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七七风云
1．战兮和兮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而1935年的华北事变和在此前后发生的红军长征正是这一变化的缘由。
华北事变是与红军长征几乎同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之前，蒋介石国民政府面临着两个敌人——一个是主力尚在东北的日本侵略军，一个是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共产党苏维埃政权。众所周知，国民政府以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当时的地域划分，属于华中地区）为其核心利益地带。在蒋介石看来，日本虽然是民族敌人，但距离遥远，中间隔着华北，尚不足以对自己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而共产党力量地处长江中下游，犹如心腹之患，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故而蒋介石政府在日本已经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侵占中国东四省的情况下，依然置民族危机于不顾，集中精力对共产党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围剿”，直至将共产党和红军逼上了向西转移之路。红军经过万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而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开始策动华北事变，又称“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吞并华北，建立与伪“满洲国”一样的伪“华北国”。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如果说失去东北尚可勉强忍受，而华北就不同了——华北与华中是中国的核心地带，失去了华北的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对于蒋介石国民政府来说，更是如此。东北之失，尚未严重影响其统治地位，但如果不能保住华北，不但中华民国版图因失去核心部分而残缺不全，国民政府也会因此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而且华北、华中两地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华北一旦失守，华中就失去了屏障，直接暴露在日军的炮口之下，国民党的统治会立即变得岌岌可危！故而华北之安危紧紧牵动着蒋介石的神经。而向西战略转移的红军长征，客观上使得蒋介石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内忧”实力受损，渐渐远去，威胁减轻；而“外患”实力强盛，日益迫近，威胁加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做出了战略性转变，开始做抗日的准备，并开始探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这样看来，长征的意义之一就是在无意间减缓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将蒋介石与日本的民族矛盾凸现出来，在客观上将蒋介石集团引向抗战之路。
到1936年，日本通过策动华北特殊化，取得了对冀察两省的种种特权，并迫使国民党及中央军、东北军退出平、津、河北，这对国民政府是一个深重刺激。日本人在华北的经济扩张和猖獗的走私活动，使国民政府主要财政收入中的关税、盐税、统税急剧减少，动摇了它的财政基础，从而加剧了国民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日本对华北逐渐加深的控制，使得华中地区日益暴露于日本的炮口之下，国民政府的战略危机感愈发加剧。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等国的不满。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越来越多的人起而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因此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渐趋强硬，抗战准备工作也明显加快了。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就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开始了初步接触。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前提。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在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政策，首次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政治主张。至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宣告结束，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春第29军将领合影。前排左起：张维藩、张自忠、宋哲元、刘汝明、石友三；后排左起：郑大章、冯治安、赵登禹、佟麟阁
在华北，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的中央化倾向更趋明显。其具体表现是：第二十九军设立军事训练团和军事训练委员会，加强军队训练工作；军队营房内加挂蒋介石像，与孙中山像并列；恢复辖区内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暑期军训，以增强青年学生的自卫、卫国技能；以日方不取消冀东伪组织为由，拒绝了日方不断提出的所谓“经济提携”要求；根据南京政府的旨意，准备在冀察平津地区进行“国大”（全称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等。
举行国大选举在其他地区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冀察当局举办这一活动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选举活动本身，在全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胡适为此发表评论说：“国民大会有它本身的意义，但冀察平津的国民大会选举是国大本身意义之外还有它的特别重要性的。我们试悬想，在那个包括全国并且包括海外华侨代表的国民大会里，若没有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那成个什么样子！所以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至少有三层特别意义：（一）让全世界知道这两省市当然是整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二）让我们的强邻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阴谋是必须失败的；（三）让全国国民知道冀察平津的军政当局是拥护国家的统一，是不受浪人汉奸的煽动或离间的。”[1]
冀察当局的中央化倾向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为了阻止这种倾向，实现吞并华北的既定目标，日本加紧了对华战争的准备。
早在1937年4月间，苏联情报机构就传出消息说：“宋哲元、韩复榘近来对中央态度较好，有日益中央化之危险，因此在最近将来，日方有随地寻衅可能，至少在外交上做出盘马挽弓姿态，地点将在内蒙或冀东，时间约在五、六月之交。”[2]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敏锐地预测到：“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3]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在我国东北组织参谋旅行演习，并派人到关内各地侦察情况。
在日本国内，门第显赫的近卫文麿公爵取代林铣一郎，组成了号称“举 国一致”的新内阁。一些有眼光的观察家推测，在林内阁对外政策上一系列非军事化手法宣告无效之后，新内阁力图树立“举国一致”的形象，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它可能推行“更为极端之独占政策”，“这是一个暴风雨的征兆”。
在华北，中国驻屯军从4月下旬起，在平津近郊开始举行战斗演习。到6月份，演习更加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联队，竟以攻夺战略要地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一时间，平津一带氛围诡谲，风声鹤唳。东京的上层人士私下里盛传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4]
卢沟桥上的守军
卢沟桥
果然，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终于1937年7月7日夜里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北平西南宛平卢沟桥外回龙庙一带举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后又改称听到“非法射击”，要求进入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遭到守军拒绝。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攻击，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乐陵，冯治安在河北保定，[5]张自忠在北平家中卧床治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秦德纯留在北平主持工作。冯归后，张仍以代理军长身份参加事变处置。
至8日，挑起事端的日军遭我守军沉重打击。日军鉴于兵力不足，遂于9日晨派松井太久郎与秦德纯接洽谈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到丰台，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
（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人数限300人，定于本日上午9时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6]
由于日方意在缓兵，因而并无履约撤兵的诚意。口头协议达成后，随着日军援兵的不断增加，日方多次违信背约，致使双方军事冲突愈演愈烈。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地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共中央于8日发表通电，主张武装保卫华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抵抗日军。
关于张自忠当时的行迹，见诸记载的是：6月23日抵乐陵谒见宋哲元，估计当为汇报访日情况；27日返抵天津；28日在天津宁园主持天津南京长话开通仪式，与何应钦通话；7月1日赴北平，与秦德纯商讨平津治安问题；4日在天津永安饭店出席启明银号总经理杜乐园之子的婚礼，同日下午赴北平，因患染痢疾，在椅子胡同家中休养。[7]
面对日渐扩大的事态，张自忠心急如焚。8日一早，天津交通银行经理徐柏园前来拜访，询问究竟，张自忠忧心忡忡地说：“对方是有计划的，弄得不好，会闯大乱子。”他一面与冯治安、秦德纯、刘汝明、赵登禹等人联名电请宋哲元火速回返，一面思考如何应付目前局势。从个人感情上讲，张自忠何尝不想操枪奋起，杀个痛快！但是，冀察当局和第二十九军的特殊地位迫使他不得不作多方面的考虑：
——日本人此番寻衅用意何在？如果进行和平交涉，有无就地解决的可能？
——南京政府在和、战上究竟持何态度？倘若第二十九军率先开战，而蒋介石却故伎重演，妥协谋和，第二十九军岂不白白牺牲？
——在装备劣势、准备不足的条件下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大规模开战，损伤必大，难操胜算。
——一旦燃起战火，冀察平津必不能保，那么作为一支与蒋介石素有隔阂的非嫡系部队，第二十九军出路何在？
……
这些问题，是张自忠作为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不得不考虑的。
8日一整天，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张允荣都聚集在秦德纯私邸研究对策，直至深夜。当日下午，冯、张、秦联名致电何应钦，表示抗日决心：“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相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御计，不得不与竭力周旋。”[8]次日，何应钦回电称：“兄等应付适宜，至为佩慰。”[9]
蒋介石闻报卢沟桥事变后，出于人身安全和免于被汉奸包围游说等考虑，即令宋哲元速赴保定坐镇指挥，此后又多次提醒宋哲元赴保。在7月8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其时乎？
当日即决定: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动员。二、二十一与二十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9日，蒋介石接到了秦、冯、张三人发来的电报，告知：
齐晚由津方增来敌之大部，集结卢沟桥附近，迭次猛攻。均经我军沉着击退，迄未得逞。彼方连次前来接洽并声述不欲事态扩大，希望和平了结，经议商结果，双方先行停战，部队各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前线兵力在各自撤收中。除仍饬妥慎戒备并续报外，尔后交涉决以不丧主权不失国土原则下进行。[10]
身处乐陵的宋哲元对前来催促回返的邓哲熙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为此，他一面令部队“扑灭当前之敌”，一面又要求“只许抵抗，不许出击”，“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11]基于相对乐观的判断，宋哲元并未速返，而是派门致中先回平津传达其旨意。
据此，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开会研究处置办法，议定“先设法拖延时间，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各据点决不放弃”。[12]
9日，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冯治安师长同意后，准备会同由保定开至长辛店的赵登禹部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乘日军大部兵力尚未开到之际，出其不意于10日夜间向丰台日军发动袭击，歼灭该敌。当晚7时许，张自忠打电话到前线指挥所询问情况，得知上述计划，当即表示不同意袭击日军，他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仗。”何旅长回答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自忠感到何旅长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他的直接长官，于是通过军部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这个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前线将士因此而对张自忠产生不满。其实，这是正常的事变处置命令，虽失去一次歼敌良机，但在战争责任定性和为南京方面加速进行抗战准备争取时间上则于中方有利。
当日，第二十九军卢沟桥前线部队击退了日军的攻击，中日双方交涉的结果是“先行停战，部队各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秦、张、冯即联名致电南京报告情况，表示“尔后交涉决以不丧主权、不失国土为原则”。10日，蒋介石回电表示“至慰”，并强调：
应先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方能贯彻主张，完成使命。惟我军以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务使全体官兵明瞭一致遵守。谈判之时，尤应防其欺诈，刻刻戒备，勿受其欺，北平城使其不能任意出入为要。 [13]
可见，9日张自忠不同意主动袭击日军，不仅符合宋哲元的“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指示，和蒋介石“应战而不求战”的主张也是不谋而合的。事后看，假使当时何基沣等发动了对丰台日军的袭击，中日大战必提前爆发，这对弱势且未完成抗战准备的中国是十分不利的。
日军方面，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由于心脏病加剧，已处于垂危状态，由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代负其责。7月9日，他偕随员由津赴平视察战况，当夜下榻于扶桑馆旅社。张自忠以电话与他进行了交涉，因意见相左，未能取得结果。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军内部就如何解决事变形成“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分子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千载一遇的良机”，“应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事件发生的次日，关东军的辻政信大尉即出现在卢沟桥战场，煽动牟田口联队长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14]而不扩大派则认为，在对苏战争准备未周的情况下，“一旦与中国的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15]双方争吵不休，统帅部一片混乱。9日上午，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暂时采取所谓“不扩大”方针，就地解决事变。其条件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16]9日夜，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将上述方针电示桥本群，嘱其按此条件 同中方交涉。
由于宋哲元尚未归来，加之日军拒绝按照9日协议撤退卢沟桥部队，秦德纯和宛平县长王冷斋与日交涉又“不得结果”，冀察当局亟须推选一人出面负责与日本人的交涉事宜。冯治安、秦德纯都很清楚，此事只能由张自忠出面。10日一早，两人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与他商洽。张自忠尽管病体未愈，也深知此事十分棘手且必将招致舆论攻击，但为大局计还是同意出面办理交涉，期望能够力挽狂澜，消弭冲突，稳定华北局势。
今井武夫也宣称：7月10日“中国方面选派天津市长兼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负责交涉”。他还认为，第二十九军以张自忠负责交涉自有原因：“温厚而目光远大的张自忠在冀察军内很有威望，曾于当年春天偕同张允荣由天津军塚田中佐做向导去日本考察，这帮助他重新认识了日本的实力。故传说他和冀察军内的其他要人不同，能认识到与日军合作的必要。因此他虽在病中还一致选他为日华谈判中的主要代表。”[17]国民政府官员王子壮的日记则称，宋哲元左右有许多汉奸，如陈觉生、齐燮元等，“但日人犹以为未足，更拉拢天津市长张自忠。张本武人，原以血性自许，但今春赴日游历，日人用十数万以笼络之，结果此头脑简单之张氏又入其彀中。奉召返国，已不若向之坚决态度。”[18]王子壮显然是一位爱国官员，但其对张自忠的判断却是基于流言。虽然张绝非流言所述之人，但这些言论却说明他适宜于出面担当对日交涉。
10日下午，张自忠委派张允荣为其私人代表，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举行谈判。松井根据参谋次长今井清训令，向中国方面提出下列要求：
（一）冀察第二十九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人应给予处分，并负责保证今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
（二）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屯中国军队。
（三）鉴于本事件多半是由所谓蓝衣社、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系统各团体所挑起，今后对上述各团体应彻底取缔。
以上条件如经同意，应以书面向日本军提出。以上条件经中国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返原驻防地。但卢沟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19]
事端本由日方挑起，而松井却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提出了这些蛮横无理的要求，实难令人接受。双方辩论争执达3小时，仍未取得结果。最后，张允荣根据张自忠的授意表示说：其他条件可以考虑，但从卢沟桥撤军和惩处肇事者有困难。双方遂不欢而散。这表明，张自忠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在实质问题上仍坚持不肯让步。
10日下午，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联名致电阎锡山，通报此情况并阐述第二十九军的应对方针：
(一)佳(即9日)晚前方部队双方虽经撤回原防，恢复原来状态，但日军仍留二百余人于芦沟桥东北之五里店，今晨复有六百余名，附山野二十余门，由丰台又向芦沟桥方面前进。(二)双方虽经接洽和平了解(结)，惟以现在后方军队调动情形视察，其是否真诚，诚不无可疑。(三)现全军将士已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本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积极准备。倘彼方反复异动，当遵委座(即蒋)指示，取断然之处置。[20]
10日夜里，中日两军冒雨相互发动袭击，互有伤亡。半夜过后，松井与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不顾天黑雨大，驱车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此时，张自忠仍卧病在床。他身边的随从告诉松井，为使其专心致力于交涉，前天接到他胞兄自清病故的讣告，也没有向他报告。今井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21]
然而，出乎他们的预料，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肯答应惩处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只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22]松井与今井无功而返。过后，他们又将上述口头要求写成书面文件，通过天津市政府日文秘书卢南生转交张自忠。
松井、今井走后，张自忠与秦德纯经电话磋商，决定稍作让步，但撤军一事不能退让。
11日，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停止了，天空一片晴朗。这天一早，秦德纯给松井打电话表示：“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唯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
从卢沟桥撤军是日方所提各条中最具实质意义的一条，拒绝撤军日方当然不会满意，并认为秦德纯的表示等于作了最后的拒绝。至此，中日交涉完全陷入僵局。桥本群断定，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遂将交涉任务委托给松井、今井二人，自己则赶往南苑机场，准备返津。
同日上午，今井武夫由冀察政委会委员林耕宇陪同，前往张允荣寓邸，会见了张允荣、齐燮元等人。齐燮元听罢今井提出的条件，反问道：“如果中国军队撤退后卢沟桥为日本军所占领，冀察政权岂不是丧失了立场？”
今井当即许诺：“一旦中国方面能依从日本军所要求的条件，在签字的同时，日本军可以自动地从卢沟桥周围撤兵。”
齐燮元一听，立刻表示：“我相信武官的人格，日本军所要求的条件，全部承认。”说着，他亲自执笔，拟就下列草案：
（一）中国与日本之交战部队以地主之谊对于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将处分惹起事端之部队长官，更声明将来负责防止惹起类似不幸事件。
（二）中国军为与日本在丰台驻军避免过于接近而易惹起事端起见，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厢，以保安队维持治安。
（三）本事端认为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其他抗日各团体之嫁祸，故此将来对之彻底取缔。[23]
双方仅用30分钟就达成了协议。尽管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协议，但它说明中日交涉的僵局已经松动。张自忠得到报告后，认为以保安队接替卢沟桥防务是可以接受的。在南苑机场的桥本群得到这一方案也表示同意，随后飞返天津。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却于11日晚6点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并于同日任命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随后，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和飞行集团（辖6个中队），以及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等部迅速向平津一带集结，同时在本土动员3个师团。这意味着，扩大派已在日本政府和军部中占据绝对优势。此后，虽然仍出现“不扩大”方针的提法，却只是烟幕而已。
正当华北中日双方准备签约之时，日本政府向华北派兵的声明由东京传到了平津。中国驻屯军内的扩大派随之占据上风。驻屯军司令部的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少佐兴奋地打电话对今井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24]
但桥本群和松井太久郎经过商洽，认为在大军进抵平津之前，仍有必要签订停战协议，以作缓兵之计。而包括张自忠在内的冀察当局，对日方的意图毫无察觉。
11日晚，张自忠在张允荣北平寓所会晤松井太久郎，双方在齐燮元所拟草案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而后准备签字认可。
当晚6时半，宋哲元从山东乐陵返抵天津。此时，他同张自忠一样，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毫无所知，认为“局部解决仍有可能”。[25]对于正待签字的协议，宋哲元也认为可以接受。
晚8时，张自忠、张允荣作为中方代表在北平与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和知鹰二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内容有三条：
（一）第二十九军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惹起类似事件。
（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屯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三）鉴于本次事件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26]
这个协定是冀察当局和第二十九军将领一致决定签署的，对日方做了有限让步。但由于协定签署前，蒋介石曾明确指示秦德纯：“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 可见，蒋之态度十分强硬，因此协定签署后，秦德纯电话蒋介石称“并未签订任何条件”。[27]为了让蒋介石放心，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三人复于11日当晚亥时（21 至23点之间）联名致电于蒋：“自应遵钧命办理。现我官兵均具有与敌拼死之决心。至卢沟桥我军防线，甚为巩固，纵敌顽强，亦万无一失。”[28]12日，三人又致电蒋介石报告：“卢沟桥战事复经磋商解决办法，规定双方会同派员监视前方部队于现状下各撤回原防，刻下正在进行。惟彼不顾信义，能否履行，尚不敢必。卢沟城及铁路桥仍为我军驻守。”上述两封电报说明：一、协定的签订是第二十九军将领共同决定的；二、鉴于违逆蒋介石指示对日方做了让步，故未敢告知蒋介石真情，同时向其表示抗战决心，并告知现场态势，以便让蒋放心。
7月12日，宋哲元在天津召邓哲熙（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作者注）、张克侠、李文田、刘家鸾（天津保安司令——作者注）等会议，决定拒绝蒋介石要求到保定坐镇的要求，亲自在天津主导和谈，由张自忠担任第二十九军谈判总代表。宋随即发表和平讲话，营造谋和气氛。他说：“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为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做无益社会之牺牲。”[29]适何应钦打来长途电话找宋哲元，宋知其与己意见相异，故不接，以张克侠代听。何通报驻日大使得到的日本政府扩大事态消息，要宋赴北平准备作战。张克侠见宋犹豫，乘机劝其积极备战，讲了些虽败犹荣的道理。宋即令张拟定作战计划，但次日一早宋又改变了主意。
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7月12日由东京飞抵天津。14日下午二时半，张自忠由北平抵津，冯治安等也抵津参加会议。于是，和谈重心由北平移至天津。蒋介石、何应钦恐宋哲元经受不住日人压力屈服，以宋在津万分危险为由，仍要求宋到保定（事实上，日军在事变后确有软禁宋哲元、秦德纯等人的阴谋）。但宋借故推拖，称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要冲，故先到津布置，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当晚，香月清司派情报参谋专田盛寿以个人名义提出七条要求：
（1）彻底镇压共产党人之策动。
（2）罢免排日要人。
（3）排日的中央系各机关撤离冀察。
（4）排日团体蓝衣社、CC等撤离冀察。
（5）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学生、民众之排日策动。
（6）取缔学校、军队中之排日教育。
（7）北平之警备将由公安队担当，城内不得驻扎军队。
如不接受此项要求，本军则认定冀察政务委员会为无诚意，则要求该会解散及第二十九军撤离冀察。[30]
宋哲元即在寓所召集会议研究蒋介石的冀察不驻军情报与香月的七条要求，感觉蒋所说比香月要求的要严重得多。冯治安恐罢免排日要人一条落在自己头上，坚决主战。张自忠则表示，目前形势下只能是战由中央决策，和由冀察交涉。实际上，这一思想他早先即曾对人讲过——“当知中国是整个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民族，如属国家整个问题，应由中央统筹处理；若系地方事件，当唯冀察政委长之命是从。”[31]宋到天津本为谋和，自然不会听从冯治安意见，遂决定派张自忠与邓哲熙见香月摸底。张根据宋的授意，即偕邓前往张园驻屯军司令部会晤香月。据日方资料说，香月“是一个内心具有强烈扩大思想的人”，但因初来乍到，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张自忠走后，香月立即召开幕僚会议，研讨侵略决策，结果于次日抛出了一份《情况判断》，提出：“军将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二十师团）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二十九军。”[32]
对于香月七条，宋哲元表示原则上无异议，只是希望延缓实行，并指定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等在北平与日方继续商谈。
13日夜，宋哲元又进一步表明了对日妥协的态度，具体措施是：
（1）从14日早开始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
（2）解除北平戒严；
（3）释放逮捕的日本人；
（4）严禁与日军摩擦。[33]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10日，针对日方以“现地解决”为名将南京政府排斥在外的企图，蒋介石责成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方为有效。”[34]这个声明显然不仅仅是针对日方的，同时也是对冀察当局的告诫。同日，外交部派遣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监督冀察当局的对日交涉。从11日起，蒋介石授意设置“卢沟桥事件会报”，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每晚在部长官邸大客厅召集有关负责人具体商讨处置对策。12日下午，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别墅会见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制定的方针是：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部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同日晚，何应钦以特急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指出：“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但宋哲元因对和平解决事变仍抱有希望，故不愿赴保。
13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张自忠，要求他们“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即使讲和也要“绝对与中央一致”，“万勿单独进行”。并强调：“只要不允签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也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这说明，蒋介石对于依赖列强的干预，和平地、局部地解决事变同样抱有幻想。他虽命令冀察当局抵抗日军，但并不主张主动出击，而只是消极地“处处固守”“时时严防”。至于谈和，只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也是可以的。总之，宋哲元、张自忠从这封电报中，依然看不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
14日，奉蒋之命北上的孙连仲部第二十六路军开抵保定；与此同时，奉命北上传达中央旨意的参谋次长熊斌也抵达保定。熊斌原系西北军将领，曾任冯玉祥之参谋长，与第二十九军将领十分熟悉。抵保后他派李炘赴天津，向宋哲元交代以下两点：
（一）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二十九军；
（二）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二十九军助威。[35]
张自忠于14日午后由北平返回天津，先赴英租界十七号路宋宅面见宋哲元，然后发表谈话称：“二十九军已恢复八日前状态，但日军尚未完全撤退。”[36]当晚，张自忠偕齐燮元、邓哲熙、陈觉生三人与桥本群就11日协定和香月清司提出的七条要求举行谈判。由此，中日双方的主要谈判地点，就由北平移至天津。谈判的结果是：
（一）关于处罚责任者，桥本群提出处罚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张自忠表示可以处分当时卢沟桥的营长金振中。
（二）关于道歉，日方要求由宋哲元亲自道歉，但张自忠认为此事关系到宋的颜面问题，拟由秦德纯代表道歉。
（三）关于北平城的治安，桥本群要求由保安队取代第三十七师，张自忠则提出可由他的第三十八师担任。
（四）约定双方立即撤兵及取缔抗日分子。[37]
15日，宋哲元电话熊斌曰：“以不损领土主权为原则”，由张自忠“折冲”。[38]此外，按王子壮日记的记载，宋哲元还派陈觉生等人“当折冲之任”。[39]
15日，宋哲元、石敬亭、张自忠、齐燮元、刘郁芬、过之翰、张允荣、魏宗翰、邓哲熙、陈觉生等，齐聚宋宅讨论对策。国民政府军政部潜伏参事严宽致电何应钦称“张等力主和”，“冯等力主战”。[40]但在平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员杨开甲则称：“二十九军内部秦（德纯）表示全体一致。”[41]16日，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联名致电第二十九军驻沪办事处处长李广安，强调“外间谣言种种，意在挑拨离间及混淆视听，不值识者一笑”[42]。
中日双方谈判虽未取得一致，但由于冀察当局的一再让步，日军驻屯军内部一些人和第二十九军将领均对卢沟桥事变的解决开始抱乐观态度。然而到了16日，局势又一次逆转。日本陆军省于这天确定了一个几乎等于最后通牒的强硬方案：
（一）以7月19日作为限期，最低限度应使其实现下列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负责人，并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3）撤退八宝山之部队；（4）对7月11日之解决条件，应由宋哲元签署。
（二）在上述期限内，我方要求如不见实施，我军即停止现地谈判，并对第二十九军进行讨伐。为此，应于限期满时，动员所需之国内部队，派往华北。[43]
何以现地出现缓和形势，而东京方面却日趋强硬呢？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新一袒露了其中的缘故：
事变发生后，政府包括陆相在内都抱乐观态度，认为卢沟桥事件不久即可解决。然而，如此大嚷大叫，既煽动举国一致，却仅止于解决卢沟桥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满意，并且担心会成为世间的笑柄。大家希望一旦造成举国一致的态势，借此良机解决多年来对华悬案。这种想法，在阁僚之间，特别是在首相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44]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既然动用了牛刀，就不能仅仅宰一只鸡。对此，就连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也对东京的强硬态度持有不同看法，他说：
现在认为不动用武力，问题也可获得解决，当前正以非常友好的气氛逐步进行谈判，要求引起此次事件的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从永定河边向南移，对方正在做出相当让步。此时提出以19日为限期的要求，甚为勉强。[45]
香月清司17日得到东京的方案后，于同日向宋哲元提出，限19日答复。日方的无理要求使宋哲元、张自忠感到吃惊和愤怒，但他们对于和平解决仍抱希望。由于怀着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他们对已达成的协议十分珍视，认为既然已经做了让步，倘若再让一点，就可能使事件得到解决。
据日方记载，17日夜，张自忠奉宋哲元之命又一次与桥本群会晤，基本同意了香月清司13日提出的七项要求，具体内容是：
（一）7月18日，由宋哲元道歉。
（二）二、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
（三）对将来的保证，待宋道歉回到北平后实行。
（四）以上写成文件。但即使罢免排日要人，也不能写于文件内。
（五）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系卫队驻扎。[46]
同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表明了抗日的态度，同时还阐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卢沟桥事件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的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47]
据此，何应钦致电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张樾亭指出，从日军部署来看，“显系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形势。而近日则派小参谋数人与我方谈判和平，希图缓兵，以牵制我方，使不作军事准备，一俟到达平郊部队较我二十九军占优势时，即开始攻占北平，先消灭我二十九军。此项诡计，最为可虑。”因此提醒宋哲元等人不要上当。“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如果能在不损失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和平解决，固所深愿，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则将噬脐无及。”“望兄等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奇袭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弟意宜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个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如日军开始包围攻击时，我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最后，何应钦要求宋哲元等人“希酌夺见复”。[48]对此，7月18日由秦德纯、冯治安出面联名回电何应钦：“吾人固祈祷和平，但果至不能保持和平时，只有为自卫而奋战。”[49]18日上午，宋哲元给在保定的熊斌打电话说：“战争恐怕难以避免。我现在天津，不宜作明确表示，但决不作丧权辱国之事，请不要听信谣言。”这可能是他对“庐山谈话”的一个表态，同时也说明他对于局势的严峻性并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不过，“庐山谈话”并没有从根本上坚定宋哲元的抗战决心。因为蒋介石在谈话中仍表示：“和平未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个表示对宋哲元、张自忠当然会有影响。
18日下午，原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葬礼[50]在张园驻屯军司令部举行。宋哲元、张自忠借此之便，于当日下午1时许前往拜会香月清司，算是向日方道歉。据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说：“宋为了面子，没有说道歉的词句，采取了对新军司令官表示敬意和问候的婉转形式。”香月彬彬有礼，态度和善，并表示愿努力使卢沟桥事件得到和平解决。宋哲元似乎又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归来后即对外界表示：“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宋哲元在天津逗留了8天之后，于19日晨乘北宁路专车返回北平。张自忠仍留天津。
19日是日方要求第二十九军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香月清司见第二十九军未有表示，即于当日夜间10点发表声明称：“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胁迫二十九军再做让步。据日方记载，在声明发表后一个小时，张自忠偕张允荣来到张园会晤桥本群，在宋哲元与香月商定的尚待签署的实施条款上签了字。内容如下：
为实现7月11日签订的协定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
（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
（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
（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
又，撤退北平的三十七师，由冀察方面主动实行之。[51]
这就是日方资料公布的所谓《香月细目》。宋哲元后来否认冀察当局与日本人签订过上述条款，而张自忠本人也未留下记载以证实上述条款的存在。因此，这一史实还有待于考证。笔者倾向于认为上述条款是签署了的，实质上就是宋哲元为和平解决事变而不顾南京反对到天津与日方谋和的主要成果，李云汉先生在《宋哲元与七七事变》一书中更指出是宋哲元与香月商定后由张自忠、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签署的。有人声称这是张自忠背着宋哲元和日方暗中签署的卖国协定，则纯属诬陷，且缺乏历史常识。 宋哲元对此会不知道或不同意？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19日刚达成协定，宋就迫不及待地调新兵居多的独立第二十七旅赴北平准备换防，回北平后即下令拆除街头防御工事，20日和21日则更是大规模地在北平和卢沟桥一带换防，这是11日协定中没有而只是19日《香月细目》中才有的内容，宋若不知或不同意细目条款，为什么要主动换防？据中方资料记载，蒋介石于7月21、22日两次电宋催问与日方谈判之结果；而蒋在7月23日的日记中明确记载：“明轩只报告11日与倭方所协商之3条，而对19日所定细则，尚讳莫如深，似宜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自行负责也。”由此可见，连远在南京的蒋介石都知道签订《香月细目》一事，何况宋哲元乎？外交部长王宠惠则将谴责的矛头直指宋哲元：“宋于中央军表示力争抗战之际，忽又表示屈服乎?不然，此等重要协定，何竟事前不始(使)中央得知，是其又中日人之计矣!揣宋之用心，无非欲保利禄，怕牺牲。”[52]日军排斥国民政府参与事变解决，宋哲元也不愿国民政府介入，故对达成的协定不肯及时如实上报，恐蒋介石否决；但他在北平的行为是在积极落实协定，此为历史事实。宋的事变处置手法，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仅看一面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上，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为了争取抗战准备时间而委曲求全，与日方签署这类的协定很多，况且这个细目条款里面并没有以割地赔款为标志的卖国内容，只是一个卢沟桥事件现地解决协定的补充协定而已， 故蒋介石换位思考，对冀察当局与日方的这一类妥协颇能理解。
“细目”第二款“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所指实为冯治安，只是由于张自忠的坚持才未直接点名。从宋哲元对待功臣萧振瀛的手法看，罢免冯治安并非宋不能接受的条件，但碍于蒋介石庐山讲话精神，多半会以劝冯主动辞职的方式进行。张自忠与冯关系交厚，在谈判中表示，即使罢免也不能由日方提出。有人称张对冯出任河北省主席心有不满，从张谈判中的表现可知这种揣测不确，设张真有此意，在谈判中顺水推舟即可拿下冯治安，而不会力保于冯。宋哲元的事变解决思想是更换北平驻军，张自忠在谈判中秉此方针与桥本群谈判，虑及蒋介石在庐山讲话中规定的“二十九军现驻地区不容受到任何限制”，自然会在协定条款中避讳“更换北平驻军”这样的字眼。香月清司的目的是要实现北平不驻军，也不愿协定中出现更换驻军解决的内容，于是双方虽口头约定以更换北平驻军的方式解决，结果却形成了最后的模糊附款。关于日人是否曾同意以更换北平驻军的方式解决，事关中日战争责任，日方战后各种资料及当事人员的回忆均避讳有此口头协议。但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日本陆军省16日的最后通牒中并未要求撤退北平驻军，撤退北平的第三十七师是香月清司的要求。从形成的协定内容看，日方并不能否定北平可以驻第三十七师以外驻军的事实。另外，宋哲元在事变中一向不同意平津的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师集结备战，但尚未正式签署协定，却于18日下令新兵居多的独立第二十七旅北上，虽然名为掩护卢沟桥右翼，实系准备与北平的第三十七师换防，如未与日方达成更换北平驻军的解决内容，宋是不会贸然调该师北上的。
在实施中，日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却利用模糊条款反对独立第二十七旅进驻北平，实际上是故意钻协定漏洞阻挠换防、破坏和平协议的行为。
说到七七事变，事情过后，国人和史家将其视为全面抗战的起点，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事后的认识和定性。在事变的当时，由于局势变幻莫测，各种可能性不断出现，事变如何定性，究竟如何发展，当事者和当时的人们都很难做出准确判断。因此，用后来的认知去要求和评价当时的当事者，用战争的标准来衡量事变的处置，显然有失公允，不是历史的、客观的态度。
事实上，七七事变与全面正式的抗日战争在发生时间及任务特征方面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事变在先，战争在后。事变的特征是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过程；战争则是以军事手段为主，政治手段为辅的过程。在全面战争正式打响之前，七七事变只能以事变来处置，这是由全国大局和团体利益两个因素决定的。而事变处置的任务不仅要保护领土主权，保护城市和人民免于战火，还有证明对方将事变刻意扩大为战争进行责任取证的任务。故而事变的处置本来即需要两种不同的解决态度和角色，适当的主战，可以向对方传递不屈的信息，有利于遏制对方的贪念；适当的主和，可以传递和平信息，实现对本国有利或本国可以接受的和平。在和平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事变中的主和及和平努力可证明对方将事变激化、扩大为战争的历史责任，取得有利于己方的战争责任定性，这是事变处置不可或缺的态度和任务。九一八事变已证明日本局部侵略中国的责任，七七事变要证明的则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责任。七七事变的特殊性在于发生于中国的领土，且已有日军侵略中国的局部战争责任在先，但这些均是对中国有利的历史条件，并不能以此完全否定七七事变处置要证明日本全面侵略战争责任这一需要和历史事实。在证明日本侵略战争责任方面，再多的证据也不是多余的。在七七事变发生责任与中日全面战争责任的认识方面，不应将卢沟桥事件的发生责任与日军发动全面战争责任混为一谈，前者量小级轻，后者量大级重，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历史责任。尤其是在日军利用冀察政要不愿冲突扩大之心理，使用卑劣手段将事变发生责任加以颠倒的情况下，更要重视七七事变处置过程本身对证明中日战争责任的分量，这一点一直为国人所忽视，现在则应重视起来，这是我们反击日本右翼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必要做法和手段。因此，不应简单地否定七七事变处置中的主和态度，更不能简单地否定七七事变处置中的和平努力。
在国府未正式宣战以前，冀察当局和第二十九军已得蒋介石庐山讲话授权，可以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处置解决事变；国府正式宣战后，方可全国一致地进行自卫战争。事实上，宋哲元尤其是张自忠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鉴于事变的处置与战争的筹划有着明显不同，故在七七事变的理解方面，只要主和即认定亲日卖国的认识应该结束了，国人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张自忠留平后的和平努力对中日战争定性的作用上来。
16日至1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相继由关外进抵密云、顺义集结；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也于19日抵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逐步形成兵临城下之势。但宋哲元竟无视这一事实，于20日又一次对外发表了希望和平的谈话：
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绝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民族彼此互让、彼此信任、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53]
不料，谈话刚刚发表，日军就于当天下午3时以巨炮轰击宛平城及长辛店，我军民伤亡很大，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也中炮负伤。但是，宋哲元仍一味迁就日本人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示和平诚意：下令撤除北平街头设置的沙袋、拒马等防御设施，打开关闭数日的北平城门；命令冯治安师与赵登禹师换防；搁置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们建议的一份备战计划；向城外增兵的军队开始部分撤退；电请北上赴援的孙连仲等部停止前进；将《秦松协定》报请南京政府核议；命平汉铁路局试行通车。[54]
在日军大举入境之际，冀察当局却在严格履行《秦松协定》与《香月细目》——这也是《香月细目》实出于宋哲元授意的有力证据，以致桥本群也认为，“二十九军已全部听从我方要求，现已转入实行阶段”，虽然“中央军一部分北上，但进而对日军采取攻势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在冀察方面确实履行我方要求上，不符合我方意见的悬案也可以逐渐解决，作为实现我方要求的推动，军的现有兵力也是足够的。若以更多的兵力进入平津地区，反而会使事态发生纠纷”。[55]
在日本国内，也有人认为，既然冀察当局几乎全部同意了日方要求，那么以“中央军北上”作为出兵华北的借口，是难以成立的。如果此时出兵，师出无名，会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地位。21日上午，日本天皇裕仁也担忧地询问陆相杉山元：“在现地，事件已解决。如果对方一切都实行的话，怎么处理呀？”杉山元无可奈何地回答：“如果是那样情况，派兵就没有必要了。”这样，参谋本部不得已，只好于22日决定暂停动员。[56]
宋哲元得知这一消息，心中非常高兴。23日，他约见外交部特派员杨开甲、孙丹林，对他们说：“卢案和平已有七成希望，今后交涉中心，端在中日两国政府。”[57]同一天，蒋介石致电秦德纯并转宋哲元，告知已派遣刘健群（时任军委会广州行营第二厅厅长）赴平，令宋、秦接洽。[58]
随着日本国内暂停动员，平津局势渐趋和缓，包括张自忠、宋哲元在内的许多上层人士均对卢沟桥事件的和平解决产生乐观情绪，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及平津民众也随之误认为和平可期，因而松懈了警惕。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的“扩大派”对于国内动员的暂停深感不安。23日，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奉命回到日本，向陆相杉山元提出：“中国驻屯军自军司令至士兵，为贯彻不扩大方针极力忍耐着。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民中，充满着二十九军胜利了的气氛。所以，我第一线的官兵吵嚷司令部软弱，杀气腾腾。南京中央军已经进入河北省，破坏了《何梅协定》。因此，不要再死抱着不扩大。现在已到了必须转换局面的时期。”和知的这番话很对杉山元的胃口，杉山元当即答复说：“根据事实与情况毅然给以反击也是必要的吧。”[59]
这预示着卢沟桥事变的和平解决，将是不可能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举国上下和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何以张自忠与宋哲元等人却力主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一再迁就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呢？比如，早在7月15日，桂系领袖李宗仁就致电提醒宋哲元说：
日人企图，必占华北，谈判缓兵，必中敌计，昔年淞沪之役，弟适在沪，当力劝真如（指陈铭枢）、蒋（指蒋光鼐）、蔡（指蔡廷锴），歼敌必须彻底，应先扫平虹口租界，免为敌根据地，真如等主张不愿扩大，适可而止，其后果为增兵击破。此次平津之战，愿兄等毋再惑于和平，以中敌计，敌即引退，我应向敌进攻，破坏交通，断其增援，以挫其锋，否则，敌战亦甚失算也。管见所及，敬祈明察。[60]
从后来局势的发展看，李宗仁从旁观者的角度所提建议无疑是积极而清醒的，但宋哲元并未采纳这样的建议，而是竭力委曲求全，反复谋求就地和解。
客观地说，这是由当时复杂的背景和多种因素促成的。
其一，维持华北现状的强烈愿望。冀察两省、平津两市是第二十九军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据地，宋哲元、张自忠等人筚路蓝缕、苦心经营的目的就是在一个相对长一些的时期里保住这块地盘，他们与日方交涉力图和平、局部解决事变，主要目的就在于此。他们的这种努力，既体现了忍辱负重、为全国抗战准备争取时间的使命感，也包含了维护团体利益和留恋个人地位的用心。关于后面这一点，就连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看得十分清楚，在其7月21日的文件《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就有这样的判断：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企图以对日让步来保持他们在平津及冀察的地位”。[61]
其二，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缺乏准确判断。第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以来，日军多次寻衅，结果每次均以冀察当局稍做让步而平息事态，这种经验使张、宋等人误认为日本此次只不过是故伎重演，只要作适当妥协，仍可以和平解决。再者，日本统帅部与中国驻屯军内部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分歧、争吵，也促使张自忠、宋哲元对和平解决事变产生乐观情绪，加大了形势判断的误差。
其三，与南京政府存在隔阂，对蒋介石缺乏充分信任。由于南京政府一贯对日妥协退让，由于宋哲元集团与国民党中央一直存在着矛盾与隔阂，由于蒋介石一贯实行消灭异己的政策，加之七七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和战不定的态度，这一切都加深了冀察当局对蒋介石的不信任感。他们对北上中央军心存戒心，唯恐其渐次夺取平津冀察地盘，更担心蒋介石借机消灭作为杂牌军的第二十九军。
后来，张自忠从平津脱险南下，在济南面见韩复榘时，就向他袒露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他说：
七七前夕中央曾有指示，一面拨款构筑国防工事，坚守青城、卢沟桥两据点以保平津，寸土不失，一面派遣大军三路支援。构工事费已发下，汤恩伯已进驻绥察，刘峙部已进抵平汉路的保定以南，尚有卫立煌率部进驻平汉中段之新乡铁路西侧，胡宗南已沿津浦线前进，看来中央已有抗战决心。宋与我原均主张大拼一番，得此更增强杀敌决心，这在事变当中在平郊表现的杀敌精神，牺牲精神，是可以证明的。敌方三次增援，足见被我歼灭数量之大，但我军损失自亦惨重，所有三路援军如同隔岸观火，中央还一再命令坚守，很明显的是要借敌人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最低限度使我军消灭于敌我对消之下，方快于心。这才知道蒋介石是被舆论所迫而抗战，实际上是借抗战之名，来消灭杂牌军队，排除异己。宋与我一再分析，均认为牺牲不怕，牺牲于全面抗战是光荣的，是求之不得的，牺牲于坚持不抵抗主义，假借抗战之名，阴谋消灭杂牌部队，排除异己是无代价的。[62]
可见，张自忠的主和立场并非基于亲日，而完全是为了维护第二十九军的利益，而一旦全国抗战开始，张积极抗战毫无问题。7月13日冯治安对桂系人士的谈话，在此不妨重新引述：
现日方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张自忠、齐燮元、刘治洲等决于十四日赴津，惟条件如遇难堪，则我仍主与日方拼命一干，余对冀主席毫无留恋，张自忠与余之态度均一致，因留彼与日方谈判，故彼之态度应表示缓和，汉奸及日方现均利用此点，作挑拨离间宣传伎俩，殊堪痛恨。芦事姑不论取何方式解决，但其最大之收获，即在表明二十九军始终拥护蒋委员长，并非甘心降日，此后奸人将再无法从中挑拨。[63]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张自忠的对日交涉“一切均遵照宋委员长之指示办理”。[64]总的看，在共同反共等问题上，张对日方做出了妥协，但在部队撤军和关系第二十九军重大利益问题上，则坚持了原则。然而，外界并不掌握真实内幕，因而对于张自忠在处理事变过程中的主和态度颇有误解。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第二十九军和战不定，就是因为张自忠的掣肘。第二十九军官兵和平津舆论界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言语中流露着对张自忠的不满。由于误解很深、流言广播，张自忠不得不为自己作一些辩白。7月14日，张自忠曾在天津发表谈话，强调“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本人始终以国家为重”。[65]23日返回北平前，又发表谈话说：“予分属军人，兼绾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66] 但这些辩白并不被舆论所接受。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讥讽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67]衔命北上的熊斌本来与张自忠很熟悉，但此时对张的政治态度也产生了疑问。他返回南京后，于7月26日向中央报告了北上情况，其中还就张自忠的对日态度问题作了专门分析，他说：“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1）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2）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68]这个说法很有代表性，但它只是根据表面现象揣测而来，显然是一种误解，同时也说明熊斌并不真正地了解张自忠。
2．临危受命
险象环生、混乱不堪的局势和十多天的频繁交涉，使张自忠身心疲惫，十分矛盾。24日晚，他吃过晚饭，独自一人在市府大楼的走廊上往来徘徊。适值徐柏园前来看他，当徐问及时局和对策时，张自忠紧握双拳，如虎相扑，狠狠地说：“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过了片刻，只见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转而又说：“但如若仍有一线的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69]其矛盾心理，溢于言表。
7月24日，事变的解决进入一个转折点。适松井太久郎偕今井武夫来进德社访宋，要求“数日内撤退曾口头承诺过的撤退北平增兵”，因北平的第一一一旅已更换保安队服装，再撤退独立第二十七旅，意味着日军仍要实现北平不驻军的条件，宋顿时被逼到了墙角。由于《辛丑条约》的限制，天津为不设防城市，市区及周边二十里内不准中国军队进入，仅以保安队维持治安，如今北平再不驻中国军队，华北的心脏地区就会变成空防状态，仅靠少数保安队断不能长期维持平津地区的安全，日人支持的新的汉奸政权将随时会出现于平津等地，孤悬平津之外的察哈尔省也难保全。这是宋哲元所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的；但又不敢轻易拒绝，遂以天气炎热为借口，声称一个月后实施。
宋随后令张自忠与桥本群交涉，责日人不讲信义。张自忠见桥本群，桥本仍同意更换北平驻军，但对松井太久郎、和知鹰二却不能约束，希望中国方面先撤退进入河北的中央军，以换取日本军队停止增兵。这标志着张自忠辛辛苦苦谈判达成的解决协定被日人有意识地钻了空子。
25日一早，宋哲元在北平南苑组织阅兵，归后即派参谋长张樾亭与熊斌同赴南京报告。关于宋的阅兵，外界多称是其态度转硬的表现，日本人也愿意认可宋的态度转趋强硬，以为随后事态恶化寻找推卸责任的借口。事实上，宋仍在进行双面表演，一面向熊斌表示自己有抗战决心，一面又向熊提出撤退中央援军的要求（熊将此要求告诉了徐永昌）。
事实上，宋、张此时的态度并无二致，与其称张影响宋，莫如说宋影响张的成分更大。秦德纯、冯治安在熊面前均表示主战，秦属两面为人，对中央言战，在宋面前主和；冯的主战在很大程度上已是做给中央看，因为第三十七师自宋回平后作战行动已完全停止，日军也不再坚持撤换冯治安的要求。熊斌此次北上，受宋阅兵等事误导，认为宋已彻底主战，而独对张自忠产生疑虑，回南京后报告重点描述了张的态度。熊对张此次解决事变的态度误解终生。
日军对宋的阅兵做出了新的反应。松井太久郎报告香月清司后，香月即令其立即到天津会议，商讨下步行动。25日上午，日军举行天津会议。关于此次会议的内容，未见正式披露，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应是做出了扩大事变的决定，并实施了连环挑衅阴谋，为废除现有和平解决协定寻找借口。
宋哲元令张自忠与桥本群交涉，以摸清日军天津会议情况。张自忠又与桥本群会晤，协商和平解决事宜。张向桥本提出停止日军向华北增兵并尽快撤退卢沟桥日军的要求，桥本同意做出努力，并以丰台日军一个大队先回北平东交民巷作为“诚意”表示。桥本又提出要派30名日军赴廊坊检查线路，希望冀察方面同意。张自忠当场同意日军检查线路的要求，并同意就日军回东交民巷问题向宋哲元请示后答复。
此时北平形势有了新动向，宋哲元得到情报：日军专车1列，昨晚12时载工人数百名，木梯4车，由榆（山海关）抵津；午前10时，日军铁甲车1列（6辆），日兵80余名，由天津开到丰台。这证明日军仍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下午1时，日军河边旅团第二联队步炮兵500余人以演习为由向驻通县宝珠寺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傅鸿恩营逼近。通县本为伪冀东自治政府所在地，但宝珠寺不在伪冀东辖区，该地驻军是第二十九军在北平东大门的屏障，日军显有逼退该营驻军企图。经交涉，日军退走。
本日，宋哲元得知中国驻屯军召开了军事进攻部署会议，加之蒋介石通过熊斌电告宋哲元，日军机械化部队仍在大连、朝鲜等地登陆，源源向华北输送，预料一周内必有大规模行动。日军的动态，让宋哲元感觉不妙，遂决定召集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研究对策，并与蒋介石派来的代表刘健群举行协商会议。
1937年7月26日申报
25日下午，张自忠遂由天津赴北平。戈定远、李世军等人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诬称张自忠此行系“私自赴平”“秘密赴平”，三天后才去见宋哲元，突然实施“逼宫”。且活灵活现地编造说：“宋哲元忽然接到张自忠来平的报告，甚为愕然，并说：‘我叫他留在天津，他来北平干什么？’”其实，张为应召赴平参加高级将领会议，且其行程是公开的，当时的《申报》刊有详细报道：
【天津】张自忠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零五分，赴平谒宋报告，卢事善后，宋拟召冀察要人再加商讨。[70]
【北平】张自忠二十五日晚七时半由津抵平，秦德纯、石友三等到站欢迎。张下车后，赴武衣库谒宋哲元，有所商洽。[71]
【北平】张自忠今晚由津抵平，谒宋报告在津与桥本晤谈情形，并有所请示。[72]
【北平】宋哲元二十五晚在进德社召集冀察各要人会谈，张自忠赶来参加，迤深夜尚未散。对时局问题，有重要商讨，与津日军部二十五日之会议，遥遥相应，同等重要。[73]
以上是《申报》次日刊登的电讯数则，表明25日张自忠确实是奉宋哲元之命到北平会议，戈定远、李世军等人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临行前，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 和张自忠曾有一个对话。马说：“中日大战，恐不可免!”张自忠答：“此层我亦明白。究竟中央预备到如何程度，此间尚不尽知；我们军队，尚散驻各处，我刻赴平，将请宋先生即派大员，赴中央请示。并一面集中队伍，以备万一。不过兹事体大，小之糜烂地方，大之关系国家民族之存亡，一切秉承中央指示，审慎从事，断不能以个人愤激，轻起衅端，贻误国策。”马彦翀 评论说：“此将军主持慎重之意也。”[74]
张自忠抵北平之前，宋哲元已于19日晨由津抵平，[75]第一三二师师长兼河北保安司令赵登禹于19日下午抵平，[76]察省主席兼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于20日到平。[77]河北省主席兼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骑兵第九师师长郑大章与副军长佟麟阁、总参议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则一直在北平。于是，25日晚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和冀察要人自事变后首次会聚一堂，研究时局对策。
面对复杂形势做出决定是困难的，一方面知道靠作战保不住冀察地盘，另一方面也知道日军不会容忍这种局面长期保持下去。于是会议决定仍以两面手段应对，一面进行战的准备，一面进行和的努力。角色分工，仍是“主战”的冯治安奉战，“主和”的张自忠谋和。
当时《申报》报道说：“宋哲元二十五日晚在进德社召集冀察各要人会谈，张自忠赶来参加，迄深夜尚未散，对时局问题有重要商讨。”[78]会上，宋哲元对刘健群说：“现在北平城内无兵，是一个空城，我在三天之内，尽量和日本人敷衍，一面速调三团兵入驻北平，交张自忠负责主持。我便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即是说，7月25日晚的紧急会议即初步提出张自忠留平负责，刘健群称：“宋哲元、张自忠的用心和忠诚，我是彻始彻终知道的。”[79]会上，张自忠报告与桥本群交涉情况，并请示丰台日军一个大队回东交民巷的问题。原来，根据《辛丑条件》规定，列强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可以驻军，日军自华北事变后增加了兵力，在东交民巷驻有河边正三旅团部和一个大队的兵力，事变前出城参加演习，事变后一直未能回城。明知日军意在将军，不同意日军回城，则会被指责为没有和谈诚意，宋考虑后决定同意日军此一要求，张自忠即通知桥本群。日军的连环挑衅计得以实施。
原来，张自忠尚未离开天津，日军已派出一个中队兵力掩护30名通信兵到廊坊“维修线路”，下午4时乘一列铁甲车到达廊坊。从时间选择看，日军大白天不来，专门选择较晚的时间来廊坊，是为了借夜色掩护便于挑衅。果然，日军在“检修”线路后，要求出站宿营，此要求超出协同范围，守军第一一三旅第二二六团坚不同意，日军遂强行出站，并挑衅性地将守军的营房也划入其宿营范围。当晚，双方发生冲突。关于谁先开火的问题，又成无头公案。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谁先开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想挑起这个事件本身，设日军白天前来，检修完线路即走，或虽晚上未走，却不出站宿营，此次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此，廊坊事件实因日军挑衅而起。
廊坊事件发生时，第二十九军的会议尚未结束，随即做出两项安排：一是由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坐镇天津应变，二是派人与日军同赴廊坊，制止冲突扩大。廊坊位居平津要冲，刘振三旅长知其位置重要，为取得主动，准备乘敌立足未稳，连夜将日军解决；但未得军部批准，于是取消了作战计划。
与第二十九军的和平愿望相反，香月清司却决定使用武力，一面向东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请示，一面连夜从天津派出兵力增援廊坊日军。最耐人寻味的是，日军从天津连夜派出的增兵中包括了准备进入东交民巷的广部大队，这个大队为了冒充丰台日军，竟不走最近的北平东门，而专门挑选了南面的广安门，于次日一早来到广安门外，要求进城。
26日一早，张自忠通知实际的北平城防司令第一一一旅旅长刘自珍，要其为广安门外日军放行，刘旅长办事比较细致，又向宋哲元请示。恰于此时，日军轰炸廊坊的消息传来，宋即下令无自己手令不得放行。日军飞机轰炸时间稍提前了一点儿，这是香月清司连环挑衅计的一个败笔，设日机轰炸时间再推迟一会儿，广安门事件将提前发生。
廊坊遭日军轰炸，营房悉毁，第二二六团撤出，向安次县城（今属廊坊）撤退。香月清司已得到东京同意使用兵力的授权，为了不战屈人之兵，香月决定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26日下午3时40分，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宋哲元送来了最后通牒，限第三十七师在28日正午以前完全撤出北平地区。
据宋后来上报，他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但宋的后一行为却使其难以自圆其说。据刘自珍旅长回忆：
到晚上七时，秦德纯拿着宋哲元放行命令到来，第二十九军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同来，我遂命令守门部队开门放行。日军疯狂成性，在城外露立一天，气愤已极，一进城门在汽车上即开枪向我军射击，顾问樱井也制止不住，腿部受伤。我守城部队复把城门关闭，仅十车日军进城，其余仍留城外。[80]
很难想象，一个拒绝日军通牒准备作战的人会有同意日军进入北平的行为。当然宋致电中央报告广安门事件，称日军不服制止，强行入城，与守军发生冲突，仍是其两面手法的表现，已不是历史事实。此前，宋哲元已于广安门事件后急令刘汝明回察省应变，日期以8月1日为限。
战后，日本防卫厅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坚不承认是日军蓄意制造了广安门事件，尚称回城的是丰台日军一个大队，于下午4时由丰台动身回北平。但今井武夫和香月清司在回忆中均承认该部日军系从天津所派，结合要求刘旅长放行的日军到达广安门的时间为26日一早的事实，可推断该部日军系半夜从天津出发。广安门事件与廊坊事件是日军蓄意制造的连环挑衅计，目的是要将事变扩大到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三二师。由此可见，日军扩大事态破坏和平协定的责任已是不容置疑。
原来，当晚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借以上事件已下定使用武力的决心，要求各部于27日正午发起攻击。但松井太久郎认为，提前一天发动进攻不能如期完成北平侨民集中任务，要求取消提前进攻的命令。于是，香月清司决定收回26日的“抗议”，提出新的解决条件，并以局部军事行动加以配合。
27日起，日军选择挑衅的目标，已是张自忠第三十八师北平一带的驻军。
早3时，日军出动2000余人进攻通县独立第三十九旅傅鸿恩营；8时，出动400兵力进攻该旅小汤山驻军；下午3时，又进攻团河的第三十八师骑兵营。张自忠下令以上各部进行抵抗，并决定当晚反攻廊坊。
通县驻军因兵力单薄，战至11时向南苑突围。小汤山驻军击退了日军进攻。经南苑派兵支援，团河日军败退。以上战斗均由宋哲元报告南京，有据可查。
以上事件导致张自忠的事变解决态度发生变化。自日军轰炸廊坊，张自忠愤怒已极，由主和转为主战，赵登禹也随之主战。兹有秦德纯当晚托军政部潜伏参事严宽致何应钦的电报为证：
特急。南京部长何：1015密。秦托电告如下：1.日致我通牒，限二十九军俭午前撤退，我方已将该通牒送回。2.和平已绝。宋及二十九军将领已决心与城共存亡。至城外各方面，俟布置完毕，即行应战。望转电何公速派大量飞机及军队来北。等情。谨报。乞复转达。职宽叩。感戍。印。[81]
此电不仅证明张自忠等事变解决态度发生变化，还证明日军在广安门事件后提出的解决条件已不是简单地撤退北平的第三十七师，而是要求撤退北平的所有第二十九军部队。
但宋哲元仍决定作最后的和平努力，而其使用的武器，却是张自忠的“主和”“亲日”形象。
当日下午，宋召开会议，决定调整部署，以赵登禹为平南指挥官，率第一三二师等部坚守南苑；以何基沣为平西指挥官，率第一一○旅和独立第二十五旅仍坚守长辛店、宛平、八宝山一带；以石友三为平北指挥官，指挥冀北保安队和独立第三十九旅守卫黄寺、北苑等地；调第三十八师南苑驻军入北平，以张维藩为城防司令。从以上安排看，两个主力师的师长张自忠和冯治安均未安排作战任务，殊不足证明宋要作战。本来南苑驻军以第三十八师为最多，计有师特务团和第一一三旅第二二五团及第一一四旅第二二七团三个团的兵力，但从部署调整内容看，宋是想以第三十八师更换北平的第三十七师，使第三十八师避开日军即将进攻的南苑。宋并使灰色分子潘毓桂将以上调整部署通报日军，以试探日军对第三十八师进驻北平的反应。但香月清司已无兴趣与宋周旋，当日下午派兵阻击了赵登禹师南苑接防部队。据董升堂旅长回忆：“当日（27日）晚，我三十八师所属部队，奉师长张自忠的命令，调赴北平市内担任城防，所遗南苑防务着交第一三二师接替。赵师长说：‘我的部队没赶到，你们若走了，南苑就空防啦！敌寇当前怎么办呢？你们现时不能走，必须等到我的部队到达南苑接防后，你们才能走！’因此南苑营房南围墙西段和靶场的防御阵地，仍归我指挥的张（文海）、杨（干三）两团担任。三十八师师部虽一再催促部队进北平城，终因阵地没有部队接防，未敢放弃。”[82]
当晚，宋接见前来促驾的刘健群及陪同前来的戈定远时，也流露出不愿作战和不愿赴保的倾向。宋问：“蒋先生要我去保定，不和日本人谈判，是不是已经准备和日本人打仗？为什么中央不派军队来？”刘知宋的心思，先解释蒋的意思，又强调一遍五全大会决议，表示去保定不一定打，也不一定不打，比在北平有利。宋听了很高兴地说：“健群兄，你今天来说的，才是合乎人情的真话。他们都对我说是蒋先生要我去保定，准备一战，不要我和日本人来往，所以我真是听得不耐烦。”宋并表示：“现在北平城内无兵，是一个空城，我在三天之内，尽量和日本人敷衍，一面迅调三团兵力入驻北平，交张自忠负责主持，我便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此语颇现宋的心态，他仍要进行三天的和平努力，并将张自忠及所部作为最后的和平希望。宋与刘约定，和则三日后平安去保定，倘战事提前爆发则请转告孙连仲部迅速增援。
戈定远、刘健群于当晚致电蒋介石报告北上后的情况：
现通州、南苑之团河,及北苑以北各地敌军,均向我驻军急烈攻击,预计明晨北平近郊必四面激战。宋先生以北平为历史名都,必与城共存亡。职等观察全局,宋以赴保为宜, 再三苦劝,坚不肯从。请钧座再行电令,促其即刻赴保指挥一切如何,盼即电示。[83]
因见日军对第三十八师进驻北平做出不当反应，宋于当晚11时20分发出“尽力防卫听命中央解决”通电，表示要中断与日军的现地解决。外界盼战心切，均将其视为宋要抗战，史学界也将其视为宋的“自卫守土通电”，从北平社会局长雷嗣尚对徐永昌描述的情况看，宋当晚一面声称要中断与日军的现地交涉，并下令反攻廊坊、丰台，一面又使张璧、潘毓桂等进行妥协谋和活动。于是，刘振三旅反攻廊坊在关键时刻又行退出，何基沣旅反攻丰台也未取得战果，次日却宣传已克复以上两地。这仍是宋的两面手法。
28日早2时，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宋哲元发出战前通牒：
由于履行协定毫无诚意和不断的挑衅行为，我军早已不能忍受。特别是广安门的欺诈行为，对我军侮辱太甚，决不能宽恕。因此通知你，我军采取独自行动。再有，为使北平城内免遭战火，劝告你立即全部撤出城内军队。[84]
这表明日军不愿在更换北平驻军问题上继续与宋兜圈子，想实现不战而逼迫第二十九军撤出北平一带的目的。宋当然不会同意，于是南苑之战提前爆发。
28日早6时，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南苑，丰台、黄村日军的大炮也开始向南苑炮击。8时，日军出动地面兵力进攻守军阵地。
南苑之战无疑是七七事变期间最激烈的战斗。但有三个悬念国人却始终未搞清：一是南苑之战的主力是谁；二是张自忠对南苑之战的态度如何；三是宋哲元何以突然命令南苑部队于白昼间敌前撤退。
南苑，位于北平以南15公里，是北平南面的屏障，且与宛平一起，对日军丰台老巢形成东西夹击之势。第二十九军从未想过以古都北平为战场与日军作战，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宛平、长辛点和南苑这三个据点，多次在南苑等地组织军事演习，准备以此三角地带与日军作战。要说兵力配置，宛平、长辛店不过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两团之众，但南苑却有一个军部、两个师部及为数达六团之众的正规军及为数不菲的军士教导团（即原军训团）、军官教导团、参谋训练班等非战斗单位，累计达12000余人，步、骑、炮兵种齐全，但建制紊乱。
南苑的第二十九军，以第三十八师兵力为最多，计有师部（副师长王锡町、代参谋长翟紫封）、特务团（团长安克敏）、第一一三旅第二二五团（欠第一营，团长张文海）、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第二二七团（团长杨干三）及第三十八师学兵大队（大队长刘羽军）。另外尚有前一日从通县突围而来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傅鸿恩营。该师以上三团全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老兵，装备精良，为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八师精锐，归董升堂旅长统一指挥。除此之外，南苑尚有军卫队旅两团（欠一个营）和骑兵第九师第二旅（旅长李殿林）的一个团，另外，还有第二十九军军士教导团（团长由孙玉田兼）三个大队1500余人及参谋训练班数十人。
可见，赵登禹虽为南苑指挥官，却未有所部一兵一卒，凭着喜峰口抗战名将的声威及张自忠等人的支持坚守着南苑。开战前夕，张自忠于俭（27）日丑时（凌晨1到3点）致电天津李文田说：
感电悉。（一）吾等受任国恩不算不大，现在之时期正我辈报国之机会。兄奉命固守北平，已决心与城共存亡。（二）务望坚守津市，军队须多用奇兵，非极壮烈之牺牲，万不能放弃。（三）关于一切用款，请令李局长筹办可也。[85]
由这封电报不难看出，对日交涉仅仅是在中央尚未决定开战，且需维护第二十九军团体利益情况下，张自忠迫不得已的对日折冲而已，其内心的抗战决心和报国之志丝毫未曾动摇。28日当天的留守北平，若非出于宋哲元所命，而硬说成张自忠“逼宫附逆”，则完全不符合事实真相和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
南苑从本质上讲是一座兵营，四面筑有围墙，中间一道东西走向的大墙将整个营房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另外，南面尚有一块平地为靶场。具体部署：赵登禹师长在原军部位置指挥全部守军，第三十八师第二二五团、第二二七团和军卫队旅及军士教导团守南营区，骑九师和第三十八师其余部队守北营区。南营区显然是守卫的重点，这里面临日军西、南两个方向的威胁，其中第三十八师南苑部队为作战主力，担任了南、北两营区的西、南两面，卫队旅担任南营区南面，军士教导团在南营区东面。骑九师所部在北营区东北两面。构筑工事是第二十九军的强项，各部于事变爆发后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火力配置几乎没有死角，阵地前200米纵深的庄稼全被砍掉以扫清射击视界。
28日拂晓日军发起进攻后，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董升堂旅长是第二十九军勇将，是张自忠喜欢且信得过的部将，以第一一四旅旅长之身兼第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据董旅长回忆：“二十八日刚刚拂晓，敌军轰炸机9架猝然飞临我头上，炸弹如暴雨般掷下，我住的第七营房第一排房子，被炸了个房倒屋塌。我蹲在屋内一隅，未被炸中。同时敌炮兵集中火力，疯狂射击，幸我军构筑的防御阵地和隐蔽部都很坚固，伤亡不大。日军步兵在炮、坦克、空军掩护下，向我营房围墙阵地冲锋。我军迎头痛击进犯之敌，毙敌甚多，寇尸枕藉。可惜我军高射和穿甲武器弹药缺乏，仅仅使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坦克车，对敌炮、空猖狂轰炸，毫无办法！敌步兵在炮、空火力和坦克车掩护之下，从拂晓到午后，连续冲锋十几次，俱都冲到营墙外壕边缘，被我军用步、机枪和手榴弹击退，敌人伤亡惨重。”第二十九军士兵发挥了超出喜峰口之战的威力，予日军以很大杀伤。
战至10时，日军著名战地记者、《朝日新闻》总社“华北特派员”冈部孙四郎被二十九军击毙。日军第二十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着实吃惊不小，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冈部的尸体。结果，日军为此留下了更多的尸体。
日军在进攻西南第三十八师阵地的同时，也向东南方向的军士教导团阵地发动了攻击。军士教导团尽为入伍仅半年之久的青年学生，约1500余人。他们刚完成入伍训练，作为战斗兵使用殊为不当，事变后本来准备移保定继续进行兵科教育。但青年学生们报国心切，坚决申请留在南苑参战，佟麟阁颇为不忍，向赵登禹建议将学生们安排在敌人最不可能选择进攻的东南方面。但是，这个部署情报已被汉奸潘毓桂出卖给了日军，学生们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第一、二大队很快伤亡殆尽，战死的学生近千人，没有几个留下姓名。由于董升堂和孙玉田派队增援，才守住了阵地。
香月清司对第二十九军在南苑的抵抗大为意外，闻何旅已攻至距丰台五六里远的地方，甚感态势不利，为欺骗宋哲元，遂派齐燮元等送来了《中国驻屯军声明》，声明中将事变责任悉推中方，一面表示“除出师讨伐外，别无善策”，一面又称“在北平城内，只要中国方面不制造混乱或挑起战火，我军绝对不行使武力，……更何况我军亦绝对没有侵占华北领土之意，特此声明如上”。[86]这个声明外厉内荏，既有战争叫嚣，又有和平诱惑，齐燮元劝宋重新与日军开展和谈，秦德纯也建议南苑守军突围到北平保存实力再行谋和。宋哲元以为日军已尝到第二十九军的厉害，于是误信和平，发生动摇，于上午11时许下令何旅停止反攻，并令南苑守军向北平突围。这个错误的命令，不仅导致何旅的反攻功败垂成，且使南苑突围各部在大红门遭日军萱岛联队伏击和日军机轰炸扫射，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
下午2时，宋正与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在进德社开会，研究南苑战事，忽然郑大章师长仓皇来报：佟、赵阵亡，突围骑兵损失一半。大家震惊而悲痛。佟、赵二人，与宋、张、冯等人都是患难多年、情同手足的袍泽兄弟，如今战争伊始便捐躯沙场，怎能不令人痛惜！宋哲元顿足大哭说：“断我左臂，此仇不共戴天！”后来宋曾对萧振瀛说：“我中了日寇和齐燮元等奸计，绍文（秦德纯字绍文）误我，我对不起诸兄弟，对不起死者。”[87]可见，宋是受了日寇汉奸欺骗，在秦德纯建议下决定停战造成严重后果，否则佟、赵或不至于牺牲。
南苑之战影响全局，此战既然失利，宋哲元顿时陷入和既不能、战也不可的尴尬境地。在和战均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宋哲元只好顺水推舟，决定以遵从蒋介石命令的名义，在日军最后通牒限定的28日撤离北平，转赴保定。
在南苑开战之前，蒋介石于27（俭）日辰时又一次致电催促宋哲元离平赴保。[88]宋哲元当日即回复蒋介石说：“俭辰手启电敬悉。屡蒙敦促,不敢再违钧意,职拟即行设法离平前往保定,请释廑念。”[89]可见，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27日宋哲元已有离平赴保的打算。南苑之战的失利，使其必须立马行动，而不能再犹豫下去了。所谓张自忠突然面见宋哲元，逼其离平，纯属诋毁性的臆造。
实际上，日军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是28日午前。这一时限，因英美等国抗议而推迟了几个小时。同时，各国驻北平的使节组成外交团也和中日双方进行了协商，其情形据李景铭日记记载为：
日本恫吓东交民[巷]外交团，谓二十九军果不退，当以毒瓦斯轰炸平市，请外交团自觅安全之地。外交团乃代市民请命于宋。宋曰：余有四条件，日可以者，余可撤兵。一、张自忠维持军政；二、以张璧维持电灯，以潘毓桂维持公安局；三、日兵不入城，不放弹；四、和战俟到保定再议。外交团承认担保此条件，而宋果撤兵矣。[90]
以此来看，由英美外交团担保，本来就决定赴保的宋哲元顺水推舟地提出了几项条件换取日军不入北平城，因为一旦日军进了北平城，第二十九军就再也别想回来了。而以张自忠留平，主持对日折冲，则是宋哲元讨价还价的首要条件。由此可见，宋哲元的想法是：以撤军为条件换取日军不进北平城，让张自忠和日方折冲交涉，争取局势转圜，以便自己带领第二十九军从保定一带重返平津。
后来，秦德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宋哲元决定张自忠留平的情形：
当卢沟桥战争经过二十余日，七月二十八日，我军在南苑失利后，宋将军即遵蒋委员长令，赴保定坐镇。当时宋将军写了三个手令：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二、北平绥靖主任由张自忠代理；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一面电呈中央核备。立即决定当晚九时由武衣库宋宅出发。[91]
而徐永昌记载，宋哲元是这样解释的：
二十九军在南苑损失太大，佟副军长阵亡，赵师长受重伤下落不明，平津随处皆遭攻击，不得已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兼平市长，留赵师两团及阮玄武二团维持平市秩序。[92]
进德社会议后，宋哲元又在第一一一旅旅部召开紧急会议，具体部署留平部队和人员。宋哲元决定留下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允荣和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协助张自忠。所留部队，一是独立第三十九旅，一是独立第二十七旅，决定军部与包括第三十八师师部、特务团在内的所有南苑突围进入北平的部队离开北平，以第一一一旅为随扈部队。
上述安排可以清楚地说明，张自忠之留平确系宋哲元所命，否则宋为何将自己的幕僚杨兆庚和不属于张自忠的第一三二师独立第二十七旅留下配合张自忠呢？而张自忠若是逼宫留平，为何不将自己的师部留下，反任其随军南下？
当晚9时，宋哲元离开北平，从西直门出城。离别时，宋、张相对而泣，约定如日人不接受和平，宋由保定亲率大队前来接应。
至于萧振瀛记载宋对他说，张自忠突然“逼宫”，导致其离平十分仓促之说也不成立。[93]事实上，宋哲元离开北平前安排周详，连已出阁的女儿宋景昭也派书童宋文祥通知，视情留平或规避。秦德纯更是连前来游访的西北军老友韩骏杰都亲自通知注意规避。
秦德纯回忆说：
临行，张将军含泪告我曰：“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极点。我却郑重向其劝勉说：“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遂黯然握手作别。[94]
北平市公安局长陈继淹也有回忆：
在离别的一刹那间，将军满眼热泪，痛苦地对我说：仰之弟同你，都是抗日英雄！我为何……说到这里，他黯然泪落，接着说：你们先走，我是最大限度在此维持十天，到保定时再见吧！当我俩分手时，将军所受的刺激，是怎样也无法形容的。[95]
1938年2月26日，张自忠本人在徐州花园饭店曾对记者文中（即《扫荡报》记者张剑心）谈了留平的来龙去脉，该记者后来撰写了一篇题为《在抗战前线的张自忠》的访问记, 于1938年7 月发表：
那时候，我们四个人，宋委员长、秦市长、冯师长和我，便讨论着如何应付这样的危机。当时宋委员长说：“自忠，你负责守城”。我曾经力辞，说明我恐不能胜任。那时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吧。宋委员长只在那房间里来回走着，寻思解决这一个当前的危机。这样保持了一个半钟点的静肃，终于他立定了身子，大声地说：“我命令你守城，你得为国家出力，虽然牺牲你，你也得去干。”他说完了话，便立刻预备走。我知道委员长既已决定，同时我们军人是以服从为天职，因此我就答应了，而要求给我一个限度。“给你十天吧。”委员长临去的时候这样说。为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出城，便又去了两团人（第一一一旅之两团，笔者注），这时候在北平城里，还有两团人（独立第二十七旅之两团，笔者注）。以这样单薄的兵力，想要守这样大的一个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96]
应当说，南苑作战失利乃是宋等撤离北平的根本原因。从7月8日起，蒋介石、何应钦就三番五次要求宋哲元赴保定坐镇，但宋一直抗命不从，而在平津谋求和平，延宕整整20天，真可谓做到了蒋介石庐山谈话中所说的“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及至28日南苑作战，和谈既不成，作战又失败，焉能不撤？对此，秦德纯后来多有表示。如：1938年夏，秦德纯在武汉时，记者询问平津放弃之关键所在，秦答：“自七月二十八日宋委员长通电抗战以来，平津一带各处发生战争，尤以南苑一役我军伤亡惨重，而平津各重要据点均为敌人所占领，事实上守已无益，而中央援军尚未及时赶到，所以才奉中央电令移保再战。”
1962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夕，秦德纯在台北对报界说，三个“代理”害死了张自忠。
秦是一名温厚圆滑的军人政客，与宋交情更深，出于为宋哲元隐讳，对宋留张的目的只字不提，而只对事实作了极简单的概述。
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全部撤离北平，留下的唯有张自忠一人。即使在如此艰险悲郁的处境中，张的心中依然想着团体的事。石友三为冀北保安司令，是一个反复无常之人，与日军常有勾结。张自忠恐石留下多事，送别冯治安时特别告诫要其通知石部随大军南撤。因不放心，又亲自向石司令部打电话掌握其动态。恰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在石处，即要阮通知石遵冯治安指示行动。
28日中午，张自忠又致电王锡町、董升堂、黄维纲、李致远等部将说：“刻下形势和平故所企待，万一战事爆发，有无线电及交通痛遭破坏自所难免，我人天职厥惟守土，务望我弟坚苦为之，并望饬属遵照为要。”[97]
为便于李文田指挥第三十八师作战，同时也便于自己在北平方面对日折冲，张自忠还辞去了第三十八师师长职，以李文田代理。故李景铭记载：“报载张自忠辞三十八师师长职，后任由李文田接充，张已完全脱离军籍矣。”[98]
这些，都是张自忠留平当天的事。试问，张若是一个逼宫附逆而留平的人，如何会讲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有人说，张自忠逼宫留平是鬼迷心窍、一时糊涂。那么看看上述这段话，张的心里哪有什么鬼？头脑何曾糊涂过？真正的事实是，张自忠内心报效国家的信念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正如蒋介石在张自忠殉国后对他这一段历史的评价：“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动摇”[99]。其辞去军职的做法更能说明张顾大局、无私心，倘其真的逼宫留平，军职在身与掌握枪杆子比什么都重要，而张却辞去军职，让部队随宋、冯南下，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
关于南京方面对宋哲元离平与张自忠留平的反应，蒋介石在7月29日的日记中说:“宋哲元电请派张自忠为翼〔冀〕委会代理委员长,是其对倭之诱引尚未觉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已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理,不足惊异也”,“上下午皆开会讨论军事、外交、内政之方针” 。
请注意，蒋介石在此处明确写着“宋哲元电请派张自忠为翼〔冀〕委会代理委员长”，说明宋哲元事先已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而蒋介石也由此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根本不是什么张自忠突然逼迫宋哲元离开。[100]
北平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对此事则有以下回忆：
当天，南苑攻防战的隆隆炮声，使困居在城内东交民巷而不明情况的我们，陷入了不安的深渊。
在此之前，日本军为了避免战火殃及北平旧都，曾向冀察军交涉，要求撤出北平城。他们由张璧担任使者，前来通知说将于晚上九时开始撤退。于是中国军队主动地开始逐渐向门头沟方面撤退，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暂留北平，自己率领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于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左右从西直门逃往保定。凌晨四时左右，所有部队完全撤走。
北平市在取得日本军的谅解下，将第一百三二师改编为保安队，负责维持治安，文化古都总算免遭战火。[101]
日方的记载，可与蒋的日记互为印证，与此相左的道听途说实不足为凭。明道广的《日本军离间宋哲元与张自忠的阴谋》一文，既没有拿出日本离间宋张二人的任何证据来，也说不出张、宋二人是如何中了日本离间计的证据来，其说只是预设立场的臆断而已。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解决事变的政治态度上，冯主战，张主和，是由二人在冀察政权中的职责不同所决定，目的既有按自己方式解决事变的想法，更出于冀察政权应对国民政府和国内舆论的需要。因此，将张自忠的主和误解为“亲日附日”是不符合事实的。7月25日，日军天津会议决定重点挑衅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以扩大事变，于是有了25日晚的廊坊事件，之后又有了27日的通县和小汤山及团河的冲突，这都是针对第三十八师采取的行动，28日更有了南苑之战，而在南苑抗击日军的主力之一就是张师的董升堂旅，有这么亲日附日的吗？有人称此时的冯治安已准备以事变为契机挑起中日间的全面战争，这更不符合事实，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不会产生这样的战争狂人，观冯在抗战中的表现也远不是战争狂人。事实上，没有哪个理性的人会主张弱国尽快与强国发生全面战争，更何况张、冯二人是冀察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从冀察政权所处的环境看，事变爆发后，张、冯二将军均主战会危及该政权和二十九军的生存；均主和则会损害冀察政权和二十九军的外部形象，招致全国舆论的攻击，同样会导致冀察政权的不稳定甚至垮台。张、冯二人作为宋哲元的哼哈二将，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是应对形势和解决事变的需要，正是宋哲元“政治手段的运用，好应付日本人”。[102]正如事变中张自忠对友人所言：“外间不明真相，二十九军原是整个的，战则均战，和则均和，并非如外间所传某主战，某主和云云。且二十九军对中央是绝对服从的，中央要战即战，要和即和。二十九军绝不是与中央有二致的。”[103]由这段话，加上张自忠在第二十九军将领会议上所主张的“战由中央，和由冀察”，我们可以看出，在张自忠的心中有一根弦——倘若中央决定和日本全面开战，张自忠会无条件参战，为捍卫国家民族而挥师杀敌；而如果不全面开战，则应该通过谋求事件和平解决来保障第二十九军的生存。张在事变中的对日交涉和事变后的拼死杀敌，都证明了这一点。
张自忠在事变中的态度，经历了主和、主战到被迫谋和这样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从时间上划分，自7月7日晚事变爆发到7月26日傍晚广安门事件发生前为张自忠主和阶段；自广安门事件发生至7月28下午宋决定离平赴保前，张见大局难以挽回，也变为主战；此后则是被宋强留北平继续从事谋和活动。10日，冯治安曾同意以七团兵力夜袭丰台日军，为张自忠制止，倘若此战发生也违反了蒋介石10日下达的“应战不求战”的命令。对此，至今还有些人感到惋惜，这显然是不明事变处置真意，未从大局着眼。纵观八年抗战，设当晚夜袭成功，打一个歼敌数百的胜仗（日军仅一大队兵力驻丰台），固然可使国人感到痛快，但中日大战恐提前一个月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转入战时体制的时间和调动输送全国部队的能力远逊于日本，此举会导致开战后产生更为不利的局面。后来华北战场一月时间国军丧师失地、溃败千里的事实，证明当时的中国远没有做好充分的抗战准备。在日本已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情况下，那种以为提前消灭几百日军即可使日本打消全面进攻的想法，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当年的甲午战争，清政府倒是没有耽误几天，立即向日本宣战，因战争归于失败，现在没有一个人称赞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当年立即宣战的举动为理智和果断。抗日战争是经多年忍辱负重后才爆发的，国人却将国民政府九一八后的忍耐和冀察政权七七事变中的主和、谋和视为软弱和妥协，此种认识颇为片面。70多年过去了，国人对当年事变的历史态度仍是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情，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对日后类似事件的处置会有诸多不利影响。
宋哲元的离平，实为战与和均难以为继，在北平根本待不下去了，才不得不以奉蒋之命的名义赴保；张自忠的留平，既不是逼宫，更不是附逆，而是被宋哲元强留下来以便继续折冲谋和，这有宋的电报和多方资料为证。宋到保定，仍在通过向张提供谋和委托、停止天津作战、终止中央援军北上、反对修筑沧保工事、托病推拖北上反攻责任等措施配合张自忠的北平谋和，以便重返北平、重掌冀察。宋走后，日本人确实想继续拉张作傀儡，为此不惜将独立第三十九旅缴械以向张施加压力，但张却不为所动，毅然命令北平的独立第二十七旅突围。随后在实力全无的情况下勉强维持到8 月6日，为什么？是要掩护第二十九军在津浦线的战役集结并证明日本人将事变扩大为全面战争的责任。为了应付日方，并达成上述目的，张将军不惜冒着国人的误解和攻击改组了冀察政委会，将灰色人士纳入会中。张自忠将军以极高的政治代价证明了日本将事变扩大为全面侵略战争的责任，这是对国家民族的无私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理解和尊重。当时的国人和舆论不明真相，出于爱国的立场而对张自忠进行了谴责，这是十分正常的。众多的第一手史料证明，戈定远等人60年代所说“在日军发动全面进攻的紧急情况下，张自忠竟勾结日军逼宋哲元退出北平”[104]，则纯属诬陷，而无丝毫根据。设张真要与日本人合作，就干脆设立伪组织，而不会再顶着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过时的政治招牌。汉奸江朝宗就是如此做法。再者，倘张存心“附逆”，则必与日方有所勾结，至少也会形成默契。但我们查看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和北平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的回忆录及其他日方相关资料，张自忠除秉承宋哲元旨意与日方进行事变处置的正常交涉以外，没有和日方进行任何勾结密谋。另外，张自忠若是逼宫留平，他作为下级，怎敢在各种场合公开谎称自己是奉宋哲元之命留平？宋一旦出面否定，张岂不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张自忠作为军人，岂不了解枪杆子的重要性？如果存心逼宫附逆，则必将自己的部队牢牢抓在手中，怎会让师部连同部队随宋哲元南下？总之，张自忠的留平，既不是逼宫，更不是附逆，真相只有一个：奉命留平。那么，张自忠因何甘于为宋自毁形象？从本传的记述不难看出，张是一个忠于国家、忠于团体、忠于长官的人。中原大战后期，蒋介石闻张能战能训，破例委为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希望张能为己所用，但张却仍忠于冯玉祥，置总指挥于不顾，随冯玉祥来到晋南，仍任师长职。张克侠于《我在西北军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一文中记述，因防张投蒋，乘其不在时将部队拉到黄河以北，此举为张所不满。张克侠奉冯玉祥之命或自主行事，显系误会了张自忠，张如真有投蒋之意，与其部队在黄河南北抑或豫北晋南并无多大关系，岂不见孙连仲倒是在黄河以北，高树勋倒是已在晋南，后来同样接受中央第二十六路军番号离冯而去。西北军善后时，张自忠令张克侠离军去外地考察，第二十九军成军后，克侠始自上海归来，继续任师参谋长，至此方信张自忠非朝秦暮楚趋利避害之人。至七七事变时期，部下见张自忠忠实执行宋哲元的意图而与日交往，不顾个人毁誉与日军折冲，不惜为宋自毁形象，多次奉劝于张，张严肃地说：
目前华北的危机，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至大。我国军究竟准备到什么程度？本军仍散驻在各处，尚未集中。在和平尚有一线希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之时，只有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忍受目前的耻辱。凡不能忍受的，绝难任重致远。周公尚有流言日，好在是盖棺论定。成功成仁，将来一定有好机会的。和平绝望之日，就是我们牺牲的最后关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粉，用化学（方法）分析分析，看有一点汉奸气味没有？[105]
可见其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其忠于长官，不惜自毁担过之忱，令人感动。周恩来有感于此，即在《追念张荩忱上将》一文中称：“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事后分析评价七七事变时张自忠的表现，这个评价可谓清晰准确，符合真相。现在，有人为了维护宋哲元将军的形象，不惜诋毁张自忠将军的形象，不仅其目的绝难达成，反而会损坏宋哲元将军的形象。在历史真相大白的当代，有人为什么还要延续前人的错误，攻击污蔑抗日民族英雄，还美其名曰还原历史真相，这哪里是还原真相？分明是抹煞真相、混淆事实！
有人指责宋、张等人为集团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此言亦不妥。当时的国共内战已告结束，国家民族在大局上需要冀察集团苦撑数年以掩护抗战准备，当一个集团的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基本一致时，其维护集团利益的考虑就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事变毕竟不同于战争，对整体实力较弱的一方而言，在事变中可以主战，也可以主和，只要出于公心，均为爱国举动，不应受到过多非议。在烟台工作的渡边先生是一位中日战争史的爱好者，谈及张自忠将军华北从政的经历时，他说：“战争晚点爆发对中国有好处，张自忠将军就是我们日本人心目中的忍者，是英雄。”
诚哉斯言。
3．留平折冲
送走宋哲元，张自忠便开始了艰难的北平折冲。卢沟桥事件的发生责任是一个为日军诱导欺骗而颠倒了的责任；后续的廊坊事件及广安门事件的责任，是一个为国人忽视乃至战争思维损坏了的责任；中日全面战争的责任本非一个卢沟桥事件的发生责任所可涵盖，七七事变也未随宋哲元的离开而结束。张自忠在北平的和平努力，实际上是七七事变的继续，对中日全面战争的责任定性有着不可忽视和替代的作用。且看这个迷雾重重的过程。
29日下午2时，张自忠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就任代理委员长。松井太久郎前来相晤，二人交谈后达成协议：北平恢复常态，日军暂不进城。当日，北平城门大开，街头张贴着张自忠作为代理委员长发布的安民告示。独立第二十七旅受张自忠派遣，着保安队服装控制北平各城门，并加派流动巡逻队在城内巡逻警戒，以防奸民捣乱。下午3时，张自忠到市政府大礼堂就任北平市代理市长；4时，召开冀察政务委员会临时会议，研究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30日，又到冀察绥靖公署就任代理主任。
29日下午，张自忠对齐燮元、贾德耀、李思浩、章士钊等人表示：
此次奉委代理委员长职务，深感材辁任重，不胜负荷，惟有遵循宋委员长爱护和平，为地方谋福利之宗旨努力做去。诸位在会，学问经验，均极优良，尚望继续过去精神，努力勿懈。
随后张又对田春芳、邵文凯、潘毓桂等人说：
昨夜奉宋委员长命，代理本会委员长。本人能力薄弱，恐难负此重任，希望各位长官，各位同人指教。宋委员长离平，系为求达和平目的，与其在平，不如在保，故前往保定。此间重责，既由本人代理，只好努力支持，想诸同志必不吝共同努力。
据傅家骏回忆，张自忠曾召集身边幕僚和警卫人员训话：
我明知道谁留这里负责任，汉奸卖国贼的恶名，立刻便加诸他的头上。但是我为保护我们未能对他们尽到保护责任的北平同胞及服从命令计，我只得牺牲个人的一切，来求整个大局的胜利，望你们也要在此大处着眼。 [106]
对身边人员这段训话，较之前述两段话更加实在，但也只能言及保护北平同胞和服从命令两层含义，这是张自忠留平的部分目的。
阮玄武的回忆，也印证了宋留张自忠于北平的部分目的：
当时北平以北地区的司令是石友三，指挥两个保安旅，我（阮玄武）任副司令，指挥三十九旅。那天，我一直在忙着布置作战，没来得及参加紧急会议。傍晚，我到石友三的司令部才知道宋已离平去了保定。恰巧这时张自忠打来电话，他把当天的情况扼要地告诉了我，并要我转告石友三按照冯治安的指示，随同三十七师行动。另外，叫我把三十九旅集合起来，恢复常态，避免敌人在和谈中找借口进行刁难。最后，他要我把队伍安置好后速到他那里。我和他晤面后，他把情况详尽地说了一遍，并给我看了宋留下的手谕。之后，他沉痛地说：“宋先生把我们留下来，不是为了打，而是要我与日和谈以掩护部队撤退，免遭日寇包围。现在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人来维持这险恶的局面。敌人的野心很大，平津的情况又很复杂，怎样才能渡过这个难关？我们好好商量。你多考虑考虑，帮我多出出主意，共同维护好这里的局面。”[107]
“与日和谈以掩护部队撤退，免遭日寇包围。”是宋留张的一个目的，然阮对留下的前景并不乐观，仅表示听命。
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以军副参谋长之尊，并不能参与机要，对上午南苑停战突围内幕竟不知情，因对张自忠事变后的主和态度与谋和角色也有微词，闻宋走张留，非为作战，顿感如晴天霹雳：
当夜，奉公召往其寓所，始悉撤退事，并谓奉命维持现状，继续折冲，冀挽救战祸于万一，命余助彼支持危局，余聆命下，泫然流泣，明知事不可为而木已成舟，遂痛引退。[108]
张克侠在遣送部队后，即隐匿北平，后寻机逃出。因对宋、张事变表现不满，径自去了冯玉祥身边。
“奉命维持现状，继续折冲，冀挽救战祸于万一。”这是宋哲元留张自忠在北平的又一个目的。宋哲元留张自忠在北平还有一个不易明说但又确实存在的目的，后文再述。
随后，张自忠又召见独立第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嘱维持好北平秩序。
因已不再需要北平作战计划，张自忠令武之棻、吴迪吉等人随师部特务团离平。
南苑之战及宋哲元的“尽力防守听命中央解决”通电，使下述两支部 队产生错觉，为张自忠的和平使命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29日早2时，李文田率天津附近的第三十八师及保安队，向天津日军发起了主动进攻。中午时分，伪通县保安队两个总队在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举行反正起义，围攻日军特务机关及兵营的日韩武装侨民。
宋哲元于29日3时到保定，在曹家花园一落脚，迅即致电留平的张自忠：
特急。张师长荩臣弟鉴：密。兄今早三时到保，勿念。兄为贯彻和平主张，已令饬北上中央各部，一律在到达地点，停止待命。第二步再设法令其调回。望即转达日方，勿对各该部有军事行动为要。小兄宋哲元艳丑。[109]
此电是宋哲元命令张自忠留平的又一铁证。并且，由此电可见，已南下保定的宋哲元对于通过张自忠谋求和平解决事变以便重返平津，仍然抱着强烈的幻想。此电的意图有二：一是为了让张自忠感到谋和有据，安心折冲；二是为了让日方知晓，宋哲元仍有和平诚意。宋的心思，连日方也洞若观火：虽然宋已于7月28日发表抗战通电，但今井武夫说，掌握平津冀察地区的宋哲元等，从自己利益角度考虑，“只要有一线希望也不愿意开战”[110]。
急电张自忠之后，宋哲元复于寅时（3至5点）向中央致电报备：
南京委员长蒋、军政部长何：6912密。职今晨三时抵保，秦市长德纯、张局长维藩偕来，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昨日日军全力向我南、北苑驻军进攻，猛烈轰击，我官兵伤亡甚重，副军长佟麟阁阵亡，师长赵登禹踪迹不明，南苑营房被轰炸，已成一片焦土。卅八师驻南苑之一部，截至今日下午八时，尚据守围墙之一隅与敌挣扎。似此情形，殊难有胜算把握也。谨此电陈。职宋哲元叩。艳寅，印。[111]
实际上，董升堂等部已于28日傍晚6时突围离开南苑，而宋称仍在“与敌挣扎”，似是想扩大战绩，以减轻昨日上午下令突围导致失败的事实和责任；此电对天津作战之事未见提及，说明宋对此尚不知情；该电对张留平由谁所命、是战是和、目的为何、时间多久，均未提及，只是说“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似有意留下模糊的空间。倒是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在8月1日致钱大钧转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明确提到“张市长奉宋主任之命，留平维持治安”[112]。29日下午申时（15至17点），宋哲元接获张自忠从北平发来的电报：
通州保安队今午反正，将日韩人杀了很多，并将弹药库焚烧，现仍在激战中。（一）日人令江朝宗等组织地方维持会，现正进行。（二）北平西南方炮声终日未断。（三）阮部今午回苑，石部有到门头沟以西之消息。[113]
当晚戌时（17至21时），张自忠又致电宋哲元报告：“（一）张玉衡坚辞,已委潘燕生代理。(二)军部职员们在怀仁堂,俟车通后令其赴保。”[114]此电向宋哲元汇报了两个内容：一是张改组冀察政委会，但张璧坚辞不就，张无奈改委潘毓桂代之；二是第二十九军军部未及撤离人员，集中于中南海怀仁堂，待长途客车恢复开通后，即令他们转赴保定。
上述两封电报的价值，不仅仅是其内容本身，同时也是张自忠奉宋哲元之命留平的有力佐证——张分明是宋哲元委派的冀察和平代表，而绝非私自留平谋和。倘若张自忠是逼宫留平，宋哲元何以如此密切地予以配合，而张自忠又有何必要致电宋哲元报告情况呢？唯有按照事实的真相——张之留平系宋之安排——来理解，此事的诸多细节和发展演变才是符合逻辑、顺理成章的。
宋哲元接获张自忠电报后，于30日辰时（上午7至9点）将通州保安队反正情况转报于蒋介石、何应钦，电文如下：
南京。委员长蒋、军政部长何钧鉴：二五七七密。据报：通州保安队二十九日午反正，将日、韩人杀了很多，并将弹药焚烧。现保安队被迫退出城外。等语。谨电报告。职宋哲元叩。三十辰。印。[115]
值得注意的是，情报来源电文中只称“据报”而不提张自忠之名，这种做法似可理解为宋哲元对外对上有意模糊自己命张留平之真相。
宋接到张的情况报告，仍“电话张自忠，与日折冲，渠完全负责”。 [116]
张自忠于是派张允荣与松井太久郎联系，松井即报告香月清司。香月清司手记记载：
张自忠通知本官称，宋哲元命其代理冀察政府长官。本官不禁愕然，立即下令加以逮捕。[117]
原来，此时天津激战正酣，张自忠的部队第三十八师独立第二十六旅和天津保安队攻下天津东站、总站，烧毁东局子日军飞机16架，更重要的是位于日租界海光寺兵营的驻屯军总部正受到第一一四旅第二二八团（临时作为师手枪团）等部围攻。因香月已将驻屯军兵力大部调北平一带，天津日军兵力空虚，仅余3个步兵中队及2个炮兵中队，有线通信联络也被切断，形势至为危急。香月不顾参谋长桥本群和领事崛内干城反对，悍然下令航空兵轰炸天津，以空中优势遏制第三十八师的地面进攻。
香月清司显然是被第三十八师的攻击所激怒，对张自忠方有如此反应。但松井太久郎却无法执行香月清司这个命令，因为北平仍在独立第二十七旅控制之下，他并无力逮捕张自忠。张允荣提醒松井太久郎，必须遵守昨日的《中国驻屯军声明》，否则日军要承担战争责任。松井太久郎劝香月清司冷静，可以通过宋哲元、张自忠先实现天津停战。香月求之不得，立表同意。张自忠向宋哲元报告，并通报李文田，请其遵从宋哲元指挥。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30日通过钱大钧向蒋介石报告：
本日晨二时，李副师长文田率李、刘两旅及保安队分随（集）天津日租界兵营、飞机场、津浦总站，情形甚好。后敌兵增加，势渐不支，午后一时，宋命撤退。八时大部始退炒米店，小部尚在纷（奋）战，连同北（南）苑、通州各役，均属无计划的失败。[118]
可见，天津作战确实奉宋哲元命令，于下午一时停止。宋对反正的冀东保安队长张庆余说：“你这次起义，不负前约，惜我军仓促撤离，未能配合作战，深觉愧对。”[119]
因天津是租界城市，日军一因兵力薄弱，二顾及国际影响，并未派兵追击第三十八师撤退各部。
30日中午，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致电张自忠：
军退灿（指李文田）走,市面混乱尤甚。市府不能一日无人负责,而职又无与某见面余地,万恳钧座火速回津震慑,或即另简妥员,或市府所有职务暂交由边参议洁清（指边守靖）代拆代行,以资维持如何，盼电示。[120]
当日，张自忠即回电马彦翀：
天津市市长著以边洁清暂行代理，望就近催其速行就职，以维地方秩序。[121]
边守靖遵令于31日“非正式担任市长”[122]。但天津保安队已和李致远旅一同离去，边并无实力控制天津，于是随着以高凌霨为首的伪天津维持会的成立，天津终为汉奸控制，边守靖辞职退隐。
反正的通县保安队向北平列队而来，想与第二十九军合兵一处，他们尚不知宋哲元已率部撤退永定河以南。张自忠遂派员通知，要他们向保定转进，并派员接济其眷属。
平津一带连日作战，兵士百姓伤亡众多，张自忠组织救治伤员，埋葬死者，恢复供应和秩序。
30日至31日，张自忠还陆续致电李文田、李致远等询问部队转移集结情况和董升堂、刘振三部下落，旋即得到回复（台湾国史馆档案 阎档 各方民国26年7月8月往来电文录存）；同时致电刘汝明、冯治安询问各方情况。刘汝明回电称：
卅亥电敬悉。我兄爱国爱民负荷深重,远瞻尽荩筹莫名驰依。近日华北人心浮动,极应设法安靖，拟请将北宁平汉平绥三路,设法使其早日通车,辑绥人心莫善於此,用陈愚见维希施行。张垣尚属安谥,知住并闻。[123]
“我兄爱国爱民负荷深重”一句,说明此时刘汝明对张自忠留平的真相与目的已由当初的误会不解，而变得完全明了清晰了。冯治安则回电称：“卅电谅达,此间情况甚好,平中如何亟盼示复。”[124]随后又致电张自忠告知了第三十八师各部集结情况。随后，估计因张自忠无法正常办公，冯治安便与张失去联系。8月2日，冯治安致电刘汝明称：“李参议武友到保晤谈甚欢。平津消息沉闷,给荩忱兄数次发电,均未见复。前方情况沉寂,此间平宁如初。察境有无战事,祈随时电示。”[125]
第二十九军撤离北平的第二天，日北平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就来到南湾子13号北洋旧官僚江朝宗的家中召集灰色人士，酝酿成立“北平地方维持会”。参加者除江朝宗外，尚有北平公安局长潘毓桂、商会总代表冷家骥、银行公会邹泉荪、自治会吕均、市政府周履安等人。这是今井与松井协商的计划，目的在于迅速控制北平市政。今井拟推70岁高龄的江朝宗为委员长，江氏不甘寂寞，很是心动；但顾虑张自忠的实力，不敢贸然答应，决定先摸清张自忠的背景。下午，江派亲信李景铭到日本使馆找末次正太郎了解情况，末次系老牌情报人员，自民初即秘密搜集中国各方面情报，消息灵通。李景铭说明来意。末次云：“日人恨张自忠刺骨，张军万人在廊坊（天津）作战不剩一人。曰：且欲得而甘心，尚敢就职乎，即就职，亦不过数日事也。”[126]江朝宗由此得知张自忠并无日人背景，更无日方支持，必不长久，遂同意出任伪北平地方维持会委员长，于30日宣布就职。
当日天津的作战却惊动了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他本是方振武旧将，也是一老牌政客型军人，后参加冯玉祥抗日同盟军为宋哲元收编方得旅长职位，归张自忠节制。方很在乎这支队伍，恐留下没有好结果，决定瞒着张自忠将队伍秘密拉走。但当晚，阮下令出发，前面的队伍刚出营门，后面就响起枪声。阮知道，这支队伍带不动了，里面有很多张自忠的亲信军官，没有张的命令，他们决不会随其离开。阮只好下令回营，将利害关系说明后，径自返回北平。
张自忠得到报告，很不高兴，但大敌当前，也不便追究于阮，即由张允荣劝阮前来相见。
30日中午，阮玄武来见张自忠，张不提昨晚之事，与之研究时局及如何保全独立第三十九旅的问题。张表示，和谈的前景不会乐观，敌人还在百般刁难。张征求阮是否同意担任北平城防司令，阮甚为灰心，拒绝了张自忠。对于保全独立第三十九旅，认为唯一的办法是以日军《中国驻屯军声明》为依据，向日军强调该旅对日军没有敌意，不给日军刁难借口。于是，阮本日下午派副参谋长张禄卿为代表，到日陆军武官室，保证该部队对日本军绝无抗战意图。
潘毓桂是宋哲元的世交，当时属于两面为人的灰色分子，在中日之间投机，宋留之用之，不以为忤。齐燮元、陈觉生、张璧也是此类人物的代表，后来成为汉奸，由他们自己负责。从北平地方维护会构成来看，以上人员并未列入其中，故此时仅可称其为灰色分子，成为汉奸是以后之事。张自忠留平折冲，自有利用灰色分子之处，关键看使用他们做何事情。如张曾利用潘毓桂与江朝宗的矛盾，使潘对江发出警告。故江甫就职，便不安于位，以年老体衰为由不断向日本主子辞职。这固有江与日人的矛盾在其中，也是张自忠运作的结果。后经维持会委员们及日本顾问的鼓励，“虽打消了原意，但委员会内部却因此而很难稳定”[127]。可见，张自忠努力维持冀察政务委员会，多少起到一些作用。直到张自忠辞职，日军开进北平城，江朝宗才于8月8日正式就任维持会长。
冀察政权及第二十九军未及撤走的人员眷属达七八千人，眼见北平沦陷仅是时间问题，张自忠责令北平公安局尽快为这些人员更改户口，这又是一件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所幸进展顺利。此点为当时任冀察绥署参谋、后任工兵营长的韩立才回忆所证实，他正是当年未及走脱的冀察绥署人员之一。后来这些人在北平没有一人被出卖，不要忘了潘毓桂是当时的公安局长，灰色分子也自有其利用价值。
31日，局势大变，日军要挟张自忠撤掉北平各城门警卫部队，并使齐燮元要求张自忠宣布反蒋独立。原来，香月清司见宋哲元离去，自己无法完成东京受领的扶植实力型傀儡的任务，遂将目标转向张自忠。张自忠以条件不成熟为由，拒绝了日人要求。张自忠召见阮玄武，与阮磋商：“事态发展越来越坏，你能否帮我缓冲一下，把当前的险关渡过？”张显然是想用换人的方法再与日军拖几天。阮说：“我俩情同手足，凡是我能做到的，就坚决去办，可是绝对不当汉奸！”张听阮这么一说，气愤地表示：“你看我身上哪一点有汉奸气味？”香月失去耐心，向张自忠施加压力，并令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包围了北苑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声称不配合即将该旅缴械。这是对张自忠的直接考验，张拒绝了日人要求，于是该旅终被缴械，只有一部分在潘自明、赵云祥率领下突围而去。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声称该旅自动提出缴械，显不符合情理和历史事实，民国时期没有哪个中国军队的将领不重实力，没有哪支部队会自动提出缴械，阮玄武是在被日军挟迫无以为战的情况下方同意缴械。这是一支为和平而被日军缴械的军队，牺牲的价值在于证明日军根本没有和平诚意，要为侵略战争承担责任。
当日，避居西什库教堂的军政部参事严宽继续向何应钦报告北平消息：
南京部长何：
1015密。1.平市异动后，市面未复常，每日士兵横行闾巷，人心极不安。2.张部入城之部队，多已改为保安队，每日晨昏，日人训话。3.张等已无主持能力，诸事均由汉奸操纵。此间现况，恐难久待。4.闻市民维护会将要实现，前途演进不知如何。5.人民极盼中央军早到，排除万难。职宽叩。世。印。[128]
虽然严宽的电报有些消息落后形势一整天，但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北平仍在独立第二十七旅控制之下。至于严宽所称张“已无主持能力，诸事由汉奸操纵”，并不准确，即便潘毓桂为局长的北平市公安局，也在昼夜为第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大量未走人员更改户口。至于“张部入城之部队，多已改为保安队，每日晨昏，日人训话”，前半句说明严宽根本不知独立第二十七旅为谁的部队，后半句所称实29日发生之事，第二十九军日籍顾问中岛在汉奸周思靖陪同下想找广安门事件的当事指挥官刘汝珍团长寻衅，官兵们以武力威胁，将其吓走。
鉴于北平流言甚盛，人心浮动，张自忠将宋哲元艳丑电发表于北平《晨报》，一为平息流言，二为安定百姓，但作用有限。
8月1日，张自忠得到阮玄武报告，大吃一惊。日军的《中国驻屯军声明》不再可信，张自忠立即召见独立第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和所属两个团长，见面只说了一句话：“不成了，你们快走！”
当晚，独立第二十七旅突围，虽在城外遭日军截击，但成功突出重围，奔赴张家口归入刘汝明部。
张自忠也曾想乘机突围，闻城外发生战斗，退回城内。剩余实力不足千人，仍控制北平城门，不允日军进入。为节省兵力，张令将北平部分城门以大缸装土填充。
此后，张虽实力尽失，但仍控制北平市政，本人在政委会大楼正常办公。日军恐张自忠脱逃，在城外设哨监视，引起北平百姓恐慌。
香月清司由此判断张自忠不是合作之人，“故于八月初左右，曾命上述之行元（日军顾问）及池宗墨（伪冀东政府官员）探询吴佩孚之意向……”[129]极具民族气节的吴佩孚大帅则以日军撤出中国为出山条件，将日人拒之门外。
据今井武夫回忆：
到了八月，日本军进驻华北（不含北平）以后，为了维持北平的治安，准备以江朝宗为首组成北平地方维持会，负责北平市政。这时张自忠奉宋哲元之命留驻北平，以冀察政委会代理委员长名义，依然是执行市政的负责人，还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由于这一关系江朝宗犹豫不定，考虑是否就任问题。为此，日本方面为谋求早日稳定时局起见，要求解散冀察政委会。[130]
日方之所以要解散冀察政委会，是因为这个机构原本就和他们不是一条心，更发现张自忠主持该机构后对日方的要求仍不予配合，且该机构的存在使得江朝宗等人不能安心效力于汉奸维持会。
和日方的意图相反，张自忠则力图维持冀察政委会的存在。8月2日上午，一个叫熊少浩的人对英国驻北平领事柯文称：“正通过福建人、亲日派的李孟鲁协商行政机构问题，下列选项正纳入考虑范围：(1)维持现状；(2)按照冀东模式，成立冀察防共自治政府；(3)冀察同中国分离出来，合并到满洲。”并说：“大约一周或更快，就能做出决定。”显然，张自忠力图“维持现状”，反对后两项，按照熊少浩所说，“如果两省与满洲合并，张自忠就会辞职；如此，张就会受到日本人的迫害。”[131]
张自忠在向日军提出解散北平维持会的要求未果之后，为了完成宋哲元交给的折冲任务，决定以改组冀察政委会的方式与日军周旋。
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有两个目的：一是以此敷衍日方，拖延时日，为第二十九军撤退备战乃至全国抗战的动员准备争取时间；二是维护冀察政委会的正统地位，有利于抑制汉奸傀儡组织的出笼和运作。
于是，8月3日张自忠以“在会不在平者太多，以致开会讨论事项不易进行”为由，将秦德纯、石敬亭、戈定远、门致中、萧振瀛、刘哲、石友三等委员开缺，而延聘张允荣、杨兆庚、张璧、潘毓桂、江朝宗等八人为新任冀察政委会委员。张此举显然只是出于和日寇汉奸周旋之需，并不真正具备与日人合作的意义，设张真要与日人合作，即会同意日人解散该会的要求而另立新会，并表明反蒋独立态度。不过日军要求解散冀察政委会的要求，却是证明日军侵略战争责任的重要证据。
香月清司因通县事件及未完成扶植实力型傀儡的任务，受到上司严厉责难，他十分恼火，当听说张坚不配合并有接纳反正的伪冀东保安队眷属之事，香月再也顾不得《中国驻屯军声明》不对北平行使武力的承诺，要求“逮捕张自忠，另行组成新的冀东政府，冀察政府应予解散，并认为当前由皇军之手实行军政为适当。此节已向军中央部作了禀报”[132]。
在人身安全受到日军威胁，自身也无实力支撑的情况下，张自忠已实在无法正常履职。连日来，派人与日方交涉谈判，日方也置之不理。8月4日，同盟社电称“午前九时半，日军某部队开入北平城。由前门入城，经长安街开入市内”，这可能是日军强行入城的先遣部队。 [133]日方要求张自忠“按照冀东模式，成立冀察防共自治政府”，或者同意“冀察同中国分离出来，合并到满洲”，此外，还要求“取坚决立场对付南京” [134]，即公开通电反蒋，这些都遭到张自忠断然拒绝。“日方重要人员”遂于8月4日谈话，对张自忠“已不信任”。[135] 鉴于对日折冲实在难以为继，张自忠遂于8月5日辞去所有代理职务，6日在《北平晨报》发表通告，正式向社会宣布。其本人随即隐匿于德国医院。
其实，日方起初对于留平的张自忠的合法性和重要性还是认可的，其向张提出种种要求，说明日方仍将张自忠作为正统交涉对象看待。此时如张自忠顺从日方要求，对日方提出的事项加以配合，那么张必为日方接纳并重用。但是，张自忠只是奉宋哲元之命行事，致力于掩护第二十九军撤退、办理大军撤退后的善后事宜、与日方交涉以缓和局势使古都免于战火等等，自始至终都丝毫没有其他的想法和行动。这也是张自忠留平绝非逼宫附逆的铁证。
8月6日的《北平晨报》报道说：
冀察政务委员会张代委员长，顷因病赴医院就医，会务现由该会驻会常委齐燮元、贾德耀、李思浩、张允荣、张璧负责处理，兹将张代委员长致常委原函，照录如下：
迳启者，七月二十八日晚奉委员长宋令开，本委员长赴保，所有会内一切事务，由张委员自忠代理等因奉此，遵即于二十九日就职视事，业经分别公布在案，当时军情紧迫，受命于危难之际，为国为民，义不敢辞，是以不避艰危挺身担任。现在北平附近军事停止，秩序恢复，爱和平之夙愿，逐渐实现，此后可由政治方面解（决）一切。唯自忠患病月余，同人共悉，近更身体精神益感不支，际此时事艰难，设有贻误，将何以对地方，踌躇再四，唯有速让贤能，以免愆尤，而维大局。查本会从前原有驻会常委之规定，代委员长负责处理政务，自忠现已辞去代理职务，即赴医院调治，所有本会事务，仍应沿用前制，由各常委共同负责，处理一切。贵委员原系驻会常委（致齐贾二委），学优识远众望所归（致李张张三委），为此函请查照即日到会办事（致齐贾二委），担任常委负责办事（致李张张三委），是所企祷。
8月7日的《北平晨报》继续就冀察政委会之变动发布消息：
日军进占北平
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张自忠，自上月二十九日就职后，曾于当日下午四时召开临时会议，讨论维持地方治安、稳定金融，及储备食粮诸问题，数日以来，一切会务，即本此原则照常进行。迨本月三日秦德纯等八委员开缺，同时发表张允荣、张璧、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邹泉荪、陈中孚等为新委员后，该会即拟定期开会一次，俾讨论一切，并举行新聘委员就职式。现代理委员长张自忠氏，业于五日因病辞职，会务已函请五常委员负责处理，同时新聘委员江朝宗亦谦辞不就，该会以会务诸端，亟待磋商解，特于昨日（六日）上午十时，在大楼召开常委会议，驻会办事常务委员贾德耀、齐燮元、李思浩、张允荣、张璧等五人均出席，讨论会务进行事宜，并商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日期等问题。闻各新聘委员将于全体委员开会时，同时就职云。
上述两段报道，有价值处为两点：其一，可以看出张自忠是5日辞职，6日见报，过去7日辞职的说法不确。其二，张自忠通过辞职声明和消息发布确定了自己辞职后冀察政委会的运作方式：即以驻会五常委共同议事决策，以求尽量延长冀察政委会的寿命，发挥其抑制汉奸组织的作用。
为了达成宋哲元赋予的任务，张自忠可谓竭尽所能，用心良苦。
8日，日军5000人列队举行“入城式”，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北平城，千年古都终于沦陷。14日，国民政府面对日军的无理压迫，宣布正式应战。中日两国从法律层面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8月19日，冀察政委会被“自动解散”。今井武夫称，江朝宗于同日就任伪北平市长，“接受冀察政务委员长的委托处理未了事宜”。[136] 实际上，张自忠从未委托汉奸江朝宗“处理未了事宜”，今井如此强调的目的，是为了赋予江朝宗和傀儡政权以“正当”的继承性与合法性。
应该承认，张自忠是代表冀察政权乃至中国政府在北平进行了最后的和平努力，因日军执意要改变中国华北的政权形式和政权结构而触犯中国的国家利益，且张本人作为和平代表也受到日军逮捕威胁，中国方面方不得不结束了和平努力。中方的态度和行为表明，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不是挑起中日全面战争的责任方。相反，愚蠢的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其解散冀察政府的要求并威胁逮捕中方和平代表张自忠将军的举措，充分证明了日方必须承担挑起中日战争的全部责任，这是当代反击日本右翼为侵略战争翻案最有力的历史证据。
4．流言和误解
张自忠留平后的流言，主要是亲日、附日、逼宫自代和附日逼宫，这既来自人们的无端猜测，也来自有人故意制造的谣言，产生误解的既有普通百姓和社会舆论，也有民国高层政要，甚至包括第二十九军部分将领。至于史学界，有些人也对张的行为不能理解而横加指责。
在20世纪30年代，对日交往和折冲谈判是一件极易招致国人误解并遭流言攻击的事情。国人面对日本没完没了的挑衅和压迫，激愤已达极点，人人恨不得立即与日人拼命。至于能不能打过日军，何时开战于中国有利，则鲜有考虑。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人们对事变的解决只剩下一个态度和一种声音——坚决主战和尽快开战。在此情况下，宋哲元、张自忠在事变前却经常与日军交往谈判，自然会招致国人的误解和流言攻击。尤其是张自忠，事变后相当长时间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全过程担任和平折冲角色，更成为舆论误解的焦点。人们不问目的，不管动机，更不顾效果，既不考虑全国由和平状态转至战时状态需要一定时间，也不考虑事变处置中需要有和平努力以证明日军的全面侵略战争责任，甚至对第二十九军需要时间进行战役集结也感到不耐烦，而简单地认为第二十九军有主导中日全面战争的权力，可以自行决定开战时刻，按此逻辑，主和就是亲日附日，谋和就是联日卖国。
宋哲元离开北平前，第二十九军已与日军进行了卢沟桥战斗和南苑之战，离开北平后，又发生了天津之战，人们并不知道宋在其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只把他离开北平脱离了与日人的接触当作他已有抗战决心及行动的证明。相反，人们不知宋留张自忠在北平的目的和内幕，只看到张留平后北平地区战事即停及张仍与日军谈判的事实，根本不知道宋在南苑之战后仍在阻止中央军北上、反对修筑沧保工事、以称病辞职方式推脱反攻责任的种种表现，于是对张自忠的留平进行了各种猜测。佟麟阁、赵登禹虽死于宋哲元的不当突围指令，南苑之战、天津之战和通县保安队反正虽非奉宋哲元之命发起，但确实为宋增加了抗战色彩。相反，张自忠的留平，虽奉宋哲元强令且有宋停止天津作战的配合，但外界不明内幕，因此误解张自忠当属正常现象。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在7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
闻人谈及二十八之战，宋氏事前未多布划，战时，军士忠勇异恒。而张自忠附敌，由南苑攻我军之后，并以阵势军情随时报告敌营，致我军大败。重要将领均殉（见报），兵士死者尤众。今宋已率残军退保定，但二十九军已损过半矣。[137]
吴的记载显属道听途说，但足见张自忠附逆的传说已遍及社会各界。就连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也在向外相艾登的报告中说，张自忠等人留平后，“中国报刊立即称他们为完完全全的卖国贼，并视他们为与殷汝耕同类的日本傀儡。”[138]
29日天尚未明，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奉张自忠之命在护送南苑入城部队，内有参谋训练班学兵刘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参谋训练班奉命突围进北平，只剩三十多人到中南海集中待命。入夜，西苑、北苑相继失守，日军已扫清外围，即将开始对北平城的总攻。我们以为二十九军能坚守北平。将近午夜，所有在中南海集中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官员和二十九军直属部队军官——包括参谋训练班，接到命令：到怀仁堂集合。怀仁堂一下被穿白衫裤和军装的人挤得满满的。等了一刻来钟，才见一位穿白绸衫的人登上了前面临时放的方桌上。我一看，是张克侠。他脸色阴沉。旁边有人喊：“注意听了，张副参谋长给大家讲话！”大会堂里立刻肃静紧张起来。我想可能是要坚守北平，完全没有想到他宣告的是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北平沦陷！他说：“诸位，宋委员长今晚已经去保定。他认为孤军无援，不能再打下去了！”他声调悲凉，心情沉痛，“他已经接受了日方的条件：‘限明早，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晨一时（应为二十九日晨三时），所有在北平城内的中国军队全部撤走，不准留下一个兵。北平治安暂由张自忠市长负责维持。’诸位愿意跟着走的，立即跟随部队出发，出西直门到保定集合；不愿跟着走的，可发给路费，自奔前程。现在离限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多钟头，各部队马上出发！”二十九军部队连夜仓皇撤退，北平从此沦陷。[139]
刘昭的以上回忆证明，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本身就是一个对张自忠留平很不理解的人，张克侠显然感到张自忠不应留下，而应随大军南撤，留下继续谋和折冲本身即是一种错误。张克侠是将宋哲元与张自忠在事变中的表现一概否定之人，他以为“雄师十万，曾不能快然一击，使仇寇坐大，未战而丧师失土，国人夺气。此莫不太息痛恨于宋、张也”[140]。以张克侠将军的思想和立场，爱国自无问题，但不当家者不知柴米贵，雄狮十万战线辽阔，不需要以和平折冲方式掩护集结吗？第二十九军若单独对日作战，后果如何？倘当时真的实现“快然一击”，大战提前爆发对中国是否有利？张自忠的和平折冲，对于证明日军全面战争责任有无意义？以张克侠的地位局限，自然不会虑及这些问题。因此，张克侠带着对张自忠留平的不理解及抵触情绪，将军部遣散后，即不再与张自忠配合而隐匿起来，失去了进一步了解张自忠事变表现及与张共患难的机会。至于他在40年代承认张自忠“奉命维持现状，继续折冲，冀挽救战祸于万一”，80年代又改口称张“逼宫”，则是他自己的道义问题。
刘昭本是第二十九军一名学兵，比之张克侠更不了解张留平内幕，因为他以后脱离了第二十九军，永远失去了解内情的机会，对张留平一事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然而，此公却以不明事变与战争区别的简单头脑，将事变中的和平折冲努力当作附日，在92岁高龄还向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写信反对政协文史委员会修改极左历史时期形成的文史资料，称此举为“篡改七七事变历史”，称修改后的文史资料“张自忠成了临危受命的英雄，宋哲元反成了贪生怕死的小人”，不知他如何面对自己留下的以上记载。有位年轻后生根据刘昭的回忆录写出“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曾是降日急先锋”的妙文，更是一个无知而可笑的黑色幽默。
宋哲元由平赴保，第三十八师特务团和教导大队与第三十七师一起南撤。路上，第三十七师官兵多揶揄第三十八师官兵，有人对第三十八师教导大队学兵谭世麟称：“你为什么走？你们师长当了皇帝了，你们还走干吗？”[141] 可见第二十九军官兵对张自忠留平的不解与不满。
不仅是第二十九军官兵，一般的百姓更会选择此一判断标准。如北平的百姓们见第二十九军撤走，独立第二十七旅换保安队制服在街上巡逻，又见张自忠安民布告，即称：“出了汉奸了，仗打不起来了。”
如果只是因为误解而产生流言尚属正常，但人为制造的流言则更具杀伤和误导作用。在某些人有意制造流言推脱责任、误导舆论的情况下，这流言和误解会来得更加猛烈。
7月29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最先接到了人为制造的流言报告：
限即刻到。南京斗鸡闸四号何部长：1015密。极密。1.演进日久之复杂化，俭晚实现。2.闻俭晚战争，张、石等部有参加日军行动之说，冯部伤亡极惨，艳丑全部撤退。宋、秦已走，平津形同失守。3.日人提出此间要员更动，艳（将）实现。自忠、燮元、允荣、毓桂、张璧、仲孚、觉生将主要政，汉奸全获胜利。4.据报此间现状，仅敷过渡，前途演变，不知胡底。中央若不予制裁，国事前途，更多荆棘。5.此间人士对宋等侥幸大位，不忠实不坚决之误国唾骂。6.艳子南海枪声过后，退入居仁堂之廿九军部员兵及特务团、军训团忽然乱溃，行辕所有物件悉被掳去。7.居仁堂已被张部进占。8.职等今晨始避居西什库教堂。职宽叩。艳。印。[142]
这是军政部北平潜伏参事严宽发来的电报。从电报内容看，显然属于不靠谱的道听途说。事实上，严宽在事变期间十分活跃，不断与秦德纯、冯治安甚至宋哲元见面，从他们这里得到第一手情报，然后向何应钦发出电报，电文数量不少，且基本符合事实，而唯独此电荒腔走板，大失水准，令人感到蹊跷。至于其人是否得到某种授意，抑或与张自忠存有个人恩怨，均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此电在误导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加深对张自忠误解方面，还是起到了作用。
平津是华北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在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丢失平津，即使牺牲所有冀察和第二十九军高级军政人员的政治生命，也未必承担得起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宋哲元内心十分在意失守平津之责，至死念念不忘。因历史上两次参与和领导反蒋之战，且近两年与蒋介石关系不睦，动辄以独立威胁中央，蒋介石必难释怀。如今，局势如此严重，虽尽全力配合，由张自忠折冲挽回大局的希望毕竟渺茫，平津失陷在即，如何防止平津失陷后蒋介石借此牺牲他的政治生命，是宋最为顾虑之事。
当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对日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的时候，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一致赞扬和拥护二十九军的英勇抗战，可是自从第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发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143]
以上是宋的秘书长王式九和咨议吴锡祺对宋哲元心态的描述。
7月29日，蒋介石、何应钦收到严宽和宋哲元的报告，自有其判断方式。因严宽是亲信，宋哲元是非嫡系将领，蒋、何显然会更相信严宽的报告，而会将宋哲元的“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当作宋的爱面子及推脱责任之举。蒋于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历代古都，竟沦于犬豕矣。”此说明蒋介石相信了何应钦转来的严宽电报，认张自忠已附日，平津已丢失。冯玉祥也在日记中有云：“张自忠在天津，干了那一回，损丢过去的名誉。”此说明冯也相信了流言。蒋、冯最担心者，是宋哲元为日人所屈。宋既离开，张却留下，且无一电报致中央自明，蒋、冯对张之误解也属正常。张自忠在平期间，未向蒋介石致电报告情况，原因有二：一是留平系宋所派，张恪守本分，只向宋报告；二是留平与日方折冲，谋求二十九军重返平津，并不符合蒋的意旨。
宋哲元29日致全国政要的通电，则加深了各界对张的误解：
分送各省市、各绥靖、各总司令、总指挥、各军师长、各院部会钧鉴：
哲元奉令移保，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特电奉闻，诸祈监察。宋哲元叩。艳。印。[144]
张自忠留平一事，按事实真相应表述为“所有北平军政事宜已命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然而宋哲元没有这样做，而是使用了“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的模糊语言，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宋的电报表面是为张自忠留平一事向全国军政要员做出解释，但要员们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宋迟迟不愿离平，是因贪恋和平，南苑作战失利和平失望才奉令移保；南苑和天津之战，宋部已有抗战事实，宋既未屈服，离平后将被迫为战；张留平为战，是宋的意图，张留平谋和，则是张出了问题，宋有民族气节，张必亲日附日。就连本集团的察省主席刘汝明和第一四三师官兵们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更不必说其他人。据刘汝明回忆：得知张自忠留平，犹如“晴天霹雳，使我大为困惑，荩忱决不致当汉奸，更不会出卖宋先生，可事实如此，如何解说。一时部队也大为愤怒，把张荩忱的像片（二十九军旅长以上将领的像片都挂在各级本部）统统撕毁”。[145]
不仅如此，宋于8月3日又向全国发出通电：
哲元之处置失当，当应受国家之严厉处分。刻下二十九军已委冯师长治安代理，并已蒙中央照准，哲元近日以来精神不振，拟稍事休息，再图报国，诚恐国人不明真相，特此掬诚报告，伏希谅察。[146]
紧接着，又发表《告二十九军官兵书》，强调：
我们为中华民国之军人，应尽保国为民之责任，要始终贯彻我们的精神，奋斗到底。凡我官兵，应知我国家已到生死存亡最后关头，我不杀敌，敌必杀我，大家应一致振作起来，本不屈不挠之精神和再接再厉的奋斗，前赴后继，死而后已。我们要有牺牲的决心，又有作战的能力，相信最后胜利，终归属于我们。[147]
暂时“休养”的宋哲元将军，以慷慨激昂的讲话，鼓舞官兵抗战士气，继续博取抗战英雄的美名，却无一语为留平的张自忠剖白，难道他“恐国人不明真相”误解自己，就不怕国人误解张自忠吗？
宋哲元将军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加上秦德纯、萧振瀛的辅弼，在取得冀察地盘以后，在对日折冲方面极尽委曲求全之能事，在对上对内方面又往往使用权谋。平心而论，宋哲元和秦德纯出于自保及维护团体利益，故意对张自忠留平一事含糊其辞，也是出于无奈。但长期以来，冀察政权和第二十九军有些部属为了片面维护宋哲元的形象，有意为宋隐讳的行为实属不当。至于有些人为了发泄私愤在20世纪60年代将流言当作历史事实，对张自忠攻击污蔑，实为漠视民族大义而发泄个人私怨的道德品行问题。有人有意以流言抑张扬宋的举动，不仅不能改善宋的形象，反会损害宋的形象。至于有些历史工作者考证不细，或出于猎奇心理利用流言，则属学风问题。
虽然关于张自忠留平的谣言、流言很多，但实际上都经不起一手资料和事物内在逻辑的推敲。把那段历史的真相还原之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自忠的留平非但不是逼宫附逆的政治污点，反而体现了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的高尚人格，这是那些私心重、格局小、患得患失之人不可能承受之重。
20世纪60年代起，政协创办了《文史资料选辑》，原第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出身的一些政协委员，出于不同目的对张自忠留平一事进行了不实的记述和评论，如《“七七”事变纪实》《二十九军与冀察政权》《蒋介石派萧振瀛破坏抗战的内幕》等回忆文章中关于张自忠的许多说法经不起严谨考证。再如，曾任第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主任的李世军，于1981年在《江苏文史选辑》第四辑发表长篇回忆《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讲述了一些中央与第二十九军关系的内幕，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其对张自忠“亲日”及留平的记述多系道听途说、妄自揣测，明显不符合事实。[148]
11月18日，秦德纯见冯玉祥，汇报第一集团军动态，并称“见委员长，着其将张自忠保出，使赴军前效力，一切已切（实）照办，将于今日午后同赴前方。”
此前，秦德纯奉宋哲元所派，赴南京活动。4日晚9时，何应钦在卢沟桥第二十五次会报中称：“秦市长云，奉委座谕：廿九军应照中央颁布之编制改编。又云该军除损失外，现有者计，132D七个团、37D九个团、38D六个团，保安队三个团，共25个团等语。由曹次长与宋接洽商办。”[149]即使不算天津保安队，第三十八师明明有九团编制，秦却将第三十八师说得兵力最少，这是否说明秦意在蒋、何面前突出“张自忠平津丧师失地”的印象？是否说明秦存有弃张保宋之意图呢？不得而知。
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得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蒋介石最担心的是宋哲元被日人所屈，事实是宋最终并未被日人所屈，加之宋仍有雄兵十万，为抗日之所需，故蒋曾对记者言：宋的责任，不必重视。
误解产生流言，流言又加重误解。但随着事情的进展，流言一边产生，也在一边破灭。蒋介石最担心出现华北将领与日军合作之事，故对张自忠的留平极为关注。但其误解，大致也只持续到了8月4日即开始消散。本日得到了独立第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严宽报告）及张自忠改组冀察政委会的消息，在蒋看来，张若附日，日军即不会将其部队缴械，张也不会再顶着“冀察政务委员会”这块过时的招牌。
另外，蒋介石于8月初在庐山召见胡适之等北方学者，对消除怀疑也有正面作用。陶希圣回忆说：“八月初，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龄、胡适之、梅贻奇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夫人亦在座。委员长和夫人都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夫人并以空军的情形相告。张伯苓先生一开口，老泪纵横，说道：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南开算什么？再办一个南开！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150]8月6日，随着张自忠宣布辞去一切代理职务，蒋介石对张的疑虑彻底消失。
但冯玉祥、熊斌、萧振瀛、张克侠等人对张自忠的疑虑并未消失，这些人怀有张自忠在北平一时冲动做了糊涂事的认识，反不如孙连仲、徐永昌更洞察内情。至于第二十九军其他各部及外界舆论，对张自忠的误解仍在持续。
8月21日，宋哲元离开部队到南京见蒋介石，受到蒋的礼遇，任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关于宋此次见蒋的情形，王式九有一段描述：
宋哲元这次到南京见蒋，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蒋介石不但当面对宋说了些慰勉的话，而且在一次中央军校纪念周上讲话为宋开脱责任，把宋在华北的一切对外措施，都说成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一切问题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也就是由他蒋介石负责。蒋之所以这样说法，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他的伟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宋笼络住作他的工具。他还对宋说，所有关于部队的作战指挥与饷项供给等问题，已指示各有关部门做出周密的布置，保证前方将士不至感到任何困难，最后问宋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宋说：还有在冀察任内用去的一批款项（这是截用的关、盐、统税及铁路收入，数目很大，具体数字不详）尚未报销。蒋说，快开个单子给他看。随即将一大批无凭无据的款项开支，也由蒋批销了。宋在南京停留了几天，分别会见了参谋本部、军政部有关负责人，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就如释重负地离开南京，回到沧州总部。[151]
从以上描述，看不出任何宋哲元向蒋介石解释张自忠留平的记载。事实上，宋哲元此次见蒋确实未言及此事，既然蒋介石主动表示要承担平津责任，不主动询问宋离北平之事，宋自无主动交代的必要。问题是蒋介石表示要为丢失平津负责，不追究宋哲元的责任，宋真的相信吗？如果认为宋真相信蒋的承诺，就把问题看得太过简单了。事实上，宋哲元根本不相信蒋会真的永远替他承担平津责任。这个责任是永远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置宋于死地。
宋于归队后到前线视察，因担心第五十九军的指挥问题，特召代军长李文田谈话，询问部队的指挥情况。李文田当即表示：为了有利抗战，最好能把张自忠请回来加强第五十九军的作战指挥，并给宋看了张自忠以隐语写的手条：“学校既已开学，岂有不前往上课之理。”
这是张自忠致李文田等人的第二个手示，表示自己要归队抗战。宋当面表示很好，但并未付诸行动。
【注释】
[1]《国闻周报》第14卷，第26期。
[2]《上海方唯智来电》，《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第122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4]《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页。
[5]《申报》1937年7月7日专电：冯治安应秦德纯电邀，今晚抵平。冯秦定8日联合欢宴石敬亭等。——作者注
[6]《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页。
[7]参见《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第108～109页。
[8]《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第194～195页。
[9]《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164页。
[10]台湾国史馆 蒋档 卢沟御侮（四）典藏号：002090105004104。
[11]参见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12]《刘汝明回忆录》，第185页。
[13]《蒋中正电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90105-00003-533。
[14]《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86页。
[15]《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39页。
[1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39页。
[17]《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8页。
[18]《王子壮日记》第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编印，第191页。
[19]《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34页。
[20]何智霖：《<阎锡山档案>选录——卢沟桥事变史料》，《国史馆馆刊》复刊第31期，第90页。
[21]《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5页。
[22]《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5页。
[23]《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7～38页。
[24]《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9页。
[25]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1页。
[26]参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53～154页。
[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第十五次会议记录》，《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6页。
[28]《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181～182页。
[29]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13日。
[30]《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317页。
[31]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62册，第323页。
[32]《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53～154页。
[33]同上书，第173页。
[34]《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第511～512页。
[35]《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会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235页。
[36]《申报》，1937年7月15日。
[37]《卢沟桥事变日志》，《近代中国》1998年第125期。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第十五次会议记录》，《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59页。
[39]《王子壮日记》第四册，第197页。
[40]《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167页。
[41]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革命文献》第106辑，第146页。
[42]《秦德纯等电沪辟谣》，《申报》，1937年7月17日。
[43]《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322～323页。
[44]《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322～323页。
[45]同上书，第324页。
[46]转引自马仲廉：《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第80页。
[47]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4～5页。
[48]《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189页。
[49]天津《大公报》，1937年7月19日。
[50]田代因心脏病于16日去世。
[51]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337页。
[52]《王子壮日记》第四册，第202页。
[53]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21日。
[54]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94页；《卢沟桥事变风云篇》，第268页。
[55]《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90、191页。
[5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90、191页。
[57]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94页。
[58]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10300001027。
[59]《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92页。
[60]桂李电廿九军将领贡献抗敌意见，承办机关号次：提字第282号。栏别：桂李、冯治安。核转机关：邮检讯 、第二处。原发报月日：桂林。七十五电，平。
[61]《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8页。
[62]苗培萌：《我所知道的张自忠》，《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9册，第916页。
[63]调查统计局呈蒋中正广西李宗仁电第二十九军将领贡献抗敌意见及冯治安谈对时局之态度等情报日报表，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80200-00482-183 1937/07/23
[64]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62册，第323页。
[65]《申报》，1937年7月15日。
[66]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62册，第323页。
[67]引自《卢沟桥血战纪录》，东北图存出版社1937年版。
[68]《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会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236页。
[69]徐柏园：《悼张荩忱将军》，《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89页。
[70]《申报》25日专电。
[71]《申报》25日中央社电。
[72]《申报》25日专电。
[73]《申报》26日上午1时急电。
[74]马彦翀：《纪念荩忱将军》，《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66页。
[75]《京报》，1937年7月20日。
[76]《京报》，1937年7月20日。
[77]《申报》，20日中央社电。
[78]《平津中日双方昨晚均有重要会议》，《申报》，1937年7月26日。
[79]刘健群：《银河忆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101页；《申报》，25日专电。
[80]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上海市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合编的《史料选编》，1987年第一期。
[81]《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225页。
[82]董升堂：《二十九军南苑血战突围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08辑，第58页。
[83]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90105004215。
[84]《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205页。
[85]台湾国史馆 阎档 典藏号：116-010108-0372-071（此电为俭丑电，发出时间为27日1至3时，研究者多误用为28日。——作者注
[86]《今井武夫回忆录》，第50页。
[87]鲍毓麟：《萧振瀛事略》，《华北危局纪实》，第76页。
[88]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90105004592（国史馆收录说明误记为28日）。
[89]台湾国史馆 蒋档 典藏号：002090106012027。
[90]李景铭：《卢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第112页。
[91]《秦德纯回忆录》，第181页。
[92]《徐永昌日记》第4册，第91页。
[93]《华北危局纪实》，第65页。
[94]《秦德纯回忆录》，第181～182页。
[95]陈继淹：《悼张荩忱将军》，《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八，第70页。
[96]《在抗战前线的张自忠》，郑光昭编《抗战业刊》第四辑，1940年3月再版，第125～126页。
[97]台湾国史馆 阎档 典藏号：116-010108-0374-071（此电为感午电，发出时间为28日中午，国史馆档案收录时误记为27日）。——作者注
[98]李景铭：《卢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近代史资料》总65号，第111页。
[99]《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通电》，《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一，第1页。
[100]明道广在《日本军离间宋哲元与张自忠的阴谋》一文中说：“日本人并在张自忠的面前造谣离间，说二十九军已不听宋哲元的指挥，日本要张出来维持和平。张自忠在这种情况下，由天津到北平。三日后，也就是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才去见宋哲元。因为当时局势非常紧急，张擅离天津军政职守，令宋非常不快，但张的要求非常坚决，威胁宋尽快离开北平。他有办法与日方和平处理卢沟桥事件。” ——原载《传记文学》67卷第一期，1995年7月号。
[101]《今井武夫回忆录》，第51页。
[102]《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下册，第1087页。
[103]孙宝贤：《书张自忠将军生前一段话》，《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87页。
[104]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105]见董升堂的回忆，《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5页。
[106]傅家骏：《追述张总司令》，《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180页。
[107]阮玄武：《张自忠将军临危受命》，《抗日名将张自忠》，第86页。
[108]张克侠：《纪念荩公先总司令》，《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第297页。
[109]李景铭：《嗛斋日记》，1937年7月31日日记；《宋哲元致张自忠密电》，《晨报》1937年7月31日。
[110]《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3页。
[111]《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202页。
[112]同上书，第206页。
[113]台湾国史馆 阎档 典藏号：116-010108-0374-089。
[114]台湾国史馆 阎档 典藏号：116-010108-0374-096。
[115]《宋哲元呈蒋介石何应钦电》，见《革命文献》第一○六辑。
[116]《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93页。
[117]《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近代史资料》总8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118]《孙连仲致钱大钧密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29页。
[119]张庆余：《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75页。
[120]台湾国史馆 阎档 典藏号：116-010108-0374-099 。
[121]台湾国史馆 阎档 典藏号：116-010108-0374-094 ；《申报》，1937年8月1日第5版。
[122]《申报》，1937年8月2日。
[123]台湾国史馆 阎档 典藏号：116-010108-0376-001。
[124]台湾国史馆 阎档 典藏号：116-010108-0376-009。
[125]台湾国史馆 阎档 典藏号：116-010108-0376-022。
[126]李景铭：《嗛斋日记》，1937年7月29日日记。
[127]《今井武夫回忆录》，第59页。
[128]《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231页。
[129]《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近代史资料》总85号，第85页。
[130]《今井武夫回忆录》，第67页。
[131]转引自张皓：《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七七事变期间的张自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81～82页。
[132]《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近代史资料》总85号，第83页。
[133]《日军开入北平城》，《申报》，1937年8月5日。
[134]《张自忠被迫去职》，《申报》，1937年8月7日。
[135]《日不信任张自忠》，《申报》，1937年8月7日。
[136]《今井武夫回忆录》，第59页。
[137]《吴宓日记》第六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
[138]转引自张皓：《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七七事变期间的张自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81页。
[139]刘昭：《张克侠同志的介绍信》，《佩剑将军张克侠》，第77～78页。
[140]《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1937年7月29日日记，第3页。
[141]谭世麟：《张将军的生前与死后》，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3期，第31页。
[142]《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228页。
[143]王式九、吴锡祺：《宋哲元及所部在抗日战争初期的表现》，《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53页。
[144]《宋哲元致全国政要公开电》，《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212页。
[145]《刘汝明回忆录》，第186页。
[146]《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为二十九军军事委冯治安代理之通电》，《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205页。
[147]转引自吕伟俊：《宋哲元》，第293～294页。
[148]20世纪80年代，张将军女儿张廉云闻李世军在京卧病，前去看望，聊谈中问及李为何如此写张，李支吾其词，无以作答，只是说他以后还会写文章云云。——作者注
[149]《卢沟桥事变第二十五次会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275页。
[150]陶希圣：《由牯岭到南京》，台北《传记文学》第9期，第16页。此处胡适的话，表面看似是替张自忠说情，实际上却表明了胡适不愿对日作战的一贯立场。值得玩味的是，后来张自忠战死于抗日沙场，颂者如云，而胡却不置一词。倒是汪精卫死后，胡颇为痛心，在其日记中写道：“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作者注
[151]王式九、吴锡祺：《宋哲元及所部在抗日战争初期的表现》，《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5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