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奋起抗日
1．首战淝水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回到第五十九军。
当时第五十九军各部分驻于河南焦作、道口（今滑县）等地。军部设于道口西南汲县李源屯。
当大家见面时，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大家听到这句话，都哭了。[1]此后的几天里，宋哲元亲自陪同张自忠到第五十九军各部队驻地巡视、训话。官兵们见到了日夜思念的老长官，军营中一片欢腾。抵道口时，老友冯治安星夜自东明渡河欢迎张自忠归来，并邀请他前往第七十七军一叙。第七十七军中高级军官多系张自忠西北军时代的学兵，师生相见，分外欢愉。
张自忠的归来，使五十九军结束了几个月来群龙无首的局面，军心为之凝聚，士气因此大振。
1938年元旦过后，第五十九军奉命移驻修武、新乡一带。全军下辖两个师，共5个旅，序列如下：
第三十八师 师长黄维纲
第一一二旅 旅长李金镇
第一一三旅 旅长朱春芳
第一一四旅 旅长董升堂
第一八○师 师长刘振三
独立第二十六旅 旅长张宗衡
独立第三十九旅[2] 旅长祁光远
军直辖特务团 团长安克敏
全军总兵力约3万人。
张自忠一回到部队，即着手对全军进行整训。在张自忠的严厉督饬和精心组织下，第五十九军利用战斗间隙加紧实战训练，技术、战术水平有所回升。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此时，华北日军已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保定、张家口、济南等大中城市，将中国军队压迫至黄河南岸；华中日军则占据了沪、宁、杭长江三角洲。为打通津浦铁路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片，进而窥视中原，华北日军占领济南后，进至济宁、蒙阴、青岛之线，华中日军则由镇江北渡长江，进至明光（今嘉山）、池河镇之线，摆开了南北对进、夹攻徐州的架势。
徐州，地处津浦与陇海铁路交叉点，扼苏、鲁、皖、豫四省要冲，是中原和武汉的重要屏障，自古以来就是兵燹频仍、风云跌宕的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曾制订了利用黄河、淮河天险遏制南北日军攻势，以确保徐州的计划。但由于韩复榘不战而丢弃黄河天险，日军得以迅速推进至鲁南。中国军队的防御计划被打乱，只好临时调兵，仓促应战。
1938年1月下旬，第五十九军由第一战区调归第五战区，编入杨森之第二十七集团军，准备参加徐州会战。对于这个调动，张自忠是亦喜亦忧——喜的是能在李宗仁手下效力，必相处愉快，且有机会报答李长官知遇之恩；忧的是第五十九军一走，原二十九军部队只有第七十七军保留在第一集团军内，这表明，蒋介石的排斥宋哲元之心已逐渐明朗化。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使张自忠存有顾虑，即与他结下宿怨的“庞拐子”（即庞炳勋）恰巧也在第五战区。庞炳勋，字更陈，187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庞、张二人本同为西北军将领，相处多年。1924年庞部与直系军队交战于保定一带，势渐不支，战况危急，张自忠部迂回敌后，帮其解围。但庞为人不讲仁义，阴险善变，中原大战后期见反蒋军大势已去，遂心生歹念，偷袭张自忠师部，企图将张部收为己有，使张险遭不测，两人由此结仇。中原大战后，庞炳勋欲倒戈投蒋，不为蒋受，遂率残部进入山西，被张学良改编为步兵第一师，庞任师长。同年夏，步兵第一师改番号为第三十九师，奉命开往河北河间县驻防，同年秋又扩编为陆军第四十军，庞炳勋任军长兼三十九师师长。该军只是一个虚名，实际兵力仍只有一个三十九师，名义上还有一个一○六师，但不归庞炳勋指挥，而是直属北平军分会。七七事变后，庞部奉命开赴抗战前线。1937年12月，调至徐州第五战区，归李宗仁指挥，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后，调往海州担负海防任务。1938年初，第四十军扩编为第三军团，庞升任军团长。张自忠厌恶庞的为人，曾私下对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陈述苦衷：“在任何战场，我张某皆可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此人不可共事。”徐祖诒对此表示理解。
1月底，第五十九军奉命开赴豫东商丘待命。这时，南路日军第十三师团开始大举北犯，企图突破我淮河防线。东北军名将于学忠率第五十一军等部，在东起临淮关、西至小蚌埠的宽广正面上奋勇抗击，屡次挫败日军进攻。但因战线过长，兵力不敷，1月28日明光失守。2月初，临淮关、蚌埠、凤阳、定远相继被占。第五十一军被迫退守淮河北岸。日军乘胜强渡淮河，又攻占了北岸的小蚌埠、曹老集等地，第五十一军多次反击未能奏效，淮河防线有崩溃之危险。
于学忠将军
2月4日，李宗仁急令第五十九军南下增援于学忠部，以图扭转战局。6日，复命张部暂归于学忠指挥，拒止怀远日军北犯。
自回到部队以后，张自忠急于树功，以表心迹。接到命令后他立即率部东开徐州，准备以铁路输送部队南下。
一到徐州，张自忠就奉命前往第五战区长官部晋见李宗仁。长官部设在徐州城西一所学校内。一见面，只见他像往昔晋见冯玉祥一样，挺胸立正，举手行礼，大声报告：“报告李长官，职张自忠来见！第五十九军现已集中完毕，准备南下参战，请长官指示！”
李宗仁从未见过高级将领如同士兵一样对自己行礼，加之刚刚在山东受到韩复榘的顶撞，一见此景，颇有点受“礼”若惊，忙不迭让座、敬烟，但张自忠仍立正站立，不肯就座。经李一再谦让，才坐了下来。李宗仁给他递上香烟，点上火，寒暄问候一番，又与他谈起淮河战况。
突破淮河防线进入怀远的日军第13 师团战车部队
事后，李宗仁很得意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记者们将此奉为珍闻很快传播开来。一位记者写道：“福煦元帅云：会战之要素有三，一为指挥之统一，二为努力之集中，三为所求之目的，观于李上将与张将军会面之情形，可以窥今日会战所得之战果矣！”[3]
李宗仁
从长官部回到军里，张自忠立刻召集全军营以上干部训话，将淮河战况和第五十九军任务作了简要交代。最后，他以破釜沉舟的语气告诫部将：“我现在有过。日寇气焰高涨，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的部队不能打败仗！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军官们很理解军长此时此刻的心情，纷纷挥舞着拳头高喊：“决不打败仗！”“我们不会给军长丢脸！”
南下前，张自忠还抽空到中央社驻徐州办事处看望了在南京结识的中央社记者胡定芬。大战的临近和杀敌良机的到来，使张自忠变得兴奋、快活，他一反平素严肃沉默的表情，神采奕奕地对胡记者开玩笑说：“老弟，你的身体比在南京时好得多，是不是找到爱人了？”
“大哥的风采比以前更光润，一定要打胜仗了。”
张自忠又愉快地对胡定芬说：“告诉你一件事，今天在李司令长官那里，我抽了一支亲赐的烟卷。这可是我从军以来，谒见长官时未曾有过的奇遇。”张自忠所言确是实情。西北军将领谒见冯玉祥，不要说递烟点火，即使坐谈也是不被允许的。这是西北军与其他各系军队在治军风格上的显著差异。
分手时，张自忠表情突然庄重起来，低声对胡定芬说道：“老弟等着瞧吧，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要死了才能算数！”胡心中一惊，未等反应过来，张自忠已转身离去。
2月11日，军委会下达命令，真除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军长职。此时，鉴于日军第十三师团强渡淮河后继续北犯，于学忠急令第五十九军“速在固镇附近占领阵地，阻敌北上”。
次日晚，第五十九军星夜南下，乘专列沿津浦线向淮河前线开进。在车上，随军采访的《联合画报》记者舒宗侨请张自忠对即将展开的作战发表感想，张自忠沉痛地说：“现在的军人，很简单讲句话，就是怎样找个机会去死。因为我们认为中国所以闹到目前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军人的罪恶。十几年来，要是军人认清国家危机，团结御侮，敌寇绝不敢来侵犯。我们军人今天要想洗刷他的罪恶，完成对于国家的任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的死！”这是张自忠对以往断送国脉的军阀混战痛切反思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感。
大军路过徐州时，早有津浦路各阶层主官和员工二三百人连同成千的民众，等候在车站迎送。此或为李宗仁善意安排，但张面对欢送的队伍，却触及数月前路过徐州时险遭不明真相学生殴辱的隐痛。当民众代表要求他发表一点对徐州会战的感想时，张自忠仅用三句话作答，第一句话是：“兄弟无话可说”；第二句话是：“大部分国人骂我是汉奸，兄弟认为这是终身最痛心的一个污点”；说至此，张眼角饱含眼泪，又说了第三句话：“只有事实方可洗雪这个污点，现在无话可说！”[4] 说罢，与欢送者招手告别，驰赴淮河前线。
有人以张自忠此言为据，认为张承认自身有污点，等于承认了逼宫附逆的说法，这实际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张自忠所称之“污点”，是指别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逼宫附日”流言，这个流言损害了他的政治声誉，出于对长官的尊重和维护，不便多作解释，以致不明真相的人们误解难消，这给视节操和荣誉重于生命的张自忠造成巨大的痛苦和心理创伤。有的人总是想着推卸平津责任，张自忠却总认为本人和第二十九军丢失平津有过，对不起国家和民众，并为弥补过失而拼死奋战。这便是张自忠的心理状态。
13日，第五十九军抵达淮河前线，部署于瓦疃集、姚集、固镇、濠城一带，接替于学忠部防务。这一线恰恰是著名的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张自忠决心在这片土地上重演当年东晋谢玄大败前秦苻坚的那幕历史壮剧。第五十九军官兵自全国抗战爆发后，还是首次在老长官指 挥下作战，将士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淝水之战示意图
从2月中旬起，桂军刘士毅之第三十一军及周祖晃之第七军开始在淮河以南向凤阳、定远、怀远、池河之日军侧背攻击，淮河以北之日军被迫抽兵回援淮南。
16日，张自忠抓住战机，挥师向当面火星庙、新桥方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曾经饱受公众误解和舆论抨击的张自忠，一经回到军中，犹如下山之猛虎、出海之蛟龙，摆脱了所有的压抑和郁闷，砸碎了一切的枷锁和羁绊，放开拳脚，大展身手，准备将所有的能量施向敌军。
哀兵出击，雷霆万钧！日军抵挡不住第五十九军的猛烈进攻，丢弃阵地，逃至曹老集。张自忠紧追不舍，挥军向苏集、湖家口、曹老集、王家西楼之线推进。
在两军鏖战的危急关头，董升堂旅长对部下说：“我军长在平津蒙不白之冤，强敌当前，正是我辈以胜利为他洗白的时候。我们是有进无退，要奋勇杀敌！倘有不明大义的官兵，畏缩不全，一律就地枪决！”官兵受此激励，争先恐后，勇猛冲杀，17日一举攻克曹老集，而后向淮河北岸日军发动全线攻击，一路鏖战，势如破竹。20日，又攻占淮河北岸防御要地小蚌埠。
经第五十九军连日打击，淮河北岸日军伤亡2500余人，阵脚大乱，被迫放弃北岸所有阵地，退守南岸。至此，淮河战局基本稳定下来。日军南路受阻，其南北夹击徐州的计划已破产一半。这是张自忠回军后的第一仗，小试牛刀，首战告捷。
通过淝水之战，张自忠得出两点认识：
其一，多年来的部队训练是有成效的。中国军队虽装备处于劣势，但若结合实际加以严格训练，仍可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关键问题是敢不敢于和肯不肯于全力同日军作战。正如张自忠对几位旅长所说的：“只要训练得法，中国军队是能打仗的，如果再加上必胜的信心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就可以同鬼子比个高低！”
其二，同现代化的日军交战，必须招揽得力的参谋人才。淝水之战，张自忠身边缺少一位有头脑的参谋长的襄助，倍感不便。这使他想起了跟随自己多年的张克侠参谋长。
七七事变后，张克侠先后出任第六战区高参、副参谋长。该战区撤销后，他就留在冯玉祥身边协助工作。南京失守后，又随冯迁至武汉。2月23日，张自忠致电老长官鹿钟麟说：“张君克侠能否北来参战，敬恳禀商（冯）先生，使其北来襄赞一切。”[5]
3月3日，张克侠重返张自忠部任参谋长，使第五十九军指挥核心得到加强。张克侠头脑冷静，思维敏捷，富有军事素养，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幕僚长。与富有威望、勇猛果断、长于实干的张自忠相比，两人各有所长，优缺互补，是一对珠联璧合的合作伙伴。
2．临沂大捷
由于南路日军受阻于淮河一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调整战略计划，改以北路日军担任主攻。第一步，以第五师团为左翼，由青岛出发，直下临沂；以第十师团为右翼，沿津浦路南下。第二步，两部会师台儿庄，而后攻取徐州。
鉴于津浦线北段趋于紧张，李宗仁电令第五十九军北返滕县待命。3 月3日，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抵达滕县，正拟发兵袭击济宁、兖州、邹县之敌，忽于5日接战区徐祖诒参谋长电话，令他中止行动，准备转开临沂，协同庞炳勋之第三军团阻击日军第五师团。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张自忠最不愿与庞炳勋共事，可战局的变化偏偏要把他们凑在一起。
庞炳勋虽号称军团长，实际只辖第四十军一个军（军长由庞自兼），而第四十军实际只有第三十九师一个师，师下辖两个旅：第一一五旅（旅长朱家麟）、第一一七旅（旅长李运通），每旅辖两团，连同军属补充团，全军只有5个团，兵力1万人，装备中正式步枪8000支，手枪900支。
3月3日，临沂战役首先在临沂城以北之汤头打响。双方鏖战数日，庞部虽将日军阻住，但伤亡近半，可战之兵已不足3个团，所以连电李宗仁求援。
徐祖诒本知张、庞结怨之事，且已受张之托，故对调第五十九军赴临沂颇感为难，但手头又无机动兵力可用，只好请李宗仁出面劝张。9日，李将张请到战区长官部，恳切地说：“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之所难。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所部，在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张自忠当即痛快地表示：“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
攻击临沂之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四个师团之一[6]，兵源来自日本军都广岛，号称日本“铁军中之铁军”，因而被很多日本人誉之为“钢军”。该师团辖两个旅团，第九旅团（旅团长国崎登），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坂本顺），共四个步兵联队，另有师团直辖的骑兵联队、工兵联队、野炮兵联队、辎重兵联队各一个，总兵力2.5万人、战马7600匹，拥有一流装备。
很巧，该师团师团长恰恰是与张自忠相识的原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板垣1885年生于日本岩手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20年代他就开始到中国从事特务活动，与多田骏、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并称日本陆军少壮派五大“中国通”。1928年，他参与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奉军统帅张作霖；1931年又与石原莞尔等人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可算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老牌侵华分子。
1936年8月下旬，板垣以关东军参谋长身份来到天津，8月27日晚张自忠以天津市长身份在海河路北宁官舍宴请了他。然而，时隔不到两年，摆在他们面前的已不再是美酒佳肴，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
庞炳勋，昔日的仇人；板垣，曾经的熟人。张自忠即将开打的这一仗，恰恰是不可思议的“帮仇人，打熟人”。民族大义让一切都转换了，仇人变成了战友，熟人则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临沂是旧沂州府治，位沂河与枋河交汇处，襟山带水，南连淮泗，北走青齐，诚齐鲁之襟喉，自古南服有事，必由此以争中国。明太祖平山东，命徐达先下沂州，遂得以长驱而北。敌人亦以临沂交通便利，为鲁南公路中心、徐州东北之屏障和第五战区右翼重要据点，且西南通台儿庄，是日军西进会师台儿庄必经之地，为陇海、津浦、胶济三大铁路线安危所系，得失牵动全局。故日军以第五师团猛力南犯，势在必夺。
在临沂，板垣第五师团遭到庞炳勋部的坚决抵抗。3月9日，板垣又将第一线攻击部队增至5000余人，并派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坂本顺少将赴第一线督战，再次向庞部发起强大攻势，连克汤头及沙岭子、白塔、太平、停子头等村庄。临沂城岌岌可危。
10日夜，第五十九军调集2.5万余人迅速由滕县、官桥等地向峄县（今峄城）集结。11日，由峄县出发，以强行军沿台（儿庄）潍（县）公路向临沂方向开进。
此时，第五十九军序列如下：
军长张自忠，副军长李文田，参谋长张克侠
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副师长何德修，参谋长朱郁文）
第一一二旅（旅长李金镇，后为李九思，副旅长于麟章）
第二二三团（团长杜兰喆）
第一营（营长不详）
第二营（营长宿之杰）
第三营（营长不详）
第二二四团（团长黄贵长）
第一营（营长赵金鹏）
第二营（营长蒋树勋）
第三营（营长姚世芳）
第一一三旅（旅长朱春芳，参谋长刘景岳）
第二二五团（团长马福荣）
第一营（营长金文陞）
第二营（营长不详）
第三营（营长不详）
第二二六团（团长不详）
第一营（营长王治洲）
第二营（营长韩盛林）
第三营（营长张立经）
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参谋长陈海涛）
第二二七团（团长杨干三，营长程振兴、徐朝栋）
第二二八团（团长刘文修）
第一营（营长刘同福）
第二营（营长冉德明）
第三营（营长冯运伸，后为陆文龙）
第一八○师（师长刘振三，参谋长李树人）
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张宗衡）
第六七六团（团长张文海，后为范绍桢）
第六七八团（团长崔振伦，后为杜清岭）
第一营（营长范绍桢）
第二营（营长邢炳南，后为赵宏远）
第三营（营长段逢源）
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祁光远，后副旅长为崔振伦，参谋长杨遇春）
第七一五团（团长刘照华）
第一营（营长孙瑞芳）
第二营（营长不详）
第三营（营长陈芳芝）
第七一七团（团长韩德福）
军特务团（团长安克敏）
骑兵第十三旅（旅长姚景川，1938年4月调归第五十九军指挥）
第一团（团长王祥，后为邱铭秦）
第二团（团长耿玺廷，后为姚铭超）
第三团（代团长姚铭枢，后撤销）
徐祖诒
李宗仁担心张、庞难于合作，特派徐祖诒参谋长同行，以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协调二人关系。徐祖诒字燕谋，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后又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具有较深的军事修养。抗战爆发前曾任军令部第一厅（作战）厅长，筹划作战事宜，颇著声誉，被白崇禧称为“不可多得之幕僚长”。[7]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得知大军向临沂开拔，并有徐参谋长随行，判断必有大战发生，特命胡定芬随徐而往。他们在峄县与张自忠相逢，张喜出望外，把自己的副军长李文田、参谋长张克侠、交际处长李炘等人一一介绍给他们，还破例跟他们谈了平津时期及出访日本的一些趣闻，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3月的节序，正值残冬初春。一路上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将士们身穿的老灰布棉军装也绽出了白絮。但全军上下群情激昂，士气如虹。斜插在每个士兵身后的大刀闪耀着凛凛寒光，刀把上的红、绿色绸节随风飘动，好不威风。
11日傍晚，大军行至抱犊崮镇。山东省第三区专员公署秘书兼峄县代理县长李同伟等人在此迎候。张自忠下马简单询问了地方和前方情况。当他得知沿台潍公路至临沂有90里，而抄近道不到七八十里，遂请李派十名向导带部队抄近道强行军奔赴临沂。为了赶路，张自忠只喝了杯茶，即匆匆上马前行。
当天夜里，第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先遣部队已抵达临沂。12日下午，全军主力在临沂西郊集结完毕。从峄县至临沂有90公里，第五十九军只用了一个昼夜！
正在与日军拼命的第三军团官兵，忽闻张自忠大部队赶到，阵地上顿时一片欢声雷动。
薄暮时分，前方的枪炮声仍清晰可闻。张自忠将部队集结在城西大岭、砚台岭、白衣庄一带，即偕李文田、张克侠、黄维纲等高级将领前往临沂城南关师范学校，第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庞炳勋自得知战区将派张自忠应援临沂后，心中一直担心这位被自己伤害过的老弟是否愿意前来增援。当他远远看到身躯高大的张自忠风尘仆仆、大步流星地走来，心中高悬了几天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有些吃惊，又感动莫名，急忙一瘸一拐地迎上前去，久久地握住张自忠的手。两人相视，默然良久，数年积怨，顷 刻冰释。
当晚，张、庞两军旅以上将领及高级参谋人员召开联席会议，商讨作战计划。会上，庞炳勋应徐参谋长之请首先发言，他说：“我军与敌接战已久，师劳兵疲，伤亡过半。为固城防起见，目下宜以五十九军接替城防，我部则沿沂河两岸戒备，待敌进犯时，咱们合力破敌，不让板垣越雷池半步。弟等意下如何？”
徐祖诒转而征询张自忠的意见，张胸有成竹地说：“军团长的主张是可以考虑的。不过依我之见，与其坐待敌攻，不如主动出击，在城外取野战之策，攻敌侧背，以解临沂之围。我部愿承担主攻，贵部可以配合出击。”
庞炳勋若有所思地频频点头。坐在他身旁的马法五师长语气急切地问道：“这样更好！那么张军长打算什么时间开始攻击？”张自忠略一沉吟，回答说：“至于攻击时间，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以强行军到此，备极疲劳，似宜稍事休息，再与敌作战；但兵贵神速，且我以劣势装备对现代化之强敌，必须出敌不意，利用近战、夜战方可奏效。所以要打破常规，提前行动。”
临沂大捷示意图
徐祖诒很赞成张自忠的意见，两人并商定14日拂晓发起攻击。随后，徐参谋长以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下达攻击命令：
（一）第59军，应以一部先确占茶叶山高地，为左翼据点，向葛沟、白塔间分途侧击，以牵制该敌向南增援，以主力由船流至大、小姜庄间分途渡河，向南旋回，与第40军呼应，包围敌之主力于相公庄、东庄屯、停子头以南地区而歼灭之。
（二）第40军应以主力在沂河左（东）岸与第59军呼应反攻，包围歼灭敌之主力；一部在沂河右（西）岸联系，与第59军之右翼渡河部队，侧击尤家庄附近之敌。[8]
13日，张自忠召集营以上军官作战前动员。当他问及各部队还有何困难，一八○师一位军官风趣地说：“军长，临沂这一仗咱们可有四难哪！”
“哪四难？说说看。”
“一难友军是冤家，二难对手太强大，三难师长不在队[9]，四难补给真叫差！”
张自忠一听，笑着说：“你说的不错。这头两难自不必说。刘师长还得你们派人去接一下，跟他说清楚，再怠命闹情绪，我就要军法从事！至于第四难，因为咱们的补给仍由第一集团军转拨，先前领的一点淮河作战就用光了，又不便向李长官开口，的确有困难。不过大家放心，可以暂向临沂的士绅们借一点。不管怎么样，友军是冤家也要合作，敌手再强大也不怕，没有钱照样打仗，而且要打胜仗！只要咱们发扬近战、夜战的长处，就一定能打垮板垣，为中国军人争气，为中华民族争光！日本人不是讪笑咱中国有文德没有武德，女人死节者多而男子捐躯者少吗？这一回，咱们该让鬼子瞧瞧啦！”铿锵之言，闻者感奋。
会议结束后，张自忠于上午10时下达本军作战命令：
（一）第三十八师（欠一旅），配属山炮一连、平射炮一连、高射炮二门，于14日拂晓前，以一旅展开于东喜沂庄南北之线，攻占白塔，阻止汤头之敌南进。以一部确占石家屯高地，对前后细腰、塔桥方面相机渡河佯攻，以牵制葛沟、汤头之敌，余控置于南庄韩家村一带。
海军陆战队，归该师指挥，着编为左侧支队，向葛沟方面侧击。
（二）第一八○师配属野山炮各一连、平射炮一连、高射炮二门，即于14日拂晓前，展开于孙家庄、孟家村南北之线，以主力对徐家太平、沙岭攻击。
（三）工兵第一连构成军师及预备队间之通信网。
（四）第一一四旅及特务团（欠炮兵营、工兵一连、高射炮四门）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小姜庄、官庄、南曲坊一带。
（五）野战预备医院在前十里铺开设。[10]
第59军沿沂河部署反攻
不料，日军却走在了前面。13日这天，日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命令第十师团出击大运河以北的中国军队，第五师团迅速攻占临沂，而后进至峄县附近，以策应第十师团作战。因此，板垣加紧了攻势。
张自忠正在训话间，突闻东方传来剧烈炮声。日军已由余村方向向庞军炮击，随后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发起猛攻，庞军难以抵挡，日军逐渐向临沂逼近。张自忠立刻命各级指挥官回营准备。
如何应付目前的局面？张自忠与参谋长张克侠紧急磋商后，与庞炳勋接通电话，说：“庞军团长，我就不直接增派援军了。贵军可以徐徐后撤，诱敌深入，这样日军的右侧翼就暴露在五十九军正面，对我们是有利的。”庞炳勋深以为是，遂开始组织退却。当晚，日军先头部队已进至芝麻墩、兰墩和宋家埠一带，距临沂城仅二三公里。
13日下午，胡定芬及《扫荡报》记者张剑心、《武汉日报》记者李君来到第五十九军军部采访，话题自然离不开眼前的这场大战。张自忠兴致勃勃地对他们说：“很感谢你们到前线来。部队上知道有新闻记者在前线，情绪都很紧张，这比中央派来督战官的效力还来得重大呢！”当记者请他预测战役胜负时，他很坦率地回答说：“这次攻击是成功，还是失败，现在没有把握。板垣的部队战斗力很强。不过我将尽全力去做，以求良心之所安。”
吃过晚饭，张自忠催促三位记者：“这里明天就要打仗，你们赶紧回到临沂城去。”说着，他的表情变得严肃、悲戚起来，突然冒出一句：“我希望这次在沂河战死！”三位记者都很吃惊，尤其是胡定芬，这已是他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第二次听张自忠说到“死”。他后来说：“我骤然听到这句不吉利的话，只好瞠目向着上苍祷告。”[11]
经过紧张部署，至13日午夜，第五十九军各部已全部按作战命令进入阵地。
即将打响的大战，使张自忠既兴奋又紧张。张克侠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张军长“晨2时始睡，亦未睡好”[12]。
临沂日军向我军反攻
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
14日凌晨3时许，左翼第三十八师经船流、朱家棚，右翼第一八○师由诸葛城、大小姜村，同时偷渡宽百余米、水深及膝的沂河，悄然抢占河东沿岸。
4时整，第五十九军左右两翼分数路向日军右侧背发起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刚刚睡下的张自忠被震天的枪炮声惊醒，睡意全消，精神大振，迅速率军部推进至朱潘，就近指挥作战。
左翼第三十八师，是张自忠的主力部队，承担着主攻任务。其中，李致远之第一一三旅主力向汤坊涯、董家官庄之敌进攻，同时以一个营抢占郝沂宅子及茶叶山高地，掩护师的主攻；李金镇之第一一二旅为主攻部队，全力攻击日军沙岭子主阵地，并与右翼第一八○师取得联系。经过勇猛冲杀，第三十八师一举攻占张家庄、解家庄和白塔村。但板垣第五师团毕竟是日军精锐，他们反应非常迅速，立即停止了向庞炳勋部的攻击，调集主力部队和几乎全部飞机、坦克，向第五十九军发动凶猛反击。双方展开大混战。往来几个回合，第三十八师伤亡惨重，被迫放弃刚刚夺来的阵地，退回沂河西岸。张自忠怒不可遏，当即下达手令将作战不力的第一一二旅旅长李金镇撤职，命新兵团团长李九思升任旅长，令其准备再次渡河攻击。
右翼第一八○师，以张宗衡之独立第二十六旅为主攻部队，其中崔振伦第六七八团主攻停子头，张文海第六七六团对柳杭头之敌实施警戒。独立第三十九旅祁光远部为师预备队。战斗发起后，第六七八团秘密接近停子头，而后从西、北两侧猛插村中，与敌展开肉搏战。
村中杀声四起，火光冲天，一片混乱。我军虽遭很大伤亡，仍高喊杀声，与敌逐院争夺，战况极为惨烈。战至下午4时，守敌700余人被我消灭过半，残敌无力支撑，只好向停子头以北的郭太平、王太平和徐太平逃窜。第六七八团乘胜追击，日军利用民房顽抗，并有200多名日军赶来增援。张宗衡旅长令第六七六团团长张文海率两个营冲杀上来，增强了攻势。
14日晚10时，张自忠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
（一）第一八○师（配属仍旧），应乘夜将二十六旅之部队加以调整，务使各团归还建制后于明（15日）早5时除确保各太平外，并向东庄屯、大太平攻击。三十九旅应于明（15日）早5时，向停子头、西水湖崖攻击。
（二）第三十八师（欠一旅）配属仍旧，应于明（15日）早5时以主力攻占沙岭，以一部向白塔、汤佛崖方面攻击，阻止由汤头南下之敌。
（三）第一一四旅及特务团仍为预备队，除一一四旅应乘夜推进一团于古城村、双庄外，其余仍在原地集结。[13]
15日，第一八○师收复了徐太平、王太平和郭太平，并就地构筑了工事，与敌对战。张自忠得知右翼进展较为顺利，即命第一八○师不得停顿，继续向当面之敌攻击。由于第一八○师师长刘振三尚未归队，张自忠亲自来到该部督战。
退回河西的第三十八师稍事整顿后，15日拂晓再次渡河攻击。为增强攻击力量，张自忠还令第一八○师第六七八团调回沂河西岸，加入反攻行动。
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渡河后，以迅猛之势攻克了汤佛崖。第一一二旅则对日军坚固阵地沙岭子再度发起强攻。紧靠沂河东岸的沙岭子村很大，房屋分散。日军沿河构筑了许多据点。村的正西方是一片沙滩，第一一二旅无法隐蔽接敌。但官兵们不顾一切地发起冲锋，与守敌展开殊死争夺。自朝至暮，伤亡官兵五六百人，仍未取得进展。配属第一一二旅作战的第一一三旅第二二六团第六连官兵全部战死。村前的沙滩上，尸身高垒，鲜血淋淋。
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付第五十九军，第四十军正面日军兵力大减。庞炳勋抓住战机，以主力向日军左侧背发起攻击，14日夜攻占独树头、相公庄。15日，其第一一五旅攻占黄家屯、柳杭头以南之线；第一一七旅进至东西沙庄、郑家寨子之线。
顽强阻击
15日午夜时分，阵地上沉寂下来。谁也没料到，此刻板垣正在策划一个以攻对攻的重大行动：其主力4000余人，由沙岭以北第三十八师两个旅的接合部偷渡沂河，占领了毛官庄对面河西渡口，而后在十几架九一式飞机的配合下突然对第五十九军后方的崖头、刘家湖、苗家庄、钓鱼台之线发动猛攻。第五十九军后方留守部队以寡敌众，奋力抵抗，但苗家庄、钓鱼台还是被敌攻占。张自忠急调第三十八师主力撤回沂河西岸迎敌。
尽管第五十九军攻击进展不够顺利，但他们的浴血奋战仍予强敌以沉重打击。从缴获的日军信件、日记中得知，经两日激战，日军伤亡甚重，搬运伤兵之人车络绎不绝。张克侠参谋长在15日的日记中写道：“昔日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皇军之坂（板之误—作者注）垣师团，为我中华好男儿已打得威风扫地，‘铁军’碰到了打铁汉。”[14]
鉴于日军将攻击重点置于第五十九军左翼第三十八师河西后方阵地，威胁我左侧背，张自忠决定将作战重点转向河西，以主力确保钓鱼台亘石家屯高地之线，巩固左翼阵地，解除敌对我左侧背之威胁。为此，张自忠于15日晚9时下达命令:
(一)第一八O师配属仍旧，应如左动作：
1.第三十九旅郭团，除以一部占领朱皋、石梁头、大小姜庄之线对河东警戒外，其余集结于诸葛、古城附近。
刘团除以两连对停子头扼守监视，以一营于明(16日)早向东西水湖崖攻击外，其余应集结于适当地点。
2.第二十六旅应竭力加强各太平之工事，除以半数集结于适当地外，其余应固守各太平，并以一部向八间屋、东庄屯方面游击。
(二)第三十八师(欠一旅)配属仍旧，应确保石家屯、李官庄、刘家湖、钓鱼台之线，并以一部将船流方面之敌歼灭，相机威胁敌之左侧背。
(三)第一一四旅(欠一团)及特务团为预备队，特务团仍位置于原地，一一四旅(欠一团)应以一营推进于古城村，余仍集结于原地。[15]
16日晨6时，日军由莒县开来增援部队千余人，并从第四十军正面东庄屯一带抽调大部，于上午7时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第五十九军左翼河西之钓鱼台亘石家屯高地之线发起猛攻，并以飞机10余架向崖头、茶叶山守军轰炸，守军阵地被轰平。守卫茶叶山之第三十八师第二二五团第七连全连殉国，敌遂将茶叶山攻占。守卫崖头之第二二五团第二、第五连仅余数十人，仍奋不顾身，拼死冲锋，终于击退来敌，守住了阵地。
日军攻占茶叶山后，在山下构筑了防御工事，派1个连驻守。
茶叶山山半腰有一座小庙，山顶有一大堡垒，易守难攻。第二二七团于中午时分向高地发起攻击。团长杨干兰命炮兵集中轰击小庙和山顶，先将敌人钳住，同时令步兵向山脚之日军猛攻，克敌第一道防线；然后命炮兵集中轰击山顶，趁机以步兵攻击山腰小庙之敌。采用这种层层推进之法，第二二七团终于将茶叶山高地夺回。但该团立足未稳之际，日军突然反扑，茶叶山得而复失。
由于日军河东部队不断经大小苗家庄增援河西，对第三十八师威胁很大，张自忠命第一八○师第二十六旅将大小苗家庄拿下。张宗衡旅长亲赴诸葛城督战，指挥第七一五团(由独立第三十九旅配属该旅)向大小苗家庄进攻。该团分三路迂回接敌，中午12时发起冲锋，20分钟后突破日军阵地，冲入大苗家庄内与敌肉搏一个小时后占领大苗家庄，将日军压缩于小苗家庄及沂河岸边。
下午3时，日军援兵五六百人附野炮4门，由船流渡河，再向我河西阵地攻击。至4时许，将刘家湖、苗庄三面包围。第三十八师第二二六团第一、第三营沉着应战，坚守阵地，刘家湖失而复得者数次。后因损失过众，弹药用尽，不得已暂行退出。
第四十军方面，由于日军兵力空虚，我军攻击进展顺利，连克沙埠岭、大小张家寨子、尤庄、东西水湖崖，日军残部向北溃退，庞军跟踪追击，向东庄屯推进。
经过三天的浴血战斗，第五十九军伤亡约3500人。张宗衡旅小胜，赏洋3000元；黄维纲师鏖战甚苦，又以茶叶山之固守、刘家湖之反攻关系战局至要，赏洋5000元。鉴于第五十九军损失过重，徐祖诒建议张自忠撤出战斗，转往郯城休整。张自忠杀得性起，不肯撤退。这让徐参谋长感到惊奇。以他的经验，许多将领尤其是非嫡系部队将领，最怕的就是久战，稍有伤亡即要求退出战场或要求增派援军，还未见过令其撤离反而要求再战者。他为第五战区能有这样有责任心的将领而庆幸，也为张自忠蔑视强寇的坚强决心所感佩。李宗仁得到徐祖诒报告后，当即复电同意张自忠所请。
当天夜里，张自忠将全军团以上干部召到军部，对他们说：“我军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大。敌我双方都在苦撑，战争的胜负，决定于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既然同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用精神和血肉拼命干一场，争取一个像样的结局！”大家非常赞同张军长的意见，纷纷求战。会上，张自忠就17日的作战下达了命令：
（一）3月17日，军、师所有山炮、野炮及重迫击炮全部推进到两师第一线，带上所有炮弹，听候第一线指挥官命令，在黄昏前，将全部炮弹倾向敌阵；
（二）军部仍在原地，由副军长李文田担任指挥；
（三）第三十八师黄维纲师长带领预备队，到刘家湖第一线指挥，限令黄昏前将所有炮弹发射完毕，然后规定好夜战暗号，命令一线部队一齐出击；
第59军山炮
抱着骨灰盒的日军
（四）第一八○师刘振三师长[16]和祁光远旅长亲到诸葛城一线指挥，将所有炮弹射完后，即令第七一五团向小苗家庄之敌攻击；
（五）独立第二十六旅张宗衡旅长率全旅在刘家湖、苗家庄之间及时策应两师作战。[17]
显然，张自忠已下定最大决心，准备倾尽全力，与敌一决雌雄。
攻击茶叶山
16日夜10时许，战斗打响。第五十九军趁夜向盘踞在刘家湖、茶叶山、小节家庄、风仪官庄、船流、沙岭子、大太平等十多个村庄的日军发起空前猛烈的攻击。一时间，枪炮轰鸣，大地震颤。
第三十八师方面，第一一四旅担任主攻，第一一二、第一一三旅策应。第一一四旅则以刘文修之第二二八团为主攻。战前，张自忠对董升堂旅长和刘文修团长说：“我命你们把茶叶山、刘家湖拿下来，否则军法无情！”董、刘二人系张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他们当场立下军令状：“拿不下茶叶山、刘家湖，决不回来见军长！”
夜10时，第二二八团向茶叶山发起攻击。第二营营长冉德明率领全营在炮火及轻重机枪掩护下，成纵队向高地突击；第三营营长陆文龙则指挥全营抄击日军左侧背。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刘团长为鼓舞士气，派人给每人分发100元钞票，官兵们杀得红了眼，喊道：“我们命都不要了，要钞何用？”纷纷将钞票撕得粉碎，抛向空中。一位当年的老战士回忆说：钞票碎屑“犹如雪花飞舞，斗志何等壮烈！”[18]
激战至17日凌晨，担任第二二八团预备队的刘同福第一营及第一一二旅之第二二三、第二二四团也加入战斗。官兵们前仆后继，拼死猛攻，最后关头连伤病员和炊事员也投入了战斗。日军伤亡惨重，渐不能支，残敌被迫向白塔方向逃窜，我军完全控制了茶叶山阵地。
16日夜，第二二七团对刘家湖发起攻击。团长杨干三先派一个侦察排潜入村内，破坏交通，袭击敌指挥部。当侦察排摸入村内时，日军正在睡大觉，侦察排无声无息地收拾了敌游动哨，然后在几个路口设置了障碍。午夜12时，侦察排与村外主力部队里应外合，同时向敌猛袭，日军仓皇应战，乱作一团，被我斩杀过百。残敌退入村北炮楼负隅顽抗。黄维纲师长又调第二二五团投入战斗。刘文修集中两团兵力向敌猛扑，将日军逼至村西北角的一个大院里。至17日夜，敌大部被我手榴弹炸死，小股残敌逃往汤头。此战，日军弃尸400多具。
茶叶山、刘家湖战斗，歼灭日军1000余人，我军伤亡1500余人，其中连排长40多人。第二二八团的三位营长一死两伤。第二营营长冉德明在攻击茶叶山时连中数弹，被随身护兵抬下火线。冉营长自知不救，对护兵嘱咐说：“我这伤是救不了啦，我有三个愿望：一是希望张军长能亲眼看一看我的尸体；二是给我立一块小碑；三是不要将我的死讯告诉老婆孩子，战事平定，希望能把他们送回河北完县老家。”
张自忠得到报告后，立即赶来看望，此时冉营长已停止了呼吸。冉德明是跟随张自忠多年的老兵，在天津时曾任张自忠的卫队连连长，彼此亲如手足，感情至深。看着冉营长血迹斑斑的遗体，张自忠流泪了。按冉德明的愿望，张自忠派人将遗体运到河南郑州，埋在西北军专门安葬死难官兵的“义地”里，为他立了高2米、宽1米的墓碑，碑铭由张自忠亲自题写。他还命令任何人不得将冉营长的死讯告诉其家眷。
第一八○师也在16日深夜对敌发起猛攻。攻击小苗家庄的第七一五团刘照华部，以第一、第三营担任主攻，第二营为预备队。攻击发起后，在村外遇到日军顽抗，双方即展开激战。我军官兵奋勇冲杀，将敌人压迫到村内，逐屋争夺。战至午夜，敌招架不住，落荒而逃。村内弃尸200多具。
与此同时，第一八○师还渡河克复了沙岭子、大太平，并乘胜向北追击。不料，17日晨，日军集中兵力反扑大太平。我军沉着应战，迨敌步兵进至射程以内，轻重火器一齐射击。当敌进至40米左右，则纷纷投掷手榴弹。敌阵大乱。我军趁势出击，与敌肉搏，终于将敌击退。下午3时，日军再次反扑，并一度攻入大太平，被二二八团团副陈芳芝率两个连击退。这时，独立第三十九旅第七一五团乘胜出击，又将大太平以北的几个村子收复。
至此，张、庞两军将进犯临沂的日军第五师团3个联队击溃。残敌向莒县方向逃窜，一部向汤头溃退。
张克侠在日记中说：
夜二时，因董旅长来电话，均无法入睡。余建议致李（宗仁）长官告捷，因敌已不支败退，此方之胜利消息，可以影响津浦正面及地方战局，颇可鼓气，不能不加以激励。此决非为本身而沽名也。
17日11时，蒋介石从武昌致电李宗仁、张自忠、庞炳勋，嘉勉临沂大捷，电报说：
临沂捷报频传，殊堪嘉慰。仍希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如敌脱逸须跟踪猛追，开作战以来歼敌之新纪录，藉振国军之气势，有厚望焉。[19]
此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鹿钟麟、宋哲元、熊斌、秦德纯、张之江、徐永昌等人纷纷致电张自忠，祝贺临沂之捷，第五十九军将领深受鼓舞。
这是3月18日宋哲元从郑州发来的祝捷电报：
自忠弟大鉴：
顷接来函，具悉种切，吾弟率部东进，迭树勋劳，每闻捷报，弥用欣慰。河北各役，因敌我众寡悬殊，损失颇巨。现各部在南山地中，一面整顿展开游击战。兄于日内辞去总司令职，就任副司令长官处理一切，总司令一职，即行取消。[20]昨奉程公电促赴郑面商一切。现在国难正殷，我辈军人，以身许国，应本向来主张，扶持正气，于牺牲中求生路，开辟光明途径，以伸报国之夙愿，以达救国之目的。尚望吾弟督率所部，再接再厉，以奏肤功也。专此布覆，即颂戎祉。小兄哲元手启。三月十八日。[21]
负责全盘作战指挥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其随后的日记中说：
前日我临沂之张庞打一胜仗，敌约三联队向莒县、沂水溃退，为开战以来第一可记之战。若亦如孙（震）、邓（锡侯）者，此时徐州已完。 [22]
徐乃头脑冷静、处事偏于保守之人，将临沂战役视为“开战以来第一可记之战”，可见评价之高；其同时亦流露出对川军表现的不屑。
如雪片般飞来的祝捷电报，并没有使张自忠陶醉。18日，他下令所部第三次东渡沂河，发起追击作战。
（一）第三十八师（欠一旅）为左翼追击队，即以一部攻汤头，主力向翟家庄追击。
（二）第一八○师（欠一团）为右翼追击队，即以一部攻汤头，主力向济沂庄追击。
（三）海军陆战队应即向黄泥堰追击。[23]
与此同时，庞炳勋部向傅家草池、山东庄、贾家官庄一带之敌攻击。
在我军多路追击下，日军陆续退守汤头附近高地集结整理，企图待援军到达后再与我军决战。针对日军态势，张自忠决心将汤头之敌围而歼之。
19日上午9时，张自忠下达命令：
第一八○师（欠一团）配属仍旧，于本日午后4时，以一部肃清汤佛崖之敌，主力对汤头及其以东之敌攻击。
第三十八师（欠一旅）配属仍旧，即于本日午后4时，以一部占领辇沂庄、车庄对北警戒，以主力对汤头及其以东之华家店攻击。
海军陆战队，仍归该师指挥，向葛沟攻击，以牵制敌之南下。[24]
各部队遵命而动。至19日晚7时，第一八○师攻占了汤头以南的日军坚固据点李家五湖；第三十八师陆续攻占了沂河东岸及袁家庄、前后细腰、前湖崖、车庄、辇沂庄；同一天，庞炳勋部北进至书家庄一线，并以一部向北迂回贾家官庄日军后方。至此，汤头日军坂本支队已被我军四面包围，成为瓮中之鳖。
然而，津浦线正面这时却传来坏消息：川军第一二二师不敌日军第十师团之攻击，18日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壮烈殉国。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线继续南犯，直扑台儿庄、徐州地区。张自忠担心的是，一旦台儿庄、徐州失守，第五十九军将陷于日军第五师团与第十师团两面夹攻的危险境地。为解脱危局，张自忠决心尽快解决汤头之敌。
20日，天空下起阴雨，我军冒雨攻击汤头。但因日军阵地坚固，炮火猛烈，我之火力不足，又无援军，攻击受挫。第一一四旅第二二七团之第十二连全连牺牲。阴雨中，战局愈来愈坏，我守军伤亡惨重，几不成军。日军乘机向我李家五湖、前湖崖220高地及前后细腰反攻。其中，李家五湖战斗尤为激烈。张自忠“焦急万分，行坐不定”。好在经过他严格训练的部队，在险峻局面中仍能拼死效命，苦战不溃。日军在优势火力掩护下，将李家五湖团团包围，并以野炮向村内轰击，村内房屋大部起火。第一八○师独立第二十六旅第六七八团第二营在营长赵宏远指挥下浴血死守，弹尽援绝仍不撤退，与冲入村内之日军展开肉搏战。及援军赶到，该营已全部战死。上午10时，我增援部队猛烈反攻，毙敌二三百人，夺回李家五湖。下午1时日军援兵亦到，双方遂成对峙状态。
此时，虽然第五十九军因火力不足初攻汤头未能奏功，但我军仍处于有利态势，日军仍处于我包围之中。第五战区若能以一部生力军开到临沂，与张、庞两军合力围歼汤头之敌，坂本支队难逃劫数。但是，20日夜李宗仁却发来一个错误指示：“第59军（除112旅外）即调费县，准备向泗水、滕县转用。”[25]张自忠只好惋惜地放弃了眼前的有利战机，于当晚12时下令停止攻击。这样，围歼汤头坂本支队的良机，因此失之交臂。
21日，张自忠留下第一一二旅协同庞军守卫临沂，自己则率主力部队冒雨向费县开进。
至此，第一次临沂战役结束。
本次战役，张、庞两军共歼敌5000余人，其中第五十九军歼敌约4000人。[26]日军第五师团第九旅团第十一联队联队长长野祜一郎大佐被击伤、第三大队大队长牟田中佐等数十名军官被第五十九军击毙，死伤军官总计达200余人。其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被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旅全歼。张自忠在致何应钦的电报中报告说：
截止17日，日军以载重汽车运回莒县尸体约一百余车。敌在汤头，葛沟屡次焚化尸体，来不及运回者、就地掩埋者达七八百具。[27]
据日俘供称，日军规定，作战中凡负伤者必须运回，战死者则烧尸取灰；如实在来不及则剁取右手或耳朵，或取发一束带回面交其家属。但在第五十九军锐利攻击之下，许多日军尸体既未烧毁，也未剁手、割耳或取发，可见，日军的确是狼狈逃窜，而非主动退却。
张克侠日记有载：
打扫战场，敌遗弃尸体甚多，足见溃退之狼狈。尸体有自焚者，有不及焚者。所获战利品亦多，并获俘虏一名，叫松井一三，晚在电灯公司审问，得知敌人伤亡甚大，仅刘家湖一地，敌阵亡大队长以下数百人，连日驱使作战，饥瘦不堪。据敌训令获悉，敌因有五十万人之动员，给养弹药均困难，每每下令节省，从中对敌人之当前困难可窥一斑。[28]
据第五十九军的一些老兵回忆，由于许多日军遗体未及掩埋，暴尸战场多日，经日晒雨淋，散发出奇特而浓烈的腐臭气味，闻之欲吐。尸体之间还横七竖八地躺着死去或受伤的战马，毁坏的汽车、坦克，以及散落的弹药、衣物、食品、书籍、信件和小太阳旗、“千人缝”等物。小太阳旗上，一般都写有“祈武运长久”五个字。“千人缝”是官兵出征之前，由家乡妇女每人一针缝成的针线包。这两样东西，是日军官兵寄托爱国、思乡、思亲之情的纪念品，因而无不视为珍宝，倍加爱惜，如今竟也丢弃而逃，日军的败象由此可见。
第五十九军为争取胜利，也付出惨重代价。据统计，从14日至19日，第三十八师共有36名军官阵亡、80人负伤，士兵阵亡680人、负伤1057人；一八○师军官阵亡29人、负伤54人，士兵阵亡341人、受伤1195人。总计全军共伤亡4482人。成建制战死者计有独立第二十六旅第六七八团第二营，第一一三旅第二二六团第六连、第十连，第一一四旅第二二七团第十二连。[29]
临沂之战，斩断了北路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敌板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造成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从而为台儿庄大捷拉开了帷幕。更重要的是，临沂大捷作为全国抗战的第一个大胜仗，扭转了华北战场屡战屡败的低迷局面，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胜利的信心。张自忠战死后，蒋介石在表彰他的通电中特别强调：
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30]
应当指出，临沂大捷是张、庞两军共同奋战的结果，但张自忠之第五十九军为此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正如李宗仁先生所说：“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至全军覆没。”“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31]
3月21日，汉口《大公报》特以《临沂之战》为题发表社评，指出：“八一三以来，我们军队得到世界不少的赞扬。”“但在去冬，大家自信心还不够，虽勇敢牺牲，但不能尽免于悲观心理”，认为“由于火力悬殊之故，我们只能牺牲，只能拼命，而不容易胜利。这些观念，到现在确实推翻了。这就是临沂胜利的最大收获”。社评还指出：“板垣是日阀少壮派的领袖，是关东军灵魂，是中国最凶猛的敌人。但此次战争，我们确实把他击破击走，消灭其劲旅几千。”这说明，“我们只要有决心，只要运用得宜，尽可以消灭敌军的精锐，换言之，火力纵然悬殊，但依然可以消灭他，可以战胜他。……我们并不铺张这一胜利的效果，但确实相信这个胜利，更增加了全国将士的自信心。有这一胜利，就可能有无数胜利。”
24日，宋哲元又来一电：
自忠弟鉴：顷显堂（李炘字）弟来郑揣到手书，并详谈种种，藉悉吾弟奋勇杀敌歼灭过万，岂徒为国建功，实足为本军之光也。兄现正就任副司令长官，仍当与多年袍泽共甘苦，远荷注念殷殷，至弥纫篆，抗战之途程甚长，吾弟之勋业亦正方兴未艾，务望督励官兵，扫荡顽寇，精神愈发挥愈振奋，经验愈阅历愈深沉，卫霍勋名，匪异人任也。专履不尽，即祝 胜利。小兄哲元手启。三月二十四日。[32]
关于临沂大捷和张自忠奋起抗战之事，冯玉祥日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
今天开基督教扩大常务委员会，说几句新闻。在临沂一带战事，敌军异常溃败，从卢沟桥起，以至最近，这回的胜利是空前的一次。张自忠在天津，干了那一回，损丢过去的名誉，后来委员长赦免他，让他戴罪立功，在津浦南段扫清了淮河以北的敌人，现在临沂危急，又把他调那里，今日李长官发来这个报捷的电，可见打仗要让想打的人去打。赦一个张自忠，杀一个韩复榘，津浦线才有这样的好转。[33]
此时，冯玉祥尽管对张自忠留平依然不明真相，有所误解，但对于这位老部下奋起抗战、捷报频传，还是相当欣慰和兴奋的。
曾到临沂前线采访的著名记者陶菊隐记载：“事后，中外记者观战团前往临沂慰问五十九军时，张自忠放声大哭，用眼泪代替了回答。”[34]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方才知晓，两年多来社会舆论的误解、抨击和辱骂对张自忠——这位素怀爱国之心、视气节如生命的将军的伤害，是何等的深重啊！
3．再战临沂
21日，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主力由临沂向滕县开进。22日晨5时到达费县附近。就在这时，庞炳勋转来李宗仁电话，命第五十九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张自忠估计临沂战局有变，一面令部队停止前进，一面派出侦察队速返临沂了解情况。
原来，板垣征四郎正在沮丧焦急之际，突然得知张自忠他调，不由得喜出望外，于是纠集残部，调派援军，向临沂发起猖狂反扑。庞炳勋以疲惫之师孤军应战，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被迫退守原阵地——临沂以东桃园、黄山之线。日军继续发兵猛攻。四十军陷于苦战，局势危殆。庞炳勋不得不再次向战区请援。
23日，板垣从高密调来的援军开抵临沂，日军的攻击更为猛烈。庞炳勋对于守卫临沂已近乎绝望，呼援的急电一封接着一封地发出。
蒋介石获知临沂战局紧急，即于23日致电张自忠说：“第59军不必向泅水、滕县分转兵力，仍应协力第40军迅速歼灭临沂北方之敌，以竟全功，而利大局为要。”[35]
连日来，第五十九军官兵都沉浸在对死去战友的思念之中，心情十分压抑；加之往返奔波，备极辛劳，官兵们对于上峰朝令夕改的不当指挥颇有怨言。为安抚军心，激励士气，张自忠先后到第一八○师、第三十八师训话。张克侠在日记中写道：“军长训话时，官兵皆哭，诚亦伤心事也。多少可爱儿女，已血洒疆场矣！”[36]
23日夜10时，第五十九军各部依次出发，以强行军回返临沂。24日凌晨4时，张自忠率军部随后出发。一路上，阴雪罩月，大雾朦胧。当天下午，全军于临沂西北南曲坊、十里铺、角沂庄、八里屯、大小岭南北道、红埠寺、东西墩、古城一带集结完毕。此时，全军可战之兵仅有1.3万人，而进攻临沂之坂本支队已增至五六千人。[37]
第59军回师临沂
24日下午，张自忠先行进入临沂城会见庞炳勋。他的到来使庞炳勋百感交集，大为动容。庞涕泗交流地连声说道：“真难为你了，荩忱老弟！这次他们来得更凶，我已难以支持。要不是你及时回来，我部必遭灭顶，临沂也势难保全。”
张自忠心情沉重地道出了思考多时的腹案：“现在我们已失去主动权，这是很可惜的。五十九军伤亡很重，这次已不宜再取攻势，应当逼敌侧背，建立阵地，敌人必然回攻，城围自解。而我可凭借工事予敌重创，然后再转入攻势，这样较为有利。”庞炳勋一听，大惊失色。他误以为张自忠改取守势意在保全实力，不愿全力相救。只见他声音颤抖地说：“荩忱老弟，我的队伍已拼得差不多了，这你是知道的。贵部若不取攻势，我只有全军覆灭了。念咱们西北同源，无论如何请你想想办法。老弟的恩德，于公于私，我当永志不忘！”
张自忠注意到，庞的双眼已经红肿，看来因部队伤亡惨重，他的确伤感悲痛。望着庞炳勋老泪纵横的脸颊、布满血丝的双眼和因腿跛而步履蹒跚的模样，同情心驱使张自忠断然改变了主意，他决心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再次发动攻势，以解庞军之危。
正谈话间，蒋介石亲自从徐州打来电话，先后与庞炳勋、张自忠交谈，对他们倍加勉励，要求守住临沂，以竟全功，并保证补充不成问题。……[38]
抗击日军反攻
当晚9时，张自忠下达作战命令:
军以迅速击灭当面敌人之目的，以一部推进于临沂以东之马家湖、义和庄一带，协力庞军作战。以主力展开于明坡东西之线，将当面之敌肃清后，再行右旋回，包围沂河东岸之敌，而歼灭之。
具体部署是:
(一)第三十八师即于本夜驱逐古城村以北之敌，便衣队于明早拂晓推进古城村、明王坡一带，并以一团对停子头、各太平一带之敌袭击。
(二)第一八○师即以一团，于明早3时推进临沂以东之马家湖、义和庄一带，对刘黑墩、翟庄、杨家岭、坡埠佯攻，余集结待命。
(三)特务团(欠炮兵)随军部位置于古城。[39]
上述部署的用意，简言之，即以主力展开于沂河西岸，首先扫清西岸之敌，而后向东岸攻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敌之主力使用于沂河东岸，我主力展开于西岸，“正可收侧击夹击之效”；再者，“沂河西岸之敌既属劣势，击破之后且有立即断敌背后之利”。
坚守阵地
黄维纲之第三十八师奉命后，连夜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进至古城村、明王坡之线，并以1个团向停子头及各太平之敌发动夜袭。袭击部队未发一弹即挥刀杀入敌阵，砍杀甚多，残敌向北逃窜。当夜10时，我军将古城村占领。第一八○师以1个团由临沂以东向左翼侧击，也有斩获。
3月25日，日军出动大部队，对占领古城村、明王坡之线的第三十八师猛烈反攻，将古城村三面包围。激战终日，经我军逐次增援，才将敌击退。但此时庞部却传来坏消息：桃园、三官庙等重要据点均告失守，九曲店也将不能支持。张自忠急令第三十八师抽调3个团，于当夜10时由七沟、朱皋渡河，向三官庙、桃园、独树头一带之敌袭击，以救庞军之危。渡河部队3个团渡河后即向敌猛烈攻击，一举攻占桃园，并将三官庙包围。但由于庞炳勋部原在此地筑有坚固工事，现反为敌用，我军久攻不下，死伤营长营副3人、士兵五六百人。战场上死尸如垒，沙石横飞。
古城方面，日军趁第三十八师立足未稳和主力他调之机发起反扑。混战至深夜，古城西部两个大院为敌夺占。张自忠闻报后飞骑赶到，组织反攻。他发现其中一个大院里堆放着高粱秸和谷草，即下令火攻。士兵们将蘸上汽油的棉花绑在手榴弹上，点燃后投到大院的草垛上，引燃熊熊烈火。黄维纲师长又令士兵将院墙一侧推倒，发起冲锋，将上百名日军全歼于院内。另一个大院的敌人见势不妙，狼狈而逃。随后，张自忠将军部移至古城，指挥部队继续对敌猛攻。
26日拂晓，日军调集重兵向我桃园进犯，并集中炮火向桃园轰击，守军第二二七团伤亡惨重。过后日军又出动4架飞机向桃园轰炸，继之以步炮联合进攻，第二二七团官兵殊死抵抗，弹尽援绝，复以白刃与敌肉搏，大部壮烈牺牲，余部不得已退至沂河西岸。
三官庙、桃园之战，我军最终虽未能立足，但解救了庞部的危急局面，第三十八师为此伤亡官兵2000余人。目睹亲如手足的弟兄们死伤相继、血肉横飞，张自忠痛彻肺腑，不禁潸然泪下。张克侠参谋长说:“此为余与公共历百战中所见之唯一惨泪。”[40]
26日中午，张自忠综合各方情报得悉，步炮联合之敌约三四千名，由船流渡河向我左翼运动；新由高密增援之大部队亦渡河西进，先头已到达义堂集附近。鉴于渡河之3个团难于立足河东，军的后方又出现严重敌情，张自忠决定缩短战线，河东防线仍由庞军承担，第五十九军则占领王家岔河、七得、八里屯、红埠寺、古城之线。具体部署是:
(一)第三十八师即占领王家岔河、赵家岔河、郭家庄、七得、后十里铺、八里屯之线拒止敌人。
(二)第一八O师即占领毛家庄、小岭北道、红埠寺、古城之线拒止敌人。
(三)两师之战斗地境为韦家屯、八里屯、蒋家、王平、乾沂庄之线，线上属黄师。
(四)特务团(欠炮兵)为总预备队，位置于白衣庄。[41]
与此同时，第四十军也收缩至黄山、赵家庄、九曲店之线。徐祖诒致电李宗仁报告了上述情况，并称：庞军已基本丧失战斗力，临沂主要靠张军支撑；但张军连日鏖战，伤亡甚重，且极为疲惫，士气受到影响。故请速派援军。李宗仁遂决定派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之骑兵团和驻赣榆县的缪澂流第五十七军第三三三旅（旅长王肇治）增援临沂，到后归张自忠指挥。
27日上午，板垣征四郎将攻击第四十军之部队全部调至河西，会同刚刚到达义堂集附近的大批援军，分三路向第五十九军进攻。一路由二十里铺、大岭向我小岭进攻；一路经响河屯攻我南沙埠；一路经城后攻我古城。配属日军第五师团的大批飞机、坦克、野炮、重炮全部出动，可谓倾尽全力，以求一逞。
正在轰击我军阵地的日军90式75mm野炮
赶筑工事
张自忠东抽西调，分头迎击。小岭方面战事尤为激烈，敌机往复轰炸，并以密集炮火射击，村中房屋着火燃烧，烟焰弥漫。日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多次向村内冲锋。守军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另一个营大部伤亡，阵地岌岌可危。一向沉稳镇定的黄维纲师长不得不向军部呼援。张自忠命令：“你们要坚决顶住!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要坚持最后五分钟!我已命令刘振三师长派一个团从诸葛城向敌左侧进攻，支援你师一一二旅方面作战，不久就可到达。”
黄维纲焦急地说：“军长，问题是正面部队有顶不住的样子，眼下实在没人可调了。”张自忠眼珠一瞪，怒斥道：“没有人吗？为什么还有人说话？”黄师长一听，二话没说，放下电话即赶赴前方督战。
张自忠深知黄维纲为人，其若非紧急万分不会轻易求援，因此把手头仅有的军部手枪营及第六七六团第二营紧急集合起来，由他亲率赴援。第三十八师官兵见军长亲临督战，士气倍增，战线随之稳定下来。通过观察，张自忠看出了日军的破绽：其左翼攻势猛烈，而右翼火力较弱。他命令小部兵力对左翼之敌实施佯攻，吸引敌注意力；另以一个加强连组成敢死队，由小岭村后悄然绕至敌右侧翼，突然发起袭击，敌人大惊。敢死队员个个膀大腰圆，刀法娴熟，他们混杂在敌人中间，左砍右杀，如剁菜切瓜，得心应手。上百名日军顷刻间丧命刀下，幸存者也无心恋战。张自忠命正面守军趁机出击，日军溃败。
日军在大岭、小岭受挫后，又转向前后岗头、古城等地，对第一八○师发动进攻，并两度冲入前后岗头村内，均被第一八○师奋力击退，但古城却在深夜被敌军攻占。
28日，日军增兵1000余人，继续猛攻南沙埠、小岭、北道及前后岗头等地。在师劳兵疲和累经消耗的情况下，装备精良的千余名日军援兵对第五十九军形成极大压力。敌人重点进攻的小岭一带形势尤为紧张。可恨的是，庞炳勋居然按兵不动，保全实力，致使第五十九军孤军苦战，蒙受巨大伤亡，被迫放弃小岭。
随着残酷战斗的延续，局势日趋严峻。不断增加的伤亡和持续两个多星期的鏖战，使官兵们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大受影响，武器弹药与后勤补给也均出现困难，部队整体战斗力明显下降，依靠他们自身的意志力几乎难以支撑。这对于张自忠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他不能有效地恢复部队士气，那么十几个昼夜的奋战成果将付诸东流，后果不堪设想。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张自忠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坚韧精神。他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阵地，向官兵们训话，同官兵们一起战斗。他铿锵有力、充满激情的训话和身先士卒、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给官兵们以巨大感染，重新点燃了他们内心的希望之火和胜利信念。
日军攻占小岭之后，又将攻击重点转向前后岗头。这两个村庄便成为敌我争夺的焦点，此地一旦失守，不仅破坏我防御态势，而且必将影响我军士气，甚至可能导致我军防线崩溃。有鉴于此，张自忠于28日午后3时给防守前后岗头的第一八○师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张宗衡下达手令：
（一）援军今夜准到，务望再撑五小时即有转机。这个时期就是最后之五分钟：我弟之能苦撑极所深知。按前几天之战事与团体有极大之功勋。这两天经过如此之拼命，实在不能不为国家团体感佩。望再接再厉，以竟全功。
（二）敌人亦到最后关头，看谁能忍最后之一秒钟，谁就能成功。
（三）我困难，敌之困难更大；我苦战，敌之苦处数倍于我。望率所部撑眼前这一极小之时间，甚盼，甚盼！[42]
张自忠手迹：给张宗衡旅长的作战手令
这份手令虽是张自忠匆匆急就，却很值得咀嚼玩味，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如何勉励鼓舞部下方面，他是富有经验的。在张自忠的训勉砥砺之下，独立第二十六旅官兵殊死抵抗，咬牙苦撑，等待援军。
张自忠手令中所说援军，指的是商震部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按李宗仁的指令，该师应于28日晚8时到达临沂。但在赴援途中，师长黄光华致电商震请示“机宜”，商震居然授意其保存实力。黄光华因此有恃无恐，以种种借口踯躅于路途之上，坐视友军危殆而不救。其实，黄光华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就曾玩弄过避战自保的劣伎，致使长城要隘冷口失守。日军由冷口突入长城以内，迂回第二十九军后方，本来打了胜仗的第二十九军不得不饮恨撤兵。本次奉命增援临沂，黄光华故伎重演，又一次使张自忠蒙受惨重伤亡，实属可恨。稍后黄光华又在台儿庄方面谎报军情，贻误战机。第五战区察觉黄氏劣迹后，明令将其撤职查办，改以第二旅旅长李兆锳代理师长之职。此公闻讯号啕大哭，追悔莫及，但悔之晚矣。
再说临沂这边，第五十九军望眼欲穿也没有看到援军踪影，倒盼来了陈调元率领的军委会劳军团，他们的到来虽无补于目前之急，但对于士气多少有些鼓舞。
由于日军源源增兵，攻势愈加凶猛，第五十九军阵地八面告急。张自忠使出浑身解数，跃马持刀，往来督战。第二二四团第三营连长贺某在危急时刻企图逃跑，当即被震怒的张自忠就地正法。第一八○师的韩德福团，在前岗头同强敌激战，伤亡惨重，被迫后撤，阵地眼看就要失守。就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刻，张自忠飞骑出现在阵地上，严令第一八○师顶住敌人并发起反击。危急中的官兵们看到军长身骑白马的雄姿，顿时激情奋发，士气陡增，拼死向日军反击，终于打退了日军的疯狂进攻。
为改变第五十九军防守正面过宽、兵力分散的不利态势，张自忠当机立断，下令再次缩短战线，集中兵力扼守临沂城以北以西的七得、十里铺、韦家屯、曹家、王庄、前后岗头、道沟之线，与沂河东岸的庞军相呼应，从西、北、东三个方向拱卫临沂城。
日军第五师团自对临沂发起进攻以来，苦战经旬，却被装备不及的中国非嫡系军队所阻，未能越雷池半步。此时此刻，日本“铁军”的称号对该师团无疑是一个极大讽刺。板垣征四郎恼羞成怒，几欲自杀。[43]曾作为汪精卫代表与日方谈判的高宗武，在其英文回忆录中记载：
当近卫（文麿）需要他时，板垣正指挥部队在中国最了不起的胜利战场，台儿庄作战。近卫的使者得知板垣遭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当板垣得知 使者的信息时，他哭着说：“我曾带领天皇陛下一万多名士兵走向死亡。如果我不自杀，那么我就去当和尚。”[44]
看来，张克侠日记中记载的板垣几欲自杀的说法，确有根据。
29日，板垣再命坂本支队在援军配合下猛攻前后岗头，企图由此突破临沂西侧防线。张自忠督率第一八○师拼死反击，寸土不让。他在致李宗仁的电报中表示：“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在援军迟迟不到的情况下，29日第五十九军又孤军奋战一天，顶住了日军猛烈进攻。
29日午后，第二十军团骑兵团抵达古城以西廿里之胡子峪；在此之前，第五十七军第三三三旅已于同日早晨到达临沂。援军的到来，使临沂守军实力增强。当晚10时，张自忠下令第五十九军各部全线出击，并令王肇治之第三三三旅于30日晨沿杭河、汤军之骑兵团向艾山、义堂集一带分途迫击。
30日上午10时，第五十九军攻占沟上、二十里铺，缴获敌军需品甚多；王肇治第三三三旅攻占葛家、王平、角沂庄等村，毙敌甚众，并获战马2匹，辎重车数辆。日军经我军痛击后，大部向东北退去，一部向西方及北方退去。张自忠一面令部队打扫战场，一面派一部向南曲坊、义堂集挺进，并令骑兵团向大枣、沟头、东西哨里一带追击，袭击敌之侧背，并遮断其后方交通。
第59 军野战预备医院正在抢救伤员
31日，我军继续向败退之敌追击。第三十八师到达角沂庄、沙埠庄之线，与日军发生遭遇战；第一八○师追至东门附近，亦遇日军抵抗，双方形成对峙。
同日，第二十军团骑兵团归还建制，开往向城。
张自忠根据情报得知，日军又将有大部队增援到达，即于当晚下令于张家庄、七得、后十里铺、八里屯、小岭北道、红埠寺、东西墩之线构筑阵地，准备迎敌。
至此，第二次临沂战役结束。此役，中国军队共歼敌2000余人，俘虏1人，缴获步枪25支、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战马2匹，其他军需品及重要文件多种。[45]
两次临沂战役，第五十九军付出重大代价。据3月29日张自忠致李宗仁的电报透露，第五十九军迄29日止，伤亡已达万余人。[46]扣除第一次临沂战役中伤亡的4482人，第二次战役伤亡达5500余人。也就是说，从25日至29日，第五十九军每天的伤亡均在千人以上。张克侠在日记中说：“此次五十九军以自动精神抗战，不屈不挠，牺牲至一万人，诚为难能可贵，然已如黄台之瓜，不可三摘矣。”[47]
两次临沂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多注重于台儿庄作战，对于临沂作战缺乏研究，更未给予应有评价。笔者以为，临沂战役之所以重要和来之不易，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临沂大捷是台儿庄大捷的前提和基础。倘若临沂方面不能阻止日军第五师团的西进、南下，那么台儿庄之战就根本无法实施。
其二，临沂作战本身就是台儿庄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独立于台儿庄方面的另一个主战场，其战绩与激烈程度不亚于台儿庄方面。从3月3日汤头之战打响，至3月29日战役结束，张、庞两军毙伤日军约为7000人，若将5月15日徐州突围前的战绩一并统计，歼敌总数当接近8000人，可谓战绩卓著，只是因研究和宣传不够而不为人熟知而已。
其三，张、庞两军所面临的敌手并不比台儿庄方面弱，甚至更强；而张、庞两军合计不足4万人，我与敌兵力之比小于台儿庄方面。这使得临沂作战的强度超过台儿庄作战。张、庞两军以较少之兵对更强之敌，鏖战20多天，两军几成残破之师，没有一个团保持完整；而台儿庄方面且不说保存实力的汤恩伯部，即使打得最苦的孙连仲部，也尚有独立第四十四旅基本保持完整。因此《新闻报》记者陶菊隐先生认为：“这（临沂之战）是中日战争打得最激烈的一次。”
1939年张自忠在湖北当阳接见军校毕业生时，大家纷纷赞颂他打败板垣，取得临沂大捷，并请他谈一谈取胜的经验。张自忠诚恳而谦虚地对大家说：
我张自忠当兵出身，没有多大能力。在临沂会战时，我的对手是板垣征四郎，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在英国当过武官，他是有两下子的。可是，战斗的结果我们把他打败了。在一般情况下，日本军队是不丢弃士兵尸体的，临沂那一仗，他们遗尸一千多具，说明他们是真正的溃退。我们所以能打胜仗靠三条：第一条我们是反侵略战争。我们被日本欺负得活不下去了，要想活就得和他们死拼。第二条将士用命。我们这个军是西北军的老底子，训练有素，官兵团结，打起仗来能执行命令。在临沂茶叶山，敌我反复争夺，最后我们只剩下7个人仍然守住了山头，这就是坚决执行命令的一例。第三条我们打鬼子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由于我们注意抓军纪，不许损害老乡们的利益，所以到处受到乡亲们的支持。有这三条，我们就能打败板垣，打败日本侵略者。[48]
张自忠手书
这三条概括得宜，合情在理。不过，张自忠该说的都说到了，唯独没有提到自己。其实，他本人的作用也是临沂制胜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以死报国，志在必胜。张自忠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九一八事变后，他就表现了杀敌救国的急切心情。1933年长城战役中，他不惜牺牲，拼死抗战，奏捷于喜峰口。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处于特殊化局面，出于为抗战准备争取时间和维护团体利益之需，其抗日之志不得舒展。尤其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他临危受命，只身留平与敌周旋，而国人不明底里，嘲讽交加，责诟满天，使其陷于极度苦闷之中，遂决心以死报国，洗雪前耻。如果说平津时期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张自忠曾一度留恋于团体利益，那么全国抗战爆发后，他终于获得了施展抗日抱负的客观条件，此时他已经无牵无挂，解脱束缚，成为国民党内最坚定、最彻底的主战派。
第二，身先士卒，亲临前线。第五十九军能以劣势装备重创强敌、苦战不溃的主因，就是作为一军之长的张自忠在战斗中始终身先士卒，亲临前线。张自忠曾对所部将领们说：“高级长官，须以必死之心，临最危险之地，撑最危险之局，方能鼓舞士气，获得战果。”[49]在他的要求和带动下，第五十九军将领都能够亲临一线指挥作战，无形中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第三，严明赏罚，毫不将就。张自忠治军历来是立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次战役中，第一一三旅旅长李金镇作战不力、第二二五团团长杜兰喆督 率无方、第二二二团团长黄贵长轻伤擅退，均被张自忠撤职。第二二四团连长贺某临阵逃脱，被他就地正法。而营长赵金鹏、冯运申，团长安克敏则因作战勇猛、受伤不退，分别被张自忠提升为团长和旅长。这种严明的军纪和赏罚，保证了部队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第四，不计前嫌，团结对敌。在国难当头的危急之秋，张自忠表现了以大局为重的宽阔胸怀，与怀有宿怨的庞炳勋全力合作，共同抗敌，一时传为美谈。事后，他在谈及此事时说：“那次临沂解围，我对庞并没什么意见，我是不计前嫌的。只因僚属们都对他不满，……不屑与他共事。后来李长官向我提及此事，我立即表示惟李长官之命是听。我回去对大家一说，并勉以大局为重，大家也就惟命是从了。那次在大家齐心奋战之下，终于解了临沂之围。”[50]
第五，指挥正确，战术得宜。临沂战役是一场以弱敌强的防御战，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役的胜负。张自忠并未实行消极的阵地防御战，而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具体说就是：（1）以攻为守，攻防结合。当日军第五师团以优势兵力猛扑临沂时，张自忠并不是循规蹈矩地实施正面防御，而是建议庞炳勋徐徐后撤，诱敌跟进，然后挥军猛攻敌之侧背，与庞军两面夹击，重创强敌。（2）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张自忠受命增援临沂后，立即强行军向临沂急进。抵达临沂后，又 不顾行军疲劳，提前发起作战，从而达成战役的突然性，予敌以出其不意之打击。（3）扬己之长，击敌之短。由于中日两军装备相差悬殊，日军的飞机、火炮和坦克对中国军队构成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第五十九军采取了近战与夜战的战术，与日军展开白刃肉搏战，并连连发动夜袭，使日军的飞机大炮失去威力。
4．后续作战
在津浦路正面，日军第十师团攻克滕县后，又相继攻陷枣庄、韩庄、峄县，而后将其主力东移，沿枣台支线进攻台儿庄。
3月23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千余人由峄县出动，向台儿庄发动进攻。守军孙连仲部奋起抵抗，台儿庄战斗正式打响。
孙连仲部番号为第二集团军，辖2军1旅共计7个旅，兵力2.5万余人。这支部队与张自忠部同源于西北军，以善守著称。台儿庄战役中，张自忠与孙连仲两支兄弟部队一东一西，遥相呼应，打出了西北军的威风。
27日，濑谷支队第六十三联队攻入台儿庄北门城廓，情况紧急。守城之第三十一师在师长池峰城指挥下对突入之敌实施围攻，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则率所部攻击台儿庄以北之敌。战斗至为艰苦。
同日，蒋介石致电台儿庄前线将士称：
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有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惩，即李长官、白副参谋总长、林（蔚）次长亦有处分。
3月30日，濑谷支队长鉴于第六十三联队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南北围攻，陷于苦战，又令其第十联队加入攻击，并亲率幕僚赴前方督战。中国军队则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之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对日军侧背发动攻击。31日，台儿庄之日军已被第二集团军及第五十二军完全包围。
临沂方面，由于张、庞两军及援军的奋战，日军第五师团虽反复发动反攻，却一直未能逾越雷池。军令部于30日致电李宗仁，指出：“张（自忠）军坚韧抗战，毙敌累累，希传谕慰勉。”[51]同一天，国民政府以张自忠在临沂战役建树奇功，决定撤销对他的“撤职查办”处分。[52]此前的28日，军委会还明令给张自忠、庞炳勋各记大功一次。
鏖战于前线的张自忠还未来得及为这些消息高兴，战局却已经发生突变。
原来，日军第二军鉴于第十师团濑谷支队被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于台儿庄，有全军覆灭之虞，遂急令临沂方面之坂本支队停止攻击，以主力火速驰援台儿庄。笔者认为，坂本支队绕开临沂转赴台儿庄，还有另一层用意，那就是在临沂屡战屡败、无法逾越雷池的情况下，转赴台儿庄试试运气，以图挽回“皇军”的颜面。随即，坂本顺率领支队主力于30日凌晨趁夜暗绕开张、庞守军阵地向台儿庄前进，临沂方面只留下少数部队实行牵制。由于日军暗中转移，悄无声息，张自忠、庞炳勋对此均无所察觉。然而，坂本支队西进的后果是严重的，正准备侧击濑谷支队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因腹背受敌而大为惊慌，被迫放弃原作战方案，转而应付坂本支队。这样一来，不仅丧失歼敌良机，且几使台儿庄沦入敌手。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4月1日致电训斥张自忠说：
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象攻台、峄之敌已届聚歼之时，再行脱逸，事关抗战前途甚巨![53]
张自忠为自己未能察觉日军行动而深感愧疚和痛心。此事也使李宗仁感到难堪。因为战区对日军动向也掌握不清，只怪罪张自忠显然不妥。4 月3日，他致电蒋介石替张婉为解释：
张自忠两次保全临沂，牺牲颇大。疲惫之余，未能扼敌迂回西进，诚为美中不足。已饬其努力破坏敌之交通，截断敌之补给矣。[54]
由于坂本支队主力西进，战区总部认为临沂战局缓解，遂于30日当天将王肇治旅及汤部骑兵团调离，徐祖诒参谋长也于4月3日返回徐州。
实际上，坂本支队主力西进后，临沂方面敌情仍很严重。日军第五师团将后续部队第九旅团由莒县不断调往临沂。张自忠一面指挥部队正面阻击日军，一面将部分主力改编为游击部队，破击日军交通补给线，短短几日之内就击毁敌辎重汽车100余辆。
在此期间，张自忠接到秦德纯的来电：
荩忱大哥勋鉴：别来无任驰念。弟昨由汉返郑，在汉开会，适兄部连战大捷，开中日战争我国胜利之新纪录，汉皋政府诸公及各方友好莫不喜形于色，交口赞誉，矧在我辈尤为无上之光荣。此种荣誉均是热血及头颅换来，吾兄所受之痛苦与辛劳或出于想象千万者，深望善自珍重为祷，余请显哥（李炘）面罄此颂捷绥，弟秦德纯上。四月四日。[55]
对于张自忠留平之痛苦与冤屈，秦乃少数知情者之一，“吾兄所受之痛苦与辛劳或出于想象千万者”，所言非虚也。
4月初的几天里，我军与日军互为攻守，相持不下。
4月6日，姚景川率骑兵第十三旅（辖2团）抵达临沂；8日，中央军李仙洲之第九十二军第十三师也开到临沂，归张自忠指挥。李仙洲即电影《南征北战》中“李军长”之原型，生于1894年，山东长清（今属齐河）人，幼年曾习武。黄埔一期毕业。1932年任第一军第三师第九旅旅长，1934年任第二十一师师长，1938年2月任第九十二军军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
4月13日，张自忠被提升为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序列如下：
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张自忠，副军团长李文田，参谋长张克侠）
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兼，副军长李文田），
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
第一一二旅（旅长李九思）
第二二三团（团长张文海）
第二二四团（团长杨干三）
第一一三旅（旅长朱春芳）
第二二五团（团长赵金鹏）
第二二六团（团长冯运伸）
第一八○师（师长刘振三，副师长祁光远）
独立第二十六旅（即五三八旅，旅长张宗衡）
第六七六团（团长范绍桢）第六七八团（团长邢炳南）
独立第三十九旅（即五四○旅，旅长安克敏）
第七一五团（团长刘照华，后代团长陈芳芝）
第七一七团（团长韩德福，后为张程远）
骑兵第十三旅（旅长姚景川）
第一团（团长邱铭秦）
第二团（团长姚铭超）
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
第十三师（师长吴良琛）
第二十一师（师长由李兼任）
张自忠得知自己晋升为军团长，深感名义高了，责任也加重了。当天晚上，他与张克侠参谋长畅谈了第五十九军内部的很多问题。张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
军长归后即与余谈及本军种种情形，希望多做些准备及教育工作，表示不能徒恃戚继光所谓“舍命战”，应竭力达到任务；又谈及本军将领之长短问题。余坦诚以待，晓以利害，并表示为民族荣辱，共相勉助，直谈至夜一时始寝，颇慰。[56]
这前后，原北平市警察局局长陈继淹奉宋哲元之命来到临沂慰劳张自忠及第五十九军官兵。老友相见，悲喜交集。谈到一个月来官兵的巨大伤亡，张自忠眼中噙满泪水，沉痛地对陈继淹说：“多年患难的弟兄们为国家牺牲了，这心里的难过，比油煎还狠！长官远道慰劳能不惭愧！但相信我领导他们走的是光明大道，虽死犹荣！军人报国，此其时也！谨请转禀宋先生，幸释远怀。”这时的第五十九军军部就设在距敌仅600米的红土岗。两位老友在一张铺着军用地图的铺上，伴着枪炮声作彻夜长谈。张自忠对陈袒露心怀说：“我们受了国家多年的培养，值此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我们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逃，第二是当和尚，第三是死。但是一、二两条路，不是我们当走的，那么只有走第三条路以死报国了！我的心愿如此，你以为怎么样？”听了这番悲怆的言语，陈继淹深为感动，他诚恳地回答说：“目标选的再好没有，只是当死再死，鸿毛泰山，全在时间与事实的选择。目前责任事大，生死事小。”老朋友的郑重劝勉使张自忠得到不少安慰。
台儿庄方面，汤恩伯、孙连仲、孙桐萱等部于4月3日开始向日军反攻。6日，残敌万余人向北溃退，我军跟踪追击。7日，台儿庄之敌全部肃清，台儿庄大捷告成。
临沂方面，4月11日，日军第五师团在得到了第一一四师团一五○联队一个大队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两个大队的增援后，即着手以第九旅团为基干编组国崎支队，该支队下辖第四十一联队（欠四个中队）、第四十二联队（欠一半部队）、野炮兵第五联队第二、三大队、工兵第五联队等部，准备对临沂再次展开攻击。
14日，板垣征四郎向国崎支队下达命令：“应立即对沂州（临沂）附近之敌开始攻击行动，最迟到19日晨须占领并确保该地，然后准备向向城前进。”
此时，由于战区对敌情掌握不清，新开到临沂的增援部队又被陆续调离，而第五十九军与庞炳勋部均已残破不全，减员很大。尤其是第三十八师，伤亡大部，几不成军。为了维持战斗力，张自忠将部队进行了编并：第三十八师所剩兵力全部并入第一一二旅，由李九思旅长指挥；黄维纲师长带领部分干部到徐州以西黄口征募新兵；第一八○师仍维持两旅四团制，但缺员也很多，每团只有800人左右。全军可战之兵，总计只有七八千人。庞炳勋之第三军团可用之兵则仅2000余人。两军的分工是，庞军守城，第五十九军在城外野战。
16日，日军第五师团国崎支队开始向临沂发起猛攻。第三次临沂作战打响。
我军以久战残破之师对新锐强悍之敌，战斗之艰苦可想而知。17日，大岭、小岭失守。第三十八师营长邓三霖战死。战至18日，临沂城西北角被日军炮火轰塌数处，其步兵乘机在坦克掩护下突入缺口，攻进城内，情况紧急万分。张、庞两军拼死反击，才将日军击退。但日军凭借强大火力，连续攻击，临沂城岌岌可危。
19日上午，张自忠致电李宗仁报告战况：
当面之敌自愿（14日）晨以来猛烈犯我，着着进逼迄未停止，啸（18日）晚继续彻夜激战，炮火猛烈。我阵地全毁，房屋均着火，炮弹已渐达城垣，我官兵于火光烟焰中流血抵抗，前仆后继，伤亡累累，而干部伤亡尤重，陷于苦战状态。现援军仅到一部。廿一师尚无消息。现时情况二十一师如今晨不能到达，危险堪虞。职已严饬所部无论伤亡如何，即余一兵一弹亦须拼其全力苦撑到底，以实保卫临沂之任务。[57]
蒋介石对临沂战局也十分关注。19日下午，他致电李宗仁、白崇禧指出：“于学忠军应星夜开临沂，先击破该方面之敌。”[58]同时致电张、庞勉励其尽最后之努力：
两军苦战逾月，迭奏肤功，以战机切迫，未能调回休养补充，至为轸念。仰即转谕慰劳，并体念时艰，以最后之努力，完成两军光荣之战绩为要。[59]
第5师团国崎旅团增援临沂
但是，对于学忠部的调动太晚了。19日，日军由西、北两面对临沂实施大规模攻击。上午10时30分，敌机用重磅炸弹炸塌了临沂西门的城墙，日军由此缺口突入城内，使第四十军守北关部队受敌夹击。守卫城郊的第五十九军虽奋力抗击，守住了多数阵地，但右翼大柳园（临沂西北）还是被日军攻陷。守备临沂城西关、南关之庞军也未能阻止日军攻势。至下午5时，突进临沂城内之日军已近2000人。庞军与敌展开巷战，双方伤亡惨重。入城日军不断增加，并向东关迫近。张自忠指挥第五十九军从城外猛攻日军侧背，以图解救城内庞军之急。正攻击中，庞军已奉李宗仁电话，于午夜时分由东门突围而出。临沂城遂陷。
临沂失守，张自忠深感痛心。他在致老友、军令部次长熊斌的电报中说：
职部此次转战临沂，为时月余，激战四次，逐次伤亡，力量减削，而敌人陆续增加，志在报复。职部以兵员疲惫、器械残缺之余，当生力增援机械化之敌，预料必危。今日徒以国势至此，分属军人，义无反顾，是以激励部属，奋斗到底，而在援军未赶到前，守城庞军退出临沂城垣，战局顿挫，是所痛心。……职忝绾军符，以身许国，救国有心，杀敌无力，殊觉俯仰疚心。[60]
客观地说，临沂之失并非守军作战不力所致，而应归咎于战区指挥不当。3月20日令第五十九军撤离临沂，向滕县开进，是最大的失着。此后，战区对临沂敌情又估计过重，不断向临沂增派援军；而当坂本支队西进后，战区又将援军调离，导致临沂守军力量不足。4月中旬，日军增派两个联队的大部队攻击临沂，张、庞两军兵疲器钝，又无援军，虽用尽全力，仍难以抵挡新锐之敌。为此，李宗仁致电蒋介石说：
张军团长协守临沂两次，与敌苦战月余伤亡已重，此次适在峄县敌我主力决战之间，敌突增兵猛攻，该军仍在沂城西北地区激烈反攻以图挽回战势，以增援部队沿途受敌迟滞不能适时到达，致兵力单薄应援不及，尚非作战不力之咎。拟恳免予置议以示宽大。至于沂城重镇未能事先妥予布置，致令在峄枣会战激烈之时突告陷落，指挥未适机宜，请即予职以严厉处分，以振纲纪。[61]
这个事例说明，李宗仁先生知人善任，爱护部下，并勇于担过，具有统帅风度。张自忠、庞炳勋、孙连仲等人均非桂系将领，却能在他的指挥下奋力作战，不惜牺牲，这与李先生高明的带兵之道有相当关系。
第三次临沂作战虽以临沂失守告终，但其重大意义仍不可抹煞。此间正值台儿庄决战，张、庞两军据守临沂，牵制了比台儿庄方面日军第十师团更具战斗力的日军第五师团，阻截了日军的补给与增援，保障了台儿庄作战的胜利。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所说：张、庞两军“前后支持50日之久，俾由台儿庄北上之我军不感侧背之威胁，完成包围敌于附近山地之企图，实徐州会战中最为重要之关键也。”相比之下，川军防守藤县，连外围战计算在内，也仅支撑三天即告失守。正如徐永昌所言：“若（张庞）亦如孙（震）、邓（锡侯）者，此时徐州已完。”张、庞两军之奋战令日本“钢军”第五师团受阻于临沂方向前后达一个多月，真正体现了西北军强悍的战斗力。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军队的装备与训练水平而言，在没有换防而连续作战的情形之下，张、庞两军的战力发挥，已达中国军队之极限。徐祖诒作为第五战区参谋长随赴临沂协调指挥作战，对此感触最深。再者，随着徐州会战形势的演变，无论台儿庄还是徐州均不可作为持久防守之阵地，故临沂作为战役要地的价值已经下降，放弃此地而再行组织新的防线乃属必然之事。
张自忠手迹：致张宗衡、董升堂的函
撤离临沂后，第四十军开往沛县整训。张自忠则指挥第五十九军、第九十二军转向台儿庄以东之长城、四户镇一带，配合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作战。
4月23日，张自忠在郯城附近一个农村接见了来访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扫荡报》记者张剑心和美国合众社记者杰克·贝尔登。这大概是陆诒第一次采访张自忠，他在文章中写道：“张自忠将军……身材魁梧高大，浓眉大眼，穿灰布军装，束小皮带，剃着光头，保持着西北军那种刻苦、简朴的生活作风”，“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质朴诚恳，很少虚伪的客套与圆滑的辞令”，“也从不为曾做出重大牺牲而居功自傲”。[62]当三位记者问及临沂大捷时，张自忠谦虚地说：“临沂之捷，主要是由于我军与守城的友军庞炳勋所部能密切配合，内外夹攻，才把日军第五师团打败。两军合力穷追一昼夜，沿途日军遗尸甚多，弹药武器损失尤大。日军退据莒县城内，我军因缺乏攻城的重武器，就不能继续攻城聚歼，因此我们这次胜利还不够圆满。”[63]谈话中，记者们对第五十九军的巨大伤亡是否影响今后作战的问题非常担心，张自忠坚定地表示：“即使剩下三百人，也要打三百人的仗，一兵一卒，也要力战到底，以报效国家！”[64]
日军第五师团国崎支队占领临沂后，继续向西南方向推进，24日占领郯城、码头镇，而后直逼邳县，企图切断陇海路，进击海州（今连云港一带）中国守军。针对这一情况，李宗仁令第五十九军由台儿庄以东之四户镇出发，东渡沂河截击郯城南犯之敌。
张自忠奉命后，即令第一八○师由吴家道口渡河，经北谢、半庄向大王庄前进。为防止部队在大战之后出现敷衍了事、保存实力的倾向，张自忠特地给刘振三师长下达手令，嘱咐说：“敌攻我汤军正急，我21D（师）向南进极顺利，张旅应积极进击，或用小部，万不要敷衍了事，以遗人以口实，无论如何作法，须求迅速之进展，以援友军之危，是为至要。”[65]刘振三遵命派张宗衡旅长率独立第二十六旅加紧向大王庄推进。
这时，张自忠率军部驻扎于距前沿阵地仅七八里的一个小村落。著名国画家卢光照先生当时在第五十九军政治部抗敌剧团任副团长，他的回忆文章记述了当时军部的工作情形：
因为离前线很近，双方射击如鞭炮带马雷一样听得清清楚楚。敌人的飞机也是不停地来上空侦察、扫射。张将军坐镇指挥，临危不惧，大家都各司其职，紧张地工作，街上看不到一个闲杂人员，一片寂静。只有敌机飞临上空时，大家才找适当地方隐蔽，稍离岗位片刻。可大家又奉命作了充分准备，背包清早就起来打好，办公箱放在垛子上，准备随时转移。手枪营在村头路口都设了路障，挖了战壕，准备随时阻击进犯敌人，……[66]
张自忠手迹：给刘振三师长的手令
当第一八○师独立第二十六旅先头部队抵达大王庄时，看到远处一支着黄色制服的日军迎面开来，误认为中央军，即派员与之联络，日军突然开火，我军猝不及防，大王庄失守。张宗衡旅长指挥后续部队在大王庄以西麦地与日军对峙。黄昏后，张自忠命第一八○师调整部署：独立第二十六旅第六七八团范绍祯部为第一线，占领展庄、大拐等村；独立第三十九旅祁光远部主力集中于冯庄，策应独立第二十六旅作战。布置就绪，各部连夜构筑环村工事，准备迎敌。
27日拂晓，日军开始向独立第三十九旅阵地发动攻击，炮火相当猛烈。独立第三十九旅势不能支，连连告急。刘振三师长急调独立第二十六旅跑步增援，当他们经过范庄时，独立第三十九旅已退至范庄，冯庄失守。
凡跟随张自忠多年的人都知道，他对于未经力战而后撤的部队长从不留情面，这次冯庄失守，祁光远旅长也将难逃处分。果然，不一会儿就见两位军部副官飞马急驰而至，给祁旅长送来一封张自忠的亲笔信，上书八个大字：“患难多年，军法无亲”。
祁光远是张自忠的老部下，长城抗战时任团长，曾在罗文峪作战中立下战功。他看罢张的亲笔信，调头就走，表示要与敌人一拼。张宗衡旅长见状，忙把他拉了回来，劝道：“应把部队收容好，整顿一下，再拼也不迟嘛！”次日一早，张自忠命独立第三十九旅撤至第一八○师师部郇楼村附近休整，战斗由张宗衡部接任。
张旅长迅速调整部署，令杜清岭之第六七六团占领陈庄，旅部移至范庄，范绍祯之第六七八团仍在展庄占领阵地。
5月1日中午，我军阵地尚未筑好，日军已经向展庄发起攻击。展庄战斗打响。敌人利用麦稞隐蔽接近展庄。我村外东西两端守军死伤甚重，被迫退入展庄村内，依托房屋和院落奋勇抵抗，数次击退进犯之敌。
5月2日至3日，日军攻势更猛。我军沉着应战，迨敌接近我阵地三四十米处，以步机枪火力和手榴弹猛烈杀伤敌人，挫败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日军战史记载，“国崎支队从4月28日开始，攻击北劳沟附近之敌阵地，受到顽强的抵抗和有力的反击，伤亡较大，攻击没有进展。从29日起，国崎支队受到东、北两面之敌反击，陷于苦战之中。因支队的后方联络线被切断，弹药、粮秣缺乏，而且呈现补给完全没有希望的状况。由于不断伤亡。战斗力急剧下降。”“国崎支队的步兵第四十一、四十二联队，自攻击沂州以来，没有补充过兵员，各中队伤亡累计达60%～75%，联队实力还达不到一个大队。”[67]张自忠对日军第五师团的沉重打击，由此可见。
3日下午，张自忠骑马赴前方视察战况。途中遇见由前线撤下的伤兵，他下马关切地探视了伤兵的伤情，询问了前方战况。突然，远处村庄燃起大火，他估计展庄已失守，嘱咐伤兵迅速撤离，自己则带领随从直奔前方。及到范庄，方知刚才是一场虚惊，展庄仍在我军控制之中。张宗衡旅长向他汇报说：“这次弹药充足，近战全凭手榴弹。敌人就怕咱们的手榴弹，官兵有信心打退敌人。”正在这时，范绍祯团长从展庄打来电话说：“敌用炮火轰后，继以步兵蜂拥而上，我官兵伤亡甚重，请求增援。”张自忠亲自与范团长通话，勉励他坚守阵地，同时令张旅长速派援军。张宗衡旅长即命陈庄杜清岭团派一营向攻击展庄之敌右侧背攻击，并派旅部特务连绕到敌左侧背发起攻击。日军在我三面夹击之下，死伤很大，狼狈而逃，大量武器弹药被我缴获。张自忠见其中有骑兵在马上使用的掷弹筒，就叫随员带走了两具。
5月4日，日军将数门步兵炮推进至展庄东北角约百米处，向我军轰击。围墙倒塌，村内碉楼上层也被轰毁。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冲入村内，我军奋勇迎击，双方展开白刃战。张自忠得知展庄危急，命刘振三师长亲往督战。此后，我军采取了一种新战法：各营按敌占院落分配任务，先将入村之敌分别压缩至几个大院内，然后向院内猛投手榴弹，最后由挖好的墙洞突然冲进院内，消灭敌人。这一招出敌意料，效果很好。我军勇气倍增，越战越勇，村内外7个营一齐夹攻，日军抵挡不住，残敌向冯家窑溃退。
5日拂晓，百余名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又一次冲入村内，被我歼灭大半，残敌逃跑。日军久攻不下，于6日拂晓前乘浓雾悄然而退。至此，历时5天的展庄战斗胜利结束。此战，我军依托工事和村落，以较小的伤亡歼敌五六百人，缴获三八式步枪300余支、轻机枪10余挺、烧夷弹炮4门、战刀10余把、掷弹筒6具、呢大衣百余件。以上武器主要装备了第一八○师输送营。当时，这些战利品拍了照片，底片尚未冲洗，就被冯玉祥先生派人要去了。
展庄战斗的胜利，堵住了日军南下通道，挫败了日军南下邳县截断陇海路对中国军队实施包围的企图，有力地策应了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作战。
展庄战斗后，蒋介石鉴于第五十九军伤亡惨重，于5月7日命其开往徐州西南卧牛山及其以南地区集结整补，展庄一带防务由樊崧甫之第四十六军接替。据载，第四十六军官兵接防后，对第五十九军所构之阵地“极表钦佩”。[68]
5．徐州突围
日军在台儿庄地区的失败，使其清醒地认识到徐州附近集结着中国的精锐部队。为了迅速消灭中国军队主力，日军大本营决定由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协同作战，调集近30万兵力，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地区。在此形势下，中国军队本应及时撤离徐州地区，避免不利决战，以便保存有生力量，同日军进行持久作战。但国民党军事当局仍为台儿庄的胜利所陶醉，企图毕其功于一役，遂将大批精锐部队调集徐州地区，并将胡宗南、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中央军主力部队置于豫东归德、兰封一线，作为徐州的后援力量，摆出了与敌决一雌雄的架势。后来的战局发展表明，这一决策险些酿成大祸。
日军利用中国军队急于求胜的心理，令少数兵力从正面牵制中国军队，另以重兵集团从南北两面进兵合围徐州。至5月16日，南北日军会师安徽砀山，正式完成了对徐州的大包围。被围中国军队达数十万，处境危殆。所幸中国军队利用日军包围圈的空隙，巧妙地组织了徐州突围，及时将主力部队撤至豫皖边山区，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那么，对于台儿庄大捷后盲目决战的错误决策，具体应由谁来承担责任呢？照李宗仁先生的说法，担此责任者非蒋介石莫属。且看他在回忆录中的生动记述：
……不到一个月，我援军抵徐的，几达二十万人，与本战区原有军队合计不下六十万，大半麇集于徐州附近地区，真有人满之患。而白崇禧从汉口军令部打电话来，还高兴地对我说，委员长还续调大军向我增援。 我说：“委员长调了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白说：“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我说：“现在已经太迟了！”此时我已判断到敌军向我合围的新战略，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人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有利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若不自量力而与敌做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必蹈京沪战场的覆辙。当徐州保卫战时，我军元气已有限，类似上海的会战，断不可重演。……[69]
这番话言之凿凿，鞭辟入里，加之李宗仁先生是台儿庄战役的指挥者，人们对此自然深信不疑，且引以为据。有关论著在谈及此问题时，莫不引证李先生的观点，可谓众口一词，毫无二致。
遗憾的是，从新发现的史料看，当时的实情并非如此，李先生在回忆录中那段精到的分析仅仅是事后诸葛亮而已。作此异说，何以为证？请看台儿庄大捷后，李宗仁先生于4月17日致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等人的一封电报：
限即刻到。武昌何总长、徐部长次晨兄、熊次长哲明兄、林次长蔚文兄：0517密。（1）津息：台庄胜利已激起日方反战运动，致预定由国内增加八师亟早解决华北战局之计划打消，现在向鲁南之增兵均由各战场抽调而来。（2）我如能把握台庄胜利之果而早日解决峄县之敌，则可扩大敌之反战运动，耸动国际之视听。确立我胜利基础，在此一举。拟请委座集中所有力量争此一着，务盼兄等主持一切，以期早观厥成，是所盼祷。弟李宗仁、白崇禧。17·17。印。[70]
电报内容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对于台儿庄大捷后调集重兵到徐州与敌决战一事，李宗仁先生非但没有阻止，相反恰恰是一位积极倡议者，并认为“确立我胜利基础，在此一举”。由此看来，这一决策固然是蒋介石做出的，但其责并不全在蒋一人，李先生绝不能说自己与此毫无干系。这也进一步说明，当时他们对于抗战形势的判断有失误，心目中都存在着速胜的幻想，持久抗战的观念尚未真正确立。电报发出后，大批增援部队陆续开抵徐州地区，番号多达二十几个军。当时，担任军委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的刘斐奉蒋介石之命专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导作战。据刘氏记载，他曾提醒李先生，如果我军“不能乘敌援军未到以前一举歼灭败退峄枣地区之敌，就应及时调整部署，集结强有力部队于适当地点，确保主动，准备以机动灵活的部署再相机打击敌人。但李先生总认为‘不要紧’，他甚至把增援到来的部队都投入到第一线。……”[71]这个记载，可视为4月17日电报的一个佐证。到了4月20日前后，敌南北增兵，大举再犯徐州的企图日见明显，而临沂之敌又有向西与津浦路正面之敌会师之可能，如不及时改变部署，我军将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刘斐又一次提出：“对鲁南作战应改为机动防御，除以一部分军队同敌保持接触外，主力应集结于机动有利的地位，再相机打击敌人；一面于运河线布防，控制强大的预备兵团在徐州以西，俾能及时应付各方面的情况，以免陷于被动地位。”[72]但此时，李宗仁仍想从既有阵地线上取胜。蒋介石也只是部分同意刘斐的意见，而在具体部署兵力方面，仍不肯放弃任何阵地，并对第一线要求作持久防御部署。战线西起微山湖，经白山、獐山、峄县南侧、兰陵镇、向城东南，亘沂河东岸码头镇、郯城之线。第一线正面绵亘300多里，投入兵力40多万，大多摆在运河以北地区。
5月12日日军战车队突击陇海路
李宗仁与蒋介石、白崇禧合影
针对这一情况，日军随即改变战法，以少数兵力于正面牵制守军，同时增调主力30余万人实施迂回徐州后方的战略计划，北面由济宁、菏泽南下，南面由怀远向北推进，企图以南北钳形迂回在徐州以西截断陇海路，彻底包围我徐州以东鲁南地区的数十万军队。显然，我方再不迅速采取果断措施，鲁南大兵团就有全军覆灭之虞。蒋介石这才不得不改变部署，决定以薛岳、汤恩伯两兵团分别对迂回徐州以西之敌实行反包围作战；但对鲁南方面却仍坚持采取阵地战，只是战线缩至运河线而已。这一部署随即由军令部于5月11日以命令指示第五战区执行。命令是发出去了，但蒋介石对李宗仁能否执行这一命令感到担心。12日下午，他偕军令部次长林蔚、作战组长刘斐，由武昌直飞郑州。三人在飞机上曾对战况有所研讨，一致认为徐州情况危险，希望李宗仁能及时执行5月11日指示，同时他们也担心，即使李执行了这一指示，鲁南兵团在运河线的防守能否坚持到薛、汤兵团反包围作战的胜利，以及薛、汤兵团本身的反包围作战能否取胜，也都还是个问题。
徐州突围示意图
抵郑后，休息片刻，蒋介石又找林、刘二人谈话，认为李宗仁如不能马上执行5月11日指示，拖延至徐州后方联络线被切断，就更不好办了。末了，蒋神情郑重地说：“我再三考虑，只有我自己亲自去徐州跑一趟，要求德邻（李字德邻）赶快行动才好。你们看怎么样？”此刻徐州方面情况不妙，刘斐揣测蒋多此一问的本意是自己并不想冒险亲去，就说：“委员长亲自去未免太冒险，由我们去传达委员长的旨意就行了。”林蔚也附合说：“只要我们去就行了。”蒋马上表示：“你们两人去也好。你们去同德邻说，这个是敌人的大包围，不赶快想办法，几十万大军会丢掉的。你们还要向各级将领讲明白，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只要大家齐心，首先各个击破淮北、鲁西方面的敌人，再对鲁南转移攻势，胜利是有把握的、是有把握的。”[73]林、刘二人乘专列抵达徐州后，将蒋介石的意见转告李宗仁，并再三强调目前情况严重，应及时采取对策。不久之后，中方得到确实情报，证明皖北砀山已被日军占领。这意味着第五战区后方唯一的出口已丧失，徐州已陷于日军大包围之中。李宗仁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只好通知前方将领立即到台儿庄集合，由林、刘二人传达蒋介石关于调整部署的决定。根据新的决定，各部队相机转入新的位置，并准备突围。
由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在台儿庄大捷后的决战问题上，李宗仁先生完全是力主者，而非反对派。在此，笔者决无贬低或责难李先生之意，目的仅在澄清史实而已。事实上，李宗仁先生在取得台儿庄大捷和组织徐州突围两件事上均功不可没。其间失误，在所难免。
到5月16日，南北日军会师安徽砀山，对徐州形成合围之势。被围之中国军队不下45万人，虽数量庞大，但态势不利，在心理与士气上也处于劣势，若不及时突出包围，后果不堪设想。
为避免不利决战，保存有生力量，5月15日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16日，第五战区长官部在运河车站召开军以上将领会议，决定战区所属部队分三路由日军兵力薄弱的西南面，向豫皖边界山区突围。会上，李宗仁指定张自忠指挥第五十九军及第二十一、第二十七、第一三九师等部殿后掩护大军撤退；完成任务后撤至河南许昌集结。
日军迂回包围徐州
张自忠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
自淝水之战以来，第五十九军已连续作战近3个月，原本装备整齐、训练有素的5个旅已打得只剩下不到两个旅，亟须撤出战场进行整补。因此，以屡担巨艰、支离破碎的第五十九军承担殿后重任，确属勉为其难。但张自忠毕竟是一位久经沙场，又极富责任心的将领。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务，并立即着手布置：以第五十九军第一一二旅占领徐州以北郝寨、夹河寨一带阵地；令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占领徐州西北九里山阵地；以第五十九军第一八○师及李仙洲第九十二军之第二十一师占领萧县及凤凰山、霸王山阵地，解救被围的商震部第三十二军，掩护主力军集结转移。
16日至17日，上述三路掩护部队与进犯之敌展开激战，并将第三十二军救出包围圈。迨战区主力部队陆续脱离战场，张自忠才于18日下令各部放弃当面阵地，开始撤退。他让第三十二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一师先行，自己则指挥第五十九军第一八○师和第一一二旅殿后。
不幸的是，第一一二旅在徐州以西一个车站陷于日军包围。日军乘坐气球在空中监视我之动向，使第一一二旅无法行动。张自忠几次派去传达命令的士兵非死即伤，大家都非常焦急。李九思旅长急中生智，想出一个“钻地”的妙计，指挥官兵从一栋大房子里往日军包围圈外挖掘地道。官兵们挥汗如雨，轮流挖掘，经一昼夜施工终于挖通。18日夜，全旅5000官兵从地道悄无声息地突围而出。到19日天明，日军才发现包围圈中空空如也，人马无踪。而此时，第一一二旅已与张自忠率领的第一八○师会合，向徐州西南萧县方向而去。
19日上午，日军占领徐州。
19日下午，在第五十九军之前先行撤退的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率第二十一师已退至徐州西南韩庄一带待命。恰巧李宗仁率长官部向南撤退也路过此地。李军长即前往晋见，请示部队行动方向。李宗仁唯恐各部队先于长官部竞相溃退，于是含混地答复说：“待我们到了宋埠（位于鄂东北麻城附近）以后再说。”李仙洲一听大为不满，心想：在这军机瞬息万变、日军凶猛追击之时，我军或进或退必须有坚决果断的行动，怎能犹豫不决呢？但是，按军律一个军的进退必须有上一级的明令才能行动，所以只好原地待命。正在焦急等待之际，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退至韩庄附近，李仙洲急忙前去报告，要求及时撤退。张自忠当即指示他无须迟疑，立刻西撤。事后，李军长颇有感慨地对左右说：“现在下令进攻的有人，下令退却的则无人，因为要负责任！张自忠将军不顾个人利害，勇于负责，是名将风度，非同一般。”[74]
西行不久，将近黄昏时分，日军追击部队一部竟已先期在我撤退大路的北侧抢占了一个村庄，企图拦截我各路撤退部队。我军几支队伍撤至此地后，发现敌情，搞不清日军虚实，加之群龙无首，纷纷停止前进，观望形势，谁都不肯先行，更不愿殿后。两小时后，张自忠也率队赶到这里。李仙洲又前来报告，请示办法。张自忠爽快地说：“我以一个旅监视该股日军，你们各部队可以即刻先行。开进时要有秩序，切不可惊慌。”于是各部队得以迅速安全地撤退。日军本欲趁我撤退部队惊慌混乱之机发动袭击，但见到我军秩序井然，并预有准备，故未敢轻举妄动。当时在场的军委会联络参谋李诚一回忆说：“张自忠予人以安，自己处其危境，真乃名将典型。”[75]
20日，第五十九军行至萧县西南杜楼时，遇到汤恩伯部第二十军团的两个炮兵营。因与主力失去联系，该部官兵惊慌失措，想弃炮而逃。张自忠闻讯即把两位营长召来，对他们说：“慌什么！炮不准丢弃！我派队伍掩护你们，跟着我走好了，到许昌后你们再返回本部。”两位营长见张军团长不慌不忙，便安下心来，高高兴兴地率部下加入第五十九军行列。与大部队失散的第一三九师谷步 灜团、第七十七军崔团、第二十一师庄团也都随第五十九军开进。
古往今来，军事家大多注重研究进攻，而忽略研究退却。实际上，退却是对一支部队更为严峻的考验。因为，退却一般都是在久经战斗、伤亡较大、士气低落和实力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行的。以往的经验告诉张自忠，退却中的部队必须保持良好的秩序和较之平常更为严明的纪律，否则，扰民祸众、惊慌失措和丧失战斗力等严重后果将难以避免。为此他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在所属部队中，让临时归属的友军先行，自己亲率本部殿后。（2）大小军官一律不准骑马、乘车，要同士兵一道步行，以树立榜样，鼓舞士气；马匹、车辆包括军长专车均用于运送伤兵。（3）各部主官和军法官一路上要严密巡视，维持军纪。
21日，第五战区各路兵团相继进入皖东北。由于渡濉河进展缓慢，大军汇集于濉溪口一带。其中有于学忠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孙震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李仙洲的中央军（第九十二军）、廖磊的桂系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卢汉的滇军（第六十军）和孙连仲、张自忠的西北军。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加之后有日军追兵、上有日机轰炸，因此云集此地的部队犹如几十群野马在广阔的草原上奔驰一般，一遇到敌机扫射轰炸就乱作一团。这样一来，部队不但难于行动，而且混杂难分。许多部队长因此而失去对部队的控制。但富有带兵经验的张自忠自有妙计，他下令第五十九军全体官兵一律将军帽翻戴，以便与兄弟部队相区别。此法果然奏效。在混乱不堪的大军之中，唯独第五十九军标记明显，秩序不紊。此事虽小，却反映了张自忠丰富的带兵经验和第五十九军的训练有素。
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指出：“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受到了破坏，而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为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力量，退却必须缓慢地进行，必须且战且退，一旦追击者在利用他的优势时超过了限度，就予以大胆而勇敢的反击，这是完全必要的。”[76]笔者不知张自忠是否读过《战争论》，但从他组织退却的实情看，他显然也深谙此道。退却中，他指挥部队且战且退，徐徐开进，始终保持着战斗队形和严明的军纪，并没有为摆脱险境而一味加速行军。
正当各路大军在濉溪口缓慢渡河之际，由蚌埠开来的日军突然向我军发动攻击。张自忠果断指挥部队投入战斗，并命令师旅长全部到第一线指挥。经过一整天的阻击，终于将日军打退，掩护了友军的安全撤退。
26日，部队行进至永城东南青龙桥地区，又一次与大股日军相遇，并遭到日机轰炸。张自忠命李九思旅长率第一一二旅抢占阵地，阻击日军。激战至黄昏时分，迨友军全部通过，才撤出战斗，边打边撤，经鹿邑、淮阳以北向豫南撤退。
一路上，第五十九军经常黑夜绕过敌区。凡遇有敌驻扎村庄，张自忠一般是派部队乘黑夜将敌包围监视起来，掩护大军安全通过；倘被敌发觉，则先机制敌，以炽盛火力压制日军，俾我主力安全通过，然后适时撤出战斗。
在危急时刻，张自忠常常亲率手枪营走在全军之后。有一天黄昏时分，一支日军装甲部队向我军追来，距离越来越近。张自忠令大部队先行，自己则指挥手枪营埋伏于公路两侧壕沟内，准备用集束手榴弹爆破敌坦克。日军察觉前方设伏，未敢轻举妄动。还有一次，部队正在一个小镇上休息，突然飞来三架敌机，一阵狂轰滥炸，街道旁的几十所房屋转眼即成一片瓦砾。张自忠趴在路边凹入处，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气浪溅击着泥土，掀掉了他的军帽，泥土盖了他一身。敌机过后，他站起身来，掸去泥土，戴上军帽，说说笑笑继续行进。他这种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态度给官兵们以深深的感染，有效地稳定了军心。
作为高级将领，能够在艰苦而危险的远程突围中走在部队的最后，这在国民党军中是极为罕见的。因而张自忠的事迹很快就传播开来，甚至连蒋介石也有耳闻，但他未目睹其事，心中仍半信半疑。后来在武昌遇见冯玉祥，便向冯打听：“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在最后走是真是假？”冯玉祥回答：“一点不假。”并把了解到的这段事情对蒋详细地说了一遍。蒋听后连连点头说：“真是好将领！”冯玉祥接着话茬说：“你应当赶快拨五六个军归他指挥就好了。”蒋介石点着头说 ：“好，好！等我想想再说。”[77]
一路上，官兵们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一位随军记者生动地记述了突围途中艰苦备尝的情形：“我们随了张军长徒步行走，刚出了村庄，敌人的炮弹便落在我们背后了，黄沙扑在我们的身上。……远处村庄上的火和天空连接起来，机关枪在旁边响着，经过的村庄见不到一个人，我们渴得要命，口干得说不出话来，好容易找到一个水坑，里面的水浑得成了糨糊，臭气难闻得很，我们只得闭着眼睛，用手掏了起来，喝了下去！……坑水一连喝了五六次，在麦田中不小心便会踏到死尸身上去，有时遇见了腐烂的死人和生了蛆的死马，老远便使你喘不过气来。”[78]
然而，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这些，而是官兵们极度的疲惫和困乏。从徐州到许昌，约有500公里的路程，全靠步行。官兵们连续作战3个多月，再进行长途行军，其艰苦情形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徐州黄口一带招募的新兵，由于未经训练，很多人东倒西歪，叫苦不迭。解决这个问题，张自忠还是用老办法——与士兵同甘共苦。尽管经过3个多月的鏖战，张自忠已熬得十分消瘦，但精神却很振奋。他穿着一身布满征尘的灰布军装，神采奕奕地与士兵们走在一起。冯玉祥对此也有一个生动的记载，他写道：
张自忠将军的队伍，全是步行，官兵的脚上磨了很多的泡，有些兵们就左歪、右歪地走不动。张将军就把队伍集合在一个地方，坐在地上，先对大家说明白军人要耐困苦忍缺乏的这些道理，然后张将军把鞋袜子脱下来叫大家看他的脚上有多少泡，官兵们都看见他满脚都是泡，这样张将军把腿抬起来向地下一顿，扑哧一声，血往四下溅。两只脚顿完了，队伍再走。那些官兵们连一个歪着走的都没有了，都是挺胸凸肚地向前走去。这可以证明一位将官的动作与官兵的关系是多么大呀！[79]
“不扰民，真爱民”是张自忠从冯玉祥那里继承下来的优良治军传统，多少年来坚持如一，始终不懈。在徐州突围的过程中，张自忠虽然自信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队伍不致发生大的混乱，但仍未敢掉以轻心。他要求各级主官对所部严加管束，并派出军法官监督军纪。当他发现有的官兵强拉群众的牲口、拿百姓的草帽，立即命号兵吹调旅长号，召集旅长训话。他瞪着眼珠对第一一二旅旅长李九思训斥说：“你带的是土匪还是队伍？你看山上，小驴小牛什么都有，好几十匹！”李旅长解释说：“士兵实在走不动了，才拉了老百姓的牲口。”“走不动也不行！你抢人家东西，军纪给你搞坏了！”他转而又对戴着眼镜的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张宗衡说：“部队败坏军纪，扰害百姓，你戴的是木头眼镜吗？没见你的士兵拿老百姓的草帽吗？”
两位旅长满面羞愧，赶忙回到部队整顿军纪。
当部队行至一个叫蔡里集的地方，张自忠命官兵们就地休息片刻。刚刚坐定，忽听见前面有人争吵。派人一问，才知道是一位老头同一个士兵在争吵，便把他们叫到跟前盘问。老头气喘吁吁地说：“老总，这位兄弟强骑我的驴不给钱。”士兵小声申辩：“我们打鬼子行军这么苦，用用你的毛驴算得了什么？”张自忠一听大怒，厉声诘问：“军队的纪律不许拉人家的牲口，你知不知道？”士兵自知理亏，忙说：“我错了，我错了。”只见张自忠面色严峻地说：“这是国家的法律，我没法子救你！”当即下令将这位士兵就地正法。随后他掏出10块钱，向老人道歉说：“我的兵骑走了你的驴，对不起你，是我教育不好。现在把驴还你，这10块钱你也收下。”老人被刚刚发生的一幕情景惊得目瞪口呆，身手哆嗦，不敢接钱。张自忠要他不要害怕，让副官把钱塞到了老人的手里。
后来，在永城一带张自忠又下令处决了违犯军纪的两名士兵和一位排长，并通报全军，引以为戒。从此，全军军纪肃然，部队所过，闾里安谧，鸡犬不惊，再无扰民之事发生。沿途群众因此而对第五十九军十分爱戴，踊跃为部队带路，并提供日军驻地等情报。在群众帮助下，第五十九军耳聪目明，得以在日军封锁线的空隙中穿行自如。
随同第五十九军撤退的还有许多战地记者，如中央社、《大公报》、《新华日报》、《扫荡报》、《河南民国日报》、南洋华侨报刊的记者及战地服务团、宣传队成员。这些记者记下的所见所闻，使后人得以了解张自忠指挥第五十九军徐州突围的一些具体情形。
一位记者写道：“张自忠的部队在掩护大军突围途中，纪律严明，处置情况又迅速确实。他始终紧密地掌握部队，没有使之丝毫紊乱。”[80]
陆诒（左二）与黄维纲（左一）等合影
《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突围时加入了三十八师骑兵连的行列。在同官兵们一道行军宿营的半个月里，他对于张自忠麾下的头号将领黄维纲师长及其部队有了一个真切的观察了解。且看他的记述：
这是一个难得遇见的伟大场面，我们的队伍，分着三路挺进，展开战斗的姿态。步枪机关枪声，密如连珠，我们侧身在骑兵连中，预备飞驰冲锋。接触未及一刻钟，敌人突然升起了气球，黄师长很迅速地命令先头队伍仍保持接触，而以大部急向北撤，从北面又迅速地向东移动。这一下，把敌人弄得莫名其妙，他们对于我们的企图，始终不能判断，所以也未曾出击。指挥这么多的兵，在战线上保持井然有序，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81]
黄维纲师长的带兵作风也令陆诒赞叹不已。他说：“师长黄维纲以及其副师长都是典型的刚毅军人，他们都具有西北军优良的光荣传统，朴实而讲求实际，尊重老百姓，爱护部下。在突围作战最紧张的阶段，他们总是冲锋在先，退却在后。……行军过程中，亦无落伍及扰民的现象，黄将军不愧为张将军部下优秀的干部，而张将军平时治军之成功，在战争最紧迫的关头，已见诸事实。”[82]
另一位随第三十八师撤退的记者高天也对第三十八师严明的军纪留下了记载，他写道：“黄维纲将军领导三十八师，从陇海路北侧急行军踏破敌人的封锁，路上虽然在万分紧急的时候，对民众的良好关系，官兵兄弟一样的情感，还能保持如常，宿营时往往是露宿在天井里，屋子仍然留给老百姓。黄将军说：‘我们军团长自己也是这样做啊！’”[83]
经过千里跋涉，第五十九军终于6月1日抵达目的地许昌。
张自忠指挥少数部队为数十万大军殿后，不仅成功地达成任务，而且一路上有不少斩获，第五十九军也从日军眼皮之下全师而还。日军不仅未能围歼第五战区主力，甚至连我方一个尉官也没有捉到。徐州突围的成功，使中国军队保存了数十万有生力量，这对于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日军包围圈过大、兵力不足、间隙过多，并且判断错误，他们没料到中国军队会向豫皖边山区撤退，所以将主力用于截断陇海路，这是中国军队得以胜利突围的客观条件。而张自忠所部的出色掩护，则是徐州突围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其具体经验是：
（一）尽最大努力维护军纪，保持秩序，以维系部队战斗力和争取沿途群众的支持。
（二）各级主官尤其是高级将领，应率先垂范，与士卒同甘共苦，这样才能团结部众，激励士气，战胜困难。
（三）采取正确的退却战术。如有可能，应力求绕敌而过或从敌防线之间隙穿行，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若遇日军围追堵截，应走打结合，且战且退，切不可一味逃跑，同时也不能求功恋战而影响撤退。
第五十九军抵达许昌后，驻扎于许昌西南霸陵桥。一到驻地，张自忠更忙了。他一面布置部队休整，一面派出一部兵力担任郑州、许昌间的防务。
时西北军旧部均集结在豫省，宋哲元离职养病，韩复榘被处决，冯玉祥渴望重起，颇重张自忠，曾两次拟到张部驻地，均为张所躲避。经历过太多的风风雨雨，张冯关系已有所变化。为避嫌，为大局，张决不在军中接待冯，对于老长官张自忠剩下的只有尊敬了。
6月12日，深受张自忠尊敬的西北军老长官鹿钟麟北上就任河北省主席并筹备冀察战区，路经许昌。张自忠闻讯，立即前往车站与鹿将军会面。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张自忠扼要地汇报了徐州突围的经过及抗战以来所得的经验教训。鹿将军后来回忆说：当时“虽然彼此全很兴奋愉快，而张将军的雍容神采，谦冲雅度，却始终不变，充分表现了一个刚毅坚决，不骄不傲的现代军人典型。”[84]
尽管第五十九军大战之后急需补充，但张自忠还是坚持把一个装备整齐的手枪连（连长张法义）派随鹿钟麟前往河北，担任护卫，以壮行色。殊不料，这一连手枪兵后来竟成为保卫冀察战区总部及河北省政府的中坚力量。在反击日军大规模九路围攻的作战中，张法义连长率全连官兵英勇战斗，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了鹿将军的安全，没有辜负张自忠的嘱托。
6月下旬，第五十九军奉命移防驻马店。
这期间，张自明从天津派佣人宋茂堂给张自忠送来一封信，告知张夫人患病。张自忠闻讯，心中惦念，却也帮不上忙，便给夫人写了封信，因张夫人不识字，故信写得简短，大意是：接七弟信，知你患病，盼望你安心治疗，多加保重，能早日恢复健康。望上帝保佑。[85]同时，他还给弟弟自明写了南下后的第一封信：
吾自南下参加作战，濒死者屡矣。濒死而不死，是天留吾身以报国耳。吾久在兵间，能习劳。或疲惫之极，转念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吾幸而得为军人，复幸而得在前线，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而薄有建树，吾形虽劳苦，心则至慰也。方今寇益深矣，国益危矣，吾辈军人责亦重矣。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吾既以身许国，家事非吾所暇问，且家中有弟负责整顿教养，吾何虑焉！然亦盼吾弟勿以我为念也。……[86]
这等于是留给家人的遗嘱。两封书信由宋茂堂缝在衣领内，带回了天津。
部队驻扎在徐州附近时，张自忠曾邀请战地移动剧团到第五十九军进行宣传，剧团还没有去，部队就转移了。在驻马店，恰又和这个剧团相遇，张瑞芳、陈荒煤、荣高棠都是这个剧团的成员。张自忠便把移动剧团接到军部驻地，专门搭了一个演出用的土台子，把一支支部队调上来看戏。他们在驻马店工作了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演出一场。
剧团的人亲眼看到演出前张自忠给自己的部队训话，将军站在部队前面，用洪亮的嗓音大声地向官兵们询问：参加过第几次第几次战役的请把头低下，只见刷地一下队伍里许多人的头都低下了，他又接着问：参加过某地战役的把头低下，队伍中又是一批年轻战士的头低下了，几次询问的结果是，这支部队里的军官士兵没有哪个人是不曾打过仗流过血的！张自忠挺着胸膛骄傲地挥舞着拳头：“你们都是好兵！为国出力了！”官兵们高呼着口号，群情激昂地回应着将军的鼓励。每当看到这种情况，移动剧团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感到热血沸腾。
他们回忆说：“演出《烙痕》时，张自忠哭了，大滴的眼泪从这个倔犟勇猛的将领脸上落了下来。……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雨，剧团住的后台漏雨无法睡觉，大家就把行李搬到前台，坐在行李上唱起歌来。正在这时，张自忠披着雨衣，打着赤脚来看望他们，身后跟着参谋长和副师长等人。他逐个询问同学们家里情况，当听说张家三姐妹父亲的名字时，随同的参谋长惊喜地插嘴说，我是你们父亲的学生啊！接着感叹道：你看你们，本来是可以在家里享福的，结果出来受罪！张自忠又充满感情地对大家说：‘你们都是北平的大学生，看见你们，我心里很难过。日寇进攻北平时，我听从上峰的命令没有抵抗，一直感到有罪。外界人对我有误会……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算我对不起中华民国！……’”[87]有人声称张自忠自己承认做了汉奸，其理由是他说了自己“有罪”“有污点”，看看上面这句话的上下文即可明了，张自忠所自责的“有罪”，指的是因当时抵抗不力而失守平津，因而感到对不起国家和民众，含义仅此，不容歪曲。
一到达河南境内，张自忠就开始致力于第五十九军的整补工作。其实，早在临沂战役期间，他就开始思虑兵力补充问题。为此，张自忠多次致电军令部次长熊斌，向他通报战况和第五十九军伤亡情况，并派遣交际处长李炘（字显堂）前往武汉与熊斌接洽。5月11日，熊斌曾给张自忠回电，表示乐于相助：
荩忱吾兄勋鉴：
临沂战绩，誉倾中外。驱寇固圉，群属望于兄，非弟一人之私祝也。时艰孔棘，相期共济。关于贵部事项，苟可襄助，何惜绵力。来示称誉过情，非所敢承。余由显堂兄代达，不更
。顺颂戎绥。弟熊斌拜启。[88]
经熊斌相助，第五十九军得到部分兵员、武器补充，但仍远未补齐空缺。移防驻马店后，张自忠又致电蒋介石，呈报了第五十九军自参加抗战以来兵力伤亡和武器损失情况，要求予以补充。电报说：
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合影
职部自参加鲁南及徐海会战以来，后复奉命掩护大军转进，当即一面行进，一面以有力部队与敌接触，掩护大 军转进，且战且却，幸克全师而还。本月一日到达许昌，奉命担任许昌守备。先后经过情形，迭电奉闻，谅邀钧览。职部作战以来，伤亡达万四千余人，除补充四千外，尚有空缺万余迄在虚悬。至于枪械遗失损毁，计步枪四千余支、机枪四百余挺，除补充步枪一千五百支、机枪一百挺外，尚缺步枪二千五百支、机枪三百挺。拟恳钧座鼎力说项，俾能赐予提前拨补，以便增加抗战实力。兹谨派职部参军潘蕴玉晋谒崇阶，面禀报一切。尚祈南针时颁，藉资遵守为祷。肃此奉恳，敬请钧安。职张自忠谨呈。[89]
蒋介石接电后即召张自忠赴汉口面谈。
6月25日晚，张自忠动身赴汉口。这是张自忠离宁后第一次见蒋，见面时，蒋介石对张自忠在徐州会战中的优异表现慰勉有加，并表示兵员武器补充问题已同何应钦谈过，没有问题。此后，第五十九军从中央和战区陆续得到补充，实力有所恢复，但仍未达到临沂战役以前的水平，且所得武器的质量也不如中央嫡系部队。
张自忠此行在武汉停留约半月余。其间，7月5日与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翰、邓哲熙一同赴武昌福音堂拜访了老长官冯玉祥。次日，又和冯玉祥、冯治安、秦德纯、陈继淹、邓哲熙、李炘等相聚于汉口湖南街，中午在邦可花园午餐，庞炳勋亦出席。[90]
7月13日，张自忠返回驻马店。鉴于战功卓著，在此期间，第五十九军奉军委会之命按甲种军进行整编。张自忠借机抓紧对部队尤其是新兵进行训练，每日清晨即起，驰马分赴各部队巡视、训话。对于军纪，仍一如既往，狠抓不懈，是以部队秩序井然，公买公卖，秋毫无犯，军民关系相 当融洽。但张自忠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部队驻扎期间有可能出现军人违纪而百姓不敢言的情形，所以第五十九军调离驻马店之后，他又派军法处人员化装返回驻马店暗中察访，详细调查，并亲自听取汇报，根据群众反映进行赏罚。
1938年7月在武汉，右为冯治安
这期间，临沂战役中力战阵亡的冉德明营长的妻子李秀芬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由河南漯河一路乞讨，来到驻马店打听丈夫的音信。张自忠在自己暂住的一间低矮的农舍里接见了他们。当他看到秀芬母子三人衣衫破烂，孤苦伶仃，难过得落下眼泪。李秀芬向他叙说了逃难的经过，并急切地询问丈夫的下落。张自忠沉痛地告诉她：“冉德明在台儿庄战役抗日阵亡，为国牺牲了。”秀芬得知丈夫已死，放声痛哭，悲痛欲绝。张自忠恳切地劝慰道：“冉营长在抗日战场上牺牲，死得光荣，死得是有价值的。今天我张自忠在，说不定哪天我也会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这是一个军人在国难当头时，对国家应该尽的责任。冉营长已经葬在郑州，人死不能复生，不要过于难过，要坚强地活着，要好好抚养孩子，让他们长大成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替父报仇。”他还郑重地对秀芬说：“今后有我张自忠一天，就有你们母子一天。你的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由我负责。你们现在可以暂时随队伍生活，以后我的家眷在哪里，就送你们去哪里，与我的家眷在一块儿。”
8月中旬，第五十九军奉命移驻湖北横店、武胜关一带，准备参加武汉会战。张自忠在百忙之中仍惦记着秀芬母子，嘱咐部队开拔时将他们带上。在开往武胜关的列车上，他特地到秀芬所在车厢探望，尊称这位比自己小许多的烈士遗孀为“嫂子”，李秀芬感激涕零。
第五十九军抵武胜关不久，又奉命北移信阳。张自忠原打算将自己的眷属由天津移至上海后，再送秀芬母子去上海与家人同住。但因张夫人患病，无法立刻南移，而秀芬母子随军辗转多有不便，且不安全，终非长久之计。为此，他亲笔给在汉口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写信，托请她给予安置，并派一参议专程将秀芬母子送至汉口。冯夫人不负重托，将他们安置在“抗日救亡战时儿童保育院”，并将张自忠给予的1000元钱转给了他们。
从此，秀芬母子有了安身之处。后来，张自忠在频繁的作战中，仍一直关心着秀芬母子的生活，多次给他们写信，还将自己亲署的《抗日阵亡军人家属证明书》和《抚恤证》寄给了他们。
张自忠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李秀芬铭感肺腑。这位烈士遗孀于1987年去世。在过去的日子里，每当忆及当年张将军那段肝胆照人、恳切诚挚的谈话，联想到驻马店相见两年之后，张将军果然战死沙场的事实，这位饱经患难的老人总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慨万端。她常对人说：“抗战爆发前后，冯玉祥、张自忠的队伍一直是与日本鬼子拼杀的。那年张自忠在驻马店说，他也会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那句话，证明他早就决心要为国尽忠的，真不愧叫‘自忠’啊！”[91]
其实，这只是张自忠关心烈士遗属的一个事例，他过问的类似事情何止秀芬一家！
【注释】
[1]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3期，第31～32页。
[2]该旅为第三十八师扩编时新建。
[3]林众可：《云镜楼杂记》，《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九，第3页。
[4]《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130页。
[5]《张自忠致鹿钟麟密电》，《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九，第33页。
[6]其他三个师团分别是近卫师团及第一、第三师团。
[7]《白崇禧回忆录》，第136页。
[8]蒋纬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5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36页。
[9]刘振三似因误解李文田而与张自忠闹情绪，未随队出发，滞留于徐州。
[10]《第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1次战役战斗详报》，《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4~125页。
[11]胡定芬：《追记张自忠将军》，《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五，第15页。
[12]《张克侠将军日记摘抄》，《尽忠报国》，第98页。
[13]《第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1次战役战斗详报》，《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第126页。
[14]《张克侠将军日记摘抄》，《尽忠报国》，第98页。
[15]《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16]刘师长于16日归队。
[17]顾相贞：《临沂抗敌纪略》，《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40页。
[18]王恩波：《缅怀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回忆手稿）。
[19]《蒋介石致李宗仁等密电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570～571页。
[20]第一集团军番号撤销后，集团军直辖部队分拨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石友三各部，其中第五十九军分得姚景川之骑兵第十三旅。至此，原二十九军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不久，张克侠得知此情，即在日记中写道，“据云宋已解除总司令职，就任副司令长官。以后跋扈无道不能，或可自全。其作战毫无办法，其迟退完全为己，无关战局。往往退却并无命令，遗弃他人，私而忘公之人也。解除兵柄，救人不少。”（《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1938年3月23日日记，第94页。）由此可见，克侠对宋不满者久矣。其所说迟退完全为己无关战局、退却并无命令遗弃他人等情，指的似乎就是撤离平津留张折冲之事。克侠个性清高，言辞犀利，评价人有些严苛了。——作者注
[21]《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九，第13页。
[22]《徐永昌日记》第四册，1938年3月20日日记。
[23]《第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1次战役战斗详报》，《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第127~128页。
[24]同上书，第128页。
[25]《抗日御侮》第5卷，第138页。
[26]《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582页。
[27]《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九，第236页；《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第62页。
[28]《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第90页。
[29]《原电九》，《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九，第28页。
[30]《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一，第1页。
[31]《李宗仁回忆录》，第721、725页。
[32]《宋哲元致张自忠函电》，《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九，第13页。
[33]《冯玉祥日记》第4册，1938年3月19日日记，第414～415页。
[34]陶菊隐：《台儿庄上好月色》，《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95页。
[35]《抗日御侮》第5卷，第138页。
[36]《张克侠将军日记摘抄》，1938年3月22日日记，《尽忠报国》，第99页。
[37]《第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2次战役战斗详报》，《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第132页。
[38]《张克侠将军日记摘抄》，1938年3月24日日记，《尽忠报国》，第100页。
[39]《第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2次战役战斗详报》，《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第132页。
[40]张克侠:《纪念荩公张总司令》，《尽忠报国》，第268页。
[41]《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第172~173页。
[42]《张上将自忠画传》影印件，第54页。
[43]事载于日本杂志中，转引自张克侠：《纪念荩公张总司令》，《尽忠报国》，第268页。
[44]《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45]《第五十九军临沂附近第2次战役战斗详报》，《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第135页。本次作战庞军方面基本无敌情;王肇治第三三三旅及第二十军团骑兵团所歼敌数百人含在2000人之内。
[46]转引自《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29日，《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第67页。
[47]《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第101页。
[48]《张自忠谈我们为什么能打败板垣》，《尽忠报国》，第84～85页。
[49]刘振三：《追念张上将自忠殉国六周年感言》，《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八，第81页。
[50]张鹤舫：《与张自忠将军在第5战区的几次接触》，《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43页。
[51]《军令部致李宗仁电稿》，1938年3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600页。
[52]《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36号。
[53]《蒋介石致张自忠密电》，1938年4月1日，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4]《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3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605页。
[55]《秦德纯致张自忠电》，《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九，第14页。
[56]《张克侠将军日记摘抄》，1938年4月13日日记，《尽忠报国》，第104页。
[57]《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620页。
[58]《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620页。
[59]《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620页。
[60]《张自忠致熊斌密电》，1938年4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622～623页。
[61]《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622页。
[62]《佩剑将军张克侠》，第113页；《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五，第36页。
[63]《佩剑将军张克侠》，第113页。
[64]陆诒：《回忆张自忠将军的片断》，《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五，第37页。
[65]《张上将自忠画传》影印件，第55页。
[66]卢光照：《武官不怕死》，《将军忠勇震瀛寰》，第73页。
[67]《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第61页。
[68]《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46页。
[69]《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740～741页。
[70]《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620页。
[71]《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1页。
[72]王序平、刘沉刚：《刘斐将军传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73]《刘斐将军传略》，第84页。
[74]《李诚一的回忆》，《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33页。
[75]《李诚一的回忆》，《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33页。
[76]《战争论》第1卷，第425～426页。
[77]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93页。
[78]品之辑：《胜利的退却——徐州突围》，民国周刊出版社1938年版，第40～41页。
[79]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93页。
[80]胡定芬：《追纪张自忠将军》，《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五，第16～17页。
[81]《徐州突围》，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49～50页。
[82]陆诒：《回忆张自忠将军的片断》，《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五，第37页。
[83]高天：《第一颗殒星》，《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159页。
[84]鹿钟麟：《追忆张自忠将军》，《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48页。
[85]张将军之女张廉云回忆手稿。
[86]张同新主编：《爱国抗日三将军》，第124页。
[87]《见到张自忠将军》，节选自严平著《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88]《熊斌致张自忠密电》，《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九，第15页。
[89]《张自忠致蒋介石密电》，《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九，第36～37页。
[90]《冯玉祥日记》，1938年7月5日～7日日记，第五册。
[91]参见冉继：《回忆苦难童年 怀念张自忠将军》，《北碚文史》第2辑，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