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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是公认的近代欧洲哲学的主要奠基者，现代经验主义之父。他强调实践出真知，观察、实验高于一切。他号召在思想和知识领域内进行彻底变革，他提出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人们。他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思想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1561年1月22日，弗朗西斯·培根出生于伦敦沿河路的约克府。约克府是培根父亲的官邸，培根童年的一部分时间就在这里度过。另外一部分是在他父亲位于赫拉福德郡的家中度过。他的父亲尼古拉·培根爵士是当时英国宫廷重臣——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尼古拉毕业于剑桥大学，后进入格雷公会学习法律，1533年成为律师。在修道院被解散时，亨利八世赏赐给他几块地产，其中包括高阑城，他后来在这里建起了一座住宅，为他的小儿子弗朗西斯·培根所继承。

尼古拉在亨利八世时就位居检察长。到了玛利女王时代，他因新教背景为亲近天主教的女王所排斥。及至伊丽莎白登基之后，尼古拉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并获授爵士。尼古拉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演说家、优秀的律师、明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热心人，在当时享有盛誉。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为他带来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第二位夫人安妮·库克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安东尼，小儿子弗朗西斯比安东尼小两岁。

安妮夫人是当时英国最有学问的女性之一，她精通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法语，据说曾协助父亲指导过国王爱德华六世，她的学问使她同样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首席宫廷女官，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女性。她是一位清教徒，她翻译的约威尔教主的《英国国教的申辩》一文，文辞流畅、优雅，在当时曾产生重大影响，曾一度被推荐为新教徒的必读书。

培根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无疑是幸运的。妈妈很疼爱生来体弱的小培根，精心地照顾他、陪伴他。在一位家庭教师的帮助下，安妮夫人监督着小培根的教育。受妈妈的影响，培根的学习内容主要以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著作为主。在文学上，这些教育为培根在日后和他的同时代人莎士比亚一起成为伊丽莎白时代英语文学的巨擘打下了基础。此外，培根还受到政治氛围的持久熏陶。他父亲的府第中经常会有同僚来访，他们一起讨论各种政治、法律、经济、外交等问题。小培根当时就站在他们身边。耳闻目睹，使培根对大人们讨论的有所领悟，并渐渐渗入心中。从培根的一生看，作为政治家，他走的是父亲走过的路；而作为作家、学者和哲学家，培根更多地受到的是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培根从小就喜欢探索各种事物，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智力。据说伊丽莎白女王喜欢称培根为她的“小掌玺大臣”。他7岁那年，父亲带着他到宫廷里，伊丽莎白女王问他：“孩子，你几岁了？”他马上回答说：“比陛下的幸福统治要年轻两岁。”这让女王非常开心。让人们惊讶的是，小小年纪的培根竟然热衷于探求声音的规律，并想去试图发现声音共鸣的原因。很多这样的事例预示了他超乎常人的智力和天才，而他的家庭氛围正是培育和发展这种天才的肥沃土壤。

1573年，年仅12岁的培根和他的哥哥安东尼一起被送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剑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在全世界一直享有盛誉。但培根进入大学后不久就对剑桥大学的教学内容感到不满，因为仅仅传授故纸堆里的知识不能满足他的探索和进步的需求。很快，他宣布了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厌恶，认为它“内容空洞，对人类没有任何实际用处”。

当时，少年培根的这一勇敢宣言可能让人吃惊，但不会引起什么人的同情。培根认为，如果有着敏锐和强有力的智慧，大量的闲暇，却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少数几本书上，那么他们的才智就会受到这些书的作者的禁锢，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正是这位古代的学者一直统治着他们的头脑。要知道，亚里士多德可是一千多年来多少学者们崇拜的偶像啊！但是培根天生就是不崇拜偶像的人！不仅大学里教授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不能使培根满意，实际上当时大学里传授的很多教条都不能束缚培根的思想。在他就读于剑桥的日子里，他对自然哲学的兴趣日益增强。在他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坚定地相信：“英格兰的大学教育极其糟糕。”也许当时知识的贫瘠使得培根下决心要将其引向对人类福祉有意义的道路，因此似乎培根应选择哲学作为他一生的主要职业。但是，培根却决定从事政治，走他父亲的道路。

1576年，年仅15岁的培根离开剑桥。尽管他在剑桥生活了三年，却没有去争取一个学位。这时，他和他的哥哥进入格雷公会学习律师。

格雷公会是英国四大律师公会之一，起源于中世纪。在英国，要想成为律师，一定要加入四个律师学院中的一个。培根和哥哥安东尼能够进入格雷公会，主要是因为父亲尼古拉曾是格雷公会的重要成员，也是英格兰的大法官。不久，培根就去了巴黎。他的父亲让他跟随阿姆亚斯·鲍莱爵士学习政治外交方面的事务，希望出任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鲍莱爵士能给培根以事业上的教导。看来父亲是完全想让儿子重复自己的道路，先进入剑桥学习古典学科，然后到格雷学院学习法律，接着去法国学习外交。

在法国期间，培根很快就展示出出众的外交才华，似乎预示着他将拥有一个成功的政治生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国期间，培根还发明了一套密码——写作系统，这一写作方式后来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在法国的经历增长了培根的见解，也使他日渐成熟起来。他跟随使团去了布卢瓦、图尔以及普瓦捷。其间培根耳闻目睹了许多重大事件，例如，奥地利大公和苏格兰玛丽女王合谋侵犯英格兰，教皇和西班牙联合支持葡萄牙进攻爱尔兰，以及法国的内战，等等。这些事件教给培根完全不同于大学和律师学院所传授的知识。正是他在法国期间自己的祖国和伊丽莎白女王所遭受的这些重大威胁，使得培根的内心发生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忠诚。他的宗教方面的信仰也慢慢地更具有政治色彩，不再只是神学上或精神上的信仰。

培根这两年多的政治学习生涯，对他的道德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父亲希望为培根提供机会以把他引入在外人看来神秘的外交和政治事务当中。但是政治和外交上充满了尔虞我诈。女王在国内撒谎，她的大臣们则在国外骗人，当然一般声称是为了国家利益。这些实际的政治和外交事务教给培根的东西，完全不同于他在书本上所学到的。培根过早涉入外交也许对他的道德品质带来负面的影响。他认识到外交是为国家服务，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却有很多手段，不管是好是坏、是否合理。

正当培根在法国旅行期间，突然收到父亲因伤寒去世的噩耗，他匆忙赶回英国。父亲的突然辞世将培根推入困境之中，因为他的父亲几乎没有给培根留下任何遗产，而是把巨额的财产都留给了他和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以及培根的同母兄弟安东尼。老培根总是乐于为其他人起草遗嘱，唯独自己的遗嘱没有准备充分。虽然他原本打算用一大笔钱来为最心爱的小儿子购置一份田产，却没有实现就突然撒手人寰。这样一来，他最喜欢的儿子，年仅18岁的培根，刚刚成年就不得不独自面对艰苦的生活现实。

本来身为掌玺大臣的公子，培根有充分的自由和机会来选择自己心仪的事业。他有很高的天赋，受到周围人的夸奖和鼓励；出身于富贵家庭，从来没有担心过生计，因此在父亲去世前，培根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从事学术和哲学以及政治之外的职业，他把这些职业视作获得荣誉、名望的途径，而不是谋生的手段。但是现在，他在格雷律师学院的微薄收入已经无法保障他的生活。于是，他写信给他的姨夫伯莱爵士求助，但这位身居高位的长辈丝毫没有帮助培根的意思，因为他只关心自己儿子的前途，反而嫉妒这位才华出众的外甥。培根似乎不知道这一点，多次写信给姨夫、姨母，希望他们凭借地位和声望为自己谋得一份差使。培根在信中显得极为谦恭，甚至有点卑下。

与此同时，培根一边四处求助，一边在格雷学院继续攻读法律。经过刻苦的努力之后，培根很快就获得了律师资格。

培根一方面感到自己“更加适合书本而不是政治”，但是学者的平淡生活却满足不了培根的要求。他最终的目的是“统治自然”，这种具有强烈控制倾向的性格来自他少年时期受到政治家们的熏陶。因此，在培根的心目中，不论是政治还是哲学，都不能与实际事务割裂。他清楚自己的能力，想使自己的力量服务于自己的祖国和人类。他想要的不仅仅是力量，而是力量带来的壮丽境界。这种渴望与生俱来，并始终驱使着培根。因此，培根既执着地追求真理，又几乎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力，这构成他一生的主要轨迹。

1586年，培根成为格雷律师学院的资深律师，有资格在威斯敏斯会议上进行申诉。但几年过后，提升的机会对他而言仍显渺茫。这时的培根已经认识到他的姨夫伯莱不可能给他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逐渐变得心灰意冷，打算放弃仕途，从事自己原本喜欢的学术研究。

就在这时，培根结识了埃塞克斯伯爵。埃塞克斯是当时政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以让人吃惊的速度获得了女王伊丽莎白的垂青。伊丽莎白终生未婚，一生有几个情人伴随左右，她需要他们来满足她情感上的需求。海军上将莱切斯特伯爵曾是女王的情夫，在一次获得战争胜利之后他将年仅19岁的埃塞克斯带入宫廷。埃塞克斯是莱切斯特的继子，他英俊、勇敢而坚毅，对朋友及追随者慷慨大方。自从他出现在宫廷之后，就深深吸引了女王的芳心。后来，在莱切斯特死后，年轻的埃塞克斯就成为女王的新宠。尽管他只有25岁，却使他在老女王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埃塞克斯不善于处理与对手们的关系，显得忌妒、多疑而偏执。财政大臣伯莱是培根的姨夫，多年来一直是伊丽莎白女王相当倚重的大臣，是宫廷中的实权派。这时，突然崛起的埃塞克斯成为他政治上的一位对手。在培根看来，姨夫保守狭隘，而埃塞克斯却是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有着大胆冒险的精神，而且很欣赏自己的才华，所以引起了他强烈的好感。

本来有了埃塞克斯的帮助，培根的仕途会有所转机。不料有一件事却再次为培根的政治生涯蒙上阴影。

那是1593年2月国会召开会议，目的是筹措一笔资金用于对抗西班牙对苏格兰的阴谋。下院的代表已经认可了这一需要，并投票提议划拨两份补贴，而不是通常的一份。但是财政大臣伯莱却认为这还不够，他不仅要三份，而且还宣布补贴的数额要由上院来决定。伯莱的这一要求直接挑战了属于下院掌管的职权，无疑会破坏上院、下院各司其职的秩序，并进一步影响王室和会议之间的权力分配，最终会对国家的管理与统治带来不利影响。而这是培根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培根对姨夫伯莱的这一要求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后来政府不再坚持召开上院会议进行讨论，但仍然要求在四年内支付三份的补贴，而不是原来决定的六年。培根再次提出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是：这些补贴主要来自课税，如果缩短支付的期限，那就意味着在更短的时间里征收同样数额的税金，这无疑会加大国家和纳税人的负担。特别是这样做还会开创一个危险的范例，除非把它明确作为一个特例来安排。然而下院对这样一个结果早已感到满足，只有培根一人仍然固守反对意见。

培根在议会上慷慨陈词，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演说家的卓越禀赋，可是对于伯莱以及伯莱背后的伊丽莎白女王来说，他却显得那样令人厌恶。如果女王受到的反对来自某位重臣，她也许不得不忍受下来，但如果来自一个像培根这样想在政府中谋求职务的、没有什么资历的年轻人，那就要予以严惩了。于是，伊丽莎白女王下令禁止培根出现在自己在场的场合。正在这时，一个重要的职位出现了空缺，而这个职位很容易升迁至检察长的位置。埃塞克斯为培根在女王面前多次求情，使得女王很不耐烦。这时培根写了封信给姨夫伯莱，尽管没有道歉的意思，却也为他的行为对女王造成的影响表达了遗憾，表示将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如果以后不能给王室的政策予以毫无保留的支持，他顶多弃权，绝不再发表让人不快的评论。

培根的这些努力逐渐产生了效果，女王慢慢改变了对培根的厌恶态度，不过培根仍未获得检察长的位置，他的竞争对手考克律师如愿以偿了，而培根只好另谋出路。这时，副检察长出现了空缺。培根再一次提出申请，但一年多的等待之后，这一职位再次旁落。

随着这些希望的一再落空，培根开始显得捉襟见肘，度日维艰。他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因为他的收入完全不能保证他现有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培根自己的奢侈铺张所致。哥哥安东尼变卖了一处地产来帮助他，但是同样花钱大手大脚的安东尼自己的经济状况也相当糟糕。这时，埃塞克斯雪中送炭，慷慨地赠予培根一份价值1800英镑的地产，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培根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接受了这份厚礼，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信中把自己称为埃塞克斯的“封臣”，表示效忠。

1596年，培根发表了《论说文集》。这部影响广泛的著作很快树立了培根在文学上的声誉，被翻译成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第一版《论说文集》只包括了十篇随笔，并于第二年重印。这部作品向世人宣布，尽管培根在官场上的追逐尚未获得成功，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足以证明他的才华。

随着培根与埃塞克斯越来越紧密地绑在一起，他越来越怀疑自己是否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恩主。虽然埃塞克斯帮助过培根，但埃塞克斯作为政治家，显得过于刚愎自用，以其性格和能力，似乎不是一个能够长久指望的人。

失望归失望，这时的培根还得依靠埃塞克斯。接下来培根在与考克的争夺中再次失败。

由于培根不满足于仅仅当一名律师，所以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不很投入。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他没有足够的收入。尽管他在文学上已经获得一定的声名，但他的财富并没有随之一起增长，他的律师职业几乎没有赚到钱。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培根竟然指望婚姻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他的目标是追求已故克里斯托弗·哈顿爵士的遗孀。她年轻漂亮，且继承了丰富的遗产，这份遗产对这时的培根太重要了。于是，培根写信给埃塞克斯，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考克再次成为培根的竞争对手。考克鳏居多年，且有六个儿子，与年轻的培根比起来，并无什么优势。但是，考克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手段，最终还是赢得了哈顿夫人及其财产，尽管这段婚姻后来并不幸福。

培根并没有彻底放弃他的官场奋斗计划，总是梦想着在宫廷里谋得一官半职。而年轻的埃塞克斯依然是他的希望所在，所以他总为埃塞克斯出谋划策。

埃塞克斯在1596年成功地夺取西班牙的加的斯，但凯旋后，欢迎他的不是鲜花和荣耀，而是指责他的流言蜚语，他的成功和声望使他人妒忌而愤恨。而且更可怕的是，女王可能会因为他在军队和人民中持续增长的权势和声望而不再相信他。

于是，培根写了一封长信给埃塞克斯，告诉埃塞克斯采取什么办法使女王消除对他的怀疑，提出了重获女王喜爱的策略。

培根让埃塞克斯注意自己的行为和个性中危险的方面，但是并没有真正适合埃塞克斯的策略。无论是埃塞克斯的缺点还是长处，都不适合宫廷里的钩心斗角。他之所以能获得伊丽莎白女王的欢心是他大胆、独立的品质。他与伊丽莎白的特殊关系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因为嫉妒霍华德勋爵和瑞雷爵士使他和女王产生了新的摩擦，而女王也一次次使他伤心失望。这使得埃塞克斯在1597年对西班牙的远征中无心恋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这，更加速了他在女王面前的失宠。埃塞克斯回国之后情绪低落，对自己的处境大为不满。实际上，这是最不明智的表现，已经落入对手们的圈套之中。

不久，年轻的埃塞克斯伯爵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培根私下活动，并竭尽所能地为之出谋划策。但这时的埃塞克斯已经完全慌乱。有人给这位年轻的伯爵出主意，说他如果想和伊丽莎白女王重修旧好，不如通过暴力来迫使她就范。于是，六神无主的埃塞克斯采取了他一生中最荒谬也是最危险的措施。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伯爵带领着他的支持者，有二三百人，鼓噪而出，向王宫进发。他和支持者的想法是造成声势，以获得那些同情他的大众的支持。他们挥舞着刀剑，叫嚷着埃塞克斯伯爵的性命危在旦夕，呼吁大家来保护他。这时的伦敦一片祥和宁静，除了他们这一伙人大吵大闹以外，其他人对他们的举动感到相当惊讶和奇怪，更不要说加入他们了。女王的卫队很快就与他们相遇，迫使他们原路退回，然后包围了埃塞克斯伯爵的公馆，在周围摆放了几门加农炮，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掌玺大臣和其他三名上院议员负责调查这起事件。当晚，这些叛乱者就被囚禁到伦敦塔之中。其中有一位南安普顿伯爵，他就是莎士比亚的赞助者。

从埃塞克斯失宠到这一武装事件期间，培根一直保持着对埃塞克斯友好的关系。但是，培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因为埃塞克斯的愚蠢行为而归于无效，这彻底改变了培根的态度，因为叛乱的埃塞克斯已经成为国家的罪人。

在很多案件的审理中，培根都能保持冷静的理性态度。在政治上，他热情地信奉秩序，因为法律和制度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赖以生存维系的必要条件。他的这一热情来自他从儿时以来受到的政治家们的影响，也指导着他自己不断地追求能为这一秩序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为了捍卫这种秩序，他当年曾不惜反抗女王的意愿来维护下院的权力。在培根看来，君主代表了政府的基本原则，任何私人的不满和失望都不能动摇对君主的忠诚。他的忠诚不是针对女王个人，而是针对她的地位。埃塞克斯犯下了培根所能想象的最严重的罪行，对于这样的罪行，一定要无条件地加以判处。

培根被任命为检察长考克的助理，协助审判埃塞克斯。在法庭上，培根的每次发言都十分致命。这让人们感到惊讶不解！埃塞克斯是培根的朋友，而培根却似乎忘记了他曾得到过的帮助，眼中充满的是凌厉的死亡之光。他本来可以利用他卓越的口才来为自己的朋友辩护，使朋友免于被处死的命运。他完全可以做到减轻朋友将要受到的惩罚，同时不辜负自己承担的对国家或对女王的职责。但培根没有这样做，他的发言犹如利剑，招招刺向埃塞克斯最要害的地方。至于他这样做的原因，说什么的都有，但只能是猜测罢了。

最终，培根在这次审判中使得久负盛名的法学家考克黯然失色。1601年，埃塞克斯被处死。从叛乱者的罚金和没收的财产中，培根获得了1200英镑，他把这笔钱支付给了一个债主。

后来，当伊丽莎白死后，培根发表了一篇“申辩”，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解释和辩护，但仍然从中看不到培根有悔恨或道歉的意思。

1601年对培根来说是不幸的一年。对埃塞克斯的审判使得他名誉扫地，为人所不齿。不久他哥哥安东尼的去世再次让他陷入痛苦的境地。尽管安东尼把自己的遗产都留给了弟弟，但培根需要支付医药费和殡仪费，还要满足债主们的要求，之后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培根并没有从哥哥那里继承到多少遗产。

这时，培根开始展示在政治上的智慧和远见。在国会中，培根提出议案，建议修改计量体系。他要求撤销多余的法律，区分专卖和专利制度，在爱尔兰实行彻底的宗教宽容政策，并提出了修改商人之间相互担保的方法。这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受到埃塞克斯事件的强烈刺激，变得更加多疑和猜忌，连自己的情人都要背叛她，使她几乎不再相信任何人了。她拒绝医生的帮助，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感到的只是深深的悲愁。在1603年3月24日，这位70岁的女王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她孤苦伶仃，没有亲人的陪伴，而她的那些宠臣在她死之前早已经开始向下一任的君主献媚了。

伊丽莎白死后，詹姆斯一世继位，英国进入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培根这年已经42岁了。他站在伊丽莎白女王的遗体旁边，望着这个死去的女人，心中思绪万千。

算起来，从他的父亲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为了得到这个女人的欢颜和欣赏，不知付出了多少无用的努力和辛苦，而从她那里获得的回报却少之又少。不过，这么多年的等待也给培根带来一点收获，那就是他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并变得老练。但是，已经42岁的他仍然地位卑微，甚至还没有在政府中谋得任何正式的官职，这使培根从内心里感到羞耻。失望逐渐腐蚀着培根的正直，一次次的失败耗尽了他的耐心。

多疑的伊丽莎白在位时严禁臣下提及或讨论她的继承人问题。直到临死时，她才点头答应苏格兰国王詹姆斯继承她的王位。她哪里知道，那些阿谀奉承她的宠臣，早就暗地里与詹姆斯秘密往来。培根的哥哥安东尼作为业余外交官，早就与詹姆斯身边的人打过交道。培根也想利用他哥哥此前建立的联系，托人向詹姆斯求情，希望获得一官半职，但一无所获。

在詹姆斯一世加冕之前，他曾发出指令，要那些女王时代的大臣各安其职，直到他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为止。按照这样的命令，培根就失去了一切机会，因为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正式的任命。然而培根仍不死心，他四处求助，但到处碰壁，就连他的表兄罗伯特·塞西尔，如今已经是伯莱的继任者，也不愿意提拔培根。

尽管培根在仕途上屡战屡败，他却从来没有丧失帮助人类拓宽知识领域、征服自然的信心。培根原来没有足够时间从事的哲学工作，成为他这时的主要寄托。在这个时期，他陆续写下了《关于自然的解释》，而且很可能从此时开始写作他的重头著作《学术的进展》。

培根终于等来了机会。1604年，詹姆斯召开国会，讨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一、宗教争端以及法律修改等问题。詹姆斯一世是亨利七世的曾外孙，是苏格兰玛丽女王与达恩利勋爵的儿子。他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却以学者自居。他在做苏格兰王时就写文鼓吹专制主义思想，认为法律应该服从国王。他在到达英国后召开的第一次议会上就宣称：“君主是上帝的化身”，“议论上帝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就是亵渎神明，议论君主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就是大逆不道”。据说他对英国竟然有议会这样的东西存在大为不解，说：“我对我的祖先准许建立这样的机构感到惊讶。”他在国会的讲话中要求国会最大限度地考虑他的意志。在这个问题上，培根一方面极力投詹姆斯所好，力主苏格兰和英格兰统一的好处，同时也尽可能考虑下院的要求。最后的结果是培根在国王和议会中都获得很高的声誉。他得到了国王的肯定，成为国王的正式顾问，并得到了数额为60英镑的年薪。这是领到的正式薪水。从此以后，他在国家政治事务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1606年，已经45岁的培根终于与艾莉斯·巴恩汉姆结婚。婚礼相当豪华，培根和新娘子穿金戴银，几乎花尽了她的陪嫁。为了满足妻子及其朋友的要求以及他自己的野心，培根比以往更需要升职。这时副检察长一职出现了空缺，培根写信给詹姆斯，诉说他的忠诚和顺服。最终，在一年多的等待之后，培根得到了任命。这个职位可以为培根带来每年1000英镑的收入。次年，星法院的书记一职也终于兑现，这个职位是19年前姨夫伯莱伯爵允诺给他的。星法院的职位每年可以为培根多带来1600英镑的收入。这样，培根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4975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足以满足一般上层家庭富足生活的开销。但对培根来说，更多的收入意味着借更多的钱来满足他更多、更奢侈的生活需求，也意味着背负更多的债务。

副检察长的工作对于精通法律的培根来说不算太难。在勤勉地处理诉讼之余，培根还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的改革建议，如他尖锐地抨击并主张从法律上制裁决斗这类的恶俗。

在紧张的法律和行政事务之余，培根始终没有松懈在知识革新方面的重要工作。一部分睡眠时间，国会的休息期间，大多数假期时间，他都献给了哲学工作。1605年，培根发表了《学说的进展》。他将此书献给詹姆斯一世，尽管这位国王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和欣赏这部著作的意义，但在书的献词中，培根却使用了极为华丽的辞藻来奉承以学者自居的詹姆斯一世。他希望詹姆斯一世像柏拉图的哲学王一样能大力支持和赞助学术的研究，实现他知识革新的梦想。然而培根失望了。这位国王不仅不理解培根在知识上的伟大抱负，甚至也不欣赏培根在政治上的才华。培根只好在哲学和文学上实现自己。

1607年，他完成了《几种想法和几条结论》。1608年，他又写出了《各家哲学的批判》。1609年，出版了《论古人的智慧》。1612年，《论说文集》出版了第二版，文章由最初的10篇增加为38篇。

1609年召集的国会再次把培根卷入政治斗争的中心。直到1611年国会解散后为止，国王和会议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对于培根来说，是效忠国王还是真正地为国家服务，这二者之间越来越难协调。他倒向了国王，以谋求更高的职位。1612年，检察长塞利斯博雷爵士去世，这对培根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机会。培根马上写信给詹姆斯，表达了他热切地想为国王效力的决心，强调他具有调停王室和下院关系的特殊才能。詹姆斯接受了培根的自荐，于1613年任命培根为检察长，已经52岁的培根终于如愿以偿。

正在这时，詹姆斯国王的宫廷里，突然崛起了一位新宠。乔治·维力尔斯原本是詹姆斯的侍者，入宫不久就获得了国王的宠爱，其地位也迅速蹿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年仅23岁的侍从因为他的美貌和风度引起了国王的迷恋，被封为爵士。随后又不断升迁，直至被封为白金汉公爵，成为詹姆斯宫廷中最有权势的宠臣。

培根不失时机地向这位宠臣示好，就像当年对待埃塞克斯一样，他以长者和资深政客的身份不时向这位新贵提出建议，为他出谋划策。而初涉政坛的维力尔斯也心存感激地向这位老谋深算的前辈虚心请教。

培根对国王的效忠和对宠臣的讨好很快就得到了回报。1616年，培根成为枢密院顾问。培根时来运转，眼看着自己的宿敌，曾在自己面前趾高气扬、并羞辱自己的考克被撤职。1617年，在维力尔斯的帮助下，培根被提升为掌玺大臣。这样，培根终于获得了他父亲曾拥有过的府邸——约克府，这是他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地方，他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如今，在父亲去世近四十年后，他再次成为这里的主人。

培根对维力尔斯感激不尽，从而在维力尔斯面前彻底丧失了人格上的独立和尊严。从此之后，培根对维力尔斯的任何肮脏的要求都予以满足。以自己的尊严、良知为代价，培根对维力尔斯的绝对服从获得回报：他被正式任命为大法官。这是当时政府中最高的官职。

在英国历史上，大法官一职曾长期为牧师占据，自亨利八世以后，由于牧师们已经没有能力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法律问题，所以大法官的职位一般都由律师担任。大法官不但是国家的首席法官，而且是上院的主席，因此在整个国家事务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被称为“英国法律的良知”。1618年，培根被封为维鲁兰男爵。1620年，又获封圣阿尔班斯子爵。

1620年对于培根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他的地位和声望达到了顶峰。他已经成为政府中最高级的官员，他的演说和著作受到热烈欢迎，他的文学声誉也远播海外。对于培根来说，他所有的雄心壮志似乎已经实现。这一年，培根发表了《新工具》，人类推进知识、征服自然的“新工具”，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英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这部巨著是他多年艰苦探索的结晶，人们感到惊异、叹服的是，这位终日忙碌于法律、议会等诸多事务的人，主要精力用来逢迎愚蠢的国王和腐败的恩主的人，竟然能完成如此鸿篇巨制。培根本人把《新工具》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他以无比的耐心和毅力来准备这部著作，据说先后修改了十二稿。这部著作一出版，在英国马上获得学者们的一致盛誉，而在国外的影响甚至还要远远超过他的祖国。有趣的是，培根把这部著作再次献给詹姆斯，尽管国王完全不配这一伟大的荣誉，但这个自封为学者的国王倒也颇为得体地回信表示了感谢。此外，考克也收到了老对头培根的赠书，据说培根在书中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它不值得在学校传阅，只适合那些愚昧的人。”

在这一年，培根还在约克城庆祝了自己的60岁生日。地位、权力、鲜花、美酒陪伴着他，朋友、门徒、诗人和献媚者围绕着他，他尽情享受着荣耀与幸福。培根多年的追随者和秘书本·琼森为培根的生日献了一首诗，其中写道：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物极必反似乎是一种规律。

培根在辉煌的日子里没有看到，他的上空正在凝集乌云，即将形成向他突然袭来的灾难。

这场灾难由两个方面的矛盾酝酿而成：政治方面，国王和议会之间的矛盾；个人方面，培根和对手之间的矛盾。一直想推行专制统治的詹姆斯和国会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他召集的第一次议会就因为议员们强烈要求取消王室征税权而使他感到愤恨。1614年，他再次召集议会，而议员们重提废除国王未经议会批准的征税权，最后以他强行解散议会而告终。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詹姆斯相信君权神授，他认为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随心所欲的统治，不应当受到法律和议会的制约。而议会却日益坚持自己的立法权，拒不承认王室具有任何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在伊丽莎白时期，由于外患的存在，这一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被掩盖了，加上伊丽莎白女王的个人魅力和敏锐的政治智慧，使得她批准的事情一般能够得到议会的认可和支持。如今，外患的威胁已经消失，詹姆斯本人又不得人心，特别是严重缺乏基本的政治智慧。他常常因为自己的吹嘘和傲慢遭到反对。每当这时，培根就会竭尽全力调和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如果国王的意愿和议会的要求无法调和，那么培根就会与国王站在一起。由于培根无条件地效忠于国王和白金汉公爵等贵族，使得他实际上已经站在了议会的对立面。

1621年1月，詹姆斯为了参加三十年战争迫切需要款项，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而议员们对国王出卖专卖权提出强烈不满，并法办了一些让人特别痛恨的专卖商。议员们的矛头进一步指向那些签发专卖特许证的国王大臣，其中就包括大法官培根。实际上，维力尔斯是罪魁祸首，但他为了逃避罪责，这时公开表示支持议会所提出的要求。这样，培根成了最显眼的目标。而培根的私敌绝不会放弃这次大好机会。一个是考克，他是培根的老对手，因为后来与培根的较量失败而怀恨在心，在他用女儿换取了维力尔斯的恩惠之后，如今已经成为下院的领袖。另一个是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一名商人，曾因为培根对他的蔑视而成为培根的敌人，他在议会中也颇有影响。上院中也有培根的敌人，那就是南安普顿，他是埃塞克斯的好友，并因埃塞克斯叛乱一案被捕入狱，显然他对审理此案的培根有刻骨的仇恨。最终詹姆斯听从了维力尔斯的计谋，否认了自己负有任何责任。而议员们则将矛头转向了大法官培根。

所谓专卖权，就是由国王授给个人或公司对某种商品的专卖之权。国王授予的专卖权体现的是专制统治下的部分贵族利益，具有垄断性质。因此与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自由市场相矛盾，完全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议员们都知道，专卖权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也遭到了严重的滥用。在伊丽莎白时代，就有议员们提出取消专卖权，培根却站出来为伊丽莎白的这一特权辩护。到了詹姆斯一世，培根继续坚持这一立场，成为王室这一特权的始终如一的重要支持者。他做了大法官之后就签发过专卖特许证。因此，下院对培根非常怨恨。

培根最初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法律诉讼。但是议会成立了专门机构来调查法庭滥用职权的问题。他们就培根作为法官而提出指控。3月14日，有个叫奥博雷的人控告培根曾收受过他100英镑的贿赂，还有一个叫艾格顿的人说他曾送给培根400英镑和一些值钱的东西。

在奥博雷之后，陆续有其他人提出相似的指控，于是下院请求上院进行同样的调查。当时下院无权审查国王的高级官员，而上院则有这样的权力。重病的培根请求推迟回答那些指控他的人，但上院没有答应培根的请求。3月25日，培根写信给维力尔斯，随信附上给国王的信。培根希望国王能宽恕他的错误。国王本可以宽恕他，但国王已经看出议员们坚决不原谅收受贿赂的这位腐败大法官，于是詹姆斯不得不授意上院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审查此案。培根被迫交出了国玺。

培根引退到高阑城的家中，他生活依旧，表面上保持着自信，但正受着疾病和焦虑的煎熬。在4月10日，培根起草了一份遗嘱。他写道：“我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我的身体可以草草埋葬。我的声名留给下一代和其他国家。”他在这时写的一段祷文，更像一篇申辩词。他谈到了自己的弱点，也自信地指出了自己的长处，并承认了对手的胜利。他说：“现在，想到自己的地位和荣誉，我的手异常沉重。除了我数不清的罪过，我要承认，我辜负了上帝赋予我的天才和恩泽，我既没有把它藏着不用，也没有把它用于能够产生最大利益的地方，而是把它用到了我最不适合的事务；我真的认为，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我的灵魂自始至终是一名陌生者。”

在调查委员会详细陈述对他的指控之前，培根考虑为自己的辩护。他不否认他接受过贿赂，但是他否认了他曾因贿赂而违背了法律的公正，因为在三起诉讼中，培根的判决事实并不利于那些贿赂他的人。

经过调查，最终于4月17日，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扩充的清单，上面列举了对培根提出的28项指控。国王已经不想再干预，也许是不能干预，而维力尔斯早已抛弃了培根，培根如今已经孤立无援。当培根了解到指控的详细内容后，他放弃了辩护。他不想受到审判，希望以认错悔过来代替。他写了悔过书给上院，声称他承认所有对他的指控，希望免除法庭当众审判的难堪。在悔过书中，培根写道：“现在我只有毫无掩饰地承认，我在了解了对我的控诉的详情以后，足以激发我的良知，唤醒我的记忆，我发现有足够的材料使我放弃辩护，并请求各位上院议员对我定罪并加以申斥。”同时，他还提醒他的同事们，“各位也不会忘记，不仅有个人的罪恶，也还有时代的错误。”但是他的对手不肯放过他。考克在下院继续煽风点火；而上院则不愿看到自己的一位重要成员以过于耻辱的方式垮台，因此有些动摇，但是南安普顿等人又起来强烈反对接受培根的悔过书。于是培根的请求被拒绝，他被迫回答针对他的每一项指控。

5月3日，培根被正式判决。判决词如下：1.英格兰大法官、圣阿尔班斯子爵大人，须承担罚款和赎金四万英镑；2.他应该监禁于伦敦塔，时间随国王意愿而定；3.他将永远不能为政府或联邦雇用，或获得一个官职、职务；4.他将永远不得进入议会，也不能踏进宫廷半步。

培根在位期间共收受贿赂12320英镑，这笔钱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数字。对于这样的判决，培根自己进行了总结：“我是英格兰最近这五十年来最公正的法官。但是对我的判决却是这二百年里议会做出的最公正的判决。”他在给维力尔斯的建议中说：“法官必须是一个勇敢的人，敬畏上帝并痛恨贪婪；一个无知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好法官，而一个懦弱的人则不敢当一个好法官。”这句话也许可以解释培根为什么突然决定放弃任何辩护，看来他很高兴自己的观点获得胜利。他在致上院的悔过书中写道：“开始我应该声明，有些东西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首先，从今以后，一位法官或执法人员的伟大不应该庇护或掩盖他的罪过，这是光明世界的开始；其次，在这一案例之后，很可能法官们将会远离腐败，就像远离毒蛇一样。”

对培根的判罚并没有严格地执行。在培根的不断哀求下，罚款被分摊给其他人，伦敦塔内糟糕的囚禁生活也只延续了几天。他回到高阑城的家中，病得很重。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培根的最后五年是他一生中最黄金的时期。他终于彻底摆脱了公务的缠绕，可以全身心地为他的理想奋斗了。他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既有荣誉又有闲暇，那么可算是一种福气了。可我从来没有这种好运气；当我有荣誉的时候没有闲暇，现在有了闲暇却失去了荣誉……不过我现在渴望的是闲暇而不是闲逛……使属于我个人的生活结出果实。”

培根的闲暇很快结出了累累硕果。1621年10月，他完成了《亨利七世史》，并于1622年3月出版。这是一部政治史学著作，被誉为历史学史上的“里程碑”。在培根生命的最后几年间，他又完成了《风的历史》、《生与死的历史》、《学术的进展》拉丁文版、《论说文集》第三版、《新大西岛》以及《林木集》等。

值得一提的是，培根把流传广泛并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论说文集》的第三版题献给从他手中夺走了约克府的维力尔斯，而维力尔斯已被詹姆斯奉为白金汉公爵，成为地位最高的贵族。培根没有想到，这位比他年轻三十多岁的公爵虽然曾经是他的恩主，但因为贪婪和暴虐，几乎成为整个英国的敌人，后来竟然被人打死。

从1625年起，培根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次年初，虽然天气依然寒冷，但培根觉得自己的身体有所好转，便回到格雷公会，他希望在这里静居一段时间。有一天培根和朋友一起远足到乡下，为了一项突然想起的试验，培根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试验很成功”，培根在一封信中这样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制冷的试验，是培根梦想的通过知识控制自然的一步。为知识的进步而进行的这次试验使他的生命走向尽头，为此他感到满意。他说：“我有着类似老普林尼的命运，由于企图要观察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1626年4月9日，培根这位大哲学家停止了呼吸，终年65岁。

虽然培根有妻子，但实际上比没有妻子更糟糕。因为这位高级市政官的女儿，这位培根喜欢的“清秀女子”，只能分享他的富贵，而不能分担他的不幸。她在培根垮台之后就离开了他，培根死后不久就改嫁了。他们没有孩子。奄奄一息时的培根身边没有任何亲人陪伴，他一定感到了深深的孤独。培根在遗嘱中写道：“我希望把自己安葬在圣阿班斯附近的圣迈克尔教堂，我的母亲就葬在那里。”

培根死后，他的遗产处理权被交给了他的两位债权人。虽然他在遗嘱中为自己的仆人留下一些财产，并规定了为大学设立奖学金的数额，但他的所有财产总共价值13000英镑，而所负债务则高达23371英镑，资不抵债，因此他实际上没有留下什么财产。

最终，他的藏书流落民间，已无任何踪迹可循。他的绝大多数手稿为他忠诚的牧师劳莱博士所继承，日后进行了精心的编辑和出版，而培根的朋友威廉·波塞尔爵士所继承的那一小部分手稿后来已全部散佚。总之，培根的声名远播世界各地，而他的著作和思想则成为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与仕途上大起大落相比，培根在文学和哲学上的声名一直在稳步增长。

培根留下的著作中，主要部分基本在其生前就已经发表。除此之外，他还留下大量的手稿，有些已经完成，有些则只是未完成的片段。另外，培根的大量书信也是其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培根学问广博，因此对这些作品进行分类很难准确、精细。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文献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法律方面的著作，二是文学作品，三是哲学和科学方面的论述。

培根的职业生涯与法律密切相关，因此，他留下不少法律方面的专著。例如，《英格兰普通法要义》、《法律箴言及论法律的使用》、《英格兰检察长培根爵士对决斗的指控》，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法律提要》等。培根是一位杰出的律师和法律学家，对17世纪中叶英国的法律改革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著作对法律的抽象原理和伦理准则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成为当时英国法律改革和发展的思想资源。

在培根的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无疑是《论说文集》。《论说文集》中的文章都短小精悍，语言简练清晰，道理深刻隽永，很多说法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的格言和家喻户晓的名句。《论说文集》第一版发表于1597年，只有10篇文章；到1612年第二版，已经增加到38篇；1625年，《论说文集》的第三版已经增加到58篇文章。

除了《论说文集》，培根还有一些有关基督教、神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也可以看作其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在历史类著作中，最重要的当属《亨利七世史》。本书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清晰、生动地叙述了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以及亨利七世本人的个性。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英国历史的片段，如《亨利八世史》。在宗教方面，培根的一些作品也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培根的文学作品中，有一篇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论古人的智慧》。这本书讨论的主要是古代的神话和寓言中蕴含的智慧。培根选取了三十多个神话、寓言故事，以自己的想象、才思和人生经验，对其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解读，揭示了这些故事中蕴含的政治、宗教、伦理、科学等方面的智慧。

培根作品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哲学和科学方面的著作，这也是培根本人自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按照他自己的判断，最大的理想就是对人类的知识进行重建，并阐述帮助人类获得新知识的新方法。为了实现这一构想，培根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以“伟大的复兴”为名。因此，他所有相关的著作都以这一计划为轴心。他虽然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大学者，可是他的知识不是来自书本的，而是来自他本身的理性和见解的。他的著作《伟大的复兴》一点也不是他脑子里的无价值的空想，而是一个固定的、考虑成熟的概念，是多年辛勤探索的产物。这本书有多种稿本，都是年复一年修改过的。

培根的朋友牧师劳莱提到他见过的《伟大的复兴》的十二个稿本，也许是培根为准备此书而写就的不同的片段和篇章。实际上，所谓《伟大的复兴》并没有完成。因为按照培根本人的计划，《伟大的复兴》至少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导论，批判旧方法；二、科学的分类；三、“新工具”；四、自然史；五、理智和阶梯，研究具体的科学问题；六、为某些科学结果做出预测；七、描绘一个科学的乌托邦。1620年培根出版的《伟大的复兴》，实际上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新工具》，不过是计划的一部分。

尽管培根最终没有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但他围绕这一计划完成的几部著作对人类的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如《学术的进展》、《新工具》和《新大西岛》这几部著作，一直为人们所重视。

培根是现代思想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他对人生很多方面的看法至今还可以为人们提供有益的指导；他对旧知识的批判和对新知识的展望，为人类知识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影响了后来人类知识的进步；在哲学思想上，他被尊为现代经验论之父，是欧洲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是一位科学鼓吹者，尽管他提出的科学归纳法没有对科学的实际进程产生影响，他却被称为现代科学的精神之父。时间过去了将近四百年，但他的思想却一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焕发出耀眼的光辉。

（一）论人性。

培根是唯物主义经验论者，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感性知识是知识的基础。他强调实验科学，肯定知识的力量。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要借服从自然去征服自然。”为了支配自然，就要服从自然，只有认识自然，才能统治自然。在人性理论上，培根力图运用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去说明人性，解决人性善恶的来源问题。他很重视对人性的研究，认为人性的研究应当成为一门自身独立的科学，他的《论说文集》，主要就是研究人性等社会问题。培根主张通过观察研究人的自身的各种表现，来探讨人的本性。

培根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然的趋向善，这向善的趋势是追求幸福，达到善就是幸福。但是与性善相对的方向，是天生向恶的趋势。所以人有的性善，有的性恶；性善是人类伟大的品格，性恶是人类的溃疡、烂疮。培根说：“我所采取的关于‘善’的意义，就是旨在利人者……爱人的习惯我叫作‘善’，其天然的倾向则叫作‘性善’，这在一切德行及精神的品格中是最伟大的，因为它是上帝的特性；并且如果没有这种德行，人就成为一种忙碌的、为害的、卑贱不堪的东西，比一种虫豸好不了多少。‘善’与神学中的德行，‘仁爱’相符合……向善的倾向是在人性中印得很深的。怎样深法？这种倾向不发向人类，也要及于别的生物的……世间不仅有一种受正道指挥的为善的习惯，并且在有些人，即在本性之中，也是有一种向善的心理趋向的，如同在另一方面有一种天生的恶性一样。因为也有些人天性不关心他人的福利的。恶性中轻轻的一种趋向于暴躁、不逊、喜争或顽强等；而较深的一种则趋向于嫉妒或纯粹的毒害。这样的心性，正是人性的溃疡。”就是说，人性中有天然倾向的善性，这种德行是仁爱、利人、爱人，实行人道；人性中也有天生的恶性，这种趋向表现为暴躁、好斗、嫉妒、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培根的人性善和恶两种趋向论，是认识论的“双重真理”，是与政治上的妥协性相一致的。

培根指出，人的天性虽然对人的影响很大，可是教育、习惯却能改变人的气质，约束人的天性，主宰人的命运。人的天性力量，如果没有习惯力量的增援，那是靠不住的。因为天性的约束不如习惯有力。所以说：“习惯是人生的主宰，人就应当求得好的习惯。习惯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完美的习惯，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叫作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从早年就起始的习惯。”人从小时起，就要经过良好的教育，因为“天性中美德的繁殖是要仗着秩序井然，纪律良好的社会，这是无疑的”。国家和政府的职责是“滋养已成长的美德”。又说：“天性常常是隐而不露的，有时可以压伏，而很少能完全熄灭。压力之于天性，使它在压力减退之时更烈于前，但是习惯却真能变化气质，约束天性。”只要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终究会变成一个有德行的人。一个人只要为自己选择了正确的人生目标，就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实现了这个目标就达到了目的，变成一个有德行的人。

培根的人性理论，有其合理的因素，即他强调后天环境教育的决定作用，习惯能变化气质，约束天性，肯定知识的力量和追求幸福的合理性。这些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取精神。

（二）论人生。

培根虽然把自己一生的主要时间献给政治，但他实际上更爱哲学。在他的心灵深处，探求真理、获得真知是他最大的追求。他力图实现柏拉图“哲学王”的梦想。因此，他赞美追求真理的美德，谴责弄虚作假的罪恶。培根说：“要追求真理，要认识真理，更要信赖真理，这是人性中的最高美德。”他引用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话说：“站在高岸上遥看颠簸于大海中的航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愉快的，但是没有能比攀登于真理的高峰之上，然后俯视来路上的层层迷障、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不过，这种体验只有那些勇敢无畏的探索者才能最终享受得到。

不幸的是，不少人宁愿相信谎言和假象，也不愿意追求真理、相信真理。培根指出，因为真理会约束人们的想象，而谎言更能迎合人类某些卑劣的天性。他比喻说：“真理如同珍珠，在日光下澄澈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但人们却更喜欢红玉或钻石，因为后者能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中幻化浮光。”

尽管如此，谬误还是掩盖不了真理。培根说：无论如何，真理只接受自己的评判！对于那些谎言和种种根深蒂固的谬误，最终要受到审判！培根引用谚语说，那些欺诈的人，就像蛇一样，不配用脚走路，只配用肚皮走路！

在《论青年与老年》中，培根写道：“青年人富于直觉，而老年人则长于深思。青年人长于创造而短于思考，长于猛干而短于讨论，长于革新而短于守成。老年人的经验，引导他们熟悉旧事物，却蒙蔽他们无视新情况。青年的性格如同不羁的野马，却藐视既往，目空一切，好走极端。勇于革新而不去估量实际的条件和可能性，结果常因浮躁而改革不成。老年人则相反，议论多于决断。为了怕事后后悔，宁可事前不冒险。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青年的优点和老年的优点结合起来。老年人的经验是可贵的，那么青年人的纯真则是崇高的。”

对每一个人来说，总会由青年走向老年，并最终死去。死亡并不总是可怕的！对于那些为了某种伟大事业而跋涉的奋斗者来说，死亡是没有遗憾的歇息。正如培根所说：“死亡征服不了伟大的灵魂。”

在讨论人生中，培根对爱情与婚姻的看法并不乐观。他可能从未品尝过爱情的幸福，似乎也没有享受过家庭的天伦之乐。因此，培根把爱情和嫉妒视为人类最蛊惑人心的两种情欲，因为它们都使人丧失理智。他说：“甚至是最为骄傲的人，也甘愿在情人面前自轻自贱。”同时，在培根的眼里，“结婚成家的人，可以说对于命运之神付出了抵押品。因为家庭难免拖累事业，使人的许多抱负难以实现。”

不过，培根也不赞成独身。那些独身者“很难成为最好的公民”，“他们随时可以迁逃，所以差不多一切流窜犯都是无家者”。而且，对家庭的责任心不仅是对人类的一种约束，也是一种训练。那些独身的人“不懂得怎样去爱他人”。培根说：“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

与婚姻相比，培根把很多赞美的语言献给了友谊。他说：“夫妻之爱，使人类繁衍。朋友的爱，致人以完善。”他认为，得不到友谊的人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谊的社会只是一片繁华的沙漠。培根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友谊的奇特作用是：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分掉一半忧愁。所以友谊对于人生，真像炼金术士要寻找的那种‘点金石’。它既能使黄金加倍，又能使黑铁化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规律。在自然界中，物质通过结合得到增强。而人与人之间难道不也正可以如此吗？”

（三）论读书与实践。

要探索真理，必须要用已有的知识武装自己。因此，这就需要读书学习。培根有不少精彩的论说，如“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敏，写作则能使人精确”。又如，“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理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不仅如此，培根还告诉人们，读书学习具有医治各种精神缺陷的作用，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改善一样。如一个思维不集中的人，他可以研习数学，因为数学稍不仔细就会出错；缺乏分析判断能力的人，他可以研习形而上学，因为这门学问最讲究烦琐论证；不善于推理的人，可以研习法律案例，如此等等。这种种心灵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治疗。

但是人生短暂，人们用于读书的时间毕竟有限，因此要选择自己阅读的书籍。培根说：“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需浅尝，有些可以吞咽，只有少数需要仔细咀嚼，慢慢品味。所以，有些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需知其梗概，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通读，细读，反复读。”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因此培根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他明确地说：“读书太慢会弛惰，为装潢而读书是欺人，只按照书本办事是呆子。”他还说：“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聪明者则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智慧在于书本之外。这是技艺，不体验就学不到。”他提醒我们要运用知识，而不仅仅是背记知识，而运用的智慧则来自实践。

（四）论知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知识总是抱着轻蔑的态度，使学问受到了“耻辱和玷污”。培根指出，其主要表现有三种：宗教家的狂热和猜忌，政治家的严酷与傲慢，学者自身的错误与不成熟。

宗教家历来对知识抱有敌意，认为“渴求过多的知识是人类最初的诱惑或罪恶，它导致了人类的堕落”，而且学术昌明的时代人们“常常倾向于无神论”，而那些学者“往往成为异教徒”。

政治家则轻薄学问，认为“学问软化了人的心智，使人们不再适合军队的荣耀和锤炼”，或者“使人变得过于好奇和犹豫不决”，或者“使人变得专横和独断”、“骄傲自负”，总之，“扭曲了人的性情，使他们厌恶政府和政治”，造成了“国家的纪律松弛，使人乐于争辩而不是服从和执行”。

第三种原因来自学者们自身，他们或者地位贫贱，或者行为不当。

培根指出，以上三个方面都出自人们对学问和学者的误解。他针对宗教家的职责和政治家对学问的轻薄，分别进行了批判。至于学者们自身的地位和习性让人不快，那不是学者的错。培根指出，学者们出身贫寒，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精力主要用在增加财富上，因此没有其他人致富那么迅速”。培根说：“人们应当把财富用于求学，而不是用学问致富。”当然，学者们往往愿意离群索居，喜欢沉思默想，他们大多都不善于察言观色，不懂人情世故，但这显然不应该成为轻薄学问的理由，倒应该予以宽容和谅解。但是，培根说他“无意原谅许多学者亵渎学者的身份，肆无忌惮地做一些卑贱和恶劣的事情来”，如那些寄身的权贵“用自己的财富和笔墨，明目张胆地谄媚”，这些人“彻底败坏了学问的价值和尊严”。

培根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过失和缺陷，因而导致了人们不恰当地诋毁一切学问。他指出，在学问的研究过程中主要有三种过失：一种是虚假、细琐；一种是远离真理、没有实际价值；另一种是学者轻信或过分精巧。培根把第一种学问称为“空想的学问”或“虚假的想象”；把第二种学问称为“好辩的学问”或“无益的争辩”；把第三种学问称为“精巧的学问”或“虚荣的矫情”。

实际上，培根所批评的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当时很多学者的通病，经院学者尤其严重。

培根的时代，欧洲社会仍然处于基督教的统治之中，因此讨论知识的尊严和地位不得不讨论知识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正如培根指出的，宗教家从基督教角度贬低科学是不恰当的，科学不仅不是人类堕落的根源，它还是通向上帝的途径。培根认为，对于宗教和信仰，除了装饰和美化之外，自然科学和人类的知识还具有两个主要的责任和义务：第一，知识可以有效地促使人们赞美上帝的荣耀；第二，知识能够为信仰和错误提供非凡的救助和防治作用。“要避免犯错误，我们就要钻研我们面前的两本书，第一本是《圣经》，它揭示了上帝的意志；第二本是上帝的创造物，它显示了上帝的权能。后者是通向前者的钥匙。”

培根说，科学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上帝，在尘世中，它也有重要的价值，这方面的证据“数不胜数”。第一个证据是，人类把最高荣誉往往赋予那些“新技艺、才能和物品的发明者或者创造者”，他们都被尊为神明，如科瑞斯（谷物女神）、巴克斯（酒神）、墨丘利（司商业、智巧、手工技艺之神）、阿波罗等，而那些国家的建立者、制定法典者、铲除暴君者不过被授予伟大或半神的尊号。因为相比之下，后者的恩泽只是限于某个国家和时代，而前者的恩泽则普及全人类和整个时代。

知识的另一种价值是“它可以抑制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弥补人天性上的缺陷，这种功效比起前一种价值来一点也不逊色”。培根举了很多著名的例子，来证明博学君主的统治会带来太平盛世，如博学的罗马皇帝涅尔瓦、卓越的学者皇帝安东尼·庇护等，当然，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大帝以及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等。

学问不仅对帝业和武功有益，“对个人的道德和品性也有很大益处”。培根说：“学问可以消除轻浮、鲁莽、傲慢，因为它可以向人们提示所有可疑和困难的地方，让人们根据正反两方面的条件做出均衡的估量，而不是轻易接受首先想到的主意或不切实际的观念。学问要求对于所有的事物都是认真核查，反复尝试，再做结论。此外，学问可以免除人们心中虚假的羡慕，这是人们软弱的根源。学问可以消除或减轻人们对死亡和厄运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提升品德的最大障碍之一。”

在论述了知识的尊严与价值的同时，培根还提出了可有效增进知识的措施，对知识进行了分类，确定了人类知识领域的宏伟规划，展示出培根令人吃惊的渊博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

（五）论科学哲学。

培根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对旧哲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这是促成培根决心在知识领域内进行革新的最重要、最持久的动力。在他制订的“伟大的复兴”计划里，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旧的知识传统进行破坏性的批判。对于传统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培根曾经在一些笔记中谈到如何进行这些题材的写作，首先一点是“在这种性质的论文中要有更大的信心和权威感”；其次是“以轻视的态度论述希腊人的哲学”，即去掉古人权威性的光环。在1603年至1620年间，他写作了十余篇相关题材的文章。

在《新工具》一文中，培根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了集中的评价。他说：“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纯粹的自然哲学，所有的都是被点染过并被败坏了的：在亚里士多德学派那里，它是被逻辑所点染所破坏；在柏拉图学派那里，它是被神学所点染所破坏；在后期柏拉图学派如普罗克拉斯及其他诸人那里，它又被数学——那是只图给予自然哲学以确切性，而并不图生发它或产生它——所点染所破坏。”

培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实际上只是逻辑学，以逻辑学败坏了自然哲学，而柏拉图则是以神学败坏了自然哲学，其造成的坏影响较亚里士多德更甚。

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近代的权威地位使得他们成为培根批评的主要靶子，实际上，培根对很多希腊的哲学家都提出了批评。如他批评苏格拉底把哲学从自然哲学上移开；批评毕达哥拉斯学派“把哲学和一种粗糙的、较笨重的迷信联结在一起”，指责希波克拉底是“瞎吹乱夸的人”，说“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经验，但却什么都看不到”，责备盖伦“抛弃了经验的道路”，“杜撰了无根据的因果关系理论”，等等。

培根对经院哲学的批判同样激烈，指责“内容空洞”，不过是些“荒谬的争论”、“空洞的问题”。

因此，培根认为，要把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传统都要勇敢地抛弃，要想得到真理，创造新的知识，哲学必须展开一场革命。他说：“我们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

为此，培根提出了新的科学方法论——新归纳法。

培根的《新大西岛》发表后，哲学家波普称培根为“新的工业和科学社会的预言者”。

总起来看，培根是个十分矛盾的人物。卑劣的人格，伟大的思想，二者竟归于一身。

因此，几百年来，培根阿谀逢迎、攀龙附凤、贪赃受贿的人格总是遭人诟病；而同时，培根的著作流传至今，其闪耀着理性光辉的思想代代传承。今天，我们应该把培根做人的教训引为借鉴，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有道德的人，同时要认真研读他的著作，理解他的思想观念，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让“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永远激励着我们。