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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辖区人事随即作了安排：河北省主席由宋哲元自兼，原主席商震调任河南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萧振瀛任天津市市长；察哈尔省主席由张自忠担任。在此之前，萧振瀛于11月6日被任命为察省主席，实际未到任，由张自忠代理；12月12日，萧任天津市长后，张自忠真除察省主席，12月20日又兼任察省保安司令。这是张自忠首次膺任封疆大吏，其历时一年半的政坛生涯从此开始。

察哈尔省是当时华北的一个省份，因境内有蒙古族察哈尔部而得名。辖境为今内蒙锡林郭勒盟和河北省西北部，面积25.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90万，汉人居住区下设16县，蒙旗地区包括锡林郭勒盟五部十旗、察哈尔左翼四旗和一个达里冈涯牧场。察省农产以筱麦、粟、黍、稷为大宗，小麦、大麦、高粱、豆类、胡麻次之。矿产以煤、铁最富，次为银、铜、硫黄、金、铅、自然碱等。察省牧业颇盛，所产之马，精悍善驰，素有良驹之称。省会张家口，又称张垣，扼万里长城要隘，当平绥铁路中枢，为塞北重地；贸易以牲畜、皮毛、茶叶为大宗，素称口外第一大都会。

张自忠出任察省主席后，第三十八师师部及师特务团、第一一二旅第二二三团、第一一四旅第二二八团均相随由宣化移驻张家口市。时任省政府委员的是过之翰、张维藩、卓特巴扎普、赵伯陶和杨兆庚。1936年1月，张维藩、赵伯陶他调，继任教育厅长柯昌泗增补为委员。省政府职官如下：

　　秘书长　马彦翀

　　民政厅长　杨兆庚

　　财政厅长　过之翰

　　教育厅长　赵伯陶（1936年1月由柯昌泗接任）

　　建设厅长　张维藩（1936年1月由张砺声接任）

　　保安处长　李文田

　　警务处长　张九卿

张自忠初任疆吏，颇欲有一番作为。到任后，他就如何执政问题与曾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的吕秀文商酌，吕向他提出三点建议；（一）大事听命于宋委员长，有关邻省的小事，应该自行解决；（二）中外重要事件应该随时了解，并须深入一步；（三）得暇应该了解一些历史和古代有名战争的战略。1

吕秀文还向张自忠推荐说：“李革痴现在没什么事，坐在家里写书。他和晋绥各方面有些关系；而且久不任职，头脑比较清醒，看事还能向前一步；他是学历史的，重大关键，可以口述，暇时请他谈谈，总有益处！”

吕所说的李革痴即李泰棻，是当时北方有名的学者，曾追随冯玉祥办教育，著有《国民军史稿》等。张自忠听了吕秀文的建议，深以为是，即与吕同赴北平与李泰棻见面，态度严肃而谦恭地请他出山，并立即聘其为察哈尔省政府最高顾问。李泰棻为张自忠的诚意所感，欣然同意张之所请，随即由北平迁至张家口，为张自忠充当幕僚。此后，张自忠除赴北平谒宋外，每晚8点必到李泰棻处，与他一起学习、讨论历史和政治问题，有时一直谈到深夜才告辞回府。

热河失陷后，察哈尔省便暴露于日本关东军的虎口之下，成为华北的最前线；《大滩口约》和《秦土协定》签订后，察哈尔省更进一步陷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笼罩之下，与热河毗邻的察北六县形势尤为险峻。张自忠对于察北的安危十分关注，上任不久即率旅长、团长及参谋数人，巡视察北六县，命每人以书面提出“保卫和开发察北意见”，供省政府参考。

察北系指多伦、沽源、康保、宝昌、商都和张北六县。《秦土协定》后，第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察北六县，另由察省政府组织保安队驻防。张自忠到任之前，日方派遣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胁迫察省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私下签订了所谓《松张协定》，允许伪蒙古保安队亦进入察北六县地区。^[1]这样一来，察北六县形同沦陷。张自忠上任后，断然否定了《松张协定》的合法性，不准伪蒙保安队进入察北各县。^[2]关东军恼羞成怒，决定以武力夺取察北六县。“察北六县事件”遂起。

12月8日，关东军出动飞机、重炮，掩护伪蒙军李守信、卓什海部，悍然向察北发动攻击。张自忠下令保安队抵抗。驻守宝昌的保安队李克昌部百余人抵挡不住伪蒙军攻势，9日宝昌失守。驻守沽源之保安队樊伦山部200余人，顽强抵抗，与敌相持三昼夜，并将伪蒙军参谋长程允山击毙，但终因寡不敌众，12日沽源陷落。张自忠欲以第三十八师增援察北，对敌发动反击，但未获宋哲元允许。至12月中旬，察北六县全部沦陷。

张自忠作为察省军政首脑，对于日伪军的武装侵略极为愤怒，亟欲发兵击败敌寇，收复失地，但由于冀察政委会刚刚成立，第二十九军在华北立足未稳，宋哲元不愿与日方发生冲突。察北六县的失守遂成为既成事实。张自忠刚刚上任就遇上了这等棘手的难题，心中咽不下这口恶气，却又不能抗拒宋哲元的旨意，连日气愤郁积，不思饮食，情绪低沉。一天，李泰棻见他神色不对，默然无语，忙问何因，张自忠道出了心中的苦恼：“日本指使伪蒙军队，强占沽源等县，这明明是日军进行侵略，无理欺压。不打吧，我有守土之责；打吧，宋委员长又不准，军人又必须服从命令，硬打又属犯上。只有自杀，才是出路！”李听罢报以冷笑，说：“想不到你会说出这样可笑的话，国家和冯先生培养你做了方面大员，位至将军，今天用你的时候，你就以死逃避，岂不可耻？！”接着，李泰棻又详细分析了日本的侵华政策和国内政治形势，指出全国抗战迟早要爆发，不在目前一城一地之得失。最后他郑重地对张自忠说：“军人马革裹尸，本属常事，为保卫国土而牺牲，更是千载难得的机会。胜利前进无已，败则以死继之！我想你要忍耐，要等待，要冷静！”经李老先生的一番劝慰和开导，张自忠郁闷稍缓。

这个时期，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因公赴平，路经张垣，张自忠曾到站迎送。两人在车厢中作了短暂交谈。张激昂忧愤，形于辞色，流露了内心的苦痛郁闷和难言之隐。傅作义原对张自忠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日伪军进占察北感到难以理解，听了张的一番话才知道了事情的底蕴。他后来写道：“自是作义极受感动，且对君更深一层认识，表示敬佩。”^[3]

日伪军武力攻占察北六县后，得陇望蜀，又企图占领张家口以北的大镜门一带。大镜门是长城的一个关口，也是张家口的北大门，日本人占领此地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就近控制、要挟察哈尔省政府。为此，日方派田中隆吉高级参谋前来察省政府交涉，诡称《秦土协定》规定以长城为界，无理要求我方将张北部队撤至长城以内。一时间，风声又紧，军民震惊。倘若日方阴谋得逞，不仅察省政府要时时受到日军威胁，而且西北交通动脉平绥铁路也有被截断之危险。张自忠为日本人的蛮横无理所激怒，一面调兵遣将，占领大镜门以北的罕诺坝一带（距大镜门45公里）；一面令秘书长马彦翀办理交涉。他对马交代说：“你去和日寇强硬交涉。不管什么协定，也不管什么长城线，照他们这样，直令我们无法立足。不论鬼子兵也罢，伪军也罢，只能驻在张北县以北，我军须驻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的罕诺坝缓冲地带。现在大镜门外，完全驻有我的部队，如果他们的军队由张北南开，双方发生误会，责任应由他们负之！”^[4]

马秘书长衔命找日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大本及专程前来的田中隆吉中佐交涉。这时日军已由张北南开，马彦翀急将张自忠之意和盘托出，日方见我态度强硬，且预有准备，只好同意双方以罕诺坝为缓冲地带，日军停止南开，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从此，中日双方一直处于相持状态，终张自忠察省之任，双方再无大的冲突事件发生。马彦翀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假使当时将军的态度，如稍一犹疑，恐在民国二十四年冬，察哈尔即非我有。最少限度，在张家口的察哈尔省政府，总得搬家。”^[5]

在20世纪30年代，对日关系是任何一位中国政治家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张自忠作为华北前线的一位军政长官，更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有三条路可走：要么投靠日本，要么奋起抗战，要么走中间路线。对张自忠来说，卖身投靠绝无可能，奋起抗战也非他所能决定，因而只能暂走中间路线，即谨慎地同日本人周旋，力求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以待全国抗战的到来。这是张自忠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但他也十分清楚，依靠交涉周旋而得到的和平局面只能是暂时的，绝非长久之计，到头来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消极应付，积极打算”的方针。所谓“消极应付”，即指对日伪方面的应酬、周旋，借以维持暂时的和平关系；“积极打算”，则指暗中筹划，积极进行抗战准备。

本着“消极应付”的方针，凡日伪方面派人进入察省，张自忠总要照例应酬招待一番，做出言不由衷的“亲善姿态”。以大山为首的一批日本浪人，卑鄙无耻，专在察省挑衅捣乱。张自忠采取“怀柔”政策，委任他们为察省保安司令部谘议，每月发薪80至100元不等，以资安抚。伪军头目李守信、王英等人来察，张自忠也曲意应酬，让他们不要惹是生非。1936年1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来察晤张，张自忠设宴款待，礼节周到，宴毕并合影留念，宾主尽“欢”而散。

关于“积极打算”，张自忠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开展正面宣传，鼓舞人民信心；二是抓紧部队建设，积蓄抗战力量；三是改进军事交通，预作抗战准备。

自从《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后，在许多人看来，华北各地尤其是察、绥、冀三省，形同沦陷，已非我所有。张自忠对此不以为然，他曾对马彦翀说：“哀莫大于心死，国人这种认识，未免太消极了，不说尚不到此限度，即使已到此限度，我们也要卧薪尝胆，时时企图收复失地才好，何能先自甘暴弃，作此消极的态度？”时值寒假期间，不断有教师、学生路经张家口赴大同参观云冈石窟，其中也有借参观之名，前来了解华北形势的。张自忠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就对马彦翀和教育厅长柯昌泗说：“我们何不借此机会招待他们，和他们谈谈，让他们明了华北各地现在还安然无恙。只要我们政府有办法，国人有决心，仍不是绝对不可挽回的。还可请他们到处看看，让他们回去转告他人，千万不要人未亡我，而我们先把我们的地方认为亡了。”马、柯二人按照张自忠的意见，在张家口市的察哈尔大饭店设了一个招待所，每有路过此地赴云冈参观的师生，就殷勤招待，详细攀谈，并备有大卡车，供师生们乘坐浏览市容。一批批的师生们看到第三十八师官兵忠诚地守卫着祖国北疆，都深受鼓舞。

张自忠深知，同日伪军的周旋应酬，只能作为权宜之计，将来全国抗战爆发，仍需要武力解决问题。因此，任察省主席期间，他仍以主要精力用于整训部队。各旅各团人马装备，他都亲自校点，该淘汰的淘汰，该补充的补充。士兵按身材高矮编连，以求整齐。射击、刺杀、体操仍作为重点训练项目，常抓不懈。学科训练则开设讲堂，系统讲授战略战术知识，任何人不得缺席，无故缺席者即使营、团长也要受罚。为检查部队训练情况，张自忠经常组织操练和检阅。一次，宋哲元、门致中^[6]看了第三十八师李九思团的演练后，夸赞说：“都能像这个团，整个部队就很有力量了。”^[7]

1936年初，第三十八师增编一个新兵旅，由李九思升任旅长。至此，第三十八师共辖4个旅，兵力达1.6万余人。武器装备也有明显改善，全师除了装备中正式步枪、仿德式PM18式冲锋枪外，还有两个旅装备了进口的捷克式步枪，淘汰的旧枪补充新兵旅。此外，每连补充捷克式轻机枪4挺，掷弹筒2门，连长每人配发德造手枪1支，每班有枪榴弹发射筒2支。^[8]这个时期，张自忠还加紧培养干部，除保送刘振三、张宗衡、李九思、赵善鹏、李少涵等人到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受训外，同时成立第三十八师教导大队（相当于团的编制），大量培训中下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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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推断，中日大战将在平津首先爆发。他认为，第三十八师除担任察省防务，阻击张北方面日伪军外，还应抽调一部支援平津作战。但如平津失守，我平津部队自然要沿津浦、平汉两线南撤。届时第三十八师驻察省部队再经平绥线转平汉线，势必很困难。经与参谋、工程人员反复研究，张自忠决定修筑张家口至保定的公路，万一必须南退，就可由张家口直达保定。主意既定，他立即派李九思部查勘线路，负责修筑，并令省建设厅派工程技术人员随军指导。遗憾的是，张自忠不久后调任天津市长，该工程随之中断。

任职察省期间，张自忠仍如既往，对于违法乱纪和严重失职的官吏严加惩处，对于贫苦的百姓、士兵则甚为同情。一次，张北县税捐局征收员打伤漏税商人，张闻报后除令赔偿养伤费外，还将局长撤了职。特务团骑兵营长周鸿顺以高价把一个丫头卖给妓院为娼。他知道后将周痛骂一顿，把他撤职，并令人把丫头赎回来许配了人家。张宗衡团有个士兵因家贫将妻子卖到张家口妓院，张宗衡把情况反映到师里，张自忠即令该士兵到师部领钱将其妻赎回，士兵十分感激。1935年冬，宝昌县税捐局征收员赵鲁化，因贪污税款被人举报。张自忠亲自提审，证据确凿，赵某也供认不讳。张大为震怒。赵的叔父在第三十八师任军需处金库主任，托遍各厅处级长官，结果无一人敢出面讲情。张自忠指赵怒斥：“我们的大刀队和弟兄们在喜峰口长城外大北风、月黑头，光着脊梁跟鬼子一枪一刀地拼，而你这样的人却偷喝民众的血，你享谁的福？你比比我们的大刀队，今天就叫大刀队来教训你！”遂喝令大刀队员抽他300皮鞭，直抽得赵某人皮开肉绽，昏厥数次，文武为之震慑。最后，张怒气稍消：“念你是初犯，再犯非叫大刀队削你的脑袋不可！”^[9]

据张自忠部团长张宗衡回忆，张初次从政，经验不足，警惕性不高，过于相信旧部下，也出了一些问题。张岚峰是张自忠任西北军军官学校校长时的教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有一次张自忠对张宗衡说：“你见到张岚峰没有？以后要注意他，他是给日本人当特务的。我给他讲的话，他完全报告日本人了。日本人还来质问我。”^[10]七七事变后，张岚峰果然投靠日本，当了汉奸。

1936年6月，张自忠卸去察省主席职，调任天津市长。张自忠主察时间前后不足8个月，时间既短，又缺乏经验，因此谈不上多少政绩。但这8个月的经历，为他日后主持津政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之所以开列专目叙述萧的辞职与离去，盖因此事与张自忠接掌天津和出访日本有着密切关系。

萧振瀛本是一名具梁山好汉性格的军人政客，经李鸣钟介绍进入西北军，先后任临河设冶局局长、包（头）临（河）道尹兼五原县长等职，在五原一带从事屯垦。西北军于南口和雁北战败后，退绥远五原一带，萧接济大军有功。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率西北军固甘援陕时，萧满腔热情急于立功，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为大军筹集粮草未得，受到冯的讥讽和质疑，自尊心大受伤害，自此对冯有所不满。萧被冯称为言过其实之人而不予任用，但却受到宋哲元赏识，任为西安市长兼第四方面军军法处长。北伐战争期间，因冯玉祥联蒋反共，陕西青年集会反对，大量被捕。萧恐青年遭冯镇压，私放3000余人，冯闻讯怒命宋哲元将其处决。而萧竟获得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人支持，且有西北军元老张树声、闻承烈为其说项，冯虽作罢，和萧的矛盾却更深了。宋哲元代西北军总司令时，萧曾劝宋弃冯自立。中原大战后，萧联孙连仲、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排斥冯玉祥留下善后的鹿钟麟、孙良诚，并向蒋介石、张学良接洽拥护宋哲元收编，成立了第二十九军。华北危机时，萧与秦德纯利用中日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纵横捭阖，使第二十九军取得对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控制权，萧任第二十九军总参议、冀察政委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席和天津市长，在宋部的威望达到顶峰。

那么，如日中天的萧振瀛如何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即辞去职务，并离开华北了呢？

当年曾任冀察政委会秘书长的戈定远因与张自忠有矛盾，在后来的回忆中，故意将张描述成一个特重权位、为个人利益不惜逼迫长官和同僚之人。戈氏称萧的辞职系受张自忠逼迫，但下文所录张致萧的信函完全揭穿了戈的谎言。

至于秦德纯所说，萧振瀛因“拜把子”而受忌于宋哲元，实在不成为理由。其实，第二十九军将领之间，很多人结拜过兄弟。譬如，张自忠与冯治安、刘汝明与佟麟阁、赵登禹与何基沣等，都是结盟兄弟，秦德纯本人也同刘汝明、佟麟阁、萧振瀛等人换过帖。可见，结拜之风在当时很普遍，并不足为怪。

关于萧振瀛辞职的真实原因，刘汝明认为，萧“之不能不走，是他跟日本人办交涉，开的空头支票太多，不能兑现，事实上萧也不想兑现。日本人见他屡屡‘失信’，便向他大施压力，要他履行‘诺言’。萧弄得无法应付，宋先生觉得叫萧离开出国，可以缓冲一下。日本人‘讨债’时，可以说是萧某人答应的。宋某不能代为负责以为‘挡箭牌’。”^[11]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不然。事实上，萧在天津市长任内并无新的承诺要兑现，日人也不会将目标定在天津这一国际不设防且列强租界林立的城市获取多少利益，如称萧为躲避《秦土协定》背后的承诺而辞职，显不符合事实，允李守信伪军进驻察北六县一事，证明第二十九军已兑现了支持关东军内蒙政策这一承诺。而冀察独立的承诺不是半年即可兑现的，从现有史料看，日人在六月前后并未逼冀察政权兑现此一承诺，只是在1936年9月之后方以田代皖一郎对宋哲元的最后通牒为标志，开始逼迫兑现。萧是一个热衷权位的人，断不会在日人未逼迫之前即主动辞职。

萧曾自称为日人多田骏和松室孝良所逼而辞职，此说在逻辑关系上不能成立，因为多田去职是在5月中旬，萧的辞职是在6月中旬，后辞职的萧振瀛显然不可能被先离职的多田骏所赶走。萧称为松室孝良所逼而辞职离开也无说服力，因为松室同样反对的雷嗣尚在萧辞职后反调北平市社会局长，没有萧走雷留的道理。宋想借日反蒋独立和引入汉奸齐燮元的做法已为萧成功劝止，既如此也不会构成萧辞职的真正原因。其实对于日本人，萧振瀛并不完全放在眼中，他曾对北平财政局长林世则自诩为“日本通”，称可以玩弄任何日本人于掌股之上。

事实上，萧的辞职与离去，和他的骄横有关，也和萧宋之间产生了矛盾有关，至于萧倾向中央导致与日方的矛盾，则成为宋驱萧的托词。

成功建立了冀察政权，萧振瀛确实得到了宋哲元的高度信任和倚重，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更得到第二十九军其他将领的爱戴和尊重。宋哲元后来在致萧振瀛的信中说：“吾弟用尽心血，始有今日之果。”秦德纯对外也宣称：“萧仙阁办事大刀阔斧，敢作敢为，是二十九军的干将，吾不及也。”张自忠在致萧振瀛信中则称：“以后能负治团体内病者，乃为兄（萧）是赖”。刘汝明回忆到冀察政权的建立，即称：“有人说二十九军后来的天下是萧仙阁打出来的，这话倒也颇有几分道理。”冯治安则致书萧振瀛：“弟奉言即行，敢生敢死。”后来，赵登禹也一改原来以枪相向的态度，对萧甚是佩服。宋的政务处长杨兆庚公开称萧振瀛为“二萧何”，刘振三、何基沣等少壮派将领更不必说，人人均将萧视为第二十九军第一功臣。萧也颇为自负，常对人称：“二十九军有了地盘，站得住脚，是我萧某人折冲樽俎，给明轩打出来的天下！”

萧振瀛在冀察政权炙手可热，居功自傲，所作所为便失去了分寸。3 月17日（旧历二月二十四日），萧振瀛在天津为其父母大办双寿，秦德纯为总招待，场面之大，超过了宋母做寿规模。据知情者回忆：自天津至北平一段，备有头等客车一列，专门接送自上海、南京等地来祝寿的宾客到北平游玩，车上烟具牌具齐全，供人烟赌玩乐。北平的平绥、平汉、北宁各车站均设有招待站，派天津市政府人员在车站、旅馆负迎送招待之责。自北兵马司七号萧的住宅至安定门一带，汽车排成三路纵队，蜿蜒五、六华里。萧家中备有中西大餐、满汉全席及回族专席，指使天津市商会主办由各商贾、封建把头、豪绅送万民旗、万民伞五六百件，五彩缤纷，列队游行，极事铺张。秦德纯对萧曲意奉迎说：“扬名声，显父母，可谓孝矣。”而实际上，此事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

萧对于政敌，也有其陷害之术。有一个名叫丁春膏的人，是清朝云贵总督丁保桢的曾孙，任中法储蓄会副理事长，为人尚有节操，与西北军人物有旧，与萧也是结义弟兄。萧怀疑丁曾在孔祥熙处说自己坏话，曾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诬告其家有电台，专向南京报告东北军情报，丁为张所执，后查并无其事，遂释丁自由。萧又依旧手法向日军特务机关密报丁家有蓝衣社电台，使日军捕丁，但日军经侦察为虚，未上萧当。萧如今得意，常对外宣称：大义灭亲，古已有之，何况结拜者乎！为构陷丁，萧又向宋哲元密报，宋要派潘毓桂将丁镣压，经秦德纯转圜，方得无事。自此，丁常以萧为患。

萧喜欢与人结拜，三教九流无不结交，家中保存兰谱之多竟以箱论，以致为防潮湿每年要在院中晾晒。第二十九军将领中，萧与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均为结义弟兄。萧位高权重，难免具民国高官通病，滥施聚敛。萧通过其内弟掌握了第二十九军的军需供应，在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办有军衣庄和粮号，专营第二十九军业务，赚得不少钱财。

更有甚者，萧竟连冯玉祥的账也不买，并多方排挤冯的势力，这导致他误判形势，产生了严重后果。

时冯玉祥已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蒋、冯关系进入了相对较好的时期。在影响宋哲元、韩复榘等不至过于倒向日本方面，蒋、冯二人有着共同的愿望。为此，冀察政委会成立后仅两日，蒋、冯二人即商妥，多派人员到冀察政权以影响宋哲元。石敬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了冀察绥靖公署总参议职。石在失势前颇有贤名，被目为西北军之灵魂人物。宋、石一向交厚，石在西北军善后谏冯使宋取得收编资格一事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劝张自忠在宋哲元与孙良诚之间选择了拥宋，宋收编成功，石的作用并不亚于萧振瀛，故宋对石极为信任，先邀为冀察政委会委员，又任为冀察绥靖公署总参议，绥署之事由石代拆代行。萧则提东北军系的富占魁为绥署参谋长，对石牵制。

萧振瀛有时对宋哲元也不客气，干涉宋的人事权。如抓住石敬亭擅自处决嫌犯一事，与宋拍案大闹，逼宋立免石敬亭冀察绥署总参议之职。对宋准备任用齐燮元一事，萧反应强烈，直指宋：“何能开门揖盗？”对宋不满时，动辄以辞职相要挟。对同僚，更不客气，萧想处置某人，有时连秦德纯都不敢讲情。

对日折冲是一项极易招致国人误解的工作，自日本侵占东北，中国人均以为耻。《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后，华北危机，国人对日本的敌视深入骨髓。日本则采取逼迫国府压制民众反日情绪的策略，更招致国人愤怒。愤怒之余，凡与日人打交道的政府官员，不论其动机为何，无不目为“亲日”甚至痛斥为汉奸，自何应钦到宋哲元、张自忠均是如此，萧振瀛自亦难免。不仅各大报纸常对他进行负面报道，平津的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对萧更是不能谅解。冯玉祥则出于爱国忧国及与萧争夺第二十九军的需要，对萧的行为不时攻讦，言辞很重。

第二十九军是一个反日情绪十分强烈的军事团体，萧振瀛的对日折冲内幕本不能过于公开，故知情者只有少数高级将领，广大中下级官兵不明内情，多对萧产生误解。加之他为人轻狂，不善于赢得官兵爱戴，有些人便对他强烈不满，甚至有人以为他真要当汉奸，准备效法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方式对他行刺。

当时第二十九军曾流行一段骂萧振瀛的自编数来宝小调，足见中下级官兵恨萧之深：

而萧偏偏不知自慎自重，还要到军营巡视。一日，萧偶至第三十八师防地巡阅，并由副师长李文田陪同，召集团长以上官佐谈话，萧固以“旋转乾坤”自命，谈话时亦就此旨大加发挥。凡是有主张对日作战的，都遭其严厉呵斥。其中有一名中校团附，名艾军符，四川人，曾为刘湘部队机枪连长，颇有爱国热情，长城之役时弃职，万里北上参加抗战，先投何遂第五十六军，后辗转进入第三十八师。但长城抗战后再无战事，尤其是冀察政权成立后，艾军符见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沉迷于名利声色，因此很是愤慨。又见萧振瀛轻狂，艾为此大怒，便产生了杀萧之意。后来艾军符又了解到萧振瀛包办第二十九军军需供应黑幕，杀萧之意更坚，多次请假到天津探路，以寻找杀萧机会。但此事泄露，萧令李文田将其扣压，欲以军法从事。后经人说情，始定为打军棍、撤职及递解回籍。萧密令人以夹棍等私刑将艾双腿致残，逐出军营。艾羞愤自尽，一热血爱国青年军官，竟遭此下场。

冀察政权建立后，宋哲元成为华北最大地方实力派，萧振瀛也以纵横捭阖之才受到第二十九军将领推崇。但因宋哲元政治上的摇摆和萧振瀛的居功自傲，政权内部逐渐产生若干不稳定迹象。

1936年3月7日，土肥原被调回国，日本军部将冀察和冀东两个政权的指导权转交天津中国驻屯军。土肥原的继任者是曾任冯玉祥西北军军事顾问的松室孝良，松室与曾任西北军副官处长的张允荣等第二十九军将领较为熟悉，日本军部的目的显然是要利用这层关系开展对宋哲元等人的工作。

据萧振瀛回忆：

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被调回国，继任者松室孝良，曾充前西北军顾问，与冯玉祥一些旧属如张允荣等过从甚密，华北独立之阴谋由其执行。日寇在周密策划下，一面由日酋向宋哲元威胁利诱，力言日本全力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一面指使汉奸潘毓桂、张璧、齐燮元、边守靖、齐协民等以酬宴、打牌天天包围宋哲元，游说反蒋，煽惑独立，谗言余为蒋效命以自重，挑拨离间宋与余之谊；及指使陈觉生、张允荣等迭造谣言，制造混乱，对予进行诬蔑攻击。而视余为眼中钉之汪精卫、冯玉祥辈亦由其追随者推波助澜，向宋施展分化与余关系。

日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多次与宋哲元秘密商谈。提出由日本帮助编练机械化师三十万，派日本教官顾问之类，为数七百二十余人之多，器械、款项统由日本人负责，并且日军将配合作战，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更提出余为蒋在二十九军内之代理，必须离开华北……宋均以：“萧，余之兄弟手足也，虽骨肉未能过之”，“容从长计议”复之。谈后，召余议此，余均以救国必须拥护中央实现蒋委员长之与日终将一战之决策，如是，方能为民族英雄可言……余又曰：“内有七百多名教官、顾问，外有日军大队随行，军队将成为附庸、日之炮灰矣。此不仅必受全国之反对，亦为我全军将士所不容。”更一再言：余当在必要时离开华北。

一星期五，余归北平出席政务会议，秦德纯深夜至余寓，曰：“宋将任齐燮元为冀察政委会委员，宋云此事兄必反对，然其已语齐矣；现齐等终日在方城战中向宋鼓吹反蒋独立，武力统一中国，实堪忧虑。”又曰：“此为日本所指使也，据闻，齐等曾向宋云，兄究为宋，抑为蒋，以兄是否坚持拥蒋，证之可也。”言下，心态沉痛。余亦为之沉痛，曰：“今日至此地步，诚非所料，余仍当力谏。”次日晨，赴宋宅面宋，询以齐事。宋曰：“齐昔为大帅，久官军旅，邀来，以助我声势。”余曰：“齐固旗帜鲜明之倒蒋叛国军阀，何能开门揖盗？”宋曰：“其来，亦未能有何作用，知汝必反对，然我已许之矣。”余曰：“余实羞与其伍，其来，余当走。”宋曰：“何如是言，容再议。”

（3月的）一日，宋电余即返平，谓有要事相商。及见，宋曰：“决定讨蒋。”余曰：“何故至此。”宋曰：“日本已应允只供武器、钱款，不派顾问；现韩复榘、两广、西南均已决定讨蒋，唯汝一人尚异议耳。”余曰：“吾等受蒋栽培，方有今日；更大敌当前，日寇必欲亡我，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今日唯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一旦起事，全国军民，其孰从之；余首当自裁以谢国人。”宋愤然曰：“汝不我听，孰敢不听，无怪有人谓汝听蒋而不吾听也。”余痛心疾首曰：“既如此当自裁，以全兄弟之义。”即拔手枪自裁，宋急夺枪，余不禁大哭，宋亦哭。^[13]

可见，宋哲元在冀察政权建立初期有进一步和日本人合作的可能，受到萧振瀛等人反对。在一般人看来，萧振瀛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其回忆多不可靠。但如与其他人的回忆相结合，则发现萧关于宋哲元不时摇摆的回忆并非空穴来风。王仕任当年曾担任日军翻译，他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日寇策划冀察、山东独立的阴谋活动片段》一文披露，1936年初冬（疑为二、三月份），宋哲元、陈觉生曾在天津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及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就冀察独立问题进行密谈。^[14]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担负本军与南京军政部的联络之责，其在《刘湘、韩复榘、宋哲元联日反蒋的失败》一文中有如下回忆：

……日人恶化华北，策动华北五省自治，韩、宋均与其谋。有一次宋哲元派我去南京向蒋请拨八十万元协款和枪械子弹等，行前两日，萧振瀛约我到他家对我说：宋先生要挂五色旗。我说：那么我还去南京干什么？他说，我已劝止了，你放心去南京吧。^[15]

以上回忆说明宋确曾有动摇之事，但却没有说明时间。再看张樾亭在《七七事变前后我在宋哲元部的经历和见闻》一文中所述：

1936年3月间，宋哲元又派我赴南京见蒋介石，报告平津情况，并要求核发四个混成旅和保安旅的装备和饷项。蒋介石要我同何应钦接洽，结果发湖北造步枪二千枝，步兵炮八门，步枪子弹四百万粒，还决定每月发给补助军费八十万元，军械不够的由宋哲元筹款向国外购买，中央发给护照。^[16]

这段回忆可佐证宋想借日军援助“统一中国”之事发生于1936年3月间，与萧的回忆相吻合，证明萧关于此事的回忆是可信的。萧在助宋成立冀察政权之前，与日方多有联络勾结；而冀察政权成立之后却改变了作风，反对与日人进一步合作。这说明，其先前与日方之勾结，仅为权宜之计，萧在民族立场上是有底线的。

鹿钟麟于3月23日至5月17日自南京北上，名为“训练民团及劝宋哲元与学界人士多来往的事”，实负有特殊使命。据常与宋聚赌的齐协民披露：

鹿之北来，确实也反映出蒋介石对华北政局是有所打算的。鹿曾透露说：蒋介石几次委托他向张自忠致意，准备在宋哲元一旦不服从他的命令时，就以张代宋。^[17]

可见，蒋、冯确实对宋、萧频繁地与日本人接触有所顾虑，因而想通过鹿钟麟安排张自忠在宋哲元动摇时取代之。

对于宋哲元欲借助日本支持起兵反蒋一事，张自忠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那么张又是何种态度呢？且看萧的回忆：

……日本多田骏特召宋至津（时间约3月底），云余不能再在天津。松室孝良迳告知，余为蒋在华北之代理，余邀之雷嗣尚为蓝衣社负责者，均须离华北。（4月上旬某日）开干部会议此，余曰：“今日形势，余当呈报中央，请辞，去南京。”宋曰：“调河北省如何？”余曰：“日本岂能干休。”宋曰：“回平整顿我军和政务。”余曰：“余意张自忠调津，刘汝明任察，冯治安主冀，秦（德纯）提及松室孝良现私收我方每月一万元，有相助之意，然身不由己，张自忠拍案曰：“绍文何竟如是谬论，果如是，岂能任特务机关长耶。”余劝止。此时日指挥汉奸正大肆散布谣言以惑人心，遂有流传余与张自忠在会上冲突，张自忠更竟动手相打，干部已分裂。张自忠愤而提出，应公开乃彼与绍文相吵。余曰：如是，今后岂能与日本周旋？造谣者，固有其目的，然谣言止于智者，何况如此荒谬。^[18]

4月上旬，宋召张自忠前来商议日本人的要求。据李文田在《二十九军与萧振瀛》一文中披露：

当荩忱被宋召去研究日本的要求，回来心情沉重，和我说：他主张不必理，不行就打，军长不语。又说，军长说：日本讲，仙阁和雷嗣尚都不仅是站在中央立场，而且都参加了蓝衣社，所以一定要离开华北。^[19]

宋的意图事关重大，不仅牵涉团体未来，也关乎国家大局，且与个人道德节操相联系，故张对此极感忧虑。在4月12日致萧振瀛的信中，他袒露了既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又要维护第二十九军团体利益的复杂心态。

来示谨悉。弟之性粗心躁，兄所素知；弟之不学无识更是兄所深知；弟之不欺友，不负人，不能忘恩负义，不能对不起长官，不能对不起团体尤为我兄所最相信。最近人心不古，人言可畏。弟之所以不欲再干之原因，深恐将来弄地是人不人鬼不鬼，成为团体之罪人，国家之败类，长官不以我为人，朋友均以我为耻。如到这个时期不如趁早脱离，以免许多的是是非非。再者前几天在平，因为说话不对，觉着对绍文不起，好在是患难弟兄，谅能见愿。如绍文觉着难过，请兄就近代弟先为赔罪。俟后到平，再当面道歉。专此布达。顺颂近祺！弟张自忠拜。四、十二。^[20]

这说明张自忠与萧振瀛同样反对宋哲元借日援反蒋独立的行为，甚至有辞职之意。对于团体的未来，张自忠又有补充信致萧，内称：

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人，只要内里无病，决不能被消灭。某一个团体之消灭，其原因无不是自己消灭。这就是古人说的“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我们之团体能有现在，也可以说是内里无病。这无病之原因，不能不归功于我兄之调度得法。以后能负治团体之内病者，乃为兄是赖。忠再拜。^[21]

这说明张自忠此时对萧颇为信服，视之为可凝聚团体之人。

萧振瀛见不能阻止宋借日反蒋，即提出辞去天津市长职，宋准萧辞职，日本人乘机开出不能任天津市长的十八人名单，并支持齐燮元任市长。宋哲元之意仅在于借日反蒋，而并非真的联日叛国，故反对齐为市长，拟调张自忠为天津市长。

6月中旬，萧回北平香山暂住。1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与关东军干部及北平、济南、张家口、太原、绥远之武官在天津召开会议，商促冀察政权“明朗化”事。日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先晤宋哲元，又晤山东主席韩复榘，促其联合行动。次日，西南代表潘宜之等自北平到天津，意在会晤宋哲元。20日，宋哲元与韩复榘会晤。据萧回忆：

当时两广计划倒蒋，韩复榘邀宋哲元会晤于泊头车站，商定第一步立于中立，第二步参加讨蒋，即由何其巩主稿，以马电致中央。蒋电余，谓马电口吻以两广与中央同立于平等地位，殊属不当。^[22]

之后，萧成功阻止韩复榘与两广代表谒宋，并以反间计使宋、韩联盟破裂。28日，宋电邀王克敏赴北平，拟请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以进一步去萧。萧在华北连失两个要职，仅余政委会委员闲职。

张自忠到香山陪萧住五日，闻宋之意，甚为愤怒，向萧表示：“事竟如此，听我两月之后，定使宋不得不离去，否则我非张姓也。”萧劝说：“决不可如是；国事为先，义气为重，本此，余生死均非所计；今中国安危系于华北，故以一切听从中央，为全兄弟之义，余愿牺牲。”冯治安、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共来聚议，均要起兵逐宋，为萧劝止，张大哭而去。^[23]对于萧以上说法，笔者初不敢信，但见1936年6月冯治安为表决心曾书 “弟奉言即行，敢生敢死”条幅赠萧，真迹犹在，始信萧言非虚。（照片）可见，张自忠与冯治安、赵登禹等人对宋去萧并借日援与韩复榘及西南联合反蒋危害国家之事，均十分愤怒，险些逼宋离去，却终为萧振瀛所阻。

我们不要听到“逼宫”两字就紧张，“逼宫”也有双重含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逼宫”，是正义和值得称道之事，只有出于个人利益，以损人利己角度“逼宫”才是可耻的。有人不讲民族文化，骂西北军为封建团体，对二十九军等西北军旧部的态度也是这样。值得强调的是，团体意识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特色，远自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北洋军，近至张作霖的东北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李宗仁的新桂军，甚至蒋介石的中央军，均有极大的封建团体性质。这些带有封建性的团体，自然有其局限性，但有时也有其先进性。当团体意识与国家利益相左时，自然是有害的；当团体意识与国家利益一致时，则会表现出爱国的一面，甚至焕发出坚强的力量，这也是不能否定的。在贫穷的旧中国，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情况较少，不一致的情况较多。以西北军及其旧部为例，团体利益多与国家利益相左，只有在北伐和抗战时期，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曾有相一致的情况。张自忠在西北军时，尚不能摆正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随冯玉祥一起将西北军团体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参加了中原大战，并不惜放弃中央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的高位仍追随已失败的冯玉祥于晋南。九一八事变后，张自忠已能摆正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盲目追随冯玉祥东山再起。对于宋哲元也是一样，“六一事变”前后，当宋产生了以小团体利益危害国家统一与安全之倾向时，张表现出极大愤怒，险有“逼宫”之举；当宋悬崖勒马后，张自忠、冯治安为了团体利益又表现出对宋哲元忠诚与服从的一面，继续拥宋。张、冯等人此举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自私之举，而是源于爱国立场的大义流露，难能可贵，值得钦敬。

7月上旬，图谋反蒋的粤系军阀陈济棠遭部将余汉谋、黄光锐等反对，众叛亲离。13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一）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二）陈济棠免职，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指挥。宋哲元为此事所震慑，从此不再提借日援反蒋统一中国之事，公开否认“华北五省保安”之说。既如此，张自忠等也不为己甚，继续拥宋为首，宋因此得免为陈济棠第二。当然，以笔者观察，宋为大节不亏之人，并非真正亲日，只不过对拥有二省二市十多万人马的宋来说，统一中国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但最终的悬崖勒马使宋保住了名节。

宋哲元是一个不善言辞却颇有心计之人。经历此事之后，他发现萧能够联合带兵官对自己构成威胁，即通过各种手段迫萧离去。10月，上报萧最为反感的齐燮元为冀察政委会委员，为中央批准。见萧还不离去，继上报冯治安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彻底断绝了萧振瀛留在冀察的政治希望。11 月1日，萧振瀛终于离开华北，临行嘱张自忠为团体负重，办好对日交涉，随即乘机赴上海。1937年4月2日，萧振瀛作为国民政府“实业考察专使”与孔祥熙同乘意大利邮轮维多利亚号赴欧洲游历。

至此，宋哲元成功化解了萧振瀛与属下师长的联盟。张、冯、刘、赵等人为维护大局和宋之形象，对此段内情闭口不言，故意隐讳，加之流言甚多，萧的去职长期蒙上种种神秘传说而成为冀察政权的历史之谜。

其实萧辞职后并未立即离开华北，而是又住了四个多月，10月下旬方离北平南下，故萧的辞职与离平是两个不同的事件。

平心而论，萧振瀛为追求权位不择手段，但亦属大节不夺之人，依然守着爱国的底线，为此他政治上倾向于中央，而反对进一步对日妥协退让。这也是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要求宋哲元去萧的根本原因。抗战爆发后，原西北军将领大量投敌，冀察政权和第二十九军也有门致中、郑大章等投向敌伪，以当时的华北局势和萧自身的实力，其设若投靠汪伪，一省之任唾手可得，但萧振瀛却能保全名节，坚持民族立场，即是明证。

据冯玉祥5月17日日记记载：

鹿自北方归来谈宋、石、秦、萧、韩之近况，应录出，以备参考：一、宋（哲元）决心为国，唯苦于兵力太单。二、石（敬亭）则实心任事，然不免有些专断。三、秦（德纯）有点圆滑。四、萧（振瀛）则不怕一切。五、韩（复榘）则很勤于军民两政。

鹿所称的石敬亭不免有些专断，所指为何？据齐协民回忆：

西北军的老将石敬亭，担任冀察绥靖公署总参议，深得宋哲元之信任，对公署事宜代拆代行。有一次石没有请示宋就自作主张，枪决了一个私开赌局的东北军退伍军官。萧抓住这件事借题发挥，向宋拍案大闹，立逼宋下令免去石总参议职务。^[24]

石敬亭擅自处决私开赌局的东北军退役军官，导致萧振瀛做出了过度反应。萧为吉林扶余人氏，此时显以东北人保护伞自居，加之与石不睦，遂要求宋免石的职务。问题是石在宋心目中也具特殊地位，自然不会为此一区区小事免石之职。消息传到南京，冯玉祥很是着急。据冯5月21日的日记记载：

宋为人忠诚，此时又不能不用劣赖人，宋、石如何能和好，秦（德纯）、邓（哲熙）、陈（继淹）、张（允荣）如何能劝宋、石，萧如何能悔改前非，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如何能注重军学，大局如何能全力为抗日，联法联俄如何能成功，以上种种，从早至晚不能去怀。

这显示了冯对北方局势及旧部的关注，将萧称为“劣赖人”并想促其“悔改前非”。冯玉祥为调解宋、石和萧、石矛盾，于5月29日特派第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世军北上，请其向宋等转告须防日人挑拨离间之诡计，防止内部分裂，并亲书三封信，一给宋，一给萧，一给石，称“尤其望萧将来抗日也”。

冯玉祥对属下向有家长式作风，致萧信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从萧的反应来看，确有抓住他的言行促其“痛改前非”之意。萧与冯矛盾甚深，接冯信十分恼火，因秦德纯此前曾派财政局长林世则到南京公干，萧颇怀疑秦曾使林向冯密报自己言行，很是不满，即致信指责于秦。秦急于6月1日向萧致信辟谣：仙阁大哥勋鉴：

手示敬悉，不胜诧异。兄之言行一切，弟从未向冯先生谈过一字，特此声明，敬请勋安。弟德纯敬上　六月一日^[25]

由此足见萧振瀛之专横跋扈，连北平市长秦德纯都要凭空指责，秦对萧则避让三分。

石敬亭本不是甘心退让之人，得冯的支持，即大骂萧是汉奸。萧十分震怒，以辞职相要挟，要宋免石的职务。二人相持不下，宋也十分为难，即由秦德纯、李世军转圜，劝二人同时辞职。

萧振瀛的辞职电文未见披露，自称曾受到蒋介石慰留，但从蒋6月15日致萧的手书中却看不出其慰留之意：仙阁吾兄同志勋鉴：

张（樾亭）参谋长等来京，俱患吾兄处境艰难，（犹）坚忍奋勉，中实有荣也。尚望时自珍重，为国效命。两广问题，谣传甚多，希有以拒制之。余托张参谋长面达勿赘。顺颂时祉！中正手启六月十五日^[26]

6月17日，宋哲元接受了萧的请辞，调察省主席张自忠为天津市长。

在萧振瀛地位动摇之前，宋哲元曾拟将自兼的河北省主席一职让与张自忠，另以刘汝明继任察省主席。但萧振瀛的去职，使宋哲元改变初衷，决定由张自忠继任天津市长。宋的这一决定可能出于如下考虑：日本中国驻屯军总部及各国领事均驻于天津，主持津政的首务在于对外交涉，尤其是对日交涉问题。换句话说，天津市长同时也是冀察当局的外交部长。在第二十九军诸将领中，张自忠处事稳健，持重而有度，是较有政治头脑的一位，适于担任此职。

实际上，仔细分析，宋将张安排在天津还有更深的考虑。由于险些发生部下造反之事，萧振瀛走后，宋哲元对张自忠和冯治安等不再信任如初，为便于控制，将第三十八师师部置于北平南苑，使张异地履行军政职责，对冯治安也采同样手法，军政职责所在地分居西苑和保定。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和第二十九军这个团体中，除了宋自己，最有实力、最能办事、最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均是张自忠。以对日为例，宋身边可承担对日交涉事务的冀察政委会委员，有秦德纯、张自忠、石友三、齐燮元四人。宋深知张、秦爱国无他，可放心用之，以齐、石对日则会假戏真做，且石执掌兵权更不能放心，故以张、秦二人承对日交涉之责，以齐为辅，而将石排除在外。同时，为便于控制张自忠，有意塑造张的“亲日”形象，使其任何意义上的犯上举动都会带上“联日逼宫”的恶名，以此手法防止张的异动。这应该是宋哲元把张自忠安排到天津的主要意图之一。后来，宋通过使张在津履行己所误签的《中日经济开发协定》部分内容，代己访日及主持卢沟桥现地谈判并代签《香月细目》，成功达此目的。

张自忠深知天津乃是非之地，对日交涉更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故在致萧振瀛的信中表露了不愿就职的想法。他还就此事征询马彦翀秘书长说：“宋委员长要调我任天津市长，我想我乃一头脑简单的军人，如何能应付天津那样复杂的局面？”马彦翀很同意，说：“主席说得很对。第一，天津可比察省情况复杂得多。不仅有日本，还驻有各国领事，外交上不好对付。第二，津市有几国租界，商贾云集，又住有很多军人、政客，还有很多地痞流氓，过去不断兴风作浪。老实说，你是军人，我又没有经验，这种局面，怕我们应付不了吧？”

张自忠沉吟片刻，说：“等我们到了北平，我再向宋委员长陈述。你可代我写出几点理由，备我向宋先生坚辞。”

6月初，张自忠由张家口赴平谒宋，但他的坚辞未获批准，宋哲元坚持天津市长一职非张莫属，张只好服从。过后，他对马秘书长说：“宋先生意志坚决，并声明以维持半年^[27]为期。我们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明知牺牲名誉与小我，但为国家为地方，也得去干！”^[28]

天津是中国北方重镇，面积89.06平方公里^[29]，人口107万^[30]，地跨五河注沽河之会口，据北宁、津浦铁路之交点，水陆交通十分发达。此时的天津与上海、青岛同为特别市，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辖六个公安区、四个特别区（原德、奥、俄、比租界）。

天津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北方的汇聚地，张自忠上任时共有39个国家在此设有领事馆，法、英、日、意等国且拥有租界和驻军。

天津作为北平的门户和由海路通向华北腹地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更是将天津视为“征服中国的咽喉”，处心积虑地要控制这个要地。1901年日本通过《辛丑条约》攫取了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权。同年10月正式编成“清国驻屯军”，1913年改称“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设在天津张园。为了准备侵略战争，1936年6月，也就是在张自忠赴任的前夕，中国驻屯军实行了扩编，兵力由1700余人猛增至5700余人，并把以前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久驻防制。扩编后，田代皖一郎中将接替多田骏任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任参谋长。下辖一个步兵旅团及若干特种部队，分驻于平、津、通县、丰台、塘沽、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要地。其中步兵旅团第二联队、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均驻于天津，海光寺筑有大型日军兵营。大批日军荷枪实弹地开进平津地区，再加上蜂起于华北各地的日军特务机关，其实力已对第二十九军和华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随着日军增兵的实现，驻屯军态度愈益蛮横强硬，他们公然向中方提出在南苑“租地”建房以储存汽油；在北平的日本宪兵开始直接搜捕中国人；天津海河上不断发现被日军屠杀的中国民工的浮尸；日本国内的报纸出现了“警告宋哲元”的大字标题。这一切都表明，日本开始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华北局势因日军增兵而形成了新的危机。

张自忠正是在此背景下就任天津市长的。

6月18日上午，张自忠正式就任天津市长。就职典礼在市府大礼堂举行。北平市长秦德纯、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天津海关监督林世则等各界百余人出席典礼。

仪式结束后，张自忠对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概略阐述了施政方针：

鄙人初到市府，将与新闻界诸君把晤，甚为愉快。天津乃华北重要商埠，萧市长因病辞职，市长一职不可一日无人负责。冀察政务委员会因关切地方治安，命自忠暂代斯职。自忠身为军人，只知服从命令，虽明知才轻任重，也只好勉为其难。今后施政方针，很想在福国利民原则下，铲除一切陋习，树立廉洁风范，不说一句假话，不存一点私心，务必达到政治修明的境地。对地方决负责保持安宁，对人民决努力图谋福利。所谓繁荣市面，整顿市容等，亦必尽力去做。关于外交，天津华洋杂处，自忠决站在本职务的立场上，一本委员长睦邻意旨，希望以互惠平等之精神，作共存共荣之努力。所有用人标准，凡能于职务、忠于职务的，决不轻动一人，反之，才不称职或职不尽责，似乎爱莫能助，务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过自忠久历戎行，不谙政治，尚希望各界贤达，随时赐教。^[31]

6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了对张自忠的任命，同时核准刘汝明继任察哈尔省主席。^[32]

萧振瀛给张自忠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市财政亏欠50万元，市府官职员纪律涣散，市区治安也比较混乱。张自忠到任后，在广泛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以脚踏实地、雷厉风行的作风，对吏治、工商财政、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社会治安等各项事业进行了全面的治理整顿。

首先是整顿吏治。措施是：

（一）裁并、调整机构，组成精干、高效的市政府。

萧振瀛任内，天津市府的职官设置是：市长之下依次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公安局、财务局、工务局、社会局、公用局、卫生局、电报局、电话局和市政改进委员会。为节省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计，张自忠对上述机构作了裁并和调整：裁撤副秘书长一职及市政改进委员会；卫生局、公用局撤销，所辖业务由市府直接处理；四个特别区不再专设主任一职，其职责由各区公安分局长兼任；增设教育局，加强教育事业；其余各局照旧。

经裁并调整后，组成了新的市政府：

　秘书长　马彦翀

　公安局长　程希贤（后李文田）

　财政局长　舒双全（后傅正舜、李桐文）

　教育局长　凌勉之

　工务局长　王学智

　社会局长　李在中

　电报局长　王若僖

　电话局长　张子奇

　保安司令　佟泽光（后刘家鸾）

为减少行政开支，弥补财政赤字，张自忠还下令减薪，从自己开始，高级职员依薪金高低每月减5-10元不等；市府直辖之第一、第二、第三科，裁去7人；所有兼职官员不再兼薪。

张自忠任内，天津市行政区划有所变动。1936年11月，天津市与天津县（属河北省）重新划界，东局子、王串场、徐家庄、宜兴埠等15个村庄由天津县划归天津市。同时，上述地区的田赋税契及牙杂税、万国赛马会捐洋、宜兴埠西屠宰场税款每年约计大洋20万元，也由河北省划归天津市。^[33]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下令设立天津区行政专员公署，辖天津、静海、武清、宁河四县，天津县县长陈中岳任专员，由河北省改归天津市节制。其中五河水上公安局、海上公安局、保安司令部、内河航运局由市府直辖。^[34]经过两次变动，天津市辖区进一步扩大。

（二）改革用人制度。

在组织新政府的过程中，张自忠发现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各机关恶习相沿，每有长官调动，即有大批职员随之任免更换，以致任人唯亲、弊端丛生，办公秩序混乱，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无法保证，职员政绩更无从考核。张自忠决心改变这种局面，规定所属各机关统一用人行政，一切任免均须呈市府核办，1936 年9月16日，他向各机关发布命令，文云：

图治有要，得人为先，俊义在官，绩效斯著，……所有各机关人员，除雇员应呈报备案外，一律应由本府任免，各机关如有相当人员，只准开具履历，附加切实考语，呈府保荐，不得径委；其因事实需要迫切者，得先行派员代理，仍应呈请任命，不得故意延缓。遇有应行免职者，亦应声叙理由，呈府核办，不得任意罢免。至于现职人员，无论已否呈报有案，均限于两星期内，另行造具备册，详列履历，附加切实考语，呈送到府，以凭审核任命。此后所有奉委人员，务宜各矢忠诚，交相砥砺，勤于职事，竟其智能，力祛营求奔兢之风，共图趋事赴功之效。本市长整饬吏治，考核惟严，惩过赏功，官规具在，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局遵照。切切此令。^[35]

这个命令，体现了张自忠力求秉公用人的思想和整顿吏治的迫切心情。命令中所提“惩过赏功”并非说说而已，而是真正得到贯彻。经1936年底的年终考核，市府官职员得奖状者9人，加薪者41人，由办事员升级为科员者3人，减薪、停职者10余人。^[36]

（三）改进办公制度，严格办公纪律，提高工作效率。

针对市府办公秩序混乱，官职员散漫松懈的情况，张自忠责成马彦翀秘书长召集全体官职员训话，提出严格要求：所有官职员，嗣后对于公务，要随到随办，工作要紧张，不得因循草率；履职要认真，不得敷衍塞责。要按时上班下班，禁止迟到早退，如查迟到一次者记过，二次者记大过，三次者减薪10元，经减薪后仍有违犯者，即予停职。^[37]

张自忠到任不久，即进入暑期。7月13日，他下令变更作息时间，规定上午6时上班，11时下班，并强调按时作息，不得迟到早退。实行一周后，经查无一人迟到早退，工作时间虽然缩短，行政效率却大为增进，官职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北平、上海、汉口各市闻讯，纷纷仿而效之。

张自忠身为军人，办事一向雷厉风行，干脆利落，而旧式官府的繁文缛节和因循陈规与他的一贯作风格格不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各机关往来公文甚繁，日常例行公事，亦须行文批答，徒耗时日，于实际并无裨益。”为策进办事效率，简便行文程序，他规定：“嗣后一切例行文件之无时间性者，概由《天津市政府公报》发表，不另行文，自《公报》第90期实行。”^[38]

（四）严肃政纪，倡导廉政。

旧中国官警腐败，积习深重，贪污受贿已成风气，天津市政府亦不例外。张自忠历来痛恨贪官污吏，决心严肃津市政纪，树立廉洁政风。上任后，他特派暗探查访各区，发现警察多有借“三节两寿”^[39]向商号、居民收索馈赠之事。他们通常按商号大小和居民富裕程度，收取二三角至五六元不等，对方慑于警威，一般不敢悖违。为避免直接勒索而暴露目标，这些机警狡猾的警察们从不直接收受钱物，而委托更夫代收转交，然后按官阶大小私下分肥。此风相沿日久，已成惯例。正值调查之际，张自忠突然接获商民举发控告，谓公安局侦缉队第二队队长李志平，到任仅两月余，滥捕商民，擅自罚款后开释，共得赃款1万余元。张自忠闻讯震怒，当即命公安局：“把这个黑了心的家伙捕送到市府来！”岂料，此公居然耳目灵通，事先潜逃。张自忠岂肯善罢甘休，严令张网搜捕，终于8月27日在北平车站将李犯捕获。经审讯，发现李案与贩毒有关，张自忠遂命将李犯交禁毒审查处讯办。最后判处有期徒刑8年，由冀察绥靖公署批准后执行。这件事使张自忠进一步感受到警风问题之严重，整顿警风之决心愈加坚定。8月29日，他在向公安局发布的训令中严肃指出：“查各分局巡官长警仍有借‘三节两寿’名义向居民商号需索馈赠，不啻有玷警誉，直是目无警纪。此风不革，则一切政令等于赘文。现值秋节将届，特再重申前令，仰该局长通饬所属，严切申儆，无论何人倘再有违犯情事，一经举发，除将原索钱物退还外，定即依法从严惩办，决不稍事宽贷。”^[40]公安局长程希贤奉令后，即着手整顿警风，并进一步申明：“有故违者决予严惩，直接长官同时撤职。”^[41]

此后，对于以身试法或渎职违纪者，张自忠均从严查处，毫不宽贷。1937年3月，市警察局（同年2月公安局改称警察局）第六分局局长韩青芳及该区第二分驻所冯某因渎职被人告发，经查属实，张自忠即将二人撤职，由段长贵继任第六分局局长。^[42]在这同时，五河水上警察局第一分驻所第三号船一等警士张国卿、船长王趾亭、警长王义仁等，收受贿赂，张自忠下令将三人撤职，并押送市保安司令部依法惩处。^[43]

津市意租界意大利人经营的回力球场每晚以赌输赢卖票吸引大量中国人和外国人，据称每月收入累计百万。张自忠上任后，意商恐市府干涉，影响业务，乃派中国买办到市府恳求，情愿每月以5000元馈赠市长。当时担任市府秘书长的马彦翀向张汇报后，遭到张的坚决拒绝，并指示今后对外商的行贿手段要严加注意，以免混淆视听而玷污政绩。^[44]

为稽查走私货物，天津市政府在大沽成立了军警稽查处，由军警双方合作缉私，查获走私物品甚多。张自忠规定，凡查获物品一律交公安局按章程处理，军队不得过问。这个措施杜绝了军官利用职权贪污走私物品的行为。

在严明法纪、不徇私情方面，张自忠律己甚严，为部属树立了榜样。他执掌津市后，许多亲属、同乡、故旧前来求事，他一律按标准衡量，达标则用，否则谢绝。天津市郊葛沽有一匪首，在塘沽一带聚众抢劫，犯案多起，为警方捕获。该匪以帮会关系结识了青帮头目张树声。张树声原为西北军宿将，与张自忠熟识。此次受托专程由南京来津，以老长官身份为匪首求情，张自忠未允其请，仍依法将匪首处决。

张自忠就任天津市长后，一承包商转托张的部将张宗衡出面，要求承包天津税务，表示愿出款65万元，签订合同时，可写30万或40万，这样张自忠个人至少可得回扣25万元。张自忠未为金钱所动，他对张宗衡说：“西北军的干部失业很多，财政局长傅正舜办税务有办法，可以借此多安排一些失业人员，比包给人家有好处。”^[45]

1936年年关前夕，天津市政府给市府机关和第三十八师官兵每人发一点过节钱。过惯了苦日子的第三十八师官兵们得了钱，无不欢天喜地，大家齐聚于市府大楼向张市长叩谢。张自忠正色而言：“这是国家给你们的钱，为什么要谢我个人呢？是国家和人民豢养了我们，我们必须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地办事才对。大家说是不是呢？”^[46]在几天后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他又诚恳地对军政官员们说：“值兹岁首，愿向大家赠‘正直有恒’四字，今后应为本人创造新生命，为地方谋新建设。”这句话，既是对部属的期望，也是对他自己的勉励。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张自忠的廉政措施不可能使旧式官僚政府得到根本改造，但他的努力仍取得明显成效，天津政风确有改观。应当指出，这个成就是在国难日深、政局纷乱的形势下取得的，殊为不易。

1936年“双十节”（10月10日），天津《大公报》为庆祝中华民国建国25周年，发行特刊，邀张自忠发表纪念文字，张遂将从政一年来的感受和经验整理成文，以《一年从政之经验谈》为题发表，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吏治的。张自忠历来主张“少说话多做事”，因而很少对外发表谈话，至于发表文章则更属凤毛麟角，故此篇文章弥足珍贵。特将原文照录如下：

故事，国有盛典，报刊发行特刊必多方征集言论，藉觇朝野新旧之思潮，以为参证策励之资料，用意甚善。余虽素禀“少说话多做事”之训，今徇《大公报》之请，不能不有所言，然决不敢以敷衍粉饰之词，聊相搪塞，亦不愿以慷慨激昂之谈，苟求快意。至“虚矫”“夸诞”“华而不实”，则尤夙昔所戒。无已，请以一年间从政之经历，枨触所及，稍抒胸臆。

出席末代两广总督张鸣岐之子张镈婚礼做证婚人。张镈后来成为建筑大师，是人民大会堂、友谊宾馆、民族文化宫和北京饭店的主要设计者。

余以武人，去冬开始绾察哈尔省政。近复忝长津市政。严格计算从政时期尚不足一年。且即此一年，为适应环境，迁就苦撑，用力未专。以此而言经验，可谓石火萤光。顾余以为经验有好有坏，好的经验，是曰轨范，坏的经验，是曰积习。余因经验尚浅之故，幸未与积习同化，觉所谓官厅生活，颇有类于从前之私塾。所有工作，不外照例文章，长官如塾师；一般公务员，则为塾中之生徒，萎钝局蹐，生气毫无。循此不变，纵政治上有优良之设计，殊难达到增进效率之愿望。

第一，知有纸面工作，不知有实际工作。——公文原为传达政情推行法令之工具。今乃视此工具为唯一之政务。公文愈多，政务愈滞。弊在传统之思想，与夫呆板之程式、不合理之手续，谬解流传，习焉不察。且组织重复，机关分立，法令如毛，档案丛积，推行一事，动需周转，此往彼来，抄袭套语，名为相责，实则相推，费时害事，莫此为甚。

第二，知对人负责，不知对机关负责。——机关之为物，长官不过居于头脑地位。一切活动，仍有赖于耳目手足，乃至脉络血轮。耳目手足，脉络血轮，与头脑之地位虽殊，而为构成机关之分子则一。既为机关一分子，则与机关已成一体。分子之职务，即系机关之职务。公务员虽由长官所委任，委任之意，系应机关之需要，非应个人之需要。如仅对个人负责，机关必蒙无形之损害。长官精神所到之地，则工作紧张，精神不到之地，则工作废弛。机关事务之所以“丛脞”“隔膜”“阴晦”“欺饰”，胥坐此病。

第三，知官厅超出社会之上，不知官厅亦即社会一分子。——官厅为执行职务，对于社会，固居号督之地位，然官厅之本质，原为社会之因素，与其他集团，可以等量齐观，并无差异。其对社会，一方须指导，一方必须合作。一般心理，昧于此义，自抬身价，强划鸿沟，始曰威信，继则威而不信。甚至普通交易，蔑视对方，趋重小我，忽略大群，包工代价，一延数月，分段设防，争繁避瘠。此风不革，行见形格势禁，凡百措施，一无所成，来日大难，能无凛惧。

第四，只知以官职为阶梯，不知公务员亦实正当职业之一种。——此则关于公务员之人生观。人生观之所以不正确，又有关于整个立法，及整个之政治轨道。尤其华北，立场之苦，处境之难，危疑震撼，罕有其匹。他省所议，在官吏之保障，此则须兼议机关之保障。他省所虑，在以官为传舍，此则或竟以官为游猎。长官频易，人各位其所私。政令歧出，任意朝令夕改。事等投机，心存侥幸。庸者终日惶惶，只愁地位之不保；黠者左右盼顾，必求垄断以甘心。因侜张之多端，环境益感不宁，鬼蜮乃益滋长。辗转成习，由来已久。余之此来，对于中下级僚属，未敢轻易一人，非以其才能之足胜，实冀以“磨琢去圭角，浸润见光晶”。

右述四点，将何以弥缺憾，作朝气，凝聚结郁，不能自已。计惟有感之以诚，行之以渐，寻绎条理，锲而不舍。今日思之，明日复思，今日为之，明日复为，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不以微效而自矜，不以浅尝而即止。虽然市政专家孟洛氏有言，“欲求市政效率之增加，必具之要素凡三，曰开明的市民，曰完美的市政组织，曰适当的市行政系统”。按之此义，余言侧重第二项。盖私心以为必先求本身组织之健全，乃有设施之可言。至一、三两项之擘画策励，则有期待于邦人士共同之努力。^[47]

这是张自忠从政一年的基本感受。文中所列四点，切中时弊，一针见血，反映了他对于文牍主义、特权主义、人身依附关系、官本位现象，及官僚机构的郁滞闷塞、毫无生机的厌恶与不满。但是，尽管张自忠具有进步的、开明的政治思想，尽管他发现了旧式官僚政治制度的积弊所在，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最终却拿不出根本的解决办法，这是时代和他所处地位的局限所致。

天津是北方工商业中心，治理财政与工商业，是历任天津市长所面临的要务。张自忠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

（一）整顿财政税收。

1935年，天津市财政收入约500万元，而市政经费支出已超此数，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亟须改变。张自忠上任后，采取撤并机构、裁减冗员、核减经费、减缩薪金等措施，实行财政节流。在整理税务问题上，张自忠反对随意扩大税额、增置税种，以免增加广大纳税人负担，影响工商业发展。为解决财政增收与不加税额的矛盾，张自忠提出要在查收、征补偷漏税上下功夫。具体办法是：（1）整顿契税。以往房主买卖房产多不办理登记，以逃匿契税，这种情形不仅影响市库收入，且易导致产权纠纷，对业主不利。张自忠要求财政局主管部门向市民讲清道理，动员业主登记；同时规定，对业主申请税契或登记事项，必须从速办理，于15日内发给契证，不得刁难。（2）改革营业税征收办法。针对营业税征收不力，偷漏税甚多的情况，不再仅仅按业主申报营业额征税，而实行查账制，纳税额与营业额不符者，罚款。同时，为体恤民艰，以防影响商业经营，张自忠规定查账工作每年只进行一次，并须会同商会人员前往，不准任意拘捕商人；违章罚款，不得超过原税一倍；成立评议会，评议征税、罚款事宜，以行监督。（3）办理私货登记。为杜绝私货泛滥，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增加税收，从1936年10月起在全市商号举办私货清理登记，按私货额补纳税款。（4）重新规定房铺捐征收办法。在不增加捐额的前提下，删除繁目，按类列等，以利征收和督查，防止偷漏税款。

为合理编制1937年度财政预算，张自忠对天津市历年财政收支作了比较研究，最后确定按1934年预算规模编制新预算，即每年收入480万元，支出约460万元，力求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

天津市民银行是一家市属官办银行，是市政建设的主要支持者，但多年来，该行一直经营不善。张自忠对该行董事会进行了改组，亲兼董事长，加聘商会常委王文典为董事，聘市社会局长李在中为监事会主任，并将资本由原来的50万元增至100万元。原经理纪华因经营不善，准予辞职，聘河北省银行副经理沈日新为经理；增设副经理职，聘前张家口西北银行行长李子璋充任。改组后，市民银行经营能力得到加强，营业情况逐步好转。

经过多方努力，天津市财政情况渐有起色。据统计，张自忠就任两个月后，市财政每月赤字已由30万元减至11万元，至1936年底，已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二）整顿商会和各业公会。

天津市商业委员会（简称商会）是代表全市商民利益的民间团体，同时也是官府协调管理商业的中介机构，具有亦官亦民的双重性质，在商民中颇有影响力。张自忠身为军人，对工商业并不内行，因而很希望商会能助一臂之力。但早在张自忠上任之前，该会内部一直矛盾重重，纠纷迭起，致使商会陷于停顿。在张自忠督促下，该会于1936年6月25日恢复工作，但因旧的矛盾未得到解决，仅隔两日，商会内部纠纷再起，工作再度停顿。张自忠对此严重关注，下令成立商会整理委员会，对商会进行彻底整顿改组。经过数月整顿，新商会于1937年元旦举行了成立大会。王竹林任主席，王文典、纪华、王晓岩、卞白眉、卞俶成为常委，下设经济、交际、编纂、国际贸易、工业、设计、统制、公断、土产审查、鉴定、赋税11个委员会。张自忠在成立大会上致词，对商业家们提出了恳切期望：

天津为华北之商业中心，必须有健全之商会，今日新商会成立，本人希望三点：第一，新商会产生，能造成新的生命，不可再有意见之争；第二，要立在商民立场，为全市商民谋福利，勿存私心，置商民痛苦于不顾；第三，希望官民合作，一切均为商民着想，官府如有应改革之处，商会可随时建议，必愿接受。^[48]

新商会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组织更为健全，更重要的是，经过整顿改组，将奸商、无耻买办一律摈弃，从根本上解决了内部矛盾。终张自忠之任，新商会再未发生纠纷，且与市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协调管理工商业、促进天津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津市的各行业公会，据1936年8月统计共有80多个。因管理不善和利益冲突，各公会之间或公会内部，也纠纷不断，争斗时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张自忠指示社会局对各业公会进行整顿。对应行解散之兑换业、席业、派报业、油业等公会，一律令其解散；对应行整理之五金、钱业、米业、典当业、洋广货、绸布业等54个公会，令其暂停职权，按社会局所拟整理办法进行整顿；对脚行（即拉脚业），拟定《脚行登记及管理办法》，令其遵照，取缔垄断，严禁争夺。经整顿，各业公会面貌普遍改观，经营秩序明显改善。

（三）整顿水价，清理官荒，维持铜元价格。

据统计，天津市自来水用户共25.8万户，其中仅3000户自行安装了水表，余者均赖水商供给和收费。全市600多户水商操纵居奇，肆意抬高水价。他们从官办的济安公司以每千加仑1元购入，转售后竟加至六七元，严重损害用户利益。张自忠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采取措施，保护用户利益。具体办法是：办理水商登记，以便监督管理；令济安公司普遍安装输水管道，俾予市民自行安装水表之便利；平抑水价，严禁水商居奇，将用户按用水量多少分为七个等级，分别定价，每千加仑最高价格为1元，违者严惩。

天津市郊有许多官产荒地，荒弃多年，十分可惜。张自忠责令成立官产清查处，举办土地陈报，彻底清查全市官产、旗产荒地和黑地，为开发经营做准备。

1936年下半年，天津市面出现铜元短缺，一批奸商乘机贩运囤积铜元，哄抬价格，扰乱市场。张自忠令公安局制止铜元外运和囤积，严厉打击奸商，取缔操纵；同时责成市民银行迅速发行铜元票，暂补短缺，后又经冀察政委会批准，将河北省铜元引入天津市场，从而有效解决了铜元紧缺问题，维护了广大市民利益和工商业的正常经营。

张自忠在执政天津的一年里（1936.6-1937.7），为整顿工商业，振兴天津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那么，这些措施成效如何呢？

当时，评估经济形势的三个主要指标分别是商号增减统计、对美输出货值和商品出入口总值。以下是三项指标的统计：

商号增减统计：1936年7月至12月，全市新开商号1146家，较之上半年增加253家；歇业者389家，比上半年减少388家。^[49]1937年1月至7月，天津市商业继续保持发展势头，累计新创商号1610家，较1936年下半年增加464家；歇业者534家，较1936年下半年略有上升，但仍比萧振瀛在任时为低。^[50]

对美输出货值：天津的对外输出遍及20余个国家，其中以美国为主，日本次之，德国第三。据美国驻天津总领事馆统计，1936年天津向美国出口商品货值总计2424万美元（合国币8194万元），比1935年增加545万美元。其中上半年为1130万美元，下半年达1293万美元，增幅为14%。^[51]1937年对美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上半年累计达1821万美元，又比1936年下半年增长40%多。^[52]

左起：秦德纯、张自忠、赵伯陶（河北省教育厅长）、宋哲元

商品出入口总值：据天津商品检验局统计，1936年天津出口商品总值约计国币1.2亿元，比上年增加3715万元。同期进口约300万元，较上年锐减298万元^[53]，主要原因是农业丰收，面粉进口减少。1937年上半年的出入口情况因缺少完整资料而无从统计，但从1月、2月、6月三个月的情况看，每月平均出口值达1086万元，比上年又有增加；每月平均入口值为56万元，较上年也有增加。^[54]

从行业经营来看，在银钱、棉花、棉纱、棉布、面粉、皮毛、蛋品、山货八大行业中，以棉纱、面粉、皮毛业最为活跃，获利也最丰。1936年，棉纱价格坚挺，细纱每包获利可达40元之多，纱商每户盈利少则三五万元，多则四五十万元。面粉业较棉纱业更为活跃，盈利少者10万元，一般在50万元上下，多者达150万元。皮毛业因国内外市场膨胀，皮货脱销，经营甚易，极少赔累之户。其他行业的经营，多与上年持平。1937年上半年，津市工商业多数行业经营看好，营业额与盈利继续呈增长势头。^[55]

数字虽然枯燥，却最具说服力。天津工商业的繁荣，从这些统计数字的增减中得到了证明。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埠，天津在晚清时已相当繁盛，至2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此后，因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的影响，经济渐趋不景气，工商业者举步维艰，市场陷于萧条。1936年天津工商业的增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萧条局面，为天津经济的全面发展带来了生机和希望，时人为之欢欣鼓舞。天津1937年的元旦正是在这种欢愉的气氛中度过的。一位工商业评论家在谈及1936年津市商业状况时写道：“回顾去岁，颇有使人眷恋者，则为去年商业之繁荣气象，为近十年所罕见。”^[56]

天津经济复苏的主因，在于1935-1936年度华北乃至全国农业丰收，农民购买力增加；国民政府推行的旨在统一币制的币制改革，促进了商业流通。某些行业的繁荣还有其特殊原因，如天津棉纱业的活跃，其背景是当时中国两大纺织业中心上海、青岛均发生工潮，导致棉纱产量锐减，从而给天津棉纱业的经营提供了良机；津市皮毛业的兴旺则依赖于欧美市场的需求扩大，另外绥东前线的紧张和绥远抗战的发生，也使前线对皮货的需求大增。

除上述因素外，张自忠整顿工商业的一系列措施，无疑也是天津工商业复苏的重要推动力。张自忠虽出身行伍，不谙工商，但他乐于学习，不耻下问，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合理使用专门人才，在治理工商业方面举措得当，决心果断，获得工商界人士高度评价。此外，他上任后，对于治安的治理、对吏治的整顿、对走私的打击和对市政工程的兴建等等，明显改善了工商业的经营环境，从各方面保障和推动了天津经济的复苏。

不过，还应当指出，天津经济的复苏仍有很大局限，最突出的消极因素是日货在华北大规模走私问题未能完全解决，由冀东伪区源源流入天津的私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再者，日商在天津的猛烈扩张，尤其是日本纱商的扩张和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兼并，也给天津工商业的前途投下阴影。

张自忠在青少年时代曾受过系统的教育，一直读至大专；投奔冯玉祥后，目睹其尊师重教的种种做法，深受影响；后来，他自己又直接主持西北军军事教育工作多年，桃李广布于西北军各部。上述经历使他对于教育工作的意义具有深刻认识。张自忠就任津市后，对市府机构进行了裁并，在这同时却增设了教育局，足见其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在财政经费短缺和军政事务繁忙的情况下，他为振兴天津教育增加了数目可观的投资，倾注了很多心血。新任教育局长凌勉之，是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不仅谙熟业务，且忠于职守，任内为天津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天津的中小学分为公立、私立两类。公立中小学当中，小学相对薄弱。张自忠上任不久，即责成教育局拟具《天津市立小学教员年功加俸规程》，以调动小学教员的工作积极性。规程规定：对全市市立小学教员每两年考核一次，考核成绩划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每月加薪5元，乙等3元，丙等不变，丁等则予以降级撤职处分。^[57]三五元钱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来说不算很少。实行该规程后，天津市政府每年需增支2万元。

据教育局统计，1936年天津市私立中学已登记者共24校、私立小学133校、私塾395所。为督促私立学校认真办学，提高质量，张自忠对私立学校进行了认真整顿。办法是，由教育局对私立学校历年办学成绩严加核定，据此重新分配补助费：对办理不善者，停止补助，饬令整顿；对成绩良好者，增加补助费，以资发展；对未登记立案之各校及各科补习学社，督促立案注册；对私塾，择其优者改组为“代用小学”，其教职员送入私塾训练班，予以适当培训；余者实行取缔，或拟订课程、设备标准，严令遵照。^[58]

南开中学是当时天津最好的私立中学之一，在全国也享有盛名。但该校因经费短缺，面临危机。张自忠得到报告后，决定每年由市财政拨万元巨款予以补助，使该校得以为继。^[59]

针对许多贫苦子弟小学毕业后，无钱继续求学的状况，张自忠下令拨专款资助成绩优异者免费升学。为求得公平合理，杜绝营私舞弊，特聘朝野各方面人士七人组成“免费学额审查委员会”，对成绩优异之贫苦学生进行考核检定。^[60]

市政府还拨款为市立中小学装设收音机、放映机，实行播音教育和电影教育，丰富了教学手段；组织中小学生分组举行科学讲演比赛，倡导热爱科学的精神。

科学文化落后是旧中国的一大特点，天津虽为北方都市，也未能例外。在天津的107万人口中，文盲竟达37万之多，占34.5%。因此，张自忠认为应将教育计划的重点放在普及民众文化知识、大力扫除文盲的工作上。教育局长凌勉之根据他的指示，重拟教育计划，特别增加普及民众文化知识的项目，采取多种措施，推广民众教育。

（1）在环市郊区设立民众学校15处，免费招收失学民众，学习文化知识。^[61]

（2）扩大义务教育。拨专款24万元，将津市原有义务小学102处再加数十处，扩大招生量。成立“义教训练班”为义务教育培养师资。据统计，张自忠任内共开办义务教育班584个，收容失学儿童2万余人。^[62]

（3）设立民教馆和图书馆，便利广大民众接受教育。1937年3月26日，投资2.7万元建立的天津第一民众教育馆在河北区大经路落成，内部分教学、教导、阅览、生计、健康五个组，每月固定经费1000元。^[63]天津原仅有图书馆1座，且位于南门外，位置偏远，众感不便，张自忠决定投巨资在黄纬路第一公园内建立第二图书馆。遗憾的是，该馆尚在建设中，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1937年7月4日在天津永安饭店出席启明银号总经理杜乐园之子的婚礼

（4）在天津县设立7个游民教养所，收容游民，教以识字及简单工艺。^[64]

（5）设立聋哑学校。津市有私立聋哑学校一所，收容量仅30余人，众多聋哑儿童无处求学。张自忠采纳了私立聋哑学校校长齐肄的建议，开设了一所官办聋哑学校，免费招生。

（6）举行民众识字运动。从1937年3月29日至4月1日连续举行3天，以播音、讲演、幻灯、化装游行、游艺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方式，向广大民众传播文化知识，说明断文识字的益处。张自忠强调：“关键是要通过识字运动，引起大家对于识字读书的兴趣，有了兴趣就好办了。”^[65]

（7）开展广播讲演。由市政府派遣各方面专家，利用广播电台向民众灌输医学常识、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公共卫生知识等，每月四次，颇受欢迎。^[66]

天津市教育局的官职员们为张自忠尊师重教的精神所鼓舞，工作勤勉，忠于职守，为振兴天津教育做出了贡献。1937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参事陈泮藻来津视察教育，最后的评价是：“津市教育局行政人员计划周详，工作努力，殊堪嘉慰。”^[67]

在大力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张自忠还把革除不良风俗、倡导社会正气视为己任。市青年会举办的“集团婚礼”得到他的热情支持。1936 年10月24日，第三届集团婚礼在宁园大礼堂举行，观礼来宾达2000余人，张自忠亲自出席，为15对新婚夫妇证婚，并在典礼上发表了诚挚恳切的讲话。他说：

青年会筹办的第三届集团结婚，今天举行结婚典礼，请我做证婚人，我是十分乐意。因为做寻常结婚的证婚人，不过是一种应酬；做集团结婚的证婚人，可以说是一种正式职务。地方官的职责，一方面固在维持公共安宁，增进公共福利；一方面尤在纠正或创造社会上的种种风气习惯。结婚一事，关系人情风俗最巨，提倡集团结婚，具有三个意义：（1）扫除旧式的繁文缛节，以及因繁文缛节所产生的种种不合理的迷信；（2）节省许多花费和时间，同时可以减少许多无谓的虚荣心；（3）教人们从领略人道之始，便得着“集团”二字的印象，庶几将来可从狭义的家庭生活，进化到扩大的“集团”生活。

张自忠还特别强调：

关于第一个意义和第二个意义，甚为简单，惟第三个意义广大精深，有说明之必要。大家要知道，人类愈进化，则“集团”的组织愈复杂，愈扩大。世界各国关于集团生活的组织，非常严密，简直能把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家组织为一个大的集团。中国人的集团生活，数千年来始终沉溺于一个家庭之中，以致社会毫无组织，各种公共事业，都办不好，现在大家才有点觉悟，乃至夫妇的结合，也知道结起团体来筹办，固图省事、便利，这的确是一种最好的现象。今天的新夫妇既已受着集团的实惠，我愿新夫妇从今天起，过着甜蜜的生活，便应对于集团的意义，有深一层的体识，求进一步的发挥！^[68]

从这段借题发挥的训词中，我们不难看出张自忠对于青年人期望之殷切和用心之良苦。并且，这段话也反映了他对于社会、对于团体的看法。社会应当有组织，团体内部要巩固，是他的一贯思想。他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认识，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大有关系：从中国社会来说，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形势下，如果不竭力加以组织、凝聚，将无力抵御侵略；就他所在的宋哲元集团而言，处于日蒋的夹缝之中，若内部不团结、不巩固，就无法立足华北。

1937年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就婚丧仪仗事拟定了《婚丧仪仗暂行办法》。张自忠认为这个办法对于改良风俗有益处，即指示有关部门结合天津市具体情况加以修改补充，制定了《天津市婚丧仪仗暂行办法》，就婚丧仪式、内容、乐队、衣帽等作了具体规定，禁止使用缨帽，禁止敬纸钱，不准进行迷信活动。

长期以来，天津市面一直充斥着描写鬼怪、色情和凶杀的小人书，严重影响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社会各界对此反应强烈。张自忠对此很重视，特地指示教育局编印内容健康的连环图画，分发给全市各书贩，以取代不良小人书；同时，让教育局设立“流动文库”，组织六辆装满各类图书的大客车，在全市巡回游行，免费供儿童和成人阅读。

张自忠就任天津市长后注意到，市内各商店为招徕顾客，多雇佣女店员，但许多女店员名为售货，实为卖淫，败坏风气，滋生流弊。为铲除恶俗，他下令颁行《天津市管理女店员规则》，命公安、社会两局转饬各商店遵办。规则规定：旅馆、客栈不得雇佣女店员，若饭馆、娱乐场所雇佣女店员，须呈报公安、社会两局查核许可。条件是，“女店员须在十六岁以上，服务时间为午前九时至午后十二时，应着国产布制长袍或短衫布裙，不得华服艳装，行动应端重和平，不得笑谑詈骂及猥亵情形，违背即予严惩。”^[69]这个规定很典型地反映了张自忠比较守旧的思想风格和治理社会风气的严厉态度。今天看来难以行通的规定，当时却得到了多数群众的拥护。以旅馆、客栈不得雇佣女店员为例，今天当然不能接受，当时却情理两合。由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风尚的逐步开化和演进。

张自忠注重传统道德观念的另一事例，是他对于尊老敬贤、孝顺父母之风的正面倡导。他指示市属各讲演所举办敬老会，对市民进行敬老宣传。这一活动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老年人的响应和支持，参加者十分踊跃。甚至连一位102岁的老太太也报名要求参加讲演，张自忠得知此事很高兴，特地指示社会局派专车接送。

由于五方杂处、良莠汇聚，当时的天津，形形色色、不伦不类的怪习恶俗着实不少。张自忠在革除不良风俗、树立社会正气方面付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社会环境，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提高了他本人在天津市民中的威望。

张自忠的个性中有两个不同的侧面：一方面，他嫉恶如仇，只要大义所在，任何强暴，都敢于周旋到底，决无畏惧；另一方面，他又仁慈温厚，生平待人，一本恕道，对穷人、弱者充满了深挚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就任天津市长期间，他同情、关怀穷者弱者的人格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大力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投资之巨、项目之多、成就之大，为历任天津市长所不及。

（一）扩大救济规模。

由于天津经济多年不景气，失业贫民为数甚众。秋冬两季，饥寒交迫，老弱死于道路，壮者铤而走险，进而引发各种治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由于丧失生计，转而投靠日人，为敌所用，扰乱地方，祸害民众。张自忠认为，为人道计，为治安计，都必须对贫民予以救济。为此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对策，最后确定举借巨款，采取“以工代赈”办法解决贫民救济问题，并制定了详细的《救济事业组织大纲》和各项具体章程。根据组织大纲，于1936年10月20日成立“天津市救济院”作为救济事业的执行机关，同时成立“天津市救济事业监理委员会”作为监察机关，成立“天津市救济专款保管委员会”作为救济专款的收支机关。其中，救济院直属于市政府，统辖全市救济事宜；监理委员会由市府延聘公正绅商及富有学识、热心公益者任委员，市府秘书长、各局局长为当然委员，推社会局局长李在中及边守靖、张品题、雍剑秋、张浙洲、纪华、赵聘卿为常委；市府原有官立、公立之慈善机关继续办理，改隶市救济院统一领导；凡救济专款，经各方筹得后均由专款保管委员会保管，市府秘书长、财政局长、市商会主席、银行公会主席、银钱公会主席为当然委员，其余由市府聘任，财政局长傅正舜、市商会常委王晓岩、天津交通银行总经理徐柏园被张自忠指定为常委，救济专款非经监理委员会核准，不得动用。^[70]

在旧中国，慈善救济事业历来被贪官污吏视为“肥差”，他们假慈善救济之名，行贪污自肥之实，上下其手，鱼肉百姓。张自忠之所以采取三权分立制，目的就在于分权制衡、相互监督，以确保清正廉洁之风和救济工作的实效。从日后的实践看，这一措施严谨周密，行之有效，基本杜绝了以往的弊端；同时，这也说明，他早年肄习法政的历史，对于他的治军和从政确有裨益。

所谓“以工代赈”，即指将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贫民、游民、乞丐等收容起来，组成“工赈所”，供以饮食，教以技能，组织他们参加修筑桥梁、道路、沟渠等各项劳动。这样既可解救贫民的饥寒之苦，又可整肃市容、造福社会，是一举多得的善举。其余没有体力劳动能力的救济对象，则分别归类，组成“妇女”“孤儿”“残废”“养老”“育婴”“文贫”六个所，并附设轻体力工厂，教养兼施。

秋冬季是贫寒者最难熬的时节，因而也是救济工作的重点季节。从10 月21日起，公安局根据张自忠命令，出动大批警察连日收容游民、乞丐，送入救济院；染有鸦片瘾者，则送戒毒所。至12月9日，共收容乞丐、游民1900余人，连同救济院原有乞丐、游民，共计3000余人。^[71]对其中少壮者，自收容之日起，即开始教以技能，为参加劳动做准备。

对于家境贫寒，但尚不至入救济院者，张自忠指示慈善事业联合会负责赈济，并令各粥场一律提前开放，增加发放食粥证1万张。11月23日，慈联会所属七家粥场一律提前开放，共为贫民发放食粥证3.5万张，比1935年增加1.5万张，食者凭证入场免费就食。为保证粥场卫生，张自忠责令红十字会和蓝十字会负责监督。各粥场开至次年2月20日结束，共施粥100天，用费计9万余元。^[72]在此期间，慈联会还购买棉衣2000套，赠送贫寒妇孺。

1936年12月，天津、静海、武清、宁河四县由河北省划归天津。张自忠首先想到的是新区灾民的过冬问题，下令在新区之宜兴埠、丁字沽及时开设粥场；对于放淤区因放淤而受灾的农民，则令市府社会局拨款予以救济。

张自忠扩大救济事业的举措，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和支持。1936年冬，天津市著名士绅、纱商张春荣、齐文轩、张燕峰等人联合集资，在南市广和楼旧址筹办贫民庇寒所，收容贫民2000余人，主动为市府分担责任。同年10月中旬，梅兰芳抵津与程砚秋合作举行冬赈义演，为天津慈善事业募捐。张自忠亲切会见了梅、程二人，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

津市经营羊绒、羊皮的商人们也为张自忠大力救济贫民的善举所感动。他们联合筹资6万多元赠交市政府，用于赈济工作，并许诺今后情愿每年报效6万元，以助善举。^[73]与此同时，津市妇女界在西湖饭店举行慈善游艺会，募集款项；赛马会则加赛四天，将加赛收入1万余元拨赠慈联会。^[74]

12月底至翌年1月下旬，张自忠连续发起两次冬赈义演，尚小云、谭富英、荀慧生、李盛藻、侯喜瑞、金仲仁、周瑞安、周春利、新艳秋、姜妙香、慈瑞全、恰宝山等名闻全国的京剧名角纷纷响应义举，踊跃报名出演。

各界人士的热情襄助，使张自忠倍受鼓舞，更使他的扩大救济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相当成效。一篇新闻报道在谈及此事时说：“本市路倒现象，以往冬季不计胜数，今年因当局扩大办理救济事业，且一度搜捕乞丐，故露宿者减少，路倒者亦少发现。”^[75]乞丐、游民的基本绝迹，使天津市容变得清洁肃整，治安秩序也随之改善，从此再无日本人及汉奸利用游民乞丐扰乱街头之事发生。这是张自忠扩大救济计划得以实施的成果之一。

（二）扩充市立医院，改善医疗条件。

人口超过百万的天津市，只有两家市立医院，因规模有限，设备不敷，市民就医颇感不便。张自忠到任不久，即决定扩充市立医院，拨款1.2万元用于市立第一医院扩充设备，并下令将相邻之助产学校楼房拨归第一医院。助产学校迁至大安街新址，张自忠还拨款为该校附设一所产院，以低廉价格接收产妇。市立第一医院于1937年2月完成扩充后，设备完善，床位增加，医疗水平与接收能力均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市立第二医院也得到了市政府的资助，除增设床位外，还添聘了著名医师，医疗能力也明显提高。张自忠任内，还批准成立了市立平民儿童医院、警察医院、牙科诊疗所，使天津市的医疗规模几乎扩大了一倍。

在这同时，张自忠还十分注意以各种方式向民众传播卫生健康知识，如举办妇女健康比赛；春秋两季强制推行儿童种痘；设立卫生所，陈列标本图画，供群众参观；下令在各学校设立学生卫生自治会等等。另外，特设卫生稽查所，任命27名卫生稽查员，对饭馆、澡堂等关系公众健康的场所进行经常性检查，督促其注意卫生，如有因违犯卫生规章而导致危害市民健康的，张自忠准许稽查员拘捕责任者。

（三）兴建市政工程。

由于连年经济不景气，加之官府贪污腐败，天津市政工程欠账甚多。许多应建工程因财政困难无法动工；大量已建工程因年久失修，危险堪虞。这种状况，既不便于市民生活，又影响天津工商业的发展。张自忠决心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他以市电车电灯公司报效款（每年20万元）为抵押，向各银行举借100万巨款，用于市政工程投资。

建设计划由工务局负责拟订，项目主要包括桥梁、马路、沟渠、河岸工程几个部分。据马彦翀秘书长透露，张自忠之所以不惜借贷巨款兴建市政工程，还有另一层用意，即通过市政工程阻止各国租界的自行扩张。由于连年军阀混战，有钱人都愿避居租界以保安全，各国租界当局乐得借此繁荣租界、增加收入，所以多自行扩张租界范围，其中尤以日本租界为甚，每经一次变乱，日租界就扩张一些。爱国人士对此深为忧虑。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张自忠经反复考虑，终于想出妙计，即以建设市政工程为名，环绕各国租界修筑柏油马路，以使界限分明。建设计划中的马路，其目的多在于此。

由于百万巨款最后借妥尚需时日，张自忠命令部分急需项目先行开工。1936年下半年动工并告竣的市政工程计有：疏浚南运河，修筑西河桥及两岸护岸，修补旧金汤桥、金钢桥、金华桥，重建海河北大红桥，修筑塘沽路，翻修新大路，修筑碱河北岸引水渠、南市七街沟渠工程及建造新金汤桥等，共数十项。其中以疏浚南运河工程居首，从唐官屯九宣闸以下，直到金钢桥止，全部用费计35.9万元。^[76]

1937年初，又有修补大经路、翻修八里台大道及新开河两岸植树工程等项目陆续动工。同年5月15日，天津市政府向中国、交通、中央、河北等22家银行举借的100万元借款合同正式签字。按合同规定，该款借期5年，周息8厘。^[77]与此同时，张自忠下令成立市建设委员会，负责建设资金的保管、支配及市政工程计划的审核和工程质量的监督工作。该委员会将工务局呈报之建设计划加以审核后，决定分别轻重缓急，次第兴建。第一期工程计有鼓楼北大街、海光寺至中日学校马路、金汤大马路等30多项。遗憾的是，上述项目大部分刚刚开工即发生了七七事变，被迫停工。

张自忠任内，天津的通讯状况亦有较大改善。长途电话线由7条增至14条。^[78]1937年6月28日，天津正式实现了与首都南京的长途通话，与上海、汉口、武昌、九江等地也陆续实现了试通话。

除上述内容外，张自忠还本着造福利民的宗旨，办了其他一些深受市民欢迎的好事：

其一，颁行《学徒契约》。当时，天津各工厂学徒众多，其工资待遇、安全保健、社会地位等，因厂而异，多无保障。张自忠责成社会局制定《学徒契约》，分发各工厂勒令一律遵行，以切实保障学徒权利。此举在全国属首创，上海、青岛、汉口各市闻讯后纷纷来津考察取经，或来函索取契约样张，以资仿效。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劳工司受此启发，准备在全国推广学徒契约制。

其二，设立职业介绍所，为失业者办理职业介绍。介绍范围主要分为熟练工人、劳苦工人、店员三类。雇方、佣方均可申请。这个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职工的供需关系，促进了工商业发展，也为贫苦的失业者找到了谋生之道。

其三，设立劳工休息所和车夫休息所。对于广大劳工和车夫终日沐雨栉风、奔走街途之辛劳，张自忠深为同情。他命令社会局在市区主要街道选择宽广场所，修建劳工休息所和车夫休息所，供劳工、车夫入内休憩，遮蔽风雨和酷日。

地处华北前线的天津，由于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治安问题十分严重。日货走私猖獗与毒品泛滥是天津治安的两大难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私货在华北已时有发现，到了《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门户洞开，走私之风愈炽；《何梅协定》的达成与冀东伪政权的出笼更为日货走私提供了极大便利。大批日本商人在日军的庇护下，以冀东非武装区为据点，进行了一场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公开的大规模武装走私。由于国民政府缉私不力，华北走私以“若决江河”的势头蔓延开来，“畅达地由天津而遍及全国”。滚滚的白银和无尽的财富，裹着中国人民的血汗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法西斯的腰包。仅从1935年初到1936年5月的一年多时间里，走私贸易额即达3亿元之巨，华北地区一年即损失关税1亿多元，占全国的1／3。^[79]由于私货大量上市，国产商品销路锐减。天津地处华北走私的枢纽区，民族工商业经受着私货更为直接、猛烈的冲击，这成为天津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时天津的缉私工作由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天津海关和津浦铁路局承担。1936年夏，以上两单位奉命合作实行严厉缉私，在天津总站和东站设立验货处，一度将私货经津浦路南运途径截断，由冀东运津和由天津外运的私货逐渐减少。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贩私者转而将私货以载重汽车于深夜从冀东运赴天津西乡小园村一带，在南运河换装民船，然后运往山东、河南等省倾销。为堵截这条走私通道，天津海关监督林世则请求天津市政府对缉私予以协助，并保护海关安全。由于事关税政和治安，张自忠很痛快地应允了海关所请，饬令公安局及保安队大力协助缉私工作。为加强缉私力量，他甚至指示第三十八师一部也加入缉私队伍，在大沽成立军警稽查处，截断了由大沽南运私货的通道。由于张自忠的鼎力支持，天津缉私工作大有起色，一时间，津市四郊“检获私货甚多”，“走私者几无立足之地”，“私货报税者激增”。^[80]财政、治安皆因此受益。

贩毒与吸毒，自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并且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毒品的泛滥不仅严重摧残国民身心健康，导致银元外流，而且引发嫖娼、赌博、偷盗、抢劫、凶杀等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贩毒、吸毒与禁毒、戒毒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持续不断。宋哲元与张自忠都是坚定的禁毒者。1936年9月，冀察当局开始实行严厉禁毒，以冀察绥靖公署名义发表的告民众书，要求吸毒者^[81]在1937年元旦之前一律戒毒，逾期不戒者，一律枪决。在天津，张自忠指示全市各民众教育馆组织禁毒宣传队，命警察挨户发送宣传品，令市立医院收容吸毒者予以治疗，并令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打击贩毒分子，收缴毒品，从而形成了颇具声势的拒毒运动。

1936年12月28日，天津市政府公开焚毒，将收缴的1万多两毒品在新车站铁道外广场当众焚毁。^[82]至1937年元旦前夕，天津市共查获烟毒案691起，各医院收容吸毒者500人，市政府内吸毒者或有鸦片嗜好者78人，均全部肃清。

1937年元旦是冀察当局所规定的戒毒日期的下限。此后，天津市立医院戒毒所一律改组为戒烟医院，收治鸦片烟瘾者。4月15日，张自忠按冀察当局规定，下令将捕获的吸毒犯王吉林依法处决。同月30日，又将逾期不戒的吸毒犯赵德胜枪毙。上述严厉措施在吸毒者当中引起巨大震撼，他们纷纷上交白面、吗啡、鸦片和各种烟具。在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六三纪念日，张自忠又一次举行公开焚毒，将收缴的毒品2万余两、毒具8670余件付之一炬。^[83]这是天津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禁毒壮举，人心为之大快。

缉私、禁毒之外，天津市治安在其他方面也取得进展。1936年3月，张自忠主持制定并颁布了旨在加强治安的《闾邻组织暂行办法》，全市居民按此编制闾邻，推举了闾邻长；同年10月，张自忠下令增设外事警察，专门处理租界外侨纠纷，使租界治安得到改善。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1936年市公安局共办案734起，其中盗窃案386起，匪案143起，抓获匪徒245名，起获枪支32件、子弹1200粒。^[84]1937年，市公安局（2月起改称警察局）在张自忠领导下进一步加强治安整顿，主要措施包括：试办模范警区；设置报警亭和分区盘查所；增设火灾瞭望台，增购救火车；严格管理乐户、娼妓；扩充拘留所；恢复设立天津东站外国人入境护照查验所等等。

通过大力整顿，天津治安明显好转。治安的好转为工商业的正常经营创造了条件，进而推动了天津经济的复苏。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第二十九军在地盘、兵源和财力方面均获得有利条件，编制迅速扩充至5个师，即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一三二、第一四三师和骑兵第九师，另有若干独立旅。全军正规军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其中，张自忠之第三十八师辖5个旅；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旅和独立第二十六、第三十九旅，另直辖特务团和教导大队，每旅辖2团，连同特务团全师共计11个团，兵力达2万余人。^[85]根据1936年国民政府陆军调整师（即甲种师）编制表，每师定员10923人。^[86]可见，第三十八师实力相当于当时两个甲种师。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天津市及其周围10公里以内只许列强驻兵，而不准驻扎中国军队。为确保天津治安及应付突然事变，张自忠特地充实加强了天津保安队（队长宁殿武）原有3000多名官兵的武器装备，不仅配齐了全部武器，而且另外增拨轻机枪120挺、手枪800支、装甲车2辆、机枪摩托车10辆，使保安队成为装备精良、战斗力坚强的生力军。此外，张自忠还将三十八师特务营改编为保安队，用以拱卫市政府。

第三十八师5个旅分别配置于天津市和北平市外围：第一一二旅黄维纲部主力驻小站，一部驻大沽、葛沽、咸水沽；第一一三旅刘振三部驻廊坊；第一一四旅董升堂部驻韩家墅；独立第二十六旅李致远（原旅长李九思于1936年秋赴南京陆军大学受训）部驻马厂；独立第三十九旅阮玄武部驻北平黄寺。上述各部与天津市内保安队形成掎角之势，基本控制了天津市及其对外交通。

针对日军在天津驻扎重兵的状况，张自忠曾密嘱第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说：“我们的官兵多来自农村，对市内街巷道路的形势多不明了，一旦发生战事，很不好办。你叫班长以上的干部换穿便衣，每天分班轮流进市内熟悉地形，要特别注意日租界里的大街小巷交通的分布情况。你旅的官兵，除现穿的陆军军服外，每人再预备保安队、警察的服装各一套，并控制卡车若干辆。一旦与日寇发生冲突，就换上保安队的制服，特别区穿上警察服装，用卡车迅速输送进市内来应付事变。”^[87]

基于中日之间迟早必有一战的认识，张自忠在忙于政务的同时，仍挤出时间从事部队整训工作。

虽然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在长城抗战中取得辉煌胜利，但张自忠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主津期间，他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想方设法改善部队武器装备，以求提高部队战斗力。1936年，第二十九军派员赴南京交涉，从国民政府得到2000支汉阳造步枪、8门步兵炮和400万发步枪子弹的补充，南京政府还决定每月给第二十九军补助军费80万元。军械不足部分，第二十九军自筹巨款从国外购买。见于记载者，计有捷克式步枪1万支，自来得手枪400支，高射炮12门，子弹数百万发。^[88]同时，宋哲元、张自忠还利用辖区内的大沽造船厂制造轻重机关枪、迫击炮和掷弹筒等，并在天津制造了大量子弹。这样一来，第二十九军的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与长城抗战时相比可谓“鸟枪换炮”，其火力水平甚至不次于蒋介石之嫡系精锐部队。以张自忠第三十八师为例，列兵每人配备捷克式步枪或中正式步枪1支、刺刀1把、手榴弹4枚，排长多用仿德式PM18冲锋枪，连长每人1支仿勃朗宁手枪，每排配备掷弹筒2门、枪榴弹2支、捷克式轻机枪7挺。全师共装备轻机枪700余挺，较之当时中央军甲种师的274挺多出一倍多。^[89]此外，三十八师的通信器材、运输器材及其他军需用品均得到补充和加强。

这期间，第三十八师的军官培训工作一直未曾停止。张自忠除保送部分将领赴南京受训外，还通过自办的教导大队和第二十九军军训团培养干部。军训团于1936年秋成立后，张自忠与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联名邀请隐居北平的原西北军将领佟麟阁出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训团团长，主持第二十九军军官训练工作。1936年12月，长于军事教育的原西北军将领张寿龄赴西安任职路经北平，张自忠闻讯，邀他赴津一晤，劝说他留平为第二十九军办军事教育。张寿龄接受了邀请，留平担任了军训团教育长。在佟、张二人主持下，军训团办得颇有声色，为第二十九军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

在繁忙的公务中，张自忠仍时常挤出时间巡视部队训练情况。一次，他来到河北体育场视察保安队训练，告诫官兵们说：“保安队负有保护天津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不准任何人侵犯扰乱天津市治安。全体官兵应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对于重要街道，特别是靠近日租界一方的街道，必须加强守备力量。准备的土麻袋、拒马、铁丝网等各种路障，要随时检查是否适用。要多练习巷战动作，精练射击技术，要做到动作迅速，射击准确，使挑衅、破坏者不敢妄动。”^[90]有时，张自忠还亲自组织部队训练。一次他在小站带领第一一三旅行军拉练，行进中突然下起大雨。一位目击者写道：“公随军步行，精神怡怡，既无雨衣，且不张盖。士兵行进于途，公则行之道侧，其艰苦卓绝之精神实令人佩服无地。当时，少数官长偶有着雨衣者，莫不逊形于色。但其所作所为均出之自然，绝非沽名钓誉，有所勉强。”^[91]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张自忠是一员色彩单纯的抗日将领，所部参加了第二十九军长城抗战，且所至有功；冀察政权成立后，出任政委会委员兼察省主席，有了地方行政职务，但仍较为单纯。1936年6月调任天津市长后，张即不再是一名单纯的将领，而开始负有冀察政权对外特别是对日交涉的任务和责任。因而，外交活动成为张自忠主津的重要内容。

（一）酬酢往来。

张自忠就任伊始，即率译员对英、美、德、法、日、意等国驻津领事及驻津司令官作了礼节性拜会，对方则先后作了回访。

1936年9月8日，张自忠在市府花园后楼宴请各国驻津领事。1937年2月26日至27日，他又与新任河北省主席兼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共同做东，在市府花园后楼先后宴请英、法、美、意等各国驻津司令官，和英、美、法、日、德、意、奥、苏、荷、丹、希、挪、芬、卢、比、西、瑞士、瑞典、巴西共19国驻津领事。^[92]这是张自忠主津期间最大的一次外交礼节性活动。在外交场合，张自忠给人的印象不是潇洒倜傥，巧于言辞，而是“礼节周到，言辞谨慎，态度恳切持重”。这正是他的性格的一个侧面，这种本不适宜于外交场合的风格却出人意料地颇受各方好评。终张自忠天津之任，各国驻津人士与他相处多甚为融洽。

那时，日本在华北的侵略势力主要分布于天津和北平。天津有日本中国驻屯军总部和日租界，是日本实施分裂中国华北阴谋的大本营；北平则有日领事馆和由日军参谋总长直接领导的武官室，故冀察政权的对日交往、交涉有北平、天津两个窗口，平、津两市长一直分别承担着两处的交往交涉任务。第二十九军的对日交往交涉任务开始是由秦德纯和萧振瀛共同承担的，如秦德纯曾与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签订过《秦土协定》并遭国人攻讦，萧振瀛曾与日土肥原、板垣、多田骏等有过多次接触，促成过土肥原对成立冀察政权的支持，参与过冀察政权与日本的防共谈判等活动。张自忠调任天津市长，同样负有此方面的任务。天津为租界城市，作为一市之长不与日英等国交往是不可能的，有一些礼仪性的交往是正常的，何况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方面还发布过敦睦令。如张曾代宋哲元参加天津英领馆举办的英皇加冕典礼，也曾陪宋拜访天津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等。另外，张更负有冀察方面避免华日两军冲突的交涉任务，且因张的军政职责所在及第三十八师驻地分布平津两地的原因，张的交涉范围有时兼涉平津两地，远比秦德纯要广泛，这也是七七事变后张不断往返于平津两地参与和平交涉的主要原因。事实确也证明，不仅第三十八师与日军冲突要由张与日中国驻屯军交涉，第二十九军其他部队与日军的冲突也多由张交涉谈判。

1936 年9 月9 日，接见各国驻津总领事，右一为市政府秘书长马彦。

当时在中国的外国势力当中，最大者首推日本，冀察平津地区更是如此。所以，张自忠对外交涉的主要对象就是驻津的中国驻屯军首脑和日本领事。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是蒋日矛盾和蒋日妥协的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因而其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多重色彩，并且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期显示出不同的倾向。在成立之初，冀察当局的对日政策以“睦邻亲善”为主，这是宋哲元集团在立足未稳之际，为在华北稳住阵脚、扎下根底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策。张自忠的对日外交活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1936年7月18日，张自忠在市政府宴请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尻爱义和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并邀亲日派名流王揖唐、曹汝霖、陆宗舆、齐燮元等作陪。同月23日晚，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在日租界张园官邸宴请张自忠。这是两人的首次晤面。应邀出席作陪者除公安局长程希贤外，均为亲日派人士，如高凌霨、陈中孚、张允荣等。此后，张、田之间多次会晤，但仅系礼节往来，并未签订任何军政协议。

冀察政委会成立后，日方军政要人频繁来津。仅1936年八九两月，先后抵津者即有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和驻苏大使（原任驻华大使）重光葵等人。其中，板垣征四郎于8月下旬由绥远赴平津，与中国驻屯军商讨华北局势，27日抵津。当晚，张自忠在海河路北宁官舍宴请了他。有趣的是，这两位曾在宴席上觥筹交错的宾主，后来竟成为战场上殊死拼杀的对手。

1936年夏秋，日本驻华领事及驻军人员大批调动。其中，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由桥本群少将接任，驻津领事由堀内干城继任。桥本系日本广岛人，时年52岁，曾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镇海要塞司令官等职。8月18日，桥本抵津就任。由于田代司令官体弱多病，驻屯军事务多由桥本代理。新任驻津领事堀内干城系奈良人，时年48岁，1915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政治科，曾任驻华大使馆二等书记官、馆附等职，9月5日抵津履新。与此同时，原日军第四师团师团长建川美次中将及桥本欣久郎大佐经中国驻屯军推荐，接替土肥原分任冀察政委会政治、军事顾问。^[93]上述诸人调任平津后，均与张自忠打过交道，尤以桥本、堀内为多。

张自忠平素寡言少语，待人坦诚，愿与朋友推心置腹，真诚相交，而不喜官场上的送往迎来和无谓应酬。但身为一市之长，应酬总是免不了的。一些日本人，在中国混过几年，学了些中国皮毛，自诩为“中国通”。每到中国办事，必仿效中国人的样子举办宴会，每宴必闹酒，必演说。张自忠本不好应酬，加之对日本人的厌恶，每每以出席此种宴会为苦，能辞便辞，避之为快；实在不能推辞，则常借题发挥，对他们痛下针砭。一次，日本某银行总裁来津，在利顺德饭店大宴津市军政、金融及工商各界名流，以示联欢，还大说了一通“中日合作”“繁荣东亚”“经济提携”“共存共荣”等许多套话。张自忠顺水推舟，在答辞中就其发言严肃指出：“繁荣东亚，必先安定东亚，即日方应自时时制止浪人，少在中国捣乱，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自然购买力增进，市场发达，真正互惠平等，当能日趋繁荣。若假提携之名，行侵略之实，那固然中国吃亏，日本在中国的市场，也必大受影响。怎么还能共存共荣呢？”一席话，说得日本人面露愧色，无言以对。还有一次，一位在天津新设纱厂的日本经理，假盐业银行大宴宾客，并当席致词，要求市政府事事给他们以便利。张自忠回答说：“津市多一纱厂，当然市面多一分繁荣，我们官府是欢迎的。但须事事依照我们中国法律办理，无论中外，我们无不尽力保护与赞助。”这番话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连在场的堀内干城总领事也不得不连声表示：“市长这话很对。”^[94]

（二）中日“经济提携”。

冀察政委会成立之初，为谋取日方的合作，宋哲元本着“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曾表示可以在经济权益方面对日方做些让步。1936年6月，川樾茂继有田八郎为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一上任，即在“华北特殊化”的口号下，确定以“中日经济提携”为主题，促使冀察当局与之谈判“经济开发”问题。宋哲元表示可以商谈。其实，宋哲元对“经济提携”感兴趣的原因，除“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外，还有另一层幻想，即企图通过与日方合作，来振兴华北经济，扩充自己的实力。此时，张自忠对所谓“经济提携”的实质和后果也缺乏认识，因而对宋哲元的“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并无异议。

主政天津期间，张自忠奉命与日方谈判兴办的主要项目如下：

1.成立“中日合办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自20世纪初兴办电气事业以来，一直为洋人所把持。20年代初收回德租界之后，天津市政府方于特一区设立了一家电业公司，但由于经费拮据，忽而官办，忽而商办，十余年间成绩甚微。更可笑的是，该公司名曰“电业公司”，其实并无自己的发电厂，而是从英租界工部局购入电流，而后加价出售。这样一来，电价奇昂，市民不堪负担。

张自忠与日方议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兴建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8月28日，该公司宣告成立，张自忠亲兼董事长，石井成一为副董事长，马彦翀、平山敬三为常务理事，边守靖、长泽薰为董事，张玉衡、森井市松为监察人。公司用人行政由中方策划，日方负责技术。公司资本800万元，中日各任其半，但天津市政府因财力不足，应缴之款，不得已托由日本兴中公司向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借垫。所以，该公司名为“中日合办”，实为日方独资经营。张自忠本为摆脱英租界的电业垄断而有兴办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之举，到头来却因囊中羞涩而不得不依赖日本，有如出得龙潭又入虎穴。

11月中旬，电业公司主体工程——天津发电厂在特三区开工修筑。但迄七七事变爆发，电厂尚未竣工启用。

2.缔结《中日通航协定》，成立惠通公司。

《塘沽协定》后，日本军方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在天津设立航空部，由关外拨飞机9架，径自在华北各大城市间飞行。1936年6月日军增兵华北后，即在天津本明庄新建军营前面，建一占地2000亩的大型机场，作为华北航运中心。日方要求冀察当局与之签订航空协定，以便使其非法行为合法化。几经交涉，宋哲元、张自忠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于同年10月17日在北平签订了《中日通航协定》。根据该协定，中日双方合组惠通公司，负责航运，投资540万元，中日各半，分两期交付。10月23日，惠通公司宣布成立，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允荣任董事长，“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社长儿玉常雄为副董事长。公司本部设于天津。协定中规定的航线有四条：天津——大连线，天津——北平——承德线，天津——北平——张家口——张北线，北平——天津——锦州线。四条航线的共同之处是，终点均与伪满衔接，进而与日本国内航线联通。这样，日军便得以分享华北的领空权，华北的国防因此而完全暴露于日军的监视之下。

11月18日，惠通公司正式营业。次年1月18日起，张自忠出于尽量捍卫华北航空主权的考虑，亲兼惠通公司董事长。2月，从日本购进两架大型客机，随后增辟了天津至哈尔滨航线，6月又与东京直接通航。

除上述两个项目外，筹建津石铁路、开采龙烟铁矿及长芦盐输日等项目，张自忠也奉命参与了谈判。

1936年9月，宋哲元在天津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商定了中日“经济提携”的四项原则和八个要项。四项原则即：

（1）遵据共存共荣之原则，以收中日均等之利益。

（2）中日经济提携，中日应以平等的立场规律一切。

（3）各种经济开发之事业，或由中国方面向日本借款，而以中日合办之企业体型行之，日本军为援助此种事业，愿从中斡旋，由日本方面招致莫大之资本与优秀之技术。

（4）以谋民众之福祉增进，而得安居乐业为主眼。

八个经济开发要项则指航空、铁路、炭矿、铁矿、筑港、电力、农渔村之振兴和通信等。^[95]

由于宋哲元与田代的商谈系秘密进行，社会上谣诼纷传。国民政府致电查询究竟，宋哲元遂将上述内容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国民政府认为，宋哲元所提八项开发事业，皆属中央统制之事业，非地方政府所能专擅。12 月4日，行政院训令冀察政委会，要求宋哲元在“经济提携”问题上慎重行事，不得越权。^[96]

宋哲元、张自忠看到训令，同时考虑到舆论界的强烈反对，对问题的严重性有所憬悟，遂自动中止或更改了已经开始筹办的项目。针对日方喋喋不休的纠缠和压迫，他们消极应付，敷衍塞责，极力拖延，使大多数项目如龙烟铁矿、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等，均不了了之。

（三）应付突然事变。

天津作为五方杂处、矛盾交错的政治热点，发生一些政治纠纷和突发事件，本在张自忠预料之中，但这些事件发生之快却为他始料不及。在张自忠就职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天津一带接连发生两起突发事件。

一是大沽冲突事件：1936年7月9日，驻塘沽日军30人在海河演习强行军，乘小艇一艘，驶向东大沽欲行登陆，为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一四三师一三三旅刘团一营所阻。日军不顾阻拦，强行登陆，双方遂开始枪击，经双方长官训令方告停止。10日，刘团长奉命往访日军队长香川，表示歉意。张自忠与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亦出面向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婉为解释，日方始未提出要求。^[97]

二是金刚桥事件：7月21日晚，市府保安队第九中队第三分队队长张凤岐（一说邹凤岭）着便服外出至日租界中原公司购物，被日本特务拘捕，酷刑拷讯，追查其身份及来历，张佯称系北宁新车站小营公司茶役。22日上午，日警偕雇佣特务张德禄、张宝迁等人押张前往北宁新车站对质。车经市府门前金刚桥附近时，张高呼救命，市府保安队卫兵发现车上被押者竟是张分队长，误以为土匪绑票，不由分说，即行开枪，将张夺回。一时交通阻塞，秩序大乱。特务张德禄中弹身死，张宝迁及司机陈长泰受伤。事发后，大批日警拥向市府门口，保安队则刀枪冷对，严阵以待，局势紧张，全市震惊。这就是所谓的“金刚桥事件”，又称“天津警探冲突事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副领事西田及日警署署长和久井为此赴天津市政府，与张自忠交涉。张自忠为防事态扩大，当即表示：“应就事论事，以谋迅速和平解决”。日方提出，张凤岐系自日警署汽车上跳下，应送还日警署审讯，我方同意。23日上午，张自忠派秘书长马彦翀、公安局长程希贤赴日领馆解释一切。日方提出解决条件：

（1）市长正式道歉。

（2）肇事者依法严惩。

（3）抚恤被害者家属，给予丧葬费；赔偿负伤特务张宝迁、司机陈长泰医药费；修理损坏汽车。

（4）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98]

我方对上述条件均予接受。下午，张自忠亲至日领馆道歉，并担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99]

作为一名刚毅正直的爱国军人，却要向自己痛恨、厌恶的日本人道歉，这对张自忠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但此时此地，为大局计，又不得不如此，其心情不问可知。后来他曾致信朋友说：“兄实不才，任津市实在干不了，觉着苦得很，尤其是精神上更苦到万分。”^[100]这是实话。

关于惩办肇事者，日方要求处决张凤岐，双方反复谈判后决定判处张凤岐无期徒刑，将保安总队长佟泽光免职。^[101]

张凤岐被判刑后，张自忠特嘱咐保留其军籍，薪饷照发，并派专人每天给他送饭。迨七七事变爆发，张自忠即令其归队。7月28日，在袭击日军海光寺兵营的战斗中，张分队长奋不顾身，勇猛冲杀，壮烈牺牲。

关于张德禄之赔偿费一事，日方要求抚恤费8100元，经双方数次讨价还价，最后定为6414元。^[102]

一些回忆文章对上述两个事件作了不甚确切的记载，称张自忠在处理事件过程中态度强硬，拒绝了日方提出的种种条件，这不符合史实。实际上，张自忠在交涉过程中，采取了妥协让步、消弭事态的方针，基本接受了日方条件，力求避免中日冲突。当然，这并非出自张自忠的本意，而是由冀察当局初期对日政策所决定的。

（四）对英交涉。

英国是当时的世界三强之一，在天津拥有租界。在天津的一些英国殖民主义者恃强凌弱，行为不法。张自忠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6年夏，天津英商开办的平和洋行在特一区大连码头出口大批西口羊毛，不缴纳地方捐就擅自装船。即将起锚时，特一区税务分局报称，该洋行装船并未出示税单。主管人员与之交涉，英商居然傲慢地声称：自《辛丑条约》后，英商一向不纳地方捐，至今已三十余年。张自忠亲笔批示：“不完税，不许开船，交三科查照办理。”他还对负责交涉的市府第三科科长潘玉书说：“英国鬼子诈欺取财，这回可不要放过去！”潘当即责人通知特一区警察署主任黄子和，把平和洋行火轮扣下，不准起锚，坚持完税。当日，驻天津英国总领事雅斐乐派领事官何伯特前来交涉。此人身着外交官制服，佩短刀，气势汹汹，要求面见张市长。传达室主任将其引至第三科科长会客室。何伯特对津府扣留火轮提出抗议，要求赔偿延期费。潘科长就此事请示张市长，张面谕：“事关商务，可由该洋行与三科洽办。告诉何伯特领事，我忙，不能见！”结果英领事汹汹而来，怏怏而回。次日，平和洋行派员来到市府，求见潘科长，传达室遵照潘的授意，把来人足足晾了一个钟头，然后才让进三科。我方坚持要平和洋行纳税，才可开船放行。来人当即开了支票，并附书面申请纳税书，送三科收讫。随后，把英商平和洋行纳税申请书，抄送英国领事馆查照，转饬所属全体英商，自即日起，一律完税，不得托词。从此以后，所有外商一律缴纳地方捐。^[103]

1936年7月下旬，英租界内的8000余户洋车夫照章在英工部局登记纳捐，叫“起英国捐”；若去日租界、法租界、意租界，还需“起日本捐”“起法国捐”“起意国捐”。就是说，一辆洋车需起四道捐，方能在各国租界间通行无阻。当时的车夫，并非车主，他们租的是洋车厂的车，要向洋车厂交车租，也叫交“车份”。一位洋车夫每天除缴车份、车捐外，必须赚一元五角左右，才能维持一家三四口人的生活。他们不仅工作辛苦，且地位低下，通过各国租界时，随时都可能遭到巡捕或乘客的殴打、辱骂。有一天，怡和洋行一位英籍官员坐洋车，因车垫内弹簧断裂，屁股被扎了一下。洋人大怒，辱骂车夫，并找到英租界工部局局长巴恩士，要求全面检查“起英国捐”的8000余辆洋车的弹簧垫子是否坚固，以免扎伤洋人屁股。巴恩士立即饬令全体车夫到局登记检车。自早8时起至下午6时报到，登记后不准离开；违者处罚。许多车夫等候一天，也挨不上检车，干赔车份而不能拉座。检车时，英巡捕任意殴打、辱骂车夫。车夫忍无可忍，群起向胶皮车公会诉苦喊冤。该会公推八位董事到市府社会局请愿。张自忠最见不得以强凌弱、侮辱穷人的行径，他声色俱厉地对有关人员说：“你们告诉胶皮车公会，英国鬼子打中国人，中国人在英租界可以不拉座！”社会局即通知胶皮车公会转告英租界8000余车夫，自即日起，一律拒绝拉座。为维持车夫生活，允许他们到中国管区拉座、拉东西。

次日晨，英租界内不见有任何洋车拉人。各洋行、领事馆、外国驻军及开滦、怡和、太古等各行及各码头华洋职工，出门上班，大喊“胶皮”而不见应，又喊“洋车”而不见答，群情哗然，莫名其妙。英工部局见状急忙派大卡车数辆，将持有英领事馆、英军司令部及英工部局工作证者送到工作地点。同时，太古、怡和、汇丰、麦加利各大洋行、银行亦被迫出动车辆接送职员。因车辆不够，英工部局甚至把押送犯人的囚车也派出来接送低级华人职员。大家认为不吉利，大骂“英国鬼子”，死活不肯上车。如是僵持者达3日，英租界秩序为之大乱。英国人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第四日早8点，巴恩士亲自来到市政府第三科科长潘玉书家商谈解决问题。潘科长表示：“本人不与闻此事，俟见市长后，再作答复。”巴恩士急忙说：“向你致敬，盼早回音！”张自忠听了潘科长的报告后，嗓门洪亮地说：“好办！你可以代表车夫去告诉巴恩士，今后不许可英国巡捕打中国人！验车延期，赔车钱！穷苦人不容易！”

潘玉书当即以车夫全权代表身份，向英工部局提出三项要求：

（1）抗议英国巡捕殴打中国人，今后工部局要保证在验车期间，不再有殴打华人事件发生；在言语方面，要有礼貌。

（2）验车延期，过一小时，由工部局付延期费2元。

（3）今后在英租界内，英巡捕对待华人，不得有任何侮慢行为。

巴恩士对此一一认可，惟延期费一项，经讨价还价，决定每辆车如因验车耽误半天，由工部局付补助金1元。双方达成协议后，车夫罢工风潮就此解决。^[104]

1937年5月8日，天津英国总领事馆举行英皇加冕典礼庆祝活动，招待驻津各国来宾，拟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两人中，选一位为最高来宾。为此，日本总领事堀内干城派西田副领事数次找英国总领事雅斐乐接洽，要求以田代为最高来宾。张自忠得知此情后，即派员转告英方：“宋委员长即去乐陵，冀察政委会当指令天津市长就近出席，而我要去东京一行，也不能出席，届时将由第三科科长潘玉书代表出席。”他还着重强调：“此事有关国体，英皇加冕典礼的庆祝活动是在英租界内举行，而英租界为中国领土，中国是主人，日军驻津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国际场合，不能喧宾夺主，如内定田代为最高来宾，中国政府方面决不出席。”英国领事馆遂决定以张自忠为最高来宾。^[105]

1937年春，张自忠率团访日。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重要内容。在中日关系十分紧张的形势下，张自忠何以有此之举，时人为之迷惑不解。其实，这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关。

1937年1月25日，日本所谓“稳健派”的主要代表、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向政府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运动，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这个建议似乎成为日本对华政策转变的一个信号。2月，新组成的林铣十郎内阁以“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为外相，标榜“不尚武”的“佐藤外交”，以新的姿态开始了对南京政府和华北当局的外交活动。

2月2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专心一意完成对华北民众的文化工作”；“在进行开发华北经济时，……要经常采取表示谅解的态度”；在指导冀察政权方面，也要“采用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以“形成日中之间的友好关系”。4月16日，四相会议又强调“必须以最公正的态度”来实施以上方针。

上述变化虽然并不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有什么改变，但它说明日本新的对华政策在外在形式上有了某些新特点。

与此同时，冀察当局却在表现着另一种趋向。1936年底，中国发生了震动东亚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由于受到绥远抗战胜利的鼓舞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举国团结的影响，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逐步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方面的关系有所改善。1937年元旦，宋哲元发表了《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一文，1月20日又接连发表了《告同志书》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察绥靖公署会衔通告》两项政策性声明，表达了拥护南京政府的立场。2月中旬，宋哲元不顾日方的激烈阻挠和反对，派秦德纯赴南京出席2月15日开幕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3月10日，他又对记者表示：“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关心华北命运的中国人为此而鼓舞。这个时期，隐居泰山的冯玉祥也不断给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几位老部下写信，鼓励他们抗日报国。第二十九军广大基层官兵更是摩拳擦掌，抗日热情高涨。

就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突然向宋哲元发出访日邀请，并慷慨地许诺，访日所需费用全部由日方承担，从庚子赔款中支付。^[106]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军方何以变得如此亲善、如此慷慨呢？时任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部辅佐官的寺平忠辅曾透露了一点线索，他说：现在的华北和以前我在时完全不同。不仅如此，连去年（1936年）华北处理要纲公布时的气氛和今年就已有极大的差别。特别是上个月（1937年2月）三中全会（指国民党）之后，抗日的空气骎骎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没有时间试行五省联盟之构想。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107]

看来，这便是日方邀宋访日的用意之一。

不过，除此之外，日方邀宋访日还另有意图。“六一事变”前后日本人发现宋哲元与属下将领出现矛盾，以为有机可乘，拟通过邀请第二十九军将领访日以进一步扩大他们内部及与中央的矛盾。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请宋哲元访日，如宋接受，即以宋、田签订《中日经济协定》为例逼宋签订新的协定，以进一步控制冀察政权；如宋不同意访日，则请实力将领张自忠访日，以对张进行拉拢，激化第二十九军将领在主和与主战上的对立。

冀察当局自西安事变后虽逐步趋向中央化，但远未发展到与日方决裂的程度，而是仍然依违两可于蒋日之间，宋哲元出于缓和与华北日军关系及延长冀察政权寿命等考虑，同意派团访日。但他考虑到若自己作为冀察当局最高领导人亲自访日，一旦日方就经济提携等问题提出无理要求，我方势必失去回旋余地，故而决定由张自忠率团访日。因为张自忠在日期间如遇到类似情况，可以须请示宋为辞而不作答复。

其实，笔者分析宋派张访日还有更深的考虑，正如前文所述，让张自忠蒙上“亲日”的色彩，既有利于自己回避政治风险，又便于对张自忠的政治控制。因为，戴上了“亲日”帽子的张自忠，其任何意义上的犯上举动都会被舆论扣上“联日逼宫”的帽子。

有人说张的访日是为了亲日找靠山，第一张不是那样的人，第二宋不会那么傻地派他去，第三张若有此意图在天津就很方便，犯不着如此费劲地跑到日本去。据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证实，张自忠内心对于访日并不热心。

那么，张自忠明知此时访日会招致非议，因何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自毁形象？从张致萧的信可知，张是一个爱国家、爱团体、爱长官、顾大局、讲忠义之人。中原大战之后，张自忠眷念旧主，忠诚不贰，拒绝蒋介石的委任也足以证明张的为人。至七七事变时期，部下们见张自忠忠实执行宋哲元意图与日交往，不顾个人毁誉与日军折冲，不惜为宋自毁形象，多次奉劝于张，张则严肃地说：“目前华北的危机，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至大。我国军究竟准备到什么程度？本军仍散驻在各处，尚未集中。在和平尚有一线希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之时，只有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忍受目前的耻辱。凡不能忍受的，绝难任重致远。周公尚有流言日，好在是盖棺论定。成功成仁，将来一定有好机会的。和平绝望之日，就是我们牺牲的最后关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粉，用化学（方法）分析分析，看有一点汉奸气味没有？”^[108]这说明，张自忠不仅富于牺牲精神，且其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自信——身正不怕影子歪，相信日后总能够证明自己。周恩来有感于此，即在《追念张荩忱上将》一文中称：“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

4月15日，张自忠赴平谒见宋哲元，就访日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最后确定：代表团定名为“冀察平津国外旅行团”，张自忠任团长，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允荣为副团长，内部划分为军事、市政、工商和航空四个组。成员有：第三十七师第一○九旅旅长何基沣，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第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第一四三师独立第二十九旅旅长田温其，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委员张季桓，天津市政府首席参事边守靖、参事徐惟烈，天津市立护士学校校长潘骏千，天津市商会常委王文典，北平市商会委员张既澄（勃川），惠通公司组长姚作宾、刘中檀，察哈尔省政府委员邓文轩，天津市政府第三科交际股主任兼英文秘书翟维棋、日文秘书卢南生等，连同随队医生及张自忠、张允荣的几位随行亲属，共20余人。有人诬陷张自忠未经宋哲元的批准，擅自访日，但我们从团员的组成即可以看出，这个访问团几乎涵盖了冀察军政商界全局，如非宋哲元的统筹安排，张自忠如何能够组成这样一个代表性大大超出第三十八师和天津市范围的访日团队？

在抗日空气浓厚的形势下，张自忠将率团访日的消息一经传出，即引起舆论界种种猜测，人们怀疑张自忠负有与日方秘密交涉的使命，因而十分关注。在人们心目中，张自忠的政治面貌也随之变得模糊不清。一位好心的朋友对他说：“为什么要到日本呢？你知道这于你的名誉将会发生不良影响的。”张自忠严肃地回答说：“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绝望以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局面，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109]

张自忠明白，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他的访日不但为国人所疑惑，也将引起英美等国的关注。4月15日下午，他特地拜访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雅斐乐，就访日一事向他作了说明。次日雅斐乐即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了他与张的谈话情形：

昨日下午，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将军到我的住所来作私人拜访，他很信实地告诉我，已经奉到宋哲元将军的命令，不日即赴日本访问，他说他这次访日，并没有特别的任务，仅仅是一次礼貌上的访问，大概要请一个月的假。^[110]

4月21日晚，天津市政府各机关首脑和工商界名流先后设宴欢送旅行团全体成员。晚8时，又有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和日本海军上校久保田等，代表日本陆海军及外交部门，在张园驻屯军司令部设宴为张自忠饯行。

22日，宋哲元率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秦德纯、石友三等人，在北平设宴为张自忠送行。席间，宋哲元特地叮嘱张自忠说：“荩忱，你到了日本，住要住最大的旅馆，坐车要坐最好的汽车，不要小家子气，叫鬼子看不起。”^[111]现在，有人为了给张自忠扣上汉奸的帽子，竟说张自忠访日并非宋哲元所派，宋的同意是被迫的。看看这段话，即可判断事实的真相为何了。

23日晨，旅行团一行乘北宁路专列赴塘沽。登船前，张自忠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系旅行性质，并考察日本军政、工商、航空等情况，俾作借镜。如有机会，亦将与日本朝野人士一谈，但并无政治上的使命。在日最多耽搁四十日，归途将取道青岛返津，秋季并拟赴欧美一行。”^[112]

平心而论，这番话显然是外交辞令。以当时华北与日本间的特殊关系、张自忠的军政地位及日本方面的邀请动机而言，张之此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意义。尽管张自忠守口如瓶，但关于他此行的政治使命仍为外界探知一二。南京政府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程锡庚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谈及：张此行意欲与日方商谈收回冀东察北问题，而且日本关东军与中国驻屯军在天津召开联席会议时，曾决议反对张自忠到日本去和外交当局商谈“冀东”问题。^[113]

在张自忠一行启航的同时，宋哲元在北平对一群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与相互之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114]这是宋哲元为配合张自忠访日而特意发表的希望中日亲善的外交辞令。另外，归途由青岛登陆而不直返天津，也是有意的安排，其用意在于由青返津路经济南时，会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了解其政治意向。

上午11时，张自忠率旅行团一行登上了日本客轮“长安丸”号，启程东渡。第二十九军日籍顾问笠井半藏少佐随行陪同。

在张自忠率领的旅行团之外还有另一路，由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带领，日籍顾问樱井德太郎引导，从天津先赴青岛，参观日本海军舰队演习，然后赴日。日本方面把这一路称为“青岛组”，张自忠带领直接赴日的一路则称“内地组”。

登船的当晚，张自忠命黄维纲、何基沣、田温其、徐廷玑四位将领每人写一篇赴日感想，次日上午交卷；张阅后，指示他们烧掉或撕碎扔进大海。

26日上午，船抵日本门司。门司市长及警备司令登船欢迎。张自忠一行由此换船赴对岸长崎，然后乘火车去箱根。在箱根，张自忠得知，将于27日开幕的名古屋泛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竟将冀察陈列馆列入日本殖民地，与“满洲”“冀东”两个伪组织混在一起。虽屡经中国驻日大使馆抗议，始终无效。张自忠当即致电在名古屋的冀察代表纪华，限于观光团到达之前，将冀察陈列馆退出博览会。凡未开箱物品，一律运回；已开箱物品，限期装箱，停止展览。纪华遵命于4月27日关闭了冀察展览馆。^[115]

同一天，旅行团转抵名古屋。到后不久，张自忠接到中国驻日大使馆代办杨云竹从东京打来的电报，内容是：因大使许世英于3月中旬回国述职，次日的名古屋泛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开幕式，中国馆拟请张市长代许大使揭幕剪彩。为免出差错，张自忠派英文秘书翟维祺、日文秘书卢南生先去展览馆察看情况。两人回来报告说：日本人故意在中国馆对面开办了伪满洲国展览馆，并悬挂了伪满国旗。张自忠当即命翟、卢二人与日方交涉，并交代说：“你们跟他们讲，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只有一个中国，不晓得什么‘满洲国’。博览会把一个所谓‘满洲国’展览馆与我国展览馆放在对门，是对中国的侮辱，必须立即降下伪满洲国国旗，撤除‘满洲国’展览馆。”

经反复交涉，至晚饭后仍未解决问题。张自忠强硬地表示：“如果明天上午伪旗不下，我们就立即回国！日本的‘天长节’也不参加了！”日方顾虑中国缺席，天皇追询，至当晚11时终于被迫答应了张自忠的要求，降下伪满国旗，撤除伪满展览馆招牌。^[116]

27日，张自忠为博览会中国馆剪彩，并率团参观了馆内陈列的工艺美术品。

28日，旅行团抵达东京。中国驻日使馆人员、侨商、留学生，及日本朝野闻人、新闻记者数百人莅站欢迎。张自忠对欢迎者表示谢意后，即对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鄙人偕诸同仁前来贵国观光，深为欣幸。实以贵国事业，一切皆突飞猛进，久已景慕钦佩。而中日两国，同在东亚，相关至切，两国朝野，实有互相了解、彻底认识之必要。鄙人等前来贵国游历，一则乘机观光，以广见闻，一则希望能增进双方之了解与认识。或于中日亲善、东亚和平不无裨益。尚望贵国人士不吝指教，是所企幸。^[117]

按照宋哲元“住要住最大的旅馆”的旨意，旅行团下榻于东京最高档的帝国饭店。当晚，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前来对张自忠作了礼节性拜访。29日，张自忠应邀参加天长节及天皇阅兵式。按既定礼仪，张自忠与日本军政官员及各国来宾一道，向天皇鞠躬致意。

阅兵过后，东京市长和陆军大臣先后宴请了旅行团全体成员。陆军大臣杉山元并与张自忠举行了会谈。据参加会谈的何基沣透露：“这一次陆军大臣杉山元谈到华北经济提携问题，张市长就说明中央与地方的意见，并且一再说明中日经济提携的前提是消除政治障碍，而消除政治障碍首先要消除冀东伪组织。杉山元就说只要华北当局将日本应该做的事做到了，取消冀东是不成问题的。”^[118]

另据外交部驻平特派员程锡庚5月21日向南京的密报称：“张自忠在日商谈收回冀东、察北问题，闻日方所提出条件，一部分为日在华北驻军三万，分配山海关、北平、津浦路等地，津石路由日方修筑，龙烟矿归日人承办。”^[119]

这是张自忠访日期间与日方进行的唯一一次政治性接触。但双方只是进行了讨价还价，并未达成任何协议。

在东京期间，日本少壮军人也曾邀请张自忠及黄、何、徐、田几位将领吃饭。席间，有一位少佐起立致辞，说：“我们都是军人，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中日两国和平联合，要由我们先握手；假使不幸中日两国发生战争，也是我们先动手。”接着，他又以威胁的口吻向张自忠等发出警告：“你们不要中苏俄的宣传，把苏俄的武力估计得太高了，更不要以为有苏俄作后援，就可以抵抗日本。依照日本现在的国力，不仅对付苏俄有余，就是中俄联合作战，我们也可以应付。所以，为贵国前途着想，应该中日两国联合起来，共同防俄。”

张自忠听了这番话，转脸示意善于讲话的何基沣代致答辞。何旅长心领神会地站起来说：“同人对于贵少佐的豪语壮气非常钦佩，不过中国无论现在或将来，绝没有联合任何外国来反对其他国家的。我们只求自力更生，来保护我们的领土主权。至于说中日两国提携，我们是十分愿意的，不过提携要以平等为基础。日本固然要生存，为生存而努力，中国也需要生存，也要为生存而努力的。”

何旅长的几句话不卑不亢，十分得体，张自忠很满意。

为了在中国人面前炫耀国力，日方多安排旅行团参观一些科学仪器、大型工厂和现代兵器展览等等。一次，他们邀请旅行团参观航空表演，四五架飞机尖厉吼叫着从高空向旅行团俯冲下来，一次比一次低，最后一次，几乎掠着头顶而过，陪同参观的笠井少佐不时得意地注视着张自忠，张面无表情，不动声色。回到帝国饭店，张自忠向几位将领问道：“今天感觉如何？”几位旅长气愤地说：“日本鬼子坏透了，今天的表演，分明是示威嘛！”

旅行团在东京逗留约两星期。离开东京的前一天，一位德州籍的旅日留学生代表山东旅日同乡会前来帝国饭店联系，表示山东旅日学生希望与张自忠见面。次日一早，张自忠偕翟维祺赴山东同乡会会见了数百名山东旅日同学。同学们为他准备了小米稀饭和馒头。为首的同学致词说：“张先生这次来访日本，山东同学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也很关心张先生访日的情况。张先生是长城抗战的名将，希望谈谈来访的情况。”语气中分明透着疑惑和焦虑。

张自忠当然明白同学们的心思，他开口就问：“你们这里有日本人吗？”学生答：“没有，大门已关上了。”张自忠一见都是自己人，便诚恳地对大家说：“这次日本本来是请宋先生来的，因为宋先生要回山东养病，所以派我来。同学们放心，我张自忠在任何时候，决不会做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的事情。”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谈到访日观感，张自忠心情沉重地说：“日本工业确有一种努力求进的精神，其纺织和航空业进展尤其快速。中日两国，同在东亚，风土人情，大同小异，惟一则突飞猛进，一则凡百待兴，实有令人注意研究之必要。名山大川往往使中国人看不起日本的自然凭藉，五千年的历史常常使中国人瞧不上日本七十年的努力。你们这些在日本学习的同学务必要戒除这种虚骄之气，也要甩掉自卑自馁的心理，发奋学习人家的长处，回来改造我们苦难的国家。”

在场同学都被他的话所感染。

最后，张自忠询问了同乡会的经济来源，当场取出一笔钱交给他们，说：“我代表宋先生，在经济上给你们一点帮助。”

旅行团离开东京后，又去奈良看了鹿群，去八幡参观了炼钢厂，在大阪乘坐了地铁。中途一次靠站，有名的“中国通”、已返回日本担任日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的土肥原贤二曾上车与张自忠晤面，两人作了短暂交谈。在京都，日方安排他们参观了明治天皇神社。之后，又邀张自忠到神社前面一排古老的平房内参观。那里摆设着元朝忽必烈东征日本时，船队在对马海峡遭遇风暴覆没后被日本打捞上来的一些东西。日本人将此作为缴获的战利品陈列出来，借以示威。张自忠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侮辱，拒绝参观。

在日期间，尽管日方提出了所谓“经济提携”事宜，但张自忠坚持不作承诺。日方见不得要领，遂转而在北平对宋哲元施加压力，一再要求由日方修建津石铁路、开采龙烟铁矿，并在平津及北宁路沿线扩充军事设施。至5月中旬，日方交涉日繁，压迫更甚。宋哲元则百般拖延，不作答复，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此形势下，宋哲元认为张自忠一行已不宜继续在日访问，遂电催其提前回国，自己则借扫墓之名返回家乡山东乐陵，以避日方纠缠。

张自忠接电后，立即中止考察，于5月23日由神户乘“大陆丸”返国，26日抵达青岛。冀察方面派邓哲熙、李为代表，韩复榘派葛金章为代表专程赴青迎张，青岛市长沈鸿烈也到码头迎接。27日，张自忠一行由青抵济，受到韩复榘及山东各界隆重欢迎。当日，张自忠在下榻的津浦路宾馆接受记者采访，并发表书面谈话，概述了访日情况：

本人此次蒙冀察政委会宋委员长之允许，赴日本游历。因职务关系，不便作长时间之视察，所以在日本各地略作一旅行，即行返国。所到者为东京、西京、大阪、神户、日光、箱根、别府、博多、奈良、名古屋等处，其中惟东京、大阪两处，因参观工业，停留之日较多。在一般看来，日本工业确有一种努力求进精神，尤其是纺织工业与航空工业，进步更速，市政与军事方面，此次亦略为视察。此外，在东京、大阪各处与日方军政实业界要人晤面，亦仅系普通应酬。本人因韩主席系旧长官，阔别多时，又久慕山东、青岛政绩，故于归国之时，绕道一游，日内即行返津。^[120]

29日，张自忠一行返回天津。同日下午，他赴平向冀察政委会提交了访日报告，并对记者发表了与在济时类似的书面谈话。

日本之行对张自忠了解日本确实很有帮助，让他目睹了中国与日本的差距，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若如熊斌所说张“自访日归来似有亲日畏日倾向”，才于七七事变中主和，则是太不了解张自忠了。实际上，张自忠从日本归国后，为防宋哲元受汉奸陈觉生影响太深，曾与冯治安商议处决陈氏以清君侧，只是碍于宋的情面和秦德纯的说情才未最终实施。^[121]看后来张挥师抗击日军王牌部队板垣第五师团，更可知其不畏日寇强暴之钢铁意志。再者，在华北危机时，第二十九军并非仅靠主战在华北立足，而是利用中日两国矛盾并与日军取得相当程度的“谅解”方立足冀察。尽管如此，日军仍处处压制，如该军将领都主战，则早与日军开战了；但如都主和，国人和南京政府也不会答应。所以宋哲元为属下将领安排了主战和主和两种角色，冯治安被安排主战，张自忠被安排主和，赵登禹和刘汝明则依违于两者之间，以利应付。以宋哲元对张、冯二师长的安排，即使不访问日本，张在七七事变中仍会主和，这符合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的团体利益。

张自忠访日期间言行谨慎，态度持重，并对日方的不友好行为进行了抵制，维护了中国的尊严。从战后日本公布的战时文书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张自忠访日期间有负职守或对日谄媚的记载。但狡黠的日本人却有意作另外的渲染。如寺平忠辅公开说：“内地组从东京、京都、奈良、大阪等地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的效果。”^[122]

经日本人这一渲染，张自忠的政治面目更为国人所误解。他归来之后，舆论纷纷，攻击更盛。有人甚至活灵活现地说：张自忠同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并得了日本人赠送的巨款，日本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人儿云云。汉口的《武汉日报》居然将这类讹传作为新闻加以刊登，以致谣诼广播，影响甚大。就连南京政府对他的政治立场也产生了怀疑。张自忠闻知此情，内心愤懑。在市政府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他借酒吐情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由这件事，张自忠对新闻界产生恶感，索性拒绝接见记者。这样一来，反而失去了申辩的机会，更加深了舆论的误解，“亲日派”的帽子从此扣在了张自忠的头上。所幸，张自忠虽受到误解乃至诽谤，却未曾改变自己的爱国立场，没有做过任何有负国家有负民族的事。他期待着有朝一日以实际行动向国人表明自己的心迹。

当时的舆论，因不明真相，对张自忠的各种误解在所难免；但70多年后的今天，是非曲直已十分清晰的情况下，依然说张自忠是为了“亲日”才到日本访问的，就很不厚道了。当年的天津，驻有日军中国驻屯军总部，有日军租界当局，有日本领事和日军特务机构，日本人处心积虑地要在华北找有实力的代理人，想亲日在天津什么事干不了？非要带着一个庞大的冀察和第二十九军代表团轰轰烈烈地到日本去？这从情理上如何讲得通？再看随张访日的何基沣将军，60年代写了指责张自忠的回忆文章，但对这件事却没有微词，为什么？因为他在场，亲历张访日始末，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实际上，张自忠的访日与此前秦德纯的谒蒋，是宋在日蒋之间兼顾平衡的统一安排，目的都是为了维持冀察华北局势，故对这两件事不可分割看待。

张自忠于1936年6月18日就任天津市长，至七七事变止，主持津政恰好一年。连同任察省主席的时间，前后共计20个月。

对于张自忠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20个月。他由一名单纯的军人涉足政坛，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复杂的时期。他作为冀察当局的军政首脑之一，处在日蒋的夹缝之中，不得不在对日关系和对蒋关系、国家利益与团体利益的种种微妙问题上，做出困难的抉择。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蒋、宋三大政治势力在华北的特殊条件下，相互角逐和最终妥协的复杂产物，其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多重色彩。一方面，它在名义上是南京国民政府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但又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在许多方面受到日方的掣肘和影响，适应了日本侵略华北的要求，但又没有完全沦为日本的傀儡，且同日方存在着矛盾和抗争。因此，冀察政委会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地方政权。这是理解张自忠政坛生涯需要把握的政治背景。

从察哈尔到天津，张自忠处理过多起中日冲突事件，与日方发生过频繁交往，其间，他作过抗争，也作过让步；在日方要求的所谓“经济提携”中，他对日本人存在过幻想，也进行过妥协。总之，在从政的近两年间，他与日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力求不与日方发生正面冲突。这与几年前他在长城抗战中的英雄形象形成了反差。难怪国人对他和宋哲元等人大失所望，舆论界也多表示忧虑、惋惜，有的人甚至猜疑、愤怒，乃至谩骂，这一切都不难理解。许多人不明白，为何第二十九军将领在长城抗战中能够拼死抗战、奋勇杀敌，而今却与日本人过往频繁、态度“暧昧”呢？

其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说来也简单：

其一，第二十九军作为一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集团，要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日蒋之间的矛盾和华北的特殊形势为第二十九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宋哲元、张自忠等人正是利用了上述两个条件才谋取了对冀察平津的控制权；而要在这块地盘上生存和发展，他们就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这样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在这一点上，第二十九军将领从宋哲元到张自忠，乃至号称“主战派”的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认识都是一致的。比如，冯治安曾就如何应付日本人一事对部下说：“我们既要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们好自为之。”^[123]这段话的含义是再明白不过了。

其二，冀察当局的对日政策根本上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所决定的。国民政府预计中日全面战争将于1938年爆发，在此之前为进行抗战准备，需要避免中日大规模冲突，此即所谓“政府抗日准备未周，不要轻启战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要使命，就是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从这个角度说，宋哲元、张自忠的对日妥协的确具有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性质。也就是说，冀察当局的所谓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宋哲元语）才是他们对日政策的真实表述。其实，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并非易事，它需要忍辱负重、忍受误解，需要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张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万分”，原因就在于此。用他自己的话说：“抗战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124]其忍辱含垢之痛苦和抗日愿望之强烈，不都蕴含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了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九一八以来的历次中日冲突，无不以蒋介石的失败、妥协告终。因此，张自忠、宋哲元等人对于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行和何时才能进行全国抗战，没有把握。在此条件下，倘若单以第二十九军同日军开战，把部队拼光，其结果徒为蒋之妥协政策殉葬而已。这是他们从反面总结了长城抗战的教训而得出的结论。那次战役，第二十九军伤亡8000余人，并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然而，在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总政策下，第二十九军的胜利并不能挽救国民党军长城抗战的失败，最终国民政府仍与日方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使第二十九军的抗战成果付诸东流。其后，宋哲元在主察期间，又对日本人的挑衅作了坚决回击，但结果宋哲元不仅未受到嘉勉，反而遭到罢黜。这件事，难免使第二十九军将领产生这样的认识：与日本人抗争，既给政府惹事，又使自己丢官，实在太不划算。

在冀察政委会的辖区中，天津是最繁华、最发达的地方，同时也是五方杂处、矛盾交织的所在，因而天津市长也是最难于承担的角色。对此，张自忠有很深的体验。1936年底，他在谈到天津局势时说：“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一是日本的侵略野心很大，……再则是南京方面的不抵抗主义，使我们得不到肯定而有保证的支持。我们处在这个夹缝的处境中，遇事很不易应付。”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天津的事务很复杂，时常要同日本人打交道；又须顾及南京方面的模糊态度，遇事既要为国家的权益着想，又不能别生事端，总要处之审慎。”^[125]这两段话，既说明了张自忠处于日蒋夹缝中的困难处境，又反映了他在处理对日关系上的基本态度。

总而言之，张自忠的对日交涉，是在当时极其特殊的条件下，为二十九军争取生存空间和为全国抗战准备争取时间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和迫不得已的做法。因此，它并不意味着张自忠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立场有何改变。这是无可否认的基本事实，这也正是张自忠及其所部走向抗战之路的基点。

[3]傅作义：《敬悼张荩忱将军》，《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46页。

[4]《抗日名将张自忠》，第65页；《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61页。

[5]马彦翀：《纪荩忱将军》，《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61页。

[6]门致中，号靖原，吉林人，冀察政委会委员，原西北军将领。

[7]李九思：《抗日战争杂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145页。

[9]《抗日名将张自忠》，第64页；临清市政协编：《民族英烈》，第138～139页。

[15]张樾亭：《刘湘、韩复榘、宋哲元联日反蒋的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97页。

[16]张樾亭：《七七事变前后我在宋哲元部的经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78页。

[19]李文田：《二十九军和萧振瀛》，《华北危局纪实》，第82页。

[28]马彦翀：《纪荩忱将军》，《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62页。

[46]缴文龙：《追述张将军荩忱》，《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27页。

[50]天津《大公报》，1937年3月16日、31日，4月30日，6月15日，7月9日。

[52]天津《大公报》，1937年3月21日，4月17日，5月16日，6月22日，7 月16日。

[79]岛田俊彦等：《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3卷，朝日新闻社1961年版，第179页。

[81]当时所说吸毒者专指吗啡注射者或白面吸食者，尚不包括鸦片嗜好者。

[85]李九思：《抗日战争杂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145页。

[86]（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中日战争史略》插表，第7页。

[87]董升堂：《张自忠将军生平概述》，《抗日名将张自忠》，第12页。

[88]张樾亭：《七七事变前后我在宋哲元部的经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74～77页。

[91]缴文龙：《追述张将军荩忱》，《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27页。

[94]马彦翀：《纪荩忱将军》，《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四，第64页。

[95]《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6月编印，第464～465页。

[97]周开庆：《抗战以前之中日关系》，自由出版社1962年版，第222页。

[98]参见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50页；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24日。

[106]李云汉：《二十九军四位鲁籍将领简介》，《中国现代史论和史料》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520页。

[107]李云汉：《二十九军四位鲁籍将领简介》，《中国现代史论和史料》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520页。

[109]剑心：《民族英雄张自忠》，《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十五，第28页。

[110]转引自李云汉：《中国现代史论与史料》中册，第523页。

[112]转引自李云汉：《中国现代史论和史料》中册，第523页。

[115]潘玉书：《张自忠访日经过记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99页。

[116]张廉瀛：《随伯父赴日考察琐记》，《抗日名将张自忠》，第94页。

[117]潘玉书：《张自忠访日经过记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98页。

[118]转引自李云汉：《中国现代史论和史料》中册，第528页。

[119]转引自李云汉：《中国现代史论和史料》中册，第528页。

[122]转引自李云汉：《中国现代史论和史料》中册，第526页。

[125]张鹤舫：《会晤张自忠市长》，《抗日名将张自忠》，第88～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