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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战役以后，张自忠一直转战鄂北，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曾四移其地，由荆门而宜城，而当阳，而钟祥。由于防区相对固定，与百姓的交往也随之多起来。每到一地，张自忠总是深入民间，体察乡情，访贫济苦，慈幼敬老，留下了说不完、道不尽的佳话。

1939年2月，张自忠率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离开荆门，迁往宜城县孔家湾赤土坡。在荆门的3个月里，张部军纪肃然，秋毫无犯，与百姓相处十分融洽，以致离荆时当地群众恋恋不舍。士绅们要求张自忠留下一张照片，张问何用，他们说：“你的部队军纪严明，老百姓都很感激，我们准备给你竖碑，把照片嵌在上面以作纪念。”张自忠听了这番好话却没有一丝得意，而是严肃地说：“我的军纪虽严，但部队官兵多，难免没有不打扰百姓的事，树了碑百姓不见则已，若一见到，岂不指着像骂我，反而遗臭万年。”士绅们听他这样说，只好作罢。不过，后来他们还是刻碑于龙泉书院陆九渊祠旁，以志纪念。

宜城在荆门以北，两地相距约100公里。赤土坡位于宜城县城以南约10公里，东面与襄（阳）沙（市）公路临近，是个风景宜人的小村庄。全村有百十来户，张自忠住在乡绅李子惠家。总部一安顿好，他就派人挨家挨户对全村和邻村60岁以上的老人逐个登记，共有50多人。大家不知登记是何用意，心中惴惴不安。不料几天之后，每位老人都收到一份礼品。老人们纷纷来到总部向张自忠道谢，张谦恭地说：“人人都要尊敬老人，这区区薄礼，略表敬意！”

张自忠驻节赤土坡不久，就把全村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一次，他在与乡绅王殿臣、王殿武、李子惠的闲谈中，得知某月某日是王殿臣老母亲张氏的80寿诞日，便暗暗记下了。到了这一天，王家宾客盈门，好不热闹。张自忠派副官给张老太太送去一块寿匾，上书“张氏太太八十寿辰”。宾客惊讶之余交口称赞，张老太太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每逢空暇，张自忠总爱漫步村外。一天，他带着几名护兵散步，行至村外一口堰塘边，突然发现有位老太太掉进了堰塘里，急令护兵将老人救起，并询问事因。老人像遇见救星似地哭诉起自己的不幸，原来，她是村民李正义的母亲，因家境贫困，儿女不孝，常常遭到辱骂，有时甚至吃不上饭。老人受不了虐待，遂萌轻生之念。张自忠一听，即令护兵把李正义叫来，严厉训斥说：“羊有跪乳之恩，鸟有反哺之义，人有养育之情。你虐待老母，天理不容，关你几天禁闭！”李正义吓得跪地求饶。张自忠见他痛哭流涕，似有悔过之意，方缓口说：“赡养老人是咱们的义务和美德，岂有逼母自杀之理！”李连连称是，张才让他搀扶母亲回了家。

张自忠尊老敬贤的做法，给乡亲们以很大影响，孝敬老人在赤土坡逐渐蔚成风气。全村百十户人家老少和睦，虐待老人的事再也没有发生。

赤土坡是个穷村，乡亲们大多生活艰难。张自忠平时十分注意询问百姓疾苦，真心实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有一天，他在村头散步，见一群老太婆围坐在一起谈家常，便走过去与她们聊起来。当了解到因青黄不接，百姓生活困难时，他关切地问道：“现在农活不忙，你们怎么不做做小生意呢？这样手头也宽活点呀！”有位老太婆叹了口气说：“总司令，不瞒您说，不是我们不想做，您看我们吃了上顿愁下顿，哪还有钱？”张自忠听了，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摊在膝上，边写边说：“你们拿着我写的这张纸，到副官处去，他们会帮助你们想办法的。”很快，村民们有的摆出了香烟摊、瓜果摊，有的办起零食店，还有的外出做起小生意。……

农民王开银等3人用借来的钱从外地贩来3挑红薯在村里卖，从早晨到晌午也没卖出几斤。张自忠路过时见他们焦急为难，问道：“老乡，生意好么？”王开银摇摇头说：“总司令，不瞒您说，我们原指望贩点红薯赚几个钱，换点粮食好糊口，哪晓得这么不好卖。”

“噢，这三挑红薯我买了。”张自忠说着掏出一沓钞票递给他们。王开银他们欢天喜地，忙按吩咐把红薯送到第三十八师师部。

“耕牛是个宝，农民少不了”。可是，就在整田插秧的节骨眼上，周家的老黄牛却病死了。全家人如同塌了天，哭得死去活来。张自忠得知这件事，忙对一位副官说；“周老乡家的牛死了，全家人急得哭，你快买头牛送去。”副官遵照吩咐买了一头大黄犍送到周家。老周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见到张自忠要下跪磕头，张将军忙拉住他说：“老乡，一人有难众人帮，你家遭不幸，咱们岂能袖手旁观！”

6月是鄂北的麦收季节。张自忠漫步村外时发现有块田的麦子无人割，一打听方知田主王开勤一家人都在害病，没有人手干活。他想，这五黄六月没人种田，秋后吃什么呢？即令特务连帮助王家割麦插秧。不到两天时间，特务连的士兵们把所有活计都忙乎得停停当当。张自忠还派人给王家送去一笔钱，帮他们治好了病。

有一位家住雅口姓秦的理发匠，常来赤土坡做手艺。张自忠知道他家穷，就有意接济他。一天，他见秦师傅又来到村里，微笑着招呼说：“秦师傅，给我刮个脸好吗？”秦师傅诚惶诚恐地说：“行，行，只要您不嫌弃！”张将军坐下后用手捻着右腮黑痣上的几根长须，风趣地说：“你尽管刮，只要不把我这几根毛刮掉就行了。”

脸刮完了，张将军站起身，掏出一张5元的钞票递给秦师傅，秦连连推让：“这么多，找不开呀！”张将军挥挥手说：“不用找了，今后还要麻烦你的，就算是我预付的剃头费吧！”

一天清晨，张自忠正准备到村外散步，不料刚一出门，就听到远处一阵噪吵声，便循声而去，发现部队的伙夫和村民在井边为汲水而争吵。张将军见状，沉着脸对伙夫说：“咱们部队怎能和百姓争挑水？”伙夫为难地说：“总司令，全村就这么一口井，此时若不挑水，要影响部队正常活动呀！”

“春争日，夏争时，我们不利用一早一晚挑水，白天就会影响农活啊！”老乡们也七嘴八舌地嚷嚷。张自忠略一沉吟，说：“这样吧，部队用水夜里挑，一早一晚留给老乡挑，免得互相耽搁。”

驻宜城期间，张自忠组织政治部宣传人员以演讲、贴标语、演话剧、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向老百姓开展抗日宣传，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和胜利信心。《铁血歌》《向前走别退后》《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话剧《松花江上》和《卢沟桥头》更是轰动四乡八野，观者如潮，影响很大，直到数十年后当时的观众仍能记起剧中情节。第五十九军还在宜城成立了许多儿童团，派一些老兵担任教头，教儿童们发口令、列队操演、劈刀、投弹，还组织儿童打扫街道卫生，站岗放哨，盘查旅店外来人，搞得有声有色。

1939年9月，为防备日军进犯宜昌，第三十三集团军奉命移防当阳。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张自忠找到王殿臣、王殿武和李子惠说：“由于局势变化，我们明天要走，来跟你们告个别。这事你们晓得就行了，别声张，免得影响老乡的活计。”王殿臣他们听说张总司令要走，知道挽留不住，但想到他和部队待乡亲们的许多好处，又怕不告诉大家会落埋怨，就在背地里露了口风。村民闻讯，备了很多礼物，次日一早纷纷聚集村口欢送。谁知等了半天也不见动静，这时王殿臣、李子惠等人从村西蛮河边回来了，说：“你们还等啥，天没亮总司令就悄悄从李家后门出去，到河上坐船走了。”大伙一听，赶忙涌向蛮河边，见船已开出很远了。^[1]

第三十三集团军移防当阳后，各师分驻邹家畈、冯家湾及沮河沿岸村庄。总司令部设于慈化寺附近的齐家院子，张自忠的办公处则安在赵家花园的一间堂屋里。

赵家花园南临沮河，北依锦屏山，景色优美。张自忠每天办完公，总要四处走走，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

一天，他来到农民苏明贵家，看到苏家四壁萧然，生活清苦，心中难过。次日，苏家收到了张自忠派人送来的一块猪肉和一张竹篾凉席。后来，他又派人给苏家送了一包茶叶、六条鱼和半坛汾酒。村中其他贫苦农民也都得到张自忠的接济。

由于日军封锁，宜昌、当阳一带食盐极其缺乏，甚至连部队吃盐也有困难。张自忠到当阳不久，令部队从四川运来一批盐，送给慈化联保处十几包（每包200斤），让他们分发给老百姓。百姓们领到食盐，无不欢天喜地。

到赵家花园不久，张自忠就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部队训练之余，常常帮助百姓做农活，有时张自忠也亲自下田帮助老乡收花生、晒粮食，与百姓们如同一家。他的生活很俭朴，常吃的是馍馍和红枣小米稀饭，有时炊事员做点好菜，总忘不了给房东送去两碗。房东也时常摘些新鲜蔬菜送给他。

驻慈化期间，张自忠举办了一个扫盲识字班和一个民众抗日集训队。

识字班地点在陈家湾，主要招收当地青少年学习文化，进行抗日教育，共有100多人，历时一个多月，期满发结业证。一位学员至今还记得识字班教他们演唱的一首歌曲：

民众抗日集训队是1939年9月间在慈化寺开办的，由第三十三集团军“民众战时工作团”具体负责，专门招收青壮年进行抗日军事训练，队员有近千人，分为几个中队，中队下设分队，一如正规院校。训练内容一是上课，给队员们讲述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日军的侵华暴行、全民抗战的必要性以及军事常识。二是操练，主要内容是队列、防空、救护、后勤支援等，以中队为单位进行，中间还举行了一次实战军事演习。这些受训队员后来为配合部队作战发挥了作用。集训队结束时召开了大会，张自忠亲自出席并讲话，号召大家树立必胜的信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决抗战。^[3]

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驻当阳虽然不久，但他们的严明军纪仍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赵家花园的一位农民说：“张自忠的队伍纪律很好，对老百姓买卖公平，不强行要老百姓的东西。那几个月他的队伍住在这里，这一带连偷盗、打架的事也少了。”^[4]

1939年11月，为准备冬季攻势，张自忠率部队向东推进，总部也由当阳慈化寺移至钟祥快活铺。

快活铺隶属钟祥县和平乡，这里临近襄（阳）沙（市）公路，又是襄河西岸的要点，自武汉失陷后一直是大军云集，过往部队不断。为保障军需，和平乡联保处通常每天要筹办1000余斤大米、500余斤马料和2000多斤柴火。由于任务过重，供不应求，联保处官员常受到各部队官兵辱骂甚至殴打。联保处主任焦良辅得知张自忠来到快活铺，就把情况向他作了反映，张自忠当即挥笔写下手谕：“驻军和来往官兵不得骚扰，所需粮秣、民夫，应协商办理，违者严惩不贷。”

联保处把张将军的手谕张贴在墙上，驻军和来往官兵果然和以前大不一样，遵纪守礼，协商办事，情况好多了。^[5]

冬季攻势开始后，张自忠东渡襄河督战。指挥部先设于钟祥县果园，后移至张家集附近之李家畈，张自忠就住在李明久家。李家有10个孩子，生活非常困难。儿子李和平患痢疾，因无钱医治，瘦得皮包骨，就睡在门口的草堆里。张自忠发现后，立刻让副官找来军医，给他打针吃药；每次开饭，还叫伙夫给李和平端一碗好吃的。十几天后，小和平的病终于痊愈。

冬季攻势结束，张自忠返回快活铺。临行前，他对李明久说：“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打扰你们了。”为表示谢意，他提笔为李家书写了一副对联，祝他们健康长寿，家庭富裕。

对于军纪，张自忠一如既往，丝毫不马虎。一次，他得知总部有个军官不慎把房东郭学英的一个土茶壶打破了，就让副官按市价给郭付钱。郭学英一再推辞，张自忠对他说：“事情虽小，但这是军纪问题。”郭见张总司令态度很认真，才难为情地收下了钱。

一次，第五十九军一支部队夜里追击敌人，携带的干粮吃光了，路过一块萝卜地时，就拔萝卜充饥。过了些天，田主收萝卜，竟发现每一个萝卜坑里都放着一枚铜板。百姓们很感动，一打听，在这一带作战的是张自忠的部队。

张自忠部由于军纪严明，深受群众拥戴。随枣战役中，我军一些受伤落伍士兵受到日军追捕、搜查，老百姓一听说是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就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藏匿于家中，或把他们装扮成自己的亲人，掩护他们脱险，护理他们养伤，然后帮他们返回部队。

驻防钟祥期间，张自忠仍很注意以各种方式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放电影。每逢放电影，张自忠总是请驻地周围老百姓前来观看，人越多越好，借机会进行抗日教育。一次，他们在尹家集放电影，方圆三四十里的老百姓听到消息，扶老携幼，纷纷赶到尹家集放映场。张自忠令部队坐在两边，让百姓们坐中间。影片讲的是抗日故事，大家看后，对日军的暴行莫不切齿痛恨，对中国军队的胜利无不拍手称快。连续三个晚上的放映，观众人数逾万。

1940年3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移驻快活铺附近之夏家湾。

这是个与赤土坡相仿的小村庄，属钟祥县快市乡。张自忠来到这里后，发现村里的百姓由于饮用不洁净的河水，患传染病的人不少。他从老农那里得知村里曾有一眼泉水，后被泥土淤堵，即令士兵前去挖掘，终于挖出一股清泉。他还让士兵挖了一个大蓄水池，在旁边盖了一所浴室，供军民使用。饮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又有了洗浴的场所，村中的传染病逐渐绝迹了。

由于这一带连年干旱，土地歉收，许多人沿街乞讨，十分可怜。张自忠每当遇见这些可怜的人，就从身上掏出小本子，开张手条，让他们到第三十三集团军军需处领几个钱。久而久之，军需处叫苦不迭。尽管如此，以后遇到难民，张自忠还是一如既往，鼎力相助。

鄂北地区有一条著名的百里长渠，西起南漳县武镇谢家台，东至宜城县璞河镇赤湖村，灌溉着两县30余万亩良田。这条长渠，就是张自忠生前倡议修复，并曾以他的字命名的“荩忱渠”。

荩忱渠的前身，是比都江堰还早30多年的“白起渠”，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白起渠本是秦将白起为伐楚而修，后来人们用它来灌溉田地。自秦汉以后，渠道兴废无常。到了明代，长渠完全失修，旱时无水，雨时成涝，长渠两岸十年九灾，当地民众深受其苦。

张自忠驻节宜城赤土坡期间，发现当地很多农田因无水而插不上秧，勉强插上的也因干旱而枯萎。对此，他十分焦急，专门召集当地士绅贾世昶、王殿臣、王殿武、李子惠等人，请教抗旱办法。贾、王等人以宜城县志记载的“白起渠”一事相告，建议修复此渠。为了解长渠情况，张自忠指示宜城县长陈英武对长渠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同时征求民众的意见，得知乡亲们修复长渠的愿望十分强烈。

当时的宜城县长陈英武回忆说：

1939年，张自忠将军来到孔家湾驻节时，我作为宜城县长前往晋见。到总部门口自报姓名，说明来意后，卫兵进去报告。不久，出来一位穿灰色粗棉布军服的人，把我引进一间厢屋内。给我泡茶，陪我坐下。问我县情，今年收成如何，军粮负担怎样？我一面应答，一面打量接待我的这位军人，他态度和蔼，思路清晰。我估计他不是个参谋，也是个参议。我不时偷眼看看正屋里的总司令出来没有。谈了一二十分钟，他问我宜城古代长渠的事，把我问哑了。我说我是汉川人，对本地长渠的事不了解。为了化解尴尬，我起身告辞说：“总司令军务倥偬，今天没时间，陈某改日再来拜见，请官长代为转呈来意！”他却站起来说：“我就是张自忠。”我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又要我坐下，说明修复长渠对持久抗战的重要性，指示我调查长渠的历史和现状，征求民众意见。我按将军的指示，把调查结果向省府呈报，省主席来视察时我又专门面禀。还由军方主持会同南漳县长蒋元实地踏勘了长渠沿线。^[6]

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和慎重考虑，1939年6月29日，张自忠致电湖北省政府代理主席严重^[7]，正式提出建议：恩施，省政府主席立三兄：

顷据宜城各界代表贾世昶等声称：在昔，河西原有长渠一道。上起南漳之王家河，下至宜城之赤湖，蜿蜒70公里，灌田30余万亩。嗣后渐次湮没，以致水旱更迭，灾害频仍。若加修浚，岁可增产食粮百万石左右。值此抗战期间，增加生产实为扼要。拟请转电兴修，俾国计民生同受其利，等语。查普国抗战，原以持久为争取最后胜利之唯一途径。前方将士喋血奋斗，端赖后方大量生产以充实抗战资源，而田地丰欠，直接关系军食尤重。该代表所呈各节，经详细核询尚属实，情爰为电达，拟请吾兄加以审核，即转令宜、南两县，动工兴修。再，敝部整训期间，并可酌派军队帮助疏浚，以期早观厥成。如何处之，仍祈卓裁见复为荷。弟张自忠叩。^[8]

严主席接电后，深感只有关心民众疾苦且具有战略眼光之人，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迅即复电表示同意。张自忠遂派代表会同南、宜两县官员和襄阳专署所派技士吴兴等，沿故渠逐段勘测，商定修渠方案，申报省政府。省政府即将修渠方案列入预算，并派遣第二勘测队再次赴实地复测，进一步匡算工程量和所需费用，筹划开工事宜。这时，驻武镇的富商大贾闻讯，唯恐“渠通而河涸”，有碍舟楫航行，不利经商，乃行贿赂之伎，暗中派人给张自忠送来一箱银钱和很多贵重礼品，以求张将军进言省府，不再修复长渠，当即遭到张将军严厉斥责。

由于张自忠的鼎力支持，长渠修复工程于1939年秋末动工。为解决运输困难，张将军派一八○师一部从黄皮沟以船运石至谢家台渠首处，还派其他部队担负了武镇至朱市间最坚硬土质的土方挖掘任务。宜城人民为感谢张将军倡修长渠之德，编歌赞颂道：“白起灌鄢后，长渠议修复，呼喊吁请空吼，年华似水流。张公军次宜城，访得民间要求，代陈当兴建，一语捅开天，军民齐欢讴。……”正当军民合作动工修复长渠之际，冬季攻势开始，张自忠统率大军奔赴襄东，修渠之事无人力主，遂不了了之。

张自忠殉国后，省政府复议修渠事，经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诚批准，于1942年10月拨法币590万元，征发数万民工，再次开工修渠，并将长渠命名为“荩忱渠”。第三十三集团军将士为早日实现张将军生前愿望，专门抽出两个师参与施工，并抽调大批军车拉运石料。但1945年日军入侵襄西，工程中断。抗战胜利后一度复工，终因经费无着而下马。

新中国成立后，南、宜两县民工在人民政府组织下，于1951年又一次动工修渠，经两个冬春苦战，终使长渠于1953年5月1日疏浚通水。后经逐年扩修配套，始成今日系统完备之大型水利工程。当年张将军驻军之地，现已成为亩产吨粮的商品粮基地。张将军生前愿望终得实现。

上述一系列事迹，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张自忠以民为本的治军思想和他对于人民的深挚感情。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爱国与爱民是不可分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外是捍卫祖国，对内则是热爱人民。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然是对敌人强暴，而对人民仁慈的。以张自忠为例，他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殊死拼搏的根本动力，正来自他对于自己四万万父老兄弟姐妹的深沉而诚挚的爱。为此，他可以忍受饥寒之苦，可以忍受征战之劳，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种为祖国、为人民而舍生忘死的勇气，是君子之勇，是大忠大勇，它与那些出于个人目的、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好勇斗狠的匹夫之勇根本不同。有人曾这样说：“张自忠是西北军的老粗，不过一勇之夫而已。”这是不负责任的妄论，只能说明此公太不了解张自忠了。

1939年8月上旬，蒋介石自重庆来电，召张自忠赴渝述职。张自忠将军务稍作交代，即动身前往，到前线来看望他的老友陈继淹与他同行。他们首先从赤土坡乘车到宜昌，然后由宜昌登船，溯长江西上，经过30多个小时的航行，抵达战时首都重庆。

重庆地当长江、嘉陵江交汇处，是长江上游第一大城市，也是中国西南的工商业中心。市区依山而建，是著名的山城。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迁都重庆。蒋介石之所以看中重庆，是由于这里地处西南腹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且水陆交通便利。另外，重庆还有“雾都”之称，一年中至少有半年笼罩在雨雾之中，这恰好成了防御日军空袭的天然屏障。

张自忠一生征战南北，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但到重庆还是头一次。这里生活着大批国民政府军政要人，生活着张自忠的许多袍泽故旧，他时常思念的老长官冯玉祥也住在重庆。张自忠在重庆设有一个办事处，地点在菜园坝，李炘任处长。李炘字显堂，河北威县人，曾任西北军军务处处长、骑兵第五旅旅长。因擅长交际，被张派驻重庆。

关于张自忠晋见蒋介石的详情，已找不到可靠的记载。与他同行的陈继淹将军在回忆中仅有一段简约的记述：“晋谒委座，应对恳切，丹心流露于言表。委座引作股肱指为同志……”^[9]

自从1937年底获准回部重掌军旅，张自忠就一直对蒋介石怀有感恩之心。加之日寇侵华，国难当头，更让他感到国家凝聚、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这次晋谒之后，他曾对人说：“我常觉得，世界上无论任何主义的国家，总要有个唯一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如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而日本就没有，所以他的国内，常常闹乱子，政治发生动摇。我们中国有我们的委员长，是我们唯一的领袖，可以领导我们完成革命，……单凭这一点，我们的抗战建国也是有把握的。”^[10]以此反觇，可知张自忠此次谒蒋，一定谈得很好。

见蒋之后，张自忠立刻赶往南温泉，拜见冯玉祥先生。

张自忠是中原大战后，仍对冯玉祥忠心耿耿的少数几位将领之一。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实乃冯玉祥栽培的结果。尤其是在他几次危难坎坷之际，冯总是力挽狂澜，伸以援手，更使张自忠感激不尽。虽然冯玉祥对他称兄道弟，但张自忠内心一直将冯视为前辈，言必尊称“先生”。其实，冯玉祥在西北军时代最为赏识、看重的将领，初期是“五虎上将”，中期是“十三太保”，特别是孙良诚、韩复榘等人，那时张自忠尚入不了冯先生的法眼。但随着局势的演变和人心的辨识，冯先生后来对张自忠逐渐另眼相看了。中原大战使数十万西北军土崩瓦解，而张自忠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和委任，仍对冯玉祥忠心耿耿，率部进入晋南。以张部为主力编成的第二十九军成为西北军硕果仅存的“独苗”，经宋哲元、张自忠等人惨淡经营，第二十九军军容日盛，终至拥兵10万，颇有中兴之势，令冯玉祥倍感欣慰。七七事变后，抗战军兴，各路大军，不论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还是桂军、晋军、川军、滇军，都投入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冯玉祥一生治军，苦练精兵，指盼的就是自己训练的队伍能在抵御外侮的战争中一显身手。此时，他虽然手无兵柄，远离前线，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前线的战况。临沂大捷的喜讯传来，冯先生异常兴奋，一面致电张自忠祝捷，一面派人赴前线劳军。以后，张自忠历经徐州突围、潢川之战、随枣之战，屡克劲敌，所至有功，成为名闻遐迩的抗日名将，不仅为民族争了气，也为冯先生增了光。

此时的冯玉祥，处境已不大如昔。许多旧部将领投蒋之后，为讨好于蒋，对冯唯恐避之不及，即使相见，也是碍于礼节，并非出自真心。而张自忠同冯先生仍是书信频通，一如既往，使冯先生得到许多慰藉。

1939年初，冯玉祥完成了蒋介石赋予的检阅新兵的任务，之后又被蒋派为督练长官，督练蒋之嫡系部队三十六军等3个军。迄6月，督练完毕，督练长官一职随之撤销。冯先生无所事事，郁郁不乐，在南温泉余家祠堂隐居读书。

张自忠恰于这个时期来到重庆，冯先生格外高兴。他在巴县中学设宴为张自忠洗尘，并合影留念。张自忠将临沂战役中缴获日军的两把战刀作为礼物赠给了冯先生。过后，冯先生又多次在上清寺副委员长办公室约张相见。两人对坐畅叙，交谈甚欢。张自忠向冯先生汇报了徐州突围以来的战况和第三十三集团军概况，冯先生则对老部下多方勉励，要他回到前线加紧训练，团结部属，多多杀敌。张自忠慷慨激昂地表示：“我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我总要拼命地干一场，作一个榜样给人看，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不给先生丢脸。活着我要活个样子，死也要死个样子！我觉得我越走越光明，先生，你看，我一定要这么办！”

冯玉祥听了，既高兴，又感慨，不住地点头。他为有这样一位忠勇的部下而感到骄傲。

谈话中，张自忠得知冯先生设有一个研究室，专门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就请冯先生派一位研究人员随他到前线给第三十三集团军将领讲一讲抗战形势，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冯先生欣然同意，当即决定派研究室主任赖亚力赴前线讲学，并派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陈天秩到第三十三集团军帮助开展政治工作。

为解决部队各方面问题，张自忠留渝20余日，会见了有关机构的官员，主要就军需补给问题进行接洽，获得一些成果。留渝期间，他还看望了老长官石敬亭先生和秦德纯、熊斌、萧振瀛等一些老朋友，并对办事处的工作作了指示。

离渝之前，张自忠特地到冯先生处辞行，两人互道珍重，依依而别。走出去不远，他又停住了，内心预感到自己恐难再与冯先生相见，绝不能就这样与先生分手——他还要再看一眼敬爱的长官，他还有话要对先生说，便折转身来，怀着诀别的心情回到屋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重重地向冯先生磕了个头。冯先生被这一情景惊呆了，忙说：“荩忱，你这是干什么？”

只见张自忠眼含热泪、神色庄重地说：“我这一生是先生培植了我，我活着要一意地为国尽忠，像个人，像个军人，不辜负您培植我这一生；我死了也要像个鬼，像个忠魂，不会辱没先生练兵带兵的英名！”

冯先生因惊愕而语塞，但他内心很明白，荩忱行此大礼，作这样的告别意味着什么。后来，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唐生智、石敬亭、鹿钟麟等人说：“张荩忱这个人，到底是条山东汉子！他临走到我这里来辞行，走了又回来，趴在地下给我叩个头。我能不能和他胜利后相见，或者再见一面，都很难说了。”言下不胜难过，在场诸公也无不动容。^[11]

张自忠返防后，奉命将总部移至当阳慈化寺。搬迁的当天，突然下起滂沱大雨，左右劝他稍事歇息，待雨停再动身，他生气地说：“我从重庆千里迢迢赶回来，就是为了争取时间。如果因为下雨就放弃计划，那还叫什么军人？！”说完带头上了路。在他的带动下，两天便完成了搬迁任务。

1939年12月1日，正当第五战区紧锣密鼓地筹划冬季攻势之际，《渔光曲》的词作者、著名女作家兼《广西日报》记者安娥，风尘仆仆来到前线采访官兵。引人注目的是，她身边站着一位身材修长、面色褐黄、长着一双淡蓝色眼睛和一头棕色头发的外国女人。此人就是美国知名作家和新闻记者，被茅盾誉为“透彻到家的国际主义者”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1890年出生于美国西部科罗拉多矿区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年轻时为维持生计，曾当过佣人、做过招待、干过苦工。后来，她自学文化，并成为一名立志叛逆旧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抵达鄂北前线后，史沫特莱在安娥陪同下，首先赴老河口访问了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先生和战区的朝鲜志愿队。而后顺汉水南下，先后采访了桂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一七三师师长钟毅和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

1940年1月9日，史沫特莱和安娥来到大洪山区张家集采访张自忠。张自忠的右集团军野战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此时，右集团军的冬季攻势已进行了近一个月。

在张家集村口，史沫特莱遇到一位青年军官。当他得知这位外国记者要采访张将军，便立刻对她说：“张总司令是一个爱国军人，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儒将。”那口气似乎是在为张自忠辩护。他可能担心史沫特莱听信传言，对自己敬爱的总司令发生误会。

史沫特莱一行绕屋进村时，看见一位“未戴军帽、身材魁伟，至少有六英尺高，穿一身普通士兵蓝布制服的军人，他手上拿着一本平装书，一部分书页往后折叠，好像他刚才还在读它”^[12]。经人介绍才知道，他就是张自忠。

张将军见客人来访，忙把他们让进简陋的指挥部。在指挥部里，张自忠应邀给史沫特莱介绍了右集团军冬季攻势的战况。由指挥部敞开着的门户往南看，可以望见远处绵延起伏的巍峨山岭，连续不断的隆隆炮声和飞机引擎声就从那边传来。他告诉史沫特莱，猛烈的炮击声来自南面20英里以外的那两座山头上的日本野炮；他派出的一个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线的骑兵团已返回基地，复命完成了任务。他还补充说：“我们要得到炮弹很困难，人和骡子是我们唯一的运输工具。冬季攻势发起以来，三周伤亡统计，仅三十三集团军就死伤四千人。尽管如此，部队士气仍然高涨，他们以能参加冬季攻势为荣。”

张自忠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加之以往被人误解的罪名仍然纠缠在心头，使他心有余悸，言辞谨慎。他只是简单地叙述着当面战事，而不涉及其他问题，对于令他难过的往事更是只字不提。史沫特莱写道：“我第一次和他谈话时还有两名中国报纸的记者在座。他说起话来非常小心，而且以怀疑的目光望着他们。”^[13]

性格直率热情的史沫特莱对此很不理解。后来，她私下对张克侠参谋长说：“我既不能理解也不能相信这一类人。”张参谋长却认真地对她说：“你错了，过去的事仍纠缠着他。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首挽歌，哀挽一个名将说：‘除非功名就，人生如尘土。’……”^[14]

在张家集的日子里，史沫特莱从第三十三集团军官兵那里了解了张自忠过去的一切。张自忠在官兵心目中威信之高令她惊奇，凡是与她谈过话的将士，无不为有这样一位身先士卒、誓死抗战的总司令而自豪。他们告诉史沫特莱：张总司令为了得到良心上的安慰，但求一死报国。

史沫特莱从官兵口中得知，鄂北前线的敌军兵力中，约有十分之一是伪军部队。这些民族败类不仅不抵抗日本侵略者，反而为虎作伥，残害同胞。这使史沫特莱感到吃惊和不解。在一次谈话中，她不假思索地询问张自忠：“中国的傀儡汉奸这么多，主要原因是什么？你的看法如何？”张自忠一听，误以为史沫特莱指桑骂槐，不怀好意，便冷冷地回答：“不知道！”说着，挺起高大的身躯，板着面孔，两眼死死盯着她。史沫特莱这才发觉自己问得太唐突，后悔不迭。尽管张自忠冷峻的目光盯得她不寒而栗，但此时此刻她已非常理解这位遭人误解而深感痛苦的将军了。

在张家集，史沫特莱与张克侠参谋长也接触较多，所得印象是：“他轮廓清晰，才华横溢”，“精明干练，不尚空谈，目光紧盯着未来”。^[15]

告别张自忠后，史沫特莱又前往第二十九集团军采访。在此之前，王缵绪已不再兼任四川省主席，来到鄂北前线专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这是一个风格与张自忠完全不同的人物。

“王将军是一个不会使我在他面前产生可共患难之感和任何一点敬意的司令官”，“提起他，就使我想起了我们美国某些牛皮大王”。这便是王缵绪给史沫特莱留下的印象。

在第二十九集团军，史沫特莱偶然看到一张1939年10月出版的《阵中日报》，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着一条消息：“我战区劲旅战新街，重创日寇，毙敌数百”。第三十三集团军一位青年军官（中共秘密党员）告诉她，这支劲旅就是李先念将军指挥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史沫特莱顿时兴奋起来，说：“那就让我们到新四军李将军那里，去追求真正的中国吧！”她希望能尽快离开王缵绪的司令部，青年军官表示愿意协助成行。

史沫特莱立刻让自己的秘书带着她的一封信去晋见张自忠，请他批准她们一行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采访。

当秘书来到张家集张自忠的指挥部时，恰巧碰上张将军正在同重庆派来的一位高级军官谈话。那位军官说：“新四军的挺进纵队是非法的，无权在这个地区立足。”

“非法的？”张自忠严肃地质问那位重庆来宾，“什么是非法的？他们在敌人后方肃清了许多伪军；他们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抗日团体；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日军俘虏。那是非法的吗？如果是，什么叫合法？”

当史沫特莱的秘书说明来意，张自忠马上提笔，批准史沫特莱一行访问新四军。他边写边说：“这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游击队队长是共产党，游击队便是非法的，非法个屁！只要一个人打敌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我才不管！”^[16]

第二天一早，史沫特莱一行拿着张自忠签署的通行证，顶着凛冽的寒风出发了。^[17]

在与史沫特莱的接触中，张自忠遇到一个敏感而复杂的政治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其实，在此之前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国共之间的合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内阶级关系的格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依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阶级矛盾还可能激化。所以，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是任何一位高级将领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徐州突围后，张自忠鉴于所部中下级军官伤亡很大，在驻马店成立了第二十七军团（第五十九军）干部训练团，以培养初级军官。团长由张自忠亲兼，董升堂任副团长，教育长由张克侠兼任。张克侠是中共秘密党员，早在1929年就加入了党组织。干训团成立后，他暗中与叶剑英联系，请中共方面派遣政治教官并代招一些学生来，以求改进干部的政治素质。

1938年8月初，中共秘密党员郑岩平（绍文）、曹荻秋奉命带领在武汉考取的60名学员到达驻马店。随后，又有中共秘密党员宣谛之、张公干、魏岳云和由延安派出的一些教员陆续来到干训团。于是，干训团就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在张自忠部的主要活动基地。

担任政治教官的中共秘密党员组成一个小组，郑岩平、曹荻秋任正、副组长。政治教育的内容以新三民主义为主，以时事教育为辅，还开设了中国现代史、阶级分析和大众哲学等课程。其中，曹荻秋主讲阶级分析和大众哲学，郑岩平则主讲中国现代史。他们还仿照抗日军政大学设立“列宁室”的做法，在干训团每个中队设立一个“中山室”作为活动中心，室内订阅了许多进步刊物，如《时与潮》《展望》《世界知识》《新华日报》等等，供学员阅读。另外，每个周末出一期墙报，举办一次文艺活动。进步的政治教育无形中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学员们思想活跃，爱国热情高涨。

潢川战役期间，张克侠赴前线协助张自忠指挥作战，干训团暂留驻马店，由副团长董升堂负责。董升堂是宁都起义领导人董振堂将军之兄，但其政治立场却与乃兄大相径庭。他认为，干训团所进行的政治教育是宣传共产主义，对团体不利，于是趁张克侠不在之机，致电张自忠说，干训团中有异党活动。张自忠在前线接到来电，即复电令其清理。^[18]董升堂随即将郑、曹二人捆绑起来，对张克侠介绍来的政治教官逐个进行审查，并以“公开宣传赤化，目无法纪”的罪名呈请张自忠严加惩处。张自忠接到报告，既未予以制止，也不同意严惩，而是批示：“除名离团，不追究责任。”^[19]

干训团清党事件发生后，部分学员不满于董升堂的反共态度，集体投奔延安。这使张克侠十分被动。尽管他处事谨慎，从未暴露自己的身份，但还是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武汉失守后，第三十三集团军移防荆门。由于日军飞机的多次空袭，荆门遭到严重破坏。有两位名叫曾志、郑速燕的妇女发动群众，运粮运草，开饭铺，办合作社，不仅保护了老百姓，也安定了社会秩序。张克侠推测两人是共产党员，便暗中前往联络，得知果然如此。在张克侠的大力支持下，曾、郑两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青年、妇女、农民救国会也相继组织起来。这一系列活动引起地方豪绅和蒋介石安插在第三十三集团军的特别党部的警觉，他们纷纷向张自忠告状，说这两人是共产党。张自忠对此事也很感兴趣，想亲自探问个究竟。为避免被人注意，他利用一个下雨天，打着伞，仅带了几名卫兵，悄悄来到曾、郑两人在城关小校场的住处，要亲眼见见这两位女能人。不巧，她们外出未在，没有见着。不久，有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对曾志、郑速燕开办的饭馆进行突然搜查，张自忠当即予以制止，说：“我曾去看过这个饭馆，对往来行旅很需要，不应该打搅她们。相反，应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做了哪些有益的工作？”^[20]他的一句话保护了这两位中共党员，随后张克侠示意她们及时转移。

张自忠的部将中，除张克侠外，还有一位著名的中共特别党员，他就是卢沟桥事变时坚决抗战的何基沣，时任第七十七军第一七九师师长。

平津失守后，国民党军一退再退，华北平原转眼之间沦入敌手。何基沣愤懑痛苦，对国民党政府极度失望。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他渴望了解共产党，了解共产主义。1937年冬，他在汉口经人引荐，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翌年2月远赴延安。抵达延安的当晚，就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来又与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见了面，还参观了部队、机关、工厂、学校，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延安的一切使他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离别延安时，何基沣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1939年1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在以后的岁月里，何基沣竭尽所能为共产党工作，如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护送党的干部通过蒋管区，帮助新四军李先念部运送军用物资，给新四军以枪弹、药品支援，还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筹措1万元经费，派中共秘密党员项迺光送往李先念部。另外，何基沣还根据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写成改造旧军队的万言书，上交冯治安。冯将此事与张自忠通了气。^[21]

何师长的活动，逐步引起军内一些反共人士的怀疑和攻击，并引起重庆的关注。张自忠赴重庆述职期间，蒋介石曾问及此事，张自忠虽然知道何基沣去过延安并与新四军来往密切，但还是对蒋说：“何师长跟随我多年，是个真诚爱国者，对国家忠心耿耿，绝不会有负国家，自忠保证何师长不会有意外行动。”^[22]

然而，1939年底还是发生了意外。何基沣派往新四军的送款人项迺光在老河口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襄河地区中共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朱理治、王西萍等负责同志遭到国民党当局悬赏通缉，何基沣为新四军送款等事也被项迺光供出。重庆方面遂以何基沣涉嫌私通共军案而将其调渝接受审查，由何应钦、陈诚、王东原对他进行三堂会审。通过第一次会审，何基沣发现项迺光并不知悉自己去过延安并已加入中共等重要情况，遂以单纯的经济问题和支援新四军零星药品等与何、陈、王周旋。但何基沣心中仍有顾虑，倘使张自忠、冯治安落井下石，将他去过延安和上万言书之事和盘托出，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事实证明，张、冯二人很义气，自始至终没有漏出一点风声。何基沣深为张、冯的义气所感。及至张自忠战死襄东，移灵重庆，正在接受审查的何基沣，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拦，赶赴张的安葬地北碚，“叩棺痛哭”。

据说，三十三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特别党支部书记长陶心畲也曾经是中共党员，1926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抗战时其人已脱党。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关系逐渐恶化。但张自忠仍与中共保持着友好联系。1939年夏，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张执一前来联络，张自忠亲自出面接待，并将他聘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参议。^[23]同年9月，中共河南竹沟地委干部刘放奉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之命，前往湖北荆门，利用同乡关系拜访张自忠，协商鄂豫敌后新四军与第三十三集团军合作抗战的问题。当刘放将来访的字条递上后，张自忠很快会见了他。两人叙谈了家世旧情，又一同进餐。饭后，张自忠单独约刘放到他的小屋中谈话，询问新四军如何开展政治工作，刘放则向他转达了朱理治同志关于合作抗战的意见，他听后点头会意，未作明确表示。此时正值国民党反共摩擦愈演愈烈之际，在此气氛下，张自忠显然有其难处。刘放说：张将军“虽未以言语表达，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24]。

1939年12月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张自忠也接到了蒋介石令其调转枪口向新四军开战的命令，但是，一向绝对服从长官的张自忠这次却一反常态，寻找各种借口，规避执行反共命令。

1940年3月，史沫特莱从王缵绪处得知，国民党当局已电令第二十九集团军消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遂立即越过大洪山区再次会见张自忠，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

张自忠很吃惊，他谨慎地问道：“你没有听错？”

“千真万确！他对我说过不只一遍。当然，我同他争论过，我认为这样一种内战只能对日本人有好处。”

张自忠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他十分清楚，在全力抗战尚力有不逮的情况下，一旦自相残杀，抗战前途将不堪设想。

更令张自忠忧虑的是，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日益突出。“前方抱紧枪，后方抱紧人；前方打枪，后方打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实严重影响了前线士气。同时，在前方，兵为将有、保存实力的倾向也日趋明显。张自忠历来言辞谨慎，从不轻易评论政治，更不在背地里发牢骚，但有一次他却在私下里对心腹将领李九思旅长说：“各兵团不好指挥，我这个集团军就是五十九军能打，七十七军见敌人就跑。”“国民党部队腐化，各人保存实力，不是真正同日本人打。”末了，又加了一句：“我们要是跟共产党跑，共产党要不要我们呢？跟国民党早晚会完蛋。”^[25]

这番话，既流露了对国民党的失望心情，又反映了他对于某些将领保存实力的不满。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忧心忡忡，苦闷徘徊，这就是张自忠此刻的心情。

1938年9月，李宗仁将河南邓县的一支地方游杂武装收编，组成第五战区第六游击纵队（相当一旅），下辖两个支队，由汉口青帮头目柏启元（字庚斋，公开身份是汉口云南白药店经理）任司令，邓县豪强戴焕章任副司令兼第一支队长。不久，李宗仁将这支武装划归张自忠指挥。^[26]

1940年初，张自忠委派一八○师副师长李百年（字树人），率领由戴焕章支队和一个工兵营、一部无线电台组成的破坏大队，开赴敌后大洪山区，向日军之交通线京钟公路实施破击。

行前，李百年前往总部请示说：“大洪山区都是新四军驻地，我对新四军应取如何态度？”张自忠明确答复：“要与新四军取得联络，不要搞摩擦。”坐在旁边的张克侠接着话茬说：“新四军有一位赵科长住在我们这里，我把他请来，你二人见见面谈一谈。”……

李百年辞别张自忠，即带队由宜城开赴大洪山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一部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司令部设于八字门，司令员由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杜石公兼任。破坏大队进山后，看到各村庄的墙上贴满了“张自忠将军是抗日英雄”“张总司令是人民的救星”“欢迎李副师长”等标语。男女老少纷纷聚集村头，挥舞红绿小旗，欢迎破坏大队的到来。

破坏大队在距八字门八里之遥的一个村庄驻下。新四军每天都派代表前来联络，还送来油印的《七七报》和香烟、点心、罐头等食品，双方关系甚为融洽。

此时，隶属江防军指挥的第七游击纵队司令曹勖也率2000余人在大洪山区活动。一天曹勖来访，对李百年说：“此地新四军闹得太凶了，咱俩合起来把他们肃清一下好不好？”他见李敷衍支吾，面有难色，就说：“我去见你们张总司令，请他给你下个命令。”

曹勖去后，李副师长派参谋马学儒也回总部禀见张自忠，请示对曹的要求如何处理。张自忠听罢汇报，对马参谋说：“你们的任务是打日本，谁叫你打新四军？打好了，也是劳而无功，打坏了还要受处分。”^[27]

曹勖在张自忠处碰了壁，便自行向新四军驻地八字门发动进攻。战斗打响后，曹勖派人前来要求李百年协同进攻，李借口部队已派往京钟公路执行任务，予以拒绝。

由于张自忠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直到他殉国，第三十三集团军始终未向新四军开过一枪。这在第五战区乃至全国的国民党军中，是十分罕见的。张自忠因此深受鄂北新四军官兵敬仰。他牺牲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代表对李百年说：“因为张总司令对我们好，如果你们为张总司令开追悼会，请通知我们，我们也来参加。”^[28]

张自忠处理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做法表明，他作为国民党中坚定的抗战派和一位非嫡系部队将领，在政治上处于国民党顽固派与共产党之间的中间派立场上：他赞同共产党的抗战立场，却不容许共产党人在其部队中开展活动；他需要依托蒋介石政府来进行抗战，但并不拥护其反共内战政策。

1939年初，张自忠在出席第五战区高级将领会议时，曾对老友张寿龄说：“从我国的历史上看，历代的兴替，都因为政治腐败，残民以逞，内部倾轧，外侮频仍，终至亡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确实有它的道理。日本敢于这样疯狂地侵略我们，不也是看到我们不团结，连年内乱，互相残杀所致的吗？！”^[29]由这段话，人们就不难理解一向绝对服从长官的张自忠，为何会破天荒地抗拒执行反共内战命令，而始终坚持与共产党友好相处，共同抗战。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是张自忠的一贯信条，然而他的服从是有前提的，凡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命令都无条件地执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否则断难从命。他的爱国立场，他的政治头脑，他的择善固执，及其高度的民族使命感，由此可见一斑。张自忠之所以能够成为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并且为国共两党共同肯定，除其坚决抗战的卓越功勋外，反对内战当为其中之一因。

进驻鄂北之后，张自忠部防区基本固定于襄河西岸。随枣会战结束后，至冬季攻势发起前，约有半年相对平静的间隙。这宝贵的六个月，为张自忠和他的部队提供了喘息、休整的良机。第三十三集团军奉命加入军委会统一组织的第二期整训，张自忠本人也得以正常作息。

他通常起床很早，东方晨曦初露，就起身到田野间散步。从野外归来，刚好军号吹响，官兵们起床唱晨歌，出早操，举行朝会，歌声、喊杀声、训话声接连响起，军营内生气勃勃，秩序井然。

因给养不足，官兵们每天只进两餐。早饭安排在上午十点，下午四点开晚饭。张自忠一般同几个主要幕僚一同进餐，边吃边谈，或询问问题，或指示机宜，或讨论训练、作战事宜。饭后处理公务，午睡一小时，下午两点到四点，一般是读书时间。

张自忠爱好骏马。早在天津时，他就有十几匹良种坐骑，其中最好的一匹名叫“长虫”，身杆颀长，全身雪白，姿态雄昂，多年来张自忠一直骑着它征战各地。在与日军作战的过程中，第三十三集团军还俘获了许多东洋战马，这更成全了张自忠爱马的嗜好。他的骑术很好，纵马飞奔如风驰电掣，马上射击也能十中八九。有时，与几位副官策马野外，飞驰向前，谁也追不上他。

襄河西岸是丘陵地形，冈峦起伏，河流交错，景致宜人。夏日里，朝阳初升，露珠点点，麦浪在微风中荡漾，一群群山羊安闲地在山坡上啃着青草。偶遇闲暇，张自忠就骑着心爱的“长虫”，带上两本书，找一个幽静荫凉的地方，专心致志地读书，有时也临溪垂钓，边钓鱼边阅读。在炮火连天的前线，这是难得的闲情雅兴。他的阅读兴趣很广，除军事书籍外，国内外政治、经济著作和文学作品及各类杂书，都喜欢读，目的在于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他常对部下们说：“做一个现代军人，必须时刻注意吸收现代的知识，不然我们就无法立足，被时代淘汰。”在这个信念的支配下，他的阅读习惯多年不辍，读书成为他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阅读中，若遇到不甚明了之处，他总是不耻下问，向幕僚、部下请教，或一起讨论，直到弄个明白才算了事。在官兵们的印象里，一手夹着烟卷，一手拿着书本，成为总司令闲暇时最典型的形象。结合读书和思考，他时常提出一些与抗战切实相关的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如：如何才能搞好军民合作？怎样才能没有逃兵？难民回乡无法生活怎么办？敌人强迫沦陷区人民潜入战区刺探情报，被派者若不从或谎报即杀其全家，我们如何对待这些人？等等。

关于张自忠的读书，《新民报》记者曹仲英还有一段记载：

在上次和张将军会见约半年之后，时为一九四○年岁首，地点在襄阳一家旧书店——完全卖线装书的店。平房木屋，光线很暗。张将军身着灰棉布军服，戴军帽，未系武装带，不止轻车简从，根本未带一个卫士。张将军手捧一部相当于十六开本的线装书，借门外光线翻阅。我叫了一声“荩忱将军”，他合上书点头向我道好。我问他买什么书，他答：“身边少书，襄樊又买不到书，随便翻翻。”我看他手中的书封面刻有《杜诗镜铨》，我说：“荩忱将军常写诗吗？”他道：“一介武夫，懂什么诗！不过，有时没事，找本诗哼哼，觉得比看其他闲书好。”我又问：“您喜欢哪些人的诗？”他道：“说不上。仅仅觉得杜甫的诗比较多地写了一些民间疾苦，陆游的诗有写到部队生活，所以读的时候多一点。” ^[30]

练习书法，是张自忠业余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多年坚持不辍，故而颇有成就。曾服务于第五十九军政治部的著名画家卢光照先生，对此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张将军爱好书法，无论行军作战，一有空儿，他就把临帖习字当休息。宿营的时候，卫士们总要给他找张桌子，铺上纸，供他写毛笔字。找不到桌子和纸张，有时就找一块方砖或石片，调和一碗稀泥浆供他练字。我没从军前，以为军人都是大老粗，见了张将军练字，使我这个拿笔杆儿的感到内心羞愧。一次前沿炮声隆隆，敌人进攻了，人心很紧张，不免一片慌乱，再看张将军却在从容练字。他常写的一幅联语就是“文官不爱钱也不怕死，武官不怕死更不爱钱”。^[31]

随枣会战到冬季攻势之间的半年里，因无战事，张自忠练字的时间更多一些。张将军牺牲后，追述其战功、人品的诗文不下万千，却无一人专门论及其书法。其实，他的书法独具特色，很值得品味。

他写的是隶书，这可能是受了冯玉祥先生的影响。但他的隶书不是规规矩矩一笔一画地写来，而是狂放不羁，不拘成式，体现出鲜明的性格特征。从他生前留下的一些书信和手令看，他的字风骨雄健，笔势开张，瘦直劲挺，充满动感。字体的大小、曲直、锐钝、长短、疾迟、疏密、顺逆都有着丰富的对比和变化，洋溢着强烈的生活信念和猛壮的生命力。说得再具体些，他的字犹如其人，表现在艺术上，是一种阳刚之壮美，显示着气势和力量，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表现在道德上，则是浩荡的忠义之气，显示着入世济众、自我牺牲的儒家精神，看后会使人生出“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的悲怆感受来。显然，一个贪图安逸、性情柔弱、胆小怕事、不思进取的人，是写不出这种字来的。

这期间，国内一些著名记者如彭子冈、陆诒、张剑心等人，陆续来到襄河前线采访张自忠，其中《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是受周恩来同志嘱托特地前来采访张将军的。张自忠诚恳热情地接待了这些来访者。交谈中，他还是像以往一样，谦逊而质朴，从不夸夸其谈地叙说自己的战功和艰辛，而是诚挚坦率地就一些关系抗战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换看法。

关于前线面临的困难，张自忠着重强调的不是物资给养的不足，而是文化食粮的缺乏。他对记者陆诒说：“报纸、刊物对鼓舞前线士气，作用很大。前线部队对文化食粮的需要，其迫切程度不下于弹药和给养。最近敌机在前方散发汪精卫的传单，敌人对我们加强政治攻势，但我们对前方供应文化食粮的工作反而不及从前，每个连队每天还分不到一份报纸。”他说：“临沂大战时，我们还能看到汉口各报和《新华日报》。官兵看到报纸，了解抗战形势，心中明亮，就认为我们的鲜血绝不是白流的。此刻我们很关心国内外形势，特别担心国内团结问题，但是长期看不到后方的报纸和刊物，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特提出呼吁。”

前线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缺医少药。他告诉记者：“前方现在除了缺药品外，就是优秀的军医也是太少！我看到印度医疗队来华，很兴奋。我更希望中国的西医们也自告奋勇，到前方为士兵们救护。”

谈到日货问题，张自忠忧虑地说：“在接近前线的地方，日货到处都是。这是一个比军事进攻更可怕的严重问题，表明我们的国民教育和地方政治机构都有欠缺。军队方面正在努力执行防止日货的办法，同时也请记者先生呼吁进行国民教育和地方政治机构的改革，呼吁民众起来抵制日货，要让他们知道抵制日货就是支持抗战。”

当记者问及前方士兵是否对于自己的亲属有不放心的地方，张自忠告诉他们：“弟兄们对于家属相当挂念，尤其是家乡在沦陷区的人。”为此他提出呼吁：“我们盼望优待抗战军人家属的条例能够普遍实施，保甲组织能够加以改良。对于千千万万抗战军人家属，最好分别轻重缓急，为他们找到工作，使他们生活不成问题，子弟的教育也要完全免费。”

记者子冈请他对后方人民讲几句话，张自忠豪爽恳切地说：

我希望每一个后方的老百姓都要记住现在是全面抗战。后方重于前方。我们应该振作起来，紧张地参加后方的抗战工作。没有后方人民的支持，前方的仗也打不好。……更盼望后方人民努力把兵役工作做好。受过教育的上中层青年也要自动参加兵役，做一般老百姓的榜样，同时他们在训练中就可以给新兵授点政治教育，改良新兵的素质。……现在我们的脑子里是没有别的，有的只是怎样打好仗。这个可不是太简单的，得大家用力量。……^[32]

抗战期间，物资短缺，前线给养时有不济，官兵生活相当艰苦。士兵们冬日里没有被子可盖，夜间只能铺些稻草，用一条破军毯裹身而眠；白天没有鞋子穿，只能穿草鞋，或打赤脚；粮食不够，每天只能开两顿饭。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高级将领清廉与否，对于是否能够鼓舞士气，凝聚军心，严肃军纪，战胜困难，更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三十三集团军之所以能够上下齐心、不计甘苦地同日军展开殊死战斗，与张自忠的刻苦自律、为人表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一名位膺封疆的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统帅的部队少则两三万，多则十余万，地位比西北军时高了很多，但他个人的生活却是刻苦俭朴，仍保持着西北军的本色。除非重大场合，从不着呢料或哔叽制服，也不佩戴上将军衔，而是与士兵一样穿老灰布军装，一样剃着光头，只有一条武装带可以表明他的军官身份。平常的饮食也很简单，同士兵一样每日两餐。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写道：“他对于吃是不十分考究的，只要是菜，随便是青菜，毛豆，几个馍馍，一碗小米稀饭，这些便可算他一顿丰盛的午餐。”^[33]有时候，因招待来宾而改善一下伙食，他心里也感到不安。对此，张克侠参谋长说：“公如偶有过人享受，辄有不安之感，窥其意殆以为不与人同甘苦，实无以对部下也。”^[34]随枣会战中，张自忠亲赴襄河东岸指挥作战。有一次，给养不继，几乎一昼夜总部人员和特务营都没找到吃的，勤务兵把随身带着的一点烤馒头片和炒豆子送到跟前让他吃。他看到弟兄们挨饿，哪里忍心吃，说：“要吃大家吃，这个时候，怎么能一个人吃呢？”大家忍着饥饿同日军作战。天将黄昏时，一位士兵因饥饿而犯了轻度疟子，张自忠赶忙叫勤务兵把仅有的那点干粮拿出来让他吃，这位士兵无论如何不肯吃，流着泪说：“总司令都不吃，我也不能吃，我不能破坏总司令‘要吃大家吃’的规矩。”^[35]

“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是岳飞的理想。张自忠身为武官，不光是不怕死，更不爱钱。他为将多年，且数绾政要，而私储无几。他要求各级部队长都要公开财政，严厉杜绝克扣军饷、吃空名、喝兵血之类的事情发生。每次战役，所获奖赏，必按功论赏，悉数分发三军，绝不居功为己，留赏与私。他的部将李九思评价说：“平时官兵家属，受其礼遇者自多，战时伤亡将士，受其优赠者尤重，凡此事迹，不胜枚举。”他牺牲后，大家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曾翻箱倒柜地寻找他关于家事和经济方面的遗嘱，但终无所获。他的侄子廉卿在旁边说：“你们不要找了，一定没有！如果他顾及到家庭和金钱，保管他又不死了……”^[36]

1940年初，国民参政会组织了一个“华北视察慰劳团”，由李元鼎、邓飞黄、梁实秋、卢前、余家菊、于明洲六人组成，该团从重庆出发，赴西安、洛阳、郑州、南阳、宜昌等地劳军，一路上共访问了5个战区7个集团军司令部，其中之一便是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3月14日，慰劳团抵达快活铺。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先生作为慰劳团成员，记下了当时访问张将军司令部的情形：

他的司令部设在襄樊与当阳之间的一个小镇上，名快活铺。我们到达快活铺的时候大概是在二月中，天气很冷，还降着濛濛的冰霰。我们旅途劳顿，一下车便被招待到司令部。这司令部是一栋民房，真正的茅茨土屋，一明一暗，外间放着一张长方形木桌，环列木头板凳，像是会议室，别无长物，里间是寝室，内有一架大木板床，床上放着薄薄的一条棉被，床前一张木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和两三叠镇尺压着的公文，四壁萧然，简单到令人不能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但是整洁干净，一尘不染。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临近前线的，没有一个在简单朴素上能比得上这一个。孙蔚如将军在中条山上的司令部，也很简单，但是也还有几把带靠背的椅子，孙仿鲁（连仲）将军在唐河的司令部也极朴素，但是他也还有设备相当齐全的浴室。至于那些雄霸一方的骄兵悍将就不必提了。

张将军的司令部固然简单，张将军本人却更简单。他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不愧为北方之强，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颜色略带苍白，穿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型。他见了我们只是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他招待我们一餐永不能忘的饭食，四碗菜，一只火锅。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为主，一只火锅是以豆腐青菜为主。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每人还加一只鸡蛋放在锅子里煮。虽然他直说简慢抱歉的话，我看得出这是他在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场。这一顿饭吃得我们满头冒汗，宾主尽欢；自从我们出发视察以来，至此已将近尾声，名为慰劳将士，实则受将士慰劳，到处大嚼，直到了快活铺这才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一餐在战地里应该享受的伙食。珍馐非我之所不欲，设非其时非其地，则顺着脊骨咽下去，不是滋味。

回到重庆，大家争来问讯，问我在前方有何见闻。平时足不出户，哪里知道前方的实况？真是一言难尽。军民疾苦，惨不忍言，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其实亦不尽然，后方亦有不紧吃者，前方亦有紧吃者，大概高级将领之能刻苦自律如张自忠将军者实不可多觏。我偿以为自奉简朴的人方能成大事，讷涩寡言的人方能立大功。果然，5月将军渡河督战，壮烈殉国。^[37]

张自忠对于士兵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情。他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孩子，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与这些淳朴可爱的士兵生活在一起，他感到非常快活。

士兵们有了困难，如果顶头上司解决不了，可以直接找他，他总会尽力予以帮助。有些调皮的士兵知道他慷慨好助，常围着他要钱，甚至动手掏他口袋。他则笑呵呵摸着他们的脑袋，并不责怪。副官长段长贵曾向他建议：士兵掏将军口袋有失体统，且影响将军尊严，应训谕制止。张自忠回答说：“不可！弟兄们生活很苦，排、连、营长都管他们，特别是班长，更是无时不在管着他们，我是总司令，在生活中就不用管他们啦。”^[38]

他为士兵批钱，不是在纸条上写明数目，而是以大小圆圈表示，免得调皮的士兵纠缠不休，因为这些符号只有军需处才能识别。一次，一位士兵因老母有病向他要钱，他在纸条上画了些小圈圈，士兵拿了条子兴冲冲地到军需处领钱，但不一会儿又返回来：“报告总司令，军需处只给我十吊铜钱，我看解决不了问题，我母亲有病，司令你开开恩吧！”

“好，你小子还是个孝子哪，我再变变样。”说着在小圈圈外面又画了个大圆圈。士兵拿着条子返回军需处，结果领到10元现大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1939年2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由荆门县城移驻宜城赤土坡。一进村，副官长段长贵就带领特务营十几位弟兄，拿着铁锹、扫帚，忙着为总司令的住处打扫卫生。张自忠到后，把段副官长叫到院子里批评说：“士兵是国家的士兵，不是我张自忠的奴仆，他们为了保卫国家，就是战死沙场也是本分，但没有给我打扫卫生的义务。弟兄们走得很累，你让他们累上加累，这样做很不应该。今后要做好本职工作，不要再这样，我的住处由我自己打扫。”

在所有士兵当中，张自忠最关心的是伤兵。伤兵在医院养伤期间，他要抽时间带上礼物前去探望；伤兵们伤愈归队，他还要亲自接见。他接见伤兵的方式很特别，伤兵列好队，他先是点名，然后逐个询问伤在何处，如果敌人的子弹是从胸前穿进，就叫他们站在前几排。他逐一抚摸着他们光荣的伤痕，与他们亲切握手。只有极少数人子弹是从背部穿进的，他们在向总司令报告时，都红着脸，低着头。张自忠并不批评他们，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无言地激励他们，让他们知耻而后勇。

报告过后，他还要设宴款待伤兵，不是张鼎列宴，大摆宴席，而是每人一碗菜（菜里特地加了肉片）、一碗汤，他也一样，和大家一起吃喝说笑，气氛亲切，伤兵们如同回到了家里，倍感温暖。

1939年秋，第五十九军训练处的部分新兵患了传染性眼结膜炎，导致十几人失明。张自忠得知后很难过，把训练处负责人李九思叫来厉声训斥说：“这些弟兄的眼睛失明你有责任。国家把这些青年交给我们，目的是打日本鬼子，现在他们未及战斗身先残，你是主要负责人，事先没有做好防疫工作，事后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你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这些青年，对得起他们的父母吗？要干你就兢兢业业地干，不想干你现在就卷铺盖！”李九思是他多年的老部下，被他训得痛哭流涕，请求处分，并保证今后要努力工作，以补前愆。

第三十三集团军成立后，第五十九军干训团与第七十七军干训团合并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干训团，使干部培养工作进一步加强。合并后的干训团，团长由张自忠兼任，董升堂任专职副团长，张克侠兼任教育长，孟绍濂任专职副教育长。

1939年6月，干训团第一期学员在宜城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在此之前，已开始第二期招生。4月上旬，第二期改称“第三十三集团军干训班”正式开学，张自忠亲自主持了开学典礼。

同年8月，干训班迁至远安县柳林（现属当阳）。这里是第七十七军第三十七师和第一三二师的结合部，依山傍水，与古战场长坂坡仅一箭之隔，地势险要，可攻可守，是开展军训的理想之地。

干训班为师级建制，班主任仍由张自忠兼任，其他负责人如旧。1940年初，何基沣因“通共”嫌疑被蒋介石调往重庆接受审查，集团军内一些反共分子转而攻击张克侠，指责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张自忠只好让克侠暂时规避，到干训班接替班主任职，为使克侠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同时将政治上反共的董升堂副团长保送到陆军大学特别班受训。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一职，由李文田继任。

干训班本部按师级编制设有参谋处、副官处、教育处、政工处、军法处、军需处、军械处、医务处，并有电台、石印室、军民合作饭店等附属单位。各处处长及教官均由团级军官担任。班下辖9个中队，其中8个男生队、1个女生队。中队按加强连的编制实行四、三制，即每个中队下辖4个分队，每个分队辖3个班，每班12名学员。各中队长均由营级军官担任，分队长则由连级军官担任，官兵服装相同，统一佩戴胸章、臂章。学员配有当时最好的武器装备，每人一支七九式步枪，每班配备一挺白朗宁轻机枪或马克沁重机枪，此外还配有手榴弹、迫击炮、地雷、通讯器材等。

干训班制定了严密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学科主要有国际国内形势、敌我心理战分析等；术科有内务条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演练和实弹射击。课余时间练习拳术和劈大刀。

干训班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使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中下级干部补充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冯玉祥先生对于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干部工作和军事教育给予了积极支持。第五十九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干训团成立后，他推荐了一批教学人员，并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张公干、陈天秩、王行一等人派到第三十三集团军任职或到干训团（班）任教。

1939年秋，张自忠赴后方均县视察第三十三集团军留守部队，并应主持第五战区干训团工作的老友张寿龄之邀，就近视察了第五战区干训团。视察过程中，他发现第三大队内务十分整齐，赞不绝口。

张寿龄告诉他，第三大队长姓张名敬，字少卿，福建福州人，1908年6月生，13岁丧父，家庭生活紧张，幸得其舅（在北京海军部当文书）按月寄款接济，全家得以度日。他毕业于中央陆军炮兵学校，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炮兵学校深造。归国后，历任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炮兵营营长、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大队长、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情报科科长。此人精明强干，有胆有识，工作扎实。从张寿龄那里，张自忠还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张敬曾经奉派北上，到第二十九军担任过高级参谋。张自忠听后很感兴趣，当即提出欲邀张敬到第三十三集团军工作。张敬久慕张自忠大名，欣然到部，就任高级参谋。事实证明，张自忠确是慧眼识英才，张敬果然头脑敏捷，工作得力。张自忠对他十分器重，特呈报军委会铨叙厅将他晋升为少将，并准备进一步培养重用。枣宜会战中，他随伺张自忠东渡襄河督战，在最危急的时刻，表现得异常忠勇，最后与张自忠一同为国捐躯。

1939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60余名毕业生，情愿放弃其他部队连长职位，慕名投效张自忠，充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排长。他们的到来，使张自忠获得一批志在报国的有为青年，充实了集团军的基层干部队伍。此事在前线传为佳话。

随着抗日作战的进行，第三十三集团军伤亡不断增加，部队中新兵和新干部的比例也逐渐增大。他们在军事上缺乏经验，政治上也不够坚定，导致部队战斗力下降。部分中高级干部因不满于前线的艰苦环境和蒋介石排挤杂牌军的政策，抗战热情下降，有的人甚至出现保存实力的倾向。与此同时，前线阵地上经常是日军炸弹与汪伪传单一齐飞，后方又不时传来和平谣言，造成前线人心浮动。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来加以解决。为此，张自忠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其一，以干训团（班）为阵地，对即将走上前线的学员们积极开展爱国教育。张自忠认为，干训班学员将成为集团军基层干部的主体，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抓住这个环节非常重要。为此，他经常到干训团视察、训话。有一次，他到干训团视察，问学员太行山在哪里？在太行山抗战的有哪些部队？结果没人能完全回答上来。他发现原因是学员们看不到书报，就批评当时主持工作的董升堂说：“董副团长，你把学员们关在烟囱里训练吗？他们只能见到碗大的天！”董升堂虚心接受批评，立即指示团里多订书报刊物，让学员了解抗战形势。第一期学员毕业前夕，张自忠几乎每天下午都抽空到干训团找学员谈话，激励他们英勇抗战，誓死报国。他要求学员不但要有脚踏实地的作风和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还要有抗战必胜的信念，随时准备向日军发起反攻。随枣会战后，他又来到干训班，讲解战役情况，以胜利的战绩鼓舞学员们的抗战信心。

1940年3月，干训班印制同学录，张自忠应邀为之作序，对学员们提出了殷切希望，勉励他们遇挫不馁，顽强奋斗，以求进步，进而完成复兴国家民族之大业。此序，词意俱佳，节录于下：

诸生来此受训，结业后即将分发各部服务，以负带兵训练兵之责，今后且将随抗战之进展而愈益加重。……余以督师鄂中，久未与诸生聚晤，中怀驰念，无日忘之。而对诸生之前途，尤致无穷之属望。所欲为诸生言者：诸生离乡背井，参加抗战、毅然以复兴国家民族为己任，此种动机，至为纯正，志趣亦甚远大，深符总理所示“青年应立志做大事”之遗训，……惟就服务方面而言之，青年心理往往重理想而忽实际，有时理想与事实稍有距离，辄欲逃避现实，孤高自赏，不谋适应环境以求改进；或则为一时外物所蔽，不能自克，中途转变，见异思迁，以致丧其本怀；甚或偶遭挫折，感受阻力即灰心馁气，废然思返，是皆为事业失败之原因。而为诸生所宜深自警惕者。……尚望诸生以弘毅自励，正其趋向，整其步伐，不慕虚荣，不图近利，不辞劳苦，不畏困难，以学理与实验相应，以服务与学习求进步，充分表现干部之作用，发挥本班之精神，而完成复兴国家民族之大业。……^[39]

序文诚挚恳切，对有志青年的期许、爱护之情和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洋溢于字里行间，其中更有张自忠自己对人生、对事业的经验之谈和切身感受。他所寄望于青年学员者，不也正是他数十年来孜孜以求、为之奋斗的吗？

其二，设立“中山室”，为广大官兵提供“精神食粮”。针对前线缺乏书报刊物的现状，张自忠自己带头，捐出薪金5000元，在集团军总部设立“中山室”，购置大量进步书刊，供官兵们阅览。凡是有阅读能力的官兵都鼓励他们到中山室读书看报。各师、团干部也纷纷仿效，捐资建立中山室，使广大官兵有了文化活动的中心。中山室有专人负责管理，并定期出宣传墙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官兵们通过阅读抗战书刊，提高了抗战热情，增强了胜利信念。

其三，举行将校级军官集训，着重讲述“大道理”。1939年冬季攻势前夕，张自忠将第三十三集团军所有将校级干部召集到荆门县城，进行政治集训。其间，张自忠多次训话，有一次长达三个多钟头。参加集训的第七十七军第一三二师师长王长海回忆说：

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的初冬时候，在距离前线四十多公里的荆门县城，将军集合全集团军的将校，严格地训练。一个寒冷的清晨，天色刚刚黎明，将军穿着士兵的服装，在广漠的操场上，作三个多钟头的训话。

将军说：这次集合训练的意义，就是要各位遵照委员长的训示，“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各位如果对这句训示不能确切遵行，其他一切的训练就等于空中楼阁，没有了真实的基础。接着将军又说，我们要做文天祥，我们要做史可法，不这样，就不配做抗战军人，不这样，就不配做委员长的部下。这时操场上静肃得连鼻息声也听不着。将军两手捻着拳头，态度是那样庄严，精神是那样焕发。继续地又说，敌人军械的配备，军队的训练，国民教育的水准，将官指挥能力等，均有较我为优之处，这一点我们固然不能否认；但其人口不过与我四川一省相同！所以我们如能坚持与它作消耗战、长期战，敌人必消耗失败于我们面前，这一点可以断言。我们的抗战，不光是为我们同辈争生存而战，并且是为祖宗争体面而战，为子孙争人格而战，只要不丧心病狂，不愿意四蹄爬行的，就应当奋起抗战，没什么可犹豫的！……各位在受训期间，要检讨自己，对主义尽忠了没有？对国家负责了没有？对作战尽了最大的努力没有？将军一面在训话，一面用有力的眼神向听训的各将校注视，一直在三个多钟头以后，才结束了这次训话。^[40]

其四，以通俗生动的形式对文化不高的士兵进行精神教育。张自忠带兵多年，很善于采取不同方式对不同文化层次的士兵进行教育。到前线采访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目睹了他同士兵的一次问答：

问：“你们见过牛和马走路吗？”

答：“见过的！”

问：“那末牛和马走路是用几只脚？”

答：“四只脚。”（笑）

问：“你们走路是用几只脚的？”

答：“两只脚！”

问：“如果有人强迫你们用四只脚走路，你们愿意吗？”

答：“当然不愿意！”

问：“亡国奴的生活怎么样，你们知道吗？”

答：“知道，那是比牛马都不如啊！”

问：“谁要我们当亡国奴？”

答：“那是日本强盗和一些主张和平妥协的汉奸！”

问：“要不当亡国奴，该怎么样呢？”

答：“要赶走日本鬼子，杀尽一切的走狗和汉奸，我们要抗战到底！”^[41]

对士兵来说，这种生动活泼的问答，比冗长枯燥的说理有效得多。

做游戏也是张自忠提倡的一种教育方法。他认为这种办法一来可以活跃官兵生活，增进官兵感情；二来寓教于乐，可以收到教育效果。他要求各级部队长，尤其是中下级主官要多与士兵一同做一些游艺活动，切不可动辄训斥惩罚，只知耍长官威风。

驻防荆门时的一天下午，张自忠亲自组织特务营士兵做游戏。他将事先写好的纸条埋藏于山坡、山角、石缝等各种隐蔽处，让大家分头寻找，然后按各人寻得纸条上所写的内容进行赏罚。受赏者有的是一支钢笔，有的是一个笔记本，有的是一本军人手册或几块钱；受罚的有的是罚打拳，有的罚劈刀，有的罚瞄准10分钟，有的罚携枪匍匐前进30米，有的罚唱军歌。这个时候，张自忠一反平常的沉默寡言，变得风趣幽默，在士兵们中间指指划划，大声吆喝；士兵们更是欢天喜地，如同过节。

末了，张自忠以很浅显的语言向士兵们说明游戏的意义，他说：

我们军人是开“打仗铺”的，要打仗首先必须有智谋，那就要有文化程度；其次是要有好的身体和杀敌技术。今天得日记本和钢笔的，这是让你们好好学习文化；有的罚跑步、劈刺、瞄准，这更是有实际意义了，打起仗来全都用上了。你消灭一个鬼子，我消灭一个鬼子，我们四万万人，消灭一个几千万人的日本，那不是很容易了吗？这几天日寇飞机轰炸咱们手无寸铁的同胞姐妹兄弟，那是多么惨不忍睹啊！作为我们军人来说，这是丢脸的事！我们不但保不住国土，还让日寇派飞机轰炸我们大后方，这是多么痛心哪！我们天天唱《吃饭歌》，最后两句是“帝国主义，国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希望大家牢记“吾辈天职”，不消灭万恶兽类日寇，决不罢休！^[42]

刚才还是欢天喜地的士兵，听了总司令的话，顿时变得肃穆激愤，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张自忠就是这样利用一点一滴的时机，来激发士兵的爱国热情，坚定他们的抗战决心。

张自忠深知，要改善士兵素质，提高他们的爱国觉悟，根本办法还是组织他们学文化。他下令各师、团把文盲士兵组织起来，设立识字班，作战训练之余，教他们认字，还在经费很困难的情况下拨款盖起一批茅草小屋，给他们作为文化课堂。他给士兵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天一个字，三年成秀才！”为巩固学习成果，张自忠要求连排长督促士兵定期写家信；程度再高一点，就鼓励他们到中山室阅读书报。许多士兵，入伍前大字不认一个，入伍后通过勤奋学习，两三年后便可断文识字，逐步成长为有文化、有觉悟的抗日战士。

[1]以上史实均辑自蒋敬尧《张自忠将军在赤土坡》一文，《怀念张自忠将军》，第157～164页。

[3]刘洪昌：《张将军组织民众抗日集训队》，《尽忠报国》，第187～188页。

[4]文家仁：《张自忠将军住我家》，《尽忠报国》，第213页。

[7]严重，又名立三，1892年生，湖北麻城人。曾任黄埔军校总队长、训练部长。有“黄埔良师”“北伐名将”“湖北怪杰”之誉。——作者注

[8]《张自忠为修长渠给湖北省政府的电报》，《尽忠报国》，第199～200页。

[9]陈继淹：《忆张荩忱将军》，《将军忠勇震瀛寰》，第56～57页。

[11]参见傅瑞瑗：《永怀张自忠荩忱将军》，《将军忠勇震瀛寰》，第71～72页。

[12]〔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中译本），第451页。

[15]《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391页；《中国的战歌》，第451页。

[17]不久之后，史沫特莱得知张自忠战死，即挥笔写下了一篇文章：《一个有良心的将军》。

[18]张克侠：《秘密的岗位》，《革命史资料》第3辑，第107页。

[20]洪大中：《义重如山》，临清市政协编《民族英烈》，第116页。

[21]洪大中：《义重如山》，临清市政协编《民族英烈》，第115～116页。

[23]陆诒：《记张自忠与伤兵的一次谈话》，《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57～158页。

[24]刘放：《张自忠将军会见记》，《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37页。

[25]李九思：《抗日战争杂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156页。

[26]朱明达：《一段难忘的回忆》，《襄阳文史资料》第2辑，第60～61页。

[27]李百年：《跟随张将军抗日》，《将军忠勇震瀛寰》，第83页。

[30]曹仲英：《忆和张荩忱将军的两次会见》，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172页。

[31]卢光照：《在张将军不怕死的精神鼓舞下》，《尽忠报国》，第207页。

[33]剑心：《民族英雄张自忠》，《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五，第25页。

[34]张克侠：《纪念荩公先总司令》，《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五，第201页。

[35]刘占魁：《哀思》，《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184页。

[36]李致远：《先总司令荩公遗事》，《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191页。

[37]梁实秋：《记张自忠将军》，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3期，第19页。

[38]王立权：《张自忠将军言行片断》，临清市政协编《民族英烈》，第141页。

[39]张自忠：《干训班学生同学录序》，《尽忠报国》，第150～151页。

[40]王长海：《荩公上将所给我的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169～170页；麦萍：《张将军语录》，《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177页。

[41]陆诒：《回忆张自忠将军的片断》，《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五，第38页。

[42]参见王锡英：《回忆我们的军长》，《将军忠勇震瀛寰》，第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