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1856~1939），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犹太人。生于奥地利弗莱堡（今属捷克），后因躲避纳粹，迁居英国伦敦。提出“潜意识”、“自我”、“本我”、“超我”、“俄狄浦斯情结”、“性冲动”、“心理防卫机制”等概念，其成就对哲学、心理学、美学甚至社会学、文学等都有深刻的影响，被世人誉为“精神分析之父”。著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图腾与禁忌》等。

弗洛伊德（1856~1939）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人常常处于非理性状态，人的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决定的，潜意识不受意识支配；人类精神和神经疾病的潜意识原因归结为人的性冲动，性冲动是人类获得文明的动力。这样，人类既有与其他动物一样的动物本质，同时也具有远远高于其他动物的社会本质。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相抵触，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所谓文化，就是用有条不紊的牺牲力把它强行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中去。但是，弗洛伊德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相信理性，渴望真理，为了理性和真理，他可以牺牲一切。近百年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精神分析学是弗洛伊德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因为精神分析几乎每日每时都造福于人类。因此，弗洛伊德被奉为顶礼膜拜的偶像。但同时，也有人斥之为伪科学家，对他的评价争论不休。

一、早期生活

弗洛伊德是犹太人，祖父名叫斯洛莫，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夕离开了人世。所以，当弗洛伊德出生时，作为对他祖父的纪念，他的犹太名字叫斯洛莫。

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可布·弗洛伊德是毛织品商人。1855年，40岁的雅可布·弗洛伊德同比他小20岁的犹太姑娘阿美丽·娜丹森结婚。次年，即1856年5月6日，生下一个小男孩，取名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犹太裔血统对于弗洛伊德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指犹太人的语言、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定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侮辱和歧视，从反面给弗洛伊德提供了无形的强大精神力量，激励着他奋发图强和专心致志地从事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科学分析事业。

弗洛伊德的幼年时代，家境并不富裕。他的父亲在同他的母亲结婚以前曾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生下了大儿子伊曼努尔，第二任妻子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菲利浦。当弗洛伊德出生的时候，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伊曼努尔24岁，菲利浦20岁。他们俩都是做生意的，但都连连失败，以致弗洛伊德的父亲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金钱救济他们。到弗洛伊德懂事的时候，他父亲已没有什么钱了。不过父亲虽然没给他钱，但传给他的性格对研究工作的思想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母亲阿美丽·娜丹森又名玛丽亚，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女性。她对弗洛伊德给予了深切的关怀，使弗洛伊德与母亲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而且玛丽亚比弗洛伊德的父亲更长久地同弗洛伊德生活在一起，一直共同生活了70多年。1856年，当阿美丽生下弗洛伊德的时候，他长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于是亲切地给儿子起了个绰号“小黑鬼”。据弗洛伊德回忆，在弗莱堡生活时，弗洛伊德有一次闯入他父母的卧室，以好奇的目光试图观察大人的性生活，当时被激怒了的父亲把他赶回自己的房间里去。还有一次，已经两岁的弗洛伊德还在床上撒尿。他爸爸指责他以后，他说：“别着急，爸爸。我会在市中心给你买一个新的、美丽的、红色的床来赔你。”这些事在弗洛伊德的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爸爸是现实主义者，而妈妈则是对他温情脉脉和亲切温暖的。弗洛伊德的童年时代是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度过的：美满和谐、温馨的家庭与充满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社会。

弗洛伊德小的时候，并不只生活在犹太人圈子里，一直照顾他到两岁半的奶妈，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年纪大，又老又丑，但很敏锐。她用虔诚的宗教故事来教育弗洛伊德，带着弗洛伊德去教堂，告诉小小的弗洛伊德，我们全能的上帝做了什么。

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可布总是好心地看待别人和周围的事物。他虽然经商，但为人诚实、单纯。这些性格，对弗洛伊德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体现在一举一动上。据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说，弗洛伊德最讨厌那些使生活变得复杂的因素，这个特性甚至表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上。比方说，他一共有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三套内衣，就是外出度长假，他的行李也往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

1859年，弗洛伊德一家发生了一件对小弗洛伊德以后的人生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雅可布决定迁出奥匈帝国所属的摩拉维亚而到德意志的萨克森去。不久，奥意战争结束了，弗洛伊德一家又从莱比锡迁往维也纳，而弗洛伊德的两位异母哥哥则到伦敦去居住。

维也纳是欧洲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而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维也纳文化发展的全盛期。在1860年维也纳大约有50万居民，20年以后，已经超过70万人。其中许多人如同弗洛伊德一家人一样，是从其他地方移居来的。这是维也纳的“文艺复兴时期”，不论在音乐、文学、哲学、数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维也纳都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就。古老的维也纳大学是学者们群居的高等学府，从那里发出的许多科学成果新消息不断地震撼着国际文化界和科学界。维也纳的悠久厚重的文化传统，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维也纳的宽容和开放精神，成为弗洛伊德的科学创见和学说的天然摇篮。

在历史上，犹太人被欧洲各大民族所仇视，因此，犹太人曾三次被逐出维也纳。少年时代的弗洛伊德对排犹分子深恶痛绝。他回忆说：大约是在我10岁或12岁的时候，我爸爸开始带我去散步，并在闲谈中对我表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这种场合中，他向我讲了一件事情，借此表明现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好多了。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天，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着一顶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跟前，打了我一顿，把我的帽子扔在地上。他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我听后，问道：“你当时怎么办？”他静静地回答：“我走到马路上，并捡起我的帽子，离开了那里。”

弗洛伊德实在无法接受此事，这与他心目中父亲高大的形象太不协调了，他认为应该当即还击。若干年以后，弗洛伊德果然受到了别人的挑衅，他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还击。

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生活里扮演着创造者与中介者的角色：他们成为出版商、编辑、画廊主人、戏剧和音乐赞助人、诗人、小说家、指挥家、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那是这样一个时代，让弗洛伊德这样的学生幻想着未来的发展。

弗洛伊德学龄前的启蒙老师有三人：第一个是两岁半之前的奶妈，教他生活的手段，并给他讲天主教的故事；第二个是母亲，教他识字；第三个是父亲，向他灌输犹太教的基本知识。但是事与愿违，弗洛伊德在思想上从来不是真正的犹太教徒，他对犹太民族的感情，与其说是出于对犹太教的信奉，倒不如说是对犹太人所处的受歧视地位感到不平和对自己的民族血统的认同。

弗洛伊德5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和妹妹买来一本关于到波斯旅行的书，并纵容他们撕下书中的彩图。他父亲这样做带有游戏的性质，但也是他的一种教育的方式。这件事对弗洛伊德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从那以后，弗洛伊德反而产生了搜集书籍的爱好。

6岁的时候，他记得妈妈告诉他说：“人是由泥土做成的，所以，人必须回到泥土之中。”他不相信这件事。母亲为了证明，在他面前用双手搓来搓去，接着她指着双手搓下的皮屑说：“这就是和泥一样的东西。”弗洛伊德不禁吃了一惊。从此以后，他就在自己的脑海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回音：“你必定会死。”也就是说，母亲所说的“必定要回到泥土里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弗洛伊德七八岁的时候还尿床。他爸爸为此叹息道：“这孩子一点出息也没有！”这是对弗洛伊德精神上的一次打击。弗洛伊德后来说：“关于当时情景的幻影，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据弗洛伊德的朋友荣格说，弗洛伊德一直到成年还患有遗尿症。所以，他小时候在父母卧室和自己的睡床上的遗尿，并非他有意识的动作，他父亲对他的严厉批评确实给了他沉重的精神打击。而且，弗洛伊德由这件事感到父亲不如母亲那样温暖。但真正对他的人生之路起了重大影响的人，恰恰就是他的父亲。

在9岁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负责对他进行教育的，一直是他父亲。他父亲的文化水平很低，但弗洛伊德有天赋，他对父亲教给他的每一种知识都能加以理解。在家庭教育中，弗洛伊德与父亲的关系比以往更深了。

弗洛伊德从12岁起，就经常陪同爸爸在维也纳街边的人行道上散步。散步活动后来就成了弗洛伊德的生活习惯，他经常独自散步。弗洛伊德慢慢地也学会了游泳和滑冰，他一旦学会，就反复地抓紧进行实践，并表现出异常的兴奋。

当弗洛伊德学会读书的时候，就对学习历史和文学很感兴趣。对历史的崇高精神的深刻了解，使他从小就比同龄人更能敏锐地揭示事物的症结所在。

在家庭生活中，弗洛伊德的这种异乎寻常的眼光，使他的父母由衷地感到欣慰。在“家庭会议”上，弗洛伊德往往发表令人信服的意见，以致连他的父母也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意见，而采纳弗洛伊德的意见。

弗洛伊德因其过人的智力，加上平时的努力自修，9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入学考试，比标准的中学入学年龄提早了一年。德国和奥地利的中学教育包括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和大学预科的基本知识，是八年一贯制的，所以它比一般的中学多教了专业性知识。这种学校在德国和奥地利被称为“吉姆那森”，而不叫“史学”。弗洛伊德从入学开始到毕业为止，始终都是优秀生。在读八年制的七年中，他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由于德才兼备，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许多特权，得以送到大学里就读。

弗洛伊德17岁的时候，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吉姆那森学校”。他的父亲为了奖励他，答应他到英国旅行一次。两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多年来一直盼望着到英国去旅行的愿望。

弗洛伊德在中学时非常勤奋，还经常主动帮助自己的妹妹做功课，指导她们复习，使她们克服许多障碍，逐步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他甚至充当了妹妹们的阅读指导者，有时告诫她们不要过早地看一些不适宜的读物。例如，妹妹安娜15岁时要看巴尔扎克和大仲马、小仲马的小说，弗洛伊德劝她现在不要着急看这些书，必须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再看。

弗洛伊德有强烈的求知欲，总在孜孜不倦地看书。不仅认真地学好所有的功课，而且喜欢看课外读物，从来不感到读书是负担，看书和思索成了他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他也经常和同学讨论问题，探讨书中的真理，有时还为此发生激烈的争吵。为了不妨碍妹妹的学习，每次在家里与同学讨论问题时，他总是把房门关得紧紧的。他不满足于课文的简单内容，总是以课文做线索，更深入和更全面地探索其他与此有关的问题。他所钻研的读物包括历史、文学、数学、地理、物理、化学、外语等。他经常做比老师留下的作业更多的练习，喜欢解析那些难题，善于从那些好像没有解决希望的难题中发现突破口，然后顺着问题本身所固有的逻辑去进行有条不紊的解析。

弗洛伊德精通日耳曼文学和语言。他喜欢歌德的作品，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名著。同时，他对莎士比亚特别推崇，从8岁就开始看莎士比亚的著作。他非常仰慕莎士比亚表达的精确和深刻，特别敬仰莎士比亚对于人生要旨的精湛理解。在中学期间他就崇拜达尔文的进化论，喜爱采集各种花草标本。毕业前夕，他听布鲁尔教授讲授歌德的论文《关于自然的演讲》，决心专攻医学，考入了维也纳大学医学系。

弗洛伊德具有学习语言的天分，他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熟练地掌握法文和英文，还自学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自1860年起到1873年弗洛伊德大学预科毕业为止，弗洛伊德经历了从儿童到成年人的过渡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在思想上逐渐成熟，而且身体也逐渐发育成熟了。

在他16岁的时候，也就是1872年，弗洛伊德第一次经历了恋爱生活。弗洛伊德回访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莱堡，在那里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女朋友吉夏拉。吉夏拉比弗洛伊德小一两岁，两人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玩耍。这时弗洛伊德见到吉夏拉的时候，他满脸通红，心怦怦直跳，却说不出一句示爱的话。吉夏拉离开以后，弗洛伊德一个人留在树林里想入非非。弗洛伊德完全坠入了情海之中，幻想着或许将来有机会同吉夏拉结婚。

在大学中，弗洛伊德聆听了动物学家克劳斯的《生物学进化论》等课程。1876年，弗洛伊德进入鲁克教授主持的生物学研究室做研究生，在这里他结识了奥地利生理学家、精神病医生约瑟·布劳尔，开始迈出了研究精神疾病的第一步。

二、成家立业

后来，真正成为弗洛伊德未婚妻的是玛尔塔·柏内斯。她比弗洛伊德小5岁。她的祖父伊莎尔·柏内斯是正统的犹太教教士，他不赞成革命，但又同革命诗人海涅有密切来往。海涅曾在信中反复地提到伊莎尔·柏内斯，把他称作“富有智慧的人”。

玛尔塔一家人在1869年从汉堡迁往维也纳，当时玛尔塔刚刚8岁。到了维也纳，她的父亲成为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斯泰因的秘书，后突发心脏病猝死，由玛尔塔的哥哥埃力继承了父亲的秘书职位。

玛尔塔是一位娇弱可爱的姑娘。弗洛伊德曾以他那一贯坦率的口吻回答玛尔塔的自谦：“我知道你在画家或雕刻家的眼中看起来，并不算美丽；假如你一定要坚持用标准严格和准确的字眼的话，我必须承认你并不美丽。但在实际上，我是错误的。倒不是我有意奉承你，实际上，我也不会奉承。我的意思是说，你在你自己的面貌和身段方面有所体现的，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你的外表，能表现出你的甜蜜、温柔和明智。我自己对于形式上的美，总是不太在意，不过不瞒你说，很多人都说你很美丽。”弗洛伊德还在信中写道：“不要忘记，‘美丽’只能维持几年而我们却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和鲜艳成为过去，则唯一美丽的东西，就存在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了解上，这正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

1882年6月17日，弗洛伊德和玛尔塔订婚了。

从这一天到1886年9月13日结婚，弗洛伊德不仅在感情上经历了多种复杂的考验，而且在经济上承受了很重的压力。而恰恰在这个阶段，弗洛伊德为自己的一生，铺垫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

弗洛伊德和玛尔塔结婚后，共同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年后，弗洛伊德的大女儿出生了。再过两年后，他又得到了大儿子。从1886年到1891年这最初五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没有发表学术论文。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必须拼命工作，为挣钱维持这个迅速膨大的家庭；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也给了他温暖，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

然而，弗洛伊德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好丈夫。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成分，这种成分在他的性格上表现为大男子主义。他信奉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认为妇女天生就低男人一等，“让女人像男人那样为生活而挣扎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想法”。因此，他对玛尔塔的爱多少有一种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感情成分。他不给玛尔塔自由，不仅要求玛尔塔放弃她的“宗教偏见”，而且还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心，要求玛尔塔放弃对任何男人的好感，甚至也不许她对自己家的家人保留感情。

弗洛伊德在日后提出精神分析学说时，还为自己的大男子主义找到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女孩子从小就有一种对父亲的依恋情绪，这种情绪比男孩对母亲的依恋更难克服。女子往往要等到“生命的后期”才会最终放弃对父亲的依附感。因此，女性的“超我”是很难顺利发展起来的，导致了女人比男人更加难以升华，心胸更加狭小，更不重视抽象的原理，社会责任感也更弱。女人常常只得靠美貌、媚态来补偿在两性关系中的劣势地位，因此女人比男人更加虚荣。对女人来说，被别人爱比爱别人重要得多。女人的目标就是年轻时做个受人敬慕的心上人，成年后做个受人挚爱的妻子。幸好，玛尔塔受的教育也是传统式的。她默默地接受了在家庭中的这种附属地位，一心一意地做个贤妻良母。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小心翼翼地安排本来就不多的资金，节俭度日，为弗洛伊德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玛尔塔还担负着对子女的教育，力图把孩子们培养成像他们父亲一样有作为的人。

反过来，尽管弗洛伊德在婚前对玛尔塔一往情深，但是结婚数年后，这种爱情就渐渐降了温。其中，既有他后来对研究工作过于关注的原因，也有时光对情感的淡化。确实，征服女人是激动人心的，可是一旦完成了这种征服，男人就不再享有原来的那种征服感了。许多迹象表明，除了婚前的恋爱阶段和婚后最初的纪念之外，弗洛伊德并没有对玛尔塔投入足够的感情。他一生酷爱旅游，喜欢到名胜古迹去观光，可是他往往选择与同事或朋友同行，却把妻子留在家里。弗洛伊德对妻子似乎也没有对自己母亲的那种依恋之情。他直到老年都要在每周日早晨到母亲家去看望，并且邀请母亲来自己家中共进晚餐。这与他很少把自己的空余时间给别人，甚至也不给妻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玛尔塔一胎接着一胎怀孕，弗洛伊德在家九年之内生了六个孩子。弗洛伊德有时候帮助妻子照顾孩子，或者暑假带他们到山中进行一段采蘑菇的探险旅程，但是大部分的家庭负担都落在妻子肩上。

弗洛伊德在大学学的是医学，后来以神经学家的身份在一家儿童诊所里工作了好几年，并发表了两大卷论述各种小儿麻痹的著作，他也成了欧洲著名的神经学家之一。

对弗洛伊德影响最大的是布吕克大师。1876年到1882年的六年间，弗洛伊德的工作成果让布吕克满意。他们拆解神经系统的谜题，一开始是低等鱼类，后来是人类，这些工作都达到他导师的精确要求与期望，弗洛伊德因此感到格外高兴。1882年，在这位导师刚刚去世之后，弗洛伊德以布吕克的名字来命名他的第四个小孩子以纪念。布吕克对弗洛伊德来说，一直是影响最深的人物。

布吕克的科学哲学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不亚于专业层面。他们在气质上和信念上都是实证主义者，即把自然科学里发现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

弗洛伊德在开始从事精神分析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他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周工作7天，很少有休息时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他要给五位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吃过午饭，休息2小时之后，他又要给另外五位患者治疗。在9点吃晚饭之前，他忙得没有时间吃任何东西。

同时，由于精神分析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所以弗洛伊德在患者治疗的过程中要受到很大的精神损耗。他必须集中精力倾听患者说的每一个字，注意患者的每一个语调变化，观察患者的每一个表情。他的座右铭是：“倾听任何说过两次，或者从未说过的东西。”与一位患者的交谈刚结束，他又要紧接着和另一位病情可能完全不同的患者交流。于是弗洛伊德不得不用心记住每一位患者的病情，每天要应付十来个有不同性格特征的患者。

在白天为患者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之后，晚上弗洛伊德仍不能很快休息。因为，与患者的交谈是无法同时用笔做记录的，那会引起患者精神上的紧张。所以，等到患者都离去之后，弗洛伊德还得回忆他们的病情以及为其治疗的全过程，并将这些情况一一记录在案。他自己承认：“入夜之前，我已经累得半死，说不出话来。”

但是，弗洛伊德苦心写出的著作一开始却销路不佳。1891年出版的《论失语症》，弗洛伊德认为是他在神经学方面最有价值的著作，可是第一版只印了850册，在前九年仅售出250册。同样，作为弗洛伊德代表作的《梦的解析》，第一版也仅仅发行600册，10多天才卖了100多册，而等到600册书全部售完，已经是八年以后的事了。

当时的舆论界也没有给《梦的解析》以好评。该书在出版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完全被无声无息地排斥在专业领域之外。学术性刊物从来没有提及此书，而非学术性刊物评价则好坏参半。从发表的文章看，有的是一般性的赞同，有的则是外行人的辱骂，甚至有位从未读过此书的教授也撰文批评此书。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弗洛伊德的学说涉及人们总是身体力行，但却从来都闭口不谈的性的问题，所以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他的著作无疑与廉价书摊上的黄色读物是一类货色，而写出这种书的弗洛伊德本人也是淫棍。当弗洛伊德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性欲在引发神经病症中起重要作用，并向一些医学学会宣读有关论文的时候，他遭到的只是普遍的反对。连长期以来支持他工作的布洛伊尔教授最后也与他分手了。

为了发展精神分析的理论，弗洛伊德树敌众多，鲜少密友，敌意和讽刺不断，而这时弗里斯成为弗洛伊德的亲密朋友。弗里斯是位病理数据家，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论文里，就考虑过婴儿性欲的问题，比弗洛伊德还早。弗洛伊德接受了弗里斯的观点，同时进一步指出，某种性压抑是神经官能症的核心问题。他们都在试图说明身体的一个特定器官对其他部位产生影响。

1900年在德国召开的有关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大会上，根本无人提及弗洛伊德的名字。而同年在美国召开的心理学会议上，则有人称弗洛伊德是“另一个‘性’的信徒”。即使是后来他的性理论不断在医学实践中被证实，并且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时候，仍有一些人歧视他的研究成果。当有人在一次精神与神经病学会议上提到弗洛伊德的时候，一位德国教授竟拍案而起，大声骂道：“这不是科学会议讨论的问题，而是该警察来管的事情！”还有人把弗洛伊德提出的性学理论与他所居住的维也纳的浪漫风格联系起来，进行无聊的诽谤。对此，弗洛伊德不无嘲讽地说：维也纳人不过比其他城市的人少些压抑、多些性的自由，不像他们那样假正经罢了。

无论如何，当时所有这些责难对于孤立无援的弗洛伊德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打击。在给弗里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悲观地说，他的理论远远超出了时代，因而很难在有生之年被社会公认。而且，弗洛伊德的小诊所也因此而有段时间找不到一个患者，自称“深陷于无聊和贫困之中”，但是，他仍有“足够的勇气来重建自己的理想”。这时，弗里斯给了他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不仅对弗洛伊德的观点给予热情的支持，也经常在经济上援助弗洛伊德。这种友谊，前后持续了十三年。

三、梦的解析

1896年夏天，弗洛伊德的父亲病危，10月23日去世。弗洛伊德写信给弗里斯说：“父亲的死对我影响很大，我对他非常尊敬，我非常了解他，他以独特的性格混杂着深邃的智慧和奇想式的轻松，对我影响很深远。”父亲的死，使弗洛伊德忆起内心最深处的自我。对一个中年的儿子来说，面对高龄的父亲能寿终正寝，这样的反应不多见。弗洛伊德的哀恸在强度上有些不寻常，同时，他把这个经验拿来作为科学探究，也不寻常。他控制了自己失去亲人的情绪，并且从中为他的理论收集资料。

弗洛伊德把从自己身上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叫作“幸存者的罪恶感”。他在自我分析时发现，一个人在与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斗争时，不论克服或失败都是危险的，他反省自己在整个服丧过程中的思想，试图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于是，弗洛伊德准备将他的想法付诸文字。在他写的一篇《防御的精神疾病》的论文中，他通过对十三个个案的观察分析后提出，这些歇斯底里的心理创伤都发生在儿童时期（青春期之前），而其内容必定具有对生殖器的真正刺激。正如强迫症的官能症患者在性欲活动的表现上出现早熟的情形，他们同时也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因此他们在儿童期就是性创伤的受害者。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分析过程所揭示的童年时期，对病人来说都是不堪回首的过去。

自我分析看起来是个矛盾的词汇，但是弗洛伊德的自我探险，已经变成精神分析中令人珍惜的宝石。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所进行的自我分析，可以说是精神分析极具代表性的奠基行为。

弗洛伊德在1896年第一次使用“精神分析”这个历史性的名词。在此之前，弗洛伊德不断创新，将其诊疗方式从催眠术转为谈话治疗，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为精神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他打破了某些传统观念，不断地修补他的心灵图像，精炼精神分析的方法和技巧，逐渐修正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驱力、焦虑、女性性欲的部分，甚至涉及艺术史、哲学、人类学知识、宗教心理学以及文化评论等领域。

1895年至1900年，是弗洛伊德创作最旺盛的时期。1900年他发表了《梦的解析》。书中不仅讨论了过去所有观察者感到束手无策和困惑莫名的梦境生活问题，以及梦的复杂机制问题；而且也讨论了心理深部、无意识部分的作用方式和结构。这本书谈的不只是梦，是一本既坦率又谨慎的自传，书中有许多观点令人称奇，许多分析鲜为人知。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压抑的作用，以及欲望与防卫之间的抗争，提供了大量的个案历史作为参考。

《梦的解析》这本书被誉为改变人类历史的书，是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有趣的是，此书开始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1908年才出第二版。可到了后来，随着人类对精神系统的认识不断深化，它竟被西方许多学者看作是一本震撼世界的书，以致声名大噪，经久不衰，在作者生前就出了八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到1956年，美国唐斯博士把《梦的解析》列为“改变历史的书”、“划时代的不朽巨著之一”，并称这是一部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并列为导致人类三大思想革命的书。

弗洛伊德通过对梦的科学探索和解析，发觉了人性的另一面——“潜意识”，揭开了人类心灵的奥秘。他提出了“做梦是为了忘记”的理论，他认为人不停地产生着愿望和欲望，这些愿望和欲望在梦中通过各种伪装和变形表现释放出来，这样才不会闯入人的意识，把人弄醒。也就是说梦能够帮助人排除意识体系无法接受的那些愿望和欲望，是保护睡眠的卫士。弗洛伊德的理论从20世纪初一直流行到60年代，淡化一段后，后来到80年代又开始重新流行。

四、性学三论

《性学三论》主要研究人类性欲之本质及其发展过程，这是弗洛伊德继《梦的解析》之后对人性探讨中最富创见的贡献之一。弗洛伊德于1905年初次发表《性学三论》三篇论文以来，其后用二十年时间对它们做了不断的修补和改正，作者关于性的本质的思想，是他在漫长的时间里陆续向人们展示出来的，这个特点是除《梦的解析》之外其他著作无法相比的。弗洛伊德《性学三论》的功绩还在于把被人视为瘟疫、禁忌的性学变成科学，使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并把它提升为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科目。

在《性学三论》第一本英译本问世时，人们对性行为研究完全是持敌意态度。尽管性在人生中占有相当地位，但自古以来未曾有人用科学的方法去弄清它的真相。弗洛伊德透过精神分析的技巧，运用治疗病人的实际资料，对性的问题做了一番有系统的分析研究，并阐明了他的性学学说。他把性问题分为性的对象、性的目的、性的表现方法等几个方向来探讨，大胆开辟了性研究的新领域，并且强调在学校加强儿童的性知识、性观念的教育，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值得借鉴的精辟见解。《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道出了其对人性、人类行为动机最具创意的看法。

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是最著名的性学理论经典之一。它不仅是变态心理学者们青睐的对象，而且由于它对人性发展做了系统和完整的探讨，更是其他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所不可不读的名著。《性学三论》包括三篇：第一篇性变态，评论同性恋、性错乱及心理症患者的性冲动。第二篇幼儿性欲，详细分析了幼儿性欲的来源、目的及其表达方式。第三篇青春期的改变，包含了弗洛伊德著名的原欲理论。

1905年《性学三论》的第一版，只是80页的一本小册子，却具有爆炸性。到了1925年的第六版，它已经增加到120页。但即使这样，仍然有些秘密在这本书里解开：包括对于快感的定义，以及驱力和性激动的本质，等等。不过弗洛伊德研究了许多难以解开的谜团，他把性欲的感受起源推回到生命的早期阶段。人的羞耻感和恶心厌恶，一般品位与道德的标准，对艺术和科学的研究等，全部在弗洛伊德世界里联结起来。即使玩笑和审美活动，及其产生的“前期快感”，都因此打上性驱力以及发展过程的烙印。

弗洛伊德对原欲观念定义的宽泛，使他成为心理学的自由派。既然全人类分享相同的性与生活，所有的男人女人承认在文化的制约下都是兄弟姐妹。性观念的激进者以他们的所谓“生殖器意识形态”责难弗洛伊德，因为他把成年人异性恋的性交活动，配上温柔可爱的伴侣及少量的前戏，当作是全人类应该共同渴望的理想。虽然如此，另一些人却因为弗洛伊德没有把这个理想画面配上一夫一妻制对其责难。他的意识形态在他所处的时代看来是极为颠覆的，即使他对于这些变态活动抱中立态度，也没有减少他的“颠覆力”。弗洛伊德相信，不论是恋物癖或者同性恋，都不是过错、不是罪恶，也不是疾病，只是人的一种本能。弗洛伊德不是泛性主义者，他在1920年《性学三论》第四版序言里，以严厉的口吻提醒读者，是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这位反抗者和局外人，在不久前“所强调过的，人类的目标和行动都被性与冲动所决定的”是文化的历史事实——那些坚持精神分析“以性的观点接受了所有的问题”的批评者，常常太轻率地遗忘的事实。

早在《性学三论》发表之前的1902年，在弗洛伊德的学生促进下，成立了包括他早期最重要的两个合作者阿德勒和荣格在内的星期三精神分析讨论会。1908年复活节以弗洛伊德为核心，各地的精神分析学说信徒和鼓吹者集会萨尔斯堡。这次集会称为“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决定发行《精神分析学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

弗洛伊德对于恶意的批评、中伤、诽谤，不管多么苛刻、尖锐，从来不予回答。他唯一发表的维护自己理论的著作是《精神分析的运动史》，他说明这些理论与阿德勒和荣格提出的对立理论的基本分歧。对于其余的那些攻击，他的回答就像达尔文一样，仅仅是默默无声地继续发表新的证据。

五、功成名就

190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年届五十。在这之前的岁月，充满辉煌。在1899年至1905年之间，他出版了两部关键性的巨著：《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还有一部专业性的研究著作《笑话与潜意识之关系》，一部有关日常精神病理学的畅销书和一部案例分析报告《少女杜拉的故事》，这是一个广泛引起争论的报告。另外，经过争取，他终于获得特任教授的头衔。随着在维也纳的医生支持者不断扩大，他在专业上的孤立感开始消退。他审视自己未来的道路，使其理论进入细致化与修正化的阶段。但同时他也发现，精神分析圈的人事纠纷将占去他不少宝贵的时间。

为祝贺弗洛伊德50岁诞辰，其追随者定制了一枚大纪念章作为礼物。纪念章的一面镌有他的侧脸像，另一面是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之谜的情景，上刻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索福克勒斯铭文：“他解开了著名的谜题，是个了不起的伟人。”弗洛伊德看到后，脸色变得苍白而激动。

弗洛伊德这时的身体还不错。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上说：“我不能想象没有工作的生活会是舒适的。”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开始接待病人，一直工作到12点，午餐准时在1点开放。钟声一敲响，弗洛伊德会从书房走出来，他太太坐在餐桌的另一边，与他对面坐下，女佣随之出现，把汤碗端到桌子上。饭后，弗洛伊德会出去散步，以促进血液循环，有时会顺道去寄出校对稿或买雪茄。会诊在3点进行，之后会见更多的病人，往往一直到晚上9点为止。然后是晚餐，饭后有时候会与小姨子敏娜打一会儿纸牌，要不就是跟太太或女儿散步，散步的终点是一家咖啡厅，他们会在那里读报，夏天还会吃一点冰淇淋。晚上的其余时间，弗洛伊德会用来看书、写作或从事精神分析期刊的编辑工作，他总是在凌晨1点就寝。

弗洛伊德在大学开的课，时间总是不变地安排在星期六下午5点到7点。下课后，他总是不变地到老友科尼斯坦因家打塔洛克牌（四人打的纸牌）。星期天早上，去探望母亲。之后，写一些过去一星期该写而没有写的信。

夏天一到，一家人包括夫妻俩、六个子女和小姨子敏娜，就前往奥地利或者巴伐利亚，住进山区的旅馆。全家人会一起捡蘑菇、采草莓、钓鱼和爬山。

规律化并不代表僵化。事实上，弗洛伊德喜欢灵活地生活，也喜欢与出版商或翻译者进行非正式的会面。同时，他也不会死守自己的某些观念不放。除去一些精神分析最基本的原则如“儿童性欲”、“精神官能症的性病源”和“压抑作用”等之外，他对潜意识的理论性和学术性的分歧，态度是敞开的，甚至是欢迎的，他一点都不害怕妥协。他喜欢说笑话，特别是一针见血的犹太人的笑话。他记忆力惊人，在演讲和写作时，可以信手拈来引用最合适的诗歌或小说。有人说，他的教学方法是一种德国人文主义加上法国国人说话的语调，既无虚浮的词句，也不矫揉造作。

弗洛伊德夫妻要求孩子的基本原则是品行端正，而不是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不让孩子只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而是鼓励孩子给家长提问题，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性。这是一种精神分析理论在实际中的运用。

收藏古物是弗洛伊德的终身爱好，他的收藏具有极大的热情和系统性。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热情地跟踪各个考古挖掘进展情况。古代文物给他带来的乐趣是巨大的，早期，他只能依据自己的财力状况收购，后来，朋友和追随者的大量馈赠，使他的收藏大幅增加。晚年他常坐在诊察室那张舒服的扶手椅上四面张望，可以看到阿布·辛拜勒一座古埃及神庙的大画，一幅英格尔油画的复制品，还有一幅是吉萨的狮身人面像照片——它再次让人联想，弗洛伊德是重大谜底的无畏征服者。

弗洛伊德对人说过，精神分析就像考古学家一样，必须要层层挖掘起病人心灵覆盖物，才到达了最深层、最有价值的宝藏。不过从更深的一层来看，弗洛伊德酷爱古物，似乎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一个失落的远古时代——犹太民族可以溯源之处。他对古物的偏爱，还因为古文物是他终身工作的主要隐喻。他以为，“石头是会说话的！”他常常为自己新近分析了一个病人而感到快乐，仿佛他发现了特洛伊城。

1906年，卓越的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布罗伊勒和荣格，以及他们学派的学生们，宣布放弃自己旧有的学说，赞成弗洛伊德的方法和结论。他们是第一批采取这种做法的非维也纳人。1908年4月，荣格创办了国际精神分析学协会。这个组织现在已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有了分会。国际精神分析学协会在萨尔斯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2人，其中包括亚伯拉罕、布罗伊勒、费伦茨、荣格、琼斯。

1909年9月，弗洛伊德和荣格应霍尔校长的邀请，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进行学术讲演。这是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第一次得到承认，也是他唯一的一次访美，同时他公开露面也仅有这一次。在这次访问中，他与波士顿的神经学家普特南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一直保持到普特南几年后去世为止。阿德勒、斯特开尔和荣格相继于1911年、1912年和1914年因个人和学术的意见分歧，而与弗洛伊德断绝关系，分道扬镳。

1912年，琼斯组成了一个名为“委员会”的私人团体，成员有亚伯拉罕、费伦茨、兰克、萨克斯和琼斯自己。后来马克思·艾丁根也参加了这个团体。委员会的作用是对弗洛伊德的业务管理问题提供意见并进行帮助，同时也在他和外界攻讦他的人之间形成一道屏障。

六、揭示社会文明的本质

在50岁以后，弗洛伊德的著作较多地阐述精神分析与社会本质的问题。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正常发展来自人格的正常发展和本能欲求的正常满足。如果这些本能受到了不适当的压抑，就会引起精神的失常或者变态。而这种压抑却往往来自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文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文明与人性本能相互冲突、相互制约的历史，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压制个人本能冲动的历史。

弗洛伊德指出，所谓幸福，实质就是“原欲”（利比多）的有效利用。而这种利用却往往要依赖于他人，依赖于性对象。因此，一方面人们不愿意放弃某种能带来快乐的东西；可是另一方面，这种东西却不被自身控制，它不属于自我，而只能来自对象。同样，人们也力图避免某些痛苦，然而这些痛苦却和自我不可分割，因为这些痛苦往往来自内部。

所以，从自我与外部世界分离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人类追求幸福的努力不可能成功。而痛苦对于人类来说，却是绝对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痛苦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人的肉体。人是脆弱的，人会生病、会衰老、会死亡，这一切都无法避免，人只得默默地承受。二是来自外部世界。尽管人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人终究无法完全驾驭自然。不仅现在人类无法控制风雨、雷电、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而且，如果万物都有发生也必然有消亡的话，那么可以预见，将来地球也是要毁灭的。对于这一切，人却无能为力。人的第三种痛苦来自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并不总是互相带来快乐，人们经常有仇恨、有进攻、有残杀，所以，尽管人生的目的只能是追求幸福，然而人却不得不面对来自肉体、来自自然和社会这三个方面的痛苦。

既然如此，人就不得不改变追求幸福的方式。如果幸福不可能达到，伴随人的只能是痛苦，那么，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幸就是幸福。因此，弗洛伊德进而探讨通常人们用来避免不幸的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离群索居，回避人际的交往。人可以在孤独中寻求“幸福”，可与此同时也排除了获得真正幸福的可能性。这只能说是一种下策。另一种方式则是麻醉自己，酗酒是古已有之的回避痛苦的方式，现代人的吸毒也出于同样的目的。显然，这种“幸福”是建立在毁坏自身肉体的基础上的。再一种回避痛苦的方式是转移“原欲”。如果爱欲的满足依赖于对象的话，那么自己“原欲”的升华就可以摆脱这种依赖感。把“原欲”的力量注入一种公众赞赏的事业，就可以在事业的成功之中享受幸福。然而，这种升华的过程仍然是不幸的。因为，一方面，本能的升华虽然能够满足人的部分愿望，却远不如原始的本能冲动那样强烈地震撼人的肉体；另一方面，升华的方式也仅仅适用于人类中极少数出类拔萃者，而对于一般民众却不太适用。还有一种摆脱不幸的方式是建立一种希望。通过妄想的方式在心灵中创造一个虚构的“现实”。这样，人类在“此岸世界”所不能得到的幸福和满足，就可以期待在“彼岸世界”中获得。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所起的作用就是这样。

在造成人类痛苦的三个根源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人际关系。既然人际关系是人类自己建立的，既然这个关系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幸福，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我们怎么可能千辛万苦地建立一个给我们带来不幸的文明呢？这就需要了解社会文明的本质，以及产生这种文明的根源。

弗洛伊德指出，文明是指有使我们的生活不同于我们动物的祖先的成就和规则的总和。所谓文明包含着四个重要的方面：其一，一切有助于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都属于文明的范围；其二，文明的另一个标志是美、清洁和秩序；其三，人类高尚的精神活动也属于文明的范畴，宗教的信仰和哲学的沉思都可以把人类引向至善至美的崇高境界；其四，社会文明调节人际关系的方式。由于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许多人联合在一起才会更加强大，所以，集体的力量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为了在集体中保证每个人的权益，防止发生以强欺弱一类的现象，就必须有公正、有道德、有法律。这样，在所有的个人牺牲了自己的本能冲动、牺牲了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创造出社会的公正。

由此可见，文明具有多重的特征，而其中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促使人类脱离自然，脱离动物界。然而，人类文明是以损失人类的本能欲求为代价的。文明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而只能带来痛苦。弗洛伊德明确指出：社会文明是产生我们的大多数不幸的根源。如果放弃文明、如果回归到原始状态，我们会更加幸福。

既然如此，人为什么会建立这种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文明呢？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直立行走和建立家庭。直立行走使人能够“站得高、看得远”，视觉系统得到发展，而嗅觉系统却因远离被嗅对象而受到了削弱。这样，在满足自身欲望的过程中，人的视觉兴奋逐渐代替了嗅觉兴奋。同时，直立行走也导致了生殖器的暴露，从而引起了人对性更加频繁的交往，也导致了人类的羞耻心。由此，人类就踏入了文明的门槛。

另一个促使人类文明形成的因素是家庭。人类在建立家庭的同时，也产生了爱。这种爱不仅意味着直接的性满足，还意味着把一些人组织在一起。于是，开始对爱做出了限制：以生殖为目的的爱就是性爱，而为了使群体团结一致的爱则是友谊。性爱是真正的、原本意义的爱，而友谊却是建立文明的需要。所以，人类的家庭建立构成了文明与爱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首先，文明的进步需要扩大自身的群体，在集体中，人越多就越强大；可是另一方面，爱却是绝对排他的，越是亲密的家庭、越是把爱局限在家庭的小圈子内，也就越难于进入其他家庭，所以，爱是排他的，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对一切人的爱”，所以，群体从属于这一群体的家庭之间就有了冲突。其次，妇女也反对文明。男子为创造文明不得不以牺牲“原欲”为代价，而妇女则要拖住男人，要维护家庭、维护爱、维护性的利益。再次，人的性满足很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也存在着个体间的差异。可是，文明却只允许所有人按同一种方式去获得性满足，其他的方式则被认为是性反常。并且，这同一种方式也被社会文明限定在严格的一夫一妻间，以不可撤销的契约关系固定下来。

于是，为了文明的需要，人类竭尽全力地约束自己对快乐的追求，从性欲中节省出大量的“原欲”能量来建设文明。不过，尽管人类的社会文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爱心，但必须承认，人类文明并不能为实现自己本能的欲求做出贡献。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在人的天性中有一种使人们的关系不断发生危机的因素，人的本能有很强的进攻性，人有一种伤害同类的内在倾向。他认为“进攻性”是婴儿在保育室中就已经形成的天性，是必须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而伴随着婴儿的长大，“进攻性”越来越升级了。

弗洛伊德强调人性本能存在的进攻性，强调幸福之可望而不可即，强调社会文明对人的本能的压抑，并不意味着他因此而贬低文明。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社会文明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就是爱与死、生存与破坏的矛盾斗争。

正是基于这一见解，弗洛伊德指出，人类并没有在总的方向上一劳永逸地解决自身的问题，人类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如何以文明的发展来控制自身的进攻天性，以生命本能来战胜死亡本能。

七、晚年岁月

1912年，弗洛伊德努力试图使精神分析学说应用于其他精神和文化科学，创办了杂志《成像》，在其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图腾与禁忌》的论文。1913年出版了《图腾与禁忌》一书。

西方学者，一般将1913年作为弗洛伊德早期和晚期思想的界限。

1913年，在慕尼黑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弗洛伊德与荣格彻底决裂。1914年4月，荣格脱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自立门户了。

1914年，原定在德累斯顿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不得不取消。大战开始的时候，弗洛伊德是支持本国军队的。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应征参加了奥地利陆军，然而，使弗洛伊德倍感苦恼的是：他每天要为儿子的安危担心，由于战争影响，无人前来看病而使他的收入锐减；而且，战争还使他无法像往年那样外出度假。弗洛伊德逐渐厌恶战争，心情始终不太好。他甚至还常常想到死亡。按照弗洛伊德教过的算命方法，他把自己的死期预计在1918年。为此，弗洛伊德拼命著述，他着手撰写《元心理学》，其中应有的十二篇文章，后来只留下了五篇。在战争期间，他还发表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演进》、《米开朗琪罗的摩西》、《精神分析引论》等名作。他还做了二十八场有关精神分析的讲演，这些讲演通俗易懂，颇受一般听众的欢迎，于1917年结集出版。1918年9月，在布达佩斯召开了第五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由于战争的影响，参加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来自轴心国家。大会选举弗洛伊德为主席。在会议期间，布达佩斯的千余名大学生联名要求校方开设精神分析课程，由此可见当时精神分析运动的影响。与此同时，一位被弗洛伊德治好了顽症的富商捐赠了50万美元，弗洛伊德准备用这笔钱来成立一个精神分析出版社。次年，维也纳大学聘请弗洛伊德任教授，他把迟到的职位戏称为“空洞的头衔”。好日子没过多久，一连串的打击又向弗洛伊德袭来。首先，是他接受的大笔捐款和他的三万美元存款都因通货膨胀等因素突然贬值。

到了1920年，虽然弗洛伊德的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但是女儿索菲的突然病故使他悲痛万分。三年后，索菲的第二个儿子海因茨也因病死亡。这使弗洛伊德在感情上遭受了一次更为沉重的打击，因为海因茨是弗洛伊德最喜欢的外孙。他的去世不仅使67岁的弗洛伊德再次忍受白发送黑发的痛楚，而且“悲伤已深深地刺痛”了他，使他在很长时间里无心思考、无心著述。几乎是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在1923年4月做了上颌肿瘤的摘除手术。开始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这肿瘤是恶性的，只是默默地忍受病痛的煎熬。半年之后，医生发现肿瘤已经扩散，于是又为弗洛伊德做了上颌摘除手术，并为他装了假上颌。从此，弗洛伊德一直在顽强地与病魔做斗争。直到去世为止，医生先后为他做了13次手术，其间的痛苦可想而知。

从1922年起，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仍然每一两年召开一次会议。尽管弗洛伊德因自己的身体条件而不再参加后来的大会，但他始终关心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健康发展。

192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度过了自己的70岁寿辰。他获得了4200马克的贺礼。这笔钱的五分之四转赠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另外的五分之一则送给维也纳精神分析诊所。同年的圣诞节期间，弗洛伊德夫妇去柏林访问，看望自己的儿孙，同时，还与科学家爱因斯坦进行了两小时的愉快交谈。

1930年，弗洛伊德写出了《文明及其缺憾》等著作，得到了歌德文学奖。但是，他还来不及高兴，就又得到一个噩耗：他最心爱的母亲去世了，这造成弗洛伊德本人病情恶化。对他的母亲，弗洛伊德始终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崇高形象是他力量的源泉；每当他在灯下思索着人类精神的奥秘时，与母亲之间的无形而又强烈的感情联系，则是他灵感的源泉。

母亲的死，虽然使他悲痛得无可比拟，但同以往所经受过的一切打击一样，也给了他新的推动力量。1930年10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动了手术。同往常一样，这次手术从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块肉皮，移植到下颌部。可是手术刚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气管肺炎。

1933年，希特勒控制了德国，开始残害犹太人，更视精神分析学为大逆不道，弗洛伊德的著作被列为“禁书”烧毁，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的财产被没收，德国精神学会也被迫改组。弗洛伊德在听到他的书被化为灰烬时，他幽默地说：“我们的进步有多么大，要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的；在今天，他们只烧掉我的书就满足了。”后来，希特勒法西斯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的家遭到匪徒的蹂躏，他的女儿被捕并扣留一天。弗洛伊德不得不决定离开奥地利，但法西斯匪徒提出他未把还没有售出的书烧毁以前，不许他离开。通过驻法国的美国大使调停，法西斯才同意弗洛伊德去英国。在英国，弗洛伊德受到了优厚的待遇。他正在写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是《精神分析纲要》。

1936年5月，弗洛伊德度过了最难忘的80岁寿辰。弗洛伊德在家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宴会。接着，在连续六个星期中，他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贺电。他的朋友们，都是各界名流，包括托马斯·曼、罗曼·罗兰、朱里斯·罗曼、威尔斯、维吉尼亚·沃尔夫、史迪凡·茨威格等。

最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爱因斯坦寄来的贺信。贺信中写道：

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我们这一代有机会向你这位最伟大的导师表示敬意和祝贺。毫无疑问，你已经轻而易举地使那些具有怀疑思想的普通人获得一个独立的判断。迄今为止，我只能崇奉你的素有教养的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这一思想给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最后，在信的附注中，爱因斯坦说他的这封信不值得给予回复，希望不要过多占用弗洛伊德的宝贵时间。但是，弗洛伊德为爱因斯坦的信所感动，决定还是回复爱因斯坦表示对他的衷心感谢。回信还指出：“你比我年轻得多，所以，在我的继承人当中定会有人在你到达我的岁数时对你做出崇高的评价。我是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只好现在提前为此而高兴……”

这两位巨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和敬仰以及双方表达出来的谦虚精神，是他们崇高品质的自然流露。同时，他们作为犹太人，都受到了法西斯黑暗势力的迫害，他们需要相互同情和支持。

1936年6月7日，英国社会科学院为弗洛伊德的平安到达做出了一项祝贺的决议。英国国王也于6月23日看望了弗洛伊德。

8月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十五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与会代表们产生了争执。由于意见无法统一，大家一起来到弗洛伊德家中。经过弗洛伊德的努力，双方才达成了一致。

一年以后，弗洛伊德的病情迅速恶化。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虽然他未能写完《精神分析纲要》，但是，值得欣慰的是，他终于见到了自己写的《摩西与一神教》的英译本。这是他在病痛中所能期待的最后一个好消息。

1939年9月23日夜，在完成了一切所能完成的工作之后，在几乎耗尽了体内最后一点能量之后，弗洛伊德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慢慢地进入了梦乡，永远地告别了他所热爱、所眷恋的人生。

9月26日，弗洛伊德的遗体被火化。弗洛伊德的弟子、朋友琼斯在悼词中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弗洛伊德那样热爱生命，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弗洛伊德那样对死亡无所畏惧。用他生前最喜欢的英文正大光明来形容他的一生是当之无愧的。

总起来看，弗洛伊德无疑是一位巨人，一位以精神分析学而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但是，这并非他的初衷。据说，弗洛伊德少年时钦佩的是伟大的军事家，例如，迦太基人汉尼拔、拿破仑麾下的犹太人将军玛桑纳，都是他心目中最早的英雄。他对拿破仑战争兴趣浓厚，把拿破仑手下将领的名字贴在木头士兵背上。他对普法战争十分感兴趣，他房间的地图上插满了小旗，还和妹妹讨论战略战术问题。这说明他对历史和政治感兴趣，热衷于影响历史和改变人类命运的伟人。因此，弗洛伊德17岁时想成为政治领袖，并与后来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者之一海因里希·布劳恩交往密切。

不过，人总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而改变的，早年的志向和人生的道路毕竟不是一回事。弗洛伊德选择和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成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披着治疗学家和科学家外衣的一位世界改革家，可以说与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经济学家等殊途同归，都是在改变社会，努力推动社会发展。

这也许说明一个道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从事什么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什么都能出类拔萃。因为社会需要各类人才，特别是顶尖的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

因此，弗洛伊德虽然引起过争论，但最终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他的天才、他的诚实、他的勇气以及他生活的悲剧特征，既令人尊敬和钦佩，又使人充满对一位真正的伟大人物的爱戴和同情。他的精神、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始终影响着并且还将继续影响着人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