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导师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1818~188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参加青年黑格尔派，1841年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与恩格斯一起起草了科学共产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指南。主要著作有《资本论》等。

马克思（1818~1883）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世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之果。在马克思之前，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虽然对人类认识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巨大贡献，但无不因为世界观、方法论或历史条件的制约，不是归入唯心主义阵营，就是陷进形而上学的泥坑，所以虽不愧为时代的思想巨匠，都不同程度地认识了真理的某一个方面，然而拿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和继承者的贡献相比，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差距。

一、年少时代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特利尔城。当时这座城市大约一万五千名居民，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也是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城市之一。它坐落在摩塞尔山谷，四周环绕着葡萄果园，其间几乎全部覆盖着地中海的茂盛植被。马克思实际上在黑门附近长大，这里有四世纪时期宏伟的教堂，永久纪念着特利尔的庄严与辉煌。马克思不仅有着终生来自特利尔城的莱茵河畔的口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历史一贯而专注的热情也正源自少年时的这种环境。不只是这座罗马时代的城市影响了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座城市连同莱茵河畔的其他地区都划归为法国，并且依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管理。因此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这座城市都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的氛围中，这种氛围是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的。1814年莱茵地区并入普鲁士后，这里积蓄了巨大的不满——特利尔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居民大多数是官员、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是葡萄果园，而葡萄果园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外部的竞争，情景日渐萧条。随之而来的失业和物价上涨导致了赤贫、卖淫和外出移民的加剧，使该市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完全依靠公共救济而生活。

因此，毫不奇怪，特利尔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该地区的大主教被迫从传道的立场出发对圣西门的思想进行谴责。而城市委员会书记路德维希·伽尔却倡导傅立叶学说，坚持不懈地揭露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立。由于来自法定地被排除在社会整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所以马克思更多倾向于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社会。马克思拥有犹太血统，他的名字卡尔·马克思是通常的缩写形式。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第三个儿子，后者在他岳父去世后成为特利尔拉比，这一职位又被他的长子萨缪尔（卡尔·马克思的伯父）继承下来。事实上，16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都是卡尔·马克思的先辈。

关于卡尔的母亲罕丽达家族的情况人们知道得少一些，但是她所拥有的拉比传统似乎并不比她丈夫的少。她是荷兰人，是奈梅亨城市拉比萨克·普列斯波克的女儿。

卡尔的父亲很少受到数世纪以来严格的犹太古老传统思想的影响，他很早以前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他经常向儿子讲起在他职业生涯中起步时所经历的巨大艰辛。儿子出生之时，他是特利尔城市的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同时在特利尔地区法庭供职，多年来一直担任这座城市法律协会的主席，在市民社会中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

父亲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优秀品格，极大地影响了少年时代马克思的思想意识倾向。马克思的母亲身材瘦削，她对犹太信仰的依恋似乎比马克思的父亲要多。当孩子们1824年受洗时，长子卡尔到了入学年龄，她作为犹太人登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她同意孩子们受洗。

马克思家中有九个孩子，卡尔排行老三。最大的莫里茨·大卫4岁夭折了，当时卡尔已经出生，因此成了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姐姐索菲娅。他孩童时期，似乎对姐姐特别依恋。索菲娅后来嫁给了一位律师，住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卡尔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早早地死于肺结核，剩下的两个妹妹，路易莎后来和荷兰人犹塔结婚了，移居到开普敦；另一个妹妹埃米莉嫁给了一位工程师，住在特利尔。

马克思极有可能一直到12岁都是在家中受教育。从1830年至1835年，一直在特利尔读中学。这所中学原先是耶稣会学校，后来定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典型而纯粹的人道主义的教育。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曾由后来的特利尔选帝侯克利门斯·文采尔引入该校。他采用了著名前任费布罗尼乌斯的基本原则，努力从康德哲学的观点出发调和信仰与理性。为了对抗神职人员的无知，他把这所学校变成了一种小型学院。在法国占领期间，这所学校降到了极小的规模。但莱茵地区归并后，它重新调整，吸收了几位极有才华的教师。学校有影响的人士主要是校长胡果·维滕巴赫，他是马克思的历史老师，也是马克思家庭的朋友。诗人歌德对他颇有好感，说他是“康德哲学专家”。他参加了卡西诺俱乐部的成立。1832年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汉巴赫大游行之后，维滕巴赫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学校受到了搜查；在学生的物什中发现了汉巴赫的演说稿和反政府的讽刺文学作品。1834年，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在校第四年，作为卡西诺事件的后果，数学老师被指控信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希伯来语老师由于参加唱了革命歌曲而被指控，维滕巴赫本人受到了免职的威胁；而最后，反动的副校长廖尔斯被认为反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马克思此时的态度可以通过他父亲的信中对他的埋怨看出来，他和另外一个学生以故意藐视廖尔斯而闻名。在他们离开学校时，向所有老师辞别，而唯独没有理睬廖尔斯。

在马克思的同学伙伴中，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部分出身中下阶层，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据说同学伙伴对马克思既爱又怕，爱的是因为他可以随时开始男孩子式的玩闹，怕的是因为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写讽刺诗文嘲笑他的对手。马克思在学校没有交到长久的朋友，不过他打算发展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伙伴的友情，这就是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他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的姐姐燕妮把他描述为“我孩童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偶像”。

学生的成绩并不好，他们中有一半通不过最后的考试。马克思的智力虽不是十分突出，但也在一般以上。在班里的32名学生中，他大约排在第8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班里平均年龄大约是20岁。学校非常重视语言学，马克思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好，宗教课程令人满意，法语和数学是弱项，奇怪的是他的历史最糟糕。

一篇德语作文的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的主题是：虽然人选择了职业不能完全地随心所欲，但正是选择的自由使他区别于动物。一个人不应由于野心或突然的热情而失去理智：重要的是在为人类服务中把握住工作机会，同时避免由于抽象的真理迷失了方向。这篇文章以充满激情的、对生命价值的信仰宣告结束，而这种价值，就是为人类利益而牺牲生命。

在主题和结构上，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和其他同学一样，基本理念是德国启蒙运动和古典时期的人道主义者的理想观念——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相互依赖的人群共同体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文章中没有任何超验的上帝的痕迹：上帝、自然和创造这些词语是可以互换的，历史过程是内在的。

在文章的结尾，马克思这样写道：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而是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因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校长维滕巴赫批改了文章，认为“非常好”，他因为文章有思想、结构合理而赞扬了马克思，同时也正当地批评了马克思“过分追求非常精致的形象表达”。

1835年9月，马克思中学毕业。王室考试委员会在毕业证书写的评语有：“对待师长和同学态度良好”，“古代语、德语和历史成绩很好”，“他的作文显得思想丰富和对事物有深刻的理解”，等等。

二、大学时代

1835年10月，马克思刚过17岁不久，离开家庭去读大学。当时他全家出动，凌晨4点起床，到汽船码头送他。船航行了十六小时，经摩塞尔到科布伦茨。第二天换乘船由莱茵河到波恩。第三天他注了册，成为波恩大学的一名法律系学生。波恩城市本身比特利尔大不了多少，但是这所有七百名学生的大学却是莱茵地区的思想中心。那里的主流思想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最受欢迎的讲座（马克思参加了）是年长的奥·威·施勒格尔所做的有关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一般而言，几乎不谈论政治：这所大学和德国其他大多数大学一样，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初的言论自由和反政府运动浪潮，但完全被镇压了。马克思第一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报名选了九门课程，后来依父亲的建议减到了六门，其中三门是文学方面的课程。他第一个学期末报告说他怀着热情专注地完成了所有的六门课程。但是，第二学期由于过度劳累，在1836年年初就生病了，他把课程减到了四门，花在正规学习上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父亲一直抱怨儿子没能和家里保持联系，把在学校学习的情况告诉家人；他离开家人到波恩三个星期没有一点消息。后来三个月中只给家里写过两封短信。他还花钱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这是他一生的特点。第一学期，马克思与来自特利尔的颇受尊敬的学哲学校友同室，成为三十名特利尔同乡会会员之一，并且很快成为五名领导者之一。该会的活动主要是喝酒。马克思完全进入了这种生活，以致因为“喝酒的吵闹声扰乱了夜间的平静”，而被学校关禁闭，虽然只有24小时。学校的“禁闭室”不那么令人难受，因为被监禁者的朋友有权去看望他，和他一起喝酒、打扑克，帮他消磨时光。1836年，来自特利尔的学生和波路西亚学生会普鲁士贵族学生之间在校园里发生了争执，后来发展为公开的打斗。这年8月，马克思在一次决斗中左眼上方受了伤。他还由于“在科伦携带被禁止武器”被批评并被告到学校领导那里，但事件的调查不了了之。

不再喝酒和决斗之后，马克思大部分时间用来创作诗歌，并参加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俱乐部。该俱乐部很有些政治色彩：卡尔·格律恩——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位奠基者，这时是其会员之一；俱乐部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并且与同样被怀疑的其他大学诗歌俱乐部有着联系。在马克思给家人为数不多的信中，他习惯附上自己的却让他的父亲无法理解的作品。当儿子要出版费用时，他警告儿子：虽然你的诗歌“天分着实使我感到高兴，对它我寄予很多期望，但是，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们会感到伤心的”。学年结束前，马克思的父亲认为在波恩一年已经足够，他的儿子应该转到柏林大学。

但在马克思出发去柏林前，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在波恩的胡闹刚结束”，父亲1836年暑假给他写信说：“你的债务——说真的，数目可不小——刚偿清，那爱的折磨立刻又令我们震惊地开始了。”

原来燕妮和卡尔最早在孩童时候就一直是朋友。燕妮有着深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在特利尔备受瞩目，甚至被选为舞会女王。马克思是一个不懈的追求者。在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去波恩前，他们之间默契相许，1836年夏天，这种默契变成了婚约。从当时的风俗来看，这种婚约极不寻常：马克思只有18岁，燕妮大他4岁，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些悬殊。开始时只有马克思的父母和他的姐姐索菲娅（这对恋人的牵线人）知道这个秘密。燕妮的父亲威斯特华伦男爵后来也勉强同意了这件婚事。马克思的父母（至少在开始时）并不很热衷于这种结合；他们与燕妮的家庭一直有着“数年来不必要的和令人心累的冲突”。燕妮的父亲后来激烈地反对他女婿在报纸上的声明，这种来自威斯特华伦家的反对是基于反犹太主义。冲突很可能源于对方一些家庭成员根本的反对态度。

1836年10月，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前往柏林。追求燕妮（半秘密状态）的成功，强化了他对浪漫主义和诗歌的兴趣。柏林这座首都城市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与波恩形成鲜明的对比。柏林是一座没有传统根基的城市，它没有长期形成的贵族阶级，没有纯粹的资产阶级，没有新生的工人阶级。它有着超过三十万的居民，是位居维也纳之后的最大德国城市。柏林大学的面积三倍于波恩大学，并且有着全然不同的氛围。

马克思一到柏林，就不情愿地做了几个必要的拜访，接着就把自己隔离起来，沉浸在科学与艺术中。抒情诗的写作是他首要的题材，正如他本人所说：它是最愉快合意的。他在波恩的诗歌没有保留下来，在柏林写的编为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这三本诗集都是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据索菲娅记述，燕妮收到诗集“掉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她终生都细心地保存着诗集。

这些保存下来的诗歌大部分是1837年上半年写的。除三本诗集和其他爱情抒情诗及浪漫主义叙事诗外，另外还写有戏剧性幻想和幽默小说的片段。马克思试图出版部分诗歌，给《德意志诗歌年鉴》的编辑寄去了一些诗稿，期刊已经付梓印刷了。马克思虽然把诗歌献给了父亲，但这些诗歌不怎么符合父亲的口味。父亲鼓励他努力写一首长篇颂诗，一篇“应当能为普鲁士增光……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地和渗透德意志精神的”颂诗。但马克思的榜样是海涅、歌德和席勒，他的诗歌包括了德国浪漫主义的，除政治上反进步和民族主义之外所有的著名主题。诗歌充满了悲剧的爱情，把人类命运说成神秘力量的玩物。有着富于创造力的、远离社会的同时又寻求志同道合者团体的艺术家常见的主观主义和强烈的自我欣赏，作为对燕妮爱情的结果：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其他一些诗表达了对无限事物的渴望，还有一些诗完全展现了神秘想象中的梦的世界。一系列典型的浪漫主义讽刺手法用于这些审美的、理想主义的诗歌。

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强烈爱好，无疑由于和燕妮关系的紧张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在燕妮父母还不知道订婚期间，燕妮一度从根本上拒绝与她的未婚夫通信。“我已得到你的燕妮的无限信任，”马克思父亲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但是这个良好的、招人喜欢的姑娘一直在受痛苦的折磨——她生怕会对你不利，会使你过分劳累，等等。使她感到苦恼的是，她的父亲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像我认为的那样，什么也不想知道。她自己也无法解释，自认为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怎么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建议儿子附一封给燕妮的信，应当“充满温情和纯真的爱情……但在信中也应当明白述说你们的关系……一定不要充满诗人的幻想”。

最后马克思终于决定给燕妮的父亲写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打算。燕妮这时已过了她那个阶级大多数女孩子结婚的年龄，于是她父亲男爵终于同意了燕妮与马克思的婚事。

在父亲的建议和柏林大学整体氛围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没有持续很长时期。甚至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年，诗歌也不是他唯一的兴趣，他还广泛阅读了法学著作，并且想要“专攻哲学”。在法律系，爱德华·甘斯代表着进步的黑格尔派的立场。马克思第一学期听了他的讲座。甘斯是受洗的犹太人，自由主义的黑格尔派，他以才华横溢的讲座方式详细阐述了黑格尔历史发展的理性思想，特别强调意志自由的因素以及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甘斯赞同1830年的法国大革命，提倡英国君主政体，钟情于圣西门思想，并且渴望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冲突”。反对派即法的历史学派的讲座，马克思也听了。

因此，马克思想通过他的法律研习进行哲学思考。他认为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试图创造出一种法的哲学。他为这一哲学写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导言，在放弃之前整部著作写了三百多页。在导言中，他不能克服的一个特别的问题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

第一学期即将结束时，马克思以写诗歌的方式躲避以前所讨论的哲学问题。

这一时期马克思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在几个领域中紧张地脑力劳动，以最后的肺结核蔓延的重病告一段落。1837年夏，按照医生的建议，马克思到柏林郊区施特劳拉小村庄暂住。马克思一边休养，一边把“黑格尔的著作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还读了他的许多门徒的著作”。在这里，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实效。如果说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接下来，马克思参加了黑格尔俱乐部的讨论小组，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活跃分子。

1838年5月，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与世长辞了。此后，马克思与家庭的联系更少了。尽管马克思与父亲意见不同，但他一直保持着对父亲的热爱。他父亲的去世，使马克思家庭的收入大大减少。当时马克思的兴趣开始明确地从法律转向哲学。他原来有成为助理法官的可能性，这时越来越多地考虑放弃在大学正式任职这一问题。甘斯1839年去世。在柏林的最后三年里，马克思仅参加听过两门课，一门是布鲁诺·鲍威尔讲的关于《以赛亚书》，另一门是关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马克思已经放弃了诗歌写作，当时希望赠给燕妮更多的诗歌，就从新近出的两本诗集中摘抄了几首。

随着来自家庭的援助日益减少，马克思选择职业变得极为紧迫，学术界似乎能够提供一个立刻行之有效的前景。1839年初，马克思出于取得大学哲学讲师职位的考虑，决定着手写作博士论文。他倾向于在波恩写作。而鲍威尔由于他激进的观点越来越攻击他。整个1839年至1840年年初，马克思一直为博士论文而阅读和做摘录。他给这些笔记起的总标题是《伊壁鸠鲁哲学》，同时，还阅读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康德、休谟等，这些准备笔记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之间的关系、希腊哲学智者的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有关宗教的观点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前景。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和科本）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共同兴趣的影响。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认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关于人类认识的真理性和可靠性的理解分别是怀疑论和独断论。

他认为，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国王（灵魂的居留地），转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在哲学方面重要的是，应当更突出地勾画出转向的特点，因为从这种转变的一定方式可回溯到哲学内在的规定性和世界历史的性质，由此可以看到哲学的生活道路的最集中的表现及其主观方面的尖锐性。但是，哲学的实践是理论性的。哲学的批判是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哲学的批判的直接实现，从其内在本质看是充满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本质在现象中取得了具体形式，给现象打上了它的印记。

接着，论文论证了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

在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简明地叙述了以前对伊壁鸠鲁哲学的错误解读，并指出了黑格尔论述这一时代存在的不足。接着，马克思补充了一段话，赞美了哲学对于一切其他学科，尤其对于神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位哲学家真正适应了黑格尔的体系，就应该根据黑格尔的内在的本质意识来说明对于本人具有一种外在的意识形式的东西。这样一来，凡是表现为良心的进步的东西，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的进步。哲学家的本质的意识形式具有特定的形态和意义，因而同时也超出了意识形式的范围。

对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普遍评价极高。其中一个写道：“看到他考虑了当时可以得到的如此多的材料几乎令人震惊。”更多的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深刻的创造性的著作。

在这几年中，马克思不仅仅忙于写论文。他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同样反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氛围和博士俱乐部的多次讨论的焦点。他曾打算编辑文学评论，并受到鲍威尔等人极大的鼓舞。他文学评论努力的唯一结果是在柏林的《雅典神殿》刊登了两首短诗。马克思与鲍威尔合作编辑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并考虑写一本类似的书。他曾打算在波恩办讲座课程，反对天主教神学家海尔梅斯。

按照鲍威尔的建议，马克思于1841年4月提交了博士论文。不过不是柏林大学，而是寄给了耶拿大学。这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主持鉴定工作的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对这篇论文非常赞赏，认为作者“不但思想丰富，很有洞察力，而且兼备渊博的学识”。

1841年4月15日，耶拿大学哲学系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当时马克思只有22岁。

此前，柏林大学已向马克思颁发了毕业证书，波恩大学则发了肄业证书。

三、新闻出版事业

马克思回到特利尔，在家中停留六个星期后，就到波恩，在鲍威尔的帮助下寻求学术职业。要获得教职，大学法令规定除博士学位论文之外还要有一长篇论文。于是，马克思开始修改论文以便发表，并要将其扩充为更长的文章。同时，马克思投入了更为直接、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大部分是与鲍威尔合作的，而后者与政府当局之间不断增加的麻烦似乎危及了两人预期的大学教职，因为后者致力于写《复类福音书批判》，这部著作不承认耶稣的历史性，把福音书描述为神话编撰故事。他们两人曾计划创办《无神论卷宗》的评论，并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

但是计划并未实现。1841年11月，鲍威尔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在攻击黑格尔的幌子下，意欲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革命者。马克思也许打算与鲍威尔合写这本书，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共同的作品。其实，他们计划共同出版的是另一个东西，即《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因此，马克思开始阅读一系列有关艺术和宗教的书籍。鲍威尔在1841年12月完成了他承担的部分，但是不得不在合作者没有撰稿的情况下出版。这年12月，马克思被迫回到特利尔，因为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已患重病了。直到他的岳父1842年3月3日去世，他一直待在威斯特华伦家里。在这期间，鲍威尔因为他的非正统学说而被剥夺了教职，马克思谋取大学教职的希望也因此破灭了。当时马克思在特利尔已经写了一篇文章，把它寄给了《德意志年鉴》的编辑阿尔诺德·卢格。卢格也是一名流放的大学教师，他被拒绝教书是因为他的非正统观点，被辞退后，全身心地投入新闻出版事业。

这是一篇杰出的论战性的文章，马克思展示了他写作时事小册子的巨大天分。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所有文章，都是用一种极为生动活泼的风格写成的：他激进而不妥协的立场、极端的爱以及使用归谬法对付对手的办法，这一切都使他的文章有着鲜明的爱憎立场。格言、递进、重复、对仗、对比以及交错排列等表现手段都被他一一使用。因此，权威们不会通过他这篇特别的文章，它最后刊登在1843年2月瑞士的《轶文集》中（《轶文集》收集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禁止的文章），卢格以书的形式出版发行了。

1842年4月，马克思抱着至少写点或许找到途径可以发表的东西的想法，移居到科伦。在波恩期间，他曾到科伦参观过几次，在那里从香槟酒和关于黑格尔的谈论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燕妮写信给他：“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你快乐，因为我的信鼓舞了你，因为你想念我，因为你住在裱着壁纸的房间，因为你在科伦喝了香槟酒，因为那里有黑格尔派俱乐部，因为你幻想过——因为你是我的亲爱的，我的小野猪。”但是科伦的这种上流社会生活逐渐令他难以忍受，感到太喧闹了，“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因此，马克思回到波恩，在那里与鲍威尔在一起放松了一下，但是很快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当时鲍威尔到柏林努力使他的免职得以撤销。而马克思则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至4月底，他已经写了4篇文章打算给卢格。由于政治观点不同，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决裂了，这时开始编辑《莱茵报》。但燕妮劝告他不要“卷到”政治里去。

莱茵地区的政治氛围与柏林大不相同。历史上曾一度归入法国，受益于经济、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改革。那里以前有108个小政权，后来改划为4个地区。废除了封建主义，取消了各种不规范的管理现象，很多商品得以出口法国，生产者受到保护，以避免来自英国的竞争。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增长速度非常快，以致1810年鲁尔的市政长官似乎要宣布它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了。德国大部分进步人士都来自莱茵地区，有自由主义反对运动的领导人，有未来的革命活动家，以及一些像海涅、博尔纳这样的诗人。

当时政治运动的焦点之一是“科伦社团”，而莱茵地区与博士俱乐部一样更具有现实性的团体。马克思在波恩一立足就加入了这个社团。科伦社团多方面的核心人物是格奥尔格·容克，他也曾是柏林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他很快成为马克思的亲密朋友。科伦社团很欢迎能有一份报纸来宣传自己的主张。1840年时已经有了一份名为《莱茵总汇报》的报纸，但创建这个报纸的团体认为该报不足以维护他们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当其显然快要破产时，格奥格尔·容克等人劝说莱茵地区一些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创建一个团体，买通《莱茵总汇报》，从1842年1月1日让它以《莱茵报》的名称重新出版发行。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在科伦社团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容克谈起他，说：“虽然马克思博士是一位革命魔鬼，但他是我所认识的拥有最敏锐思想的人之一。”慷慨热情的另一位科伦社团核心人物之一莫泽斯·赫斯向他的朋友奥埃尔·巴赫介绍了马克思：“你将会看到最伟大，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士，他将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彻底的打击！他具有最深刻的哲学头脑，又具有罕见的智慧；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在一起（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

鲍威尔1月曾问马克思为什么没有给《莱茵报》撰稿。3月在容克的催促下，马克思开始把主要精力从卢格的杂志转到《莱茵报》。他写的第一批文章中的一篇，是对法的历史学派的批判，但直到8月才发表。这篇文章直接批判了法的历史学派的奠基人胡果提出的基本原则——“专横和暴力的法”，间接抨击了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家制度”。

与此同时，马克思致力于写莱茵地区议会辩论的系列文章，批判了普鲁士政体的封建浪漫主义，从而提出了有关逃避和投射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1842年6月与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从而被取消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于是极为渴望能以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来谋生，以摆脱极为窘迫的境地。由于争吵，马克思不得不走出家门，寄宿在附近的一所客店里。他一直在特利尔待到他姐姐索菲娅举行了婚礼，才于7月中旬离开前往波恩，在那里完全投身到了新闻出版工作上。

尽管特利尔家庭气氛紧张，马克思在那里时还是挤出时间为《莱茵报》又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到1842年6月为止，这份报纸激进的调子激怒了它的强大对手《科伦日报》，后者开展了一场对它的攻击，说它“用报纸散播哲学和宗教思想”，并发表重头文章，声称宗教的堕落引起了政治的堕落。马克思认为真理倒是它的反面：“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

接着马克思捍卫了哲学的权利——“时代精神的精华”——可以自由地评论一切问题，并根据现代哲学即黑格尔及其以后的哲学描绘了理想的国家。

1842年7月，马克思一回到波恩，就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拉进《莱茵报》机构，马克思也在编辑工作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参与对该报进行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之后，10月中旬被任命为主编。

在马克思的负责下，报纸前几个月的发行量就多了一倍多。他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马克思一人的专政”。1842年的最后几个月，《莱茵报》开始声播全国。

但是，马克思感到了危机。1843年1月，《莱比锡总汇报》和《德意志年鉴》相继被政府查封了。1月21日，国王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查封《莱茵报》。

此外，沙皇向普鲁士政府抗议《莱茵报》上的几篇反俄国的文章。马克思原先抱着挽救报纸的希望表示愿意辞职，而政府此意已决。最后一期报纸的日期决定在1843年3月31日，但由于书报检查令人无法忍受，以至于马克思宁愿在3月17日就辞职。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中，马克思说他的辞职是因为“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虽然后来他把原因归于股东们意欲与政府妥协。

在最后的几个月中，马克思无疑是报纸背后的主要力量。到12月底为止，报纸的发行量已达到3500份。3月18日，检查官圣保尔写道：“今天，情况不同了。整个事件精神上的领导人昨天终于辞职了……我非常满意……马克思愿意为自己的思想牺牲自己，他绝对地深信自己思想的真理性。”

四、去巴黎

由于《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感到自己又一次成了失业的知识分子。他迫切的事情是要找到稳定工作并结婚。

这时的卢格认为新的评论杂志《德意志年鉴》的理论如果与《莱茵报》的更为直接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将会相得益彰。当卢格1843年1月建议由他和马克思合作时，马克思热情地答应了。

5月，马克思与赞同新版《德意志年鉴》的弗吕贝尔在德勒斯顿拜访了卢格。卢格答应提供6000塔勒，弗吕贝尔答应提供3000塔勒，三人决定把出版地定在斯特拉斯堡。现在，马克思眼前的生活有了保障：作为杂志的编辑他可以得到550塔勒的薪水，另外还可以挣到大约250塔勒的版税。

婚姻的问题终于提到日程上了。

6月19日，他们在克罗茨纳赫办公处登了记。这一对夫妻的官方登记是：“卡尔·马克思先生，哲学博士，现住科伦；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女士，无职业，现住克罗茨纳赫。”然后，在新教教堂举行了婚礼。两家的人，只有燕妮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在场，作为住在克罗茨纳赫的亲属证婚人。马克思和燕妮立刻外出去度了几个星期的蜜月。他们先是到了瑞士的沙夫豪森附近看莱茵瀑布，接着游览了巴登省，然后回到了克罗茨纳赫。

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和燕妮在母亲那里住了三个月。这使马克思能够“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开始为《德法年鉴》撰稿。《德法年鉴》显然将成为一份特别的政治评论性刊物。虽然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的许多文章曾涉及政治问题，但他的方法，像正规的论战文章一样，曾极大地综合吸收了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的论证方式。现在他感到需要一种更为系统的批判方式，于是决定采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术语，尤其是《法哲学》的术语。当普鲁士政府显然不具备黑格尔所讲的“理性国家”可能性的时候，黑格尔所有的学生或早或晚地都发生了这种转向。马克思心怀这个念头至少有一年时间了。他写信给卢格：“我为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做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毁灭的混合物做斗争。”

当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评论黑格尔政治学的时候，卢格一直在忙于《德法年鉴》的准备工作。他试图在德国贷一大笔款，但失败了，他不得不实际上承担出版的所有资金。7月卢格向西出发，在克罗茨纳赫停留了一下看望马克思，然后在科伦与赫斯和弗吕贝尔会合，一起去了比利时。

所有的《德法年鉴》撰稿人至少都在这一方面团结起来了，即认为巴黎是避难所和令人鼓舞的地方。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已经使巴黎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无可争议的中心。

1843年10月，马克思到达巴黎。燕妮跟着他来到这里。他们先租居在瓦诺街23号，这是左岸市圣杰曼区的一个安静的街区，也是许多其他德国移民聚居的地方。马克思一家来到之前，卢格已经租下了瓦诺街23号的两层房子。当时德国社会主义作家领导人毛勒也住在这里。《德法年鉴》的办公室则在瓦诺街22号的第一层。卢格先前曾写信给马克思描绘了他以傅立叶思想为基础而建成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的计划：他邀请马克思一家、海尔维格一家和毛勒一家加入他和妻子的公社生活的实验室中来。每个家庭都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是共用厨房和餐厅，妇女轮流承担家务。海尔维格匆匆浏览了一下当时的情况，就立刻拒绝了。其他人虽然打算这样做，但这种共同体的生活没有持久。马克思和燕妮也没有待很长时间，不到两周，他们便搬到了31号，接着12月最终定居在瓦诺街38号，在那里，他们一直待到离开巴黎。

马克思还从克罗茨纳赫带来了题为《论犹太人问题》的一篇文章。这是他上一个夏天阅读有关法国和美洲书籍的精华。其中心论题还是当代国家从市民社会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主义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失败。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当时在普鲁士正引起普遍的兴趣，那里从1816年以来，犹太人享有的权利一直远远低于基督徒。马克思有段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早在1842年8月，他曾请奥本海姆给他寄去《科伦日报》编辑海尔梅斯的所有反犹太人的文章。海尔梅斯支持在德国对犹太人实行某种种族隔离。马克思几乎没有这些材料，但1842年11月鲍威尔在卢格的《德国年鉴》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观点“太抽象”，决定通过写一篇详细评论的简洁途径，展开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批判。

马克思欢迎鲍威尔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但批评他没有质疑这种国家，因此没能考察政治解放（对政治权利的承认）和人类解放（人类才能的全面解放）的关系。社会不能仅仅通过把政治领域从宗教影响中解放出来治愈自己的疾病。

马克思引证了几个权威资料表明了北美宗教实践的程度。在论证宗教与公民权有更多的一致性之后，马克思与鲍威尔在拒绝承认犹太人的人权问题上展开了论争。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写于他到达巴黎后，这篇文章显示出他在那里对于阶级的发现对他产生的巨大冲击，而以后他一生都致力于这个阶级的解放。

马克思参加了法国大多数工人协会的会议，当然还是比较接近德国人的，尤其是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是德国人的秘密社会组织中最为激烈的一个，主要由移民来的手工业者组成，目标是把“社会共同政体”引进德国。马克思与它的两个领导人关系密切：一个是医生艾韦贝尔；另一个是毛勒，他曾是卢格昙花一现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的成员。

马克思第二篇文章的结尾，坦率地宣布了无产阶级的命运。

在另外的文章中，马克思论述了似乎阻挡着德国彻底革命的一些因素。他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以法国革命为例，论述了纯政治革命的特征：“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这就是说，既有钱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当马克思在巴黎热情地撰写手稿的时候，燕妮在特利尔又一次沉浸在了狭小的生活中。她很高兴与母亲又在一起了，在法国的时候曾多次为母亲哭泣。但威斯特华伦一家陷入贫困以及胆小的弟弟埃德加尔的依赖令燕妮很沮丧。婴儿现在请了一个乳母，这个孩子是燕妮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喜欢长段描写的主要话题。

燕妮满怀焦虑，踏上了去婆母家艰难的旅途。她吃惊地发现，婆母的态度自从她结婚以来发生了相当的变化。马克思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姐妹仍住在家里，她们热情欢迎她的到来。由于容克给她寄来1000塔勒所带来的新的富足，燕妮的心情更好了。

1844年9月，燕妮、乳母和已经长了四颗牙的孩子回到巴黎，目睹了马克思一生中刚刚开始的最重要的友谊，这就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

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出生于1820年11月28日，是巴门（现在的伍佰塔尔）富有工业者一个大家庭的长子，巴门在离鲁尔不远的杜塞尔多夫的东面。他的曾祖父建了一个经营花边的工厂，工厂的繁荣使得这个家庭拿到了象征自己地位的盾形徽章。恩格斯的母亲来自教师家庭，他们任职于荷兰语学校。商业和教会是恩格斯一家的两个支柱。恩格斯在小学是优秀的学生，尤其在语言方面，但是他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为获得实践经验进入了父亲的工厂。然而，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写了大量的诗歌。1838年他被派往巴门时，已经出版过几个匿名小册子来增加自己的声誉。在巴门的三年，恩格斯努力摆脱他所接受的正统基督教的教育，尤其是命定论。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由别人介绍，他很快便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柏林是适合他保持文学兴趣的地方，他愿意服兵役，在首都郊区的兵营中做了一名炮手。在马克思离开几个月后，他到了那里，为《莱茵报》撰稿。在军队的岁月结束后，他父亲把他送到曼彻斯特分厂去工作。在去往途中，拜访了《莱茵报》编辑，一般性地会晤了马克思。

恩格斯1844年8月底回德国途经巴黎。8月28日在具有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一间咖啡屋中，他与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长时间的亲密交谈使他们在接下来的10天中一直待在瓦诺街。恩格斯后来写道：“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从此开始的战斗友谊一直持续到马克思生命的结束。马克思、恩格斯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有着相似的出身，都有对诗歌的年轻的热情，都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转向了激进的政治立场。因此有足够的共同经历以形成长久的友谊。但这种友谊的不同方面多于相似之处，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抽象的能力。他吸取了黑格尔的方法，他的辩证方法以一种机智的综合把诸多元素混合在一起。恩格斯敏于综合，写作快捷、清晰，有时还使用马克思也不熟悉的教义。他们的生活作风也很不相同。他们的合作各显长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谱写了举世无双的革命友谊之歌。

1845年年初，马克思、卢格、海涅等被政府当局驱逐了。燕妮卖掉了家具和一些衣物，随着马克思去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五、在布鲁塞尔

燕妮在到布鲁塞尔时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的母亲知道后，就把她自己的女仆海伦·德穆特派过来。

1845年10月，马克思想移居美国，因此甚至向特利尔市长提出了申请。但当时普鲁士警察机关一直要求引渡，马克思只好在1845年12月放弃了普鲁士国籍。

虽然如此，在布鲁塞尔的几年很可能是马克思一家从未有过的快乐时光。他们有令人满意的收入来源——在巴黎卖掉家具和衣物的所得和马克思为要出版的书收到提前支付的1500法郎。此外，一得知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恩格斯和赫斯、容克一起为他进行了筹集募捐，筹集到了近1000法郎。同时，恩格斯还把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版税给了马克思。恩格斯也搬到了布鲁塞尔，他租的房子紧挨着马克思一家，很快赫斯夫妻也搬到了恩格斯的隔壁。这是一个愉快的朋友圈子，其中包括约瑟夫·魏德迈，一位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炮兵军官，马克思的终生朋友。

这一时期，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被恩格斯称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从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首次阅读费尔巴哈开始，他从来就不是毫无批判地接受它。无论是在《巴黎手稿》中，还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都只是赞扬了费尔巴哈“真正的人道主义”。现在由于对经济学的日益关注，他从费尔巴哈静止的和非历史的立场中脱离出来，已经不再是紧跟费尔巴哈的学生了。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概略地写出了在几个月之后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论证的思想纲要。

在三个月里，马克思又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完成了大部头的《英国社会的历史》。然后，两人花了六个星期去英国旅行。在伦敦，他们一起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团体领导人的聚会，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民主协会，这就是1845年9月成立的兄弟民主党。

在此期间，燕妮在特利尔母亲家里住了两个月。

从1845年9月底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书稿开头叙述了他们的总的立场，首次明确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关于建立共产主义问题时，这样写道：“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迄今都表现为某种整体）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

1846年年初，《德意志意识形态》尚处于紧张的创作过程之际，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了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除他们二人外，还有比利时共产主义者菲利浦·日果、德国流亡革命家威廉·沃尔弗、德国政论家约瑟夫·魏德迈，起初还包括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日果的主持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活跃地进行通信活动，逐步建立起了一个范围广阔的国际共产主义信息、宣传网络，大大加强了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团体之间的联系，互相通报情况，研究斗争策略，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教育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培养了一批革命的核心力量，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这些工作是在经济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开展的。马克思不能得到家里的经济支持，而他和燕妮已有了两个孩子，一家人的开销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应付之难可想而知。恩格斯虽然可以得到家里的汇款，但要应付各种日常开销也是有困难的。马克思、恩格斯原以为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获得一笔预付稿酬，可希望落空了。于是，他们只得频繁地出入当铺，用首饰什物换取一日三餐。

到了夏天，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状况未见丝毫好转，他们甚至已交不起公寓的租金，不得不搬出同盟路这价钱昂贵的单独公寓，马克思一家住进了位于圣居杜尔平原路19号的野林旅馆，这是一家中档旅馆，房钱比较便宜。恩格斯和妻子玛丽也住进了这里。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把通讯委员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几乎在一切有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地方都成立了分会，或建立了稳定的联系。为了使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统一起来，他们对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同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的斗争，以及一个著名的“真正社会主义者”格律恩之间关于“蒲鲁东协作计划”的论战。

经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卓有成效的活动，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已基本成熟。这时，德国手工业无产者的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使建党工作正式进入具体操作阶段。

1847年年初，正义者同盟改组成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自此开始。

6月2日至9日，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秘密举行。恩格斯代表巴黎组织，威廉·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组织出席了大会，马克思因为经费紧张未能成行。恩格斯在大会上多次发言，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并主持了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审订工作，成为大会的核心人物。会议决定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会上，通过了恩格斯参与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大会还讨论了同盟的纲领问题。

1847年11月2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此时，同盟内部的思想混乱基本得到消除，有关组织措施也得到落实，马克思还担任了同盟布鲁塞尔区部主席，并就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做了精彩的发言。

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尽快为同盟起草一份公开发表的宣言，作为同盟的正式纲领。

1847年12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从伦敦回到布鲁塞尔，进一步讨论纲领的内容、结构和表达方式，拟定写作大纲。12月底，恩格斯返回巴黎。

之后，马克思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名为《共产党宣言》的同盟新纲领。

1848年1月，《共产党宣言》手稿被寄往伦敦，2月24日左右正式出版。

《共产党宣言》最后是由马克思一人执笔完成的，但整个创作过程是马克思、恩格斯完美合作的典范。

这部伟大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共产党宣言》以其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方法论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到来。它的内容极其丰富，言辞犀利，逻辑严谨，富于说服力。

《宣言》依次阐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资产者与无产者；（二）无产者与共产党人；（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宣言》开宗明义，提出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著名论断。在简要回顾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来的不同历史时代的阶级矛盾之后，着重从阐述资产阶级的生产、发展过程入手分析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指出它在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以往整个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但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本身的作用，却在客观上为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准备了条件。无产阶级肩负资产阶级掘墓人的使命走上了历史舞台，它必将领导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推翻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私有制度，建立新社会。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最重要的条件，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而无产阶级在消灭旧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宣言》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础。它明确指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工人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

《宣言》还剖析了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这些流派的界限。

在《宣言》的结尾，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展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气魄和满怀的战斗豪情：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48年3月1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当选为主席，恩格斯等人为委员。

六、在革命高潮中

1848年至1849年，革命运动席卷欧洲。

革命首先开始于瑞士。不久以后，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国王被推翻，那不勒斯、都灵以及佛罗伦萨都宣布成立共和政体。在法国，巴黎起义开始了，国王被流放，临时共和政府诞生了。

消息传到布鲁塞尔，开始时比利时政府极为谨慎，国王甚至表示要退位。而一旦力量集结起来，政府就变得强硬起来。2月28日爆发了一场温和的游行，威廉·沃尔弗被逮捕，被驱逐的外国人名单被列出，马克思的名字排在第一个。两个星期前，马克思已从母亲那里继承了6000法郎（相当于他前三年收入的总和）。马克思正用这些钱资助革命运动。警察怀疑这些钱，甚至要求特利尔当局质询马克思的母亲，她进行斗争，说她当时寄钱的唯一理由是“她儿子由于他家庭的原因长时间以来一直向她要钱，这些钱是提前给他的继承费”。3月3日，马克思收到了一份由国王签署的命令，让他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

马克思没有安静地离开。这天晚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一家旅馆召开会议，决定把中央委员会地址迁至巴黎，并委托马克思自由处理同盟一切事务的权利。但凌晨1点，过分焦急的当地警官们破门而入，逮捕了马克思。一个星期后，马克思在一封写给巴黎《改革报》的抗议信中，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这次事件在布鲁塞尔引起了广泛的抗议，抗议导致了对下院的质问和相关警官的被解雇。燕妮一获得释放，就卖掉了所有能卖的一切，她把她的银碟子和最好的衣服托付给了朋友保管。全家在警察的陪同下迈向边境。经过一夜极为寒冷的旅途，一家终于到达了巴黎。

这座城市中烧焦的废墟和最近设置的路障的碎片还明显地存在。到处都是三色旗，还有红旗。马克思把家庭安顿在巴士底狱附近的一个地方，即博马舍大道。

不久，马克思一家搬到科伦，参加编辑《新莱茵报》。

1849年1月1日，马克思的《革命运动》一文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发展。

4月5日~8月11日，《新莱茵报》以社论形式发表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其后因该报被迫停刊，文章的刊载遂告中断。

8月15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一起宣布退出莱茵地区的民主协会，致力于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工作和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准备工作。

8月23日，马克思致函恩格斯，表示自己将流亡伦敦。并建议他即赴伦敦，以便共同筹办德文杂志。26日，马克思一家来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辞世。

在伦敦的头几个月，马克思的时间被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占去了：作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流亡者的代表进行的工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组；仿照《新莱茵报》的样式进行创建一个月刊杂志的工作。他把这三项所有的工作都看作重建曾在科伦存在过的“马克思党”的途径。马克思还在科伦的时候，曾拒绝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提议，现在却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同盟的工作上。

12月，马克思、恩格斯积极筹备《新莱茵报》续刊——共产主义者同盟理论和政治性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1850年1月，马克思试图在德国重建同盟，他给烟草商勒泽尔写了一封信敦促他。

3月，中央委员会派鲍威尔去视察，带去一份由马克思签署的指令和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一份策略指示。

3月6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汉堡创刊，马克思任总编。这一期载有马克思的一组文章中的《1848年的六月败》一文，这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这段历史的初次尝试。

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第二篇《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基本原理。

这时，马克思获准进入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开始着重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随后，开始动笔经济学理论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个夏天，《评论》杂志暂时搁浅了。

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了。

1851年1月5日马克思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会议。会议批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草拟的新章程。这时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讨论工资的实质和地租的产生问题。

4月2日，马克思在给丹尼尔斯的信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

6月，马克思撰写《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

8月8日、10日和14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批判蒲鲁东和他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1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出改造所有制是未来变革的基本内容。

9月11日，马克思致函魏德迈，批评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的纲领和策略。

1851年年末，路易·拿破仑夺得了法国皇帝的位子，巩固了1848年革命后的反动力量。马克思马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由他的朋友魏德迈在一家存在时间较短的纽约杂志上发表。这组文章成了马克思极富才华的小册子。这个题目暗示了1799年拿破仑一世政变的日子。马克思注意考察了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事件重现的社会经济背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成为英雄的角色”。“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文章解释道，革命已经可以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只是以便推翻它；而现在行使政权力臻于完备，以便接着摧毁它。

1851年5月、6月，普鲁士政府为了彻底扑灭革命运动，以所谓“图谋叛国”的罪名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成员。

马克思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被告募集钱财，并立即同恩格斯等人联系，商量营救办法，他们通过投书报刊、发表声明、提供辩护材料等办法，揭露普鲁士警察当局蓄意迫害的阴谋。

随着科伦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同盟在德国不再以有组织的形式存在。有15 到20个活跃的伦敦小组1851年定期聚会，先后换了几个场所。马克思主持聚会，其成员称该小组为“犹太人的聚会”或“马克思团体”。科伦案件结束后，同盟基于马克思的建议解体，停止了活动。

但是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都一如既往地勤勉，并且常常是伦敦流亡者各种密谋计划的观察家。他还经常深入生活，虚心向工人学习。1852年似乎是马克思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同月，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

到年底为止，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为他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伦敦记者，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1853年达到80英镑，1854年超过160英镑，1855年和1856年的收入虽然下降了，但他开始给《新奥得报》写通讯，每年可得50英镑。在这种情况下，不够的由恩格斯来弥补。

对马克思和燕妮来说，最严厉的打击是1855年4月他们唯一的8岁儿子的去世。他们的朋友李卜克内西记下了这一幕。

鉴于马克思的家庭情况，他还能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是令人惊奇的。他的一个避风港是英国博物馆：他在家记录、整理在那里得到的资料，他的工作习惯不再像在布鲁塞尔时那样有规律，但他开始了经济学著作的基础性工作。

1857年，马克思不止一次地预言的经济危机确实爆发了，这使他为得到经济学研究的某种结论转入了近乎疯狂的努力。《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马克思成熟理论的第一次阐述。1858年2月，马克思迸发的创作努力停止了，他面对着更为困难的问题，即如何把800页的手稿整理成可以出版的形式。

1859年6月11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在柏林出版。这是近年马克思从事经济学和哲学的成果，是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开端。

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他打算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下一分册作为单独的著作出版，用《资本论》做书名，并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做副标题。

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期间，马克思还成了岳父，并终于成了外祖父。早在1865年，在他长女小燕妮21岁的生日派对上，次女劳拉就收到了查理·曼宁热情洋溢的求婚。

1871年3月18日，在法国巴黎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形式，它一产生就表现出与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不同的特点。

七、最后时光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的生活变得平静起来。他的家不再是公社流亡者或者英国工会领导人的聚集地，他增强了对陌生人的警惕性。然而，马克思仍然乐于接待同情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不过日常的拜访是限制在他的亲属和马克思喜欢称为他的“科学的朋友”的小圈子。他拒绝了无数次公开演讲的邀请。他的情绪是平和的，对于公开争论的兴趣大大减少了。

恩格斯在1870年搬到了伦敦，住处离马克思家步行路程不到10分钟。他常常下午1点到马克思那里，两个朋友要么在马克思的书房里踱来踱去，要么到荒原附近散步。燕妮不太乐观，1872年她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现在我太老了，最近令人悲痛的事件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恐怕我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好一些。”1875年，马克思一家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同一条街上的一栋小一些的优雅的房屋里。虽然马克思仍然不得不十分经常地请恩格斯补充他的零用钱，但过去20年的经济忧虑已经结束了。

女儿们结婚了。劳拉和其丈夫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从马德里回来就定居在伦敦。他们的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孩子生存下来，都在婴儿时期就死去了。整个70年代，拉法格一家都是依靠恩格斯资助生活的。马克思的长女小燕妮是个热情的亲法者，先是爱上巴黎公社社员古斯大夫·弗路朗斯，但他在围攻时牺牲了。然后小燕妮仿效劳拉于1872年春天与曾活跃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新闻工作者沙尔·龙格订婚了，10月10日举行了婚礼。

这样马克思的三个女儿，只有爱琳娜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结婚。

1876年秋天，马克思收到了他的德国和俄国出版商的督促信，要求出版《资本论》第二卷。从1878年11月开始，马克思进入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但是，马克思和燕妮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使他们不得不从一个疗养点转到另一个疗养点。

在整整六个月里，马克思的妻子燕妮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1871年10月，马克思的病严重发作，他由于支气管炎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恩格斯唯恐他死去。爱琳娜整夜整夜地坐在旁边。燕妮就在旁边的房间里，但马克思三个星期不能去看她。

令人无法忍受的肿瘤的痛苦症状只在最后的几天才出现，医生用吗啡来缓解。当她12月2日去世的时候，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美丽，更加富于表现，她对丈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马克思的医生禁止他参加葬礼，他只好用这样一件事情来安慰自己：在去世的前一天，燕妮曾谈到丧礼仪式的事，她说：“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

在部分地恢复了健康之后，马克思感到自己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他决定再去一次海滨，1882年1月，他带着爱琳娜去了文特诺尔，但病情没有减轻。马克思在恩格斯和他的医生的建议下，动身去了阿尔及尔，在一家可以俯瞰海湾的小旅店中度过了孤独的两个半月。5月，马克思离开了阿尔及尔，去蒙特卡洛待了一个月。

6月6日，马克思去了阿根廷，接下来的3个月与小燕妮在一起，在“孩子们的喧闹中”寻找宁静，感到很有意思。但是，小燕妮9月中要生一个小孩，并且得不到丈夫的帮助，她责备丈夫龙格：全身心地投入巴黎的政治活动中。

这年夏天，马克思家庭的成员陆续迁移到了巴黎。爱琳娜虽然与劳拉的关系一般，但与小燕妮相处很好。她带小燕妮的儿子琼尼去了几个月英格兰，她对孩子严格管教，就像他的第二位母亲。

祸不单行。1883年1月11日，小燕妮因病去世，年仅38岁。爱琳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马克思被他的第一个孩子、他最喜爱的女儿的死彻底击垮了。

3月10日，恩格斯对劳拉说，医生认为马克思的健康稍微有所好转。但是3 月14日，马克思就与世长辞了。

恩格斯立即致信李卜克内西，沉痛地告诉他马克思逝世的消息，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伟大功绩，称颂马克思哺育了全世界无产阶级。

3月17日，马克思被葬在海格特墓地，墓地在公墓远远的一个角落里。直到1956年，才竖立了一块盖着铁铸顶的巨大的大理石作为墓碑。墓碑上刻着马克思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何在？2011年4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教授特里·伊格尔顿的最新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作者认为，金融危机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正在显现。希望通过这部书厘清人们对马克思的错误认识，并对十个西方常见的否定马克思主义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并进一步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这是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引起普遍关注和争议。几个月后在中国也出版了中文版，成为畅销书。

中国共产党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主义进步、创造美好的生活的科学理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人民愿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