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思想旗手伏尔泰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在哲学上，反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与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认为宇宙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一切观念都来自感觉，宗教是理性的大敌。主张由开明的君主执政，并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主要著作有《哲学通信》《牛顿哲学原理》《形而上学论》《哲学辞典》等。

伏尔泰（1694~1778），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恩格斯评价伏尔泰说：“整个欧洲都在聆听他的声音。”雨果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一、年少时代

1694年11月21日，伏尔泰出生在巴黎新桥附近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里。伏尔泰的父亲弗朗索瓦·阿鲁埃担任过皇家顾问，做过巴黎夏德莱区的法律公证人和审议院的司务。伏尔泰的母亲名叫玛丽·玛格丽特·德·阿鲁埃，她的姓名前的“德”字表明了她是来自贵族血统的家庭，这给阿鲁埃的家庭带来了不少的荣耀。伏尔泰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在受洗礼时，父母给他取名为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令他父母深感焦虑的是，这个孩子出生时非常虚弱，甚至不能送到教堂接受洗礼，只能在家里举行洗礼仪式。每天早晨，保姆都会下楼告诉他的母亲：“这个孩子活不过一小时了。”然而，这个孩子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还经历了八十四年的漫长人生，他就是后来以笔名伏尔泰蜚声世界的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巨星和旗手。

伏尔泰的家庭属于第三等级的市民阶层。18世纪的法国是僧侣、贵族主宰一切的封建专制社会，第一等级为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前身以及广大农民属于第三等级。第一、第二等级是特权等级，是封建统治阶级；第三等级是被统治阶级，处于无权地位。

伏尔泰的父亲老阿鲁埃在他接受洗礼后就把他交给教父夏托纳夫神父负责他的教育。夏托纳夫神父发现这个孩子虽然体质纤弱，但却精力旺盛，聪明过人，于是在伏尔泰3岁时就开始教他背诵《摩西亚特》这首寓言诗，以至于夏托纳夫神父很得意地对他的友人们夸赞伏尔泰过人的天资禀赋。但是，夏托纳夫神父没有想到的是让3岁的伏尔泰背诵了这首不可知论者卢德写的攻击宗教的哲理诗，却在伏尔泰心中埋下了怀疑论的种子，对他后来的思想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这首诗直接刺激了伏尔泰长大后厌恶盲目的宗教狂热，勇敢地蔑视一切精神权威。

伏尔泰本来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最终却只有比他大10岁的哥哥阿尔芒和比他小5岁的妹妹玛丽亚长大成人。

伏尔泰5岁时母亲去世，他的父亲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经常告诫他们要学会了解并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立足，必须要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和胆识；在心灵和知识上要超越那些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但绝不能溢于言表；要调节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适应环境，不能让别人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更不能让他人感到自己的存在是他们潜在的威胁。处于法国第三等级的阿鲁埃家庭在封建专制制度里是没有政治地位的阶层，不敢奢求能获得政治特权，只希望自己家庭的财产能够得到妥善的保护，减少一些苛捐杂税。因此，老阿鲁埃对自己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老老实实做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伏尔泰却把父亲的忠告当作耳边风。他渴望与出身高贵的人平起平坐、同享荣华，并且丝毫不掩饰自己在智力上的优越性。伏尔泰与哥哥阿尔芒的性格、气质完全不同。他活泼、机敏、诙谐，而阿尔芒严肃、稳重、迷恋于宗教狂热。夏托纳夫神父常常让兄弟俩编写讽刺短诗相互逗乐取笑，年龄小得多的伏尔泰常常出口成章，使他的哥哥望尘莫及，尴尬不已。老阿鲁埃对两个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大儿子正在一种有可能马上会被取缔的宗教上糟蹋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小儿子却尽情玩乐，随心所欲。鉴于阿尔芒过分虔诚的教训，老阿鲁埃再也不敢把小儿子送到阿尔芒曾经待过的奥拉多利安修道院，只好一直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他要亲自管教这个性格独特的孩子。作为当时典型的中产阶级，老阿鲁埃像其祖辈一样，循规蹈矩，勤勤恳恳地工作，讲求实际，头脑精明，但是缺乏想象力，不敢抛头露面，更缺乏文学艺术的细胞。他虽然也尊重文学和艺术，但却把全部时间和精力倾注到了自己的账簿中，一心一意地考虑着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的舒适。老阿鲁埃除了带给伏尔泰一个精明的商业头脑外，几乎没有在其他方面对伏尔泰产生影响。

伏尔泰10岁时，被父亲送进了耶稣会主办的圣路易中学学习。这是一所为贵族子弟办的学校，也是当时巴黎少数几所名牌中学之一。老阿鲁埃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儿子的前途着想，认为只有上这所中学儿子才有成才的希望。圣路易中学是一所既开明又守旧的学校。一方面，它继承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进步传统，常常在校园内举办拉丁语或法语的戏剧表演，这使得伏尔泰从小就对丰富多彩的戏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学校又恪守贵族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一所寄宿学校，在这里就读的大臣、贵族子弟可以带着仆人住单间，而普通资产阶级的子弟只能挤在集体宿舍。这种以门第、财富来区分贵贱的习俗，一直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年少的伏尔泰对此常常愤愤不平，在他那纯洁天真的意识里，逐渐孕育着立志抗议社会不平等的种子。圣路易中学采取的是规范化的传统教育，它的课程除了神学之外，还有希腊文、拉丁文、修辞学、诗学、医学、历史和戏剧，注重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耶稣会讲究礼仪，注意教育学生熟悉上流社会的礼节。耶稣会教育虽然当时名重一时，但由于过分因袭旧的传统，所以很少开设反映当时先进科学和技术的课程。

但是，圣路易中学呆板守旧的教学束缚不住伏尔泰的才华。他思维敏捷，学习勤奋，常常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高论。在圣路易中学学习期间，他的文学天赋逐渐引起老师的注意，12岁时，伏尔泰居然根据罗马的传说，写出了一部题为《阿穆利乌斯和努弥托耳》的悲剧。同时，伏尔泰能轻而易举地写出辞藻华丽、优美感人的诗句。

伏尔泰虽然聪明过人，深得老师的好评和赏识，但也有跟老师捣乱、令老师烦恼的时候。如根据惯例，往往要等到小礼拜堂圣水缸里的水结了冰，才肯给学生们生炉子取暖，而体弱怕冷的伏尔泰却常常在老师不注意时把院子里的冰块捡来，悄悄地放入圣水缸里。年少的伏尔泰与同龄的学友不同，喜欢读成人的读物。他熟读了一些宣传自由思想的书籍，尤其是哲学家耶尔·贝尔的著作，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贝尔因反对教会而被路易十四放逐，在他的《历史和批判词典》等哲学著作中，以大量的事例论证了教会的贪婪、残暴以及天主教义的伪善本质，主张把哲学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少年伏尔泰也许还不能理解书中阐述的哲学原理，但贝尔向宗教狂热和宗教教义的挑战精神，却对伏尔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就敢说敢做、桀骜不驯。

伏尔泰在圣路易中学学习、生活在出身豪门贵族之家的子弟中，这也对他后来在政治激流中得以生存获益不少。在这里，他与贵族子弟相处得不错，有一些人还成为他的终生好友，如达让尔伯爵、皮埃尔·罗伯特·西德维尔、达让松兄弟、里舍利厄公爵等。

二、诗人、作家

1711年8月，16岁的伏尔泰在圣路易中学毕业。他向父亲声明要做一个诗人，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在老阿鲁埃看来，诗人既不能养家糊口，又对社会毫无益处，其结果只能是拖累家庭。因此，伏尔泰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念神学，背《圣经》，做教士，走教会的道路；要么学法律，考律师，当法官，走政界的道路。由于伏尔泰早就对穿教袍的人深恶痛绝，老阿鲁埃只得将他送进一所法科学校，希望儿子将来能升官晋级，光宗耀祖。但在法科学校里，伏尔泰根本无心学习法律，认为那一本本用僵死的拉丁文编写的法典简直像天书一样晦涩难懂。于是伏尔泰更加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

伏尔泰还在圣路易中学读书的时候，便认识了菲利浦·德·望笃姆公爵。这位公爵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私生子的后代，当时是法兰西大修道院院长。在他的寺院里，经常有一些失意的王公贵族聚集在一起，以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为信条，过着奢侈放荡的生活，人们称其为“圣殿集团”。加入圣殿集团的人中，还有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在吃喝玩乐中也评议朝政，发表政见。伏尔泰很乐意与这些贵族交往，经常出入于寺院，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他谈锋犀利，妙语连珠，非常引人注目。一些风流贵族的子女时常把他们的诗文拿来请他修改，他也乐此不疲。伏尔泰还经常应邀参加宴会，给大家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文，每次赢得喝彩声和阵阵掌声，使伏尔泰流露出很得意的神情。有一次，他甚至当着孔蒂亲王的话说：“我们这里都是王子，都是诗人。”这一情况让老阿鲁埃得知后，非常担忧，很想要设法寻找一个严肃的环境，把这个“放荡公子”教养成安分守法的顺民。

1713年6月，伏尔泰教父的兄弟德·夏托纳夫侯爵出任法国驻荷兰大使。为了给老阿鲁埃分忧，他同意接受伏尔泰做自己的随员。伏尔泰也为自己年纪轻轻就有一个出国任职的机会感到沾沾自喜。当时的荷兰已经是欧洲著名的思想自由之邦，海牙更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心。伏尔泰随夏托纳夫来到荷兰海牙后，非常喜欢读法国禁止的报刊书籍，热衷于搜集在荷兰出版的所有这类出版物。在此期间，19岁的伏尔泰邂逅了他生命中的初恋，一个名为奥琳波的少女。但是，伏尔泰的初恋遭到了奥琳波母亲的坚决反对，并通过夏托纳夫侯爵出面阻止了两个年轻人的感情发展，并于1713年年底将伏尔泰送回了巴黎。

1714年年初，老阿鲁埃通过熟人将伏尔泰安排在巴黎一家律师事务所任见习律师。伏尔泰讨厌律师办公室里的账房气味，常去“圣殿集团”找那帮朋友寻开心，并以写讽刺诗为起点，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活。先是写了一首《反鸡奸》，讽刺从希腊到巴黎的同性恋的发展。后又写了一首讽刺诗《污泥潭》。他的诗作言辞锋利，满篇警语，首先在贵族圈子里传开了，人们称赞他为“反政府诗人”。

1717年春，伏尔泰又发表了一首题为《幼主》的讽刺诗。这首诗从7岁的法国君主谈起，继而涉及那个摄政乱伦的人，结尾是“法国将要灭亡”。摄政王大为恼怒，5月17日，将伏尔泰送进巴士底狱，在狱中囚禁了十一个月。坐落在巴黎东南部的巴士底狱是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长期以来，它以关押反封建的进步人士、革命者和异教徒而闻名于世。这里戒备森严，暗无天日，塔楼上的大炮时刻威胁着全城，庞大的牢门犹如虎口。伏尔泰在他的小说中曾描述道：“卫兵们一声不出，像抬死人进墓园似的，把他抬进牢房……随即把大锁锁上，牢门十分厚实，装着粗大的栅栏。两个囚徒就此和整个世界隔绝了。”

1725年12月的一天，伏尔泰与女演员勒库弗勒小姐一起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同法国最有权势的贵族浪子罗昂骑士相遇。罗昂早就对伏尔泰在巴黎上流社会受到尊敬愤愤不平，并且也正在追求这位勒库弗勒小姐。这时，罗昂傲慢地走到伏尔泰的面前，妒火中烧地厉声喝问道：“伏尔泰先生，阿鲁埃先生，你的姓氏究竟是什么？”伏尔泰不卑不亢地回答：“骑士先生，我虽然没有一个显赫的姓氏，但我知道怎样使它显赫起来。”罗昂骑士作为罗昂公爵唯一的孙子，习惯于养尊处优，处处受人阿谀奉承，怎能容忍一个小小的平民顶撞自己，于是在几天之后，指使两个流氓教训了伏尔泰一顿。受到无端的打击报复，伏尔泰急忙向他的贵族朋友寻求帮助，然而所有的人都不想得罪罗昂家族。伏尔泰这才认识到报仇雪恨只能依靠自己，于是提出要与罗昂骑士决斗。骑士虽是官衔很高的军人，罗昂却不敢与伏尔泰决斗。他佯装应诺，却暗地里派人向国王报告，申诉伏尔泰的暴烈行为威胁到国家的安定，建议把他投入监狱。巴黎当局早就对伏尔泰的行为不满，也想借机整他一下，刚巧接到罗昂家人的密告，立即下令拘捕了伏尔泰。3月28日，国王签署命令再次把伏尔泰关进巴士底狱。

在巴士底狱，伏尔泰构思了史诗《亨利亚特》，并回忆一些老人讲述过的史料，浮想联翩，初步完成了悲剧《俄狄浦斯》的写作。获释后，附加条件是离开巴黎，返回老家夏德莱，由家长监管。爱子心切的老阿鲁埃再次出面求情，得到达官贵人的谅解，不久摄政王允许伏尔泰返回巴黎。伏尔泰返回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第一次以“伏尔泰”的笔名刊印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悲剧《俄狄浦斯》。在此后60年的写作生涯中，“伏尔泰”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俄狄浦斯》是以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里斯的同名悲剧为蓝本写成的。相传古代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娥卡斯生下一个儿子。根据神灵预言，这个后来取名为俄狄浦斯的儿子将犯“杀父娶母”之罪。国王和王后大为恐慌，为了摆脱可怕的厄运，他们决定将俄狄浦斯弃于深山林海之中。牧羊人怜悯这个无辜的小生命，便在深山里将这个婴儿转交给科林斯国王的牧羊人。由于当时科林斯国王无子嗣，因而也乐于将婴儿留下。当俄狄浦斯18岁时，一个醉汉偶然告诉了他事情原委。俄狄浦斯不信，便去问太阳神，太阳神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告诉他：“你将杀父娶母，并留下可恶的子孙留传后世。”俄狄浦斯万分惊恐，害怕在他自认为亲生父母的身上得到应验，便悄悄离家出走。不料，仍然受到了神的捉弄……

《俄狄浦斯》这一悲剧，曾被许多著名戏剧家改写过，在伏尔泰之前不久，他所敬仰的大师高乃依就曾写过同样题材的悲剧。伏尔泰在改写的悲剧里，故事情节和剧中人物有了变化，他把自己的一些政治理想糅合进去，增强了时代气息。在伏尔泰的笔下，俄狄浦斯是一个勇敢高尚、富有智慧、敢于向命运抗争的英雄。他竭力要摆脱神灵预言的厄运，但最终仍然摆脱不了神的捉弄，阴差阳错地犯了可恶的“杀父娶母”之罪。伏尔泰也对神灵恶意愚弄人类提出了抗议，他借剧中主人公之口喊道：“残酷的神啊，我的罪孽完全是你们造成的！而你们却要根据这些罪孽把我处死！”伏尔泰力图告诉人们的是，剧中的罪恶不是主人公自己的罪恶，而是神的罪恶。人们看了这个悲剧之后仍然热爱俄狄浦斯，而万分痛恨那个至高无上的神。伏尔泰由敬神而否定有人格的神，把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神和欺人的宗教，他的开明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了。

《俄狄浦斯》公演后，人们知道作者是赫赫有名的“反政府诗人”，并且刚从巴士底狱释放，因而都想看看这个悲剧有何惊人之笔。出乎伏尔泰意料的是，演出大获成功，一时间连续上演了45场，场场爆满，观众达2.7万人之多。他的父亲也悄悄来到剧院，藏在人群中。看完演出后，老阿鲁埃悲喜交集，老泪纵横，不住地赞叹自己小儿子杰出的艺术才华。从此，伏尔泰声名鹊起，被人们誉为“法国最优秀的诗人、作家”。

与此同时，伏尔泰将他在1721年10月完成的长诗《亨利亚特》在里昂秘密刊印后又偷偷运至巴黎，很快便在大街小巷流传。

《亨利亚特》是以16世纪法国的宗教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史诗。原名《神圣同盟》，后来定名为《亨利亚特》。它叙述的是亨利四世通过战争成为国王以及颁布特赦令，提倡宗教自由，最终却被宗教狂热者所杀的故事。

也许这部史诗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由于这部长诗气势恢宏，题材独特，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伏尔泰从此受到上层社会的推崇，巴黎的贵族命妇、文人学者竞相拜访他，千方百计地讨好他。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也企图拉拢他为自己效力，于是用巨额的奖金、津贴和权位来引诱他，但均被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伏尔泰已深深体会到宫廷的恩宠和权贵们的青睐是靠不住的，他强烈地希望自己能独立生活，而不是依赖他人。

伏尔泰希望以这首长诗来填补法国民族史诗的空白，宣扬他启蒙思想的理性原则，颂扬亨利四世为清除宗教争执的献身精神。在经过了巴士底狱的磨难及《俄狄浦斯》的写作积累后，伏尔泰已不再是一个鲁莽的年轻人。他的血液里开始流淌着“理性”的因子，开始用理性的思想联系法国的实际政治状况，批判宗教神学思想。同时，他的文笔开始体现出优雅明洁、准确达意和舒卷自如的高贵气质。这些特质都在《亨利亚特》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显示了伏尔泰启蒙的理想萌芽。例如，诗中的一段对天空的哲理性描绘这样写道：“在纯净的永恒之火的光焰中，上帝早将稳固的宝座放置停当，他足下是天空，千万颗星体在跃动，那井然有序的轨迹昭示着主的行踪，力量、智慧和爱情：时有分合，构成了他的精英。他的圣徒，享受着永恒的恬静。在不尽的欢乐中沉湎并且酩酊，他们沐浴圣恩，折服于其英名，争相欢呼他那无上的尊荣。在他座前便是这些天上热情的神灵，他托付于他们的乃是寰宇的命运。他一声号令，他们便将大地容貌更新。对当代的强者，他们不惜灭绝其种姓；凡人皆受过失的摆布，俯首而且听命，对万古长存的灼见，却怪它即之已冥。”伏尔泰力图在文笔优美的诗句中融入对腐败政治弊端的抨击。

三、英国去来

1726年5月，伏尔泰沿着泰晤士河进入英国首都伦敦。他像一只被释放出来的笼中鸟一样，尽情呼吸着这个陌生的国度带给他的新鲜空气。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166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于1688年正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所以，当时的英国是欧洲大陆上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和开放思想的国度。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为欧洲成千上万的先进人士所景仰。从路易十四去世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两代人期间，法国各界杰出的人士差不多都拜访过这个美丽的岛国。英国首都伦敦是欧洲最具有国际特色的城市，伏尔泰就居住在离伦敦市中心大约五英里的一位英国商人埃弗拉德·福克纳的乡村别墅里。福克纳真诚、热情而慷慨地招待了伏尔泰。对于这位异国朋友的无私帮助，伏尔泰一直心存感激。1733年，他曾将自己写成的悲剧《查伊尔》题赠给福克纳：“亲爱的朋友，你是英国人，我是法国人，但爱好艺术的人都是同胞……所以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或知己的友人一样……”

由于有在法国相识的另一位英国朋友博林布罗克勋爵的帮助，伏尔泰到伦敦后广泛接触了英国文学界的著名人士。他会见了杰出哲学家洛克，诗人蒲伯、汤姆森、杨格，小说家斯威夫特，剧作家盖伊等人。他了解到英国文学的发展现状，惊叹于英国文学取得的巨大成就，积极向自己的同胞宣传介绍，伏尔泰因此成为第一位把莎士比亚介绍给法国人的作家。一直以来，伏尔泰都主张文学才能高于高贵的出身，杰出比姓氏更为荣耀。只有这样，才能冲破封建等级制度的桎梏，让每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舞台上施展才能。伏尔泰终于在英国看到自己的理想能实现，这让他更加赞扬这个先进的国度。

1727年3月，伏尔泰有幸参加了著名科学家牛顿的葬礼。牛顿的遗体被安葬在神圣的西敏寺内，首相和大臣们带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为他送行。艾萨克·牛顿是英国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他发明了微积分，发现了万有引力，设计并实际制造了第一架反射式望远镜等，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伏尔泰对这位科学家受到的厚遇感慨系之，他曾在后来发表的《哲学通信》中说：“牛顿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受到尊崇，死后也得到了他应有的荣誉。国家要人争相执绋的荣幸。您走进西敏寺去，人们所瞻仰赞叹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争光的最伟大人物所建立的纪念碑。您在那里看到了他们的塑像，犹如人们在雅典看到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图的塑像一样；而我深信只要一见这些光荣的纪念碑绝不止激发一个人，也绝不止造就一个伟大人物。”

伏尔泰除了亲临牛顿的葬礼外，还看到了当时最著名的女演员奥尔菲尔德小姐的葬礼。令伏尔泰惊奇的是，这位女演员得到了与牛顿一样的崇高礼遇，她也被安葬在著名的西敏寺内。他认为相比之下，法国演员的遭遇却令人寒心。

在伏尔泰的好友、英国驻法大使馆霍雷肖·沃波尔的介绍下，伏尔泰会见了英国许多政界要人和社会贤达，包括英国首相及其夫人，哲学家贝克莱主教和克拉克。伏尔泰还因为结识了自然神论思想家切斯菲尔德勋爵而又结识了卡洛琳娜王后，并把自己的长诗《亨利亚特》英文版题献给卡洛琳娜王后。王后随即派人给伏尔泰送了两枚金质奖章，作为尊敬他诗才的纪念。1727年年初，伏尔泰受到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的接见，国王赐给他2000克朗作为出版《亨利亚特》的赞助。

伏尔泰在与英国文学界、政界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广泛交往中，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终于在伦敦公开出版了《亨利亚特》的英文版。在出版之时，伏尔泰还对之前发表过的部分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进一步补充了很多篇幅，这部史诗也因此而显得更加完整、恢宏。这部在法国不得不秘密出版的作品，在英国却大受欢迎。由于《亨利亚特》的出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伏尔泰不仅赢得了上层社会的尊敬，而且得到了英国人民的普遍赞扬。

伏尔泰在英国居住了三年，这个国家在他心中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他敏锐、深入地了解到英国人对自己国家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一些意见。于是，从1726年开始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创作《英国通信》。这本书是1728年动笔到1730年写作完成的，并且伏尔泰回国后才最终定稿。1729年2月，伏尔泰得到法国当局的默许，回到法国。三年前，他被迫离开家乡踏上陌生的英伦土地，现在却带着那个神奇国度给予他的满腔理想返国。与伏尔泰相伴的，还有他的三部著作的手稿：《查理十二世》、《哲学通信》和悲剧《布鲁图斯》。

1733年，《英国通信》在伦敦出版。1734年，蒂埃里奥将《英国通信》从英文译成法文，在法国里昂秘密出版，并将书名改为《哲学通信》。由于伏尔泰在书中赞赏英国的信仰和政治自由，推崇英国的科学和文艺成就，批评法国政府，所以法国当局大为震怒，认为这本书鼓吹信仰自由，对于宗教和社会秩序会产生极大的危害。1734年6月10日，法国高等法院的法官执行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下令逮捕出版商，焚烧存书，通缉作者，伏尔泰被迫逃亡避难。不久该书转移到荷兰出版，此后居然连续再版10次，均很快销售一空，引起了欧洲文化界的广泛重视。

《哲学通信》以书信形式写成。全书一共由25封信组成，其中前7封信讨论英国的宗教信仰，第8、第9封信研究英国议会制度和政体结构，第10封信赞扬英国的商业成就，第11封信介绍种牛痘的好处，第12至17封信评述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第18至22封信介绍英国诗歌和小说家，第23、第24封信论述英国文人的地位，第25封信是全书的附录，逐条批驳帕斯卡《思想录》中的57条谬论。这本书是伏尔泰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标志着35岁的伏尔泰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成熟，标志着声势浩大的启蒙思想宣传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查理十二世》是伏尔泰第一部成熟的历史著作，是他在1728年花3个月时间完成的。在此之前，伏尔泰还在1727年完成了《论法兰西内战》的历史论文，这篇论文简要地叙述了法兰西内战主要时间和一些逸事。由于篇幅不长，他将其作为《亨利亚特》的附录一同出版。《查理十二世》成为伏尔泰思想的重要转折点。《查理十二世》讲述的是查理十二世从即位到波兰战争到俄罗斯兵变，以致成为土耳其人的囚徒以及最后逝世的历史事件。它按照时间顺序细致地描绘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盛极一时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一生时光。这本书因涉及路易十五的岳父——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而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出版许可。伏尔泰不得不采取出版《亨利亚特》的老办法，1731年10月在里昂秘密出版，然后偷偷运回巴黎销售。出版后，伏尔泰根据后来收集到的材料不断地修改、完善，并连续出了好几版。他也听取了不少批评意见，开始意识到历史事件中存在着“本质真实”，着眼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事实的分析。从此，伏尔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启蒙主义的精神开始在他的历史著作里体现出来。

刚回到法国的一段时间，伏尔泰利用父亲留下的遗产、政府的年金、《亨利亚特》的赞助及其出版后的酬劳，做了一些投资事业。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伏尔泰不管是玩博彩还是投机政府贸易都获得成功，个人的财富得到了空前的增长，这也使他后来能够不依赖任何人，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思想启蒙和繁忙的创作之中。1729年下半年，伏尔泰的诗作《奥尔良少女》创作完成，塑造了法兰西民族女英雄贞德的形象。他的手稿一直在人们中间争相传阅，公开出版之后畅销全国，成为伏尔泰最为流行的作品之一。

1730年，伏尔泰将在流亡英国时创作的政治题材的悲剧《布鲁图斯》搬上舞台。这部悲剧取材于古罗马时期共和派与贵族派的政治斗争，它描写的是维护共和政体、反对企图复辟专制统治的英雄人物布鲁图斯。由于伏尔泰在执导时大胆采用了英国舞台艺术的新观念，使公演获得了成功。但是这一系列的成功却没有给伏尔泰带来安稳的生活。1731年他为自己逝去的好友所写的诗作《勒库弗勒小姐之死》里愤怒地指责了法国政府。这首诗被伏尔泰的友人们在巴黎的各个沙龙传阅，使得法国当局又开始关注这位“屡教不改”的叛逆文人。1731年冬，正愁于无处安身的伏尔泰结识了泰纳·马尔代男爵夫人。男爵夫人的宅第位于巴黎相对安宁的好孩子大街，漫步庭院，可以遥望罗浮宫花园。伏尔泰觉得这里很好，就与男爵夫人商量，愿意以每年4万利弗尔的租金寄住在这里。于是从这年冬季开始，伏尔泰就“躲避”在了男爵夫人的家里。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伏尔泰开始写作他的第二部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和悲剧《恺撒之死》。此时的伏尔泰感到那些讽刺当局的小诗作是不足以沾沾自喜的，他开始明确地以启蒙为目标，用他的历史、哲学、诗歌、戏剧等多方面著作的影响力，揭露专制政府的昏庸，唤起人们的良知和觉醒。

伏尔泰常常说：“我遭受苦难，我以写诗为乐。”这就是他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他不断受到迫害，却在颠沛流离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戏剧，《查伊尔》就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剧本。在他一生中写成的十五个悲剧中，只有《查伊尔》算得上是真正的爱情悲剧。《查伊尔》是伏尔泰用二十天的时间创作出来的一部曲折离奇、矛盾冲突扣人心弦、感情真挚动人的爱情悲剧。《查伊尔》的情节与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非常相似，只是换了东方异国情调的背景，人物变成法国武士与耶路撒冷的帝王。在十字军东征时，耶路撒冷的苏丹澳洛斯曼纳与女俘查伊尔相爱。在查伊尔的心底里，澳洛斯曼纳不只是主人，更是一位勇敢、豪爽的英雄……

1732年8月，《查伊尔》正式公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次演出结束的晚上，当伏尔泰出现在包厢里的时候，热情的观众向他热烈欢呼，掌声雷动。就连一向批评伏尔泰甚至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查伊尔》的巨大艺术魅力。伏尔泰也一直偏爱这个给他带来荣誉的戏剧，他高兴时还亲自扮演其中的角色吕西央或澳洛斯曼纳。

伏尔泰同一时期的另一著作《趣味的圣堂》是一部讽刺作品。其中有诗，也有散文，激烈地批判了整个文学评论界。这部作品一问世，立即遭到集体的围攻，即使伏尔泰最好的朋友也对他不能理解。伏尔泰对此感到失望。

1733年1月，马尔代男爵夫人病逝。这样，伏尔泰再也不能住在这所漂亮的房子里了，他的生活又面临着新的动荡与漂泊。5月，伏尔泰买下了巴黎圣热尔韦教堂对面的一所小房子居住。由于他的作品蜚声文坛，得到上流社会的赞赏，也成了夫人、小姐们崇拜的偶像，有的甚至还争做他的情妇，其中就有一位夏特莱侯爵夫人。

夏特莱夫人是前宫廷礼宾官雷德伊·普勒伊利男爵的女儿，出嫁前名叫爱米莉，嫁给一位军官夏特莱侯爵后生有一儿一女。她认识伏尔泰时已27岁。爱米莉是当时法国有名气的才女，喜爱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学，懂英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翻译过诗歌，撰写过关于莱布尼茨哲学和牛顿微积分的论文。她智慧超群，风流自赏。她结婚前曾在父亲那里见过伏尔泰，与伏尔泰有过书信往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伏尔泰声誉的提高，她越来越崇拜伏尔泰的学识和人品。与夏特莱侯爵结婚多年后，她仍对伏尔泰崇拜不已。于是她央求女友圣皮埃尔公爵夫人一定要带她去见一见这位大名人。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是如此愉快。他们一起谈诗歌，谈戏剧，谈历史，谈牛顿，谈洛克……爱米莉对伏尔泰渊博的学识、机智的谈吐和风流儒雅的举止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发现自己完全被他征服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伏尔泰的崇拜也变成了执着、浓厚的爱情。而伏尔泰也觉察到了热情的爱米莉对自己的爱情，他也钟情于爱米莉与众不同的智慧和才华。于是，他们不仅是情人，也还保持了一种师生关系。1734年法国高等法院把《哲学通信》列为禁书，伏尔泰的住所被搜查，出版商被关进巴士底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困境，爱米莉向伏尔泰伸出了援助之手。她的丈夫夏特莱侯爵在东北部香槟省的布莱兹河谷有一处产业，那里离比利时边境很近，逃到国外十分容易。因此，爱米莉找到夏特莱，请求给予理解与支持。夏特莱豁达大度，对妻子的移情别恋毫不介意，同意把西雷庄园提供给伏尔泰和爱米莉使用。1734年5月，伏尔泰前往西雷避难。在这里伏尔泰专心致志地进行写作，爱米莉则用自己的社交活动积极为伏尔泰斡旋。通过爱米莉千方百计地努力，1735年3月，国王撤销了对伏尔泰的通缉。3月底他回到了巴黎。

与爱好自然的爱米莉朝夕相处，伏尔泰也潜移默化，逐渐对自然哲学发生了兴趣，开始与爱米莉一起研究牛顿的物理学和自然哲学。他边做试验，边着手撰写《牛顿哲学原理》。这部书是伏尔泰把牛顿思想通俗化的一种尝试，声称写该书的目的是要把牛顿原理解释得像拉封丹的寓言一样清楚明白。1738年，《牛顿哲学原理》首次在荷兰出版，伏尔泰把它献给了他心爱的爱米莉，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荣誉，因为她是受之无愧的。

1749年9月，44岁的爱米莉生育一个女孩后因产后高烧而永远离开了伏尔泰。伏尔泰说：“我失去的不是一个情人。我失去了半个自己；失去了构成我的灵魂的那个灵魂，失去了二十年的朋友。”

法国人把18世纪视为伏尔泰的世纪，在那个造就思想者的风云年代，伏尔泰的作品谈锋犀利和妙语连珠引人瞩目。直到今日，伏尔泰的文笔都是法语的象征，法国人常常形象地把法语称作“伏尔泰的语言”，如同人们把英语称作“莎士比亚的语言”，把俄语称作“普希金的语言”，把德语称作“歌德的语言”，把意大利语称作“但丁的语言”，把西班牙语称作“塞万提斯的语言”一样。伏尔泰正是把他那非凡的、智慧的和犀利的思想蕴含在他的美妙的文笔之中，向旧制度一切落后丑恶的现象投出一颗颗炸弹，为新时代的到来播下一粒粒种子。例如，哲理诗《摩登人物》、讽刺诗《有四十金币的人》、戏剧《穆罕默德》以及散文《论平等》、《论宗教》、《论宽容》、《信仰自由》等，就都是这样的代表作。

四、政治生活

1736年7月，正当伏尔泰在西雷研究牛顿哲学时，收到了一封邻国的来信。这是当时只有24岁的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的来信，这位王子后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弗里德里希在母亲的熏陶下，自幼酷爱读书交友，与许多名人学者来往密切，被称为“哲学家王子”。王子的来信中充满了对牛顿本人及其哲学思想的赞扬，并随信寄来了一本书，它是莱布尼茨哲学的继承人、法国哲学家克利斯坦·沃尔弗论文集的法文译本，他请求伏尔泰给予适当的评论。伏尔泰对突然获得邻国王子的青睐受宠若惊，他感到与这位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发展友谊，有利于自己在与法国当局打交道时抬高声望和地位。于是他立即给弗里德里希回信，对这位哲学家王子也给予了一番赞扬。伏尔泰与弗里德里希王子的友谊就在互相间的通信中展开了。这位王子毫不掩饰对伏尔泰的欣赏，一开始就提出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供职的想法。伏尔泰婉转地拒绝了王子的邀请。虽然伏尔泰把结交达官贵人和王公名媛看成一种荣耀，但他人品清高，希望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而不是屈从做王子的仆从。对于伏尔泰的拒绝，弗里德里希没有恼怒，还紧接着给伏尔泰寄来一只镶有苏格拉底胸像的手杖，意在把伏尔泰比作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启蒙了人类的哲学思维。在18世纪，人们都喜欢把启蒙思想家比作苏格拉底。

1740年5月31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逝世，王储弗里德里希继任普鲁士国王，号称弗里德里希二世。他喜形于色地向伏尔泰通报了自己登基的盛况，并要求伏尔泰把他作为一位热情的公民、一位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哲学家和真诚的朋友看待，真诚地希望伏尔泰也像他一样鄙视爵衔、门第和奢华，只作为一个人给他写信。正在西雷埋头写作的伏尔泰为有一位年轻的国王对他如此的推心置腹、视如知己感到开心，他兴奋地宣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当年夏天，伏尔泰接到了弗里德里希国王的来信，说他将到布鲁塞尔和巴黎匿名旅行，届时将拜访伏尔泰。伏尔泰激动不已，也渴望和这位交往已久却从未谋面的普鲁士国王见面。终于在9月11日，伏尔泰和弗里德里希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个叫克利夫斯的小镇上会面。伏尔泰在克利夫斯待了整整三天，在与弗里德里希国王的相处中，他们互相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两人探讨了灵魂不死、意志自由和柏拉图哲学之类的问题。在会面中，伏尔泰仍旧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寄居国王门下的想法，但他也表示乐意为这位国王效劳。因此，两人的友谊持续地保持着。

11月19日，在弗里德里希国王的一再邀请下，伏尔泰来到柏林。国王在王宫举行了盛大的晚会欢迎伏尔泰的光临，并且自豪地告诉伏尔泰，他将在柏林兴建豪华的宫殿、学术会堂和皇家歌剧院，同时谦虚地请求伏尔泰为普鲁士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出谋划策。弗里德里希重视社会文化建设、关心文化艺术发展的言谈举止，使伏尔泰不得不再一次对这位年轻的国王做出好的评价，他认为理想中的、一辈子都在寻找的开明君主就是弗里德里希。然而，正当伏尔泰还在称颂弗里德里希治国安邦的文治武功时，弗里德里希在法国的支持下，竟发动了西里西亚战争，悍然出兵夺取了奥地利重要的工业区西里西亚。伏尔泰意识到弗里德里希是一位热衷于侵略扩张的君主，于是写信给这位好战的国王，婉转地指责发动战争的国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阐述自己人道主义的理想。不过这时伏尔泰还未体验过宗教专制和盲目宗教崇拜的可怕，他认为教权主义、制度化的宗教，比军事征服危害更大。他宣称自己：“我不怕国王，我不怕教士。”因此，他仍然与弗里德里希国王保持着相互尊重和友好的关系。

1741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出兵侵占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后，为了换得合法的永久占领权，率先承认了奥地利已故国王查理六世长女玛利亚·特利萨对王位的合法继承权，而废除了与法国原来拒绝承认玛利亚·特利萨的联盟。此时，英法两国之间的争执也逐步升级，法国对此深感不安。1742年年底，法国首相弗勒里红衣主教紧急召见伏尔泰，希望他利用与普鲁士国王的友好关系，迅速前往柏林斡旋。伏尔泰对法国当局没有多少好感，但是他也为自己祖国的危机担忧。他接受了首相的派遣，充当一名民间大使匆匆前往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尽管正忙于战事，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伏尔泰。在谈诗论文中，伏尔泰也恭维弗里德里希的雄才大略，赞美他的文治武功。当国王听得心花怒放的时候，伏尔泰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指出普鲁士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形，希望他们不要与英国结盟。伏尔泰还向弗里德里希夸耀法国军队的强大和勇猛，设法使普鲁士在英法之争中保持中立。伏尔泰的游说也许不能直接影响弗里德里希的对外政策，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弗里德里希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不敢过分胆大妄为。1743年，法国与奥地利的战局十分不利，普鲁士、英国和奥地利的玛利亚·特利萨都从战争中捞到了好处，而法国在波西米亚战争中由于指挥失误、准备不足而连遭败绩。路易十五和他的大臣都想利用伏尔泰和弗里德里希的友好关系，劝说弗里德里希恢复被他废除的普法联盟。于是，国王指示伏尔泰再次前往柏林，并且要当好业余侦探。1743年6月，伏尔泰从巴黎动身再次到达柏林。伏尔泰的再次到来，又受到弗里德里希的崇高礼遇。他在王宫里热情接待了伏尔泰，还陪伏尔泰一起散步，参观他刚刚买来的古代雕塑。晚上又举行欢迎宴会，并把伏尔泰的下榻处安排到自己的隔壁。伏尔泰安定下来之后，便开始派人回巴黎，用密码报告他所掌握的一些重要情况，如荷兰的军费开支、弗里德里希对法国军队的看法等。他还热情地向法国政府陈述普法联盟的好处，奉劝路易十五采取友好行动改善两国关系。伏尔泰表面上尽量装出是在为弗里德里希努力工作，而不是执行法国政府的秘密使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位反应机敏的年轻国王，一眼就看出了伏尔泰此行的真正目的，因此，他与伏尔泰不谈政治、军事和外交上涉及实质性的问题，故意把话题绕开。他唯恐伏尔泰达到此行目的，赢得法国宫廷的宠爱，使他想把伏尔泰据为己有的希望落空。为了使伏尔泰进一步与法国宫廷结怨，以致走投无路，最终只能投靠到自己的门下，弗里德里希听从谋臣的计策，伪造了一封伏尔泰的信件交给法国大臣布瓦埃。在这封信中，伏尔泰对路易十五和他的大臣们不屑一顾，公然攻击法国宫廷。后来，伏尔泰察觉到了弗里德里希的卑劣行径，他怒不可遏，气愤地说：“我宁愿在瑞士的一个小村庄生活，也绝不在用如此卑鄙手段诱捕我的那个人的宫廷中生活。”伏尔泰决定立刻离开普鲁士回法国，但他又担心弗里德里希不让他走，便立即给法国首相写信，首相迅速回信，表示伏尔泰在凡尔赛宫已再次受到尊重，请他马上回国。伏尔泰收到信后，如获至宝，立刻出示给弗里德里希，准备告辞。弗里德里希还想挽留他，并答应给他一幢带有豪华装饰和家具的房子，伏尔泰没有接受。1743年10月19日，他离开柏林。弗里德里希仍没有对重新结盟之事表态，而仅仅让伏尔泰带给路易十五一篇颂词。

1743年11月，伏尔泰接受了英国的友好邀请，当选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然而，对于伏尔泰来说，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荣誉是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最高学术机构，它由起源于17世纪、18世纪的几所皇家学院组成。最早成立的是法兰西语言学院，成立于1636年12月，主要任务是整理辞典资料，研究语法，推进法语的规范化。院士多为文学家，但也有一些著名的文豪如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被拒之门外。法兰西学院后来还先后建立了金石和文学院、科学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院、艺术学院。法兰西学院是法国独具一格的机构，是法国唯一具有人类精神和创造力拧成一股绳的学院。在这座学院里，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雕塑家、画家、音乐家能够互称同僚。所以法兰西院士名额是珍贵而固定的，只有名额空缺时才重新增补，新院士必须得到国王的认可。因此，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是一种很高的荣誉。1736年，法兰西学院出现两个空缺，伏尔泰当即提出申请，但由于宫廷的反对，他连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得到。一次，又一次，由于教会和一些大臣的反对，伏尔泰还是落选了。从1744年开始，伏尔泰主动为法国宫廷效劳，给国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为王室创作的戏剧《丰特诺瓦》和《诺瓦尔公主》，又使国王路易十五非常满意。因此，路易十五明确表示支持伏尔泰当选。1746年4月，法兰西学院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29位院士一致同意接纳伏尔泰。他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最高荣誉。他认为自己当之无愧，但是他也对自己当选的过程和背景感到气愤，他认为自己有价值的作品无人问津，而为拍马屁写的拙劣之作却博得王室青睐，为什么凭真才实学进不了国家的最高学术殿堂，而非得通过宫廷朋友的处处疏通，甚至使用不光彩的手腕才能当选。伏尔泰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社会地位带来的矛盾，他渴望尊敬，却不能做一个和王室关系紧张的人。他的灵魂里憎恶封建宗教等级制度的桎梏，但为了能够做一个“自然而又温存”的哲学家自由地创作，只能戴着另外的面具生存。

曾经不断使伏尔泰难堪的法国首相弗勒里红衣主教死后，布瓦埃担任了首相，他的同学达让松侯爵担任了外务大臣，伏尔泰的处境逐渐有了好转。后来，法国政府正式赦免了伏尔泰，允许他从西雷返回巴黎居住。

伏尔泰一再取悦凡尔赛宫，终于得到了路易十五的回报。通过达让松侯爵的推荐，在路易十五的新宠篷巴杜夫人的帮助下，1745年4月1日国王签署命令，任命伏尔泰为宫廷史官，年俸2000法郎，并在凡尔赛宫分配给他一套房子。一直被法国宫廷视为难以容忍的危险人物，在受尽迫害、老之将至的时候，却突然走起红运，成了国王的近臣。

住进凡尔赛宫之后，伏尔泰一再地讨好国王、王后、大臣和国王的情妇，积极为国王效劳，赢得了国王的赏识。1746年，伏尔泰接受任命，充当国王路易十五的侍臣。这是一个十分荣耀的头衔，伏尔泰感到非常荣幸，似乎有点忘乎所以。他经常把国王侍臣的头衔洋洋洒洒地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这引起了某些贵族的嫉妒和恼怒，他们认为这位资产阶级出身的诗人，不配享受这种只有贵族才能享受的荣誉。春风得意的伏尔泰也反唇相讥，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不学无术的贵族的蔑视。

五、《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时代》是伏尔泰的史学代表作，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路易十四时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详细的图景。这部著作是伏尔泰1732年在西雷隐居时就开始酝酿创作的。一直到1751年上半年经历了20个春秋的艰苦撰写才终于完稿。这部著作完稿后首先在柏林出版，紧接着又在英格兰、荷兰和法国等地相继出版，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路易十四自号太阳王，是法国波旁王朝著名的国王，一共执政72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他发动战争，在凡尔赛宫举行豪华的夜宴，资助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来为自己增光。他将整个法国的官僚机构集中于他的周围，以此强化法王的军事、财政和机构的决策权。

在记述这位太阳王执政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伏尔泰第一次提出“历史哲学”的概念，主张用“理性”审视历史现象，判断前人的功过是非，写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伏尔泰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一幅罪恶与灾难的图景，读他之前的历史学家如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的历史，抑或其他派别的历史，像是读不折不扣的强盗的历史。为此，伏尔泰提出，把哲学用之于历史，并努力在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后面追寻人心的历史就可能找到一条出路。因此，他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写历史。在别的国家中，历史都因诸多无稽之谈而被搞得面目全非，直到最后，哲学才给人以启发。而当哲学终于来到这黑暗之中时，却发现人们的内心已因几个世纪的错误而大受蒙蔽，以至于几乎无法醒悟过来了。礼法、事实、纪念碑堆积如山，却都为了要证明谎言。伏尔泰得出结论：历史毕竟只是我们站在死者身上玩的一连串把戏而已，我们篡改过去来迎合我们对将来的愿望，只是想让人们相信任何事物都是可以用历史证明的。伏尔泰在“太阳王最后的岁月”中描述了路易十四生命最后时刻的情景：人们称赞路易十四走得很勇敢，不是说他不惧死亡，而是他在最后时刻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把5岁的路易十五抱在怀里，慈祥而悲凉地讲了一番要他的继承人贴在床头、记在心里的话：“孩子，你就要成为法兰西的国王了。你要记住，因为你的一切都是仁慈的上帝赐予的，所以你要对上帝负责，要与我们国家的邻居和睦相处。我过去太崇尚武力，太喜欢战争了，钱也挥霍得太多了，这些方面你不要学我。遇事要多征求意见，在众多的回馈里选最好的、最适合的予以照办。人民遭受的苦难太多了，要尽快想办法补偿。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完成了，上帝要我完成的事业，你要帮我完成。”可以看出，伏尔泰对于路易十四的帝王形象进行了中肯的刻画和评价。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让早已饱尝人间的辛酸悲苦、心情抑郁的伏尔泰面对着糜烂的社会，于1732年开始用他的笔来抨击社会。尤其是在他的挚爱爱米莉移情别恋和死于分娩之后，伏尔泰更是奋笔疾书，以写作《路易十四时代》一书排解抑郁、愤懑之情。

六、赞美中国文化

1756年，伏尔泰完成了他一生中另外一部历史著作《试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里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简称《风俗论》），它被称为《路易十四时代》的姊妹篇。

在《风俗论》的写作中，伏尔泰的指导思想越来越明确，他的启蒙主义历史观也正式形成。他指出：“我的主要想法是尽可能地了解各民族的风俗和研究人类的精神。我把历代国王继承的顺序视为撰写历史的指导线索而不是目的。”欧洲的历史，尤其是中世纪欧洲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宗教思想统治人们精神生活的兴衰史，是教权与王权既相互利用又彼此斗争的历史，宗教问题渗透到政治、军事、财政、贸易、哲学、文艺、科学等各个领域，又是许多历史事件的重要起因。《风俗论》以此为重点，旁及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指出了人类从愚昧进步到文明的艰辛历程，从而揭示出人类必然走向理性时代的美好前景。

过去的世界古代史主要涉及希腊、罗马和犹太，其余民族很少提及。伏尔泰扩大了欧洲人写历史时的时间和空间，摆脱了前辈狭隘的民族偏见。他在《风俗论》中不仅赞扬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哲学精神、荷兰与瑞士的艺术和公民自由权，歌颂了开明君主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和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而且还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除犹太人外的非西方民族，尤其在介绍中国时往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赞美，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宗教等各方面均优于西方国家。

伏尔泰是通过来华布道的传教士所写的书籍和信件来了解中国的，这些材料不免有失实或溢美之处，但伏尔泰以中国这一楷模来批判西方的封建制度，却是与启蒙运动的要求相一致的。

伏尔泰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做过研究，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着深挚的爱好，对中国的政治和教育思想更有较深的研究。他认真阅读过译出的儒家经典，认为儒家的学说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孔夫子只诉诸道德，而不宣扬神迹，很值得西方人借鉴。他把中国的哲学和伦理道德作为启蒙运动的有力武器。

除了在《风俗论》中宣扬中国的传统道德，伏尔泰还创作了一部别具一格的悲剧《中国孤儿》，他还给其加上了一个含意深刻的副标题——“五幕孔子伦理学”。这个剧本以我国元朝剧作家纪君祥所作的《赵氏孤儿》为蓝本。原作叙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一家，并搜捕孤儿赵武，妄图斩草除根。可是，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设计救出赵武，由程婴抚养成人，最后报仇雪冤。伏尔泰按照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原则，把该剧时间跨度由二十多年缩短为一昼夜，删除了原作中的弄权、作难、搜孤、除奸、报仇等情节，加上一些爱情穿插，改编成了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悲剧。我国元曲《赵氏孤儿》传入法国在1732年至1733年间，它是传入法国的第一个中国剧目，就18世纪的整个欧洲来说，它也是独一无二的。伏尔泰最先是从巴黎的《法兰西信使报》看到有关剧情介绍的，后来他又在法文版《中国通志》里读到《赵氏孤儿》的译文。伏尔泰当时就被这个具有浓郁中国民族风格的戏剧所吸引了，他决定将其改编成新剧目。

伏尔泰完成的《中国孤儿》，将故事背景从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后移到13世纪的宋末元初，将诸侯国家内部的文武不和改编成两大民族之间的文明与野蛮之战。

伏尔泰在这部悲剧中大力宣传了中国文化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剧中，女主角、宁死不屈的孤儿母亲伊达姆说：“文明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上，伦常的忠信上，正义上，荣誉上和守约的信义上，换一句话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国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翻，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永不会灭亡的。”在剧末，征服者成吉思汗对伊达姆说：“你把大宋的法律、风俗、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你可以把这些宝贵的教训讲给我的人民听，现在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胜仗的君主了。忠勇双全的人是值得人类尊敬的，我要以身作则，从今起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征服者融化在被征服者的文化和道德中，这正是伏尔泰所极端推崇的中国文明的伟大业绩。

1755年8月，《中国孤儿》首次公演，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此后，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在欧洲流行，很快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的重视，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

七、人性理论

在伏尔泰的著作，诸如《风俗论》、《哲学通信》、《哲学辞典》、《论宽容》中，贯穿着丰富的人性理论。

伏尔泰认为：“人是善与恶、快乐与痛苦的混合物。”人的幸福、快乐都来自物质享受。人人生来都有物质追求、情欲追求，这种自爱心、物质欲是人的本性，并且是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一切人都应当平等的。伏尔泰说：“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中国的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土耳其的帕迪夏，也不能向最下等人说：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厕所，禁止你思想。一切种类的一切动物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认为自己与他人完全平等，每个人在发挥自己的自然机能时都是平等的。

但是，由于人们的物质需要、贫富不同，一些贫困者为了生活而去服侍他人，这就产生了不平等的从属关系。人类的物质欲、自爱心才使人类生存下去。伏尔泰说：“人人都生来具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倾向，喜爱统治、财富和快乐，并且对于懒惰有很大的兴趣；因此人人都愿意得到别人的金钱、妻子或女儿，做别人的主人，随心所欲地役属别人，自己什么都不做，或者至少做一些非常对口味的事情。”伏尔泰在《甲、乙、丙对话》中认为：理性和需要就是人的自然规律，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尽管人的自然权利是平等的，可是在实际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是不可能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由人的需要造成的。因为人人都生来具有一种强烈的爱财富，爱权利，求欢乐，好逸恶劳，掠夺、剥削、奴役他人的倾向，于是彼此发生了争夺，胜利者成了主人，失败者成了奴仆，这样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因此平等既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同时也是最荒诞不经的事。”这就说明了剥削、掠夺、利己的本质和等级制度的来源。正因为这种认识，伏尔泰站在资产阶级启蒙立场上，同封建思想和宗教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揭露教会的腐败无能，痛骂教皇为“两足禽兽”。

八、最后的荣誉

1749年6月，伏尔泰在巴黎意外地收到了一位法国作家的信和礼物，这个人就是后来《百科全书》的主编、年仅35岁的德尼·狄德罗。《百科全书》图文并茂，几乎囊括了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所取得的全部科学成果，对各个领域做了一次全面总结。它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宣传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百科全书》的问世及不断编辑出版过程中，伏尔泰全力呵护，给予百般鼓励和帮助。

一天，无所事事的狄德罗带着情人巴布蒂小姐从咖啡馆走出来，正好路边有家书店的门开着，他拉着巴布蒂钻了进去，在琳琅满目的书架前，他随手取下一本书，一看是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埋头翻阅起来。他一下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边的女郎，忘记了吃饭，一口气看了两个多小时。在伏尔泰思想的启发下，狄德罗成了一名反封建、反宗教的英勇战士，他追随伏尔泰也开始了启蒙思想的宣传。不久，他完成了《哲学思想录》和《怀疑论者的漫步》两部著作。他这次送给伏尔泰的是自己的新作《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伏尔泰赞赏这位年轻人的才华和思想，在回信中称赞这本书坦率而深刻，表示同意书中的基本观点，但也提出一些质疑，还要请这位青年哲学家来看他，共进一顿“哲学的便餐”。

伏尔泰与另一位百科全书派的首脑人物达兰贝尔也联系得非常密切。

后来，因为《百科全书》第7卷中的一个条目，引起了百科全书派的内讧，甚至导致伏尔泰与另一位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卢梭产生了矛盾，直至因为二人哲学观点的分歧愈来愈严重而绝交。

1759年2月6日，法国御前咨询会和高等法院做出判决，下令烧毁伏尔泰的《咏自然法则》、爱尔维修的《论精神》等8本进步书籍，并委派神学家对已经出版的7卷《百科全书》进行重大修改。

1760年后，伏尔泰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日内瓦。他像冲锋陷阵的战士投身于火热的启蒙运动之中，用化名写作和印发了大量小册子，猛烈抨击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宗教迫害。他在这些年中写出了他一生最为激烈的论著，除《哲学辞典》和《共和思想》外，还于1768年完成了《日内瓦内战》和《甲、乙、丙对话录》，1769年完成了《巴黎高等法院史》，1770年出版了《关于百科全书问题》。这些重要论著集中阐述了伏尔泰有关自由平等的主张和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思考。他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也逐渐客观起来。这些，标志着伏尔泰的思想开始转变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1764年后，伏尔泰先后过了70、80岁的生日，他的影响愈来愈大，声望也越来越高。他不仅是法国文坛首屈一指的巨匠，在欧洲知识界也成为举足轻重的元老级人物。大家不再把他当作普通人看待，而把他视为法兰西智慧的象征。即使是一些著名宗教人士，也不会因为他不顾教会的反对上演某个戏剧而贸然向朝廷控告他；从前把他监禁起来的大臣，此刻也得考虑对他处理不慎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

1770年年初，在日内瓦驻法国外交代表雅克·内克尔的家里，17位哲学家欢聚一堂，包括达兰贝尔、爱尔维修、狄德罗、马尔蒙代夫等著名人物。在餐桌上，支持启蒙事业的内克尔夫人提议，为了向伏尔泰表示崇高的敬意，大家集资为这位老人塑像。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在场哲学家们的一致赞同。他们决定把这一工作委托给当时法国最优秀的雕塑家皮加尔。1770年4月，内克尔夫人正式向伏尔泰通报了这项荣誉。她说，这一活动得到四十多位朋友或崇拜者的捐款。卢梭听到这一建议后，也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虽然他与伏尔泰长期不和，但他仍尊敬伏尔泰的成就，他认为伏尔泰雕像“是法兰西和这个世纪的荣誉”。后来，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和丹麦国王也先后加入了捐款人的行列。伏尔泰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尤其使他感到满意的是居然还有这么多欧洲国王为他捧场。

皮加尔最终完成的雕像是一位一丝不挂、半坐着的形销骨立的老人。它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伏尔泰的相貌气质，成功地展示了一代哲人的风采。

1777年，曾经为卢梭、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人塑像的雕塑家乌东也开始为伏尔泰塑像。1778年2月，当伏尔泰回到巴黎时，他征得老人的同意，抓住时机为他翻制了面膜。

1778年5月30日，一代大师伏尔泰溘然长逝了。

1791年7月1日，伏尔泰葬入巴黎先贤祠，并补行了国葬仪式。

后来伏尔泰的心脏被人们精心地装在一只盒子里，存放到了巴黎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刻着他生前最能体现他的性格的话：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总起来看，伏尔泰是一个生存与启蒙、苦难与辉煌、有人喜欢有人愁的人。法国人民为法兰西民族拥有伏尔泰这样一颗伟大的心灵而骄傲和自豪。尽管伏尔泰预言的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二百多年，但是伏尔泰不朽的英名仍在法兰西广泛传颂。

伏尔泰作为世界文化巨人必将永远活在世界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