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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1905~1980），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之一。曾去德国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抵抗运动。获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接受。在哲学上，主张将存在分为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前者为意识之外的存在，后者为意识的存在，意识的存在为一切存在的意义和基础。他以小说和戏剧表达其存在主义思想。主要著作有《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和剧本《苍蝇》《隔离》，小说《厌恶》等。

萨特（1905~1980）是法国现代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和左翼社会活动家。他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却拒绝接受。萨特继承并发展了笛卡儿、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创立了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论证了人在处境中的自由，提出了“自由就是选择自主”的命题。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则构造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用存在主义关于存在的思想和理解的方法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基础，同时用精神分析学和微观社会学的成果补充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理论方面，喊出了“介入就是揭露，揭露就是改变”的口号。他的思想影响极为广大而深远，直至现在。

1905年6月21日，让-保尔·萨特生于巴黎。其父让-巴蒂斯特为海军军官，驻印度支那时染上了阿米巴热病，于萨特2岁时去世。其母安娜-玛丽·史维泽携萨特去外祖父家。

萨特3岁时，右眼因角膜翳引起斜视，继而基本失明，成了“独眼龙”。

外祖父系语言教师，对萨特很宠爱，把他视若神童。萨特4岁时，就能连猜带蒙地读马洛的《流浪儿》，到7岁时已读《包法利夫人》，以及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雨果等人的作品。萨特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他小时候是个“丑八怪”，没有可以一起玩的小朋友，“我在书中发现了一个天地，对我来说，没有比书更重要的了……我把这些大作家当作自己最初的朋友”。七八岁时，他模仿着编写故事，发现自己的文学禀赋。“一直到10岁，我孤独地生活在一位老人和两个女人中间”。

1915年，10岁的萨特就读于亨利四世中学六年级（相当于中国初一）。

“我跟母亲像同年级的人一样，相处得很好，从不分离。”但到1916年4月，他的母亲改嫁了。萨特将其视为背叛行为，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却也无可奈何。

这时，萨特与新来的同学保尔·尼赞因为同病相怜，而结为好友。“他跟我一样，也是斜白眼，不同的是，我朝外白，他朝里白，看起来更逗。”

1917年11月，萨特前往继父工作地拉罗舍尔。继父系造船厂工程师，由于文化素养、兴趣和心理方面的差异，彼此不能投合。继父要萨特朝数学方面发展，“正是为了跟他顶牛，我才决定搞哲学”。萨特把在拉罗舍尔度过的三四年，当作一生中最坏的几个年头。“但我认为对我大有裨益，总之，增长了阅历，虽是间接地，却也具体地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

1920年，担心萨特在拉罗舍尔受到“坏影响”，父母把他送回巴黎。他继续上亨利四世中学，与尼赞重逢了，二人形影不离。这时，萨特沉浸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尼赞的文学趣味，偏好当代诸家，帮助萨特领略季罗社、纪德、瓦莱里等人的作品，并一起阅读于勒·罗曼和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在思想方面，尼赞为共产主义学说所吸引，后来加入法共，萨特的思想当时趋于改良主义，“直到战争期间，我才认识到，可以通过革命，建成一个不同于我们现今的社会”。

1921年，萨特通过中学会考第一部分。次年6月，通过会考第二部分。暑假，他与外祖父同游阿尔萨斯，兴致勃勃。秋天，为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学校，与尼赞一起进入路易大帝中学，读文科预备班一年级。

1923年，萨特读柏格森《给意识的直接材料》之后，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心里想，哲学真了不起，可以教人认识真理！”于是，他又找来叔本华、尼采、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著作，并开始分门别类记下自己对艺术、美学的随感。

1924年，萨特被高等师范学校以第七名的成绩录取，攻读哲学。“高等师范学校对我来说，从第一天起，就是独来独往的开始。在那里，我跟很多人一样，可以说过了四年的快活日子。”

萨特这时要好的同学有保尔·尼赞、雷蒙·阿隆等。他这时学习勤奋，大量读书，尤其热衷于笛卡儿、斯宾诺莎、卢梭的著作，也读马克思，但不甚理解，对弗洛伊德则有点格格不入，最喜欢司汤达。

结束时，参加当哲学教师的学衔会考，萨特得第五十名，名落孙山。“我想别出心裁，结果不合人意……我懂了，下一年应当把平平庸庸的内容，写得颇具创见似的。”

1929年年初，萨特准备会考口试时，遇到西蒙娜·德·波伏娃。德·波伏娃比萨特小三岁，后来成为萨特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虽然从未正式结婚。会考试题为《自由与偶然》。会考结果，萨特为高中第一名，德·波伏娃名列第二，成为法国最年轻的拥有高等教师资格的哲学教师。

当年11月，萨特应征去服兵役，历时一年半，被派在气象部门，是得力于雷蒙·阿隆：“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云层的一点点知识都教给了萨特。”

两年后的2月28日，萨特服役期满，得到品行端正的评语。

春季，萨特被委任为勒阿弗尔中学哲学教员。在任教期间，他屡去勒阿弗尔市天琴座大厅做关于德国哲学和文学专题（如乔伊斯）的讲演。“到了勒阿弗尔，因为以前写过点小东西，心里想，此其时也，可以开始写作了。我真正写东西，就是在那里开始的，一写就写了好久……”

暑假时，萨特与德·波伏娃同游西班牙。

1932年，萨特在教学工作之余，读了赛礼纳《在黑夜深处漫游》、多斯·巴索斯《北纬四十二度》，印象极深。对精神分析学也发生兴趣，但比之弗洛伊德，他更趋向于阿特勒，“因为阿德勒不把性的问题看得那么重要”。

次年初，萨特开始读海明威的作品。

9月，作为官费留学生，萨特赴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受业于德国现象学著名教授胡塞尔门下，研究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胡塞尔、黑格尔的著作。

1934年，萨特在做研究生期间，完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和《论自我的超越性》。同时，开始读福克纳、卡夫卡的作品。

暑假时，萨特与德·波伏娃同游德国、奥地利、捷克。

10月，萨特留学回来，继续执教于勒阿弗尔中学，在这里，认识了德·波伏娃的学生奥尔嘉·高萨绮薇茨。

次年初，尼赞出版小说《特洛伊木马》，其中一个人物朗治就具有萨特的面目。

萨特自幼对阅读和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广泛涉猎哲学著作。然而，真正为萨特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奠定基础的还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

胡塞尔的现象学使萨特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萨特相信，现象学提供了研究人的意识、探索人生意义和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有效方法。因此，在德国留学的一年中，萨特就迅速把握了现象学的要旨，着手写作《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意向性》和《论自我的超越性》两篇论文。在论述意向性的文章中，萨特指出，按照胡塞尔的看法，世界中的事物不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世界虽与意识相关但却存在于意识之外；因为意识没有“内部”，它拒绝成为充实的实体，它永远逃出自身之外。在萨特看来，胡塞尔的著名命题“任何意识都是对于某物的意识”的深远意义在于，它宣布了所谓“内在性”哲学的终结。相反，现象学则是一种超越性的哲学，它把我们抛到充满危险的世界中，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就是在世界中”的含义。

一旦把握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萨特立即运用它来建立他自己的“自我”理论。在《论自我的超越性》中，萨特将胡塞尔的意向性思想贯彻到底，并把“自我”完全清除出意识的先验领域。他指出，既然意识仅仅由意向性来定义自身，那么这个先验的人性的“我”对于先验意识来说就是完全多余的；而且，如果假定一个在仪式后面的先验的我，那就是意识的死亡，因为先验的纯粹意识是一个绝对的自发性，它本身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透明性，因此它是一个非实体的绝对。相反，“我”只能是一个相对的存在，即意识的一个对象。“自我”是由自发的意识通过反思的意识构成的，“我”和“我”只是自我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我”是各种行为的统一，第二个“我”则是各种状态和性质的统一，自我则是行为和状态的统一。因此，自我不是意识的所有者和产生者，而是反思意识的一个超越的对象，它既不是形式也不是物质地存在于意识之中，它存在外面，存在于世界中，它是一个世界的存在。萨特所说的自我的超越性的含义不是指自我可以超越自身局限性的那种超越性，也不是指自我具有自发意识才有的那种指向外部世界的超越性，而是指自我存在于意识之外，说穿了，自我就是外部世界的一个准自在存在。因此，它既没有意向性，也没有任何能动性。这样，萨特自信实现了两个目标：一个是通过把自我变成对象而剥夺了它的主体权，从而驳斥了唯我论；另一个是通过区分自发的意识和心理的东西（自我）而把意识掏空，从而强迫意识投入现实世界中去，由此堵塞了逃避现实的唯心主义之路。

1939年，萨特把他论述现象学心理学的未完成著作《心理》的一部分出版，书名为《情绪理论纲要》。在这本书中萨特指出，情绪就是一种意识，正如意识的一切形式一样，情绪也具有意向性。我们面对世界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正常的适应性行动，我们将周围的世界看作我们的欲望、要求和行动的工具与障碍的复合体，为了实现某一目标，我们必须通过某些途径并绕开某些障碍和陷阱。因此，这个世界就表现为相关于我们的适应性行动的决定论的世界，意识的这种态度就是对于世界的决定论的实用主义直观。另一种则是情绪，当我们无法在实际上改变世界的情况下，我们就试图在想象中改变世界的性质和我们的意识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将世界感受为受神奇的魔术所支配的神奇世界。萨特认为，情绪在各种特殊的处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和目的，可以将其大致归为四种类型，即恐惧、忧郁、愤怒和快乐。

第二年，在《想象物：想象的现象学心理学》一书中，萨特根据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指出，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知觉与想象是意识对于其对象的两种主要的基本态度，知觉以现时存在的东西为对象因而是被动的，相反，想象则以不在场或非现实的东西为对象因而具有自由的创造力。萨特认为，意识只有把现实的东西构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同时又虚无地退出这个现实世界，才能在现实世界之外创造性地创造出非现实的东西（想象物）。萨特说：“人之所以能够进行想象，正因为他先验地是自由的。”

从巴黎高师毕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的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现象方法探讨与知觉、情感、想象、自我等心理问题有关的课题。此时，他认为必须首先在现象学基础上弄清意识与心理现象的存在性质、基本结构与作用机制，才能以此作为引导线索，进一步探讨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萨特的现象学心理学研究为其现象学本体论做了理论准备，进而详尽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萨特对人生充满了好奇心。1935年2月，为探索人的感觉，他注射了麦司卡林。他感到抑郁疲惫，时常伴有种种幻觉，害怕自己要得狂病。这种现象持续半年之久。

1936年年初，为了重新创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萨特和德·波伏娃请奥尔嘉·高萨绮薇茨跟他们共同生活，不久，“三重奏”失谐了。德·波伏娃根据这段经历写成《女宾》这部小说，很引人兴趣。

当时，法国反法西斯统战组织人民阵线组成，萨特自称是“教授共和国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参加投票。但对人民阵线5月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甚感兴奋。

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这一事件，在我们生活里，有两年半时间一直占着突出地位。”

暑假里，萨特与德·波伏娃一同去游意大利。

10月，萨特和德·波伏娃分别担任新教职。萨特去法国东北部的拉昂，德·波伏娃到巴黎的莫里哀中学。

萨特边教学边创作，于1937年7月在《法兰西评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墙》。小说描述西班牙战争中囚犯待决临刑的情景，写出存在主义者所说的那种“恐惧”心理。作品受到文学家纪德瞩目，认为“是篇杰作，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使人高兴的作品了……当可寄大希望于作者”。

萨特在希腊度完暑假后，到巴黎巴斯德中学接受教职，同时抓紧创作。

次年4月，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出版，获普遍好评。小说初名《忧郁》，1936年被伽里玛出版社退稿，后经增删修改，更名为《恶心》问世。“我在30岁时，露了一手，在《恶心》中——确是真诚地，这大家可以相信——记下我同事所过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公道的生活。”20多年之后，1964年他在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说：“我看到不少儿童饥饿而死。面对一个垂死的孩子，我的《恶心》真是无足轻重了。”

1939年2月，萨特出版短篇小说集《墙》，厚厚的一本。年底又发表了《情感理论初探》。

当年5月，萨特出席国际反法西斯大会，并结识了苏联作家爱伦堡。

暑假，萨特在南方度过。

9月2日，萨特应征入伍。他后来回忆：“1939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应征令，只得前去南锡兵营报到。跟那些素不相识，像我一样被征入伍的人混在一起。这一下‘社会’这一概念算是进入我的头脑。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从原先所在的地方，在亲友熟人之间，给强行拉走，火车把我运到我并不想去的地方，同行的伙伴并不比我更想去，也跟我一样是平民百姓，也跟我一样在纳闷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这场“奇怪的战争”，对萨特是勤奋工作的岁月。他开始写长篇小说《懂事的年龄》，并在本子上记下许多哲学随感，成为日后《存在与虚无》这一著作的底子。

1940年1月15日，萨特在日记上写道：“哲学在我生活中，足以克制战争带来的忧愁、阴郁和悲苦的情绪。现在，我不想用哲学来保护自己，那是卑劣的，也不想使生活适应我的哲学，那又何其迂腐。但真的，生活和哲学在我身上成为密不可分的了。”2月在致友人信中说：“我在这场争斗中将特立独行，决不追随任何人，别人愿意跟我，那就听便。”

3月，萨特《想象的事物》一书出版。

4月，萨特去巴黎接受颁发给《墙》一书的民众小说奖，他很高兴。

5月10日，德国进攻法国，“一触即溃，我深感惊讶。”5月23日，他的朋友保尔·尼赞在前线阵亡，他闻讯非常悲痛。6月21日，未经交战，萨特就在洛林地区，与马其诺防线的守军一起被俘。那天，正值萨特35岁生日。起初，他被关在巴卡拉，8月中旬迁至西德里尔战俘集中营。圣诞节时，萨特编写排演了一出神秘剧《巴理奥纳》，隐含进行抵抗的意思，号召教徒和非教徒团结起来。

1941年4月1日，萨特诡称文职人员，凭借视力欠佳的证明获释。过了15个月战俘生活，萨特说：“在战俘营中，重温了集体生活，这在离开师范学校之后还没有过……那里我喜欢的一点，是觉得自己是群众中一分子那种感情。可以无日无夜、毫不间断地与人交谈，直接往来，平等相待。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这时，萨特仍回到巴黎巴斯德中学任教。“战争使我懂得必须干预生活。”他与梅劳·庞蒂等人一起，建立了一个叫“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知识分子抗战组织。因法共不愿与该组织有任何接触，加之成员都是缺乏经验的书生，不久处于停顿状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逮捕，于10月宣布解散了。

秋天，萨特到贡桃赛中学任教，直至四年后。在这里，萨特开始写剧本《苍蝇》。德·波伏娃说：“编剧是他当时唯一可行的抗敌形式。”次年，萨特紧张地从事写作，经常去花神咖啡馆写《存在与虚无》一书。

1943年年初，萨特参加全国作家委员会，这是全国抗敌阵线的一个外围组织。同时，他还给法共领导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

萨特创作的《苍蝇》6月2日首次演出。“彩排那天，我在大厅里观望时，有个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自我引见，报称：阿尔贝·加缪。”是为萨特与作家、哲学家加缪订交之始。

10月，《存在与虚无》一书出版。十年研究，两载成书，是一部供专家阅读的著作。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以现象的概念作为线索而逐步引导到对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本体论结构的描述。他认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企图消除内部与外表、存在与显现、潜能与活动、现象与本质的二元论，可取之处在于，现象学的现象背后不再有康德的那种本体，它只显示它自身和整个显现系列；而且，现象并不掩盖本质，它揭示本质，它就是本质，存在物的本质不再是深藏在存在物内部的特性，而是支配着存在物的现象系列的显露法则。现象学并没有取消一切二元论，而是把一切二元论都转化为一种新的二元论：有限与无限的二元论。由于任何显现都是对一个经常变动的主体的关系，从而可能出现多种观点，这就足以使显现的数目增加到无限。

然而，现象并没有囊括一切，支撑现象的存在不能是一种显现，单靠认识不能为存在提供理由，即现象的存在不能还原为存在的现象，被认识的现象需要超出认识的存在而支撑。

萨特之所以拒绝承认显现的存在就是它的显现，因为这无异于重新回到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主观唯心主义的老调子。萨特据此批评了胡塞尔，因为他在完成了现象学还原之后，把“作为对象的意识”当作非实在的，并且宣布它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的这种把存在还原为人们对存在的认识的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他把认识设置为一个给定物，却不为认识奠定一个存在的基础，这样，“被感知—感知”整体就由于缺少坚固的存在的支撑而崩溃于虚无之中。

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的原始关系是什么？这是贯穿《存在与虚无》全书的主题。萨特认为，超越的自在存在由于是孤立的惰性物，完全不能主动地作用于意识，因此他拒绝了以物质对意识的主动作用为根据来解决二者关系问题的实在论（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批评了唯心主义要么一开始就把主观性当作某种给定的实体性的自在性的东西赋予了意识，要么把存在还原为被感知并使之封闭于主观意识之内。这两种方案，都导致意识可以独立存在，并且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超出它的主观性作用于其主观性成分去建造一个超越的自在存在。而萨特本人认为，作为非反思层面的意识的自在本身是空洞的虚无，它自身没有任何实体性的给定物，所以它既不能独立存在也不能建造自在存在。然而正因为它是不能自存的虚无，所以为了存在它就必须投向自身之外，投向它所不足的自在存在，这就是意识的超越性，也可以称之为意向性。因此，意识对自在存在的原始关系不能是统一的两个原本孤立的实体的外在关系，而是处于这关系中的存在本身的构成成分，而且还是这种关系本身。这样，认识和行动才能显现出来，认识和行动只是一种原始的两个抽象方面。

奠定了认识的体系论基础之后，萨特具体论述了一系列认识世界的范畴，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空间、潜在性、工具性和世界时间。

萨特还认为，人的实在既是自为的存在又是为他的存在。但是为他的存在不是自为本体结构，我们既不能从自为存在中推演出为他的存在，也不能从为他存在中推演出自为存在。因此，为他存在是人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本体论结构。于是，萨特分别论述了对他人存在的证明、与他人的具体关系、共在与我们等问题。

接着，萨特阐述了处境中的自由。他认为，行动的首要条件是自由。他把自为的自由看作自为的存在，但是这种自由不是一个给定物，也不是一种属性，他只能在自我选择时存在，自由就是选择的自主。萨特在此之后，进一步论述了事物的敌对系数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事物的敌对系数及其障碍的特点（以及工具的特点）对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没有障碍就没有自由。萨特从对自由与处境的关系的描述，得出的本质结论就是，自由意味着承担责任。在谈到自由与活动时，萨特曾指出，要想理解人的任何具体活动的谋划，都必须追溯到人的原始谋划，这就需要一种专门的现象学方法，萨特称之为存在的精神分析法。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结论中，分别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两个角度讨论了他的基本哲学立场。与传统本体论不同，萨特把他的本体论定义为“对于被看作整体的存在者的诸存在结构的阐明”。萨特又把形而上学定义为“对于使作为具体而独特的整体的这个世界产生的诸个别过程的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形而上学对于本体论，犹如历史学的对于社会学”。简单地说，本体论就是对世界存在整体的各种结构的描述，形而上学主要探究自为自在中的起源问题。

萨特《存在与虚无》一书仍以其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和方法为基础，但远远超出他们的统属，赋予更多的理性成分，自称新的体系。当时，评论界称之为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一词，系基督教哲学家卡布里埃·马塞尔于1942年首次创用。看到自己的著作被归于存在主义范畴，萨特曾表示抗议：“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

1944年，萨特辞去教职，专心著述，筹办《现代》杂志。

5月27日，萨特《间隔》首场演出。此剧展现一个萨特式的地狱——根据作者命意，我们每个人都在别人的目光底下苟活，处于从属于别人的境况里，“别人，就是地狱”，是剧中著名的哲理警句——所以剧本最初曾拟以《别人》为题。此剧曾引起激烈的争议。

八九月间，萨特在《战斗报》发表报道抗击纳粹、解放巴黎的特写，广受欢迎，引起街谈巷议。

1945年，萨特出版独幕剧本《间隔》，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第二部，《懂事的年龄》和《延缓》。

当年，萨特被授予荣誉团勋位，但他表示拒绝。

1月12日，萨特以《战斗报》和《费加罗报》特派记者身份赴美，会见许多逃难的法国文学艺术家，这时结识陶乐赫丝。他还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参观了好莱坞，到6月以后才回国。

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萨特说：“战争正好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开始打仗时我34岁，结束时40岁，正是从青年时代转入成年时期。”走出战争年代，萨特声誉鹊起。面对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战后现实，萨特与梅劳·庞蒂和雷蒙·阿隆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试图用存在主义观点研究社会、政治和文学，《现代》杂志也因此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萨特的哲学思想，“存在先于本质”，特别是“自我选择”、“重在行动”的观点，形成自己独特的论调，正成为当时青年一代所期待的声音。

在二战期间，萨特曾经创作过一个剧本《苍蝇》，该剧于1943年出版并公演。剧中叙述了古希腊青年王子俄瑞斯特斯为了替被谋杀的父王阿伽门农报仇，杀死篡位者埃奎斯托斯和他的母亲的故事。该剧影射了希特勒占领时法国社会生活压抑的氛围，并且唤醒人们的自由意识，鼓舞他们义无反顾地与占领者做斗争。剧中朱庇特的一句台词点出了该剧的主题：“一旦自由在一个人的头脑里爆发，神对这个人也就无能为力了。”当时，萨特在谈到《苍蝇》的主题时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自由的悲剧”的戏剧理论，他说：“我想探讨的是与命运的悲剧相对立的自由的悲剧，换句话说，这个剧本的主题可以这样归纳：当一个人面对他所犯下的罪行，他是如何自处的，哪怕他承担了一切后果与责任，哪怕这个罪行令他本人感到恐惧……作为意识上自由的人，他可以达到超越自己的高度，可只有当他重新确立了他人的自由，只有当他的行为导致了某种现存状况的消失，并重新恢复了应该确立的状况时，这时他才能在境遇中是自由的……”虽然萨特在这时已经把他的戏剧界定为表现处境中的自由的戏剧，但他是在与古希腊命运的悲剧相对立的意义上进行思考和创作的，因此他将其戏剧称为自由的悲剧在强调自由的一面。从哲学上说，萨特关于处境中的自由理论同时包含两个方面，处境和自由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成。至于他在戏剧创作中强调哪一方面，则取决于他所面临的历史环境和理论语境。

二战结束后，与介入文学或处境文学相对应，萨特提出了“处境剧”的概念。在1946年访问美国时的一次名为“铸造神话”的演讲中，萨特批评性格剧主要关心的只是性格分析和性格交锋，剧中设置情景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使性格突出。而他并不相信人有一种共同的、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的本性，即人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萨特认为，人是一个自由的、完全不确定的存在，他应该面对各种情境而选择他自己的存在，而在做选择之前他没有性格特征可言。因此，萨特提出应当用一种处境剧取代性格剧。处境剧的题材就是自由的人在人类某种共同处境中做出选择，同时也为其他人做出选择。处境剧的要求就是用权力之间的冲突取代性格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斗争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冲突，这些冲突尽管存在着利害关系的不同，但归根结底是在不同处境中人的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和观念体系的对峙。

1945年秋天，萨特的《自由之路》前两卷出版，德·波伏娃的《吃闲饭的嘴》上演。不久，萨特做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这一著名演讲，一时“存在主义”一词大行其道。还有赶时髦的什么存在主义装束、存在主义发式、存在主义狂游等。萨特那时说：“人家都管我们叫存在主义者，我们终于接受了这个称呼。”

年底，为了与陶乐赫丝重逢，萨特再次赴美，游历讲学，一直逗留到次年3月。

早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就已经开始谈到“介入”的概念。而在1945年的《被捆绑的人——关于儒勒·勒那尔的日记的札记》一文中，他曾说过：“当代作家首先关心的是向读者展示人的状况的完整形象。这样做的同时，他就介入了。今天人们多少有点蔑视一本不是介入行为的书。至于美，它是附加的，如果有可能办到的话。”

在《现代》杂志发刊词中，萨特提出了有关介入文学的一系列论断。他猛烈抨击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号召作家们履行其作为人的责任，通过写作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做出回答。但在当时他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的展开论证，因而这些论断受到来自各方的激烈指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的性质和作用、文学与社会政治斗争的关系等问题的论战。两年后，萨特的美学名著《什么是文学》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这部著作既是萨特对别人职责的有力回击，也是他所主张的介入文学的一篇系统而又充满激情的宣言，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

1946年，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出版。这是一本简明通俗的哲学著作，解释“我所理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使人的生活过得去的学说”，“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生物”，认为“现实只存在于行动之中……一个人不是别的，只是自我设计，只存在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之中，除了全部行动，除了生命，就一无所有”。不久，萨特还相继出版了《死无葬身之地》、《毕恭毕敬的妓女》、《波德莱尔》、《犹太问题随感录》等书。在《犹太问题随感录》中，他提出一个著名命题，认为“是排犹主义造出了犹太人”。

《现代》杂志七月号上，发表《唯物主义与革命》一文。这是萨特第一篇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长篇论文，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正而带欺骗性的学说”。此文发表后，与共产党的关系一度紧张起来。法共《人道报》批判萨特的唯心主义，斥责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此同时，萨特著文谴责戴高乐派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有法西斯倾向，揭露政府进行印度支那战争，这样，与当权的资产阶级也反目成仇了。

1947年年初，萨特把报刊上发表的文字结集出版《境况种种》第一集。2月，萨特在《现代》杂志开始连载《什么是文学》这一文学理论著作。全书共分四章：“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人们为谁写作？”“1947年作家的处境”。在该书中，他一方面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学观点的抨击回答别人对他的指责，另一方面试图指出文学为什么是“为了改变而揭露”，从而为介入文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同时他还试图对1947年作家的处境做出具体的分析。

当年4月，试图著文为亡友尼赞辩冤，驳斥法共方面诽谤尼赞为叛徒的论调。

同在1947年，萨特发表了《提倡一种处境剧》一文。在该文中，他重新解释了古希腊和近代悲剧的性质。他说，伟大的悲剧，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还是高乃依的悲剧，都是以人的自由为动力的。人们自以为在古代戏剧中看到的宿命力量不过是自由的反面，情欲本身是堕入自己设置的陷阱中的自由。然而，心理戏剧，如欧里庇德斯、伏尔泰、克雷比庸等人的戏剧，却宣告了悲剧形式的没落。因为，性格之间的冲突不管有多少起伏变化，永远不过是几种力量的组合，而组合的效果是可以预见的，一切结果都已经被事先决定了。因此，萨特认为，一个剧本的核心不应当是用巧妙的戏剧语言表现的性格或复杂的情节，而应该是处境。

萨特接着指出，如果人在某一特殊处境中真是自由的，如果他真是在这个处境中并通过这个处境选择自己，那么就应该在戏剧中表现一些人的处境及其选择自身的自由。所谓性格不过是选择的僵化和硬化，或者克尔凯郭尔所谓的重复，它应当在幕落以后才出现。戏剧能够表现得最为动人的东西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和自由地做出决定的瞬间，这个决定使决定者承担道德责任，并且影响他的终生。然而萨特认为，并不是随便哪一种无关紧要的处境都能表现出自由的深刻内涵。因此，为了使人们在处境中做出的决定深刻地符合人性，为了它能牵涉人的整体，“每一次都应该把极限处境搬上舞台，就是说处境提供选择，而死亡是其中的一种。于是自由在最高程度上发现它自身，它同意了确立自己而毁灭自己。因为只有达成全体观众的一致时才有戏剧，所以必须找到一些人所共有的普遍处境。你把一些人置于这类普遍又有极端性的处境中，只给他们留下两条出路，让他们选择出路的同时做自我选择：你能这样做就赢了，剧本就是好的”。

1948年，萨特出版七幕剧《肮脏的手》、《境况种种》第二集，以及电影文学剧本《啮合》。

2月底，萨特进入达维·胡赛创建的奉行中间路线的“革命民主联盟”。这组织很快被视为“萨特与胡赛党”。萨特说：“我们的想法很朦胧，总的来说，是很多法国人想培植的第三种势力的一种新形式。我们想推动政府协同欧洲其他国家政府，在苏美之间进行调解。”

4月2日，《肮脏的手》首次公演，极为成功。也招来共产党方面的疑忌：“为了30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他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卖掉了。”《人道报》写道：“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这就是萨特先生经历中的几个阶段。”苏联当局把此剧视为反苏联宣传。而11月纽约要改编上演时，萨特提出了抗议。

10月30日，梵蒂冈教廷把萨特著作列为禁书。

1949年年初，萨特出版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三部《心灵之死》，《境况种种》第三集，以及《政治谈话录》。

一二月，萨特在《战斗报》与卢卡奇展开笔战，5月与莫里亚克进行辩论。

夏天，萨特与陶乐赫丝漫游危地马拉和古巴。此后不久，二人即中止交往。

这时，革命民主联盟发起维护印度支那和平局面的请愿活动，组织反独裁反战争国际日等活动。联盟只在知识界略有影响。但面临冷战局势，夹峙在倾美与倾苏力量之间难以存身，萨特于10月15日辞去联盟内职务，整个组织也于年底解体。萨特写道：“沉重的打击，有了新近这次经历，终于学会应该采取现实态度，运动不能人为制造。”

1950年，萨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希望完了》等书作序，注意力转向历史和经济学方面，系统阅读马克思著作。

年初，萨特与梅劳·庞蒂一起揭发苏联设置劳改营，表示反对。

春天，萨特去撒哈拉、黑非洲和摩洛哥旅行。

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对局势看法问题上，萨特与梅劳·庞蒂发生了重大分歧，使他在政治上无所适从。德·波伏娃写道：“美国方面寡廉鲜耻，共产党又那么偏执狂热，不知世界上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容身之地。”

次年6月7日，萨特写的《魔鬼与上帝》首次公演，获得极大成功。他说在解决知识分子与行动这一矛盾问题上，“我使自己笔下的葛茨，做了我所做不到的事”。

然后，他去挪威、冰岛、爱尔兰游历。

1952年年初，共产党员亨利·马丁因反对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拒绝服役而遭逮捕。萨特向当时总统递呈函件，请求给予特赦；因参加要求释放亨利·马丁的运动，萨特与法共关系密切。德·波伏娃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记述：“我说过，他之所以没有参加共产党，完全是出于主观的原因……我怕他接近共产党反而会远离他自己寻找的真理。”萨特把自己1952~1956年与法共的关系，称作共产党的“同路人”。他说过：“同路人者，我认为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益的人。”

同年，萨特出版《圣·谢奈，逢场作戏的角色和殉道者》。谢奈为一很有文采的窃贼，几次被捕，萨特曾声援过。萨特说，本书“可以算是把我理解的‘自由’一词的含义解释得最清楚的著作”。

萨特在反对冷战的斗争中，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像加缪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朋友因而感到不快”。加缪说萨特：“你总是把自己的座椅放在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这年8月，萨特在《答阿尔贝·加缪》一文中，比较彼此的异同，在肯定加缪文学道路中积极方面的同时，指出他也是“一个资产者”，“一个自由派思想家”，多年的友谊至此中断，彼此永不见面。

11月，萨特邀请画家毕加索、电影家卓别林一起去米雪尔·维昂家吃饭。自1949年以来，萨特与她私人交谊甚为密切。

次年初，出版《亨利·马丁事件》一书，由萨特抄录有关文章并加以评论。他说：“这本书，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与其本阶级决裂的行动。”

1954年年初，萨特根据大仲马原著改编的《金恩》剧本出版。

2月，萨特去比利时参加东西方作家会议。其间与戏剧家布莱希特交谈甚欢。

五六月间，为法国摄影家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画册《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作序；抗议政府在奠边府战役失败后禁止苏联芭蕾舞剧团来巴黎演出；与雷诺工厂工人谈伏契克的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

5月24日，萨特去柏林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

5月26日，萨特第一次去苏联访问，活动近一个月，其间积劳和饮酒过量，曾高血压发作。归来后，在《解放》周刊发表五篇热情洋溢的观感。

12月，萨特被选为法苏友协副主席。

1955年6月28日，萨特参加赫尔辛基世界和平运动大会，遇哲学家卢卡奇，二人交谈了有关哲学问题。

同月，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冒险》一文中，指责萨特“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

9~11月，萨特来华访问45天。11月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文章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未来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回国后，在12月1日与8日这两期《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一篇长文。

1964年10月16日，萨特得知自己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当即致函婉谢。

10月22日，瑞典皇家学院仍正式颁布向萨特授奖决定。萨特当晚即宣布拒绝接受，他说：“我的拒绝并不是什么仓促的突然行动，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客观方面的原因是：“目前文化战线上存在的唯一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和平共处而奋斗……交流可在人员与人员、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不必借什么机构……我知道诺贝尔奖奖金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奖金，但现在人为地成了这样一种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的荣誉。”后来又说：“如果我接受了诺贝尔奖，或许就给收买了。”

12月16日，法国作家在巴黎互助大厅就文学的作用与作家的任务为题进行辩论。萨特认为：文学是为斗争服务的，作家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个人感受。

据后来的研究者分析，萨特拒领诺贝尔奖固然不愿与官方合作是主要原因，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萨特一生用力最勤、最为看重的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他从事文学创作也是由于他认为文学是表达他存在主义思想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所以他一系列作品的背后贯穿着他的哲学思想。但萨特一生矢志于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最终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肯定对萨特来说也许有点讽刺，或许也会令他“恶心”。萨特说：“你怎样选择，你就怎样生活。”萨特选择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也就选择了拒领诺贝尔文学奖。

这就是萨特。他没有被收买，一直在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例如：

1965年3月10日，萨特创作的《特洛亚妇女》首次公演。同时，《境况种种》第七集出版。

3月18日，萨特将从1956年就认识的一位研究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学生阿莱特·艾凯茵正式过继为养女。

同月，萨特为抗议美国侵略越南，“不到敌人那里去”，他拒绝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

7月，萨特去苏联小住，其间赴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10月，萨特去罗马参加欧洲作家联盟会议，被选为联盟副主席。

1966年5月萨特去苏联，先后访问了雅尔塔、敖德萨、利沃夫等地。在谈话中，他表示不同意苏联审判持不同政见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

7月，萨特接受罗素邀请，参加“战犯审判法庭”，调查美国侵越罪行。

9月，萨特去日本旅行讲学。

1967年年初，萨特去埃及和以色列访问，受到埃及总统纳赛尔接见。萨特表示捍卫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应有其存在的权利，同时维护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

4月13日，萨特致函戴高乐总统，请求允许罗素国际法庭在巴黎开庭，19日戴高乐复函婉拒。罗素法庭遂于5月2日~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庭，萨特任执行庭长。11月28日~12月1日，在丹麦罗斯基勒第二次开庭，萨特撰写结论部分，谴责美国总统等人为战争罪犯，并发表《种族灭绝者》一文。

5月末，萨特拒绝参加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对莫斯科公审持不同政见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表示抗议。

1968年年初，萨特患动脉炎，未去哈瓦那参加文化会议。

三四月，萨特承友人历史学家弗拉迪米尔·德迪邦夫款待，去南斯拉夫小住。

5月初，法国爆发学生运动。5月6日，萨特即表明态度，全力支持学生运动，出入大学院校及工厂，反对军警弹压。5月11日，他在卢森堡电台宣布：“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5月20日，他对巴黎大学造反学生讲话，谴责法共，认为不但不革命，“甚至连改良主义也谈不上”。并同学生领袖柯恩·波恩迪谈话。6月，总结学生运动的意义，与雷蒙·阿隆发生激烈争辩。7月，萨特在接受西德《明镜》周刊采访时，指责法共出卖五月革命，宣布支持共产党之外的革命活动。

苏联出兵捷克之后，8月24日，正在罗马休养的萨特即宣称：“我认为这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国际法条款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类侵略。”11月28日~12月1日，萨特去捷克参加《苍蝇》和《肮脏的手》初次演出。

11月，萨特与著名作家马尔罗、莫里亚克一起要求玻利维亚释放法国记者雷吉斯·德勃雷。同月，抗议苏联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家协会。两年后，萨特与苏联最终决绝。

从1968年后，萨特的主要精力已不在于著述，而是参加活动，忙于出席集会，发表演讲，签署宣言，出庭做证，递请愿书，会见记者，上街游行，叫卖报纸，散发传单……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曾五次受到控告。

1975年6月21日，萨特七十岁生日。《新观察家》周刊6月23日、30日及7月7日刊登萨特的《七十岁自画像》。由于视力衰竭，行动不便，他很少离开寓所，只在家接待访客。萨特幼时学过钢琴，尤喜古典音乐，这时便用较多时间欣赏音乐。

在《七十岁自画像》中，记者米雪尔·贡塔（下简称米）一开始就问萨特：一年以来，关于你的健康状况流传着一些说法，有些是好心的，一些却不那么好心。到这个月你满七十岁了。萨特，你身体好吗？

萨特：很难说我身体好，但是我也不能说身体坏了。这两年来，我遇到一些意外。特别是我的腿，只要我走路超过一公里就会作痛，一般我不超过这个距离。另一方面，我的血压相当成问题，不过这个毛病近来突然消失了，我曾有相当严重的高血压，而现在，经过服药治疗，我恢复到一种几乎低血压的状况。

特别严重的是我的左眼后面出过血，而我只有左眼看得见，因为右眼在我三岁那一年就基本丧失视力了——现在我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形状，我看得见光线、颜色，但是我不能清晰地辨认物体和人脸。因此我再也不能读书和写作。说得确切一些，我能够写字，就是说用我的手描出一些字，不过我看不见自己写下的东西。至于读书，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了：我看见一行一行字，和字与字之间的空白，但是我不能再分辨这些字本身。我已丧失阅读与写作能力，再也不能作为作家从事活动，我的作家职业已彻底断送了。

然而我还能说话。因此，如果电台能筹到经费，我的下一项工作将是一套电视节目。我将设法在这套节目里谈论本世纪七十年间的事情。这项工作，我是与西蒙娜·德·波伏娃、比埃尔·维克多和菲力普·加维合作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见解要发表……我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除此之外，我的身体很好，我睡得很香。与同志们合作这个工作，我干得很有效率。与十年前相比，我的智力也许同样敏锐——并非更加敏锐但也未见衰退——而我的感受性也没有变化。我的记忆力通常情况下是好的，就是人名字不大记得住，往往要费很大劲才想得起来，有时候还是忘了。我一个人上街困难不大。

米：再也不能写作，这毕竟是个巨大的打击。但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却显得很平静……

萨特：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的存在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我本应十分沮丧，但是由于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自我感觉还不坏：我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消沉。

米：没有任何反抗？

萨特：你叫我反抗谁？反抗什么呢？别以为这是斯多葛主义——虽然你知道，我素来对斯多葛派有好感。不是的，既然事已如此，我无能为力，所以我没有理由难过。我也有过难过的时刻。我患过轻度的谵妄症。我记得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同在阿维农的时候，我曾在外面转悠，寻找一个与我约定在某个场所一条长椅上会面的姑娘。当然，根本没有什么约会……

现在，我所能做的全部事情是将就我的现状，对之作通盘的考虑，衡量各种可能性并且尽量利用它们。在这件事情上，我请教过的医生们都认为无法可救。这叫人恼火。因为我感受到的东西足以使我产生写作的愿望。这种愿望并非始终存在而是随机触发的。

米：你感到无所事事吗？

萨特：是的。我散散步，听人家给我读报，收听广播，有时隐隐约约看点电视。这确实是无所事事的人才干的事情。我生活的唯一目的是写作。过去我预先想好了再动手去写，不过主要的时间是写作过程占据的时间。我现在仍旧在思索，但是，因为我已不可能写作，思想的实在活动已以某种方式被取缔了。

从此以后不允许我去做的正是今天许多年轻人轻视的事情：在文体上下功夫。不妨说文体是表达一个想法或一种现实的文学手段。讲究文体就必须反复修改，有时候要改上五六次。我连修改一次都办不到，因为我不能复读我写下的东西。因此，我所写的或者我所说的必定停留在最初的状态。另一个人可以复读我写的或说的话，实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改动，但是这一切和我自己动笔重写，实在不能相比。

米：你不能使用录音机，口述，听自己的录音，再录下来你要做的改动吗？

萨特：我以为说话和写作有巨大的区别。人们可以复读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不过读的时候或快或慢；换句话说，你不能预先规定你将在某一句话上停留多久，以为你可能一下子觉察不到这句话里有不妥之处，这可能是话本身不妥，这也可能是这句话与前面或后面的句子，或者与整段整章的文字的关系没有摆好。

这一切就要求你看待你的文章有点像一本天书，要求你依次在这里那里改动几个字，然后你又推翻原来的改动，另起炉灶，接着你又变动下文隔得很远的地方的某一部分，如此等等。如果我听录音，听的时间的长短是由磁带的转速而不是我的需要规定的。因此录音机给我的时间不是富裕就是不够用。

米：你试过没有？

萨特：我将要试验，我将要老老实实地去试验，不过我确信这不会使我满意的。由于我的过去，我的教养，由于我迄今为止的主要活动，我首先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现在叫我改弦更张已经太晚了。假如我四十岁上失明，情况可能不一样。我也许会学会其他表达技术，例如使用录音机，我知道有些作者是用录音机的。但是我不认为，对我来说，录音机能提供写作给过我的东西。

在我身上，智力活动仍和过去一样，就是说对思考保有一种审查能力。因此我在反省的时候能对于我的思考结果加以改正，不过这一改正活动是严格地主观性的。我再说一遍，如我所理解的文体功夫必定要求写作。

接下来，应米雪尔·贡塔的提问，萨特谈了自己以前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更滔滔不绝地谈了自己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

70岁以后的萨特，正是在自画像中叙述的状况，按照这样的方式生活并工作着。虽然双目濒于失明，无法看书写字，但社会活动并未停止。例如：

1976年，萨特发表关于自己生平纪录片、《萨特与金钱》、关于福楼拜、《耶路撒冷给我的荣誉》等谈话。与5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吁请苏联释放米哈尔·斯特恩医生。

1977年，萨特发表了谈话录音《萨特与妇女》、《萨特与音乐》、《权力与自由》、《权力与自由不是并头齐进》等。

7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法期间，萨特会见了流亡法国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

年底，萨特在《世界报》发表《致以色列朋友》，号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对话。

1978年2月，萨特由阿尔莱特·艾凯茵和比埃尔·维克多陪同去耶路撒冷，会见被占领地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

6月，萨特出面要求政府撤销不准五月风暴学生领袖柯恩·波恩迪居留巴黎的禁令。

1979年6月26日，萨特与失和多年的高等师范同学雷蒙·阿隆一同去爱丽舍宫见共和国总统，为越南“船民”请愿，要求政府救济难民。萨特说：“我们过去为越南做了不少事，现在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年底，萨特在欧洲一电台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记者问：“依你看，今天谁家是肮脏的手？”萨特答：“是苏联政府，我认为这是肯定无疑的。”

1980年3月，《新观察家》周刊刊登了萨特三篇谈话录：《希望，在今天……》、《博爱与暴力》、《犹太史和排犹主义》。这时，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3月20日，萨特因肺气肿进勃鲁塞医院。4月15日晚9时逝世，终年75岁。

4月19日出殡，数万群众自发跟随柩车，送至暂时安放的离他的住宅不远的蒙巴那斯公墓。遵照萨特生前的愿望，遗体于4月23日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骨灰移放在蒙巴那斯墓地。送葬的队伍在公墓里里外外人山人海，这是19世纪伟大作家雨果逝世以来绝无仅有的。

法国和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对萨特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惋惜。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总理巴尔都以个人名义（因萨特一贯表示“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就萨特去世发表了讲话。德斯坦说：“萨特的逝世使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巴尔在讲话中把萨特称为“当今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认为他的逝世“使法国和国际思想界蒙受了损失”。法共总书记马歇一方面承认萨特同法共的关系“一言难尽”，另一方面又说“在反对殖民战争，争取自由和平的斗争中”，萨特“勇敢地站在了共产党一边”。他认为，萨特“将对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华盛顿邮报》在一则消息中称萨特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萨特的斗争是“明智的、坚韧的、勇敢的”。英国的《泰晤士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萨特对自由正义的追求“使他同卢梭、伏尔泰和左拉一样成为既有人恨又有人爱的人物”。女作家萨洛特回忆了萨特对她的第一部小说的支持，说他对萨特一直“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我对他十分尊敬，他的著作是壮观的”。

与此同时，也有对萨特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比如，英国的《晨报》把萨特轻蔑地称为“左派的纸老虎”。《每日电讯报》认为：“他也许可以算作历史性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地位。”

多数谈话和文章都肯定了萨特在哲学、文学和社会政治活动等方面所做的贡献。但是，在具体的理解、评价和解释时却往往各执一词，纷纭复杂。

1981年，73岁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告别的仪式》一书。此书详述德·波伏娃与萨特两人最后十年的生活，也是她系列回忆录的总结。

1983年，萨特写给德·波伏娃的书信结集出版。德·波伏娃晚年致力于《现代》杂志的出版，维护萨特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并将二人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直至78岁时去世。

总起来看，萨特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作为时代潮流的精神产物，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可避免地带有20世纪盛行的极端主义的时代烙印与局限。然而在那个风云激荡、是非难辨的时代，他虽有不少错误，但却无愧于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他那精辟深刻的思想和疾恶如仇的勇气将激励着热爱真理、正义和自由的人们去思考、去抗争、去生活。

萨特晚年瞎了，滞留在黑暗中，但他毕生崇尚“透明”，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一缕缕文字的蛛丝。在将来，当人们回顾20世纪思想发展道路的时候，将不得不承认，萨特毕竟是这道路上的一个显著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