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张自忠传
1.11.2 2.代宋受过

第九章 受过与归队

1.潜出平津

自从第一次突围出城的尝试失败后,张自忠又有几次试图冒险出城,但均未成功,从此困处孤城,一日数迁,椅子胡同寓所也被日军查封。在此之前,他的家眷已迁至天津英租界66号路。

8月6日,辞去所有兼职的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等人躲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入城式”。5000余名侵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了城区。故都北平,就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德国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医院,是一所设备良好的高等医院。张自忠在病房住下不久,发现这里往来出入的人很多都认识他,感到待在此地终非长久之计。但整个北平都沦陷了,哪里会安全呢?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位美国人——福开森。

福开森(John Ca1vin Ferguson),1866年出生于加拿大,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长大。1886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次年作为传教士来华。先后创办南京汇文书院、上海南洋公学,历任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顾问,还曾被清廷赏予二品顶戴,地位十分显赫。1899年接办上海《新闻报》。后来,他定居北平,与张自忠相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开森被日本强制遣返美国,共在中国生活工作了57年。

主意一定,张自忠就派廖保贞前往东城喜鹊胡同(今东礼士胡同)福开森家中联系。福开森得知详情,慨然应诺。次日,张自忠秘密转移到福开森家中。为防被人识破,福开森特意把张自忠装扮了一番,让他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扮成学者模样,在家中隐藏下来。

福开森

福开森侨居中国期间,曾搜刮了大量中国文物,遭到中国文化界的抨击和谴责,但这次却办了一件好事。此事由于秘密办理,因而不为外人所知。

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一面派廖副官密赴天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副官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赵子青是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商人,因为第二十九军购办军火而与张自忠熟识。他年轻干练,为人仗义,结交也很广,与许多外国商人有联系。当他得知张自忠的处境,连夜找到一位侨居天津的被称为“甘先生”的美国犹太商人,此人经常驾驶自用汽车往来于平津之间,具有便利条件。甘先生表示乐为效力。在得到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批准后,他即同赵子青研究营救办法,由廖副官暗中布置,密传消息。廖保贞跟随张自忠多年,且与张同乡,在这一紧要关头,表现得忠诚而又谨慎,没有把真情透露给赵子青、甘先生以外的任何人,连张自忠在津的家人也不知此事。

从有关史料来看,张自忠避居福开森家中的情况,英美驻华外交人员有所知悉。熊少浩曾询问英国驻北平领事柯文“英国使馆能否向张及其家人提供避难”,柯文建议英国政府说:根据有关文件,“在请求者的生命处于极度危险时”,英国必须将之作为“政治避难者”而“提供避难”。[1]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卡尔德维尔(John K.Caldwell)也表示:“张自忠将军被困于北平,是属于政治性问题,营救他政治避难,是第三国应尽的责任。”[2]

再说周宝衡副官,潜出北平后一直向南追寻,终于在山东黄河南岸东阿一带找到了队伍。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李致远、董升堂等几位将领得知师长的消息,大为惊喜,一致要求师长早日归队,率部抗战。刘振三更是急切地表示:“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带四百便衣队到北平城郊外接他。”

实际上,最早设法寻求张自忠归队的不单是其部将,还有其挚友冯治安。8月9日,冯治安从河北清苑致电冯玉祥:

特急。南京。副委员长冯钧鉴。凌密。平津及我军情,想秦绍文已面禀。中日大战行将开始,此间军队已本中央命令布置中。张师长自忠留平,公忠体国,此种苦衷,想我公知稔矣。其念张师长者,恐逾於此间也。我军指挥乏人,急待张师长回军。除此间设法外,请我公在使馆方设法营救为祷, 刻下除津浦线独流镇小部接触外,其余尚平静,谨禀。职冯治安叩。佳未。印[3]

周宝衡风尘仆仆返回北平报告情况后,张自忠即给几位部将回了一封信,命周即刻返送,信中用暗语写道:

我自接了聘书,怎么能不去上课呢?期满,我就要辞职回家,你就不用来了。[4]

一切按计划布置就绪。9月3日拂晓时分,张自忠先在福开森家中换上工人装,戴上工人帽,装扮成工人模样,然后趁天色朦胧,由喜鹊胡同徒步而出,来到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一条马路旁边,等候汽车来接。不一会儿,甘先生果然开着一辆挂有意大利国旗的小卧车,来到预定地点。张自忠上车坐在甘的旁边,装成司机助手的模样。他们趁天色未明,急驰至朝阳门。当时,日军在平津所有交通路线上均设卡盘查,极为严紧。设卡于朝阳门的日军士兵见有卧车驶至,即示意停车检查,他们翻腾、端详了一阵,没有看出破绽,便放行通过了。

汽车出了北平城,直驶通县。通县是平津间公路交通的必经之地,各城门也有日军把守。通县城边有一个大型教堂,教堂大门在城外,后门通向城里。为躲避日军盘查,甘先生机智地把汽车由前门开进教堂,穿过教堂大院,由后门驶出,直接进入通县城,然后向天津开去。一路上通行无阻,经北仓过引河桥,开进意大利租界。按原定计划,甘先生在此下车,改由赵子青请来的中国司机驾车,直驶至英租界赵家。日军由于投鼠忌器,尚未进占租界,因而这里相对安全。自明事前接到赵子青通知,已等候在赵家客厅内。

张自忠进屋后,倚坐在沙发上。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得他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他凝目沉思,呆呆地坐了很久,室内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开口讲话。后来,张自忠打破沉默,对自明说:“你回家去吧,以后一切家里的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不要问我了。”

9月8日,张自忠通过设在天津的秘密电台,向宋哲元报告了留平情况和抵津经过。

9日晚8时许,他秘密来到英租界66号路,与家人告别。张夫人是在7月20日前后偕子侄由北平迁到这里的。张自忠很喜欢孩子,昔日回家总要抱抱孙子,有时还给子侄们讲讲笑话,言语虽不多,家中的气氛却十分融洽;但这次大家相对无言,气氛凝重。待了一会儿,他叫廉瑜拿来纸笔,给福开森先生写了封感谢信,要自明转交。[5]

晚10点左右,张自忠与家人告别。廉瑜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临走前,他把家事委托给父亲(即自明),还给我们这些后辈一人留下一点钱。当时我不明白伯父为什么这样做。到后来才醒悟,这分明是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南下抗战,行前对家庭做最后的安排。10点左右,伯父要动身走了,我们怕被人发觉,只送到楼下,没出大门,伯父瘦高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幕里。当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伯父这一走,同全家竟成永诀![6]

离家之后,张自忠前往英租界开封道起士林,赵子青在这里的一幢英国友人的小楼里为他安排了秘密住所。第三十八师军需处长兼天津市财政局长李桐文、市政府第三科科长潘玉书、秘书聂湘溪等人,均在此等候。几人彻夜长谈,直至天明,大家的劝慰使张自忠心中的郁闷舒解了许多。

10日拂晓,张自忠趁着熹微的晨光,偕李桐文、聂湘溪、廖保贞等人前往英国码头(今大光明影院附近)。临行前,他对潘玉书等人说:“我在天津设了个秘密电台,由刘处长负责。你们不必做走的准备了,留下给我作联络工作。随后我派人给你们送生活费。你们要注意搜集日方的情况,得来的情报告诉刘处长即可。”[7]说罢,他写下三张便条,派人转交儿子廉珍、女儿廉云和弟弟自明。

一艘事先备好的英国驳轮等候在英国码头,生火待发。张自忠一行登上驳轮,直驶塘沽,然后换乘英国商船“海口”号启程南下。这时,彤红的朝日已升出海面,映照着粼粼波光,景致很美。

韩复榘

混乱、复杂、惊险的两个月总算过去了。回首望着渐渐远去的天津,张自忠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但是,到了济南、南京,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蒋介石将如何处置自己呢?一想到这些,稍稍好转的心绪又被打乱了。他木然站在甲板上,凝望着雾濛濛的远方,神情茫然。

12日,海口号驶抵青岛港。张自忠原拟在此登陆,后因考虑到青岛市长沈鸿烈属于亲蒋人物且非西北军出身,恐有不测,即于当日折返烟台。有人得知张自忠抵烟,激于民族义愤,在街头张贴了骂张的标语。

13日,张自忠由烟台转赴济南。路经潍县(今潍坊)时,适遇韩复榘部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及该军第二十九师师长李汉章。李系河南沈丘人,早年曾在张自忠的学兵连当兵,后分至韩复榘部任职,连获擢升,成为韩部最年轻的师长。他虽是张自忠的老部下,但此刻已不再对张恭敬,而是以讥讽的口气说:“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之书,都学了些什么呢?”

一位部下竟如此对自己讲话,自然大大刺痛了张自忠的自尊。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负党负国岂我张某所为?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于天下!”

14日晚,张自忠抵达济南。此时此刻已不同于几个月前访日归来时的情景,韩复榘态度冷淡,没有派人迎接。当张自忠来到韩的私邸,副官跑进里屋向韩报告,韩却扯着嗓门冷冷地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

张自忠在门外听得真切,便大步走进屋内,对韩说:“向方(韩的字),我给个东西你看看。”说着,掏出了宋哲元写给他的手谕。

韩复榘一看,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说道:“哦,是这么回事,明轩(即宋哲元)不该叫你背这个黑锅。”不过韩自知,张自忠的命运不是他这个山东省主席所能决定的,他当即给南京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办法,蒋下令将张自忠押解南京。韩将电话记录出示于张,说:“老蒋让我把你解往南京,你看怎么办?”

“你就看着办吧。”张自忠回答。

韩复榘沉吟片刻,说:“咱们毕竟是西北军的老弟兄,这样吧,你身体不适,先在我这里住下,给蒋先生请个假,暂留在济南治病。过几天冯先生要来济南,见了他再说。”张自忠表示同意。

其间,张曾到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家做客,与何有过长谈。

2.代宋受过

第二十九军撤往保定后不久,又奉军委会之命开赴唐官屯—马厂一线,担任津浦线防务。8月上旬,第二十九军军部由保定迁至河间。这个时期,宋哲元因对自己坐失平津感到内疚,加之担心南京方面怪罪,心情不好,常发脾气。

但出乎宋哲元意料,蒋介石非但没有对他加以指责和处分,反而批准将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宋哲元为总司令。这个始料不及的圆满结局,使宋顿时转忧为喜,消除了顾虑。

蒋介石对宋的优待和宽容,引起第二十九军内部的种种揣测。一些人认为,这大概是由于西安事变时,宋哲元曾致电张学良要求保护蒋的安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对宋哲元抱有怀疑心理,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因宋的手中尚控制着10万大军,若不加以安抚,难免发生意外。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和全国陆军划分为5个战区:

第一战区,河北及鲁北,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

第二战区,晋察绥,阎锡山任司令长官;

第三战区,苏南及浙江,冯玉祥任司令长官;

第四战区,闽粤,何应钦任司令长官;

第五战区,苏北及山东,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

9月6日,第二十九军正式扩编为第一集团军,隶属第一战区,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万福麟任副总司令,秦德纯任总参议,下辖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骑兵第三军及万福麟之第五十三军、吴克仁之第六十七军、庞炳勋之第三军团等部。其中第七十七军由原第三十七师及第一三二师扩编而成,冯治安任军长;第五十九军由原第三十八师扩编而成,军长由宋哲元兼任;骑兵第三军由原骑兵第九师扩编而成,郑大章任军长。与此同时,原第一四三师扩编为第六十八军,刘汝明任军长,隶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有趣的是,第七十七、第五十九、第六十八3个军的番号均与“七七”相关,前者为明“七七”,后两者为暗“七七”[8]。这恐怕是军委会为纪念“七七”抗战而有意赋予的番号。

第三十八师扩编为第五十九军后,辖第三十八、第一八○两个师,黄维纲、刘振三分别任师长,李文田任副军长。

张自忠到达济南时,华北抗战正是一个危急和混乱的局面。蒋介石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但并未到任,而是派徐永昌以石家庄行营主任名义代为指挥。日军结束察哈尔作战后,兵锋将移河北,军委会为方便指挥,在黄河以北的津浦线两侧设第六战区,特调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任司令长官,指挥宋哲元、庞炳勋全部和韩复榘一部及东北军刘多荃、吴克仁两部,沿津浦线与日军作战。当面敌军为日军第十师团和第十六师团一部。

第一集团军内部本矛盾重重,冯玉祥的北上使局势更加复杂。第三十七师在事变中累计使日军付出475人的伤亡代价(其中死127人,伤348人),第三十八师虽参战仅两日,却与军卫队旅使日军付出1200余人的伤亡代价(其中死约400人,伤800人,不含通县保安队战果),并烧毁敌机16架。第三十七师处事变的风口浪尖,与第一三二师合编为三师的甲种军;第三十八师原为第二十九军主力,却仅扩编为两师的乙种军,军长也由宋自兼。第五十九军将领对此颇有微词,他们不相信自己师长的逼宫流言,对宋哲元的处置均感不满。加之冯治安在作战任务分配及作战指挥上也偏向第七十七军,遂产生更大矛盾,致第五十九军将领多不愿听冯指挥,甚至敷衍躲避冯治安的命令。

宋哲元和韩复榘均不愿重归冯玉祥指挥,这源自对冯封建家长式作风的反感及冯政治主张的摇摆多变,加之二人在中原大战后冯的历次重起活动中均采取了敷衍旁观甚至拆台态度,恐冯再起后不忘旧恶,难以相容。但更为主要的,二人知冯是坚定的主战派,担心冯会不顾牺牲与日军作战,损失自己赖以立足的军事实力。

萧振瀛

萧振瀛也在军中,与宋哲元重新和好。萧与冯玉祥矛盾甚深,向视宋哲元部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不愿冯染指,这使局势更加复杂。河北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张俊声有一篇回忆文章,称萧的北上系奉蒋介石的命令,来推行倒宋(哲元)、拒冯(玉祥)、排张(自忠)、拥冯(治安)的政策,这明显有些逻辑问题。事实上,拒冯是宋哲元、韩复榘、萧振瀛等人的共同行为,先排张后救张是宋哲元和秦德纯的行为,倒宋拥冯(治安)纯属子虚乌有,因为冯治安并无统率全军的能力,萧倒宋拥冯除使团体分裂并无其他好处,故萧不可能如此作为。

蒋介石既派冯玉祥前来,即不担心其重起问题,蒋对华北战局很是头痛,设冯北上能挡住日军的进攻,冯的再起是可以接受的,但冯如抗战失败还要再起,则是蒋不能接受的。

萧的北上是在8月中上旬,而冯的北上晚一个月,称萧奉蒋介石之命北上破坏冯的抗战不能成立。当然,冯玉祥华北抗战期间萧振瀛确实未发挥正面作用也是事实,这是他与冯争夺政治资本的问题,与蒋无关。

14日,也即张自忠抵达济南的当天,韩复榘就将张到济的消息转告了宋哲元。当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说:

顷接山东韩主席寒电称,张师长自忠昨晚由烟台抵济,今晚来连镇等语。关于张自忠此来,外间谣言甚多,但察其平时为人当不至有其他顾虑,谨电奉陈。[9]

宋之此电,对于张自忠留平系自己所命的事实未作解释,而“察其平时为人当不至有其他顾虑”一句,也是相当含糊的用语。

张自忠到济南之时,身上已无任何职务,是直接回部队,还是到南京见蒋?按张自忠自己的意愿,当然是马上回部带队抗日,立下战功然后再去南京甚或无须再去南京,效果最好;第五十九军官兵也渴望老长官早日归队,领导他们抗战;但宋哲元并不愿张自忠直接归队,蒋介石也指示宋哲元不得让张自忠直接到部队,而应先到南京聆训。[10]于是宋嘱咐秦德纯说:“偕张自忠先到京,恭请委员长训示,并坚嘱万不可先到前线部队,致招物议。”[11]于是,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张俊声代表冯治安,二人各携款万元,前去济南“慰问”张自忠。

秦德纯先于冯玉祥来到济南,向韩复榘表明宋哲元之意,韩也接到了蒋介石的指令,于是张自忠在济南为韩“保护”起来。他命山东省政府委员张钺与张自忠同吃同住,名曰陪同,实为监视。张自忠自然明白个中奥妙,但目前情况下,韩复榘能这样对待自己,已属难得。

15日,冯玉祥率长官部一行人来到济南,张自忠随韩复榘前往济南迎接。寒暄后,韩复榘表示:“求先生为张自忠写一封信给蒋先生。”冯玉祥表示:“很好,你们的事要我帮忙,凡我能做的,我都愿意做。”当即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像《圣经》上说的那样,赦免人的罪过七十个七次。张自忠是为长官担过,还应叫他回去带队伍打日本,他一定能尽本分。[12]

冯先生的信让张自忠心中踏实了很多。从车站归来,张自忠即挥笔致信部将,要其努力作战,其中致独立第二十六旅李致远旅长的信中说:

致远我弟如晤:此次战事发生,我全体患难手足均以国家民族观念为重,奋勇杀敌,不惜牺牲,此中艰难困苦情形不言而喻。诸弟兄忠诚报国,无日不在念中。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刻即赴南京谒蒋委员长面禀一切。在此期间,务望诸弟兄努力抗战,勿庸悬念。抑或有言者,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获与诸弟兄共同杀敌,致令诸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处。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诸弟兄素抱爱国热忱,际此呼吸存亡,谅必誓死雪耻,不以忠言为河汉也。务望服从命令,拼命杀敌为盼。此颂戎祺,并祝胜利![13]

“刻即赴南京谒蒋委员长面廪一切”,说明张自忠已决心为宋负过,担当平津失守之责。

张自忠留平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作为同僚的冯治安完全清楚,基于此,也基于两人多年的义气,18日深夜冯致电蒋介石,为张陈情:

窃当平津转进之际,佥配备未齐兵力薄弱为顾虑,张市长自忠仰体长官之意旨,毅然殿后留作缓冲,虽未即著显效,而勉护国军得有充分准备,其体国忠公苦心孤诣,当在我钧座洞鉴之中。近以大战开始,冒险归来,救国志诚,杀敌心切,兹特敬谨入京请训,伏恳赐予指示,俾得有所遵循是为至叩。职负罪疆场,何得冒渎,但以知之最切,故敢披沥上陈,伏维垂察。职冯治安叩。[14]

这封电报,表明了冯治安对张自忠的情谊,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张市长自忠仰体长官之意旨,毅然殿后留作缓冲”的说法,和秦德纯的记载互为印证,是对逼宫附逆说的又一驳斥 。

张自忠手迹:致李致远旅长的函

张自忠作为一名极重气节的军人,并不担心自己在战场上的安危,却不愿自己南下蒙冤而死。冯治安致蒋介石为张陈情的电报,实际目的是帮张打探蒋介石的口气;但此电发出后却迟迟未接到蒋介石的反馈,这不免让大家和张本人担忧起来。于是,冯治安、韩复榘等人都劝说张自忠不要贸然南下,暂留济南观察几天再说。

冯玉祥北上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宋哲元并不配合,称病要赴泰山休养,以冯治安代总司令之职。因顾虑张自忠回军之事,宋暂时不敢离军。

时第六战区调整部署,自东向西,以第一集团军第五十九军和第一三二师守卫李天木、辛庄、八里庄至铁路西孝子墓及黑龙港河西岸里坦镇、刘各庄一线阵地,第一八一师沿娘娘河至兴集镇一线布防;以第三军团庞炳勋部占领马落坡、姚官屯、东西花园、赵官营至黑龙港河一线阵地;以第六十七军接防大城、文安地区;以第七十七军(欠第一三二师)在沧南地区为预备队。冯治安依令,将第一集团军重新部署。时张克侠已任第六战区高参,代表冯玉祥来连镇看宋哲元,宋未见。张请冯治安到桑园长官部谒见,冯碍于宋尚在军中,以军情危急为由也不愿前往。

秦德纯自济南归来,报告已由韩复榘对张自忠严密监视,宋哲元遂安心赴泰山休养。此时敌情已很严重,宋此举引起冯玉祥身边幕僚的严重不满,张克侠在日记中写道:“宋请准病假一月,犹迟迟不行,后因前方告急,始往泰安,其人员悉从去。当此国难,患得患失,态度不明,实为抗战之弊也。”[15]

这时,冯治安偕萧振瀛、陈继淹等来桑园战区长官部。冯治安表示:华北战场甚苦,中央又不能给飞机大炮以助战。萧振瀛称:反正打完省得中央发遣散费。冯玉祥表示:现在中央是我们的中央,抗日是我们发动的抗日,我们应抗战到底,拥护到底。并当面嘱冯治安:千万不能有一点儿受坏人挑拨,说政府的不是。萧万分尴尬,益恨冯,更欲阻其重起。后来,冯玉祥电话冯治安,想见部队训话,萧使陈继淹代接,并对冯治安称:“队伍不能让先生见面,如果让先生和部队见了面,一次讲话,就可能使官兵和敌人死拼,拼完了为止,你这光杆司令怎么当?师旅长也不能和先生见面,这些人是先生训练出来的旧部下,并且抗日心切,对先生有一定的信仰,先生如果抓住他们直接指挥,部队脱离你的掌握,你还指挥谁?甚至命你经常到前线去督战……”冯治安果然以各种借口阻止冯与部队接触。萧并对外宣称,赖种无钱,孬种无兵,以影射冯玉祥。

此时,当面之敌主要为日军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也已到天津,将并肩沿津浦铁路向南进犯。石友三第一八一师在兴集接战半日,阵地被突破,正节节后退,士气颇为不振。冯玉祥令将第一八一师按计划调沧南,到预备队位置整训。

21日,日军第十师团和十六师团协力沿津浦线南下,进攻第五十九军主阵地,双方对战两日,阵地失守。23日,日军向庞炳勋第三军团阵地进攻,庞军与日军激战两日,顽强守住了阵地。冯玉祥令第一集团军派部增援,冯治安乃派第五十九军和第七十七军各出一旅增援。激战至24日晚8时,守军阵地全线崩溃,部队间失去联络,陷入混乱。冯治安见情形危急,急令炸开运河堤坝,水阻日军南犯,沧南遂成汪洋一片。冯治安率第七十七军退守东光、连镇一带,其余各部向南皮、冯家口一线撤退。

25日,军委会见沧州失守,电令第六战区:“各部队务于桑园、德县以北择要固守,并集结兵力,力图反攻。”尚未实施,日军第十师团又于27日占领泊头,分三路纵队向德县方向进攻。冯玉祥异常震怒,严令冯治安率部反攻,并电韩复榘派部支援,各部准备30日晨开始实施攻击。29日,第七十七军放弃东光,沿运河南退百余里,日军跟踪南下。第五十九军位于日军侧翼,冯玉祥令鹿钟麟去第五十九军坐镇,指挥黄维纲、刘振三两师侧击日军。李文田受萧振瀛挑唆,应付冯玉祥命令,置侧击日军的大好时机于不顾,出动十几里即不战而归。冯治安退到桑园,谒冯玉祥,报告第五十九军不听指挥,致反攻功败垂成。

第五十九军将领闻张自忠在济南,即纷纷派人前来探望,要求其归队领导抗战。因无命令,加之韩复榘监视甚严,张不能成行。刘振三恐韩复榘对张不利,通过韩的手枪旅长吴化文警告韩复榘:“张先生没有问题则已,要是出了问题,那咱们就在抱犊崮见!”至此,冯玉祥方知张自忠的重要,遂通过白崇禧向蒋介石要求使张归队。萧振瀛却密报冯想重抓部队,蒋介石表示要让李文田当军长,此举遭冯反对,称李文田敷衍命令,不能为军长,仍要张自忠归队。蒋介石见第六战区败局已定,即不愿接受冯的再起,自然不会使张自忠归队,对冯的要求仅口头敷衍了事。

冯玉祥闻队伍不听指挥是萧振瀛作祟,遂派手枪队捕杀之,适萧不在专列,仅伤参谋霍义之。事泄,萧控告冯玉祥谋杀。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9月底,孤悬济南的张自忠,情况出现转机。这从张27日致蒋介石的俭电中可以看出端倪: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建密。蒋总参议抵济,备述钧座爱护至意。复由冯主席转到钧电,敬悉之下感激涕零。职奉命留平,应付乏术损威失重,深自疚心。此次脱险来济,拟即入都请罪,乃以忧劳过度,忽抱采薪,晋谒稽迟,曷胜焦急,现已略就痊愈,决日内赴京报告一切,并敬聆训诲, 谨先禀闻。职张自忠叩。俭。印[16]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在俭电发出之前,蒋介石亲派蒋总参议[17]到济南面见张自忠,“备述钧座爱护至意”,且蒋还给冯治安发来一电,作为冯18日电的答复,令其转张,张“敬悉之下感激涕零”,说明蒋对张已交底,对其处置将本着爱护宽大的原则进行,要张不必担心,尽快前往南京。

在这前后,秦德纯也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探询南京方面的态度,大意是:我奉宋将军命令,偕同张自忠市长赴中央报告请罪,惟各方谣诼纷传,对张似有不利,可否前往,请电示。旋得何之复电曰:“即同张市长来京,弟可负责一切。”[18]

既然如此,张自忠即准备动身赴南京。29日韩复榘致电蒋介石为张自忠陈情,要求蒋“恳对张自忠委曲”,“宽容予以报国机会”。[19]

然而,由于宋哲元没有明确澄清张自忠留平的来龙去脉,舆论界对张自忠的攻击并未停歇。张刚到济南,即有报纸称张来济南是要运动韩复榘进行华北五省自治活动。之后,舆论又开始对张本人进行讽刺挖苦。

9月28日,上海《大公报》刊载了《勉北方军人》一文,内称: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本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沪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佩孚)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的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刊于《国闻周报》的另一篇文章则讥讽挖苦说:

使当局和战不决的主力是张自忠,当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的瘾,却拘束地仅仅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20]

在此舆论汹汹之下,朋友们十分担心张的安全,劝张不要南下。一位朋友以手书警示: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在济南又耽搁了几天,张自忠决心不再犹豫,毅然南下。面对朋友们的善意,他坚决表示:“纵然为了国人的不谅,中枢不能不将我置之典刑,我也是决心要去的。”

10月7日,张自忠启程南下。宋哲元以秦德纯为代表、韩复榘以张钺为代表、冯玉祥以石敬亭为代表,陪同张自忠赴南京。中途,曾在泰安停留两日,和正在泰山休养的宋哲元会面。

就在张、宋会面之际,南京对张自忠的处分下达了。10月8日,国民政府发布第2479号公报,给予张自忠撤职查办处分:

此次抗敌用兵,关系重大,全赖前方将领,忠诚为国,不避艰危,庶能遏制侵凌,保我疆土,如有违律失职,自难曲予优容。兹据军事委员会呈报称:天津市市长兼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陆军第一百四十三师师长刘汝明抗战不力,至受损失;陆军第六十一师第三百六十一团团长陈参贻误军机,均请从严惩处,以振纲纪等情。张自忠著撤职查办;刘汝明著撤职留任,陈参著先行撤职,从严讯办,而儆效尤。此令。[21]

自此,平津失守的责任稳稳当当地落在张自忠头上。眼见张自忠代替自己承担了平津失守的全部责任,宋哲元随即改变态度,于9日致电蒋介石为张缓颊,电称:

张自忠抵济,曾经电陈,谅蒙钧览。张自忠此次转道南来,外间对之多抱怀疑态度,兹特令其晋京谨谒钧前,面陈经过。职对其平日之为人,知之甚切,决不至如外间之所传,以负国家数十年培养之厚也。兹并派秦德纯与之偕行,报告此间近况,伏乞钧座赐予指示,是所至祷。[22]

张自忠为何留平、留平后之所作所为,宋哲元最清楚不过,此电语气和用词虽较之前更为诚恳明确,但依然没有出现命令张自忠留平的字眼,可见宋之城府与精明;不过,此电之用意毕竟是为张说情,说明宋为人尚存厚道,而非落井下石之人。

9日一早,张自忠由泰安继续前行。秦德纯是个细心人,为防不测,他将张自忠安排在三等车厢,自己与张钺则乘坐头等车厢。列车行至徐州站,突有30多名青年学生拥至头等车厢门口,要求上车搜查汉奸张自忠。秦德纯因预有准备,不慌不忙地请4名学生代表上车谈话,并让他们四处查看。学生代表未见张的踪影,只好下车而去。一场麻烦因此得免。

由这件事可知,落井下石、暗算于张的人还是有的。嫌疑最大的就是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之人,因为他们知晓张自忠的行程,即有意将此消息泄露。后来,写文章对张将军进行诋毁污蔑者,就有当年在办事处工作之人。

9日傍晚,张自忠、秦德纯抵达南京,秦驻第一集团军办事处,在韩复榘代表张钺要求下,张自忠驻第三集团军办事处。

当晚,秦以电话与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约定,翌日下午赴四方城见蒋。

办公中的蒋介石

10日下午3时,张自忠在秦德纯等陪同下谒蒋介石,因吉凶难卜,张自忠不得不做最坏准备,将宋哲元、冯治安所赠之款及自携款数万元交秦德纯,准备一旦自己被扣,即请秦将此款转交妻儿。

四方城坐落在巍峨的中山陵下边,被一片树林的浓荫覆盖着。蒋介石夫妇为躲避空袭才由城区迁到这里的一幢平房内。除附属的厨房、卫生间和侍从人员的房屋以外,主房只有三间,一间做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房,一间是书房,另外一间用做客厅兼餐厅。

入四方城官邸,早有一青年军官引入客厅,不久,蒋介石由书房进来,张自忠立即起身请罪:“自忠在北方丧师辱国,罪有应得,请委员长严办。”说毕,将报告呈上,内容如下:

窃自忠于七月二十八日奉宋委员长命令留守北平,代理冀察军政事宜。奉命之下,诚恐材具弗胜,一再坚辞,经宋委员长责以大义,不得已泣涕受命,允为维护十日,由宋委员长自保定率队来接应,以解北平危急。自宋委员长离平赴保后,职一面令驻城内石(振纲)旅确保北平秩序,阻止日军入城,一面派员与宋委员长妥取联络,并电令在津李副师长文田率所部,努力杀敌,并诰诫官兵勿忘为中国国民,不必以交通梗阻为虑。嗣以平保联系断绝,而日军大部迫近城郊,职当令石旅突围赴察,职亦率手枪队出城,不意石旅甫出德胜门,敌人预设伏兵,三面袭击,以致石旅长与其部队失却联络,职亦中途折回城内,从此职困处孤城,一日数迁,居处被日人查封,形同囚虏。屡次冒险出城,均未办到;迟至九月三日,职不得已化装只身离平赴津,在途三日,始抵天津,寓于美籍友人家中,至十日乘英商海口船赴烟台转济南来京。此经过之大概情形也。

自忠受国家培植与钧座训诲,誓以至诚效命国家,倘有丝毫不忠实于国家与钧座之处,甘受最严厉之处分。至于自忠有负任务,贻误大局一节,应如何惩处,敬惟钧座之命是听。披沥陈情,恭候钧裁。[23]

蒋介石略为浏览,表示:“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再约你详谈。”

办公中的钱大钧

蒋介石本有喜爱良将之好,中原大战后期,闻张自忠英勇善战,实力坚强,破例以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相招,张却随冯玉祥渡河北上,继拥宋哲元为军长。华北事变后,蒋常想以张自忠抑制宋哲元的动摇及萧振瀛的内神通外鬼行为,但张不为所动。愈是如此,蒋得之以为己所用之心愈强。现在,蒋终于等来了机会。

11日上午9时,张自忠由秦德纯陪同,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之约再往四方城见蒋。这次,先由秦德纯报告张自忠受命留平的始末,并转达了各方恳请张尽早回军的意见。

过后,蒋介石又询问了张自忠的健康和生活情况。张均站起立正,一一作答。当蒋问及目前所读书籍时,张答:“正在阅读郭沫若日记。”蒋听了,面色不悦地摇摇头:“应阅读有益身心健康的书籍,郭的日记不要阅读。”[24]

正交谈中,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不一会儿,果然有日机前来轰炸。蒋介石镇定自若,没有躲避。这次见面,蒋介石决定委张自忠为军政部中将部附,并对张说:“一俟你身体恢复,我决令你重回部队,俾得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并可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秦德纯回忆说:“张将军深受感动,由四方城回寓时,在车上泪流满面对我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谒蒋之后,张自忠即留南京第一集团军办事处,秦德纯径回泰山。

宋哲元、张自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一个热爱国家和团体,一个忠于民族和长官,在平津责任一事上虽受到极端历史考验,但总的说来处置正确:以宋哲元之尊,有资格使部下为自己和团体受过,然后再设法补救;以张自忠之忠,能不计毁誉,勇于为长官为团体承担责任,这是二人共同为民族留下的一段历史佳话,值得大书特书。任何将宋、张关系对立的企图和做法,均是对爱国将领、抗战先烈感情和形象的亵渎。

3.留京与归队

张自忠虽未受到严惩,却也不能立即归队,在南京经历了一段特别的岁月。

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小人得到了报复张自忠的机会。张刚到南京,就有人连夜在南京街头张贴攻击张自忠为汉奸的大字标语,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成群结队到第一集团军办事处,声称要打死“汉奸”张自忠。幸亏张住在汽车房不起眼的小阁楼上才未出意外。

张自忠本叱咤疆场的统兵之将,如今虎落平阳,苦闷异常,尤其是目睹淞沪激战而自己不能领兵参战,精神焦躁压抑,开始以鸦片麻醉神经度日。可见,再坚强之人也有其脆弱的一面。蒋介石理解张自忠之处境,特意令钱大钧通知张,任其为军政部中将部附,并允许其接见记者,以便平息舆论对他的误解,这为张自忠的际遇带来转机。

10月10日,中央社记者胡定芬前来采访。胡记者在新闻采访中有自己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喜欢跑冷门、烧冷灶。他对张自忠本不了解,但在此一思想指导下却前来采访,目的是想告诉张自忠舆论并不都是残酷无情,他也未为社会所忘记。能有机会为自己辩白,当然是张自忠渴望的,但如何辩白,却是辩无可辩,用董升堂旅长的话来说,叫作“不白之冤”。张很坦率地告诉胡:

我此来不是表白在平津折冲樽俎的是非功过,是来自行投案,请中央法办。谒见委座以后,不惟不咎既往,反加爱护矜怜,面谕重上前线敌前,立功自新。又令尹慕主任传谕,可以接见记者,发表南来感怀,藉以平反当日舆情的冲动,委座这样宽宏大德,我想只有战死才能报答。 [25]

张说至此,眼泪盈眶,难掩内心之悲感交集。经此谈话,胡定芬方知张自忠为一个质朴忠厚、血性刚强的将军。自此,胡一扫对张意识上的模糊阴霾,两人竟成莫逆之交。

10月12日,李宗仁自广西抵达南京,商组第五战区。抵宁后,闲暇间了解到张自忠的情况,遂派第五战区军法执行分监黄建平邀请张自忠前去相晤。黄建平曾在西北军任事,张自忠虽与其相熟,但恐遭物议,不敢贸然前往:“戴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李宗仁奇其人,再派黄相邀。张自忠却不过情面,遂来中山陵附近见李。李见张竟低头相见,直如古代戏剧中待审之人见上官礼节,遂诚恳地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

“个人冒险来京,带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张自忠低着头说。李宗仁见他情绪低沉,鼓励道:“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落魄之际,宽慰令人感动,理解便是知音,相助则是恩情,张自忠对李心生感激,慨然回答:“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忠陈述时,他那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忠荩之忱,溢于言表。”[26]自此,李常以张自忠的救助人和伯乐自居,后来的台儿庄战役证明,李能在大战之际偶遇良将,也是其一生之幸事,当时若没有张自忠的临沂奋战,则绝不会有台儿庄大捷的告成。

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 ,退出天津后因患咯血症回陕西原籍休息,闻张自忠羁留南京,即由西安飞来南京探视。二人相见,彼此详述别后经历,马甚为张感到不平,遂将二人在察津两地的实况,写了一个详细报告,交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张群转呈蒋介石。蒋在灵园竹林中召见马彦翀,马表示:“张自忠在察哈尔任主席,在天津任市长,我任秘书长。张不时公出,就由我代理职务,不要说丧权辱国,即使有甚贪赃枉法,请政府先办我。”蒋说:“我已明白,已委你为行政院参议,就在此供职好了。”马回见张自忠,张表示:“且看以后如何。”[27] 马彦翀不落井下石,见危相助,实乃君子。

10月中旬,第六战区撤销,冯玉祥回任军委会副委员长,鹿钟麟转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集团军转归第一战区,由新任司令长官程潜节制。第五十九军仍在山东东阿一带,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已辗转来到冀南归还第一集团军建制。萧振瀛离京后,冯玉祥已于10月8日回南京,由张克侠处置第六战区善后。

张自忠受到撤职查办处分,一人担当了团体失守平津之过,宋哲元和秦德纯则安然无恙,招致第五十九军将领的强烈不满,代军长李文田即苦思救张之计。李佯与韩复榘勾结,故意制造拉第五十九军投韩的假象。黄维纲、刘振三二师长不明内情,反对投韩,将李的活动报于休养泰山的宋哲元。宋很是忧虑,即电二人招呼好队伍,防止李的破坏活动,称正在设法使张自忠归队,不日即可实现。由此,宋改变了消极态度,加紧了救张回军的步伐。

10月17日,萧振瀛到泰山见宋哲元,宋、萧在排斥了冯玉祥后,决定大干一场。

未几,宋偕秦、萧到南京参加会议。宋与蒋介石见面后,表示要率部反攻,请使张自忠归队。时平汉线战事正紧,日军对山西重点进攻,华北战场压力很大。蒋介石同意宋的反攻要求,但不同意张自忠回军。此次宋到南京,与张自忠并未谋面。估计宋使张担过,在未能救张回军的情况下自感颜面有失,当然不好见面。

据《徐永昌日记》中10月23日的记载:“听明轩言论主张,较前为好,萧仙阁大能鼓气,希望带兵北进(明轩愿为第八路之作战,不愿有固定任务)。”徐24日的日记又有披露:“十二时在何应钦家吃饭,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等在座。”以上事实和徐的日记证明,宋是在萧振瀛的鼓动下方决定出击,且二人常在一起,有人称萧振瀛在军中曾包围冯治安,要倒宋拥冯,不敢见宋,纯属谣言。

时军委会有人主张对张自忠进行军法会审,为防止意外,萧振瀛往见魏道明、郑毓秀请求协助:“张自忠昔日在华北危机动荡之时,与冯治安及余两次向中央表态:张垣、长城、北平香山均赤诚誓言服从蒋委员长之命令,人在华北在。今日张血誓请求容其死在战场,以报领袖之大恩。敢请贤夫妇仰手相助,成其死志。”郑慨然曰:“此应为也。当全力成之。”[28]郑为民国大律师,在华北与张自忠也有过交往,愿意相助。

宋哲元组织反攻的目的,是要将第一集团军各部调到一起。准备期间,第五十九军将领对宋未能使张自忠归队严重不满,对反攻态度消极,行动迟缓。师旅长们议定,非张自忠亲来不可,有的甚至主张径到南京接回张自忠领导抗战。宋哲元令代军长李文田前来会议,李顿时紧张,对师旅长们哭诉:我去了宋非枪决了我不可,但又不能不去。宋哲元要李文田对第五十九军将领们解释,正在设法使张自忠回军,很有希望成功,望顾全大局。张自忠闻讯,捎手书致旧部将领,要他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强调:“别人的部队都可以打败仗,唯独我张自忠的队伍不能打败仗!”第五十九军将领们方同意参加反攻作战,张宗衡、李致远二旅先行。

在此期间,韩复榘率第三集团军两师兵力在黄河以北进行了猛烈反攻,一路进展顺利,展书堂师克德州等地,兵锋直指沧州、马厂。但韩复榘见宋哲元部迟迟不到,恐位置突出,即令展书堂师退回山东。

11月1日,宋哲元终于率第一集团军北进。日军侦知了宋哲元军行动,即派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从安阳攻击第一集团军后方基地大名,部队不听守将何基沣指挥,大名失守,何愤而自戕(未遂)。大名失守影响全局,宋哲元取消反攻行动,率部到濮阳、道口一带集结。

宋部反攻失利,日军又向山东进攻。韩复榘亲自过黄河督战,率两师和特务旅一部在鲁北与日军激战,因与宋哲元部未形成配合,终以失败告终。谈及宋、韩二位高足,冯玉祥称:韩已脑满肠肥,不能作战;宋则利令智昏,噬脐难悔。

11月中旬,第五十九军将领联名向宋哲元请愿,要求使张自忠回军,否则拒绝任何人调动,并派翟紫封到南京探视。宋哲元无奈,一面求助于鹿钟麟,一面派秦德纯再见蒋介石,力促张自忠归队。

11月18日,秦德纯见冯玉祥,汇报第一集团军动态,并称 :“见委员长,着其将张自忠保出,使赴军前效力,一切已切(实)照办,将于今日午后同赴前方。”[29]

同日,张克侠获悉,来见张自忠。克侠自第六战区结束即来南京,时为军委会高参,见张自忠面目憔悴,心绪不佳,即加安慰,使张感铭于心。

11月12日,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国民党军向西溃退,日军兵分两路跟踪追击,直逼中国首都南京。早在淞沪会战后期,蒋介石即预感到南京难保,因而决定迁都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了迁都宣言。但鉴于重庆地处西南一隅,交通及通信联络十分不便,为方便抗战指挥起见,大部分军政核心机构均暂迁至武汉办公。

随着枪炮声的日益迫近,南京的军政机关纷纷向汉口转移。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也开始搬迁,张自忠搭乘搬迁专列随行。由南京西去武汉不通铁路,需北上徐州,再沿陇海路向西至郑州,然后南下才能到达汉口。车抵郑州时,曾任天津市财政局长、时任第一集团军驻郑州办事处处长的傅正舜,早已等候在车站迎接张自忠。台湾国史馆存有 11月25日王尚志致李文田的一封电报,称:“张四爷(指张自忠)由都到郑拟本日前往代陈一切,明日返汴。[30]可见,张自忠抵达郑州的时间是11月25日或25日之前。

宋哲元得傅正舜报告,即邀张自忠到新乡晤面。张自忠渴望与昔日的袍泽兄弟们见面,但碍于未得蒋介石允准,故表示不便擅往。宋哲元复派邓哲熙专程敦请,并答应由他代陈蒋介石,请张不要顾虑。张自忠这才上了汽车。

29日,鹿钟麟电蒋致谢:“张自忠蒙准在军中服务,仰见钧座曲予成全,同深感激。除电宋总司令查照外,谨此覆陈。职鹿钟麟叩。艳秘(武汉行营转)。印。”[31]由此电看来,在请准张自忠归队一事上,最积极且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既不是冯玉祥、李宗仁,更不是宋哲元、秦德纯,而是一直在默默尽力的鹿钟麟先生。张自忠对此,铭记终生。

12月6日,张自忠专门致电蒋介石表达感激之情: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支侍参京电敬悉。誓密。自忠蒙钧特殊恩遇,感激之私镂心刻骨。现国难日亟,正军人效命之时,惟有竭其血诚, 仰答期许策勉高厚也。职张自忠叩。鱼。印。[32]

12月7日,张自忠回到驻扎在河南汲县李源屯的第五十九军军部。当时军属两师驻于河南焦作、道口(今滑县)。张虽被允许回到旧部,但职务尚未明确。

这时,适逢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也来到新乡,宋哲元即向他报告了第五十九军内部的人事情况,强调该军非张自忠不能带好,为了加强抗战力量,希望能设法叫张尽快回到部队。程潜完全同意宋的意见。宋哲元回到总部,立刻给程上了一个签呈,12月9日夜程即据呈转电蒋介石:

急。牯岭。委员长蒋。○密。据宋哲元呈称,现当军事重要时期, 对于五九军军长未能兼顾。查张自忠爱国心切作战有方, 拟请以该员代理军长职务,俾得效忠国家,仰答钧座恩遇等语。查张自忠前奉钧座准其回军服务,兹据呈请前来可否,敬乞察核示遵。职程潜叩。佳亥。叅新。印。[33]

恰巧,李宗仁也于此时前往见蒋,为张自忠剖白。他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绝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

各方的陈情说项终于打动了蒋介石。几天后,第一战区接蒋介石来电,批准张自忠以军政部中将部附名义暂代第五十九军军长。

消息传来,张自忠惊喜万分,感激涕零。他语气郑重地说:“蒙各位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报答国家,报答长官,报答知遇!”此言出于至诚,说来泪水潸然而下。

对于张自忠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正是这个转折给他带来了新生的机会。从此,张自忠开始了他一生中辉煌璀璨、壮怀激烈的黄金时代。

4.宋、张分离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部队。

当时,五十九军各部分驻于河南焦作、道口(今滑县)等地。军部设于道口西南汲县李源屯。当大家见面时,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大家听到这句话,都热泪盈眶。

此后的几天里,宋哲元亲自陪同张自忠到第五十九军各部队驻地巡视、训话。官兵们见到了日夜思念的老长官,军营中一片欢腾。

为补偿歉疚,宋哲元亲陪张自忠到流言最多、误解最深的第七十七军,为张解释留平一事。老友冯治安星夜自东明渡河,专程前来欢迎张自忠归队,并邀请他前往七十七军一叙。第七十七军中高级军官多系张自忠西北军时代的学兵,师生相见,分外欢愉。

在给七十七军官兵训话时,宋哲元表示:“张自忠留平是我的主张,是为了掩护部队安全撤退的。五十九军军长未派他人,就是给他留着。现下他回来了,就叫他去当军长。”[34]这已是宋哲元为张自忠剖白的最大努力,因流言深刻且传播广泛,而解释含糊且范围很小,这犹如“大街上骂娘,胡同里道歉”,很难起到有效消除流言的作用。

第一集团军虽通过反攻实现了战役集结,所属部队均集于冀南豫北,形成一个十万余众的强大战役集团,但其内部矛盾仍未化解。

宋哲元率部离开平津南下之后,本应挥师奋起,拼死抗战,以弥补平津失守之过,为自己和二十九军正名;但是,在这极其宝贵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宋哲元犹豫徘徊,乏善可陈,手握十万雄师竟没打过一个像样的胜仗。第一集团军士气低落,矛盾重重,分裂已是时间问题。

在部队扩编时,冯治安重用了陆大毕业的刘自珍和保定军校毕业的何基沣为师长,招致行伍出身的张凌云、柴建瑞等人的不满,因何基沣打了败仗影响到全军,这些人就向宋哲元制造谣言,称冯治安要利用军校生自成体系。宋哲元对冯治安在萧振瀛去年9月离开华北前要举兵之事不能释怀,又对沧州抗战期间不向泰山报告部队情况感到不满,即应行伍将领之请,免去刘自珍、何基沣和陈春荣职务,易以行伍出身的张凌云、柴建瑞等人。此举招致冯治安的不满,冯即称病离军,到开封休养。冯后来在张自忠的劝说下在武汉向宋哲元道歉,已是后话。

当时日军在平汉线并无多少兵力,仅土肥原第十四师团而已,在山东主要是第十师团,每个师团约2.5万余人。中国军队方面,不算退入山西的部队,仅宋、韩的第一、第三两个集团军即有6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总计有20多万军队,再加上万福麟、商震、庞炳勋、于学忠等部,兵力相当雄厚。但华北军队山头林立,将领们多有保存实力之念,不愿轻易牺牲。宋哲元自反攻失利后,口口声声要率主力恢复大名,最后却全部退到豫北,毫无作战意志,且有进一步向晋南撤退之意。宋军当面之敌是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这个老牌的侵华分子不见得有多高的军事才能,“中国通”之名却名副其实,具有以谋略分裂中国的长才。黄河以北作战结束前,日军在华北制造傀儡政权的企图仍在实施中,石友三、程希贤等人与土肥原均有所勾结,宋哲元对部队的掌控已出现困难。据《冯玉祥日记》12月9日的记载:

陈天秩、尹心田、赵亦云来谈。赵谓:一、宋部各部皆不愿听其指挥,刘汝明之自行渡河,亦以此故也。二、宋仍为汉奸包围,故今后局势,尚难预料……[35]

在此情况下,连刘汝明都不愿再归宋哲元指挥,擅自率部去了菏泽。在宋之麾下,张自忠想以战雪耻,杀敌报国,是根本不可能之事,唯一可做的仅是整训部队而已。

中国首都南京为日军攻陷,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当时国内的主和派力量有所抬头,主张与日本谈判实现停战,这对宋哲元、韩复榘等地方军阀不可能不产生影响,韩复榘很快丢失了大半个山东,宋哲元也不再有积极行动。中国的抗战能不能打下去,蒋介石会不会中途与日本妥协,西北军旧部的前途在哪里,成为宋、韩等人思虑最多的问题,保存实力几乎成为二人的共识。如果说宋哲元华北苦撑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功于国家民族,那么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表现已足以证明其军阀思想之根深蒂固。

淞沪战役后期,鉴于战事不利,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20日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此举影响到四川军阀刘湘的利益。刘本来也是爱国军阀,抗战爆发后态度积极,不断派兵出川抗战;却被中央分割使用,招致刘的不满。如今国府入川,独立地位难保,自是极不情愿。首都南京的失守,使刘也产生疑虑,惟恐抗战打不下去又失去独立地位,于是酝酿联合韩复榘、宋哲元,准备在抗战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武力阻中央势力入川。具体的设想是,刘派兵阻断中央军入川通道,韩复榘部退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宋哲元部扼潼关以西,形成一个联合自保局面。宋哲元认为,当此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举兵反蒋打内战,必将遗臭万年,即以特密电报告蒋介石,埋下韩复榘被杀之因。此事证明,一心保存实力的宋哲元尚能维系民族大义与顾全大局之底线。

元旦后,宋哲元到汉口出席军事会议,1938年1月3日偕戈定远到冯玉祥处做象征性拜访。此前冯曾使秦德纯转告宋哲元,要求其放弃前嫌,努力抗战,不要与中央计较待遇枪械等问题。宋到汉口后,仅与冯谈片刻即辞去,显然不愿听冯努力抗战的说教。直到6日,宋方又偕秦德纯到冯玉祥处,“谈以拟日内回防,请予以指示,俾便采择”。冯告以“过去之失败虽由于器械之落伍、飞机大炮之欠缺,然最大缺点,即为士兵教育太差,官长知能太低所致……”

8日,宋参加蒋介石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改守为攻。会后,宋哲元等人携新计划分赴前线。但宋归来,未闻有何反攻准备。11日,宋又参加第一、第五战区开封军事会议,韩复榘被捕。24日,韩在武汉遭枪决。此前4天,刘湘已惊恐吐血而死。

乘宋哲元受到极大震动之机,蒋介石于1月下旬调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归第五战区指挥,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归第一战区直辖,宋哲元的“全军”之梦被蒋介石粉碎。

关于蒋介石应否拆散第一集团军的问题,一般认为这是蒋在蓄谋消灭异己部队,但以宋哲元全国抗战开始后乏善可陈的表现来看,实咎由自取。若他努力抗战积极反攻,建树战绩,蒋也不至于架空宋哲元。

张自忠本是热爱团体之人,但在宋哲元麾下已不能实现抗战理想,故调离第一集团军也属幸事。张自忠自此开始独立统军,方有了以后抗战中的丰功伟勋。实事求是地说,设无佟麟阁、赵登禹的南苑阵亡特别是张后来的奋力抗战,宋哲元的历史地位和结局恐会更加逊色,宋哲元消极抗战的形象和二十九军的声誉实由张自忠的浴血奋战方得以改善。在和宋哲元的关系中,张自忠堂堂正正,毫无愧疚。即便奉宋之命留平招致莫大冤屈,承受巨大压力,担当所有责任,张自忠自始至终也未曾对宋哲元稍有微词。这种忠诚、朴厚与人格的涵养,宋之后人应当有所体认。

宋、张二人分开后,函电和人员交往不断,仍保持了友谊。

【注释】

[1]转引自张皓:《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七七事变期间的张自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81~82页。

[2]张自明:《张自忠由北平脱险经过》,《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第90页。

[3]台湾国史馆 蒋档 卢沟御辱(一) 典藏号:002090105001198。

[4]刘振三:《细说张自忠将军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3期,第17页。

[5]以上情节多取自张自明:《张自忠逃离北平的经过》,《抗日名将张自忠》,第98~101页。

[6]张廉瑜口述、林治波整理:《回忆伯父张自忠》,《文史资料选编》第41辑,第82~83页。

[7]潘玉书:《回忆张自忠南下话别情景》,《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92页。

[8]《刘汝明回忆录》,第188页。

[9]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90105001197。

[10]见《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136页。

[11]秦德纯:《我与张自忠》,台北《传记文学》第一卷第2期,第13页。

[12]参见冯玉祥:《我的抗战生活》,第20页;《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73页。

[13]《张上将自忠画传》,第53页。

[14]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90105001202。

[15]《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1937年9月26日日记,第8页。

[16]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90105001200。日期:1937-09-29。此处29日似为27日之误,因为电文中表明此电发出日为俭(27)日。——作者注

[17]此处“蒋总参议”,指蒋伯诚。韩复榘执掌山东后,蒋介石指派蒋伯诚为委员长代表、军事联络员,常驻济南。——作者注

[18]《秦德纯回忆录》,第182页。

[19]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90105-00001-201。

[20]《国闻周报》第14卷,第43期。

[21]《国民政府公报》第2479号,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九三七年七至十二月份》第522~533页。刘汝明获罪,起因于在南口战役中表现不佳。

[22]《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呈蒋委员长为代主任张自忠归来报告》,《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207页。

[23]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处1986年版,第207~208页。

[24]《秦德纯回忆录》,第183页。

[25]《张自忠到京详谈离平南下经过》,《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九,第1页。

[26]《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723页。

[27]《马彦翀的回忆》,《抗日名将张自忠》,第79页。

[28]《华北危局纪实》,第69页。

[29]《冯玉祥日记》,1937年11月18日日记。

[30]台湾国史馆 阎档 典藏号:116-010108-0390-117。

[31]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90105001145。

[32]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90105002171。

[33]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90105002076。

[34]张宗衡:《回忆张自忠将军》,《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第43页。

[35]《冯玉祥日记》第4册,1937年12月9日日记,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