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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从军后，一直过着与家人别离的生活。按冯玉祥的规定，营以上军官方可携带家眷。1922年，张自忠任学兵团团附兼步兵营营长，驻兵开封，见局面比较安定，遂将张夫人和两个儿子廉珍、廉静接到开封，一家人终于团圆。此后，张夫人除1926年南口大战时返回临清暂避外，一直跟随张自忠辗转各地。

1923年，冯玉祥调京就任陆军检阅使。张自忠一家随之迁京，住在南苑。

8月，女廉云生。冯老太太在山东老家听说有了孙女，便偕自明和两个女儿，兴冲冲地来京看喜。这时，自忠一家已由南苑移至北京城内旃檀寺。冯老太太到京后就在这里住下了。

张自忠侍母至孝。母亲的到来，使他不胜欢喜。他倾尽所储，为老人家买了狐皮袄、裘罗被和寿衣等贵重物品。每天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大声喊娘，若看到母亲稍有不快，就问：“娘，是谁惹您不高兴了？是不是二小他娘？”倘若母亲不吱声，他便要向家人查问个究竟，绝不准任何人惹老人家不快。

冯老太太在北京住不惯，加上思乡心切，住到次年的4月间，便嚷着要回去，自忠留不住，只好答应。临行前，他让全家与老人合影留念。

乘北京到山东的火车要在北京东站上车。自忠把母亲送上车厢，自己也跟进来，陪老人说说话。临开车时，他借口出去买点东西下了车，冯老太太信以为真，当火车鸣笛启动，仍不见自忠回来，老人家忙不迭喊着儿子的乳名：“俺宝勤呢？俺宝勤呢？”她哪里知道，自忠并未去买什么东西，而是一直躲在站台的一根大柱子后面，默默地望着母亲远去。他之所以这样，为的是免得母亲因离别而伤心垂泪。这就是张自忠的为人，他替别人想得很周到，有什么痛苦或难处全都自己担着。

冯老太太于返乡后的第四年去世。当时，张自忠因未接到音信而没能回家奔丧。在北京东站的送别竟成为他们母子的永诀！

1927年，张自忠第二次驻开封，家人住在市内木杭街租赁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此时，他身兼二十八师师长、西北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警备司令三职，公务繁忙，回家无定时，常常是处理公务时骑着自行车顺便回家看看，又匆匆离去。

1928年，长子廉珍18岁，在开封军需学校就读；次子廉静11岁，就读于洛阳今是学校；5岁的廉云则入托河南省政府幼稚园。同年冬，张自忠返乡探亲，将10岁的侄女廉瑜（自明之女）携至开封，与家人一同生活，后来又把她送入开封今是小学读书。

二十五师有时在开封国民大戏院包场，张夫人常带着女儿、侄女与官兵一同看戏。名角高媚兰主演的《天女散花》和《一元钱》是当时最享盛名的曲目。开封的相国寺如同北京的天桥，是民间艺人谋生活的地方。张夫人也时常带着廉云、廉瑜到这里听河南大鼓、河南坠子和各种说唱，饿了就在街头买点小吃，生活十分俭朴。

驻开封的两年，是西北军的鼎盛时期。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生气勃勃。张自忠一家人也是和和睦睦，十分愉快。

1929年底，也就是中原大战的前夕，张自忠遭人诬陷而一度失意。一家人迁往西安，住在二府街二府园22号。此时的西安市长为萧振瀛，常来家中看望张自忠，从此结下交情。后来，两人交往密切，结拜为异姓兄弟，萧对张的军政生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个时期，张自忠的长子廉珍已从开封军需学校毕业，分配在西安市的省财政厅工作。

张自忠赋闲在家，有时与朋友打打牌，有时带着廉静、廉云和廉瑜到“易俗社”看王天民、康顿易主演的秦腔，如《蝴蝶杯》《柜中缘》等等。

一个人由日理万机突然变得无所事事，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原来就寡言少语的张自忠，这时更少说话了。在两个儿子当中，他更喜爱次子廉静。小廉静长相英俊，聪明活泼，张自忠无事常逗儿子玩耍，聊以排解烦闷。可能是指望小儿子长大成才的缘故，张自忠喊廉静不是按惯例叫“三小儿”（廉静大排行第三），而是像队伍上点名一样直呼其名，小廉静则像士兵一样答应。

一次，张自忠高喊：“张廉静！”

“过来给我唱一段《南阳关》！”

“是！”小廉静赶紧跑过来端坐在父亲跟前，小腿一盘，开口就唱：“恨杨广斩忠良，谗臣当道！……”

这是一出京戏，讲的是隋炀帝弑父篡位的故事。张自忠让儿子唱这出戏，显然是借以表达内心的愤懑之情。

尽管心情不好，张自忠还是很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他把廉瑜、廉云送入西安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读书，并聘请了一位姓石的女教师，为廉静、廉瑜和廉云补习功课。

1930年初，张自忠被冯玉祥重新起用，出任第十一军副军长，不久又兼任该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家人也由二府街迁至大学习巷，后来又搬到梁府街。

西安的冬天比较冷，屋里都生着一大盆木炭火。张自忠喜欢用炭火烤馒头片，然后夹上黄油作为早餐。西安的羊头肉与有名的临清羊头肉类似，也颇合他的胃口。

从1926年以后，陕西持续干旱，加之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西安长达10个多月。许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一天，廉珍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饿倒在地，生性忠厚的廉珍于心不忍，就把孩子领养了。起初，他没敢把此事告诉家里，而是把孩子领到办公室，用自己的工资养活着，还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学义”。不久，张自忠知道了，就把学义收养下来，后来又帮他成了亲。

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后，张自忠带着部队开赴河南参战。张夫人和孩子们则迁居北平^[1]，在司法部街后身租了一个小四合院。从此，张自忠一家除因政局动荡临时迁移外，一直定居北平。

到了夏天，中原大战仍在继续。张夫人突闻自忠在战斗中负伤，急忙赶往郑州看望，到后才知道是讹传。返平后，全家迁至兵马司胡同。

1931年春节前夕，长子廉珍在北平结婚。张自忠在山西忙于部队改编，婚礼由自明主持。年底，长孙庆宜在郑州出生，40岁的张自忠做了爷爷。

1932年，张自忠一家由兵马司胡同迁至李阁老胡同，住进一个四合院。

次年春，山东临清因干旱歉收，发生饥荒。刚从长城抗战前线返回察哈尔的张自忠，闻悉家乡灾情，急忙自费购买4万斤小米，由察哈尔运至唐园，赈济灾民。唐园附近30里的农民每家都分到一点。另外，还在临清县城开设粥场，免费为饥民提供小米稀饭。

1934年春，张自忠带领第二十九军一批干部赴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廉静病殁。

廉静于1933年冬患染伤寒，找中医诊治未见好转。张自忠赴庐山后，自明见侄儿久病不愈，便将他接回山东老家养病，希望家乡的清新空气能使侄儿康复。张自忠在庐山得知廉静病重，让自明赶紧把廉静送进协和医院，但此刻为时已晚，廉静已被送回临清。在唐园，由于医疗条件差，廉静的病情越发加重，不久即夭逝。时年不满18岁。

廉静的死使全家惊骇。张夫人更是痛不欲生，精神受到很大打击。

廉静生前深得张自忠钟爱。与忠厚老实的廉珍不同，廉静长得英俊威武，一表人才。他性格倔强，坚毅勇敢，为人处事酷似乃父。张自忠也确实对他寄予厚望，期盼他长大后能有出息。1932年，廉静与过之翰的次子过家宾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十期。不料，分管他们的连长竟是中原大战中曾与张自忠部队打过仗的一个家伙。此人未忘旧恨，乘机报复，对廉静百般刁难，如白天让他在酷日下持久立正，晚上则令他目不转睛地看电灯泡。廉静无法正常学习，一气之下与过家宾返回北平。

张自忠见儿子从军校跑回来，怒不可遏，厉声呵斥：“你开小差，做了逃兵，你孬啦！”说着就要动手教训他。廉静不服气，反驳说：“我没孬，我没给你丢脸！”接着，把事情的原委诉说一遍。张自忠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也就不再责备儿子了。实际上，儿子的倔脾气是他很喜欢的。

7月，张自忠从庐山归来，此前他已知道廉静的死讯。据廉瑜回忆，他脸色蜡黄，精神忧郁，回到家中，一言不发，不停地从后院走到前院，又从前院踱到后院，眼中噙满泪水。一个自己钟爱并寄予厚望的儿子，竟先自己而去，张自忠内心的悲楚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将痛苦埋在心里，默不言表。

张自忠一向不大过问家事，家中大小事务均由自明与张夫人协商办理。

1934年第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后，高级将领纷纷在北平购置房产。张家也在椅子胡同买下一处房产，旧主是北洋时期曾任总统侍卫长的徐邦杰。新房院落很大，房屋百余间，还有花园亭台，占地十几亩。但因徐家已经破落，房屋多年失修，自明操持修缮数月方告竣工。1935年初，张家正式迁入府右街椅子胡同新居。^[2]

由于政局比较安定，房屋也增加了，张家随之进入鼎盛时期。自明一家从临清来，廉珍一家从郑州来，与张自忠夫妇一起生活。家中雇请了厨师、花工、司机、锅炉工和看门人，还给每个小孩请一个保姆，上上下下加起来共有四五十口。这个时期，张自忠自费购买了一辆旧的黑色雪佛兰轿车。他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用的是一辆绿色轿车。公车只有公干时才用，私事和家人一律用自家旧车。

张夫人没念过书，但通情达理，富有涵养，待人很宽厚，对子女和侄子女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家中许多具体事务由自明操持，遇有不当之处，张夫人也不计较。

张将军亲属合影。前排左起：侄女廉珺、三孙庆隆、侄孙庆平；中排左起：二孙庆安、弟媳吴敏贤、夫人李敏慧、侄孙庆凯、七弟自明、长孙庆宜；后排左起：侄女廉琚、侄女廉瑜、长子廉珍、侄子廉瀛、女儿廉云。

张夫人是在旧礼教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很重视旧道德，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家中长幼有序，规矩颇严。廉瑜、廉云等几个女孩，没有大人带领不能单独外出，穿着不能太时新，也不许烫头，更不能随便与男人接触，外出看节目，只能看戏，不得看电影。在张夫人看来，电影有伤风化。有一天，电影院放映麦克唐纳主演的《璇宫艳史》，张自忠从外面带回几张票，让全家去看，算是一次例外。当看到银幕上接吻的镜头时，张夫人赶紧让女孩们捂上眼睛。

在思想风格上，张自忠也比较保守；但他毕竟见多识广，与张夫人有所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还是乐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比如，在外地给张夫人写信，有时称“贤妻”，有时则称“敏慧同志”，当时对妻子用“同志”的称呼尚不多见。在穿戴上，也是不拘一格，长袍马褂、中式裤褂、西装都可以穿。他也不迷信，从不搞上供烧香、祭鬼敬神那一套。

张自忠虽身居高位，但生活俭朴，吃的都是家常饭，并无山珍海味。偶尔到附近的老字号“庆林春”，也不过买个熬黄花鱼。早晨，一般要喝一个生鸡蛋，由侄女廉瑜先用开水烫一烫，然后他自己打开喝，他还喜欢喝炼乳，喝棒子面粥，吃家乡临清做的臭鸡蛋。

张自忠与张夫人是典型的旧式夫妻。两人都寡言少语，不苟言笑，思想上也都比较守旧，所以夫妻关系严肃而刻板，但他们彼此尊重，感情深挚，从未红过脸。张自忠平素虽比较严肃，但偶尔高兴起来也是有说有笑，十分风趣。住进椅子胡同时，张夫人已40多岁。一天，张自忠来了兴致，把妻子的上衣拿来披在自己身上，对夫人戏谑说：“你看看，都有孙子了，还穿花衣裳！”逗得张夫人也乐了。

张自忠很喜欢孩子。每天从外面回来，总爱抱抱孩子，儿女大了，就抱抱孙子。自从廉静死后，他更钟爱廉云、廉瑜两个女孩。女儿廉云俊美秀丽，聪明伶俐，惹人喜爱；侄女廉瑜则快言快语，活泼爽直，被张自忠视若亲生。每逢外出，常给她们买些衣料、首饰。但他并不溺爱孩子，对他们要求很严，不准佣人和警卫人员称他们“少爷”“小姐”“太太”。长子廉珍忠厚老实，但事业上没什么成就，侄儿廉瀛结婚后也没出去做事。张自忠觉得他们没志气，不成才，不太搭理他们。1936年春节，他从天津回北平家中过年，特地把子侄们都叫到面前，训诫说：“你们都要好好做人，有志气的出去做事，不要仰仗父辈余荫，自己从头做起；没本事的就在家读书学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不要坐吃饱蹲。”他还旁引冯玉祥的话说：“谁要在家当少爷，谁就是双料混蛋！”

还有一次，他从外面回来，刚进门，看见两岁的长孙庆宜调皮地穿着张夫人的花棉袄，摇摇晃晃地嚷嚷：“打你王八蛋，打你王八蛋！”张自忠一听，这么小小年纪就学会了骂人，便唬起脸说：“胖小，骂人不给饭吃！”说来也怪，打那以后，小庆宜再没骂过人。

张自忠自1917年在廊坊投奔冯玉祥后，随军征战南北，军务十分繁忙，其间只有两次得暇返乡探亲。

第一次是1928年12月，回乡为母亲“成主”。

冯老太太是同年2月在山东临清去世的。老人过世前曾险遭土匪绑架，受了惊，几个月后不幸病逝，享年79岁。当时，家人鉴于临清被敌视西北军的奉系军阀张宗昌盘踞，担心张自忠回乡奔丧太危险，因而未将噩耗告知于他。直到1928年夏二次北伐，西北军马鸿逵部打到临清，张自忠才从家信中得到母亲病故的消息。惊闻噩耗，悲痛万分。

张自忠16岁丧父，此后即由母亲一人抚养，这使得他对母亲有着更深的感情。他对自己未能侍奉母亲临终而深感愧疚。接到家人来信，他立即请假要求返乡奔丧，但因“二次北伐”正处于紧要阶段，冯玉祥没有准假。

按鲁西乡俗，老人去世一周年左右，后辈要举行“成主”（又叫“点主”）仪式，也就是请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辈，用新毛笔蘸上刚宰的白公鸡鸡冠血，在神主牌的“主”字上头的一点处，重点一笔红，故名“成主”。神主牌一经“成主”，就算“生效”，即成为亡人灵位的化身。然后，孝子将神主牌捧回家中，置阁永久供奉。

到了12月，时局平静下来。为了给母亲举办“成主”仪式，张自忠再次向冯先生请假，仍未获准。他再也按捺不住，跑到冯玉祥跟前痛哭说：“先生，我跟您在军队里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对母亲尽一天的孝心。病了，没有侍奉汤药；死了，也不在身边；接到信，我又没有去奔丧；现在‘成主’，我若还不到坟上去拜一拜，还算得什么人？不让我回去，我就什么也不干了，宁愿回家种地！”冯先生听了这番哭诉，感到自忠孝心可嘉，终于准了他7天假，并派河南省民政厅厅长张吉墉代他参加“成主”仪式。

次日一早，张自忠带着张夫人、次子廉静、女儿廉云及六七个随从，从开封出发，乘火车到邯郸，然后在邯郸包租两辆大卡车，直驶临清。

车抵唐园，已是黄昏。未到村口他就下了车，让夫人一行先回家，自己则悄然来到村南父母墓地。家人见到张夫人，而未见自忠，就遣人到墓地找寻，果然见他独自一人在墓前垂泪。

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怀念和哀思，张自忠把“成主”仪式办得很隆重。应邀点主的长辈是临清一带的名绅孙七爷和郭三爷。张自忠披麻戴孝，同兄弟们一道叩拜了母亲的亡灵。几乎所有亲友都参加了仪式，驻防临清的马鸿逵也应邀而来。为招待亲友和来客，张家共摆设了3天酒席，过后，张自忠还为母亲立了碑，碑铭是返乡前请西北军总参谋长石敬亭将军题写的。

张自忠在外面做了师长，被唐园的乡亲们视为“大人物”，大家对他是既敬又畏，不敢接近。但张自忠对待乡亲仍同先前在家时一样，平易随和，不分贵贱。在街上见到乡亲们，总是亲热地打招呼，或蹲下来说说话，乡亲们都感到很亲切。

对于老弱、穷困的乡亲，张自忠很关心他们的生计，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接济和帮助，平常积蓄的一点钱几乎用光。

这次回家，他发现自明10岁的女儿廉瑜活泼开朗，心直口快，总是围着他问这问那，十分可爱，决定把她带出去读书，与家人一起生活。

7天的假期很快就到了。临行前，张自忠带领家人向供奉在大北屋正中的母亲牌位和遗像叩拜，并又一次来到父母墓地行礼泪别，然后乘车返回开封。

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后，局势趋于平静。同年底，张自忠第二次返乡，参加侄儿廉瀛的婚礼，并祭扫父母陵墓。

此时，张自忠任第三十八师师长，驻防平定。这次返乡，他带着全家七八口人乘两辆卧车，并有一个警卫排分乘两辆大卡车随行，声势比上次大了许多。他身着深灰色哔叽棉袍，头戴一顶黑色平顶礼帽，神情轻松愉快。

途中，他们在河北南宫宿了一夜，受到驻防此地的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的热情招待。得知白师长正在为母亲做寿，张自忠送了一份寿礼，白师长则回赠一架喜幛，作为对廉瀛成婚的贺礼。

山东武城是殉难的滦州起义领导人王金铭烈士的故乡，车经此地时，张自忠特地下车，看望了王金铭的家人。他一直很敬仰这位与冯玉祥先生一同战斗过的革命前辈。早在1928年，张自忠就奉冯玉祥之命，将当年出卖王金铭的叛徒张建功父子活埋，为烈士报了仇。

从武城上车，向西南直驶50公里就是临清，在三里阁跨过运河，然后直达唐园。此时已值傍晚。张自忠是个不爱张扬的人，仍同上次一样，离村老远就下了车。小廉瑜随伯父回乡探亲，心中既兴奋又得意，大声嚷嚷：“按喇叭，按喇叭！”张自忠一声没吭，步行到了村里。

张自忠认为，孩子结婚不能同老人家“成主”一样，应该喜事新办，不要送帖，更不要收礼。所以，廉瀛的婚事，二十九军很少有人知道。

自明的意思是由自忠做主婚人，但自忠坚请长兄自修主婚。自修与自忠是同父异母兄弟，在家族中威信不够，可越是这样，自忠越觉得应尊重他。

在家的几天里，自忠先后登门看望了分居的自修、自清和自严几位兄长，送他们一些衣料和平定土产。

村里的乡亲们从未坐过轿车，因而十分好奇。自忠让司机把两部卧车都开出来，让乡亲们轮流乘坐，乡亲们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临清县长徐子尚得知张自忠回乡，前来探望。自忠留他吃饭，并让他上座，徐谦辞，自忠风趣地对他说：“我回家是私事，是老百姓，是你县太爷的属民，你不要客气。”事后，徐对人说：“我还没见过这么没架子的将军。”

这次返乡，张自忠在临清城里也有些活动。为救济穷困百姓，他给县粥场捐了1000元，给唐园和邻村前、后幞头的穷乡亲留下2000元，供年景不好时接济之用。他听说县里的武训高等小学经费拮据，难以为继，捐了500元。过后又给临清私立回民育才小学捐赠数百元。此外，张自忠还应邀检阅了县民团。民团指挥赵仁泉曾是他任学兵团长时的学兵。他问赵：“你带兵还用咱西北军的那一套吧？”赵回答说：“劈刀、刺枪还练，木马、杠子（即单杠）不常练了。”张自忠说：“还是练的好。”他见场边有一副单杠，便走过去连着翻了三个大车轮。大家见他四十多岁还这样身手矫健，都热烈鼓掌。赵仁泉深受触动，过后立即恢复了木马、杠子训练。

为廉瀛办完婚事，为父母扫了墓，张自忠就动身返防。没想到，出村时，唐园的乡亲们已自发地聚集在村头欢送他。大家一边燃放鞭炮，一边高喊：“五叔，您步步高升啊！您步步高升啊！”乡亲们发自内心的爱戴之情，使张自忠深受感动。

回程的路上，每到一地都有当地官员和百姓在路边摆设茶果，迎送这位喜峰口抗日名将。当晚抵德州，张自忠与当地军政官员见了面，然后换乘火车回到北平。

回到军中之后，临清为纪念武训先生九十七周年诞辰，特邀张自忠为武训纪念册作序。张慨然应允，作序对武训先生给以高度评价：

清季以兴学诏海内，大夫民庶有独力捐资润色庠序者，分别给奖，以资倡导。由光宣以迄今日，求之千百人中，其能慷慨解囊，成嘉惠士林之举，曾不数数觐焉。间有富绅巨贾出其所余，补助教育，则不过土壤细流之末焉！已尔甚矣，舍己利人之难能可贵也。

吾鲁堂邑武训先生，乞人也。自以幼年失学引为恨事，遂日夜兴学是图。欲创修义塾，无所援藉，乃昼行乞，夜绩麻，得一钱则积之，累积数千缗，储于富室，恳其滋息。富室或不愿者，长跪求其允诺。奔走艰辛，三十年如一日，卒成其志。设义塾数处，而吾邑武训学校则自民国十七年成立。先生卒后，继起有人，经营扩展，方兴方艾，是先生衣冠已渺，而精神永存。以乞人寿世久远者，应以先生为最。呜呼！巍巍素封之门，金帛珠玉锦绣，求无弗得；楼阁宅第田园，设无弗备。取锱铢而用泥沙，独不肯推其绪余，以为造就寒士、培养人才之计。以视武义学正行乞兴学之举，其贤愚固不可同日语矣！

清季鲁抚大中丞张公曜、袁公树勋，先后为武训先生奏请建坊立传。其事详于国史，兹不复赘。本年（十二）月（五）日为先生九十七周年纪念，余钦慕其义行苦节，因缀数语以为之序。

张自忠1917年投奔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10年后累升至师长，以后又荣膺封疆，任察省主席、天津市长。其间，经历了很多长官，结识了很多袍泽，也带出了很多部下。这些人，对于他的治军、作战，乃至于他的成长，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影响。

论长官，对张自忠影响很大、也最为其敬重的要算冯玉祥。张自忠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冯玉祥的栽培，其带兵、练兵的方法和作风也处处可见冯的影子。此外，石敬亭、宋哲元、鹿钟麟也对张自忠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对张十分器重，多有提携，尤其是在关键时刻或他失意之际，曾伸以援手，令张自忠感激不尽。

1935年底，冯玉祥下泰山，赴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此时的他，对张自忠依然很关注，时有书信和人员往来。张对冯仍是尊重，曾赠冯先生虎皮以表心意。有人称冯玉祥曾令张自忠驱走萧振瀛，已证明不是事实。与所有西北军将领一样，国难深重之际，张自忠希望蒋冯关系和睦，共赴国难，他们更希望冯玉祥成为西北系的政治领袖。张任察省主席时，基本不与日人打交道，冯对张很放心；但执掌天津后，因担负冀察政权和第二十九军天津方向的对日折冲，环境发生了变化，难再做一名单纯的军人。张既要扮演“亲日”角色，又不能明言，内心很是苦闷。冯闻张、宋在天津请日人吃饭，体谅他们与日交往的难处，但深为北方局势忧心。1937年4月，张自忠率冀察和第二十九军代表团访问日本，此事未与冯沟通，冯有所不满，在26日的日记中写道：“张自忠市长等往日本，真于中国不利甚多也。”直到5月13日，冯见到宋哲元代表梁式堂，经梁解释，方知张访日真相。5月29日，张自忠自济南回北平，其时冯玉祥因为滦州烈士国葬之事正在泰山，当日冯亦来济南，二人在济南曾否相晤，未见诸记载。设曾相见，当可解释赴日经过。其实，因第二十九军地位特殊，不时与日人往来，谣诼纷传，令冯很是担心。冯对宋、张，是一种父兄唯恐子弟不小心会走邪路般的心情，毕竟形势太过复杂险恶。

宋哲元是张自忠全意拥戴的长官，二人关系自不一般。言及宋、张关系，有两种传说，一说宋张关系亲密无间，宋对张真心爱护，张对宋真心拥戴，二人同为第二十九军的核心；二说宋张关系外好内忌，张对宋属傲然强就，时想取宋自代，宋对张也甚忌之，时时提防。此两种说法均有出入。事实上宋、张关系，既非外界所传的亲密无间，亦非有些人所称的互相睨视。真正的宋、张关系，有些隔阂也属自然，但总体尚好，宋为张之长官，张是宋的支撑。冀察政权建立之前，第二十九军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团体，宋、张关系也单纯无他；冀察政权建立之后，宋、张关系确实经受过多次挑拨，这些挑拨，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外部挑拨来自中央，内部挑拨来自同僚。宋哲元在华北危机中，确实有通过萧振瀛、秦德纯、陈觉生等与日军勾结以牺牲察北权益换取日军支持而开府冀察的行为，因此导致宋与蒋介石产生严重隔阂，蒋不仅抑萧，更想抑宋制宋，但苦于没有力量，于是就在第二十九军内部寻找制衡宋哲元的力量。张自忠自然成为蒋优先考虑的制宋人选，蒋准备在宋动摇之际以张代宋。张自忠为人果敢坚毅，既有做人淳厚忠义的一面，更有深明大义不肯盲从的一面。他曾对鹿钟麟做出许诺，一旦宋决心投向日军，行华北独立之实，即拥鹿驱宋。此事已为齐协民所披露，而齐宋过往甚密，宋不可能不知，从而引起对张的防范。宋调张为天津市长，使其担任对日交往折冲之责，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利用张的智深勇沉忠诚无他，另一方面未尝不是一种自保和化解措施，使张背亲日恶名以便控制之，使之不能异动。宋的策略很成功，既使张为团体不计毁誉地折冲樽俎，又使之为自己分忧担过。宋张关系在内部受到了萧振瀛的挑拨。萧氏为人喜多言好表现，重权位轻后果，他利用六一事变之机与冯玉祥斗法，以辞职方式逼宋哲元去石敬亭，结果两败俱伤，自己也失去天津市长权位。宋用萧已取得冀察权位，对萧已利用完毕，对日交往之事悉通过陈觉生等直接联系，不愿再假萧振瀛之手。萧既遭蒋介石、冯玉祥忌视，又为外界所侧目，宋即不愿再用之为自己增加恶名，于是不仅未使萧出任其希望的河北省主席，更于1936年7月以王克敏代萧为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导致萧的愤怒。9月23日，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华北五省自治，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10月1日，宋哲元被迫与田代皖一郎签订了《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关于有否与日军达成其他协定，宋本人极力否认，但随后宋即改组了冀察政委会，应日人之请任齐燮元等为冀察政委会驻会委员。这些动摇表现为萧振瀛所悉。适10月上旬张自忠来香山陪萧住五日，萧便以此事告之，张自忠大怒，愤而表示：设我两月，定使宋离去，否则我非张姓。萧又请来冯治安、赵登禹等共议，冯、赵也要起兵。实际上，萧并无驱宋之意，不过是想向宋显示自己对师长级将领有统驭实力，以迫宋同意自己为冀察属下最瞩目的河北省主席而已。宋个性倔强，不为所动，通过中央和日方压力轻易化解了萧的企图，萧将此恨暗记诸冯玉祥头上，对宋也表失望，于10月29日离华北而去，自此宋萧成为明友暗敌关系。萧此举虽有利于防止宋哲元倒向日本，但却伤害了宋哲元与张自忠、冯治安的关系，宋对张、冯二人均产生疑虑，闻冯言辞激烈，遂使为河北省主席，既断绝萧在华北的政治希望，又想使张、冯之间产生矛盾，以利统驭。但张自忠并非特重权位之人，与冯治安照常交厚，冯对张亦然。张知自己中了萧振瀛之权术，见宋顶住了日人压力，也不为己甚，便继续拥戴宋哲元。谈及萧在华北的表现，冯玉祥对蒋介石有称：萧振瀛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威胁中央为自己要官，又挑拨张自忠、冯治安反对宋哲元，要求蒋惩办萧振瀛。其实冯仅说对了一半，宋哲元有时确实也有值得张自忠、冯治安等二十九军将领反对之处。张、冯二人是宋哲元的基本力量。关于宋张关系，宋对张的信任是主流，隔阂时有时消。时人多称宋常使冯治安为代军长，此导致张自忠不满，刘汝明也有宋常使冯代军长的回忆，但这是较早时期的事。查张任察省主席和天津市初期，政务繁忙，冯无地方职务，宋确实有使冯代理军长之举，但冯自11月出任冀省主席后，也有了地方行政职务，宋每不在北平，仍以张自忠为代军长，这就是第三十八师师部与军部同在南苑的原因。此前张在第二十九军四个师长中第一个取得省主席高位，忙于政务，不会为冯代军长而产生不满。相反，传言宋张关系隔阂时期，却是宋对张最为信任的时候，这从宋的一次天津之行可得印证。据郭廷一《中华民国史日志》记载，1937年1月19日，宋哲元亲自到天津与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秘密会晤，此行近五十天，直至3月10日方自天津归来，期间与多田骏多次会晤，内容极为隐秘。秦德纯在回忆录中有意为宋隐瞒，称宋2月即回原籍。后人也多为宋隐讳，不愿提及此事。据《翁文灏日记》1月22日记载：“宋哲元请假一月，绥靖主任由秦德纯代拆代行，二十九军由张自忠代拆代行，冯治安助理之。电蒋请示。”由此可见宋对张的信任及张在第二十九军之地位。谈及宋的对日交往，萧振瀛走后名为张自忠负责，其实最重要内容宋多通过陈觉生直接与日方接触，张的与日交涉仅为表象，并为宋分担亲日恶名而已。张深患陈觉生会将宋拉向邪路，常思清君侧以除之。据齐协民披露：张自忠访日归来后，曾与冯治安商议，准备宣布陈觉生罪状而处决之，后因碍于宋的颜面和秦德纯的说情而未付实施。^[4]这也证明，所谓张自忠因访日而亲日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可见，所谓“张亲日、冯反日”是宋哲元基于两面政策而刻意安排的。七七事变发生后，时任第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主席的冯治安于7月13日对到访的桂系人士说：

现日方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张自忠、齐燮元、刘治洲等决于十四日赴津，惟条件如遇难堪，则我仍主与日方拼命一干，余对冀主席毫无留恋，张自忠与余之态度均一致，因留彼与日方谈判，故彼之态度应表示缓和，汉奸及日方现均利用此点，作挑拨离间宣传伎俩，殊堪痛恨。芦事姑不论取何方式解决，但其最大之收获，即在表明二十九军始终拥护蒋委员长，并非甘心降日，此后奸人将再无法从中挑拨。^[5]

看了以上冯治安这段谈话，事实的真相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张自忠与萧振瀛、秦德纯的关系毋庸避讳。萧振瀛曾是宋哲元最信任的幕僚，因性格不同，张萧关系并非一向交好。时人多称张自忠拥宋系出于萧的鼓动，其实萧在其中仅发挥了一部分作用，石敬亭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张是埋头苦干的带兵官，萧是游说各方的权术客，张开始未必看得起萧好大喜功的掮客作风，二人关系时好时差，是萧迎合张而非张迎合萧。张对萧真正佩服，是在建立冀察政权过程中。时第二十九军既得罪了日本人，又为中央所不容，几被挤出华北分割使用。是萧纵横捭阖，旋转乾坤，助全军改变了处境并取得了地盘。何应钦在第二十九军进驻北平时犹向蒋介石报告称张萧关系一向不睦，这或许是蒋一度想以张抑萧的原因。但张后来改变了对萧的看法，在关键时刻极力挺萧。这是因为张认识到萧不仅深具济变之才，且不是甘于做汉奸之人，方愿与其深交。萧负与日人折冲之责，自然需要在日人面前显得有“亲日”实力，时秦德纯、刘汝明有抗日之名，萧自感势孤，遂对外宣称张自忠也“亲日”，此一做法竟成第二十九军的对日策略。萧离开华北时，骑九师王致超亲见“张自忠大哭，冯治安、赵登禹顿足长叹”，这说明了张萧关系之深厚。萧后来到南京，向何应钦、孔祥熙表露与第二十九军将领如何如何，并非吹嘘。在宋哲元生变的情况下，张等确实会在宋萧间做出选择，拥萧为政治领袖并非不可能之事。但张与秦德纯却一向不睦，张属阳刚之人，秦为阴柔之辈，张常对秦假以辞色。张看不上秦的主要原因在于，张认为宋有时缺少原则而动摇，秦对宋不是犯颜直谏，而是曲意迎合，不利于团体的正确走向。如秦签订《秦土协定》时，张即有不满。在宋企图借日援“统一中国”一事上，当秦称松室孝良每月私收我方一万元并有相助之意时，张即拍案怒斥于秦：“绍文竟如是荒谬，果如此他能任特务机关长耶？”萧与石敬亭有矛盾，是以秦德纯建议二人同时辞职另行安排，最后却导致石离开了华北，萧也先悬空后离开，张认为秦是为提高自身地位而向宋出馊主意，私心太重。萧走后，张自忠与冯治安、赵登禹等在鲍毓麟家玩牌。据鲍回忆，几个人提到秦时均连损带骂。赵登禹说：这会儿是秦桧当道，二十九军要完了。张自忠也称：“秦二哥心眼可是太多了，我们要防着点，可别被他给玩了。” ^[6]

秦氏为人阴柔圆滑，既处与中央联系的前台，也处对日交涉的中心，对中央常表有抗日决心，对日军则极尽委曲求全之能事，落得两面好人。石敬亭曾对人称，宋哲元是糊涂蛋，萧振瀛是大混蛋，秦德纯是玻璃蛋。秦对张自忠不敢硬碰，常以阴柔之术对之，关于张的流言，秦有源流之嫌。李文田即称，萧与秦同办对日交涉，有萧要投敌秦反对之声；后张与秦同担对日交涉，又有张要亲日秦反对的声音了。平心而论，秦也有自己的难处和生存法则，好在其和萧一样，尚有不亏大节、不做汉奸之底线。

张自忠与冯治安、赵登禹关系较深，与刘汝明、石友三、郑大章则相对疏远。张自忠与冯治安长期共事，是结拜的异姓兄弟。冯治安对张自忠颇为服气，常对张部将领说：“他张自忠是玩龙玩虎的，我冯治安是赶水牛的。”有人称冯治安是第二十九军最强硬的抗战派，其实冯也常与日人来往，并曾请日北平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到保定做客。冯的对日态度，是基于宋哲元的安排，也是应对国民政府及外界舆论的需要，而远非想提前挑起中日战争的狂人。有人称冯为宋哲元嫡系，此言不确。冯治安与张自忠长期在冯玉祥身边带队伍，负责卫队与学兵。宋真正的嫡系是赵登禹，冯与宋的历史关系其实有限，仅在蒋冯决裂后至中原大战期间一度归宋指挥而已，赵登禹却一直隶于宋部。但宋对赵并不特别厚爱，曾声言将其撤职，致赵深为痛苦，染嗜好甚深。赵登禹是第二十九军一员虎将，淳朴直率，勇冠三军，但缺少政治经验，在政治上一向唯张的马首是瞻。刘汝明是一个自尊心较强的将领，常以自己昔日的资历为荣，自然视张自忠、冯治安等为后起之秀，不甘为之下；但刘在第二十九军中属旁系，而非主干，加之深明韬晦之道，在政治上从不与张、冯争锋。郑大章在西北军时地位已隆，因系骑兵指挥官，在第二十九军也属旁系，张与之过往较少。有人称张在第二十九军向以“二头儿”自居，此或有之，但舍宋之外，张并无统率全军之资望。

其他西北军将领，如孙连仲、吉鸿昌、马鸿逵、韩占元、韩德元、席液池、熊斌、葛云龙、佟麟阁、程希贤等人也都与张自忠关系密切，时相过从。另外，张自忠与中央系的孔祥熙、陈诚、顾祝同、刘峙、刘健群，东北系的张学良、沈克，晋阎系的商震、傅作义等人也有过往，其中有些人还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

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张待部将甚厚，部将对张则极为仰赖，不信流言，多愿为张效死力。

张属下人才，论出谋划策应属张克侠，论带兵打仗要算黄维纲，这两人可称张自忠之左膀右臂。其余如李文田、刘振三、董升堂、李九思、翟紫封等也为张自忠所重。张克侠字慕义，原号树棠，河北献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曾留学苏联，其妻与冯玉祥续妻李德全为亲姐妹。以此故，克侠在西北军及第二十九军受到推崇。在张自忠部，有“二张合作，相得益彰”之说，其实在张自忠独立统军前，二张关系也甚为复杂，常受宋哲元与冯玉祥关系的干扰。宋与冯也有戚属关系，不需要通过张克侠来加强联系。宋自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后，对冯玉祥染指二十九军常有不买账举动，自然对张克侠怀有戒心。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大部在江西被参谋长赵博生率领参加了红军，宋对留苏的张克侠也不放心，常提醒张自忠对克侠应有防范。张自忠碍于宋的关系，加之克侠个性清高，对克侠敬而有余，亲之不足，使其办教导队，参谋长职权常不得发挥。张任天津市长后，向宋推荐张克侠为军副参谋长，以使其脱离部队，以保定军校七期毕业生翟紫封继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张樾亭曾为冯治安师参谋长，有人称同样为师参谋长克侠却只能为军副参谋长，是宋对张自忠的抑制。此说谬也。盖张樾亭为保定一期生，资历很深，曾任国民军作战主任，又有长城抗战之功，克侠各方面均在樾亭之下。即使张樾亭不在，宋亦不用克侠，而常使平绥铁路局长张维藩代参谋长。克侠无实权，机要事项不得与闻，故对宋多有不满。冀察政权时期，张克侠实际算是张自忠的储备人才。

黄维纲，字震三，号雨辰，河南项城人。1897年出生。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先在段祺瑞的边防军任教官、参谋，1922年直奉战争后，冯玉祥驱逐赵倜任河南总督，黄维纲于该年投身冯军任连长。1924年，冯玉祥部经过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扩充为国民军第一军之后，黄维纲升任国民军第一军鹿钟麟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第一营营长，同年转入第一师韩复榘第二旅任营长。此后一直在韩复榘麾下，1925年升任团长，1927年升至旅长。因冯玉祥素不喜欢军校出身者，加之黄曾有随韩复榘投晋的经历，于是冯玉祥不愿让他继续带兵，而是调为训练总监部步兵监，后来又让他担任西北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这个决定影响了黄的一生。本来，黄的发展势头一度与韩部名将孙桐萱不相上下，以其为人忠厚作战勇猛，且具指挥才干，完全有可能成为韩部主要将领，但冯的不信任使其中断了将领生涯。尽管如此，黄并未怨恨于冯，并且在韩复榘背叛西北军时，他竟能带一些人阻击叛军，说明黄是一个忠于西北军团体的人，原因与张自忠中原大战后不愿背冯如出一辙。有了这种忠于长官、忠于团体的小忠诚，才有可能扩大为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大忠诚，这和“求忠于孝子之门”是一样的道理。尽管如此，冯先生还是没有公正地对待黄维纲，自山西归队后，连参谋处长也不允其任，而令其转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官。黄没有怨恨，这一点很令人敬佩。直到中原大战失败前夕，秦德纯作为西北军总参谋长向冯玉祥推荐黄维纲，黄这才被任命为刘骥第三十军第一师（师长童振玉）补充旅少将旅长，重得带兵机会。中原战败后，有实力的西北军将领纷纷投蒋降蒋，仅张自忠、刘骥、刘汝明等少数部队不肯投蒋降蒋，撤退到晋南，黄维纲的一旅残兵也在其中，黄由此加入了张自忠部。张自忠深知有完整军事修养的军校生对一支部队的价值，故对黄维纲颇为倚重，黄因此超越张自忠的许多旧部而成其左膀右臂，以及职务上的接班人。还有一件事，颇能反映黄的为人：“七七”事变后冯玉祥主持第六战区抗战时，冯的旧部多不愿接受冯的命令，按黄维纲在西北军受到的待遇，他完全可以与李文田一起敷衍于冯，但黄却认为不妥，与李大吵一顿，单独执行了冯的命令，其人品的忠厚于此可见。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张自忠对黄的倚重，恐不仅仅出于黄的才干，而与黄的忠厚品格也大有关系。此人质朴稳健，富有责任心，能带兵、能打仗，可独当一面。他虽然追随张自忠较晚，又是军校生参谋人员出身，却以杰出表现逐渐赢得信任，成为张麾下第一大将。

李文田(1894-1951)字灿轩，1894年生于河南浚县。幼丧父，生活十分困难，由舅家供养。高中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于六期步科。西北军失败后，坚持在山西练兵，拥护宋哲元重组第二十九军，是八名共建第二十九军的骨干将领之一。李文田为人忠实，善交际，好权术，与张克侠多有不睦。李常为张自忠副手，也是张的主要幕僚之一。第二十九军初建时是张自忠第三十八师的副师长。张自忠任察哈尔政府主席时，李文田任省政府副主席兼保安司令。张任天津市市长时，李任天津警备司令兼公安局长，同时还负责高中毕业生的军训，影响引导一些进步青年，后来投身于抗日战争。

刘振三，字育如，河北故城人；李九思，字子有，河南郑州人。二人均是张自忠任学兵连长时的第一期学兵，刘后来去德国深造，李则始终为行伍人员。刘振三性灵活，善打巧仗；李九思性笃实，踏实肯干，打仗勇猛。董升堂，字希仲，河北新河人，保定军校第八期肄业，西北军出身的著名红军战将董振堂之胞兄。董为人诚实忠义，善打硬仗，但个性倔强，不善交往服从，外号“董瞎子”。因其弟投奔共产党，董升堂政治上常以反共面目示人。张自忠对董另眼相看，向宋哲元推荐为第二十九军军官训练团团长，其在第二十九军地位与黄、刘相埒。张宗衡，河南太康人；李致远，山东费县人；安克敏，山东曹县人。三人均系张自忠学兵连、营时期的学兵，后来都成长为第三十八师的将领，均系诚朴忠勇强悍之将，为张所信赖。

了解张自忠的人都知道，他不健谈，也不善应酬，但却拥有很多朋友。这与他所处的地位有关，更与他的为人有关。他对待朋友，最大的特点是重感情，讲义气，诚挚坦荡，不分贵贱。

冀察政委会成立后，张自忠已是疆土大员，身兼军政要职，地位十分显赫，但他保持着平易、质朴的本色，从未忘记与自己共过患难的老朋友。对那些穷困潦倒或不得志的老朋友，更是给予真诚的关心，并尽力给以帮助。张俊声是张自忠从军时的顶头上司，但后来没有发展。张自忠知他生活不宽裕，时常予以接济。王醒民也是他西北军时代的老朋友，后来在北平定居，住西直门砖瓦胡同，家境不太好。张自忠不仅经常给予帮助，还常带孩子们上门看望。于化庭是张自忠最早结拜的把兄弟之一，后来没做什么事。当他带着老母迁居北平后，张与他常来常往，对其生活也多有资助。于母去世时，张自忠亲自送殡，从新街口附近一直步行到东直门外，于化庭很是感动。韩占元、韩德元兄弟和席液池、葛云龙等人，都是西北军高级将领，与张自忠素有旧谊。中原大战后，他们都失去兵权，赋闲在家，张与他们照常往来，还帮韩占元谋了个参议闲缺，以维持其生计。1936年张自忠任天津市长时，听说韩德元患了肺病，正在北平八大处疗养，就专程从天津赶回北平，带着廉瑜、廉云前去探望。

张自忠待人以诚、不分贵贱的为人态度，使他能够结交甘苦同尝、安危共仗的真朋友。凡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无不赞赏其人品。有的人与之仅有一面之交，留下的印象却终生不忘；有的人虽遭到过他的训斥或惩罚，倒也心服口服，对他照旧有感情。显然，没有一个高尚的人格，是难以臻此境界的。

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自忠也有缺点，如话语太少不善于表白沟通，这导致他与他人时有隔阂；对部下过于信赖，一些部将恃宠而骄，行为有失检点。

张克侠评价张自忠：“他长处很多，也有弱点和不足。他是一条好汉，有时‘犯小人’。”^[7]所谓“犯小人”，也就是因个性刚直、坚持原则、鄙视宵小而在有意无意中得罪了小人，从而招致小人的诽谤或暗算。事实正是如此，张自忠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遭到了一些小人包括宋哲元身边一些文职幕僚的诬陷诽谤，流毒广播，以至于今日。

[2]新中国成立后，张廉云女士将这处房产捐献给国家。现在这里是“自忠小学”校址，并悬挂“张自忠故居”牌匾。

[3]张自忠：《武训先生九十七周年纪念》，原载《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

[5]《调查统计局呈蒋中正广西李宗仁电第二十九军将领贡献抗敌意见及冯治安谈对时局之态度等情报日报表》，台湾国史馆蒋档典藏号：002-080200-00482-183 1937/07/23。

[7]张廉瀛：《深切缅怀克侠大叔》，《佩剑将军张克侠》，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