返冲杀，阵地失而复得者四次，战况异常惨烈。
第七十四师因轻装渡河，所携粮弹均不足。不到中午，弹药已几乎用尽。马贯一派人向张自忠请求补充。此时，总部同兵站已失去联络，根本无法得到弹药供应。张自忠命李文田参谋长用电话向马代师长传达指示说：“对敌人要狠狠地打！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拼，刺刀断了用拳头打，用牙咬！”随后，他又派副官送去亲笔手谕，上面写着：“马贯一：你当兵就跟着我，我绝不会亏待你。现在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正是我们军人杀敌报国之时。这次对敌作战，你只管拼命打，打好了完全是你的功，打不好我完全负责。”[48]马看完手谕后，说：“这个很重要，我要好好保存。”说罢就到前沿督战去了。
留守窑湾渡口的李益智师长16日清晨接到张自忠命令后，迅速凑集了180余人和4挺轻机枪，派工兵营长赵德志带领，跑步前来受命。张自忠即把他们派到最吃紧的东山口防守。
与赵营长一同到达的一位参谋，是奉李师长之命前来领受任务的。张自忠听了他的报告后，亲笔写了命令：“李师长：迅速、竭力抽集兵力过河，侧击北来敌人。”[49]
写毕，他情绪低落地对参谋处长吴光辽说：“你看我这么大个摊子怎么办？”说完，独自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低头不语。此时此刻，他担忧的不是自己，而是总部人员的安危，让他们和自己一起死吗？恰在此时，一个手枪兵从西南面赶来报告说自己的连长排长均已牺牲，这促使张自忠做出了决定，他转身对旁边的李参谋长说：“现在战况恶化，我们为国家牺牲是理所当然，总不能让朋友在此流血，你派人陪同苏联顾问随第七十四师领任务的参谋下去吧。”接着，他又喊道：“总部和政治部带枪的留下，空手的到山背后西北方向集合！”随后指定参军李致远带领他们撤离战场，命郑万良带领部分兵力负责掩护。
日军步兵与坦克部队准备向我军发起攻击
李参军很担心总司令的安全，撤离前，建议张自忠把位置移动一下，张自忠生气地说：“这个时候说话要慎重！士兵临阵脱逃是要枪毙的，总司令能离开部队吗？你快把顾问送走，把文职人员带走，我自有办法！”李无奈，只好悄声对洪进田上校说：“我走后，总司令由你和手枪营杜兰喆营长带领手枪营负责保卫，要劝说总司令转移到南山上去。”
当李参军一行撤离战场时，日军迂回到南瓜店以南，以火力封锁了磨石沟一带通往宜城的道路。张自忠即调第四四○团掩护他们撤退，以手枪营（即特务营）接防石龙岗阵地。
不一会儿，日军又从东西两面同时发起攻击。守东山口的工兵营弹药用尽，正欲动摇，第七十四师参谋处主任许文庆在师指挥所里大喊：“赵营长，总司令就在后头，要顶住敌人！”赵营长答：“许主任，你放心，我——”未及说完，就中弹阵亡。工兵营溃退下来，师指挥所里秩序大乱。马贯一正走在石窝附近，见东山口溃败，急调右翼之第四四三团冲上去堵住缺口。
奉命掩护非战斗人员撤退的第四四○团，因遭到西山上日军的猛烈冲击，数百人完全溃散。
中午，日军在加强东西两面攻击的同时，又开始猛攻南瓜店以南的石窝，企图将我军向北压迫至长山脚下开阔地带加以围歼。
张自忠急忙将手枪营从石龙岗调至石窝阻击日军。该营士兵多系冀鲁豫三省青年，身强力壮，作战勇猛。尽管每人只有一支廿响驳壳枪外加一把大刀，而没有重武器，但他们在杜兰喆营长带领下，为保卫总司令同日军展开殊死搏斗。鏖战中，杜营长腹部重伤，仆地不起。张自忠派人将他抬出险境。洪进田挺身而出，代杜营长指挥手枪营，继续与敌人冲杀，但不久即中弹牺牲。全营4位连长，一位阵亡，两位负重伤，仅余张连长一人，士兵伤亡过半，石窝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从东、西、南三面以猛烈炮火轰击我军不到1平方公里的阵地，直打得土石飞溅，硝烟弥漫。
张自忠在陈家湾指挥所里对总部人员说：“情况如大家亲眼所见，我看算不了什么！黄师长天黑可赶来解围，请大家相信，我张某绝不单独离开战场，现在三面都是敌人，你们就近分散隐蔽。”[50]得知南面石窝失守，他立即带几个随从赶往南面督战，途中恰好碰到张连长带领手枪营残部后撤，当即予以制止。他以激将的口吻对张连长说：“我是总司令，如果是连长，这几个毛贼子不够我一连人打的！”张连长一听，二话没说，甩掉上衣，赤膊挥刀，大喊一声，“不怕死的跟我上！”大家热血沸腾，蜂拥而上，经过猛烈的厮杀格斗，终于将石窝夺回。
夺回石窝之后，张自忠又赶回陈家湾指挥所。
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炮弹如暴雨般倾注，步机枪的吼叫声一阵紧似一阵。张自忠仍镇定如常，一手握着望远镜，一手翻着地图，从容地指挥着战斗。
突然，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弹片将张自忠右肩炸伤，紧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将他左臂击穿，鲜血浸透了军装。护士长史全胜见状，急忙跑来为他包扎。卫兵们一见总司令负伤，惊慌起来：“总司令，您——”张自忠按了按伤口，满不在乎地说：“没什么，不要大惊小怪。我是上将衔，今天如果牺牲了，明年的今天一定很热闹啰！”
卫兵们担心再出意外，都不约而同地围到他身边，以作掩护。张自忠笑着批评说：“你们跟这样紧干什么？怕我跑是不是？”
中午过后，日军攻势更加猛烈。敌前锋距我陈家湾指挥所越来越近。张自忠被数十名卫兵簇拥着撤至杏仁山。
这时，我军虽被敌三面合围，但东北长山方向尚未合拢，若翻过长山，仍可突围而出，夺一条生路。大家原想借指挥所移动之机，劝张自忠翻越长山突围，但张自忠到达杏仁山后不肯再动，将指挥所设在这里继续指挥战斗。
眼看日军渐渐迫近，徐惟烈顾问小声向他建议说：“总司令，移动移动位置吧？”
旁边也有人附和说：“敌人三面包围我们，不如暂时转移，重整旗鼓再与敌决战，不必要的牺牲应该避免。”
张自忠眼珠一瞪，厉声训斥：“我奉命追截敌人，岂能自行退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我们的 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些土坷垃？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了！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胜利前进无已，败则以死继之！”
张自忠声色俱厉、分量沉重的训诫，让谁也不敢再开口了。
由于我方往襄河西岸抬送伤兵的人被日军掳去，敌人讯知张自忠正在杏仁山督战。
下午1时许，日军调集大批山炮兵，在距离杏仁山1500米的山头上，对准杏仁山疯狂轰击。参谋处长吴光辽腿部被炸成重伤，血流不止。张自忠见状，神情轻松地对吴说：“明实愿同死，如死在一起作一肉球，亦很光荣。”[51] 话虽如此，张自忠还是吩咐李宪谟参谋和一位姓程的参谋说：“把你们处长架走。你俩分在两边，各架一只胳膊。吴处长也要忍点痛。你们往东北方向，翻过长山去吧。”想到总司令自己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而且已经负伤，还如此体贴照顾部下，他们三人都感动万分，不忍心此时离他而去。但张自忠一再催促，甚至要发火，他们这才流着泪，一步一回头地向东北方向撤去。……
为了减少伤亡，张自忠命幕僚及随从向各处散开，身边只留下几名副官。然而由于他身边人员相对集中，目标暴露，因此形成一个被弹巢，炮弹如雨点般炸落在前后左右。副官贾玉彬、护士长史全胜不幸被炸身亡，张自忠右腿也被炸伤，裤腿、袜子均被血浸透。
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李文田参谋长终于忍不住又开了口：“总司令，我们人太少，第三十八师又赶不来，看情形是顶不住了，还是暂避一下，到山那边整顿一下再说吧！”
日军向张自忠总部合围
“什么？老李，你也孬啦？”张自忠很生气。
见总司令动怒，李参谋长干脆把心里话照直说了出来：“论公你是我的长官，论私你是我的朋友，我理应跟着你，帮助你，但今天这个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现在赶紧转移还来得及，我劝你马上撤离吧。你实在不走，我们要走了。”
张自忠愣住了。他静静地坐在一个土坡上，低头沉思，一言不发，任凭炮弹在附近爆炸，任凭伤口的血不停地流淌。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温和地对李参谋长说：“老李，你们谁都可以走，我张自忠是不能走。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
过后，张自忠派几个卫兵护送徐惟烈撤离，又命张敬转移，但张高参坚决不走。
日军发起冲锋
下午两点左右，日军步兵开始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张自忠站起身来，带伤怒吼督战。此刻，他已不指望援军的到来，只希望在死以前指挥这仅有的一点兵力多杀几个鬼子。只见他神色严峻，威仪凛然，眼中闪射出令人震颤的光芒，给官兵们增加了战斗的勇气。张敬高参则像游龙般矫捷地追随在张总司令左右，一面走一面高喊：“总司令就在此地，谁也不许退！”张自忠喊：“敌退，快打！”张敬传呼：“敌退，快打！”张自忠喊：“左击！”张敬亦传呼：“左击！”……
日军向张自忠总部突击合围
行进中，张自忠突然发现西南方小山头上退下几个散兵，就对身边卫士谷瑞雪说：“你去看看那几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装孬种，就地正法！用刀砍不要用枪打！”
张自忠殉国之战示意图（转引自《张自忠与宜城》第169页）
卫士一手握枪，一手持刀，奔上前去轻声对那几位士兵说：“总司令在此，赶快上去！”几位士兵一听，转身冲了上去。
由于寡不敌众，这个山头还是失守了。日军从山顶冲下来。跟在张自忠周围的手枪营士兵一面冲上去抵挡日军，一面高喊：“总司令快走，总司令快走！”不料，喊声更引起日军注意，敌人便加紧了围攻。看到日军步兵渐渐逼近，副官和卫兵们不得不强制张自忠向北面的安全地带转移，张自忠不肯走，大骂卫兵怕死。刚由排长提升为手枪营连长的王金彪正指挥本连剩下的几十个弟兄堵击来犯之敌，见总司令不肯撤退，便回身跑过来用脑袋顶住张自忠的胸部，一边往后顶一边噙着眼泪说：“总司令，我们不怕死，请您先走一步，我们不打退当面敌人，死在这里也不下火线！”接着，他示意卫兵将总司令拉走，自己又举枪挥刀冲到前方，带领弟兄们将冲上来的一股日军消灭了。望着王金彪健壮勇猛的背影，张自忠大声说：“好样的，不愧是我张自忠的部下！”
日军资料中的张自忠战死经过要图（转引自《张自忠与宜城》第185页）
经过惨烈鏖战，第七十四师第四四三、第四四四团已死伤大半，一部溃散，残部数百人主要集中于东山口阻击日军。为保卫张自忠安全，马贯一从仅有的数百人中抽出一个营派往杏仁山支援手枪营。但该营在赴援途中受阻，张自忠把手枪营大部派出援救，看到东山口方面第四四三团不敌日军，又将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派去支援。这样，他身边仅剩下高参张敬、兵站科员马孝堂[52]等数人。
3时许，天空下起蒙蒙细雨。东山口之第七十四师残部不敌日军猛攻，大部战死，余者溃散。张自忠派出的手枪营士兵见势，急忙回撤至杏仁山山脚下，作最后的抵抗。
面对步步逼近、怪声吼叫的大批日军，这些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顽强，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与日军展开了殊死肉搏战，将绝对优势的日军阻于山脚下达1个多小时。
战斗在雨中持续，手枪营士兵所剩无几，王金彪连长也在激战中阵亡。张自忠眼看前方弟兄一个个倒下，再也按捺不住，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扣动扳机将几名敌兵击毙。就在这霎时间，远处的日军机枪向他射来，他全身数处中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马孝堂见他突然向后一歪，飞奔上前为他包扎，鲜血溅了马少校一身。
伤口还未包扎好，日军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危急中，张自忠对身旁的张敬、马孝堂等人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大家执意不从，张自忠遂拔出腰间短剑自裁，卫士大惊，急忙将他死死抱住。弥留之际，张自忠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平静地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同难官兵公墓
多处负伤的张敬高参坚定地说：“身死名垂乃军人常事，今日愿与张公共存亡！”并高喊：“不怕死的跟我上！”张敬一面高喊，一面带着仅剩的十余名手枪队队员冲向敌阵，击毙30多名日军后，被蜂拥而上的日军以刺刀刺死，时年仅33岁。
从日军的战记中，我们找到了这场惨烈战斗的最后情节：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君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53]
时间仿佛蓦然停止，历史留下一个静穆的场面。殷红的热血，交织着迷蒙细雨，构成一个永恒的瞬间——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一代抗日名将，怀着平安的良心死去，时年49岁。
与他一同殉国的将士共计500余人，[54]留下姓名的有：张敬少将、洪进田上校、马孝堂少校[55]、贾玉彬、王金彪、白振瀛、赵世森、崔荣祥、徐蔚峰、李世昌、赵德志、史全胜……日军搜索长山发现张自忠的坐骑“长虫”依旧在主人牺牲的地方徘徊，真可谓“飞鸟羁旧林，战马恋将军”。
张自忠牺牲后，右集团军失去统一指挥。南下日军基于后路威胁基本解除，遂于17日再度转兵北上，21日重陷枣阳。
5月31日，日军强渡襄河，开始第二期作战。6月1日攻占鄂北重镇襄阳，此后相继攻陷南漳、宜城、荆门、江陵、沙市、远安等地。一路上，日军纵火烧城，奸淫掳掠，犯下滔天罪行。
6月12日，川东门户宜昌也被日军攻克。日军由襄阳南下时，中国军队尾随其后，相继收复襄阳、宜城等地，进至荆门、当阳以北。17日，日军一度放弃宜昌，旋即改变计划，于24日重占宜昌。中日双方沿江陵、宜昌及当阳、钟祥、随县、信阳以北之线形成对峙，枣宜会战至此结束。
此役，中国军队伤亡2.8万余人，敌之伤亡约在2万人上下。[56]
综观枣宜会战全过程，敌我两军以随枣会战类似的方式开局，最终我军被敌各个击破，张自忠、钟毅两将军战死，日军随即发起第二期作战，强渡襄河，直下宜昌，控制长江交通，并对川东乃至重庆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枣宜会战是一场败仗。
导致中国军队此役失利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统帅部对敌情判断有误。随枣会战的胜利，使中国方面误以为日军只能重复枣宜会战的战法，而对日军强渡襄河夺取宜昌的计划估计不足。实际上，随枣会战中，张自忠部三十八师取得的田家集大捷已经证明日军当时即有强渡襄河夺取宜昌的计划，只因其舟桥与工兵部队遭到三十八师歼灭而导致渡河计划破灭。遗憾的是，此战所反映出的日军企图未引起我方统帅部的足够重视。如果对日军企图有所洞察，那么在指挥调度上，特别是在江防军的调度和张自忠右集团军的兵力配备上就应该有所不同，遗憾的是我方没有做到这一点。江防军调度有误，右集团军兵力不增反降，对我枣宜会战全局十分不利。
综观战役全过程，中国方面对敌情的判断基本正确。日军果然首先进犯鄂北，“扫荡”我襄东部队，以主力攻击襄花公路。据此，中国军队以主力北移，令随枣路正面之第十一集团军机动诱敌，令张自忠部北进尾击，并调江防军一部推进至樊城以北堵击。这样一来，不仅使日军合围我襄东部队于随枣路的计划化为泡影，而且形成对敌反包围的有利态势。然而，由于指挥失误，中国军队未能利用有利态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反被日军各个击破，以致日军从容发起第二期作战，强渡襄河，直下宜昌，控制了长江交通，并对川东构成严重威胁。
虽然枣宜会战敌我双方互有得失，但中国军队失大于得，说成失利并不为过。
造成中国军队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二是协同不良。首先是战略上缺乏协同。日军之所以敢于集中15万兵力攻击第五战区，盖因相邻之第三、第九战区按兵不动，消极待敌。战役开始后，上述两战区，尤其是第九战区仍无积极动作，致使第五战区独力当敌，压力极大。苏联总顾问福尔根在同年7月10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敌占领宜昌，乃第九战区消极不动所致。”[57]其次，战役协同也不够好。此战，右集团军方面张自忠将能调动的部队，甚至刚招募的新兵，都悉数调往河东，并且亲自过河督战，可谓竭尽全力。但友邻方面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如荆门、当阳方面之江防军在奉命北上截击日军时行动迟缓，10日以后始渡过襄河，致使日军先机抢占吕堰镇据点，达成掩护第十三师团转用京钟路方面对张自忠部实施攻击之目的。再如，黄琪翔之中央集团军也作战不力，一退再退，未能大量牵制敌人，日军因而得以集中主力围击张自忠之右集团军。另外，汤恩伯不战而放弃枣阳，对日军第三师团围攻不力，日军得以调集十三、三十九师团及池田支队反转南下，导致张自忠右集团军承担过重压力，在右集团军兵力不敷的情况下，隐伏于大别山的桂系第七、第二十一集团军始终没有参战。回想台儿庄战役，李宗仁也没让自己的桂系部队承担最艰苦的作战。如此看来，保存实力的倾向几乎存在于各系部队之中，汤恩伯如此，东北军、西北军如此，桂系亦复如此。像张自忠将军这样不计代价，全力赴战者，凤毛麟角，实不多见。
十里长山张将军牺牲处之血石
指挥失误是导致中国军队失利的另一因素。由于张自忠右集团军的奋力截击，日军不得不将北进主力部队反转南下，集中力量对付张部。这样一来，我军反而出现了难得的转机，如我方指挥得当，枣宜会战就未必是后来的结局。当北进之日军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及池田支队放弃北进、掉头南扑时，对张自忠的调动可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令张部暂入大洪山区，避敌锋芒，使日军扑空；同时命汤恩伯、孙连仲部全力将孤处北方之日军第三师团围歼，而后会同张自忠、黄琪翔等部合力解决南下之敌。中策是令张部继续北进，加入汤、孙两部对日军第三师团的围攻行动，然后南下解决日军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下策是命张自忠停止北进，以弱对强，调头追截南下之敌。蒋介石、李宗仁恰恰采取了下策，而张自忠偏偏又只带领一支偏师，且遇事不将就，执行命令不打折扣，结果是以寡敌众，惨遭灭顶。以当时中国军队的实力，只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解决北面之敌，然后对付南下日军，而蒋介石好大喜功，过低地估计敌情，硬要南北两敌同时解决，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北面没有围住日军，南边则痛失一员大将。这个惨痛教训再次证明，集中兵力实乃用兵之关键，而分散兵力则为兵家之大忌。说到集中兵力，人们或许会问：从兵力的绝对数量看，中国军队占有明显优势，何以打起仗来总是出现以寡敌众的局面？这个问题的出现，除战场指挥不当的因素以外，还与国民党军的防御方针有关。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基本停止了战略性进攻，中日两军战线相对稳定，相应的，国民党军也开始实行战线相对固定的战区防御作战，仅仅满足于守住现有防线，而不敢于集中优势兵力，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防御。于是，不得不将有限的兵力分散配置于漫长的防御线上。这种防御政策表面看来各处均有兵力把守，似乎十分合理，实际却是无处不备而无处不寡，无法形成局部的绝对优势兵力，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作战效果。
通信手段陈旧落后、部队火力不足也是中国军队失利的重要原因。通信手段的先进与否，对作战影响甚大。以南瓜店战斗为例，5月13日以后张自忠与战区之有线电报、电话均不能通，仅赖无线通信，战区因此不能及时了解该方面战况。更严重的是，因频繁使用简易无线通信，密码为日军破译，动向被日军掌握，从而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教训可谓惨痛。从火力方面看，中国军队攻击力、防御力不及日军的主因当为火力不足，而火力不足又主要表现为缺少炮兵。中国军队的伤亡大约有四至五成是因日军炮击所致，可见炮火威力之大。倘若南瓜店战斗中，第七十四师拥有与日军数量相当之火炮，那么将防线坚持到援军到来，是完全可能的。
尽管张自忠战死沙场，右集团军伤亡惨重，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奋勇战斗予敌以沉重打击。张自忠的苏联顾问后来对黄琪翔说：他从南瓜店阵地出来后，沿途所见，日军尸体总计约在6000具以上。[58]可见，日军在同张自忠右翼集团军的10余天战斗中，并未占到便宜。南瓜店战斗时，由于张自忠部吸引了日军主力，汤恩伯之第十三军乘虚袭取枣阳。16日晚，园部和一郎急调第三十九师团连夜北上攻夺枣阳。
【注释】
[1]《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2]张鹤舫：《与张自忠将军在第5战区的几次接触》，《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46页。
[3]参见《白崇禧回忆录》，第207页。
[4]《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3页；《白崇禧回忆录》，第207页。
[5]《宜城县民间歌谣集》，第310页。
[6]王梓木：《追悼张自忠将军》，《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五，第19页。
[7]《尽忠报国》，第171页；《爱国抗日三将军》，第116页。
[8]何基沣：《为应故张总司令纪念集征文作》，《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7页。
[9]《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民国二十八年 4》，南京大学出版社，转引自《张上将年谱简编》，第183页。
[10]谷瑞雪：《忆张自忠将军》，《宜阳文史资料》第4辑，第59页。
[11]陈赴渝后未及返防，张即战死于前线，不久前的送别成为永诀。陈后来异常沉痛地写道：“读将军遗嘱，使我涕泗滂沱！拜将军遗榇，使我痛哭失声！不能偿者，将军厚望；不能见者，将军音容！”
[12]《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下册，第804页。
[13]《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14]沈克：《怀张自忠将军》，《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81页。
[15]张廉瑜口述、林治波整理：《回忆伯父张自忠》，《文史资料选编》第41辑，第83页。
[16]《张上将自忠画传》，第59页。
[17]《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四，第31页。
[18]《枣宜会战经过检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枣宜会战经过检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四，第37～39页。
[21]同上书，第28～30页。
[22]《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40年5月6日，《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23]中央社樊城14日电，刊于《新华日报》1940年7月16日第2版。
[24]《新华日报》，民国29年7月21日。
[25]洪进田，山东菏泽人。1920年投奔冯玉祥，后任第三十三集团军骑九师团长。因与师长有隙，于1939年离职，暂在总部住闲。
[26]D是师的代号。
[27]即第七十四师，马贯一任该师代师长。
[28]《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四，第34～36页。
[29]据王孔庚先生考证，此时179师越过长寿店向马家集追击属虚报，见《张自忠与宜城》，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
[30]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1]据王孔庚先生考证，张自忠渡河地点应为茅草洲，而非窑湾，见《张自忠与宜城》，第130页。
[32]《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80页。
[33]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4]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5]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6]李宪谟：《张自忠将军杀敌报国纪实》，《怀念张自忠将军》，第136页。
[37]《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40年5月11日、1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949页。
[38]《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1940年5月11日、1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949页。
[39]《张自忠致蒋介石密电》，1940年5月14日，《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40]《张自忠致蒋介石密电》，1940年5月14日，《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41]张德顺：《纪念上将军张故总司令》，《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22页。
[42]潘絜兹：《英雄的死》，《尽忠报国》，第285页。
[43]《张自忠致蒋介石密电》，1940年5月15日，《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44]潘絜兹：《英雄的死》，《尽忠报国》，第286页。
[45]《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81页。
[46]于文：《张自忠将军殉国经过》，《怀念张自忠将军》，第48页。
[47]王孔庚：《张自忠与宜城》，第153页。
[48]《许文庆的回忆》，《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80页。
[49]靳泊远：《张自忠将军殉国地点在哪里？》，《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第118页。
[50]枣宜会战打响后，一八○师襄东阵地被敌突破，该师且战且退，一直退至邓县桐柏山一带，几乎脱离战场。张自忠渡河后，命该师南下至双沟河一带截击日军。
[51]《中央日报》，1946年5月16日。
[52]一般资料都将马孝堂记为总部副官，此说有误。马当时是第三十三集团军兵站少校科员，被兵站分监王锡町派往张自忠身边担任后勤联络工作。参见《俞飞鹏致何应钦报告（1940年5月3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953～954页。
[53]上述细节来源于尾浦银次郎：《辽远的战场》，此书1974年由日本出版，1989年日本广岛友好访问团到宜昌访问期间，为表示忏悔而赠送给宜昌人民。作者尾浦银次郎为原日本华中派遣军第11军第39师团231联队的第二任联队长，侵华战争期间先后在荆州、宜昌驻防四年，投降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作者注
[54]静观：《张将军殉国纪实》，《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173页。
[55]马少校在张自忠之后牺牲，后文有叙。
[56]张秉均：《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续），第39页。
[57]《苏联总顾问福尔根致蒋介石报告（1940年7月1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971～972页。
[58]黄琪翔：《悼念张荩忱上将》，《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